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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政治、军事与国际关系 / biological-weapons-convention · 作品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并规定销毁此类武器、开展生物领域和平合作及防止扩散的国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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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是一项多边条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获取和保有生物及毒素武器。其全称为《禁止发展、生产及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公约于1972年4月10日开放供签署,1975年3月26日生效,是首项禁止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多边裁军条约。公约确立了范围广泛的禁令,同时允许将生物材料和设备用于预防、防护及其他和平目的。

历史发展

公约是在早期限制化学战和生物战的努力基础上形成的。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和细菌作战方法,但并未全面禁止相关武器的发展、生产或持有。一些国家还就报复性使用作出了保留。

冷战期间,各方通过谈判寻求弥补这些缺漏。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最初被一并考虑,但单独谈判一项生物武器条约的提议逐渐获得支持。1969年,美国宣布放弃进攻性生物战,并终止其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1971年,各方就生物武器条约文本达成一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予以推荐。

公约于1972年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开放供签署。英国、苏联和美国为最初的保存国政府;俄罗斯联邦随后承接了苏联的保存国职责。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于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两项条约共同构成禁止生物、毒素及化学武器的国际法律框架的核心部分,但两者的制度安排存在显著差异。

禁止范围

生物制剂、毒素与武器

第一条要求每一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发展、生产、储存、以其他方式获取或保有:

  • 在种类和数量上无法以预防、防护或其他和平目的加以正当解释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及毒素,无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为何。
  • 为将上述制剂或毒素用于敌对目的或武装冲突而设计的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

生物武器利用生物制剂或毒素造成伤害,其潜在目标包括人类、动物和植物。毒素是生物体产生的有毒物质,但通过其他方法制造的毒素也在公约涵盖范围之内。

禁令并不限于一份列有特定生物或物质名称的清单。它涵盖天然存在和经人工改造的制剂,以及通过任何方法生产的毒素。

通用目的标准

公约的核心区分在于被禁止的目的与具有正当理由的和平活动,而不在于具体材料。这种做法通常称为通用目的标准。

持有致病生物本身并不表明违反公约。诊断、疫苗研发或防护研究可能需要使用这类生物。持有行为是否符合条约,取决于活动的目的,以及所涉及的种类和数量是否可由该目的合理解释。

这一标准使禁令能够随着科学发展而持续适用。遗传学或合成生物学的进步所带来的新制剂,并不会仅因在条约谈判时尚不为人所知,就被排除在公约范围之外。

生物武器的使用

公约原有实质性条款的第一条并未单独列出“使用”。尽管如此,缔约国已通过审议大会反复确认,公约实际上禁止使用生物或毒素武器:此类使用与公约对用于敌对目的的制剂和武器所作的禁止规定不相容。《日内瓦议定书》和适用的国际人道法还规定了其他法律禁令。

主要义务

公约共包含15条。除核心禁令外,还规定了涉及销毁、转让、国内履约、协商、援助及和平合作的义务。

条款 主要内容
第二条 最迟在公约对有关国家生效后九个月内,销毁被禁止的制剂、毒素、武器、设备和运载系统,或将其转用于和平目的
第三条 禁止转让被禁止的物项,也不得协助、鼓励或诱使他人制造或获取这些物项
第四条 采取必要的国家措施,禁止和防止在本国领土内、管辖或控制下进行被禁止的活动
第五条 通过协商与合作,解决涉及公约宗旨或适用的问题
第六条 就涉嫌违反公约的行为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
第七条 在符合该条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向因违反公约的行为而面临危险的缔约国提供援助
第十条 和平交换生物材料、设备及科学技术信息,并开展和平应用方面的合作

第四条由各国自行制定适当的国内措施。这些措施可包括立法、刑事处罚、出口管制以及对相关活动的监督安排。条约并未规定统一的国家行政管理模式。

第十条承认生物科学技术和平应用带来的益处,要求在履约时避免妨碍和平的经济或技术发展以及国际合作。该条与敏感材料和设备转让限制之间的关系,是缔约国反复讨论的议题。

机构与审议进程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未设立类似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国际核查机构。公约的运作依靠缔约国会议、审议大会、国家履约措施,以及一个规模较小的国际支助机构。

