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原则是法律中的一项原则,用于评估一项措施所追求的目的能否正当化其对权利或其他受法律保护利益的影响。这一原则在宪法学、行政法和人权相关裁判中尤为重要。在其最为成熟的形式中,比例原则要求审查一项措施是否追求正当目的、是否有助于实现该目的、相较于限制更小的替代措施是否确有必要,以及是否在其带来的益处与不利影响之间达到了可接受的平衡。
比例原则在各法律领域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审查对政治表达的限制、确定适当的刑罚,以及评估武装冲突中预期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涉及不同的法律规则、受保护利益和机构职责。这些情形的共同关切,是防止相对于法律上相关的目的而言过重的负担或过度的伤害。因此,比例原则指的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法律标准,而非单一且普遍适用的公式。
比例原则已成为司法审查的一种主要方法,其发展尤其得益于德国宪法判例、欧洲法,以及众多法域中宪法权利裁判的发展。比例原则的适用取决于相关法律文书的措辞、权利的性质、现有证据,以及赋予公权力机关的裁量空间。
历史发展与法律基础
将合法行为与节制、必要性以及避免过度联系起来的观念,远早于现代宪法审判。有关惩罚、正当防卫和公权力行使的规则,在多种法律传统中逐渐形成。不过,不应将这些先驱性观念视为当代比例原则审查的完整形态。现代比例原则理论源于更为具体的努力,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权力。
十九世纪普鲁士警察法与行政法的发展尤其具有影响力。警察权日益被理解为服务于法定目的、尤其是防范危险的权力,而非一项允许官员推行任何其认为可取之事的一般性授权。普鲁士高等行政法院于1882年作出的克罗伊茨贝格判决,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该判决否定了这样一种做法:在相关法定权限仅涉及公共安全的情况下,仅为保全柏林一座纪念碑的景观视野,便运用警察权施加建筑限制。该判决主要处理警察行动在法律上获准追求哪些目的的问题,但它也是必要性要求和行政干预限制得以发展的制度背景的一部分。
1949年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比例原则的论证方法扩展至《基本法》下的基本权利保护领域。行政法对强制手段的限制,由此成为一项更广泛的宪法要求的组成部分:公权力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必须具有正当理由。该院1958年作出的药房判决尤其具有影响力:对职业自由的限制,从规范职业活动逐步升级为控制职业准入时,必须有分量越来越重的理由作为支撑。
此后,比例原则通过多种渠道传播。欧洲各机构将其发展为一项一般原则,其他地区的宪法法院则依据各自的权利保障文件,采用了结构化的审查方法。加拿大1986年的“女王诉奥克斯案”、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的宪法审判,以及后来英国的权利判例,展现了这一发展的不同形态。这一传播过程并非只是移植某一种德国模式。各国法院根据不同的宪法文本、救济制度以及对立法权的理解,对该原则作出了相应调整。
因此,比例原则的法律基础也不尽相同。有些宪法明确要求对权利的限制符合比例原则;另一些宪法则设有限制条款,法院据此推导出结构化的审查方法。在其他法域,这一原则通过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一般要求或对条约的解释发挥作用。比例原则与法治密切相关,但仅凭这种关联,既不能确定其确切内容,也不能授权法院对公权力的每一种行使都采用同一套审查标准。
比例原则审查的结构
最常见的比例原则审查包含四个问题: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性。法院有时只列出三个比例原则审查阶段,因为目的的正当性被视为前置审查。术语也有所不同:适当性有时称为合理关联,必要性有时称为最小侵害,最后的权衡则可能称为公平平衡。这些差异可能掩盖法律实质上的重要区别。
第一个问题涉及目的。一项措施必须追求相关法律体系所允许的目的,而某些权利保障文书将允许追求的目的限定在列举的清单之内。例如,预防犯罪可能属于正当目的,而压制政治反对力量则不属于。对目的的表述还必须具有适当的具体程度。仅将其界定为“公共利益”,几乎起不到约束作用;若将其界定为实施受到质疑的那项具体措施,则可能仅凭这一定义就排除了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适当性审查关注措施是否有助于实现该目的。通常并不要求措施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或保证成功。例如,如果许可要求能够筛查相关技能,就可能适于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过,这种关联仍须具备某种站得住脚的事实或逻辑依据。如果一项限制无法推进其所声称的目的,那么在需要比较相互竞争的利益之前,它就已无法通过审查。
