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否决权是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中的任何一国,通过投反对票阻止安理会通过实质性决定的权力。联合国宪章中并未出现“否决权”一词;这一权力主要源于第二十七条,该条规定,对非程序事项作出决定须经常任理事国同意。按照既定惯例,常任理事国弃权或缺席本身并不妨碍决定获得通过。
否决权是联合国宪制结构的核心特征之一。它体现了联合国创立时的一项判断:国际安全组织若遭到某个大国的持续反对,就无法有效运作。与此同时,它赋予五个国家一项其他成员国不享有的特权,即使一项拟议决定获得压倒性支持,也可能阻止集体行动。否决权的影响并不限于正式投票记录:对可能遭到否决的预判,会影响谈判、决议起草、机构人事任命,以及哪些议题被提交安理会审议。
起源与创立时的制度安排
否决权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建立一个取代国际联盟的组织所进行的谈判。国际联盟广泛采用全体一致原则,却缺乏若干主要大国的持续参与或合作。联合国的设计者试图建立一种不同的安排:设立一个规模较小、能够作出重大决定的安全机构,同时为那些预期将提供大部分军事和政治支持的国家设置特殊保障。由此形成的制度将集体权威与成员国之间明确的等级区分结合起来。
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谈拟定了这一拟议组织的大部分架构,但未能解决安全理事会的表决方式问题。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就一套区分程序性问题与其他决定的表决办法达成一致。程序性决定须获得规定的多数票;其他决定则还须获得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这项安排还规定,作为争端当事方的安理会理事国,在涉及和平解决该争端的某些决定中有义务弃权。
在1945年4月至6月举行的旧金山会议上,许多中小国家对这项拟议特权的适用范围提出质疑。它们关切的问题包括:常任理事国是否不仅能够阻止强制行动,还能阻止讨论某项争端,或阻挠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1945年6月7日,中国、苏联、英国和美国这四个发起国政府发表声明,阐明了它们对表决办法的解释。声明坚持区分讨论与决定,同时主张,对于可能对国际和平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必须取得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
联合国创立时达成的妥协以大国参与为基础,而不是认定大国的利益始终一致。常任理事国在法律上并无义务采取一致的投票立场;相反,每个常任理事国都保有保障,能够阻止安理会采取其所反对的实质性行动。这一限制使《宪章》对会员国主权平等的承诺有所保留,但并未取消该原则在联合国其他领域的适用。《宪章》于1945年10月24日生效,常任理事国席位及表决规定由此成为其根本制度框架的组成部分。
安理会最初由十一个理事国组成,其中五个为常任理事国,六个为选举产生的非常任理事国。1965年8月31日生效的一项《宪章》修正案增设了四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将理事国总数扩大至十五个。通过决定所需的赞成票数从七票增至九票,但每个常任理事国单独阻止决定通过的权力保持不变。因此,扩员增加了选举产生的理事国的代表性,却没有改变作为制度基础的大国间妥协。
表决规则及其法律运作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安全理事会每个理事国拥有一票。程序性事项的决定须获得九票赞成。其他事项的决定须获得九票赞成,“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在内”,但须遵守该条关于争端当事国弃权的规定。在实际运作中,实质性提案通常只要获得至少九个理事国支持,且五个常任理事国均未投反对票,即可通过。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无论其余十四个理事国如何投票,都足以阻止提案通过。
因此,否决并不等同于决议草案未获通过的所有情形。一项提案若获得的赞成票不足九票,即使所有常任理事国都支持或弃权,也无法通过。非常任理事国可以通过共同反对阻止提案通过,但任何一个非常任理事国都不拥有单独的否决权。反过来,一项提案即使得到十四个理事国支持,只要剩下的一票是常任理事国投下的反对票,就无法通过。否决权的作用是阻止拟议决定通过,而不是使另一项政策生效,也不是推翻现有决议。
尽管《宪章》提到须有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但安理会的实践已确立,自愿弃权并不构成否决。这一区别使常任理事国可以在不表示支持的同时,不阻碍安理会采取行动。在1971年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认可了安理会的一贯做法,即常任理事国弃权并不妨碍决议通过。当一国政府希望表达异议,却不愿承担使某项措施遭否决的责任时,这一规则尤其重要。
