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联盟条约》(TEU)是欧洲联盟赖以建立的两部主要条约之一。它确立了联盟的价值观与目标,界定了联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基本关系,规定了联盟的机构框架和民主制度框架,并就对外行动、条约修订、加入及退出等方面的重要事项作出规定。它与《欧洲联盟运行条约》(TFEU)共同构成欧盟初级法的核心框架。两部条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欧洲联盟条约》源于1992年2月7日签署、1993年11月1日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不过,其现行结构体现了此后多次重大修订,尤其是2009年12月1日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所作的修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通常指创立联盟的原始协议及其确立的历史性安排;“欧洲联盟条约”则也指经后续修订、持续有效的条约文本。
《欧洲联盟条约》兼具国际条约的特征与宪制性质的规定。它设立了能够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同时将这些机构的权力限定于成员国授予的权限。因此,其条款处于国际法、宪法学与欧洲一体化独特法律秩序的交汇处。
历史渊源与历次修订
《欧洲联盟条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欧洲联盟正式得名数十年前设立的机构。1951年《巴黎条约》创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将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置于共同监管之下。1957年签署的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这些安排将经济一体化与共同机构相结合,而这些机构作出的决定能够在参与国内产生法律效力。
到20世纪80年代末,完成内部市场建设的计划,使加强货币和政治协调的呼声日益高涨。1987年生效的《单一欧洲法案》扩大了多数表决的适用范围,并将欧洲政治合作正式制度化。德国统一、冷战结束以及经济与货币联盟谈判,构成了召开两场政府间会议的直接背景,其中一场讨论货币联盟,另一场讨论政治联盟。两场会议的工作最终促成了1991年12月在马斯特里赫特达成的协议,十二个成员国于次年2月签署了该协议。
最初的《欧洲联盟条约》建立了一个通常被描述为由三大“支柱”构成的联盟。第一支柱由欧洲各共同体组成,沿用其具有较强超国家性质的机构和法律运作方式。第二支柱涵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第三支柱则涉及司法与内政事务合作。后两者更多依赖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还引入了联盟公民身份,并为向单一货币过渡确立了条约框架,不过,许多具体变革是通过修订《欧洲共同体条约》实现的,而非通过《欧洲联盟条约》本身的常设条款。
批准过程表明,一体化不仅取决于政府间的共识,也取决于各国国内的宪制程序。丹麦选民于1992年6月否决了该条约。1992年12月,各方在爱丁堡就针对丹麦立场的安排达成一致后,丹麦于1993年5月举行第二次公民投票,批准了条约。法国则在1992年9月的公民投票中以微弱多数批准了条约。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93年10月作出的马斯特里赫特判决允许批准程序继续进行,同时强调了宪法对公共权力转让的限制。
1999年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将签证、庇护、移民和民事司法合作方面的重要事项纳入共同体框架。2003年生效的《尼斯条约》则为迎接成员国扩充而调整了机构。拟议的《欧洲宪法条约》在2005年法国和荷兰公民投票后未能获得批准,此后,许多机构改革以新的形式纳入《里斯本条约》。《里斯本条约》废除了正式的支柱结构,明确赋予联盟法律人格,并对《欧洲联盟条约》进行了重大重组,同时保留了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特殊规则。
法律地位及其与整体条约体系的关系
《欧洲联盟条约》第1条设立欧洲联盟,并规定成员国向欧盟授予权限,以实现共同目标。该条还规定,欧盟以《欧洲联盟条约》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为基础,两部条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且欧盟取代并承继欧洲共同体。这一表述十分重要:《欧洲联盟运行条约》并非从属的实施性文件,《欧洲联盟条约》也不会仅因载有较为一般性的宪制规定而在法律上居于更高地位。两者均属于欧盟初级法。
