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是受国际法支配的协议,国家或其他具备相应国际法律能力的实体通过条约确立具有约束力的权利与义务。条约所规范的事项十分广泛,从边界、外交关系和邮政服务,到贸易、环境保护、人权和集体安全,无所不包。在没有统一的世界立法机关的情况下,条约是组织国际合作的主要手段之一。
现代条约法最主要的成文表述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该公约于1969年通过,自1980年1月27日起生效。公约对条约的定义涵盖国家间缔结的书面协议,无论其载于一份文书还是数份相互关联的文书,也无论其具体名称为何。国际协议这一更广泛的类别还包括涉及国际组织的协议,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口头协议。公约所载的许多规则反映了国际习惯法,因此其意义并不限于公约的正式缔约方。
条约以同意为基础,但其法律运作并不能简单归结为通常的协商谈判。谁有权缔结条约、同意何时具有约束力、保留如何影响条约参与、条约文本应如何解释,以及义务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变更或终止,都由相关规则确定。条约的实效还取决于国内实施、国际机构、核查机制以及应对不履约行为的程序。
法律性质与适用范围
条约与政治承诺的区别在于,参与方有意创设国际法上的义务。文书的名称并非决定性因素:称为公约、盟约、议定书、宪章、换文或谅解备忘录的文书,都可能构成条约。反之,即使某份文件被称为“协定”,如果其措辞、相关情形及参与方的意图表明它不具有约束力,它也可能不具约束力。判断一份文书是否具有约束力,应着眼于文书整体,而不能仅凭某个名称或是否有签署。
条约还须与受国内法调整的协议相区分。一国向外国公司采购设备的合同,通常属于另一种法律范畴,即便该交易具有国际重要性。这一区别会影响法律适用、解释、救济及争端解决。不过,条约也可以规范私人交易:1980年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确立了适用于符合条件的销售合同的实体规则。该公约是国家之间的条约,而各份销售合同本身并不是条约。
条约的缔约方通常是主权国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条规定,每个国家都有缔结条约的能力。国际组织也可以在其法定权限范围内缔结协定。例如,联合国会缔结总部协定以及有关特派团运作的协定。1986年通过的另一部维也纳公约专门规范涉及国际组织的条约,但尚未生效。联邦组成单位的缔约能力,则取决于相关宪法安排及适用的国际规则。
条约通常约束其缔约方,而非所有国家。根据通常以拉丁语 pacta tertiis 表述的“条约不及第三国”原则,未经第三国同意,条约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为第三国创设义务和创设权利的条件作了区分:义务须经第三国以书面形式明示接受;而对于赋予第三国利益的权利,在特定情形下可以推定该国同意。不过,如果某项条约规则独立发展为习惯国际法,它仍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约束力。
条约在结构和目的上也有所不同。双边条约有两个缔约方,多边条约则有数个或众多缔约方。有些条约确立互惠安排,例如运输或税收方面的安排;另一些则设立机构或保护集体利益。联合国宪章既是一项条约,也是一份国际组织的组织章程。人权公约规定国家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所负的义务,而不只是让各国政府相互交换对等利益。这些差异会影响保留、监督、救济以及违约的后果。
历史发展与编纂
条约的缔结早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形成。古代近东的统治者通过协议安排结盟、朝贡、和平及王朝关系。其中一个保存尤为完好的例子,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于公元前1259年左右缔结的和平协议。该协议的埃及文本和赫梯文本均留存至今,表明权威文本、相互承诺以及维持和平关系的程序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要。古代协议往往援引宗教惩戒、誓言或神明见证,以促使各方履约。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君主、城市、同盟及其他政治当局之间也会缔结协议,而这些主体的法律地位并不能与当代的国家地位完全对应。婚姻协定、商业特权、军事同盟及和平文书的内容可能相互交织。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常被视为欧洲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但它并非在某一时刻一举建立了整个现代国际体系。条约实践历经数百年逐渐演变,与人们对主权、外交代表制度和领土管辖权的认识变化相伴而行。
