军备控制核查是收集、评估和解读信息,以判断各国是否履行军备控制承诺的过程。这些承诺可能限制武器的数量、特性、生产、部署、试验、转让或使用,也可能要求通过裁军消除武器。核查将技术观测与商定的法律程序相结合,明确必须报告或观测哪些事项、谁可以审查证据,以及如何处理不符之处。核查的目的通常是提供足够的信心,确保能够及时发现重大违约行为,以便作出适当回应,而不是证明任何违约行为都不可能发生。
核查、监测与履约评估
核查、监测与履约评估虽然密切相关,却是不同的活动。
- 监测:收集有关物项、设施、材料或活动的信息。
- 核查:依据商定的义务、申报和程序评估这些信息。
- 履约评估:判断证据是否足以认定义务已得到履行或遭到违反。
各制度下的职责划分有所不同。国际视察机构可能负责报告技术调查结果,而由缔约国或理事机构正式认定是否存在不履约行为。有些协定则更明确地授权有关组织作出与履约有关的结论。
核查也不同于执行。视察可能确认存在不符之处,但并不自动触发处罚。根据具体协定及适用的国际法,应对措施可以包括要求澄清、采取纠正措施、开展磋商、暂停合作或实施国际制裁。
因此,相关标准取决于具体协定。为清点已部署导弹发射装置而设计的系统,未必能够确定库存弹头的数量;证明某个已申报设施符合规定的证据,本身也不能证明不存在未申报设施。
法律与制度基础
核查安排通常源自条约、其议定书和附件,或相关执行协定。这些文书规定核查对象、缔约方必须提供的信息,以及视察员可以获得的准入权限。
常见条款涉及:
- 定义和计数规则;
- 初始申报与后续通报;
- 视察地点、配额、通知期限和程序;
- 获准使用的仪器与采样方法;
- 机密信息的保护;
- 视察员的特权与豁免;
- 磋商与争端解决程序。
明确的定义至关重要。协定可能以导弹、发射装置、飞机、弹头或生产设施作为基本计数单位。计数规则可能有意采用商定的归算方式,而非直接测量每一件实物。核查必须适用这些规则,而不能以另一种对军事能力的理解来取代它们。
视察权体现了透明度与主权之间经谈判达成的平衡。缔约方授权的是特定形式的准入,通常并不允许不受限制地接触所有军事或工业活动。保密规则也保护与协定无关的信息,包括商业秘密和敏感的武器设计信息。
核查安排可以是双边的、多边的,也可以由国际组织管理。双边体系往往将本国监测、相互视察和联合协商委员会结合起来。多边体系则可能采用常设视察机构、共同的报告标准和集体决策机构。
主要方法
有效的核查通常结合多种方法,因为每种方法提供的证据类型各不相同。
申报与通报
各国可能需要申报武器库存、设施位置、生产历史、材料持有量或计划开展的活动。当装备转移、设施状态改变或发生特定军事活动时,须通过通报更新这些申报。
申报为比较提供了基准。其准确性可以通过视察、记录、测量和独立获取的信息加以核对。这里的一个核心区别,是核对申报信息的正确性与确认其完整性并非一回事:确认清单所列物项,并不等于排除了未申报物项的存在。
国家技术手段
国家核查技术手段是由国家控制、用于获取与协定有关信息的监测能力,可包括侦察卫星、雷达、电子传感器及其他远程信息收集系统。
一些军备控制条约明确保护符合国际法的国家技术手段的使用,并禁止对其进行干扰。这种保护并不构成开展任何情报活动的一般性权利。
远程观测无需进入有关领土,就能发现大型设施、部署、建设以及某些试验活动。其局限包括隐蔽行为、天气或传感器条件的限制、难以明确判读的特征,以及难以观测小规模活动或室内活动。
现场视察
视察允许直接检查装备、设施、记录或材料。根据具体协定,视察可能包括:
- 为确认初始申报而进行的基准视察;
- 对已申报设施进行的例行视察;
- 为减少隐蔽机会而进行的短期通知视察;
- 对销毁或改装活动进行的视察;
- 为调查特定疑虑而进行的特别视察或质疑性视察。
视察的有效性取决于准入权限、时间安排、视察员的专业能力、设备,以及将观测结果与其他证据相互比较的能力。一次视察只是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状况的抽样,并不一定能持续反映所有活动。
测量、采样与衡算
技术核查可涉及辐射测量、化学分析、环境采样、封记、监视摄像机和物项识别。仪器需要进行校准,解读结果时则必须考虑测量不确定度。
材料衡算对记录中的投入量、产出量、库存量和损耗量进行比较。差异可能源于测量局限、操作惯例、记录错误或转用。因此,无法解释的差异是一项需要评估的发现,并不自动构成违约证据。
样品和记录还需要有文件记载的证据保管链,以便在收集、运输、分析和报告的全过程中确认其身份与完整性。
持续监测与信息整合
一些安排使用封记、远程传感器、监视设备,或在指定设施的出入口实施监测。这些措施有助于持续掌握某一物项的情况,或发现两次视察之间发生的变化。
核查分析人员将这些信息与申报、视察报告、影像及其他获准来源的信息相结合。独立来源之间相互印证,可以增强结论的可信度;相互矛盾的信息则可能表明需要进一步调查。