两部条约之间的划分主要基于功能。《欧洲联盟条约》载明基本承诺、机构原则、民主方面的规定,以及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特殊框架。《欧洲联盟运行条约》则具体规定权限类别、各政策领域的职权、立法程序、预算安排和司法救济。因此,涉及欧盟某项措施的问题,往往需要结合两部条约加以考察。例如,《欧洲联盟条约》第5条确立权限授予原则,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的相关条款则明确授权立法的具体权限及程序。
现行《欧洲联盟条约》共55条,分为六编,分别涉及共同规定、民主原则、机构、加强合作、对外行动与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最后条款。根据第51条,条约所附的议定书和附件构成条约的组成部分。修订条约时一并通过的声明可以辅助解释,但其地位并不等同于条约条款或议定书。合并文本汇集修订后的法律规定;公布合并文本本身并不构成新的修订。
尽管欧盟是通过受国际法管辖的协定建立的,但其法律秩序因欧洲联盟法院发展出的法律原则而独具特色。在1963年的“范亨德—洛斯案”中,法院承认,共同体法的规定可以赋予个人能够在国内法院主张的权利。在1964年的“科斯塔诉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案”中,法院阐明了共同体法的优先性。这两项判决均早于《欧洲联盟条约》,但其确立的原则仍是理解条约如何运作的关键。《里斯本条约》所附第17号声明重申了有关优先性的既有判例法,而没有在条约正文中加入一般性的最高效力条款。
第47条明确赋予欧盟法律人格,使其能够在权限范围内开展国际活动,包括缔结协定。这一法律人格并不赋予欧盟无限权力,也不消除成员国各自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虽然与欧盟共用机构,但在法律上也仍然独立。因此,这一体系既非单一的传统国际组织,也非依据一部全面的国家宪法建立的国家。
价值观、目标与基本权利
第2条列明了联盟的基本价值观:尊重人的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以及尊重人权,包括少数群体成员的权利。该条指出,这些价值观为各成员国所共有,其社会以多元、不歧视、宽容、正义、团结和男女平等为特征。这些并非仅是序言式的愿景,而是与成员资格、条约解释及机构行动相关的法律承诺。
第3条规定了广泛的目标。联盟应促进和平、弘扬其价值观并增进各国人民的福祉;提供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自由、安全与司法空间;建立内部市场。其经济目标包括均衡增长、价格稳定,以及以充分就业和社会进步为目标、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社会市场经济。该条还列明了环境保护、科技进步、社会包容、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以及经济、社会和地域凝聚等目标。该条规定建立以欧元为货币的经济与货币联盟,但实际加入欧元区须遵循更具体的条约规则和适用议定书。
第6条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渊源构建了联盟的基本权利保护体系。首先,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具有与条约同等的法律效力。该宪章最初于2000年公布,2007年作出调整,并随着《里斯本条约》生效而获得约束力。其适用范围有限:它约束欧盟机构,也约束正在实施联盟法律的成员国。它既不赋予欧盟规制所有国内权利问题的一般权限,也不扩大联盟的权限。
其次,第6条要求联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但不得影响条约所界定的权限。欧盟法院在2014年12月发表的第2/13号意见中,认定当时拟议的加入协议与欧盟法不相容。因此,加入公约的义务与任何具体加入安排是否相容,是两个独立的法律问题。第三,由该公约保障、并源自成员国共同宪法传统的基本权利,构成联盟法律的一般原则。
第7条确立了应对这些基本价值观受到威胁的程序。理事会经欧洲议会同意,可以五分之四多数认定存在严重违反这些价值观的明确风险。要认定存在严重且持续的违反行为,则须由欧洲理事会在有关成员国不参与表决的情况下作出一致决定,并取得欧洲议会同意。在作出该项认定后,理事会可通过特定多数表决,暂停有关国家的部分成员权利,包括表决权。有关国家仍须履行其义务。第7条本身并未规定开除成员国的程序。
授权、国家认同与欧盟行动的界限
第5条区分了规范欧盟权限的三项原则:授权原则确定权限的界限,而辅助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则规范权限的行使。根据授权原则,欧盟只能在成员国通过条约授予的权限范围内采取行动,以实现条约规定的目标。未授予欧盟的权限仍归成员国所有。因此,第3条规定的广泛政策目标本身,并不足以授权欧盟采取任何可能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措施;采取措施仍须有适当的条约法律依据。
