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是人们在国家直接管理之外,通过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追求共同利益、价值和目标的领域。它涵盖广泛的社团与网络,例如社区团体、慈善机构、工会、宗教组织、专业团体、倡议组织和社会运动。公民社会的边界尚有争议:有些定义侧重于正式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另一些则将非正式互助、公共辩论和集体抗议也纳入其中。因此,公民社会既是描述组织形式的经验性范畴,也是与自主、参与和公共责任相关的规范性概念。
这一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集体生活并非仅由政府和市场来组织。社团提供服务、表达利益诉求、维系身份认同、动员资源,并监督公共权力。它们可以支持民主和人权,但也可能延续不平等、排斥外来者,或推进威权主义政治计划。要理解公民社会,就需要关注其历史含义、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法律基础、物质资源,以及它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关系。
定义与边界
现代论述通常将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以及家庭这一私人亲密领域区分开来。在这一模式中,公民社会处于一个中间空间:人们主要通过结社来协调活动,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商业交换或亲属义务。协商房屋维修事宜的租户协会、制定伦理准则的专业学会,以及推动环境政策变革的倡议活动,都显然属于这一空间。不过,它们的目标和组织形式差异很大,因此,不应将公民社会视为立场统一的单一行动者。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组织层面的定义,将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界定为具有组织性、非政府性、自治性、不分配利润,并有一定程度的自愿参与。“非政府性”指的是在制度上独立于政府,不一定意味着资金来自私人,也不意味着行事隐秘。“不分配利润”指的是不将运营盈余作为利润分配给所有者;组织仍然可以收费、雇用员工并积累储备金。这一定义尤其适用于非营利部门的统计比较,但无法涵盖所有非正式网络或临时性倡议活动。
公民社会的范围比非政府组织(NGO)更广。后者通常指具有明确组织实体、往往配备专职人员,在发展、人道主义援助或倡导等领域开展工作的组织。公民社会还包括以服务会员为主要活动的组织,如休闲俱乐部、职业协会以及许多宗教团体。社会运动既可能通过多个组织开展活动,也可能依托联系松散的网络运作,而没有中央办事机构、正式成员资格或法人资格。
这些边界并非泾渭分明。接受公共资金资助的慈善机构可能仍保有独立的治理机制,而法律上属于私立性质的社团,在实践中却可能受到公共当局的控制。合作社可以将商业活动与成员民主管理相结合,政党也可能先从公民动员中兴起,继而谋求公职。许多定义将政党排除在外,因为政党的核心目标是行使政府权力;但如果其附属社团具有实质性的自主权,则会将这些社团纳入其中。同样,家庭内部的照护通常与公民社会相区分,而为照护者提供支持的有组织网络则被纳入公民社会。
“公民”一词并不必然意味着彬彬有礼、温和或在道德上有益。以和平方式扰乱正常秩序、罢工和公民不服从,都可能是公民行动的形式。反过来说,合法地位和自愿入会并不能证明一个组织尊重平等或民主原则。分析性定义将自主集体组织的存在,与对其目标和影响的评价区分开来。
概念的历史发展
公民社会概念最早的思想渊源,并非指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威的领域。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政治共同体是一种以共同认可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联合体。此后,societas civilis 等拉丁语表达指的是受法律治理的政治共同体或公民共同体。近代早期的欧洲思想家也常用“公民社会”来指在既定政治秩序下生活的状态,以区别于假想的自然状态。若将当代国家与社会的区分套用于这些用法,就会掩盖其间发生的一项重大历史变化。
