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上的自卫,是指国家使用武力抵御武装攻击,并在特定条件下援助遭受此类攻击的另一国家的权利。它是《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禁止国家间使用武力原则的一项主要例外。《宪章》第五十一条和习惯国际法均承认这项权利,但其行使受到若干要求的限制,涉及触发自卫权的攻击、必要性、相称性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职责。
这一议题关乎诉诸武力的法律权利,传统上称为诉诸战争法,而非规范敌对行动如何开展的规则。它也有别于国内刑法中个人享有的正当防卫权。其重要性在于,既要保护国家免受暴力侵害,又要维护总体上禁止单方面军事行动的国际法律秩序,并在两者之间取得协调。一些核心规则已获广泛接受;另一些问题仍有争议,尤其是针对迫在眉睫的攻击、在境外活动的武装团体以及某些网络行动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宪章》框架与自卫权的渊源
《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要求联合国会员国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也不得以任何其他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方式威胁或使用武力。第五十一条规定,会员国受到武装攻击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要的措施之前,《宪章》任何规定均不损害其“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行使自卫权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立即向安理会报告,且不得减损安理会的职权。
“自然权利”一词承认,自卫权并非仅由《宪章》创设。国际法院在1986年“在尼加拉瓜境内及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的实体判决中认定,《宪章》规则与国际习惯法的相关规则并存。因此,尽管一项保留限制了法院对某些涉及多边条约的诉讼请求的管辖权,法院仍可适用习惯法规则。法院还强调,这两套法律规则并非在所有细节上都完全相同:例如,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了报告义务,而习惯法则规定了该条未明文列出的必要性和相称性要求。
自卫并不是在境外开展军事行动的唯一法律依据。安理会可以根据《宪章》第七章授权使用武力。国家也可以同意外国在其领土内开展军事活动,但该同意必须在法律上有效,且行动不得超出同意的范围。必须区分这些依据,因为它们各自适用的条件不同。经安理会授权的行动,无须证明参与国遭受了武装攻击;而以同意为依据的行动,在相关同意已依法终止后,便不能再仅凭这一依据继续进行。
一国将自身行为描述为防御性行为,并不能据此定论。其主张必须依据适用的法律和已查明的事实加以评估。安理会未通过谴责某项行动的决议,也不能证明该行动合法:安理会的决定受到表决要求和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影响。反过来,行使自卫权通常也无须事先获得安理会授权。自卫权是一项由各国自行行使的权利,但其行使仍须接受国际法审查。
1945年前后的历史发展
二十世纪以前,国际法尚未确立可与《联合国宪章》体系相比的全面禁止战争制度。不过,在外交实践和法律论著中,自保与防卫已被用来为某些使用武力的行为提供正当理由。1837年的“卡罗琳号”事件尤具影响。英国军队进入美国领土,摧毁了一艘曾为加拿大叛乱者提供支援的船只。此后美英两国之间的外交函件,成为界定跨境防卫行动限度的重要参照。
1841年,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指出,自卫的必要性必须“迫在眉睫、不可抗拒,既无选择其他手段的余地,也无从容考虑的时间”。他还要求,所采取的行动不得超出这一必要性所限定的范围。卡罗琳号事件由此为必要性与相称性原则提供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表述。这一表述与1945年后《宪章》之间的确切关系,仍存在争议。尤其是,仅凭这些函件,无法确定第五十一条是否允许在武装攻击开始之前采取行动:这些函件产生于更早的法律秩序之下,所针对的也是一次具体的跨境行动。
1920年生效的《国际联盟盟约》通过程序性义务和集体行动安排,限制诉诸战争,但并未确立《宪章》所规定的一般性禁止使用武力原则。1928年的《非战公约》谴责以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并宣布放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不过,参与谈判的各国政府仍认为自卫权得到了保留。这些发展逐步压缩了发动战争的法律自由,却未能建立起充分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
