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问责是一种关系:行使公共权力的个人或机构,必须向有权审查其行为,并能施加、启动或要求采取相应后果的其他主体作出解释,说明其行为的正当性。它涉及谁有权质询政治决策者、应依据什么标准评判其行为,以及如何纠正失误。在民主制度下,问责将公共权威与公民联系起来,但它也存在于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及政治组织内部。选举是一项重要机制,却并非这一概念的全部。
含义与核心要素
问责比笼统地要求官员负责任行事更为具体。它通常涉及明确的行为主体、问责主体、提供信息或说明理由的义务,以及评判行为的程序。
问责通常可分为两个核心组成部分:
- **答责:**披露相关信息、解释决策并回应质询的义务。
- **执行:**使不当行为、失职或不充分的解释产生相应后果的能力。
这些后果不一定是刑事处罚,也可以包括选举失利、免职、辞职、谴责、要求改变政策或纠正行政惯例。有些问责机构可以自行施加后果;另一些则负责调查,并将调查结果移交给拥有执行权的机构。
对于问责必须具备多大程度的执行能力,不同定义存在分歧。较狭义的定义要求问责主体具备作出判断并施加后果的能力。较广义的理解则将公开解释、声誉压力以及要求说明正当理由也纳入其中,即使不存在正式制裁手段。
政治问责与法律问责有所重叠,但两者并不相同。官员可能因一项合法政策而失去政治支持,而法院则必须依据适用的法律标准评判其行为。政治责任也可能超出官员个人的不当行为,延伸至监督职责、部门表现或政府集体决策。
历史发展
在现代民主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类似政治问责的做法。在古希腊,一些公职人员须接受任职资格审查及履职情况审查。这些安排所处的政治共同体,将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排除在公民资格之外。
此后的宪政发展通过代议机构、税收控制,以及公共支出须经授权等要求,加强了对统治者的限制。1689年权利法案是英国王权约束机制发展过程的一部分。随着时间推移,议会政府制度逐步确立了更强的规范,要求大臣向代议机构作出解释并承担责任。
选举权的扩大、相互竞争的政党、专业化的公共行政和独立媒体,使公民得以评判政府的制度渠道更加广泛。因此,现代问责观念结合了选举授权、议会监督、法律约束与公共辩论。
20世纪后期,政治学尤其关注选举以外的问责。吉列尔莫·奥唐奈提出了纵向问责与横向问责之间具有广泛影响的区分;安德烈亚斯·舍德勒则强调答责与执行。包括马克·博文斯在内的公共行政学者进一步将问责分析为行为主体与问责主体之间的一种结构化关系。
主要形式
纵向问责
纵向问责存在于公民与公共权力行使者之间。选举使选民能够保留或更换任职者,是代议制民主的核心机制。失去公职的可能性,在选举举行之前就能影响任职者的行为。
选举问责并非只取决于是否举行投票。有实质意义的竞争、获取可靠信息的渠道、组织活动的自由,以及权力真正发生更替的可能性,都会影响选民能否追究现任者的责任。存在可信的政治反对派尤为重要。
选举也有结构性局限。它定期举行,将许多议题捆绑为一次选择,而且往往难以确定某个具体结果应归因于哪位任职者。选民可能不赞同某项政策,却出于其他原因支持执政党。
横向问责
横向问责存在于有权相互审查或约束的公共机构之间,与权力分立和制衡密切相关。
例如,立法机关调查行政部门的行为,审计机构审查公共支出,法院审查官方行为的合法性。这些机制的职权各不相同:审计人员可能发现违规情形,却无权提起公诉;法院可能撤销违法决定,却不判断该政策在政治上是否可取。
机构独立性固然重要,但资源、查阅记录的权限、专业能力,以及相关主体是否遵从其结论,同样重要。如果调查遭到阻挠或决定被置之不理,一个形式上独立的机构在实践中也可能几乎没有影响力。
社会问责
社会问责是指公民、社团及其他国家机构以外的主体开展监督并要求作出解释。公民社会组织可以监督支出、记录公共服务中的问题,或质疑官方说法。调查新闻能够揭露信息,促使立法、行政或司法机关采取行动。
这些主体通常无法自行罢免官员,也不能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它们的影响力往往取决于公开传播、组织能力,以及与正式问责机构的联系。
相关术语的使用并不一致。一些学者将社会问责视为纵向问责的一种形式;另一些学者则因其机制不同于选举,而将其单独区分出来。斜向问责一词有时用于指将公民参与和制度性监督相结合的安排,例如让公众参与支出监督。
制度机制
议会监督与行政责任
立法机关可以通过质询、委员会听证、调查、预算审批及公共账目审查来监督政府。能否获取文件并质询官员,决定了这种监督能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实质意义。
在议会制下,政府通常必须维持相关议院的信任。因此,不信任投票可能直接影响政府的存续。
部长责任通常意味着部长应当解释本部门的行为、纠正错误,并对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承担责任。何种情况需要辞职,取决于所在法域、政治惯例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并非每次行政失误都会自动导致辞职。