18世纪,商业社会的发展以及围绕政治权威的争论,赋予了这一术语新的内涵。亚当·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于1767年出版,探讨了社会发展、公民美德、冲突与劳动分工。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考察了复杂的合作形式如何能在没有全面中央指挥的情况下形成。他们的研究将公民社会与商业及社会分化联系起来,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忧虑:专业化与依赖关系可能削弱公众参与。
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确立为家庭与国家之间一个独立的环节。他所说的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包括需要体系、经济交换、司法管理和职业团体。它并非仅仅是一个自愿行善的领域:它也产生相互依赖、贫困以及需要制度调解的冲突。随后,卡尔·马克思批判了政治上的公民身份与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平等的物质关系相分离的现象。在这一思想传统中,市民社会所指的可能是支配关系的社会基础,而非一种单纯抵御支配的保障。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分两卷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对自愿结社赋予了不同的侧重点。社团使个人能够开展合作、获得实践技能,并抵制过度集权。20世纪,安东尼奥·葛兰西将公民社会视为一个由教会、学校和报刊等机构帮助组织社会认同的领域,并对此加以考察。他的霸权理论强调,政治权力不仅依靠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文化领导权。
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于1962年出版,考察了将私人个体与政治权威联系起来的公共讨论机制。后来的讨论将公民社会与这一公共领域联系起来,同时批判了历史上基于阶级、性别和身份地位的排斥现象。20世纪70至80年代,东欧的反对派运动和拉丁美洲反抗军事统治的斗争,使这一概念重新在政治上受到重视。公民社会开始与威权环境下的自主组织活动联系起来,但这些用法并未取代它原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含义。
组织形式与物质基础
公民社会的组织形态多种多样,既有成员无偿参与的小型社团,也有预算庞大、配备专业人员的国际组织。会员制组织的权威,至少在形式上,来自选举负责人或批准集体决策的参与者。基金会通常为特定目的管理资产,也可能没有会员群体。服务型组织经营学校、诊所、收容所或文化机构,倡导型组织则着重推动政策或公众观念的改变。同一个组织可能兼具其中多种职能,因此,僵化的分类容易造成误解。
非正式组织同样重要。轮转储蓄小组、邻里食物交换网络、灾害应对网络以及社区组织工作委员会,即使未注册成立法人、没有固定办公场所,也可能正常运作。它们的行动能力建立在人际关系、地方知识和持续互动之上。志愿服务提供时间和专业知识,但无偿参与并非没有成本:交通、儿童照护、放弃的收入以及能否获得会议场地,都会影响哪些人能够参与。正规化有助于组织开设银行账户、雇用人员、购买保险和签订合同,但也会带来小型团体难以承担的行政负担。
组织通过会费、个人捐赠、慈善基金会、政府补助、服务合同、自营收入及实物捐助等渠道获取资源。慈善事业能够支持探索性尝试,以及短期内难以吸引选民关注的事业。会费有助于强化组织对会员群体的问责,但也可能将收入有限的人排除在外。政府合同可以保障服务的稳定提供,同时也可能使组织依赖官方的优先事项。商业赞助能够扩大组织的行动能力,却也可能引发利益冲突。没有任何一种筹资模式能够保证组织的自主性;其影响取决于收入来源的分布及其附带条件。
集体行动问题有助于解释,为何某些利益群体比其他群体更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更清洁的空气或更少的腐败等成果,可能惠及广泛人群,包括那些从未为相关行动作出贡献的人。与面临分散成本和收益的庞大人群相比,利益高度集中的小群体往往更容易协调行动。组织通过提供会员专享服务、塑造共同身份、给予社会认可、依靠专业领导,或诉诸基于宗教和伦理的承诺,来应对这一问题。这些机制有助于维持参与,但也可能使资源充足的群体占据优势。
内部治理决定资源如何转化为行动。理事会、会员大会、财务控制、保护措施及投诉机制共同分配权力并管理风险。专业化能够提升专业能力、组织运作的连续性和合规水平,但也可能拉大工作人员与会员之间的距离。一个最初依靠直接参与而成立的组织,可能逐渐依赖专门撰写资助申请和向捐助方汇报的人员。即使其正式使命保持不变,实际问责的重心也可能从其所代表的本地群体,转向资助方、监管机构或组织自身的存续。
