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是法国依据1958年10月4日宪法确立的宪政体制。它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引发的危机中取代了第四共和国,其制度设计旨在使行政权的运作比法国此前的议会制政体更具连续性。这一体制的核心安排,是将拥有广泛独立职权的总统、对议会负责的总理及政府,以及一套虽经多次重大修订却未被取代的宪法框架结合起来。
第五共和国通常被归类为半总统制,其实际运作方式随选举支持力量的分布而变化。当总统在国民议会中拥有稳固的多数支持时,总统通常主导主要政治议程。当议会多数派属于反对阵营时,总理在国内政策方面便拥有更大的主导权,这种格局被称为同居。1962年引入的总统直接选举制度,对于使总统职位成为全国政治竞争的核心尤为重要。
第五共和国的历史涵盖了非殖民化、执政党更替、欧洲一体化、权力下放,以及宪法权利保障范围的扩大。其制度展现出相当强的持久性,同时,围绕行政权力、议会代表性,以及选举授权与公众参与之间关系的争论始终持续。
1958年危机与建国宪法
第五共和国诞生于制度动荡与殖民战争交织的背景之下。1946年成立的第四共和国拥有权力强大的国民议会,其联合政府能否存续,取决于不断变化的议会联盟。历届政府推动战后重建、欧洲合作和公共服务发展,但内阁频繁更迭,使政治领导难以保持连续性。1954年爆发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加剧了这些弊端,因为政府必须同时应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欧洲移民、军方指挥官以及法国本土相互竞争的政治团体提出的彼此冲突的要求。
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尔爆发叛乱,支持阿尔及利亚继续归属法国的人士与要求加强领导的军官联合起来。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呼吁夏尔·戴高乐重新执政。戴高乐曾在法国解放后领导临时政府,但于1946年1月辞职。他在1946年6月的贝叶演说中,主张建立不受议会派系纷争干扰的行政权。1958年5月,军方可能干预法国本土政局,使他是否重返政坛的问题,与维护文官主导的宪政权威密不可分。
总统勒内·科蒂请戴高乐组建政府,国民议会于1958年6月1日批准他出任总理。6月3日通过的一项宪法性法律授权起草新宪法,并规定必须遵循若干原则,包括权力源于普选、行政权与立法权有效分立、政府向议会负责,以及司法独立。因此,尽管面临异常严峻的政治压力,这次宪政转型仍是通过现有共和国体制下制定的法律推进的。
戴高乐的司法部长、后来成为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理的米歇尔·德勃雷,在宪法文本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参与起草工作的有政府专家、部际委员会、宪法咨询委员会以及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这一制度设计加强了行政权,同时保留了议会制的一项根本规则:民选的议会下院可以罢免政府。因此,这并不是简单地采用总统制。
宪法草案于1958年9月28日经公民投票批准,在法国本土获得约79%的有效选票支持,并于10月4日正式颁布。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随后于11月举行,选举人团则于12月选出戴高乐为总统。他于1959年1月就职。由此,在全民直接选举改变总统职位的选举基础之前,新宪法已为行政权的稳定运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总统、总理与双首长制
宪法将行政权分配给共和国总统和由总理领导的政府。第5条规定,总统负责确保宪法得到遵守,并通过仲裁保障公共权力机关的正常运作和国家的延续。第20条和第21条规定,政府决定并执行国家政策,总理领导政府工作。这些条款之间的实际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议会的支持,而非总统与总理两职之间简单的宪法等级关系。
总统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命其他部长。总统主持部长会议、颁布法律、派遣大使,并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总统的某些行为需要部长副署,这意味着政府也须对相关决定承担责任。另一些行为则属于总统个人行使的宪法职权,无须副署。这些职权包括任命总理、解散国民议会、发起某些公民投票,以及将有关事项提交宪法委员会。