权限的类别和主要领域由《欧洲联盟运行条约》规定。其中包括关税同盟等领域的专属权限,内部市场和环境等领域的共享权限,以及在教育、文化等领域支持、协调或补充成员国行动的权限。不同类别权限的法律后果各不相同。在欧盟享有专属权限的领域,成员国采取行动通常须经欧盟授权,或是为履行实施职责。在共享权限领域,成员国的权限受到欧盟已行使权限程度的影响。支持性行动并不赋予欧盟协调统一成员国法律的一般权限。
辅助性原则适用于欧盟专属权限以外的领域。只有当成员国在中央、地区或地方层面无法充分实现相关目标,而拟议行动的规模或影响又使这些目标能够在欧盟层面得到更好实现时,欧盟才应采取行动。这并不意味着推定所有跨境问题都需要欧盟立法,而是要求比较在不同层面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比例原则则另行要求,欧盟行动的内容和形式不得超出实现条约目标所必需的限度。
第2号议定书为各国议会监督辅助性原则的遵守情况规定了一套制度化机制。各国议会通常有八周时间,就立法法案草案提交附具理由的意见。每个国家的议会拥有两票;实行两院制的,两院各有一票。如果这些意见达到规定的票数门槛,就必须重新审议提案:通常为所分配总票数的三分之一,涉及自由、安全与司法领域的特定提案则为四分之一。重新审议并不意味着必须撤回提案。在普通立法程序下,如果附具理由的意见所代表的票数至少达到所分配总票数的简单多数,则适用另一项程序。
第4条保障成员国在条约面前一律平等,并保护体现于其基本政治和宪制结构之中的国家认同,包括地区和地方自治。该条还要求尊重国家的基本职能,尤其是维护领土完整、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仍由各成员国全权负责。这些保障与真诚合作原则并行不悖:欧盟与成员国当局必须相互协助,履行条约义务,各国也不得采取危及欧盟目标的措施。这些规定为一体化与主权之间的关系确立了框架,而不是通过赋予成员国不受限制的豁免来解决一切可能出现的冲突。
机构与公共权力的分配
第13条列出欧盟的七个机构: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欧洲联盟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盟法院、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审计院。各机构必须在条约赋予的权限范围内行事,并与其他机构真诚合作。《欧洲联盟条约》规定了这些机构的基本宪制职能,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则对其组织和程序作出了大量详细规定。这种权力配置通常被称为机构平衡,而非对国家层面权力分立制度的严格移植。
欧洲议会直接代表欧盟公民,经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五年。第14条规定,除议长外,议员人数上限为750名;席位按递减比例原则分配,每个成员国至少拥有6席,最多96席。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共同行使立法和预算职能,但其具体权限取决于所适用的程序。欧洲议会还行使政治监督职能,并选举欧盟委员会主席。因此,《欧洲联盟条约》提供了制度框架,但并未将欧洲议会确立为欧盟唯一的立法机关。
欧洲理事会由各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欧洲理事会主席及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高级代表参与其工作。欧洲理事会为欧盟提供必要的发展动力,确定总体政治方向和优先事项,但不行使立法职能。其主席经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半,可连任一次。相比之下,欧盟理事会由各成员国部长级代表组成,这些代表有权代表本国政府作出承诺。欧盟理事会履行立法、预算、政策制定和协调职能。这两个机构还须与欧洲委员会相区别,后者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
欧盟委员会推动欧盟整体利益的实现,监督条约的实施,执行预算,并履行协调、执行和管理职能。除条约规定的例外情形外,立法法案只能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案通过。委员会成员履职时必须保持独立。《欧洲联盟条约》原定,自2014年11月起,委员会成员人数应少于成员国数量,除非欧洲理事会一致决定另作安排;欧洲理事会于2013年作出决定,保留委员会成员人数与成员国数量相等的安排。因此,必须区分条约的默认规则与依据该条约实际维持的安排。
第19条要求欧盟法院确保在解释和适用条约时遵守法律。该条还要求成员国提供充分的救济途径,以确保在欧盟法律涵盖的领域内实现有效的法律保护。欧洲中央银行的具体货币职责和欧洲审计院的财务审查职能,主要由《欧洲联盟运行条约》作出详细规定。这些规定共同将行政、立法、司法、货币和审计权力分配给不同机构,而各机构的正当性来源和问责形式各不相同。
民主代表与公众参与
第二编第9至12条为《欧洲联盟条约》确立了明确的民主框架。第9条确立了欧盟公民平等原则,要求欧盟各机构、机关、办事机构和专门机构平等关注所有欧盟公民。凡成员国国民均为欧盟公民;欧盟公民身份是对成员国公民身份的补充,而非取代。与这一身份相关的具体权利,包括自由迁徙权以及某些选举权、领事保护权和请愿权,主要规定于《欧洲联盟运行条约》。
