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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47个成员国组成,负责促进人权、审议各国人权状况并应对全球侵犯人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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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联合国内部专门负责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主要政府间机构。理事会由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3月15日设立,由47个成员国组成,席位按地域分配,成员经选举产生,任期固定。理事会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负责审查世界各地的人权状况、制定国际标准、授权开展调查,并向各国政府及其他国际机构提出建议。

理事会将国家间的政治协商与旨在实现普遍审查、提供独立专业意见的机制相结合。其主要机制包括针对每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定期审议、由独立专家承担的特别程序,以及针对特定局势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理事会并非法院,通常无权强制各国政府落实其建议。其影响力主要来自公开审查、记录事实、外交压力、技术合作,以及各国和国际机构对其调查结果的运用。

成立与机构发展

理事会取代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后者于1946年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下设立。人权委员会在起草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制定此后的国际人权条约和监督程序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此后,委员会还设立了独立专家任务机制及相关程序,以审查特定国家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到21世纪初,人权委员会因选择性审查、政治交易,以及选举自身人权记录正受到审查的国家政府担任成员等问题,持续受到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5年的报告《大自由》中提议,以一个规模更小的常设人权理事会取而代之。这一提议是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加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工作,使其与和平与安全、发展领域的工作并重。

2006年3月1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0/251号决议,设立了新的人权理事会。该决议以170票赞成、4票反对、3票弃权获得通过。以色列、马绍尔群岛、帕劳和美国投了反对票。各方就机构设置达成的妥协,是将理事会设为大会的附属机构,而非《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新的主要机关。原人权委员会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报告,而人权理事会则直接向大会报告。

理事会于2006年6月19日至30日举行首届会议,首任主席为墨西哥的路易斯·阿方索·德阿尔瓦。成立后的第一年,理事会就运作安排展开谈判,最终形成“建章立制一揽子方案”,并于2007年6月18日通过第5/1号决议予以采纳。该方案确立了普遍定期审议、申诉程序、咨询委员会,以及理事会议程和工作方法的框架。同日通过的第5/2号决议规定了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行为守则。

2011年,理事会对其工作和运作情况进行了审查。理事会第16/21号决议和大会第65/281号决议保留了其基本制度设计,同时调整了相关程序,包括第二轮及后续各轮审议的组织安排。此次审查并未将理事会转变为联合国的主要机关。因此,理事会的发展既延续了人权委员会的专家机制,也引入了旨在使审查更加定期化、适用范围更广、在制度层面更为突出的创新安排。

职责及其在联合国体系内的地位

设立理事会的决议要求理事会促进对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不作任何区别。其职责范围涵盖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发展权。理事会还负责处理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严重和系统性侵犯人权的行为,并通过对话与合作,协助预防侵权行为及应对人权紧急状况。这些职责并不限于任何单一条约所涵盖的权利。

理事会不同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后者的英文缩写通常为OHCHR。理事会是由国家组成的机构,通过协商作出并通过决定。人权高专办则隶属于联合国秘书处,提供专业知识、行政支持、监测和援助。高级专员可以向理事会提交独立评估和建议,但不掌控理事会的表决,也不决定各成员国政府的立场。

理事会还须与人权事务委员会加以区分。后者是由独立专家组成的机构,负责监督《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其他条约机构依据《儿童权利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等文书履行类似职能。这些机构的权限源自特定条约及其缔约国,而理事会的政治审查则涵盖联合国所有会员国。

理事会的大多数决议和建议对各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过,这些决议和建议可能重申依据国际法本就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包括已批准的条约或适用的国际习惯法所规定的义务。例如,一国政府不得实施酷刑的义务,并不取决于理事会是否通过了与其有关的决议。反过来,理事会的一项决议也不会仅仅因为获得绝大多数票通过,就自动产生新的条约义务。

理事会无权判处刑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也不能自行实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可依据《联合国宪章》采取的那类强制性措施。它也不能通过安全理事会的移交机制,将有关情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理事会的报告可以为安全理事会的审议、联合国大会的行动、国内诉讼、其他主管机关作出的制裁决定以及刑事调查提供参考。理解这种职责分工至关重要,有助于区分理事会在议程设置和证据提供方面的重大影响力,与其并不具备的权力。