19世纪,大型会议和多边公约变得日益重要。1814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调整了欧洲政治秩序的若干方面,此后的协议则涉及航运、通信和技术标准等领域。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开启了现代以条约为基础保护伤兵的发展进程。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会议制定了有关和平解决争端及作战行为的公约。因此,条约不仅成为解决特定争端的工具,也成为确立持续性规则、适用于多种关系的手段。
条约史也包括在帝国统治和谈判力量不对等的条件下缔结的协议。这些文书强行规定领土割让、治外法权特权,或对政府权力施加限制。对待此类文书,需要考察当时适用的法律、缔结时的情势,以及后续协议或法律发展。现行条约法对胁迫已有明确规定,但不能不考虑法律变迁在时间上的适用界限,就简单地将现代规则追溯适用于过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针对人们对秘密外交的担忧,推动条约的登记和公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开始对条约法进行系统性研究。詹姆斯·布赖尔利、赫希·劳特派特、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和汉弗莱·沃尔多克等历任特别报告员均为这一进程作出了贡献。最终形成的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既编纂了既有习惯规则,也推动了法律的逐渐发展。第4条规定,该公约作为条约,仅适用于其对有关国家生效后缔结的协议,同时不影响依国际法具有约束力的规则独立适用。
谈判、同意与生效
条约的缔结通常始于谈判,但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程序。两个国家可以通过交换外交照会缔结条约,而一项重要的多边公约则可能需要历经数年的筹备会议,并召开外交会议。代表们会讨论实质性义务、机构安排、经费筹措、争端解决以及最后条款。最后条款具有重要的法律效力:它们决定哪些主体可以参加、如何表示同意、条约何时开始生效,以及日后如何作出修改。
代表通常需要持有“全权证书”,即授权其实施特定缔约行为的适当文件。某些公职人员则基于其职务而具有相应权限。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无须出具全权证书,即可实施与缔结条约有关的一切行为。其他代表依其身份被推定享有的权限则较为有限。条约文本的通过,确立各方议定的文本;文本的认证,则确认该文本为定本。在国际会议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除非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以三分之二多数决定采用其他规则,否则通过条约文本须获得同样的三分之二多数。
同意承受条约约束,可以通过签署、交换文书、批准、接受、核准、加入或其他议定方式表示。签署有时即表示同意承受约束;在其他情况下,签署仅用于认证文本,随后还须批准。国际层面的批准不同于国内核准程序:它是国家确立其同意承受约束的国际行为,通常通过交存批准书完成。加入则使未曾签署条约的国家能够依照条约规定的条件成为缔约方。
生效是另一个问题。条约可以要求达到特定的批准数量、某些指定国家参加、经过一段等待期,或同时满足若干条件。《罗马规约》在所要求的六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完毕,并经过规定期限后,于2002年7月1日生效。对于后来加入的国家,已经生效的条约通常会另行确定对该国的生效日期。临时适用则可使各方议定的条款在条约正式生效之前得到适用。
须经批准的签署并非不具有法律意义。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十八条,签署国在明确表示无意成为缔约方之前,必须避免采取足以损害条约目的及宗旨的行为。在国家已表示同意承受条约约束、但条约尚未生效期间,也适用类似义务,前提是条约的生效未遭无故拖延。保存机关——通常由联合国秘书长担任——负责接收文书、转发通知和保存记录。其行政职能通常不包括解决有关一国法律立场是否有效的实质性争端。
保留与差异化参与
保留是指一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条约时作出的单方面声明,意在排除或修改条约某些规定对该国适用时的法律效果。判断一项声明是否构成保留,实质比名称更重要。名为“解释性声明”的声明,如果实际上意在改变法律义务,也可能构成保留。相比之下,真正的解释性声明只是阐明对条文含义的理解,不一定以修改条约规定作为参与条约的条件。
保留使各国能够在接受大部分义务的同时排除特定规定,从而促进多边条约的广泛参与。但保留也造成了普遍性与完整性之间的张力:参与范围的扩大,可能以各方承担的义务不一致为代价。双边条约的运作方式则有所不同。对双边协定提出的所谓保留,通常相当于一项修改条款的提议,需要得到另一方的同意,而不会形成多边条约保留所特有的差异化关系网络。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允许提出保留,但下列情况除外:条约禁止保留;条约仅允许提出特定保留,而拟议的保留不在其列;或者该项保留不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有些条约完全排除保留。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原则上禁止保留,除非有明文准许,但允许作出不意在排除或修改公约法律效果的声明。另一些条约则明确列出可以或不可以提出保留的条款。