第10条规定,欧盟的运作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公民在欧盟层面由欧洲议会直接代表。成员国在欧洲理事会中由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代表,在欧盟理事会中则由其政府代表;这些政府须依照民主原则向本国议会或本国公民负责。这确立了一种双重代表结构:民主正当性既来自欧洲层面的直接选举,也来自各国的民主制度。
同一条还规定,每位公民都有权参与欧盟的民主生活,决策应尽可能公开,并尽可能贴近公民。欧洲层面的政党有助于形成欧洲政治意识,并表达公民的政治意愿。这些规定并未使欧盟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议会制国家。例如,欧洲议会并不单独决定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欧洲理事会须考虑欧洲选举结果,并在适当协商后提出候选人,再由欧洲议会以全体议员的过半数票选出该候选人。
第11条增设了参与机制。欧盟各机构必须为公民和代表性团体提供表达及交流意见的机会,与代表性团体和公民社会保持公开、透明且经常性的对话,并在必要时开展广泛协商。该条还确立了欧洲公民倡议。至少一百万名公民,且须来自相当数量的成员国,可以请欧盟委员会在其职权范围内提出实施条约的适当建议。公民倡议并非具有约束力的公民投票,也不要求欧盟委员会必须提出立法建议。具体的受理条件和程序要求由欧盟二级立法规定。
第12条承认各国议会对欧盟良好运作所发挥的作用。其职责包括接收信息和立法草案、审查辅助性原则的遵守情况、参与有关自由、安全与司法的某些评估、接收有关入盟申请的通知,以及参与条约修订程序和议会间合作。这些职能补充了各国国内对参加欧盟理事会的部长所实施的监督。因此,《欧洲联盟条约》通过多种渠道落实政治问责,但许多具体安排仍取决于各国的宪法制度和欧盟的详细程序。
对外行动与特殊的外交政策框架
第五编首先确立适用于欧盟各领域对外行动的原则,随后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制定特别规则。第21条提及民主、法治、人权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尊重人的尊严、平等、团结,以及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其目标包括维护欧盟的价值观和利益、维护和平、加强国际安全、支持可持续发展,以及推动建立以更强有力的多边合作为基础的国际体系。
并非所有对外行动都属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范畴。贸易、发展合作、人道主义援助以及许多国际协定,主要受《欧洲联盟运行条约》规管。《欧洲联盟条约》要求各对外行动领域之间,以及对外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保持一致性。第40条还维护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程序同适用于欧盟其他权限的权力和程序之间的界限。因此,如何归类具有实际影响:它可能决定表决规则、欧洲议会的作用、可采用的法律文书,以及司法监督的范围。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适用独特的规则。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负责制定和实施该政策,除条约另有规定外,通常以一致同意方式作出决定。该领域不得通过立法性文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负责执行该政策,主持外交事务理事会,并兼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洲对外行动署协助高级代表开展工作,其人员来自欧盟各机构及各成员国外交部门。欧洲联盟法院在这一领域的管辖权受到限制,但存在重要例外,包括监督第40条的遵守情况,以及审查针对自然人或法人的某些限制性措施。
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第42条规定,欧盟依托成员国提供的民用和军事资源,具备开展行动的能力。第43条列明了可能执行的任务,包括人道主义和救援行动、冲突预防、维持和平、危机管理以及冲突后局势稳定。这些条款并未设立一支统辖欧盟的军队。建立共同防务须由欧洲理事会一致通过决定,并由各成员国依照各自的宪法要求予以通过。
第42条第7款规定,当某一成员国领土遭受武装侵略时,其他成员国须依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尽其所能提供援助和协助。该款保障某些国家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特殊性质,并承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其成员国集体防御的基础。第42条第6款、第46条及第10号议定书允许符合更高能力标准并作出具有约束力承诺的国家开展永久结构性合作。这一框架于2017年启动,表明该条约允许各国开展差异化的防务合作,而不要求每个成员国承担完全相同的承诺。