成员资格、选举与暂停成员权利

理事会设有47个席位,分配给联合国五个区域组:非洲国家13席、亚太国家13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8席、西欧及其他国家7席、东欧国家6席。按照这一分配方式,非洲和亚太国家合计占据多数席位。成员由联合国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逐一选出,必须获得大会全体会员国的绝对多数支持,而不只是所投票数的过半数。

成员任期三年,选举交错进行,每年只改选部分席位。一个国家连续任满两届后,不得立即再次当选。成员资格属于国家,国家通过其正式委派的代表参与理事会工作;这并非任命独立的人权专家。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均可参选,候选国无须事先获得外部监督组织的某一特定评级。

第60/251号决议要求投票国考虑候选国对人权事业的贡献,以及其自愿作出的保证和承诺。决议还规定,理事会成员应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秉持最高标准,与理事会充分合作,并在任期内接受普遍定期审议。候选国通常会公布承诺,内容涉及批准条约、与专家合作、国内改革或为人权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等。这些承诺具有政治意义,但并不等同于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资格审查标准。

各次选举的竞争程度不尽相同。一些区域组推出的候选国数量与待选席位数量相同,通常称为“等额候选名单”。这种安排减少了选举中的选择,不过候选国仍须获得联合国大会规定的多数支持。在有竞争的选举中,有些国家可能无法当选。区域协调、外交关系、相互投票支持的协议,以及对候选国人权记录的评价,都可能影响选举结果。因此,当选理事会成员并不意味着联合国认定该国履行了所有人权义务。

对于严重且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的理事会成员,联合国大会可经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暂停其成员权利。利比亚的成员权利于2011年3月1日被暂停,并于同年11月恢复。2022年4月7日,大会以93票赞成、24票反对、58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暂停了俄罗斯联邦的成员权利。暂停成员权利影响的是该国以理事会成员身份参与工作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将该国逐出联合国,也不意味着该国不再受到理事会的审视。这一机制的存在,使理事会的成员资格制度有别于其前身,不过,是否使用这一机制,仍取决于联合国大会另行作出的政治决定。

会议、议程与决策

理事会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会议。设立理事会的决议规定,每年至少举行三届常会,其中包括一届主要会议,总会期不少于十周。常会通常在2月至3月、6月至7月以及9月至10月前后举行。这一安排便于定期审议报告并开展后续工作,而特别会议则提供了另一种途径,用于处理常会之间出现的紧急局势。

理事会成员国提出请求,并获得至少三分之一成员国的支持,即可召开特别会议;对于拥有47个成员国的理事会而言,这意味着至少需要16国支持。特别会议曾处理达尔富尔、叙利亚、缅甸和乌克兰等地的局势,以及特定主题领域的紧急问题。特别会议可以设立调查机制,或要求紧急提交报告。召开特别会议本身并不决定实质性结果:成员国仍须就任何决议或决定进行谈判并予以通过。

理事会主席团由每年选举产生的一名主席和四名副主席组成,五个区域组均有代表。主席主持会议、监督议事程序并促进磋商,但不担任国际人权法官。决议草案通常由一个或多个提案国提出,经正式和非正式谈判讨论后,以不经表决或记录表决的方式通过。观察员国可以参加讨论并作为案文的提案国,但只有理事会成员国享有表决权。

理事会按照包含十个项目的常设议程开展工作。这些项目涵盖组织事项;高级专员和秘书处的报告;促进和保护人权;需要理事会关注的局势;人权机构和机制;普遍定期审议;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后续落实;种族主义及相关不容忍现象;以及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将某项议题列入哪个议程项目,往往反映出各方希望在公开审视与合作之间实现怎样的平衡,不过各项决议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

专门讨论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常设议程项目,即第7项,在制度安排上具有特殊性,因为其他任何国家局势都没有专属的常设议程项目。是否保留这一项目,一直是反复引发分歧的问题。更广泛地说,程序选择能够影响实质性结果:修正案可能缩小调查范围,预算影响可能左右人员配置,程序性动议则可能阻止对某项提案展开辩论。记录表决会公开各国的投票情况,而不经表决通过则表明,没有成员国坚持要求付诸投票;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个代表团都赞同所有条款。最终通过的决议确定任务授权、报告要求和政治层面的期望,为联合国人权体系此后的大量工作提供指引。