缺席同样不会自动构成否决。早期影响最为深远的例子发生在1950年,当时苏联因中国代表权问题抵制安理会会议。在苏联缺席期间,安理会通过了应对朝鲜战争爆发的决议,包括第82号决议和第83号决议。苏联对在其缺席情况下所作决定的效力提出异议,但其缺席并未阻止这些决定通过。这一事件表明,行使阻止决定通过的权力,通常需要参与表决并投下反对票。
已通过决议的法律效力,与通过该决议所采用的表决程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并非所有实质性决议都会施加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宪章》也没有将具有约束力的措辞与建议性措辞之间的区别,简单归结为决议是否提及某一特定章节。具体解释取决于所涉及的《宪章》条款、决议文本以及通过时的情境。否决权决定的是安理会能否作出某项实质性决定,而不直接决定该决定的法律效力。
程序性问题、回避表决义务及限制
否决权不适用于程序性决定。这一例外使安理会能够开展工作,而不必在每个组织安排环节都取得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有关会议进行方式、参与讨论以及将某些事项提交大会的决定,历来被视为程序性决定。常任理事国可以反对这类决定,但只要有九个理事国投赞成票,其反对票就不具有特殊的阻止效力。因此,当一些理事国希望在实质性行动遭到反对的情况下仍让某个问题继续得到讨论时,程序性权限就显得十分重要。
程序性事项与实质性事项之间的界限并非始终清晰。在安理会成立初期,“双重否决”的可能性尤其受到关注。常任理事国可以先反对将某一问题认定为程序性问题,再反对实质性提案本身。其背后的逻辑是:关于某一事项是否属于程序性事项的初步认定,本身也可能需要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随着安理会实践的发展,这种做法逐渐不再突出,但它说明,对事项性质的认定为何可能与最终表决具有同等重要的政治意义。
《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还规定,作为争端当事方的理事国,在安理会根据第六章及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作出决定时,应当回避表决。第六章涉及争端的和平解决,第五十二条第三款则涉及鼓励通过区域办法和平解决争端。这项义务同样适用于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某国在冲突中存在利益关系,就一概丧失表决资格;该条款的文字也未将这一义务延伸至依据第七章作出的执行行动决定。
回避表决要求的适用一直不尽一致。分歧主要涉及:安理会处理的是一项“争端”,还是范围更广的“情势”;某个理事国是否属于争端当事方;以及某项具体决定应适用《宪章》的哪些条款。目前并无常设的独立程序,能够依据这些理由自动排除某个理事国的投票。尽管如此,这项法律义务仍是《宪章》的一部分,应当与出于外交妥协而自愿弃权的做法加以区分。
联合国其他机关的表决,也不会仅因有常任理事国参与就适用否决权。联合国大会有自身的表决规则,常任理事国在那里并不享有特殊否决权。同样,在选举国际法院法官时,安理会在计算所需多数票时,不区分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这些例外表明,这项特权依附于安理会特定的决策规则,而不是适用于这五个国家在联合国内采取的一切行动。
冷战期间的使用模式
1946年2月16日,苏联首次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阻止了一项有关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决议草案获得通过。在联合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苏联行使否决权的次数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否决反映了围绕入会申请、国际冲突的处理,以及西方与苏联影响力之间平衡的争议。随着冷战的发展,安理会既成为各方就安全问题提出相互竞争的解释的论坛,也成为应对具体紧急事态的工具。
接纳新会员国是早期对抗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根源。西方各国政府与苏联在申请国是否符合《宪章》规定的条件,以及将不同国家的入会问题挂钩的做法上存在分歧。由于大会采取行动之前,入会申请必须先获得安理会推荐,常任理事国可以在第一阶段就阻止申请国入会。1955年,通过谈判达成的一揽子安排使十六个国家得以加入联合国,表明即使不改变现行规则,也能通过协商化解长期积累的否决障碍。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呈现了常任理事国利益关系的另一种格局。法国和英国否决了涉及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的决议草案,而两国本身正参与这些军事行动。安理会随后通过第119号决议,要求召开大会紧急特别会议。由于这一提请召开会议的决定属于程序性事项,英国和法国的反对票未能阻止其通过。这场危机既表明,当常任理事国直接卷入事件时,安理会的作用存在局限,也表明可以将审议转移至联合国的另一机关。