《宪章》于1945年6月签署,同年10月24日生效,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纳入一个常设的制度框架。第五十一条明确承认单独自卫与集体自卫,同时保留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首要责任。冷战期间,安理会内部的分歧,使单方面及基于同盟关系提出的自卫主张在实践中变得更加重要。后来的诉讼,尤其是“尼加拉瓜案”判决,澄清了相关法律的若干重要内容,但并未消除对其适用边界的分歧。由此形成的制度,将严格禁止使用武力与附有严格条件的防卫行动权相结合。
作为触发条件的武装攻击
第五十一条在文本上规定的核心条件是发生“武装攻击”。在“尼加拉瓜案”判决中,国际法院将构成武装攻击的最严重形式的使用武力行为,与较轻微的使用武力行为作了区分。这一区分意味着,并非所有违反第二条第四款的行为都必然允许受害国以武力自卫。国家可能采取其他法律应对措施,包括外交抗议、要求赔偿,以及合法的非武力措施。不过,武装攻击是否存在认定门槛,以及这一门槛应如何划定,仍有争议;一些国家不接受在非法使用武力与武装攻击之间划出显著界限。
一国武装部队对另一国领土实施入侵、轰炸或重大攻击,是武装攻击的典型例子。武装攻击也可能针对国家领土以外的军事单位,包括军舰。在涉及美国于1987年和1988年袭击伊朗海上设施的2003年“石油平台案”判决中,国际法院并未排除仅对一艘军舰实施布雷攻击便足以触发自卫权的可能性。不过,法院认定,美国未能证明存在足以将受到质疑的行动正当化为自卫措施的必要情形。
“尼加拉瓜案”判决还讨论了间接使用武力的问题。法院援引联合国大会于1974年通过的第3314号决议中的侵略定义,认为由国家派遣或以国家名义派遣武装团伙,若其行动的规模和影响相当于正规部队的攻击,就可能构成武装攻击。法院将这种情况与通过提供武器或后勤支援援助叛乱分子的行为作了区分:后者可能违反其他国际规则,但本身并不构成武装攻击。因此,法律定性取决于介入的形式和程度,而不只是是否在政治上支持某个武装团体。
当事件规模较小、反复发生或事实不明时,评估就更加困难。一些国家主张,应对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攻击进行累积评估,而不是孤立看待每一次攻击。这就引出了有关这些攻击之间的联系、发生时间、是否由同一主体实施及其累积影响等问题。经济胁迫、敌对宣传以及大多数政治干涉,通常不会仅因造成严重损害就被视为武装攻击。认定应以证据为依据,着眼于行为的性质和后果,而不能仅凭自卫国对该行为的称谓。
必要性、相称性与防卫目的
即使已经发生武装攻击,防卫性武力的使用仍须满足必要性和相称性要求。这些要求已由习惯国际法确立,并得到国际法院的反复确认,包括在《尼加拉瓜案》《石油平台案》以及1996年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两项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一项应对行动可能因使用武力并无必要、武力规模过大,或同时存在这两种情形而不符合要求。仅仅发生了攻击,并不意味着受攻击方就获得了不受限制地对攻击方发动战争的权利。
必要性所考察的是,使用武力是否服务于真正的防卫需要,以及是否存在合理可行的替代手段,能够充分满足这一需要。它并不僵化地要求在攻击仍在持续时必须先完成外交谈判。但同样,也不能仅因外交途径在政治上似乎缺乏吸引力,就允许使用武力。必须证明军事行动与制止、击退或以其他方式应对武装攻击之间存在联系。在《石油平台案》中,法院审查了遭攻击的设施是否构成必要防卫行动的合法目标,而未将这些设施与对方国家存在关联视为充分理由。
相称性关注的是,相对于防卫目标而言,所使用武力的规模、范围和持续时间是否适当。它并不要求造成与攻击方完全相同的伤亡人数,也不要求使用与攻击方相同的武器。击退大规模入侵可能需要广泛的军事行动,而地理范围有限的攻击,则未必足以证明针对无关目标展开大范围军事行动具有正当性。应当比较的是实现防卫目标所需的武力与实际使用的武力。惩罚、报复、获取领土或政治改造,本身都不能成为扩大自卫所允许范围的依据。
时机同样重要。防卫行动通常须与攻击在时间上具有足够紧密的联系,但并不存在以小时或天数计算的、普遍适用的固定时限。查明攻击者、动员部队或应对持续进行的军事行动,都可能需要时间。反之,在某一事件结束很久后才采取行动,可能表明其性质是报复而非防卫。禁止武装报复的规则意味着,一国不能仅凭先前发生的不法行为,就将惩罚性武力说成合法行动。
这些条件适用于行动的整个过程,而不仅仅是行动开始之时。起初合法的应对行动,如果持续到超出防卫必要性的程度,或扩展至原有攻击不足以支持的目标,就可能变得不合法。因此,随着军事形势和事实情况的变化,国家必须重新评估继续使用武力的法律依据。