普遍定期审议

普遍定期审议(简称UPR)是由国家主导、针对每个联合国会员国人权状况开展的审议机制。该机制于2006年随人权理事会一同设立,2008年开始运作,旨在确保审查不局限于通过政治谈判选定的国家。第一轮审议于2011年完成。此后的审议周期约为四年半,通常每年审议42个国家。

审议由人权理事会全部47个成员组成的工作组开展,但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均可参与对话并提出建议。每次审议由选出的三个国家组成“三国小组”协助进行。审议所依据的文件主要包括国家报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编写的联合国来源资料汇编,以及人权高专办编写的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交材料摘要。这些其他材料可由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符合资格的参与方提交。

审议以《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对受审议国具有约束力的人权文书,以及该国自愿作出的承诺为依据,同时也考虑适用的国际人道法。综合采用这些依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普遍定期审议并不局限于一国已批准的条约。即使某国政府并非某项公约的缔约方,仍可能需要就《世界人权宣言》或其他适用准则所涉及的问题接受质询。

在互动对话期间,受审议国政府介绍本国人权状况并回答问题,其他国家则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可能涉及出生登记、性别平等、监狱条件、司法程序、表达自由或获得教育的机会等事项。受审议国会表明支持哪些建议,以及注意到哪些建议。将某项建议列为“注意到”,并不免除任何独立适用的法律义务;而表示支持某项建议,本身也不能证明该建议已得到落实。随后,人权理事会审议并通过成果报告,在这一阶段,符合资格的非国家利益攸关方也可以发言。

后续各轮审议旨在考察以往建议的落实情况,以及自上次审议以来的新进展。一些国家自愿提交中期报告,或建立国家机制,协调建议落实和报告工作。普遍定期审议的独特优势在于其覆盖所有国家,并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审议持续开展对话。其实际局限包括建议的具体程度参差不齐、大量提议相互重叠,以及缺乏执行机制。因此,评估成效需要考察法律、机构、预算和实际做法的变化,而不能仅凭建议接受率来判断人权状况是否有所改善。

独立专家与特别程序

联合国特别程序由独立人权专家组成,受权就专题问题或特定国家的情况提出报告和建议。这些专家的职衔包括特别报告员、独立专家和工作组成员。专题任务涉及酷刑、任意拘留、适足住房、宗教或信仰自由以及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等议题。国别任务则关注理事会指定的国家局势。许多任务最初由原人权委员会设立,后在人权理事会框架下延续。

任务负责人虽然经由理事会的程序任命,但以个人身份履职,而非代表政府。他们不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也不因执行任务而领取薪酬,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支持,经核准的出访费用也可获得支付。遴选标准包括专业知识、经验、独立性、公正性、个人操守和客观性。同一任务负责人的任期通常最长为六年。工作组的组成通常涵盖五个区域组的代表。

他们开展的活动包括国别访问、专题研究、向理事会及有时向大会提交报告、发表公开声明,以及向政府或其他相关行为方发出函件。函件可用于转达有关既往侵害行为的指控,要求就法律或政策作出澄清,或在伤害持续发生或迫在眉睫时发出紧急呼吁。与许多基于条约的个人申诉程序不同,特别程序一般不要求有关国家已批准某项特定条约,也不要求申诉人已用尽国内救济途径。

国别访问通常需要获得有关政府同意。发出长期有效邀请,意味着一国总体上愿意接待专题任务负责人,但具体访问的日期和条件仍需另行商定。要使访问取得实质成效,专家必须能够进入有关场所、查阅记录并接触相关人员,包括有机会进行保密访谈。政府可以回应调查结果、质疑专家的结论,或拒绝准入。专家仍可利用其他信息提出报告,但无法实地访问会影响其直接观察和核实情况的能力。

特别程序能够提供细致的阐释和持续的关注,这是政府间全体会议难以做到的。例如,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会就个别拘留案件发表意见;这些意见并非国际法院的判决。更广泛地说,专家的函件和报告本身并不构成对刑事罪责的认定。其权威建立在与授权任务相关的专业知识、透明的方法、相互印证的证据以及对标准的一贯适用之上。独立专家的分析与成员国的表决之间存在根本区别: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并不自动成为理事会的认定,也不能因为理事会多数成员任命了某位专家,就认为它们赞同该专家的每一项陈述。