美国于1970年首次行使否决权,否决了一项有关南罗得西亚的决议草案。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的否决尤其多见于涉及以色列和阿以冲突的决议。苏联继续在其他重大问题上使用否决权,包括阿富汗问题。法国和英国使用否决权的频率低于这两个超级大国,但它们的否决也反映了特定的战略利益,以及对安理会权限或拟议应对措施的争议。
考察中国的否决记录时,需要注意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发生的变化。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之前,中国席位由中华民国代表占据;此后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占据。中华民国于1955年就蒙古入会问题行使了一次否决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2年就孟加拉国入会问题首次行使否决权。同样,俄罗斯于1991年延续了苏联的联合国会员资格及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意味着进行历史比较时,必须明确在所考察时期内由哪个国家或哪些代表占据该席位。
冷战后的合作与再度陷入僵局
冷战结束之初,常任理事国之间更容易达成广泛共识。1990年11月29日通过的第678号决议授权与科威特合作的各国,在伊拉克撤军期限届满后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中国投了弃权票,而未否决该决议。这次表决表明,即使未获得一致的政治支持,弃权也能使重大强制行动得以开展。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规模也有所扩大,安理会还通过决议设立了国际刑事法庭。
分歧再起并不总会在表决记录中体现为否决。199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未获安理会明确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开展了科索沃空袭行动。预计俄罗斯和中国会持反对立场,是当时外交背景的一部分。2003年3月,美国、英国和西班牙提出的一份涉伊拉克决议草案在表决前被撤回。尽管常任理事国的反对以及缺乏足够赞成票是谈判中的关键因素,但这份草案未获通过,不能算作遭到否决。
自2011年起,叙利亚冲突导致俄罗斯多次行使否决权,中国也曾数次行使否决权。争议涉及拟议的制裁、问责机制、化学武器的使用,以及跨境人道主义援助安排。2014年5月22日,俄罗斯和中国否决了一份将叙利亚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决议草案,其余十三个理事国均投了赞成票。这一事例说明,否决权会影响启动刑事管辖的制度途径,这与授权军事行动有所不同。
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安理会又进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表决。2月25日,俄罗斯否决了一份谴责此次入侵的决议草案;十一个理事国投赞成票,三个理事国弃权。2月27日,安理会通过第2623号决议,要求召开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俄罗斯同样反对这项决议,但由于提请召开会议属于程序事项,其反对票并未阻止决议通过。这一对比尤为清楚地说明了程序事项与实质事项之间的区别。
围绕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后加沙战争的表决,也体现了反对与弃权的差别。美国否决了多份决议草案,其中包括2024年2月20日一份要求立即实行人道主义停火的草案。然而,2024年3月25日,美国对第2728号决议投了弃权票。该决议要求在斋月期间立即停火,并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决议以十四票赞成获得通过。这类投票立场的变化凸显出,否决权是针对具体文本行使的,并非针对某一议题自动行使。
对会员国接纳、人事任命及国际行动的影响
否决权不仅影响对武装冲突的即时应对,也影响联合国的制度性决策。根据《宪章》第四条,接纳新会员国须先由安全理事会提出推荐,再由大会作出决定。因此,常任理事国可以阻止安理会提出这一必要的推荐。国际法院于1950年就大会权限问题发表的咨询意见确认,大会不能在没有安理会推荐的情况下接纳一国为会员国。2024年4月,美国行使否决权,阻止了一项建议接纳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遴选联合国秘书长是否决权的另一项重要应用。《宪章》第九十七条规定,秘书长由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任命。由于这项推荐属于实质性事项,常任理事国可以否决某位候选人。1996年,尽管其余十四个理事国均表示支持,美国仍否决了建议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连任的决议草案。安理会随后推荐了科菲·安南,大会据此任命他为秘书长。