必要性审查考察替代方案。其核心问题通常是:是否存在合理可行、能够实现相关目的且干预程度更低的措施。对于替代方案的成效必须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原措施,以及应如何考虑成本、行政可行性和执行困难,各法律体系的立场并不相同。要求证明不存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替代方案,往往不切实际;但若允许不受限制地援引行政便利,又会使必要性审查失去作用。
狭义比例性审查进一步考察实现目的的重要性与由此造成的负担的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一项措施即使适当且必要,仍可能使受保护利益付出过高代价。例如,一项一概适用的限制可能只使公共秩序略有改善,却阻止了大量合法表达。最终权衡所要判断的是,这种仍然存在的牺牲是否正当,而不只是措施是否有效。
这些阶段在分析上各有侧重。适当性关注措施能否有所助益;必要性关注替代方案;权衡则关注在不存在同等有效且限制更小的选项时,措施是否仍有正当理由。将这些阶段区分开来,有助于明确一项措施未能通过审查的原因,以及哪些调整可能弥补其缺陷。这种审查通常不是数值计算:权利、安全、尊严和经济成本,一般无法换算成统一的法律计量单位。
证据、正当化责任与司法裁量
比例原则的适用既依赖事实判断,也依赖法律解释。法院可能需要评估某项限制是否会改变行为、替代方案是否有效、受影响的人数,以及干预的严重程度或持续时间。相关案卷材料可以包括立法资料、行政机关的理由说明、专家证言、统计证据,以及政策实施中的实践经验。即使论证在逻辑上自洽,如果其事实前提缺乏支持,也仍可能无法成立。
举证责任的分配因法律制度而异。在权利诉讼中,通常由原告先证明受保护的权利受到干预,随后由公权力机关依据适用的权利限制规则,证明该干预具有正当性。这种模式并非普遍适用,随着具体争议问题的出现,提供证据的责任也可能转移。例如,法院可以要求原告先指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再要求有关机关解释,为何该方案的效果会明显较差。
审查强度同样重要。法院可能会严格审查对政治言论的限制,同时在复杂的经济规制领域给予更大的裁量空间。机构的专业能力、决策所具有的预测性质、干预的严重程度,以及立法审议的质量,都可能影响评估。司法克制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比例原则;它也可以体现为影响法院要求多大程度的证据支持,或接受多大范围内的合理选择。
这些问题将比例原则与权力分立联系起来。立法机关可以研究政策选择并制定一般性规则;行政机关可能掌握专门的实务知识;法院则负责裁判法律争议并保障受保护的权利。比例原则审查考察的是某项选择在法律上是否具有正当理由,并不必然意味着授权法官选择其个人认为最优的政策。二者之间的界限取决于宪制和具体的法律标准。
对于利益衡量,法学理论家提出了相互竞争的解释。罗伯特·阿列克西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将宪法原则视为一种要求,即在法律和事实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充分地实现这些原则。他的理论将比例原则与对相互竞争原则之重要性的结构化比较联系起来。其他进路则主要将比例原则检验理解为一种约束公权力正当化论证的机制,要求有关机关解释为何让个人承担负担具有正当理由。
批评主要集中于:利益衡量究竟能否使司法推理足够透明,还是反而掩盖了有争议的价值判断。这一结构可以揭示缺乏依据的目的和被忽略的替代方案,却无法消除人们对相互竞争利益之重要性的分歧。也并非所有权利都允许衡量。如果适用法律规定某项禁止是绝对的,那么,即使某个公共目的很有吸引力,也不能仅凭比例原则为其创设例外。
德国宪法与行政法实践
德国法通常将比例原则表述为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四项要求,其中最后一项对应狭义比例原则。该原则是约束国家干预基本权利的核心原则。它也适用于行政法,要求行政措施不得超越法定权限,也不得给受影响者施加不必要或过度的负担。
1958年的药房案判决说明,比例原则如何产生不同强度的审查。联邦宪法法院区分了规范职业从事方式的规则与限制职业准入的规定。与一般的职业执业规则相比,以申请人资格为依据的条件需要更充分的理由;而与个人资格无关的客观准入限制,则需要尤为重大的理由。这一审查方法将所需的正当化理由与对职业自由的干预程度相联系。
比例原则并非独立于其他宪法保障而存在。《基本法》保护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而人的尊严则具有独特的宪法地位。在2006年的《航空安全法》案判决中,法院裁定,法律授权在相关条款规定的情形下击落载有无辜乘客的航空器,该项授权无效。法院在说理中指出,将这些乘客当作救援行动的客体,有违人的尊严。该案表明,宪法裁判并不总能简化为对获救与丧生人数的总体比较。
德国对信息相关权利的保护,是另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域。1983年的人口普查案判决从人的尊严和一般人格权中推导并确认了信息自决权。对这一权利的限制必须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并满足包括比例原则在内的宪法要求。该判决关注的是收集和整合个人信息所带来的后果,而不只是孤立看待的单项数据的敏感程度。