调查、证据与问责

理事会可以设立调查委员会、实况调查团及其他调查机制,调查特定情势下的严重侵权行为。这些机制的授权在地理范围、涵盖时段、法律问题及报告义务等方面各有不同。有些仅调查侵犯人权的行为,另一些还审查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及可能构成的国际罪行。这类机构通常由独立专家组成,并由专业调查人员及其他领域的专家提供支持。

重要例子包括2011年8月设立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以及2013年3月设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后者在2014年的报告中记录了广泛的侵权行为,并认定存在危害人类罪。2022年3月,理事会设立了乌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这些机制均由理事会分别作出决定而设立,并不意味着理事会拥有一项每逢侵权行为发生便自动启动的普遍调查权限。

调查可以采用证人访谈、官方文件、医疗资料、卫星影像、照片、视频以及公开可获取的数字材料。进入相关地区受到限制,以及证人面临危险,往往使全面的实地调查无法开展。调查人员必须评估材料的真实性、一致性、来源可靠性及相互印证情况,同时保护那些可能因配合调查而遭到报复的人。报告通常会说明其采用的证据门槛,常见表述包括“有合理理由相信”。这一门槛并不等同于刑事审判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一项重要进展是设立了不仅公开报告调查结果,还为可能开展的法律程序保存和分析证据的机制。2018年9月,在一个实况调查团开展工作的基础上,理事会设立了缅甸问题独立调查机制。其任务包括收集、整合、保存和分析2011年以来在缅甸发生的最严重国际罪行及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证据,并编制案卷,以协助开展公正、独立的刑事诉讼。

这些机构本身并不起诉嫌疑人,也不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它们就可能构成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或种族灭绝所作的调查结论,必须与法院对其管辖范围内的特定被告所作的认定加以区分。不过,在遵守有关保密、披露及证据可采性的适用规则的前提下,这些机构的记录可以为国内检察机关、国际法庭及其他问责程序提供协助。因此,公开报告与刑事证据之间的联系虽十分重要,却并非自动成立:足以支持公开调查结论的信息,在用于法庭上证明个人责任之前,仍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查。

申诉与专家咨询工作

理事会的申诉程序处理一贯发生、严重且有可靠证据证实的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行为。该程序于2007年根据第5/1号决议设立,取代了原人权委员会通常称为“1503程序”的程序。其适用范围遍及全球,可涉及任何国家的侵权行为。与按既定周期审议所有国家的普遍定期审议不同,这一程序由提交的、涉及涉嫌一贯侵权行为的信息启动。

个人、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均可提出申诉,但须符合受理标准。来文必须提供事实信息,不得匿名,不得明显出于政治动机,也不得完全以媒体报道为依据。通常必须用尽国内补救办法,除非这些办法无效或被不合理地拖延。该程序还力求避免重复处理已由联合国某些其他申诉机制或类似区域申诉机制处理的事项。

两个工作组先后开展审查。来文工作组评估来文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并审查指控及答复的实质内容。情况工作组审议可能表明存在一贯、严重且有可靠证据证实的侵权行为的材料,并可提请理事会关注有关情况,同时提出建议。这一架构将来文的初步审查与判断一国整体状况是否需要理事会采取行动的审议区分开来。

该程序通常以保密方式进行。可能的处理结果包括继续审议有关情况、寻求进一步信息、建议开展技术合作、停止审议,或从保密审议转为公开审查。保密性使其有别于公开的特别程序来文和国别决议。这一程序并非司法程序的替代途径:它通常不向个人判给赔偿,也不就申诉人的诉求作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裁决。其目的是处理一贯发生的侵权行为,并推动针对有关整体情况采取补救行动。

另一个独立机构——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提供以研究为基础的专业意见。该委员会由理事会选出的18名独立专家组成,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一次。委员会应理事会要求开展研究并提供咨询意见,重点关注落实工作和专题问题。它不会自行选择某国情况加以谴责,也不会像理事会本身那样通过决议。其工作涉及农民权利、歧视以及新技术的影响等议题。保密申诉程序与咨询委员会共同体现了两项不如公开辩论引人注目、但在制度上各具定位的职能:前者处理有关一贯发生的严重侵权行为的信息,后者则提供研究成果,为政策和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

