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派遣军事、警务和文职人员,协助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套机制。其活动范围涵盖监督停火、隔离对立武装力量、保护平民、支持选举,以及协助落实和平协议。维和行动并非一支常备国际军队:其人员、装备、资金及政治授权,均通过联合国机构与参与国之间的相关安排加以落实。
联合国于1948年设立首项维和行动,监督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后的停战。维和行动起初主要承担军事观察和在国家之间进行隔离部署的任务,后来逐渐扩展为在受内战影响的国家境内开展的复杂行动。其成效取决于国际授权、冲突各方的合作、可用能力,以及能够处理冲突的政治进程之间能否相互配合。
维和行动在外交与军事强制行动之间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其指导原则是征得主要当事方同意、保持公正,以及除自卫和捍卫授权任务外不使用武力。随着维和行动面临武装团体、针对平民的袭击、国家权威受到挑战,以及可能缺乏全面和平协议的局面,对这些原则的理解也不断演变。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于1988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法律基础与指导原则
联合国宪章并未明确提及维持和平行动。维和行动是在联合国的制度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是该组织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的一种方式。通常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设立行动,明确其任务授权,核定人员规模,并定期决定是否延长行动期限或作出调整。《宪章》提供了更广泛的法律框架,尤其是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第六章,以及关于应对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的第七章。人们常将维和行动称为“第六章半”行动,但这只是一种解释性说法,并非法律上的类别。
取得同意,是维和行动与违背冲突主要当事方意愿而强行开展的行动之间的区别。在国家间部署维和行动时,这通常包括取得有关政府的同意;在国内冲突中,相关政治协议则可能涉及政府和主要武装运动。同意未必在一国各地都同样有效,也未必能始终保持稳定。一国当局可能正式接受某项特派团的部署,却在巡逻、签证、飞行许可或进入特定地区等方面加以限制。地方指挥官和分裂派别也可能抵制其领导人已接受的安排。因此,东道国撤回同意,即使是在正式决定结束行动之前,也可能削弱部署的行动基础和政治基础。
公正性是指在执行任务授权时,不因某一方的身份或政治立场而偏袒该方。这并不要求将所有行为视为同样合法,也不意味着在一方违反停火协议或袭击平民时无所作为。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特派团可能必须针对某一方的行为采取行动,同时又仍然需要该方的合作。这一原则也不同于某些人道主义组织所秉持的中立原则:维和人员执行的是明确具有政治性质的任务授权,而人道主义行动方则可能需要保持独立的行动身份。
第三项原则允许在行动授权和交战规则范围内,为自卫及捍卫任务授权而使用武力。依据第七章作出的任务授权,并不会自动将特派团变成作战部队;与第六章有关的行动,也并非一律排除武装自卫。法律授权、行动准则和实际能力必须分别考量。无论特派团的政治目的为何,其行为都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包括适用的国际人道法。与东道国达成的安排通常载于部队地位协定,对通行、设施、特权、豁免及索赔处理等事项作出规定。
冷战期间的起源与发展
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TSO)于1948年5月成立,负责监督巴勒斯坦停战。其非武装军事观察员成为后来各类观察团的雏形,这些观察团负责报告违反停火的行为,并与对立双方保持联系。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于1949年开始运作。此类观察团依靠的是进入有关地区的权限、沟通和报告,而不是具有强制力的军事力量。规模虽小,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由国际人员共同确认的事件情况,有助于防止双方相互指责,进而再度爆发战斗。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催生了另一种模式。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而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因大国分歧受到制约。联合国大会通过紧急特别会议,设立了第一期联合国紧急部队(UNEF I)。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和加拿大外交部长莱斯特·B.皮尔逊在其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紧急部队经埃及同意部署在埃及境内,协助监督敌对行动的停止和外国军队的撤离。其组织方式有助于确立轻武装特遣队在国际指挥下开展行动的相关惯例。1967年5月,埃及要求该部队撤离,表明了这种依赖东道国持续同意的部署所受到的限制。
