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安全是一种维护国际和平的体系,参与国承认,对和平的威胁、对和平的破坏以及侵略行为,都是各国共同关切的问题。这一体系并非让遭受攻击的国家仅凭自身能力或依靠事先结成的盟友应对,而是提供制度框架,使成员国能够识别威胁,并组织外交、经济或军事应对行动。其核心主张是,有组织的集体抵制能够遏制侵略,并在威慑失效时帮助恢复和平。
历史上,与集体安全相关的主要机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和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联合国体系一方面普遍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另一方面授权安全理事会采取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攻击都会自动引发共同的军事应对:机构的表决规则、各国利益、可用能力以及法律条件,都会影响这一体系的运作。
集体安全既是一项组织原则,也是一套具体安排。要理解集体安全,就需要将其与同盟及集体自卫加以区分,考察集体行动的法律机制,并评估制裁、军事强制行动、维持和平、区域组织以及冲突预防各自发挥的作用。
集体安全的原则及其与同盟的区别
集体安全的核心特征在于,体系作出何种承诺,不应事先取决于潜在侵略者的身份。成员国同意共同反对危及共同和平的威胁,包括来自其他成员国的威胁。在理论上最充分的形态中,这一体系具有包容性:原本可能成为军事对手的国家参与同一安排,每个国家的安全都被视为与所有国家的行为相互关联。其预期结果是,使侵略所得小于集体抵抗可能带来的代价。
这使集体安全有别于均势。在均势体系中,各国力求通过自身军备、不断变动的伙伴关系以及相互制衡的联盟,防止任何一国取得支配地位。这类安排无须各方就共同权威或普遍适用的执行规则达成一致,也能遏制扩张。相比之下,集体安全力求通过共同的机构和程序组织抵抗。这一区别属于分析层面,并非绝对:相关机构可能依赖某些大国,而这些大国之间的竞争也在塑造均势格局。
集体安全也不同于集体防御。在集体防御安排下,特定的一组国家承诺,在成员国遭受外部攻击时提供援助。成立于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是一个集体防御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在其指定范围内,对一个或多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同时由各成员国自行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这并非一项无论侵略者是否为成员国,都要对其采取行动的普遍承诺。
另一个需要区分的概念是集体自卫。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在发生武装攻击时,各国仍享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但须遵守《宪章》规定的条件。因此,援助遭受攻击的国家,可以具有独立于安全理事会授权之外的法律依据。集体自卫是对武装攻击的回应;集体安全措施则可以应对范围更广的和平威胁,也不一定涉及使用武力。
这一理论的成立有赖于若干要求很高的条件。各国必须具备足够的共识,能够认定哪些行为不可接受,预期其他国家会参与应对,并拥有使应对行动奏效的手段。各国还必须愿意在未必直接威胁本国领土的争端中承担代价。这些要求说明,集体安全不只是一项团结宣言。它是一个制度性问题,涉及各自保有不同利益的国家如何作出决策、动员资源并维持合作。
思想渊源与国际联盟
通过有组织的机制实现和平的构想,早在二十世纪之前就已出现。威廉·佩恩在1693年的《论欧洲当前与未来的和平》中,提议设立欧洲议会来解决争端。伊曼努尔·康德在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中,设想建立一个自由国家的联盟,而非一个世界国家。这些构想虽与现代集体安全机构有所不同,却都探讨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独立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能否由共同规则来规范,而不必一再诉诸战争。
十九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也是集体安全的先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通过会议和外交磋商处理争端,并维护1815年后确立的部分秩序。欧洲协调既没有常设的普遍性组织,也未规定共同对抗侵略的一般义务。不过,其实践推动了一种观念的形成:维护和平可以是多个大国共同行动、持续承担的责任,而不只是各项双边协议分别作用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些思想成为制度设计的核心议题。伍德罗·威尔逊于1918年1月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主张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家联合组织,相互保障各国的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国际联盟盟约》被纳入1919年的和平安排,并于1920年1月10日生效。第十条规定,各会员国承诺尊重并维护彼此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使其免受外来侵略。第十二至第十五条确立了将争端提交仲裁、司法解决或国际联盟行政院审议的程序。
第十六条规定了会员国违反《盟约》特定义务而诉诸战争时应承担的后果,包括断绝贸易和金融关系;行政院则负责建议各会员国应提供的陆、海、空军力量。《盟约》并未禁止一切诉诸战争的行为,国际联盟也没有独立的武装力量。重要决定通常需要一致通过,而大国的参与也不完整:美国从未加入,其他一些大国则较晚加入、退出或遭到开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危机暴露了这些局限。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国际联盟通过李顿调查团展开调查,却未能扭转领土遭占领的局面。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国际联盟会员国实施了经济制裁,但制裁措施并不包括全面石油禁运,未能阻止意大利的征服。制裁于1936年7月解除。这些事件表明,正式承诺与会员国履行承诺的意愿和能力之间存在落差,也影响了后来联合国所采用的更为集中的决策结构。
《联合国宪章》框架
《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6月26日签署,同年10月24日生效,确立了当代集体安全的法律框架。第一条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列为联合国的主要宗旨之一。第二条第三款要求会员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第二条第四款则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任何其他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方式威胁或使用武力。