标准制定、参与和技术合作

理事会通过决议、专家研究、政府间谈判以及向大会提出建议,参与制定国际人权标准。它并不充当世界立法机关。理事会通过的文本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有些是政治宣言,有些认可解释性框架,还有些推动条约文书的制定,而这些条约文书只有经过国家同意接受约束及生效的相关程序,才具有约束力。

2006年6月,理事会通过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文本,并将其推荐给大会;大会于2007年9月通过了该宣言。2008年,理事会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任择议定书》,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该议定书随后为接受其义务的国家设立了来文程序。这些例子表明,理事会的行动可以是更广泛的机构进程中的一个环节。

2011年6月,理事会认可了在约翰·鲁杰履行其授权任务期间制定的《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其中的“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区分了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以及获得补救的途径。这些原则本身并非条约,但对企业尽职调查政策、国家行动计划和立法讨论产生了影响。理事会还于2021年10月通过第48/13号决议,承认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大会于2022年7月通过决议,作出了相关承认。

参与者并不限于政府。具备所要求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可依照适用规则提交书面声明并作口头发言。公民社会组织也参与普遍定期审议的利益攸关方材料提交、专家磋商和会外活动。符合相关国际认证标准的国家人权机构享有专门的参与机会。这些渠道能够将原本不会出现在政府声明中的经历和证据带入理事会,但参与机会仍受到认证要求、资源、出行和安全等因素的影响。

技术合作是理事会职责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事会的举措可通过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出请求、提供专家援助以及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合作,支持报告制度、司法机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或培训。这类工作大多列在议程项目10之下,该项目专门涉及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此类活动取决于可用资源,也往往有赖于有关国家的合作。它们在方法上不同于公开谴责,但目标未必不同:两者都可能寻求推动制度和实践的改变,而针对个别国家的任务授权也可以将监测与援助结合起来。

政治争议、落实与机构局限

围绕理事会的争论往往涉及普遍人权标准与政府间政治的关系。由于各国政府掌握着选举、投票以及大多数授权决定的主导权,外交联盟会影响哪些局势受到关注,以及哪些措辞能够在谈判后得以保留。各国对于不干涉与主权、公共问责、合作、发展以及人权不可分割性等原则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理事会的创设决议同时纳入了普遍审查以及对话与合作的原则,而非消除了这些原则之间的张力。

选择性既可能体现在采取行动上,也可能体现在不采取行动上。反复关注某一局势,可能被批评为关注过度;而未针对另一局势设立任务授权,则可能被批评为有影响力的盟友在为其提供庇护。例如,2022年10月,理事会以19票反对、17票赞成、11票弃权,否决了一项就新疆人权状况举行辩论的决定草案。该提案涉及的是是否举行辩论;这次投票既不是对相关指控作出的司法认定,也不是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此前评估中所有结论的正式接受或否定。

美国参与方式的变化说明,成员资格、参与活动与外部批评是不同的概念。美国于2009年首次当选理事会成员,2018年6月退出,2021年以观察员身份恢复参与,随后当选2022—2024年任期的成员。各国政府可以在参与理事会的同时批评该机构,也可以在不具备成员资格的情况下,以观察员身份影响辩论。一个国家参与方式的变化,不会使理事会停止运作,也不会改变其普遍审议的职责。

即便一项决议获得广泛支持,其落实仍面临结构性局限。一国政府可能拒绝接受访问,不回应来文,或仅落实部分建议。理事会并无能够强制各方遵行决议的一般性执行机构。调查机制也需要经费、专业人员、翻译、安全的信息系统以及保护安排。因此,在日内瓦通过的任务授权,其实际成效可能因准入、合作、证据和资源条件的差异而参差不齐。

参与理事会活动本身就可能使证人、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遭到恐吓或报复。联合国报告和理事会决议均曾关注与联合国合作者遭受报复的问题,相关工作包括配合秘书长关于报复行为的报告开展监测。因此,保密、知情同意和证人保护会影响哪些信息能够被安全地收集或公布。评估理事会的工作,需要区分工作产出与实际成效:前者包括决议、审议、报告和专家访问,后者则包括法律修改、被拘留者获释、准入条件改善或成功起诉。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往往难以单独厘清,因为国内机构、社会运动、区域机构和其他国际行为体可能同时针对同一局势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