非正式遴选程序可以在正式提出推荐之前揭示这些障碍。在秘书长遴选过程中,安理会曾通过意向性投票来摸底各候选人的支持情况,其中包括使用不同颜色的选票来区分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这些投票本身并非《宪章》规定的正式表决,但有助于识别哪些候选人可能遭到否决。因此,这项特权对制度运作的影响,远不止人事任命程序中正式记录的否决次数所能体现。
否决权也影响国际制裁、维和行动授权及司法机制。安理会可以根据第四十一条实施制裁、授权开展行动以及设立附属机构,但实质性决定仍可能因常任理事国反对而受阻。否决权可以阻止出台新措施、扩大现有授权范围,或在授权设有期限时阻止其续期。因此,否决的后果部分取决于不采取行动时的默认状态:如果一项授权到期即自动失效,阻止续期便可终止相关活动,而无须通过明确要求结束该活动的决议。
《罗马规约》赋予安理会两项涉及国际刑事法院、且影响尤为重大的职能。根据第十三条第(二)项,安理会可以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将某一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安理会曾通过2005年第1593号决议将达尔富尔情势提交该法院,并通过2011年第1970号决议将利比亚情势提交该法院。根据第十六条,安理会可以通过依据《宪章》第七章作出的决议,请求将调查或起诉推迟十二个月,并可在相同条件下再次提出延期请求。这两种途径均须遵守实质性事项的一般表决规则。相比之下,否决权并不直接支配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不过《宪章》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允许有关当事方在判决未获履行时诉诸安理会。
谈判、非正式阻挠与衡量难题
有记录的否决只能反映否决权影响的一部分。安理会成员通常会在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前展开谈判,草案往往要经过多轮修改。如果某个常任理事国明确表示反对某项条款,提案国可能会删除该条款、缓和措辞、推迟表决,或放弃提案。这种因预期否决或否决威胁而产生的阻挠,常被称为“隐性否决”。然而,与正式投反对票不同,隐性否决并无统一的官方记录,因此无法据此可靠地计算其发生频率。
谈判可能涉及决议的法律依据、有关各方的认定、授权期限,或行动是否具有强制性。分歧也可能集中在文本是否授权使用武力、实施制裁、设立监督机制,或要求安理会进一步作出决定。否决威胁可能使提案的范围收窄,但仍为就较有限的措施达成协议留下空间。反过来,提案国也可能在预料草案无法通过的情况下,仍执意要求表决,以使反对立场载入公开记录。
不过,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仍须与安理会的票数要求区分开来。决议草案始终需要至少九票赞成才能通过,而非常任理事国可以集体或单独就其支持条件进行谈判。草案可能因凑不齐九票、遭到否决威胁,或两者兼有而被撤回。将所有未能成功的倡议都归因于否决权,会夸大这一特权的作用,并掩盖非常任理事国、地区外交以及对拟议政策的分歧所各自发挥的作用。
安理会的一些做法采用协商一致规则,而非《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表决方式。主席声明和新闻声明通常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因此安理会任何成员,而不只是五个常任理事国,都能阻止其通过。制裁委员会通常也按协商一致原则运作,因此,一项反对意见就可能延迟将某个对象列入制裁名单,或延迟委员会作出其他决定。这类行动有时也被笼统地称为否决,但从分析上看,它们不同于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实质性表决中行使的否决权。
进行统计比较时也需要同样谨慎。一份决议草案可能遭到两个或更多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因此,按各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次数统计,所得总数会与按被否决草案数量统计的结果不同。对修正案、单独表决的段落、入会申请以及非公开会议表决的处理方式不同,也会导致数字有别。历史分析还必须区分苏联与俄罗斯的做法,并明确当时由谁代表中国。只有注明统计截至日期并清楚说明计数方法,精确的总数才有意义。
大会的应对与公开问责
联合国大会应对安理会僵局的主要制度性途径,是1950年11月3日第377 A(V)号决议确立的“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程序。该程序规定,在涉及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的情势中,如果常任理事国之间无法达成一致,致使安理会不能履行其首要责任,大会可立即审议有关事项。应安理会或联合国过半数会员国的请求,可召开紧急特别会议。