在2008年的在线搜查案判决中,法院确认,一般人格权保障信息技术系统的保密性和完整性。鉴于这类系统可能包含大量且高度私密的信息,对其进行高度侵入性的访问必须满足严格条件。这些判决表明,比例原则的适用与此前识别受保护利益、界定干预严重程度的工作相互关联。
德国的审查实践也承认,立法者有时必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立法机关在评估风险和选择手段时可以享有一定的裁量余地,尤其是在科学知识尚不充分或社会发展尚难准确预测的情况下。但这种裁量余地并不免除其遵守宪法界限的义务。裁量余地的范围取决于所涉事项、受到影响的权利,以及立法所依据的假设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评估。
欧洲联盟法中的比例原则
在欧洲联盟,比例原则既约束联盟权力的行使,也约束对权利或市场自由的限制。《欧洲联盟条约》第5条第4款规定,联盟行动的内容和形式不得超出实现各项条约目标所必需的限度。这一原则不同于辅助性原则;后者主要涉及在非专属权限领域,应由联盟层面而非成员国层面采取行动的问题。比例原则则关注在相关权限已获确认后,行动的范围和形式。
欧洲联盟法院承认比例原则是欧盟法的一般原则。法院于1970年在 Internationale Handelsgesellschaft(国际贸易公司案)中作出的判决,对基本权利保护以及审查共同农业政策机制所施加的负担,都具有重要意义。在1990年的 Fedesa 案中,法院阐明了几项广为人知的要求:措施必须适当且必要,应优先选择适当方案中负担最小的一种,且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得与所追求的目标不成比例。
审查强度因具体情境而异。当联盟立法机关在涉及复杂政治、经济或科学评估的事项上享有广泛裁量权时,法院往往以措施是否明显不适当作为审查标准。当措施严重干预基本权利时,则可能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因此,仅凭审查标准的文字表述,并不能判断实际审查会有多严格。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52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对宪章所载权利的限制条件。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尊重权利的核心内容,并且在符合比例原则的前提下,必须确有必要,且切实服务于获认可的公共利益目标,或保护他人权利与自由的需要。根据第51条,宪章约束联盟机构,也约束成员国实施联盟法时的行为;它并非审查一切国家政策的一般授权。
在2014年的 Digital Rights Ireland(爱尔兰数字权利案)中,法院宣告《数据保留指令》无效。该指令要求为执法目的广泛保留通信元数据。法院认可打击严重犯罪的重要性,但认定该立法安排超出了比例原则所允许的限度,理由包括其覆盖范围过广,以及限制条件和保障措施不足。这一判决表明,认可某一目标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实现该目标的手段就具有合法性。
比例原则也为评估限制自由流动的国内措施提供了框架。国家可能需要证明,某项限制有助于实现获认可的正当目的,且未超出必要限度。在数据隐私保护领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目的限制、数据最小化等原则构成了更具体的约束。这些成文法要求与宪法层面的比例原则相互作用,但不能彼此替代。
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规定了数种不同形式的权利保障。第8至第11条允许对特定权利施加限制,但须满足若干条件,包括具有法律依据、追求条文列明的正当目的,以及在民主社会中具有必要性。这些条款涵盖私人及家庭生活、宗教、表达、集会与结社。欧洲人权法院在解释这些条件的过程中,发展了比例原则。
在1976年的“汉迪赛德诉英国案”中,法院解释说,“必要”意味着存在迫切的社会需要,并审查了对表达自由的干预是否与所追求的正当目的相称。该案也成为阐明冒犯、震惊或滋扰他人的表达同样受到保护的代表性判例。《公约》中的必要性要求,比仅仅声称限制有用或便利更为严格,但并不要求该措施在一切可能的意义上都不可或缺。
法院的判断余地学说承认,各国在履行《公约》义务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裁量空间。这一空间的大小,取决于所涉权利、问题的性质、欧洲各国是否存在共同做法,以及涉及的利益。国家裁量同时受到欧洲层面的监督。较宽的判断余地并不意味着国家提出的理由在法律上具有决定性;较窄的判断余地则通常要求更具说服力的正当理由。
比例性审查并不总是采用某些宪法体制中依次进行的四阶段检验。法院经常考察国家机关是否提出了相关且充分的理由,以及是否达成了公平平衡。在涉及隐私与新闻自由冲突的争议中,2012年裁决的“冯·汉诺威诉德国案(第2号)”和“阿克塞尔·施普林格股份公司诉德国案”提出了若干考量因素,包括报道对公共讨论的贡献、报道对象的公众角色、此前的行为、获取信息的方式,以及发表内容及其后果。