预先行动、迫近性与预防性战争
自卫能否先于武装攻击实施,是这一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限制性解释强调第五十一条中“受武力攻击时”的措辞,以及《宪章》限制单方面使用武力的宗旨。按照这一观点,对于预期中的危险,通常应通过和平措施和安全理事会加以应对,而不应扩大自卫这一例外的适用范围。其他解释则强调自卫权的“固有”性质,主张习惯国际法允许针对确实迫在眉睫的攻击采取行动。
预先自卫一词通常指针对这种迫在眉睫的攻击使用武力。它必须与旨在消除尚未迫近、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的预防性武力相区别。相关术语的用法并不统一:“先发制人”有时指前者,有时则用于更广泛的情形。法律上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何种称谓,而在于所面临的攻击有多迫近、发生的可能性有多确定,以及国家是否有必要在其选择的时点采取行动。
“卡罗琳号”事件中提出的准则,是许多支持有限预先自卫权的论证的核心。该准则强调必要性必须达到压倒性的程度,意在将不可避免的防卫反应与基于推测的军事行动区分开来。现代争议集中于这一标准如何适用于隐蔽的准备活动、远程导弹、恐怖主义网络,以及能够造成灾难性损害的武器。一些政府主张,判断迫近性时应考虑阻止攻击的最后可行时机,而不应要求掌握攻击发生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另一些政府则认为,灵活的表述容易遭到滥用,因为情报评估和预测可能并不可靠,也可能服务于作出判断者自身的利益。
国际法院尚未对《宪章》下预先自卫的一般合法性作出最终裁断。在“尼加拉瓜案”中,法院明确表示不对此问题作出裁决,因为当事方的论辩并未提出这一问题。因此,不能将法院的判决解读为支持所有预先自卫主张,也不能认为这些判决已对这一学说的所有版本作出了断然结论。
历史实践体现了这种分歧。安全理事会于1981年一致通过第487号决议,谴责以色列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行动,认定其明显违反《宪章》。主张可以对正在形成的威胁使用武力的更宽泛观点,尤其在美国《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发布后的国际辩论中十分突出,但并未促成对预防性战争的普遍认可。某种可能变得危险的能力、敌对言论或长期战略竞争,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一项获得承认的攻击权。
非国家武装团体与在他国领土上使用武力
非国家武装团体发动的攻击引出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问题:其暴力行为是否足以触发自卫权,以及能否未经另一国同意而在该国领土上使用武力进行自卫。前者涉及武装攻击的来源和严重程度;后者涉及领土所在国的主权以及跨越其边界的法律依据。证明某一团体发动了严重攻击,并不能自动解答可以在何处、针对何人使用武力的所有问题。
国家责任法规定了将私人行为归于国家的规则。依照一国的指示、指挥或控制实施的行为,可能归于该国,具体取决于适用的认定标准和事实。在“尼加拉瓜案”中,国际法院采用有效控制标准,判断反政府武装的特定行动能否归于美国。提供资金支持、训练或政治上的同情,并不自动使武装团体的一切行为都成为支持国的行为。行为归属问题还必须与另一类问题加以区分,即国家因自身提供非法援助或未履行其他独立义务而承担的责任。
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对国家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安全理事会第1368号和第1373号决议在这些袭击的背景下重申了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美国和英国随后向安理会通报了依据第五十一条在阿富汗采取的军事行动。这些事态发展表明,非国家行为体发动的攻击在当代自卫主张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上述决议并未提出一套全面的法律标准,用以规范针对境外武装团体使用武力的所有情形。
司法机关对此始终持谨慎态度。国际法院在2004年“隔离墙”咨询意见中,结合其所审议的具体情形,从一国对另一国发动武装攻击的角度阐述了第五十一条。在2005年“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案”判决中,法院根据案件事实驳回了乌干达的自卫主张,并表示无须裁定当代国际法是否允许针对非正规武装力量的大规模攻击行使自卫权,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允许这样做。这些裁判引发了不同解读,而未形成普遍接受的答案。