这一框架将会员国的主权平等与各机构之间的差异化职权相结合。根据第二十四条,会员国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第二十五条,会员国同意依照《宪章》接受并执行安理会的决定。安理会承担主要责任,并不意味着它独占这项责任:联合国其他机关也有相关职能,但不享有同等的强制执行权力。
第六章涉及和平解决争端。第三十三条列举了谈判、调查、调解、和解、仲裁、司法解决、利用区域机关或区域安排,以及争端各方自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安理会可以调查争端或局势,并就解决争端的程序或条件提出建议。这一框架下的建议不同于具有约束力的强制执行决定;不过,一项具体决议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其条款和所依据的《宪章》规定,而不能仅凭其所属章节的标题判断。
第七章规定了核心的强制执行机制。根据第三十九条,安理会判定某一局势是否构成对和平的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随后,安理会可以提出建议,或决定采取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措施。第四十一条涉及不使用武力的措施,包括中断经济关系和通信联系,以及断绝外交关系。第四十二条允许安理会在认为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措施不足,或认定这些措施已证明不足时,采取军事行动。并没有硬性规定要求必须先尝试所有非军事措施。
另有两项规定明确了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第二条第七款规定,联合国不得干涉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范围的事项,但明确指出,这不妨碍第七章下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因此,当安理会判定一国境内的局势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时,该局势便可成为集体安全行动的对象。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宪章》义务优先于其他国际协定中与之冲突的义务。这些规定共同使《宪章》超越了自愿协商机制的范畴,同时保留了一个分散化的体系,其落实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国。
决策、否决权与机构责任
安全理事会有十五个理事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国为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1965年生效的修正案将安理会成员数从十一个增至十五个。每个理事国有一票,但表决的法律效力因所涉事项属于程序性事项还是其他事项而有所不同。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程序性事项的决定须获九票赞成。其他事项的决定须获九票赞成,其中包括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按照既定惯例,常任理事国弃权并不妨碍决定获得通过,但常任理事国对实质性决议草案投反对票则会阻止其通过。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还规定,争端当事国在依据第六章及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作出决定时应当弃权,不过,这一规定在安理会实践中的适用引发了一些问题。
否决权体现了1945年达成的制度性妥协:联合国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但通常不会在某个常任理事国反对的情况下采取具有约束力的强制行动。即使许多其他国家支持采取集体行动,否决权也可能使其无法实施。反过来,常任理事国达成一致本身并不能带来部队、资金、准入条件或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通过决议与执行决议是两个不同阶段,而一项决议可能需要就授权范围、报告要求、豁免和费用分摊进行广泛谈判。
联合国大会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讨论平台,每个会员国都有一票。大会于1950年通过的“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即第377 A(V)号决议,确立了在安理会因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致而未能履行其主要责任时审议有关局势的程序。大会可以建议采取集体措施,也可以依照相关程序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这类建议并不具有与安理会决定相同的、有约束力的强制执行效力。
其他机构也发挥作用,但并不取代安理会。联合国秘书长可依据第九十九条,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提请安理会注意,并开展外交斡旋。国际法院处理其管辖范围内的法律争端,并在收到符合程序的请求时发表咨询意见。在1971年的《纳米比亚》咨询意见中,法院驳回了第二十五条仅适用于第七章项下强制执行决定的观点。因此,机构责任并不只是选择军事应对方式,还包括法律解释、外交倡议、公开审议,以及监督各国是否遵守已通过的决定。
手段:制裁、武力与执行
国际制裁是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安全理事会采取的措施包括武器禁运、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对特定商品的限制,以及范围更广的贸易或金融交易限制。这些措施的目的各不相同,包括限制武器获取、切断武装团体的资金来源、遏制被禁止的行为,或促使有关方面遵守政治解决方案。制裁机制通常会明确其针对的行为或情形、所施加的措施以及监督安排。