比例原则也适用于积极义务案件。这类案件关注的是国家是否充分保护了某项权利,而非国家是否直接限制了该项权利。国家可能需要平衡相互冲突的私人利益,或在不同的规制方式之间作出选择。《第一议定书》第1条规定的财产保护同样涉及公平平衡审查,包括个人是否承受了过度负担。
并非《公约》的所有保障都允许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比例权衡。第3条对酷刑及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禁止是绝对的。在1996年的“查哈尔诉英国案”中,法院认定,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不能成为将某人遣送至确实面临违反第3条待遇风险之地的正当理由。因此,比例原则是在《公约》区别化的权利保障结构内发挥作用,而不是一种可以凌驾于各项权利之上、为所有权利附加限制的权力。
各法域宪法审查方法比较
加拿大的结构化审查方法源自《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1条。该条允许对权利施加由法律规定、且能够证明在自由民主社会中具有正当性的合理限制。在1986年的“王室诉奥克斯案”(R v Oakes)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要求,措施必须具有紧迫且重大的目的,与该目的存在合理联系,对权利的损害最小,并且措施的效果与其目的之间须符合比例原则。该案涉及一项在贩毒案件诉讼中影响无罪推定的法定推定。
加拿大后续判决澄清,最小损害要求并不总是意味着必须采用所有可设想措施中限制最小的唯一措施。尤其是在复杂的监管领域,立法可以在一系列合理的替代方案中作出选择。不过,最后一个审查阶段仍具有独立作用:即使一项规则经过精心设计,其不利影响仍可能无法以其带来的益处加以正当化。第1条是关于宪法上正当化理由的规定,并非普遍授权法院无视特定权利的内容。
南非1996年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了比例原则。该条允许通过普遍适用的法律限制权利,但限制必须在以人的尊严、平等和自由为基础的开放民主社会中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列明的考量因素包括权利的性质、限制目的的重要性、限制的性质与程度、限制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以及限制较小的手段。因此,该条文要求关注相互关联的考量因素,而不要求每个案件都通过严格分立的阶段加以裁判。
在英国,《1998年人权法》大幅提升了比例原则在国内权利裁判中的重要性。2001年的“王室(依戴利申请)诉内政大臣案”(R (Daly)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区分了比例原则审查与传统行政法上的不合理性审查。2013年,在“梅拉特银行诉英国财政部案(第二号)”(Bank Mellat v HM Treasury (No. 2))中,英国最高法院提出了四部分审查方法,分别考察目的是否足够重要、是否存在合理联系、是否有干预程度较低的措施,以及是否实现公平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比例原则已成为可以不受限制地取代所有既有行政审查依据的方法。
美国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美国最高法院并未将比例原则采纳为审查所有权利限制的统一通用方法。相反,其宪法理论包含针对不同权利的具体规则和标准,包括严格审查、中度审查和合理基础审查。诸如手段须经过严格限定、政府须具有迫切利益等要求,可能与比例原则分析的某些部分相似,但两者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并不相同。
其他一些法域也明确采纳或发展出了比例原则审查框架,包括以色列、印度和香港。不过,不应夸大其趋同程度。即使法院使用相似的术语,宪法措辞、判例地位、可用救济方式,以及法官对各机构权限的理解等方面的差异,仍可能导致实质上截然不同的结果。
刑罚、行政制裁与私法救济
在刑法中,比例原则通常涉及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这不同于审查某项限制是否为实现政策目标所必需的手段。量刑上的比例要求可能需要考虑行为的严重程度、所造成的损害、罪责,以及犯罪人依法应予考虑的个人情况。不同法律制度以不同方式,将这些因素与威慑、矫治、剥夺再犯能力及其他量刑目的相结合。
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和非常的刑罚。其适用包含比例原则方面的法理,但具体规则因刑罚种类和犯罪人类别而异。在2010年的“格雷厄姆诉佛罗里达州案”(Graham v Florida)中,最高法院禁止对被判犯有非杀人罪行的未成年犯罪人处以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在2012年的“米勒诉阿拉巴马州案”(Miller v Alabama)中,最高法院禁止对未成年杀人犯罪人适用强制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的量刑制度。这些判决体现的是针对特定类别的宪法规则,而非要求所有刑罚均接受同一种权衡的一般性要求。