1960年,刚果脱离比利时独立后,联合国设立了刚果行动(ONUC),其性质与在冲突双方之间部署部队的模式有很大不同。该行动面临公共秩序崩溃、外国干预和加丹加分离运动等问题。随着授权范围扩大,行动部队最终开展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打击外国雇佣兵。其经历引发了关于维持和平与以强制手段实现政治结果之间界限的长期争论。1961年9月,哈马舍尔德在执行与刚果危机有关的任务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刚果行动于1964年结束,是联合国早期规模最大、任务最艰巨的部署之一。
冷战期间,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竞争使各方难以就许多冲突达成一致,但并未阻止所有维和部署。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UNFICYP)于1964年成立,戈兰高地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UNDOF)于1974年成立,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则于1978年成立。这些行动的授权各不相同,但都表明,维和行动即使未能解决对抗的根本原因,也能管控对抗局势。缓冲区、观察哨、联络机制和事件调查降低了部分迫在眉睫的风险,但政治争端悬而未决,也可能使维和任务延续数十年。
1989年后的扩展与多层面特派团的出现
冷战对抗的缓和,为安全理事会开展合作以及通过国际部署支持和平解决创造了更大空间。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于1989至1990年开展行动,通过军事监测、警务监督和选举援助,监督纳米比亚向独立过渡。在萨尔瓦多,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ONUSAL)于1991年开始运作,协助核查和平进程的落实情况,其中包括重要的人权条款。这类特派团将安全安排与政治制度视为和平解决方案中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而非彼此分离的军事与民事事务。
柬埔寨的行动是一次范围尤为广泛的尝试。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UNTAC)依据1991年《巴黎协定》,于1992至1993年开展行动,职责涵盖选举、人权、民政、警务、遣返及军事安排。尽管安全局势不稳,红色高棉也拒绝全面参与这一进程,仍有超过四百万人在1993年5月的选举中投票。这项行动既展现了多层面行动的潜力,也表明,当一个重要的武装派别拒绝履行核心义务时,国际行政权力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行动规模的扩大也暴露出严重不足。在索马里,1993年成立的联合国索马里第二期行动(UNOSOM II)被赋予了以强制执行为导向的任务授权,而当地冲突局势四分五裂,也没有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案。在卢旺达,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于1993年部署,以协助执行《阿鲁沙协定》,但未能阻止1994年的种族灭绝。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合国保护部队(UNPROFOR)的职责包括支持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围绕指定安全区作出的保护安排。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陷落后,八千多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和男童遭到杀害,暴露出保护承诺与履行这些承诺所需的手段和决策之间严重脱节的后果。联合国随后开展的调查审视了信息、判断、指挥、资源及国际政治行动等方面的失误。