发展与主要应用
核军备限制
冷战期间,卫星观测成为美国与苏联之间相关协定的核心手段。1972年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纳入了有关国家技术手段及不得干扰这些手段的条款。
1987年的《中程核力量条约》为消除一整类陆基导弹建立了广泛的现场视察安排。1991年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申报、通报、视察和国家技术手段结合起来,用于核查战略运载系统及按条约规则归算的相关弹头是否符合限额。
核武器核查面临特殊困难。运载工具可能体积较大,能够从外部观测;单枚弹头则较小,并包含高度敏感的设计信息。既要确认某个物体确实是弹头,又要保护机密信息,所需技术不同于清点发射装置或观测导弹销毁过程的技术。
核不扩散保障监督
国际原子能机构依据与各国签订的协定实施核保障监督。保障监督与军备控制核查密切相关,但具有不同的任务:核实有关和平利用核材料,以及不将核材料转用于被禁止用途的承诺。
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承诺,对和平核活动中的有关核材料接受保障监督。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与附加议定书对申报、信息提供及准入作出了不同组合的规定。
保障监督体系体现了核实已申报材料,与就不存在未申报核材料和核活动作出更广泛结论之间的区别。能够作出何种结论,取决于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和已开展的核查工作。
化学武器
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建立了由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管理的多边核查体系。
其安排涵盖已申报的化学武器及销毁设施,以及特定的化学工业活动。由于许多相关化学品、设施和生产技术都有和平用途,核查必须区分被禁止的活动与合法的工业用途。
公约还规定了质疑性视察,以澄清和解决对可能存在的不履约行为的疑虑。相关程序包括保护与公约无关信息的措施。
核试验与生物武器
1996年开放供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规定建立一套核查制度,将地震、水声、次声和放射性核素监测与磋商程序及现场视察相结合。该条约尚未生效。其监测系统提供有关可能发生的核爆炸的信息,而条约规定的现场视察机制则有待条约生效后才能实施。
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没有常设核查组织,也没有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相当的全面例行视察体系。其执行措施包括建立信任的信息交流与磋商程序。
生物领域的核查尤为困难,因为相关设施和设备可能规模很小、能够迅速改作他用,并广泛用于合法的研究和生产。仅凭科学和技术观测,可能无法确定一项活动是否具有被禁止的目的。
信心、不确定性与局限
评估核查体系时,需要考察它能够发现哪些违约行为、发现速度有多快,以及能够以多大把握解读证据。核查体系既要应对漏检违约行为的问题,也要应对错误显示不履约的情况。
探测要求取决于具体承诺。具有战略意义的超额部署,可能比小规模未申报库存更容易观测;而生产活动则可能留下在活动停止后仍可探测的证据。条约定义、被禁止活动的规模以及可用于作出回应的时间,共同决定了所需的核查体系。
常见局限包括:
- **隐蔽与欺骗:**被禁止的活动可能被隐藏,或被伪装成获准活动。
- **两用性带来的模糊性:**设备和材料可能兼具民用与军用用途。
- **准入不完整:**视察员可能无权检查特定地点、记录或活动。
- **连续性中断:**监视空档或封记破损可能削弱对物项身份或状态的信心。
- **制度运行受阻:**准入争端、经费中断或合作暂停,都可能降低核查的有效性。
- **解释分歧:**缔约方可能对观测结果没有异议,却对其在条约下的含义存在分歧。
受控准入程序有助于协调视察目标与保密需求。此类程序可以允许遮盖无关设备、限制摄影或提供替代证据等措施。只有在视察员仍能获得足够信息以完成视察任务的前提下,这些保护措施才有意义。
核查既不完全依赖信任,也不能消除政治判断的必要性。其实际作用在于,使相关行为更易于观测,提供有章可循的方式来消除不确定性,并提高隐瞒重大违约行为的难度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