1990年8月第661号决议对伊拉克实施的全面制裁,成为广泛经济限制所带来的执行难题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案例。1995年第986号决议设立、于1996年开始实施的“石油换食品计划”,允许在监管下出售石油,以所得资金购买人道主义物资。此后,联合国在实践中日益重视针对指定个人、实体和活动的定向措施。定向制裁可以缩小预期经济影响的范围,但也对对象识别、证据评估、资金追踪以及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一致执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制裁也引发了正当程序和法律救济方面的问题。尽管制裁属于预防性措施,而非刑事定罪,资产冻结和旅行限制仍可能对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个人产生严重影响。2009年,第1904号决议为基地组织制裁机制设立了监察员机制;该机制此后在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制裁框架下继续运作,依照安理会规定的程序审查除名请求。这类安排表明,有必要在迅速采取预防行动与提供机会对限制措施的事实依据提出异议之间取得平衡。
军事强制行动面临另一类问题。《宪章》设想,会员国依照第四十三条缔结特别协定,向安理会提供武装部队。然而,这些协定始终未能缔结。实践中,安理会经常授权会员国或区域组织使用各国部队开展行动。有关决议通常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或“一切必要措施”等措辞,授权范围则由决议的目标、限制条件和背景加以界定。授权并不意味着将所有行动决策都交由联合国作出。
执行有赖于各国的立法、行政能力、情报、后勤保障和政治承诺。转移输送和规避行为可能削弱制裁效果;军事任务授权可能超出所能调集兵力的承受范围;外交协议也可能缺乏监督安排。此外,必须区分诉诸武力的合法性与规范武力使用方式的法律。获授权的行动仍须遵守适用的国际人道法,包括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攻击中的预防措施等规则。集体授权并不能使原本被禁止的作战方法变得合法。
集体强制行动的主要案例
朝鲜战争是联合国体系早期面临的一次考验。1950年6月25日朝鲜进攻韩国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82号决议,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并撤军。第83号决议建议会员国提供必要援助,以击退进攻并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第84号决议建议设立由美国领导的统一司令部,并授权在使用参战各国国旗的同时使用联合国旗帜。这些决议均在苏联代表缺席安理会期间获得通过。
朝鲜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并非由一支依照《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三条所作安排指挥的联合国常备军执行,而是由美国领导的司令部指挥、以安理会决议为依据的多国军事行动。这一案例表明,可以通过各国投入兵力和资源来组织集体军事行动,但也说明特殊的政治形势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对抗使各方难以就类似的强制行动达成一致,不过安理会仍在某些危机中采取了行动,并逐步发展出维持和平的实践。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事态沿着另一条路径发展。第660号决议谴责了入侵行为,并要求立即撤军。第661号决议实施了制裁。1990年11月29日,第678号决议授权与科威特合作的各国:如果伊拉克未能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遵守决议,即可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执行第660号决议及其后通过的相关决议。随后展开的多国部队军事行动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1991年4月通过的第687号决议规定了停火条件,其中包括范围广泛的裁军义务和监督安排。
科威特案例尤为清楚地体现了针对国家间征服行为的集体安全强制行动,但后来的行动表明,要在行动目标和授权问题上维持共识,可能更为困难。在索马里问题上,1992年12月通过的第794号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为人道主义救援建立安全环境。这次行动所应对的是国家崩溃和人道主义紧急局势,而非一国对另一国的征服。如何将强制行动与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衔接起来,成为影响这次任务进程的核心难题。
2011年的利比亚行动进一步凸显了如何解释授权的重要性。第1973号决议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受到攻击威胁的平民和平民聚居区,但排除了部署外国占领军的可能,并设立了禁飞区。军事行动由参与国实施,北约随后接掌行动指挥权。此后,安理会的辩论中出现了对授权执行方式的分歧。纵观这些案例,集体强制行动在指挥结构、目的、规模和政治背景方面各不相同;安理会授权提供的是法律框架,而非统一的行动模式。
维持和平、保护平民与内部冲突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集体安全密切相关,但并不等同于军事强制行动。《宪章》并未明确将维持和平设为一个独立类别。维和行动是在制度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起点是1948年成立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和1949年成立的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第一支武装联合国维和部队是联合国紧急部队,于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成立。
传统维和行动以三项原则为基础:各方同意、公正无偏,以及除自卫和捍卫任务授权外不使用武力。其活动包括监督停火、巡逻缓冲区、调查事件和报告违规行为。相比之下,强制和平行动不一定需要主要当事方的同意,并且可能在战略层面使用军事强制手段。强有力的维和行动可能获准在战术层面使用武力,以保护平民或捍卫任务授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维持和平与强制行动之间的概念区别就此消失。
冷战结束后,许多行动承担起多层面的职责。特派团协助开展选举、警察改革、解除武装和复员、恢复国家权力以及监督人权状况。这些任务反映出,当时普遍存在的冲突往往涉及政府、叛乱运动、民兵及其他武装团体,而非两支界限分明的国家军队。停火可能与局部暴力、支离破碎的指挥体系或针对平民的袭击并存,使得确定可靠的当事方和获得切实有效的同意更加困难。