此后的行动将安全任务与制度重建结合起来。1999年在东帝汶成立的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TAET),在东帝汶于2002年独立之前行使过渡行政权力。同样于1999年成立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被赋予了广泛的科索沃临时行政管理职责。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开展的行动则支持解除武装、举行选举及重建国家机构。这些经验推动了多层面维持和平概念的确立:在这类特派团中,军事、警察、政治、人权和行政等组成部分为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协同工作。这些经验也清楚表明,维持停火、治理领土、保护平民和重建机构,需要不同的专业知识与权力。
授权、领导与指挥
维持和平行动通过政治谈判启动,而非自动部署。安全理事会可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作出评估,同时由联合国秘书处审查安全状况、可能承担的任务、后勤需求,以及各国派遣人员的意愿。安理会通过决议确定任务授权和核准人员规模。延长任期的决议可以调整优先事项、规定报告要求,或指示开展撤离准备。由于安理会的实质性决定受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制约,常任理事国之间达成一致是获得授权的关键条件,但就决议达成一致并不必然意味着各国会以同等程度的投入落实决议。
在总部,和平行动部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政治和行动指导。该部门于2019年由维持和平行动部更名而来。业务支助部则为范围更广的联合国活动提供行政和后勤支助。其他部门提供政治事务、人权、法律问题、安全及方案管理方面的专业支持。这种职责分工需要协调:任务授权可能要求迅速采取政治行动,但部署工作同时还取决于采购、运输、医疗安排、通信和住宿等条件。
在大型外地特派团中,通常由秘书长特别代表担任特派团团长。部队指挥官领导军事部门,警务专员领导联合国警察。文职部门的工作可涵盖政治事务、民政、人权、选举援助、司法、惩戒、新闻宣传和特派团支助。一些行动采用一体化领导安排,由一名副特别代表兼任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人道主义协调员。这有助于将安全与发展规划衔接起来;与此同时,人道主义组织仍保有各自独立的职责,而且可能需要在行动上保持独立,以确保能够接触受影响社区并维持这些社区的信任。
联合国通常没有自己的常备军事部队。各国政府提供建制部队、军事观察员、参谋军官、单独派遣的警员和建制警察部队。联合国依据商定安排行使行动指挥权,而派遣国仍承担本国职责,包括对本国军事人员行使重要的纪律处分权和刑事管辖权。装备、训练、语言和各国限制条件的差异都可能影响联合行动。因此,部队指挥官名义上可以调遣某支部队,但其实际使用却可能受到该国指令的限制。
任务授权会转化为行动计划、适用于军事人员的交战规则,以及规范警察使用武力的指令。这些文件明确规定应如何执行获准承担的任务,但并不意味着无需作出判断。有效指挥需要可靠的报告、明确的授权、共同的态势认知,以及在当地局势变化快于总部反应时采取行动的能力。
文职、警务与机构建设任务
政治工作是多层面维和行动的核心。维和特派团支持协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与政治领导人和武装运动保持联系,协助就有争议的条款开展谈判,并报告威胁政治解决进程的行为。民政官员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开展工作;即使已达成全国性协议,这些地方仍可能存在围绕土地、权力、人口迁移或资源获取的争端。他们的工作可包括促进地方对话、支持冲突解决机制,以及在社区与国家机构之间建立联系。这类工作赋予调解切实的内容,但并不意味着地方谈判达成的妥协可以取代更广泛的政治解决方案。
解除武装、复员与重返社会通常简称为 DDR,旨在帮助武装组织成员向平民生活过渡。解除武装涉及武器的收缴与管理;复员涉及正式脱离武装部队或团体;重返社会则涉及较长期的社会和经济融入。这些环节相互关联,但不能彼此替代。收缴武器并不能消除招募人员加入武装组织的诱因,而如果缺乏安全保障和切实可行的生计,短期发放补助也可能难以产生持久效果。对于不符合常规 DDR 方案条件的武装团体,特派团还可支持开展减少社区暴力的工作。与武装部队和团体有关联的儿童,需要不同于成年战斗人员的专门安排。
联合国警察的职责涵盖为当地警员提供咨询和培训、协助维持公共秩序,以及在特殊的过渡行政安排中行使警务执法权。建制警察部队提供有组织的力量,承担个别顾问无法完成的任务。对法治机构的援助还涉及法院、检察机关、法律服务机构和监狱。如果没有正常运作的法院或合法的拘押设施,仅提升警察的逮捕能力,可能不但无法解决机构层面的问题,反而会使其加剧。因此,安全部门改革不仅涉及培训和装备,也涉及治理与问责,将安全机构的组织方式同文职监督及国家法律框架联系起来。
选举援助可涉及安全协调、后勤保障、技术支持,或授权任务规定的其他职能。维和特派团通常不决定一国在宪制方面的选择,其作用是支持各方商定的程序,并支持创造使这些程序得以运行的条件。人权部门监测并报告侵权行为,与当局沟通,并支持问责机制,包括转型正义的相关工作。特派团还可与联合国难民署及其他机构协调,协助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创造条件。人道主义组织仍各自负责本组织的方案;维和特派团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所有国际援助都归并于同一个机构。