民主、代表性与集体力量
公民社会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机制支持民主治理。社团传递有关公众需求的信息,将原本可能在政治上无人关注的利益诉求组织起来,并在两次选举之间监督官员。选举观察员、调查团体和预算监督组织可以发现程序上的缺陷或资源滥用问题。社区社团还可以让人们获得主持会议、协商解决分歧、管理资金以及要求领导者履行责任的实践经验。这些活动是对代议制机构的补充,而非替代。
社团参与与民主实践能力之间的关系,常常通过社会资本来解释:即有助于合作的关系网络、信任和互惠预期。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1993年)中,将意大利各地区制度运行绩效的差异与公民参与的历史模式联系起来;在《独自打保龄》(2000年)中,他则考察了美国社会参与状况的变化。这些论点激发了大量研究,但因果关系的方向仍有争议。有效的制度可能促进社团发展,而教育、富裕程度或历史上的国家形成过程,也可能同时影响制度绩效与公民参与。
区分凝聚型关系与桥接型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何密集的关系网络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影响。凝聚型纽带将身份或处境相似的人联系起来,能够提供有力的相互支持。桥接型纽带则跨越社会分野,将不同群体联系起来,有助于促成更广泛的合作。两者都不必然有益:内部团结可以支撑遭受排斥的群体,而精英之间跨群体的关系网络也可能巩固特权。关键问题在于:哪些人建立了联系,哪些资源在其中流通,以及这些关系是否容得下分歧和问责。
公民社会组织也会声称自己代表某些人或利益。工会可能代表缴纳会费的工人发声,倡议团体可能代表受某项政策影响的人,环保组织则可能代表超出其成员范围的利益。这些代表性主张有不同的依据:授权、参与、专业知识、亲身经历或公共利益。它们并不等同于通过选举获得的授权。一个团体的知名度或接触官员的机会,并不能证明它代表了受某个议题影响的所有人;向现有组织征求意见,也可能忽略那些缺乏组织支持的人。
社团生活也可能损害民主。组织可能排斥少数群体、散布虚假信息、鼓吹政治暴力,或助长威权主义观念的常态化。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历史研究表明,密集的社团网络既可用于民主合作,也可被用于反民主的动员。因此,公民社会的政治影响取决于组织规范、社会不平等、国家制度以及更广泛的权力分配状况。仅凭社团数量众多,并不能衡量民主的质量。
服务供给、劳动与社会再生产
公民社会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提供教育、医疗、住房援助、文化活动以及紧急救助。在全面的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之前,宗教慈善机构、互助会、互助协会和工人组织就已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它们在不同国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各不相同,并受到宗教机构、市政体制、劳工组织和殖民统治的影响。后来,福利国家的扩张并未使这些组织消失,而是往往使其转变为更广泛体系中的合作伙伴、承包方、批评者或专业服务提供者。
非营利服务供给与公共责任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形式。组织可以在公共服务缺位时填补空白,可以通过专业支持补充普惠服务,也可以依据合同提供由公共资金支持、公众依法有权享有的服务。这些安排对权利和问责的影响各不相同。例如,应急食品发放能够提供即时援助,却未必能让人们获得一项可依法主张的、享有充足收入或食物的权利。合同外包服务可能由公共资金支持,但有关人员配置、服务准入和运营重点的决策,仍有一部分不在公共行政部门的直接管理范围内。
在服务那些难以从标准化机构获得充分支持的群体时,这些组织可能具有优势。本地工作人员可能通晓少数群体的语言,了解残障人士面临的障碍,或与不愿接触官方机构的人保持联系。这些能力有助于人们获得卫生系统或其他公共服务提供的支持。然而,这些并非非营利组织普遍具备的特质。地域覆盖不均、资金不稳定、家长式做法以及组织质量参差不齐,都可能导致服务供给碎片化。小型组织还可能被要求承担一些风险,而规模更大的公共机构或商业承包方往往更容易应对这些风险。