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和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期间未能保护平民的教训,影响了后来的行动准则。2000年的《卜拉希米报告》呼吁制定更明确的任务授权、具备可靠的行动能力,并更切合实际地评估当地局势。保护平民成为许多特派团任务授权中明确规定的优先事项。然而,任务授权本身并不等于实际能力:机动能力、情报、医疗保障、部队战备水平、指挥安排以及东道国当局的合作,都会影响特派团能够采取的行动。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138和139段认可的保护的责任,将保护平民与集体安全框架联系起来。这一概念针对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各国对保护本国民众负有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则应提供协助,并采取适当的和平手段。商定文本还表示,当和平手段不足以解决问题,且国家当局明显未能保护民众时,国际社会准备依照《宪章》,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集体行动。这并不构成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单方面使用武力的一般授权。
区域组织与职责分工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承认,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可以在适宜采取区域行动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但其活动须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第五十二条鼓励通过此类办法努力解决地方争端。第五十三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可利用区域办法,在其权力之下采取执行行动;同时规定,除《宪章》的具体条款另有规定外,区域执行行动一般须获得安全理事会授权。
区域组织能够提供全球性机构所欠缺的知识、人员、政治关系和后勤便利。非洲联盟成立于2002年,此后建立了包括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和平与安全机构;设立该理事会的议定书于2003年生效。《非洲联盟组织法》第四条第(h)项确认,在发生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等严重情形时,非盟有权根据首脑会议的决定干预成员国。区域组织行使这些权力,仍须遵循《宪章》关于使用武力的整体框架。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自1990年起在利比里亚部署部队,并于20世纪90年代在塞拉利昂部署部队。这些行动使区域组织的主动行动、同意、授权以及联合国后续介入等问题成为实践中的焦点。合作也采取了混合行动的形式。2007年第1769号决议授权设立的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由两个组织共同参与。此类安排需要就指挥、经费、人员标准、报告制度以及行动决策责任达成详细协议。
欧洲联盟在其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开展民事和军事危机管理任务。北约虽然主要是一个集体防御联盟,但也曾开展安全理事会授权的行动。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95年12月通过的第1031号决议授权在《代顿和平协定》签订后部署多国执行部队。这些例子表明,一个组织的创立宗旨与某项具体行动的法律依据不必完全相同:一个联盟可以执行集体安全任务,而不必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
因此,这种分工既不是简单的等级体系,也不是彻底的权力分散。区域机构可能行动更为迅速,或能促使当地各方更积极地参与,但也可能面临内部竞争、资源有限或邻近大国利益引发的疑虑等问题。安全理事会提供全球性权威,并可规定具有约束力的义务,而区域组织则提供不同形式的行动能力。能否实现协调,取决于各组织能否就目标、使用武力的范围、政治进程,以及特派任务应在何种条件下调整或结束达成一致。
结构性局限、威胁的变化与改革争论
集体安全始终面临共同规则与能力不平等之间的落差。各国在军事实力、财力、地理上的风险敞口以及政治影响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一体系既需要强国合作,又力图约束威胁他国的行为。否决权将这种张力部分制度化:它既能维持常任理事国的参与,也会在这些国家反对时阻止执行行动。因此,尽管《宪章》的规则以普遍适用的方式表述,制度层面的行动仍具有选择性。
另一个难题是成本分配。和平的益处广泛惠及各方,但实现和平的负担却集中体现为派遣部队、分摊经费、执行制裁、投入外交资源,以及人员面临的风险。各国可能在原则上支持某项行动,却不愿提供行动所需的力量和资源。反过来,提供最多军事资源的国家可能寻求对行动的实施施加重大影响。这些问题与国际合作其他领域的集体行动困境类似,但由于涉及战斗及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其后果尤为重大。
集体安全所涵盖的议题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国家间战争。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后通过的第1373号决议,在资金、支持和合作等方面规定了反恐义务。2004年的第1540号决议要求各国采取措施,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取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这两项决议都体现了一种做法:向各国普遍规定具有约束力的义务,而非仅对某个指明的冲突方实施制裁。
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和环境压力则引出了有关机构职权范围的另一类问题。2014年9月的第2177号决议认定,非洲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已进入安理会的讨论范围,尤其是在环境压力与流离失所、资源保障不足及冲突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审议此类问题并不意味着安理会取代专门组织或发展机构,而是要判断特定情势是否会影响国际和平,以及哪些措施属于安理会的职权范围。
改革争论既涉及代表性,也涉及决策机制。相关提议包括调整安理会成员构成、重新考虑常任与非常任席位的分配、改进工作方法,以及鼓励在涉及大规模暴行的情势中克制使用否决权。根据《宪章》第一百零八条,正式修正《宪章》须经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并由三分之二的联合国会员国批准,其中必须包括安理会全部五个常任理事国。程序性调整则可通过其他途径实现:2022年4月的联合国大会第76/262号决议确立了一项常设授权,在符合决议规定条件的情况下,于否决权行使后举行大会辩论。这种辩论不会推翻否决,但为作出解释和接受审视提供了额外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