安理会关于召开此类会议的决定属于程序性决定,因此不受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制约。紧急特别会议曾处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80年阿富汗危机,以及自2022年起的乌克兰危机等。这类会议使更广泛的会员国能够在安理会受阻时,就事态展开辩论、建议采取措施,并留下各国立场的正式记录。这一程序改变了审议场所和表决机制,但并不意味着大会因此成为拥有安理会全部权力的机构。
在涉及强制措施时,这一区别尤其重要。大会决议通常具有建议性质,而不像适用的安理会决定那样对各国具有约束力。大会提出的建议,在法律上并不等同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不过,大会仍可在自身职权范围内开展重要工作,包括请求发表咨询意见、设立调查或资料记录机制,以及就联合国的行政和预算作出决定。
2022年4月26日,大会通过第76/262号决议,设立了一项常设授权,要求在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后举行辩论。大会主席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召开正式会议,但大会已就同一局势召开紧急特别会议的情况除外。该决议还请安理会在辩论前提交一份关于此次否决的特别报告,并给予行使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在发言名单上的优先次序。
这一机制使行使否决权的国家被期待作出公开解释,但并不暂停否决权的效力,也不推翻否决结果。常任理事国本来就经常在安理会会议上解释其投票立场;大会程序则将这些解释呈现给更广泛的会员国,并让其他国家有机会作出回应。其制度意义在于,将一项特殊权利的行使与常态化审议程序联系起来。法律上的表决规则并未改变,但行使否决权带来的外交和声誉影响变得更加显著。
改革提案与宪章层面的障碍
否决权改革提案涵盖从彻底废除到有限度的自愿克制等多种方案。一些方案主张,在涉及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或大规模战争罪的情势下,不得使用否决权。另一些方案则提出,只有一个以上常任理事国反对,才能阻止决议草案通过;或限制适用否决权的决定类别;或允许以更高比例的多数票克服常任理事国的反对。这些提案在是否需要修改《宪章》,还是仅改变政治惯例方面,存在重大差异。
正式修宪面临很高的门槛。根据第一百零八条,修正案须经大会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并由包括全部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三分之二联合国会员国批准。因此,通过这一路径取消或削弱否决权,必须得到每一个特权将受限制的国家同意。关于召开全面审查会议的第一百零九条也规定,任何修改均须经所有常任理事国批准方能生效。因此,常任理事国的同意构成宪章层面的核心障碍,而不仅仅是谈判中的不便。
自愿克制倡议避开了这一修宪要求。法国一直倡导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情势下克制使用否决权,并于2015年与墨西哥共同提出了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政治宣言。此外,问责、协调与透明度小组制定了一项行为准则,呼吁安理会成员不要对旨在预防或制止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的可信决议草案投反对票。后一种做法不仅针对常任理事国,也针对非常任理事国,强调各成员对安理会作出应对所负的责任,而非仅仅着眼于特殊的表决特权。
此类承诺属于政治承诺,并非对第二十七条的修正。其实际落实取决于如何界定有关情势、拟议文本是否被视为可信,以及各国是否在具体个案中履行承诺。这些承诺并未设立能够判定反对票无效的独立机构。其目标较为有限,即在保持法律结构不变的同时,改变各方预期和投票行为。
否决权也与安理会扩员及代表性问题的争论密不可分。由巴西、德国、印度和日本组成的四国集团主张增设常任理事国席位;非洲联盟的《埃祖尔韦尼共识》则要求非洲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主张只要否决权仍然存在,新的常任理事国就应享有同等特权。另一些国家则倾向于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而不是增设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立场揭示了一项根本矛盾:扩大否决权的适用范围,可以减少新老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不平等,却也会增加有能力阻止安理会采取行动的国家数量。因此,改革谈判不仅涉及代表席位如何分配,也涉及权威、同意与安理会决策能力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