接受和反对决定了可允许的保留所产生的许多关系。在接受保留的国家与提出保留的国家之间,相关规定通常按照该项保留修改后的内容适用。反对保留并不自动阻止条约在两国之间生效;反对国必须明确表示阻止生效的意图。如果尽管存在反对,两国之间仍维持条约关系,则有关规定在保留所涉及的范围内不适用于两国之间。对于某些参与国数量有限的条约以及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则适用特别规则。
人权条约引发的问题尤为棘手,因为其义务旨在保护个人,而不只是维护国家间的对等利益。国际法院在1951年关于对《灭绝种族罪公约》提出保留的咨询意见中,探讨了保留是否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的问题。后来的实践又引出了新的问题:谁有权认定保留无效,以及提出保留的国家是否仍须受条约约束,却不能享有该项保留的利益。条约机构、法院和各国采取的做法并不完全一致。国际法委员会2011年通过的《条约保留实践指南》提供了详细指导,但其本身并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条约。
条约解释及法律规则之间的关系
条约解释旨在结合相关法律背景,确定条约义务的含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了一般规则:条约应依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其用语在上下文中的通常含义,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加以解释。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性的解释过程。解释不限于查明词典释义,但援引宽泛的目的,也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各方议定的文本。
上下文包括条约正文、序言和附件,以及与条约缔结有关的特定协议和文书。解释者还必须考虑缔约方后来就条约解释或适用达成的协议、确立缔约方共同理解的嗣后惯例,以及适用于缔约方之间的相关国际法规则。并非所有后来的声明或个别实践都符合这些条件。如果能够确定缔约方有意赋予某一用语特殊含义,就应赋予其该含义。
第32条允许借助补充解释资料,包括条约的准备工作及缔结时的情况,以确认依第31条得出的含义,或消除含义不明、晦涩难解的情形,或避免明显荒谬或不合理的结果。谈判记录有助于阐明各方作出的妥协,但记录可能并不完整,也可能载有已遭否决的提案。因此,法院会区分反映共同理解的证据与个别谈判者的单方面偏好。不同条约制度可能侧重解释过程中的不同方面,但并不因此脱离基本解释框架。
多语种条约还带来另一层问题。根据第33条,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或缔约方另有约定,各经认证的语文文本原则上具有同等效力。各作准文本中的用语被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如果比较后发现文本之间存在差异,且通常的解释方法无法消除这种差异,就应参照条约的目的和宗旨,采用最能调和各文本的含义。这是一个协调文本含义的法律过程,而非简单地选择看起来最方便的译文。
条约解释也与其他法律规则相互关联。《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规定,宪章义务优先于其他国际协定中与之冲突的义务。一般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通常称为强行法(jus cogens),不得通过条约予以排除。对于就同一事项先后缔结的条约,第30条规定了相关规则,其具体适用取决于条约条款及所涉缔约方。特别法优先或后约优先等原则可能有助于分析,但并不存在任何一项新条约都自动优先于所有先前义务的普遍规则。条约也可以与习惯法并存;条约终止,并不必然消灭依据习惯法独立具有约束力的义务。
国内批准与实施
在国际层面表示同意与在国内产生法律效力,两者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宪法可以将缔约权分配给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组成单位或全体选民。这些安排决定了在国家内部,谁有权批准或审查本国参与条约的行为。国际法通常认为,无论一国如何划分内部权限,该国都有责任履行其条约义务。政府更迭通常不会使国家免于履行已对其具有约束力的协定。
各国国内法律制度对于条约如何在本国法院获得执行效力,规定各不相同。传统上,“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区分概括了两种相对的处理方式,但实际制度往往兼具两者的特点。在一些制度下,依法缔结的条约无需另行制定实施法律,即可进入国内法律体系。在另一些制度下,则需要通过立法,将条约规定转化为可在国内执行的规则。即便条约构成国内法的一部分,其相对于宪法、普通法律或其他法律渊源的效力位阶也可能有所不同。