保护平民与使用武力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多次失败之后,保护平民成为许多维和任务授权中明确规定的一项核心职责。安全理事会于1999年通过第1270号决议,设立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授权其在自身能力所及和部署区域内,采取行动保护面临迫在眉睫的人身暴力威胁的平民,同时顾及政府所承担的责任。此后的任务授权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职责。相关措辞至关重要:获得保护平民的授权,既不等于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保护,也不意味着国家将其首要责任转交给联合国。
保护平民不仅涉及武装干预。特派团通过政治接触劝阻袭击,建立预警网络,在受威胁地区巡逻,促成地方协议,并支持能够减少暴力的机构。提供人身保护可能需要设立临时基地、动用快速反应部队、实施护送,或在武装行为体与受威胁民众之间部署人员。来自社区的信息至关重要,但收集这些信息可能使提供信息者遭到报复。因此,保护规划必须考虑保密性、求助渠道的可及性,以及妇女、儿童、流离失所者和少数群体社区所面临的不同风险。
“强力维和”通常是指在安全理事会授权下、在维和基本框架内,做好在战术层面使用武力的准备。它在概念上不同于和平强制行动,后者不以主要当事方的同意为前提,也可能涉及战略层面的强制手段。在实践中,两者的界限可能引发争议。2013年,第2098号决议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内部设立了一支干预旅,授权其开展有针对性的进攻行动,以消除武装团体的威胁。该旅的设立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进攻性任务会如何影响外界对特派团公正性的看法、给特派团其他人员带来何种风险,以及如何影响特派团与该国部队的关系。
允许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任务授权,并不等于一份完整的行动计划。有效行动有赖于机动能力、情报与分析、通信、医疗后送、预备队,以及愿意且能够运用现有兵力的指挥官。地理条件可能起决定性作用:一个营如果分散部署在众多偏远哨所,可能就无法集中足够兵力应对大规模袭击。支援所在国军队的部队还面临其合作方可能实施侵权行为的风险。在存在严重侵权风险的情况下,联合国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的支援受其人权尽职政策约束。
当联合国部队成为武装冲突一方时,国际人道法的相关规则即适用。将保护平民作为任务目标,并不能取代有关区分、相称性和攻击中预防措施的法律要求。秘书长于1999年发布的关于联合国部队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公报,规定了在该公报所涵盖的情形下,受联合国指挥和控制的部队应遵守的基本规则。
人员、经费与行动支援
维和行动依赖各国分工协作、共同投入。一些国家派遣大批军事或警察人员,另一些国家提供专业能力或大量资金,许多国家则兼具多种角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和南亚国家提供了很大一部分军警人员。这些国家派出的不仅有步兵,还有工程兵、医疗分队、航空人员和警察。文职人员既包括国际招聘的专业人员,也包括本国雇员;后者的语言能力及其对当地机构的了解,对日常行动至关重要。
联合国大会核准维和预算,并向会员国分摊会费。分摊比额以联合国经常预算的会费分摊制度为基础,同时根据各国经济能力以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承担的特殊责任作出调整。大多数行动都有单独的预算,财政年度通常从7月1日起至次年6月30日止。2023—2024年度获批的维和行动预算约为61亿美元。这一数字并不涵盖联合国与预防冲突或建设和平有关的全部支出,而且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TSO)和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UNMOGIP)的经费来自经常预算,而非主要的维和会费分摊安排。
派遣人员的各国政府按照商定的制度,获得人员费用和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的偿付。这些安排有助于各国参与维和,但也要求核查战备状态、装备完好情况及是否符合有关标准。核定的人员编制上限不应与实际部署人数混为一谈:部队组建、国家决策、训练、装备准备和运输方面的延误,都可能使特派团的实际能力低于计划水平。同样,预算获批并不意味着资金立即到位。会费缴纳延迟会影响费用偿付、采购及行动的灵活性。