一些国家援引“不愿或无力”这一判断方法,为在领土所在国不愿或无力消除威胁时针对武装团体使用武力提供正当理由。美国2014年就其在叙利亚境内针对伊斯兰国的行动所作的通报,便在协助伊拉克自卫的背景下采用了这一理由。其他国家和法学学者则质疑,这一判断方法是否已成为确立的习惯国际法。不能仅因其在特定军事行动中被援用,就推定其法律地位。
集体自卫与防御同盟
集体自卫允许各国援助遭受武装攻击的另一国家。它并不意味着国家普遍有权为友好政府、政治运动或声称面临安全威胁的民众使用武力。适用于单独自卫的基本要求,包括存在武装攻击、必要性和相称性,在集体自卫中仍然适用。集体自卫只是在受攻击国与援助国之间增添了一层关系,并不能取代合法使用武力所须满足的基本条件。
在“尼加拉瓜案”中,国际法院认定,声称遭受武装攻击的国家必须自行作出并宣布这一判断,而采取集体自卫行动必须以该国提出请求为前提。援助国不能以自身的单方面判断取代所谓受害国的立场。请求还有助于明确援助的目的和范围,但受援国同意接受援助,并不能使超出自卫限度的行动合法化。
防御条约预先为这种合作作出安排。《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将公约适用范围内的武装攻击视为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并规定各缔约国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提供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发生后,认定这些袭击是从境外指挥的,随后首次援引了第五条。该条款并不要求每个成员国采取相同的军事措施。其他区域条约也有类似的援助安排,各有其成员构成、地理适用范围和程序。
条约义务与《宪章》下的合法性必须分开看待。同盟不能仅凭约定将一场本属非法的战争界定为防御性战争,就使其合法化。根据《宪章》第一百零三条,《宪章》义务优先于其他国际协定义务中与之冲突的部分。集体自卫也不要求有关国家事先加入同盟:一国遭受攻击后,可以请求另一国提供援助,但仍须满足同样的实体法律条件。
伊拉克于1990年入侵科威特,是集体自卫与安理会行动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实例。入侵引发了援助请求和国际军事部署;随后,安理会第678号决议授权合作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执行所指明的决议,并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后来的解放行动具有安理会的明确授权,必须将其与仅以第五十一条下的单独自卫或集体自卫为依据的行动区分开来。
报告义务、安全理事会行动与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要求各国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其行使自卫权所采取的措施。这类通报通常会说明所指称的攻击、自卫国的法律立场、回应措施的性质,以及集体行动所依据的请求。通报形成公开记录,使其他国家和安理会能够评估有关主张。报告属于通知,而非请求许可;报告获分发,并不意味着安理会认可其内容。
未履行报告义务,既可能具有程序上的意义,也可能具有证据上的意义。在“尼加拉瓜案”中,国际法院将未提交报告视为一项相关因素,用以判断采取行动的国家是否确实认为自己是在行使自卫权。不过,报告义务与自卫的实质条件在分析上仍须区分:提交一封信函,并不能使不必要或不相称的行动变得合法。同样,一国前后变化的解释,也可能影响对其所声称的防卫目的是否一贯、可信的评估。
第五十一条保留自卫权,“直至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这并不意味着安理会的任何讨论、决议或关切表态都会自动终止自卫权。其效果取决于安理会采取的措施及其施加的义务。安理会可以下令采取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实施制裁、要求停止敌对行动,或授权采取军事行动。因此,对于持续行使自卫权的主张与安理会行动之间的关系,必须依据《宪章》和相关决定的具体条款加以评估。
司法审查受到管辖权的限制。国际法院审理争讼案件,通常需要以国家有效同意为依据;管辖权方面的限制可能使法院无法就案件实体问题作出裁判。援引自卫权的国家必须以证据证实其正当性理由所依赖的事实。情报评估、截获的通信、实物证据以及行动模式都可能具有相关性,但以国家安全为由提出主张,并不能免除举证的必要。
非法使用武力可能引起国家责任,包括停止不法行为和作出赔偿的义务。个人对侵略罪所负的责任则是另一问题,须满足额外的要求,并受管辖权限制。根据《罗马规约》,该罪涉及特定的领导人行为,且这些行为与一项侵略行为相关联;该侵略行为须在性质、严重程度和规模上构成对《宪章》的明显违反。因此,并非任何未获认可的自卫抗辩都足以确立个人刑事责任。
与人道法、人权及其他正当理由的关系