在美国,宪法规定的缔约程序涉及总统的行动,以及出席参议员中三分之二的建议与同意。国际协定也可以通过宪法认可的其他安排缔结,包括国会—行政协定。最高法条款将依美国权力缔结的条约列为全国最高法律的一部分,但法院会区分可直接适用的条款与需要实施立法的条款。因此,存在国际义务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确定个人是否能够在国内获得某项具体的司法救济。
在英国,缔结条约通常属于王室特权的范围,但受到成文法的约束。《2010年宪法改革与治理法》为许多条约确立了批准前的议会审查程序。条约不会仅因缔结就改变国内法;如果实施条约需要作出此类改变,就必须通过立法。《1998年人权法》体现了通过立法将欧洲人权公约中的特定权利纳入国内法的做法,同时保留了该公约在国际层面的运作与国内成文法安排之间的区别。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规定,缔约方不得援引其国内法作为不履行条约的理由。第46条就同意受条约约束的问题承认了一项范围狭窄的例外:只有当违反国内法有关缔约权限的情形显而易见,且涉及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规则时,国家才可援引这种违反。行政困难、预算短缺或后来制定的法律,通常都不符合这一标准。有效实施条约可能需要设立刑事罪名、设置监管机关、建立数据系统、提供资金以及确立司法救济。联邦制安排可能使落实工作更加复杂,但国际责任仍由国家承担。
制度功能与实体领域
条约具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往往相互交叠。和平条约可以终止敌对行动、划定边界、规定赔偿并设立监督机构。商贸条约可以降低关税、确立投资保护机制或协调标准。技术性协定则规范民用航空、电信和邮政往来等事务。这类协定的重要性往往在于使日常协调有章可循,而非促成引人注目的外交事件。附件、附表和技术标准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主要条款。
组织章程性条约设立国际组织,并在其各机关之间分配职权。《联合国宪章》赋予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及其他主要机关不同的职能。在欧洲,一系列条约逐步形成了如今与欧洲联盟相联系的制度与法律秩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1992年签署,1993年生效,成立了欧洲联盟,并推进了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组织章程性文件仍属条约,但其所建立的机构持续运作,可能推动法律发展,使其远远超出最初谈判的范围。
人权条约阐明相关标准,并设立各种形式的国际监督机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于1966年通过,1976年生效,其实施情况由人权事务委员会监督。国际人道主义条约规范武装冲突,尤以1949年的四部《日内瓦公约》为代表。国际刑事条约可以设立机构并规定合作义务:《罗马规约》设立了国际刑事法院,其管辖权依规约规定的条件行使,并不对全世界的一切犯罪享有普遍管辖权。
环境条约往往依据不断更新的科学信息来组织合作。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一个框架,此后又通过其他文书和决定加以发展。2015年的《巴黎协定》将国家自主贡献与编制、通报、报告和审评方面的义务相结合。不同条款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将所有明示的政策目标一概视为必须实现规定结果的同等义务,并不准确。生物多样性和野生生物协定同样将实质性承诺与报告程序及机构运作程序结合起来。
安全条约可以建立联盟、限制武器或授权核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68年开放供签署,1970年生效,涉及不扩散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以及裁军。《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于1997年生效,将禁止性规定与申报、视察及履约组织相结合。这些条约机制体现了制度设计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难题:义务必须足够明确,能够指导行为,同时还须设置相应程序,以发现不履约行为、保护正当的保密信息,并应对技术变化。
修正、无效、停止施行与终止
条约可以通过正式修正、补充议定书或原有条款规定的程序加以变更。修正通常须经协议,但多边条约可以规定表决规则,以及确定哪些缔约方受修正案约束的条件。仅在部分缔约方之间修改条约受到更严格的限制:不得损害其他缔约方的权利,也不得妨碍条约目的和宗旨的有效实现。条约解释和有关机构的决定可以澄清义务,但不应自动被视为具有改写协议的权限。