欧盟法在《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49条第3款中对此作出了明确表述:刑罚的严厉程度不得与犯罪行为不相称。欧盟立法和判例也通常要求某些国内制裁具有实效性、合比例性和威慑性。这些要求共同发挥作用。制裁不得过重,但如果过轻而不足以确保守法,也可能在法律上不符合要求。
行政处罚也会引发类似问题。定额罚款可能便于执行,但对于轻微违法和严重违法行为,其影响可能截然不同。相关考量因素可包括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故意程度、重复发生情况、所获经济利益及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适用的法律可能规定应如何评估这些因素。比例原则并不授权行政机关仅仅因为更偏好另一种处罚安排,就无视法律规定的处罚体系;问题可能实际上涉及法律解释或立法的有效性。
在私法中,比例原则体现于更具体的法律规则。根据英国法,2015年的“卡文迪什广场控股公司诉马克德西案”(Cavendish Square Holding BV v Makdessi)重新界定了惩罚性条款规则,其核心在于:某项合同条款施加的不利后果,是否与守约方要求履行主要义务的正当利益完全不成比例。这涉及违约后某些次级义务能否获得强制执行,而不是赋予法院修改一切苛刻交易的一般权力。因此,它与公法上的比例原则相关,但又有所区别。
救济措施也可以包含比例要求。根据欧盟有关知识产权的《执法指令》,执法措施、程序和救济必须公平、公正、有效、合乎比例并具有威慑性,同时设有防止滥用的保障。因此,禁令的实际影响,包括对第三方的影响,可能需要纳入考量。这些适用方式取决于各自的成文法和法理背景;比例原则并非一项独立规则,要求所有私人纠纷都通过比较总体社会收益与成本来解决。
国际法、武装冲突与使用武力
比例原则在国际法中发挥着几种不同的作用。其中,区分规范诉诸武力的规则与规范敌对行动中行为的规则尤为重要。一国声称其诉诸武力符合比例原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具体攻击都符合武装冲突法。反过来,遵守目标选择规则,也不能决定诉诸武力本身是否合法。
在国际法上的自卫规则下,必要性与比例原则对防卫性武力构成限制。国际法院在1986年的“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中确认了这些要求,并在此后的案件中加以讨论,包括2003年的“石油平台案”。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应结合防卫目的与具体情势进行评估,而不只是要求在规模或武器装备上与先前的攻击相同。是否存在武装攻击、行为归属以及其他法律条件,仍是需要分别判断的问题。
在国际人道法中,攻击中的比例原则禁止发动预期会造成平民附带死亡或受伤,或民用物体附带损害,且相对于预期取得的具体、直接军事利益而言此类损害过度的攻击。这一表述见于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5款(乙)项。国际习惯人道法也承认这一原则,包括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
这项评估是事前评估,所关注的是作出决定时合理可获得的信息,以及当时预期的损害与利益,而不是仅凭最终伤亡人数作出机械判断。不过,实际结果仍可作为评判最初评估的相关证据。平民伤亡与军事利益之间,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法定数值比例。必须依据适用的法律标准评估平民损害与军事利益,而不能认为两者天然就是可以用同一尺度衡量的数量。
比例原则与区分原则及预防措施要求彼此独立。针对平民发动的攻击,不会因为攻击方声称能获得重大军事利益就变得合法。采取可行预防措施的义务可能要求核实目标,选择能够减少平民损害的作战手段与方法,并在相关法律条件不再满足时取消或中止攻击。罗马规约第8条第2款(乙)项第4目界定了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一种特定战争罪:明知预期的附带损害相对于预期取得的具体、直接的总体军事利益而言明显过度,仍故意发动攻击。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与其所依据的禁止性规则并不完全相同。
比例原则的另一项适用涉及国家责任法中的反措施。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51条要求,反措施应与所受损害相称,并应考虑不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及所涉权利。反措施还受到其他条件的约束,不得涉及使用武力,也不得损及某些受保护的义务。在这里,比例原则所限制的是对国际不法行为作出的、受法律规制的回应,而不是在一般政府政策与个人宪法权利之间进行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