工会具有独特的地位:它们在市场关系中组织劳动者,同时又在个人雇佣合同之外开展集体行动。其活动包括集体谈判、在工作场所代表劳动者、培训、社会服务供给和公共倡导。一些工会与政党关系密切,另一些则在制度上保持政治独立。专业协会同样将面向从业者的服务与有关公共标准的主张结合起来,不过,它们的行动既可能维护专业质量,也可能保护会员的经济利益。
公民社会也依赖于社会再生产,即家庭和社区维系日常生活的劳动。女性主义研究强调,志愿照护和社区劳动往往过多地依靠女性的无偿劳动。如果只赞颂参与,却不考察参与负担如何分配,就可能掩盖责任从公共机构向家庭和社区团体转移的过程。因此,评估服务供给不能仅仅统计受益人数或志愿服务时数,还需要考察劳动条件、服务的连续性与可及性,以及劳动者、家庭、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成本分担。
法律基础与公民空间
公民社会的法律基础包括结社、和平集会和表达自由,以及免受任意干涉的保障。《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承认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并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加入某一团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1条和第22条分别涉及和平集会与结社。这些保障关乎人们共同行动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依法成立的组织在行政上的地位。
国内法规定社团取得法人资格、持有财产、雇用员工、接受捐赠以及申请税收优惠的条件,也可能对社团、信托、基金会、慈善机构及其他组织形式作出区分。法人资格通常使组织能够以自身名义开展活动,而不必由个别成员经手每一笔交易。免税资格或慈善组织资格则是另一个问题:组织可以合法存在,却不符合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不同司法管辖区对公益性和政治活动也有不同要求。
公民空间是指人们组织起来、相互沟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现实环境。它不仅涵盖法律及其执行,还包括能否获得集会场所、通信基础设施、资金、信息以及人身安全保障。如果组织者遭受骚扰,或者公共场所普遍无法使用,那么即使登记法规较为宽松,也只能提供有限的保护。反过来,繁重的行政要求即便没有明确禁止某项活动,也可能对其构成限制,尤其是在小型组织缺乏法律或会计支持的情况下。
监管具有正当目的,包括防止欺诈、保护劳动者和受益人,以及确保负责任的财务管理。然而,对受保障自由的限制仍须符合适用的法律标准。根据《公约》,对集会和结社施加的限制,必须服务于明确规定的目的,并符合法律规定及民主社会中必要性的要求。具体的法律框架因权利类型和司法管辖区而异;“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并不构成不受限制的例外。在解决有关监管行动的争议时,独立的法院和便于利用的审查程序十分重要。
对资金的监管方式尤其影响深远。报告义务、对境外资助的限制、银行业务管制以及公共募款规则,都可能决定一个组织能否持续运作。旨在打击洗钱或恐怖主义融资的措施,如果不加区分地实施,也可能给合法社团带来负担。因此,组织自主性并不只是意味着不接受政府资助。它还取决于可预期的规则、合乎比例的监督、切实有效的正当程序,以及对合法异议的保护,包括在组织批评负责监管它们的当局时给予保护。
比较视野下的经验与普遍模式的局限
公民社会是在不同的制度历史中发展起来的,而非沿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单一路径演进。欧洲对国家、市场与自愿结社的区分有助于开展某些比较,却也可能遮蔽通过宗教捐产、习惯制度、亲属网络或共有土地组织起来的集体生活形式。这些制度可能兼具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而现代法律范畴往往将这些功能分开。因此,比较分析考察的是自主性与集体组织在实践中如何运作,而不只是寻找类似西方慈善机构的组织。
在穆斯林社会,瓦克夫是一种用于特定目的的捐产,历史上一直为宗教、教育和福利机构提供支持。这类捐产能够维持不由国家直接管理的活动,不过,它们与统治者及法律权威的关系因时因地而异。在其他地区,村落议事会、宗教团体、丧葬互助会、轮转信贷互助会和职业网络也发挥了重要的集体作用。当成员资格由世袭决定、相关义务难以拒绝,或地方精英掌握相当大的强制权力时,是否应将这些组织纳入公民社会便存在争议。