在总统制下,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通常各自取得独立的授权。因此,监督的运作方式不同于议会信任机制。在设有弹劾制度的地方,弹劾是一种独立的宪法程序,其适用理由和程序各不相同;它并不只是表达政策分歧的普通方式。
法院与法律审查
司法机关可以通过涉及违法决定、侵犯权利或公职人员不当行为的诉讼,要求公共机关遵守法律标准。司法审查可以赋予法院权力,审查有关机关是否在职权范围内行事,以及是否遵循了规定程序。
法律问责可以通过查明事实或限制权力滥用来加强政治问责。不过,对于一项合法政策是否值得公众支持,法院通常不会取代政治机构作出判断。
司法独立和正当程序等保障,有助于将合法审查与针对政治对手的报复区分开来。
行政与财务监督
公共行政体系设有监督官员的内部和外部机制,包括管理审查、纪律程序、财务审计、采购管控、监察人员及投诉处理机构。
这些机制可能与政治问责重叠,尤其是在行政失误引起部长或立法机关关注时。然而,官员对上级的职责,并不等同于民选代表对公民的问责义务。层级纪律可以加强行政控制,却不一定增加公众监督。
公共信息与参与
问责有赖于关于决策、支出、执行和结果的信息。信息自由法律、预算公开、信息披露要求,以及查阅官方记录的渠道,都能支持监督。表达自由则使人们能够就这些信息开展批评与公共讨论。
仅有信息披露还不够。信息必须易于获取、便于理解、及时提供,并与能够作出回应的机构相衔接。大量公布的数据,可能仍然无法充分说明为何作出某项决策,或谁应对此负责。
参与也不同于问责。征询意见让人们表达偏好;问责则要求官员解释其行为,并接受某种形式的评判或承担相应后果。两者可以相互促进,但不应被视为可以互换的概念。
问责的预期运作方式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采用委托—代理问题的理论框架。公民向代表授予权力,代表将权力委托给部长,部长再将权力委托给公职人员。在每一个环节,代理人都可能掌握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也可能追求不同的利益。
监督、报告要求、激励和制裁可以减轻这些问题。然而,政治关系很少符合简单的指挥链条。官员往往需要向多个群体负责,而这些群体的期望彼此冲突;公民自身对于理想结果也存在分歧。
选举还兼具两项功能:
- **选拔:**选择那些被认为能够胜任治理或推行选民所偏好政策的候选人。
- **回溯性评判:**根据现任者以往的表现给予奖励或惩罚。
选举结果无法准确揭示每项功能发挥了多大作用。选举失利本身也不能证明存在不当行为:选民可能因为偏好改变,或另一个选择看起来更有吸引力,而更换政府。
局限与张力
责任不清
集体决策使个人责任难以明确。联合政府、联邦制、公共服务承包商及国际合作,都可能将权力分散到众多主体手中。官员可能将有利结果归功于自己,却将失败归咎于他人。
因此,评估必须区分法定职权、实际控制力、可获取的信息,以及其他主体所起的作用。不良结果并不自动证明存在疏忽,正如有利结果也未必证明管理有方。
要求答复的能力不平等
人们在信息获取、政治关系、时间和组织资源方面各不相同。资源充裕的群体可能持续开展监督,而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则难以得到回应。因此,形式上的开放可能与实际影响力的不平等并存。
短期激励与过度控制
频繁监督可以遏制滥权,但也可能促使官员优先追求显眼的短期成果,而非效益较晚才会显现的政策。过多的报告要求可能消耗行政资源,职责重叠的监督机构也可能提出相互冲突的要求。
关键并不只是问责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而在于制度安排究竟是在支持有充分理由的决策,还是在奖励程序上的合规或逃避责任。
问责程序的党派化运用
调查和制裁可能成为政治竞争的工具。选择性监督可能针对对手,却忽视盟友的类似行为。独立的程序、一致的标准、回应的机会,以及公开说明理由的调查结论,有助于将问责与任意惩罚区分开来。
自主性与专业知识
一些机构受到保护,不受即时政治指令的干预,以维持公正或支持长期决策。法院和某些监管机构就体现了这种张力。独立并不必然意味着无需问责:报告义务、法定职责、复核程序和说明理由的要求,都可以提供监督,同时不让政治行为者支配具体决定。
评估
政治问责很难用单一指标衡量。评估通常会考察选举竞争、立法监督、信息获取、审计成效、调查结论的落实,以及公民和媒体质询当局的能力。
一个核心区分在于正式制度安排与实际运作。如果传唤遭到无视,那么法律赋予的传唤官员权力就意义不大;如果记录无法使用,那么广泛的信息披露也意义不大;制裁既可能表明执行有效,也可能表明存在选择性压制,这取决于其实施方式。
问责也不同于回应性、正当性和政策成效。政府可能回应民众诉求,却不解释决策;也可能对仍不受欢迎的政策作出详尽解释。因此,更全面的评估需要考察:官员是否必须说明理由,这些理由是否可以受到质疑,以及有充分依据的结论是否会带来纠正或相应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