条约修订与差异化一体化
第48条规定了修订条约的普通程序和简化程序。按照普通程序,成员国政府、欧洲议会或欧盟委员会可向欧盟理事会提交提案,由理事会转交欧洲理事会,并通知各国议会。提案可以扩大或缩小欧盟的权限。如果欧洲理事会以简单多数决定应对提案进行审议,其主席通常会召集制宪会议,成员包括各国议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欧洲议会及欧盟委员会的代表。
制宪会议审议提案,并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建议,提交成员国政府代表会议。如果修订幅度不足以构成召开制宪会议的理由,欧洲理事会可在征得欧洲议会同意后,决定不召开该会议。各国政府必须就修订达成一致,且修订只有在每个成员国均依照本国宪法要求予以批准后才能生效。因此,欧盟机构不能通过普通立法修改基础条约,也不能以多数表决推翻某一成员国未予批准的决定。
第48条第6款规定了一项适用范围较窄的简化程序,用于修订《欧洲联盟运行条约》中涉及内部政策与行动的第三部分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欧洲理事会必须在征询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以及在适当情况下欧洲中央银行的意见后,一致通过决定。该决定须由成员国依照各自宪法要求批准,且不得扩大欧盟的权限。增设《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36条第3款、涉及欧元区国家稳定机制的决定,就采用了这一程序。在2012年的普林格尔案中,欧洲联盟法院审查了该项修订以及欧洲稳定机制与欧盟法的相容性。
第48条第7款载有一般性的“桥梁条款”。在规定条件下,对于《欧洲联盟运行条约》或《欧洲联盟条约》第五编原本要求一致通过的事项,欧洲理事会可授权改用合格多数表决,也可将特别立法程序改为普通立法程序。此类决定须经欧洲理事会一致通过,并取得欧洲议会同意。各国议会必须收到通知;如有任何一国议会在六个月内提出反对,决定便不得通过。涉及军事或防务的决定不适用有关表决方式的桥梁条款。
差异化一体化也可以在不修订条约的情况下推进。第20条允许至少九个成员国在非专属权限范围内开展加强合作,但须遵守《欧洲联盟运行条约》规定的各项具体保障条件。这类合作必须促进欧盟目标的实现、维护欧盟利益并加强一体化;只有在欧盟整体无法于合理期限内实现有关目标时,才可将授权开展加强合作作为最后手段。参与国可以利用欧盟机构,但其采取的法律行为仅对参与国具有约束力,也不构成候选国入盟时须接受的既有法律规范的一部分。此类合作已促成欧洲专利保护及国际伴侣财产制度等领域的措施,而外交政策领域的合作还须遵守额外的特别规则。
加入、退出与成员资格的延续
第49条规定了加入欧盟的法律途径。任何尊重第2条所述价值观并致力于促进这些价值观的欧洲国家,均可申请加入。申请须提交理事会,并须通知欧洲议会及各国议会。理事会在征询委员会意见,并获得欧洲议会以全体议员过半数通过的同意后,一致作出决定。加入条件及必要的条约调整,由申请国与各成员国订立协定加以规定,该协定须由所有缔约国依各自的宪法程序批准。
条约还要求考虑欧洲理事会商定的入盟资格条件。1993年确立的哥本哈根标准具体要求:具备保障民主、法治、人权和少数群体保护的稳定制度;拥有能够应对竞争压力的有效运作的市场经济;以及有能力承担成员国义务。因此,入盟谈判并不止于声明支持条约价值观,还涉及接受和实施欧盟历年积累的法律规范及制度义务(通常统称为“欧盟既有规范”),以及相应的行政和司法能力。
《里斯本条约》增设的第50条明确允许成员国依照本国宪法要求退出欧盟。该国须通知欧洲理事会,此后欧盟将与其谈判达成协定,在考虑未来关系框架的同时,规定退出安排。理事会在获得欧洲议会同意后,以规定的特定多数缔结该协定。退出国不得参与欧洲理事会或理事会就其退出事宜进行的讨论和作出的决定。
除非协定规定了更早的退出日期,否则各项条约将在通知发出两年后停止对该国适用;但欧洲理事会经与有关国家达成一致,可一致决定延长这一期限。英国在2016年6月的公民投票后,于2017年3月29日发出退出意向通知。经过多次延期,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依据退出协定离开欧盟。随后的过渡期将许多欧盟法律安排延续至2020年12月31日,但并未延长英国的成员资格。英国脱欧是成员国首次依据第50条完成退出。
在2018年12月的“怀特曼案”中,欧盟法院裁定,一国可在退出生效前单方面撤销其退出通知,前提是撤销符合该国宪法要求、明确无歧义且无附带条件,并正式告知欧洲理事会。第50条第5款另行规定,寻求重新加入的前成员国必须依照第49条办理。因此,退出、离开前撤销通知以及此后重新加入,在法律上属于不同情形。《欧洲联盟条约》并未赋予欧盟与退出权相对应的一般性权力来开除成员国:依据第7条暂停成员国权利并不终止其成员资格,而条约修订仍须遵循第48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