殖民统治通过管制社团、重组财产关系、赋予某些中间人特权以及限制政治活动,塑造了组织格局。反殖民运动往往依靠工会、学生团体、宗教团体、妇女组织和文化协会。独立之后,其中一些组织保留了自主性,另一些则与执政党建立联系,或被纳入国家主导的发展体制。因此,仅凭“传统”组织与“现代”组织的区分,无法充分解释后殖民时期的公民社会。
威权体制下的情况表明,正式组织的密集程度不足以衡量自主性。政府可能允许福利和文娱社团存在,同时限制独立的政治倡导活动;也可能扶植看似独立的公民团体,引导民众通过官方认可的组织参与,或有选择地容忍非正式活动。与此同时,组织也能通过协商争取有限的行动空间,提供受到重视的服务,并建立日后可能具有政治意义的网络。自主性可能因议题和地区而异,而不是全国各地都处于同一种状态。
波兰的团结工会体现了工作场所组织、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与政治变革之间的联系。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从一个工会发展为一场广泛的运动;1981年12月实施的戒严迫使其大量活动转入地下,后来它又参与了1989年的谈判。在南非,1983年成立的联合民主阵线汇集了众多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这些案例说明了联盟的重要性,但并不能证明公民社会本身就能促成政治转型。经济压力、国家内部的分歧、国际条件以及有组织的政治领导力量,也共同影响了最终结果。
跨国组织与全球治理
公民社会通过人道主义机构、倡议网络、专业协会、宗教组织、工会及侨民团体开展跨境活动。跨国组织形式并非近来才出现:废奴运动、传教网络、和平团体及国际劳工运动的历史,都早于当代全球性机构。成立于1863年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是一个长期存续、在人道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非政府机构。这些历史提醒我们,不应将跨境公民行动仅仅等同于20世纪末全球化的产物。
联合国提供了多种制度化参与渠道。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一条授权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作出与相关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的安排。咨商地位可使这些组织有机会依照适用规则出席会议、提交声明,并参与相关进程。但这一地位并不赋予会员国所拥有的投票权或法律地位,而且不同联合国机构和谈判场合的参与条件各不相同。
国际倡议活动往往通过网络开展,而非依靠单一的层级体系。地方组织记录问题;专业团体将证据转化为法律或技术论据;国际伙伴则争取公众关注、进入相关机构的机会,或来自其他国家政府的压力。玛格丽特·凯克与凯瑟琳·西金克在《超越国界的活动家》(1998年)一书中,将国内行动者在参与渠道受阻时寻求外部盟友支持的做法,描述为“回旋镖模式”。这一机制有赖于可信的信息、接触有影响力机构的渠道,以及目标当局的回应程度;它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同样有效。
围绕地雷、债务减免、人权和环境开展的运动,体现了公众动员与专业倡议的不同结合方式。1992年成立的国际禁止地雷运动,为1997年《禁雷条约》争取了广泛支持,并与乔迪·威廉姆斯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公民社会参与气候谈判,同样涉及科学传播、法律分析、公众抗议以及代表受影响社群表达诉求。尽管各国仍掌握通过条约的正式权力,这些活动依然能够影响议程设置与落实工作。
全球层面的参与也会再生产不平等。资金稳定、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工作语言且有能力出行的组织,可以出席那些小型团体仍无从参与的会议。国际组织可能在未获充分授权的情况下,声称代表地方社群发声;捐助方的优先事项则可能左右哪些问题能得到关注。因此,有原住民族参与的网络一直强调直接参与和自主代表。跨国公民社会的民主程度,不仅取决于能否进入国际机构,也取决于国际倡议者与其声称代表的群体之间是否存在问责关系。
数字化组织与公共参与的变化
互联网改变了集体组织的成本和速度。电子邮件列表、即时通信服务、众筹系统和社交平台,使人们无需维持庞大的常设官僚机构,也能传播信息、招募支持者并协调活动。借助数字网络开展的行动,可以将线上沟通与工作场所行动、社区会议、诉讼或街头示威结合起来。因此,线上与线下参与通常相互依存,而非彼此独立、可相互替代的选项。