审议大会

审议大会评估公约的实施情况,审查相关科学技术发展,并可就进一步的共识或实际措施达成一致。历届大会对公约范围、国家履约及合作等问题作出了更详尽的解释。

在审议大会之间,各国通过组织会议和工作方案来研究具体问题。这些会议和方案的授权范围与形式由缔约国确定,而非由原始条约作出详细规定。

2022年第九次审议大会设立了加强公约工作组,其审议事项包括遵约与核查、国际合作、科学技术发展及制度安排。

履约支助股

2006年第六次审议大会设立了履约支助股,置于联合国裁军事务厅日内瓦办事机构内。该股为会议提供支助,协助开展建立信任措施,促进沟通,并支持扩大条约成员范围和加强国家履约的工作。

履约支助股不是视察机构,也无权独立调查涉嫌开展的武器计划。

建立信任措施

缔约国于1986年引入建立信任措施,1991年加以扩充,之后又作了修订。这些措施包括每年就相关研究设施、生物防御计划、异常疾病暴发、国内法律和疫苗生产设施等事项交换信息。

其目的是提高透明度、减少误解。这些措施并不构成核查制度:各国的参与情况和所提交资料的完整程度不一,而且并不通过条约授权的视察对信息进行例行核实。

遵约与核查

公约在制度上最突出的局限,是缺乏一套各方商定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机制。

协商与申诉

根据第五条,缔约国可通过协商与合作处理有关遵约的关切。商定程序允许召开正式协商会议。

第六条允许缔约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附有证据的申诉。缔约国承诺配合安理会发起的任何调查。这一机制在安理会的政治和程序框架内运作,包括受实质性决定表决规则的约束。

联合国秘书长调查涉嫌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事件的机制是一项单独安排,并非《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视察制度。

核查议定书的谈判努力

20世纪90年代,缔约国就一项拟议中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开展谈判,旨在通过申报及其他与遵约有关的措施加强公约。谈判于2001年未能达成协议。主要分歧在于拟议措施能否可靠地发现被禁止的活动,以及这些措施将如何保护敏感的商业和国家安全信息。

根本困难在于生物科学的两用性质。用于合法研究或生产的设施和设备,也可能与被禁止的活动有关。因此,核查不能仅限于识别特定材料,还必须评估活动及其目的,并将合法工作与武器研制区分开来。

这一困难并不意味着无法评估遵约情况,但它使制定可靠、适度且能被广泛接受的程序变得更加复杂。

和平科学、公共卫生与安全

公约与公共卫生、农业保护、实验室安全和科研治理等领域有所交叉,但并不取代这些领域。公共卫生体系主要负责预防、发现和应对疾病,无论其来源如何;《禁止生物武器公约》针对的则是蓄意将生物学用于敌对目的的行为。

与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合作,可以支持建设既能应对自然疫情、又能应对蓄意生物事件的能力。然而,仅凭疾病暴发本身,并不能认定存在违反条约的行为。要确定某一事件是否由被禁止的活动引起,需要有关其起源及相关行为的证据。

科学发展既带来益处,也带来治理挑战。更快捷的生物设计和对生物体更深入的认识,能够推动医学与农业进步,同时也引发有关滥用的问题。因此,《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的讨论,除传统的军备控制问题外,还涉及科学审查、教育、负责任的研究以及国家监督。

与其他国际规则的关系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更广泛的国际法体系的一部分,而非一套独立完备的执行机制。

《日内瓦议定书》针对战时使用,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则将禁令扩展到为敌对目的而发展、生产、获取和持有相关武器及材料。《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在毒素方面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适用范围有所重叠:一种物质即使来源于生物,只要用于被禁止的目的,就仍受化学武器禁令约束。

2004年通过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540号决议另行要求各国采取措施,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取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及相关材料。该决议补充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既未修订公约,也未设立公约核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