在道路条件差、距离遥远、武装团体威胁补给路线的地区,物流保障尤为困难。航空运输对于运送人员、投送物资和后送伤员可能不可或缺。工程兵负责修建和维护营地、道路、桥梁及简易机场,通信团队则将分散各地的驻点连接起来。医疗保障需要建立从现场急救到手术及后送的完整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延误,都可能决定偏远地区的部署是否可行。
行动的部署和运作也会影响驻在国当地社区。基地消耗水和能源、产生废物,并带来对土地、劳动力和服务的需求。管理不善可能破坏当地环境或造成卫生隐患。采购和雇用人员可以促进当地经济活动,但获得合同机会不均,以及国际人员与当地人员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也可能引发不满。因此,特派团支援并不只是后台行政工作:其决策会影响安全、公众信任,以及特派团与所在社会之间的关系。
成效、结果与研究
维持和平行动是否有效,不能简单归结为一国是否始终完全处于和平状态。不同特派团获授权执行的任务各不相同,包括观察停火、防止局势升级、保护平民、支持选举,或为向自治过渡创造条件。因此,评估时必须区分既定任务的执行情况与整体冲突局势的变化。特派团可能成功监测了军事阵地,却未能解决领土争端;也可能如期协助完成了选举,但政治暴力或制度薄弱的问题依然存在。
大量研究文献发现,在许多条件下,维持和平行动与内战结束后和平维持时间更长、某些形式的暴力减少存在关联。弗吉尼娅·佩奇·福特纳的研究探讨了维持和平行动如何帮助防止战争复发;莉萨·赫尔特曼、雅各布·卡思曼、梅根·香农等研究者则考察了人员部署与平民保护问题。研究提出的作用机制包括:让各方相信对手不会利用其解除武装的机会谋取优势、监督协议遵守情况、提高重新开战的代价、隔离交战部队,以及改善信息状况。这些机制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具体条件:观察员无法核实其无法抵达地区发生的违规行为,而威慑效果则部分取决于采取应对措施的威胁是否可信。
确立因果关系十分困难,因为特派团的部署并非随机。联合国可能介入特别严重的冲突,这会使未经调整的直接比较低估维和行动的成效。另一种可能是,只有在各方本已更愿意达成和解时,部署才成为可能,这又会使特派团自身的贡献被高估。研究者运用统计控制、匹配比较、次国家层级数据和详细的个案研究来处理这些问题。研究结论也可能因所衡量的结果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战斗死亡人数、针对平民的袭击、流离失所、战争复发,或和平协议能否存续。
历史案例展现了结果的多样性,却无法提供简单的实验性比较。纳米比亚的过渡进程以1990年独立告终。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于2005年完成任务,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则在支持战后稳定与制度恢复后,于2018年结束运作。在每个案例中,国内决策、区域外交和其他国际援助都是解释结果时不可忽视的因素。与之相反,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至今仍是研究平民保护遭遇灾难性失败的核心案例。
长期持续的特派团需要从不同的分析视角加以审视。在塞浦路斯,未能达成全面解决方案,并不能证明维和部队对降低战火重燃风险毫无作用。与此同时,维持稳定也不等于解决冲突。经济复苏、民主治理和持久和解,都依赖于远远超出特派团职责范围的制度与政治选择。因此,评估需要明确说明:维和行动能够合理地对哪些方面产生影响、在多长时间内产生影响,以及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
不当行为、问责及与东道国社会的关系
维和人员的行为可能削弱维和行动的正当性和实际成效。多个特派团都曾受到有记录的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影响,包括部署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和中非共和国的特派团。联合国规定禁止与未满18岁者发生性行为,也禁止以金钱、就业机会、物品或服务换取性行为。当维和人员掌握着受冲突影响社会中的民众迫切需要的权力、保护或资源时,此类行为尤为严重。即使当事人在形式上同意发生此类接触,也不能消除这些规定所针对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问责安排因人员类别而异。根据适用的地位安排,各国军事特遣队成员通常仍由派遣国行使专属刑事管辖权。联合国可以开展行政调查、遣返个人或整支部队、限制其今后参与维和行动,并要求有关国家当局采取行动,但联合国并没有对维和人员普遍行使刑事管辖权的法院。文职人员和警察适用不同的法律安排,其中包括在适用情况下享有职务豁免。豁免的目的是保障其独立履行公务,而不是认定不当行为合法;在适当情况下,豁免可以被放弃。