诉诸武力是否合法,与敌对行动中的行为是否合法,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只要满足适用条件,国际人道法就应适用,而不论哪一方最先使用武力在法律上有正当依据。即便一国合法行使自卫权,仍须遵守有关区分、预防措施、拘禁及人员待遇的规则。反之,一方非法挑起敌对行动,并不意味着其伤兵、战俘或平民应享有的保护就此丧失。
这两个法律框架对比例原则的运用也有所不同。自卫中的比例原则评估的是实现防卫目标所需的总体武力。敌对行动中的比例原则则禁止发动预计会造成附带平民损害、且此种损害相对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而言过度的攻击。一次行动可能符合其中一项标准,却违反另一项标准。因此,将一场战争称为防御性战争,并不能回答某次具体打击是否符合日内瓦公约及相关习惯规则的问题。
国际人权法也可能适用于军事行动,具体取决于相关条约义务的范围及管辖权规则。国际法院在1996年关于核武器的咨询意见中解释说,对生命权的保护并不因武装冲突而终止,但判断敌对行动中是否存在任意剥夺生命的情形,需要参照适用的武装冲突法。当军队在境外对人员行使权力、实施拘禁或控制领土时,这两类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尤为重要。
自卫还必须与人道主义干预、保护责任和营救行动相区别。《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认可:当一国当局明显未能保护其人口免遭特定暴行罪侵害时,可依据《宪章》,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集体行动。该文件并未创设一项不受限制的单方面使用武力的权利。同样,以保护海外国民为由采取行动,并不当然符合第五十一条;各国对于武力营救的条件及法律依据存在分歧。
最后,非武力反措施属于国家责任法的范畴,而不属于某种扩大的武装报复权。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国家责任条款》明确规定,反措施不得影响《宪章》所载的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义务。因此,先前发生的违反国际法行为本身,并不足以授权采取军事回应。
网络行动、新兴技术与有争议的适用情形
网络行动给既有规则的适用带来了挑战,但并未取代这些规则。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宪章》适用于国家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行为。造成死亡、物理破坏或与常规军事行动相当后果的网络行动,可能引发其是否构成武装攻击的问题。对于造成严重经济混乱、使服务暂时瘫痪,或在没有明显物理损害的情况下操纵数据的行动,各方分歧更大。目前并不存在普遍接受的量化门槛,用于判定这些后果何时构成武装攻击。
技术归因与法律归责是两回事。调查人员可能识别出与某一团体有关的基础设施、恶意软件或行动模式,但这并不能证明该团体的行为在国际法上可归责于某一国家。攻击者可以利用第三国和遭入侵的私人系统作为行动的中转,而相关情报可能仍属机密。这些困难会影响支持自卫主张的证据,但其本身并不构成免于遵守自卫条件的理由。防卫性回应也必须符合必要性和相称性要求,而且不一定必须采用与攻击相同的技术手段。
分别于2013年和2017年出版的《塔林手册》系列研究,探讨了国际法如何适用于网络行动。它们是具有影响力的专家研究成果,而非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也不是各国共同认可的权威性声明。手册对不同观点的呈现,说明了区分既定原则与所提出的解释的重要性。外层空间也存在类似问题:对卫星的干扰可能影响多个国家的通信、导航和军事预警系统。
核武器带来的是另一种规模层面的问题。国际法院在1996年的咨询意见中认为,任何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行为,都必须遵守《宪章》,包括必要性和相称性要求,并遵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规则。法院认定,使用核武器通常会违反人道法规则,但同时表示,在一国存亡受到威胁的极端自卫情形下,法院无法就使用核武器究竟合法还是非法作出明确结论。这一范围受到严格限定的未决判断,并未确立人道法的一般例外。
无人机、自主系统和远程精确武器同样只是改变了行动的可能方式,并不能提供独立的法律正当依据。精确性可能影响对具体手段及预期损害的评估,但不能证明武装攻击已经发生,也不能证明使用武力具有必要性。反复进行的跨境打击还会引发有关防卫行动持续时间和地理范围的问题。每一次扩展都必须与法律上相关的威胁保持联系;仅以冲突仍在持续为由,并不能将全世界变成不受限制的军事行动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