无效涉及影响条约本身或一国同意的瑕疵。《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错误、欺诈、对代表的贿赂以及胁迫作出了规定。这些事由有明确范围,并受相应条件限制;仅仅因为协议条件不利,或后来出现政治分歧,并不足以构成无效事由。如果条约是以违反《联合国宪章》所体现原则的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促成缔结的,该条约即属无效。条约在缔结时若与现行强行法规范相抵触,也属无效。如果出现新的强行法规范,与之相抵触的现行条约依第64条即告无效并终止。
条约的终止和退出通常依照条约本身的规定,或经全体缔约方同意进行。有些条约允许缔约方在发出通知并经过一段等待期后退出;另一些则没有明文规定退出条款。根据第56条,未规定终止或退出的条约,一般不得由缔约方单方面退出,除非缔约方原本有意允许这种可能性,或根据条约性质可推定存在退出权。适用这一例外时,至少须提前十二个月发出通知。因此,一国政府宣布退出,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在法律上享有立即退出的权利。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还承认重大违约、嗣后履行不能以及情势根本变更等适用范围有限的事由。重大违约是指未经公约允许而否认条约,或违反对实现条约目的或宗旨至关重要的条款。重大违约对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产生的后果有所不同。人道主义条约中有关人身保护的条款,尤其是禁止对受保护人实施报复的条款,受到特别保护。履行不能通常要求履行条约所不可或缺的客体永久消失或毁损,而不只是成本增加或出现不便。
情势根本变更这一事由的适用范围被刻意限定得很窄,且不得援引这一事由终止边界条约。在1997年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工程案判决中,国际法院驳回了为终止一项关于多瑙河工程的1977年条约而提出的理由。该案说明,履行困难与在法律上有权终止义务并非一回事。程序要求同样重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了通知程序,并给予对方提出异议的机会,而不是将存在争议的事由视为自动生效。条约终止一般免除今后的履行义务,但不会消除因执行条约而已经产生的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势。
遵约、争端解决与责任
履约的基本规则是“条约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凡生效的条约均对其缔约方具有约束力,且必须善意履行。遵约依靠多种机制来保障,而非由单一的中央执行机关强制实施。国家履约,可能是因为协议能够持续带来利益、维系互惠合作、减少不确定性,或确立受到国内机构重视的程序。条约的制度设计可以通过提高透明度、分阶段设定义务、提供技术援助,以及建立修订不切实际安排的机制,来强化这些履约动力。
监督程序存在很大差异。人权公约通常要求国家定期提交报告,并接受专家机构的审查;有些还设有申诉程序,但须满足额外的同意条件。环境条约制度往往采用国家报告、技术评估和促进遵约的委员会等机制。军备控制协议可能要求提交申报、接受核查,或使用监测技术。国际原子能机构依据界定其法律权限的协定实施保障监督。核查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争端,但可以确立各方共同认可的证据基础,并使隐瞒不履约行为更加困难。
条约可以要求通过谈判、调解、和解、国际仲裁或司法方式解决争端。国际裁判必须具有有效的管辖权依据。一个国家加入某项规定实体权利义务的条约,并不必然意味着它接受了所有拟议的法院或申诉机制。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可以赋予有关机构对条约解释或适用争端的管辖权,有时须先满足程序性前提条件。国际法院裁决其管辖范围内的国家间争端,而专门法庭则依据各自的组织文书开展工作。
违约可能引起国家责任。一般法律后果可能包括停止不法行为、在适当情况下承诺或保证不再发生此类行为,以及通过恢复原状、赔偿或抵偿,对损害作出充分赔偿。这些后果与条约是否继续有效,在法律分析上属于不同问题。违约不会自动终止协议,而条约终止也不必然免除对先前违反行为所负的责任。有些条约设有专门的救济制度,在缔约方之间取代或调整一般规则的某些内容。
应对违约的措施本身也受到法律约束。国家责任法上的反措施不同于惩罚,必须满足有关目的、相称性、程序以及不得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等方面的要求。机构采取的措施取决于相关法律框架所赋予的权限。登记另有其独立作用:《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要求会员国将《宪章》生效后缔结的条约和国际协定予以登记并公布。未登记不会使协议无效,但未登记协议的任何一方均不得在联合国机关前援引该协议。公众能够查阅条约文本、保留、缔约参与记录及后续修正,仍是确定实际存在哪些义务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