国际层面的行政管理与国家刑事管辖权之间的分工可能造成延误或问责缺口。证据可能位于国外,证人可能需要保护,而负责起诉的国家可能缺乏适用程序,或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接触相关证据和人员。2005年,扎伊德·拉阿德·扎伊德·侯赛因亲王提出的报告建议开展广泛改革,以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后续措施包括设立行为和纪律小组、加强报告机制、扩大培训、援助受害者,以及于2017年任命联合国受害者权利倡导者。调查、行政认定和刑事定罪仍属不同程序,不应将其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问责衡量标准。
海地霍乱疫情暴露了另一种形式的机构责任。疫情始于2010年,科学调查将病原体的传入与一处联合国维和营地相关的污染联系起来。2016年12月,秘书长潘基文就联合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道歉,并宣布了应对海地霍乱的新方案。在美国提起的诉讼未能解除联合国的豁免,但这场疫情持续引发了有关预防、救济,以及机构豁免与损害责任之间关系的疑问。
与东道国社会的关系也取决于日常行为。语言障碍、基地出入限制、危险驾驶、土地纠纷,以及当地民众感到自身关切遭到漠视,即使不涉及刑事不当行为,也可能削弱信任。当地雇员、社区联络人员、口译员和公民社会组织提供了重要的沟通渠道。有效接触不能仅限于与国家官员往来,因为各社区可能面临不同的威胁,也未必认为这些官员能够代表自己。
改革、伙伴关系与特派团转型
各项重大改革举措一再力求使政治目标、行动能力与机构责任相互协调。2000年,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发表报告,因小组主席拉赫达尔·卜拉希米而通常被称为《卜拉希米报告》。报告呼吁制定更明确、更切实可行的任务授权,加强规划,提升总部能力,并确保部署的部队有能力执行所承担的任务。报告反对以冲突各方必然会合作为前提部署行动。报告的影响还涉及行动准备、信息分析,以及在面对违规行为时,必须区分公正立场与消极不作为。
2015年,由若泽·拉莫斯-奥尔塔担任主席的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强调,应将政治置于首位,采取灵活的工作方式,加强伙伴关系,并更加关注受冲突影响的人们。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于2018年发起“为维和而行动”倡议,随后于2021年推出“A4P+”执行框架。这些举措针对的是政治战略、保护、安全与安保、绩效、问责,以及同东道国政府和人员派遣国合作等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其制度意义在于,将有效维和视为一项共同责任,而非仅仅是实地部队的任务。
与区域组织的合作已变得尤为重要。非洲联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曾先于联合国开展行动,也曾与联合国同时开展行动或合作开展行动。2007年为达尔富尔设立的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AMID),就是非洲联盟与联合国的一项联合行动。欧洲联盟则在多个地区提供了军事部署、培训和民事援助。这类伙伴关系能够提供对区域情况的了解和互补能力,但也要求各方就指挥、供资、法律标准和政治目标达成一致。2023年12月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2719号决议确立了一个框架,使符合资格的非洲联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在满足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逐案获得联合国分摊会费的资助。
特派团转型涉及职责移交,而不只是撤走人员。安全任务可能移交给国家安全部队,政治接触工作可能移交给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或特别政治任务,机构建设援助则可能移交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规划必须明确哪些职能仍有必要保留、由谁承担,以及维和预算终止后,资金支持和政治接触渠道能否继续维持。仅凭举行选举或减少部队人数,并不能证明法院、警察或地方行政机构有能力维持同等水平的支持。
特派团的关闭也可能源于政治分歧,而非政治解决进程已经完成。在马里过渡当局要求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MINUSMA)撤出后,该团的任务授权于2023年6月终止,并于当年年底前完成撤离。它的撤离表明,失去东道国同意会产生切实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转型,必须就平民保护、装备、档案、工作人员安全、环境修复以及当地合作伙伴的安全作出决定,而且时限往往比先前计划所设想的更加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