数字工具支持多种不同的组织机制。可供检索的信息让人们更容易找到关注相同议题的人;快速通信使分散式协调成为可能;公开的记录可以揭露侵权和滥权行为;而来自广大人群的小额捐款则可以汇聚成可观的资金。个性化分享也让人们能够参与某项行动,而不必认同同一个组织身份。研究者有时将其称为“连接行动”,以区别于那些需要更稳固的成员结构、并由中心统一商定对外诉求的集体行动形式。
参与门槛低并不意味着组织难题就此消失。迅速集结起来的网络可能难以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核实代表资格、保存记录,或与要求有明确对接方的机构进行谈判。高度可见的参与行为可能不需要多少持续投入,而会计、调解、安全保障和成员支持等不那么显眼的工作仍然不可或缺。因此,一项行动的关注者人数或请愿签名数量,并不能可靠地反映其组织持久合作或落实决定的能力。
数字参与还依托于私人所有的基础设施。平台算法影响哪些信息能够获得曝光,内容审核政策影响组织使用平台的机会,而广告系统则让拥有资金或专业技能的参与者占据优势。即使没有政府干预,账号被停用或筹款服务关闭,也可能扰乱一个组织的运作。对商业平台的依赖,使公民自主与国家干预之间的传统区分变得复杂,因为私人治理也能塑造公众结社的条件。
数字鸿沟通过网络连接、设备、语言、无障碍条件和技能方面的差异,影响哪些人能够参与。同时,在网上受到关注,也可能使参与者面临骚扰、监控、身份盗用以及敏感信息泄露的风险。处理成员名单或弱势群体记录的组织,承担着涉及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的责任。加密通信和去中心化基础设施可以降低部分风险,但技术安排也会影响组织内部的使用便利性与问责机制。数字工具的政治影响取决于这些制度和社会条件,而不只是新技术是否出现。
研究方法、测量与未决问题
公民社会研究借鉴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不同方法能够揭示不同层面的问题。组织调查描述人员配置、收入、会员构成及活动;人口调查询问参与情况和信任程度;行政数据则用于识别已登记的组织及其申报的财务状况。档案研究重建历时变化,而民族志则考察日常关系、非正式实践,以及标准化分类可能遗漏的意义。任何单一资料来源都无法全面呈现社团生活的全貌。
比较测量面临一个基本的分母问题:究竟应该把什么计入其中?登记名册可能收录了已不再活动的组织,却遗漏了未经登记的网络。同一家医院,在一个国家可能被归类为公共机构,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被归类为非营利服务提供者。宗教机构、工会、合作社和政治组织可能被某些数据集纳入,却被另一些排除。联合国于2003年出版的《国民账户体系中的非营利机构手册》有助于确立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的框架,但经济测量仍然只能涵盖公民社会的一部分。
财务指标和志愿服务时数反映的是规模,未必是公共价值。一个预算庞大的组织可能提供劳动密集型服务,却未能动员广泛的会员群体。一个小团体则可能促成影响深远的司法判决,或使一个长期受忽视的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倡导工作的成效尤其难以归因,因为多个组织、公职人员、记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变迁,都可能促成同一个结果。统计会议或出版物的数量只能衡量活动量;要确认其影响力,则需要证据来说明这些活动通过何种过程影响了决策。
因果研究必须处理选择效应和反向因果关系。加入社团的人可能本来就具有更强的政治兴趣、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或在社会交往中更有自信。民主制度可能促进公民参与,而不只是公民参与的结果。研究者通过纵向研究、制度变迁的比较,以及在适当情境下开展的实验,来考察这些关系。针对某一种组织类型或某一个国家得出的结论,不能自动推广至整个公民社会。
一些长期存在的争论涉及:哪些组织形式应当纳入公民社会,以及什么样的关系才称得上自主。严格以自愿性为标准的定义,可能排除对社区生活至关重要的机构;而过于宽泛的定义,则可能使公民社会与社会本身几乎无法区分。另一重张力涉及问责:加强监管可以提高财务透明度,却可能削弱独立性;直接参与可以提升正当性,却可能要求成员投入大量时间。因此,当前研究着重考察具体的组织安排、资源分配和影响机制,而不是将公民社会视为一个天然具有民主性质或一概有益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