第12条允许总统在征询总理和议会两院议长的意见后解散国民议会。征询意见并不意味着被征询者拥有否决权。解散后必须在宪法规定的期限内举行选举,且在此次选举后的一年内不得再次解散国民议会。解散议会曾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1962年和1968年的解散巩固了戴高乐在议会中的地位,而雅克·希拉克1997年解散议会后,反对派赢得多数席位,随后出现了长达五年的左右共治。
第16条规定,当共和国的制度、国家独立、领土完整或国际承诺受到严重且迫在眉睫的威胁,同时宪法规定的公共权力机关无法正常运作时,总统可行使非常权力。1961年4月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叛乱时,戴高乐援引了这一条款;这一非常体制一直持续到9月。2008年的修宪引入了相关机制,允许宪法委员会审查继续实施非常权力的条件是否仍然成立。第16条所规定的制度不同于法律规定的紧急状态制度。
根据通常适用的宪法规则,总统不能仅凭一道免职令,就罢免仍获议会支持的总理。第8条将总理职务的终止与政府提出辞呈相联系。不过,当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一致时,总统通常能够促使政府辞职。法律权限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这种差异,是理解第五共和国的关键。
左右共治曾出现于1986—1988年、1993—1995年和1997—2002年。在这些时期,总理和议会多数派主导国内政策,而总统保有其宪法职权,并在外交与国防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人们常用“保留领域”一词来描述总统在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的地位,但这反映的是一种政治惯例,并不意味着宪法文本将这些领域专属划归总统。
议会与维持政府稳定的机制
法国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实行两院权力不对等的两院制。国民议会有577名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通常为五年。参议院有348名议员,由间接选举产生,选举人主要是地方行政单位的代表。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选约半数席位。只有国民议会能够通过宪法规定的政治责任程序迫使政府辞职。
1958年宪法引入了宪法学所称的“理性化议会制”:通过一系列规则,防止不稳定的议会联盟反复推翻政府或阻挠政府施政纲领的实施。第34条规定了须由立法处理的事项,第37条则将其他事项划归行政规章的调整范围。这一划分旨在限制议会对行政事务细节的干预,不过,此后的实践与宪法解释允许法律涵盖广泛的事项。根据第38条,议会还可以授权政府在规定范围和期限内通过法令立法。
政府责任主要由第49条和第50条规定。根据第49条第2款提出的不信任动议必须符合程序要求,且须获得国民议会全体议员的绝对多数支持方能通过,而非仅获所投票数的多数。计票时只计算支持不信任动议的票数。这些规则使弃权在实际效果上有利于政府。1962年10月,国民议会因戴高乐推行总统直接选举所采用的方式,通过了对乔治·蓬皮杜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戴高乐随即解散国民议会,而随后举行的选举产生了支持其立场的多数派。
第49条第3款允许总理在部长会议审议后,将一项法案的通过与政府能否继续执政挂钩。除非有人提出不信任动议,并依照规定条件获得通过,否则该法案即视为通过。自2008年修宪以来,这一程序可用于财政法案和社会保障融资法案,此外每个议会会期还可用于一项其他法案。因此,这并非一项可以不经表决、不限数量地通过普通法案的权力。
两院通常先后审议法案,以期就相同文本达成一致。两院联席委员会可以尝试化解分歧。对于大多数普通立法,政府最终可以要求国民议会作出最后决定。不过,一些重要例外保障了参议院的作用,尤其是在修宪方面,两院必须通过相同文本。
2008年的改革加强了立法监督,扩大了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并改变了议会议程的掌控方式。尽管如此,涉及财政的议案及修正案的可受理性规则、加速审议程序,以及政府将立法与自身存续挂钩的能力,仍然影响着立法进程。由此形成的权力平衡,在拥有纪律严明的议会多数派支持的政府执政时期,与行政当局必须逐项法案协商争取支持的时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总统选举、政党竞争与左右共治
最初的宪法规定,总统由一个扩大了范围的选举团选举产生,而非由全民直接选举。戴高乐通过1962年10月28日的全民公投改变了这一安排。他采用宪法第11条,而非第89条规定的修宪程序,引发了议会反对派和宪法学者的质疑。宪法委员会拒绝审查由全民公投直接通过的法律。尽管程序上存在争议,这项改革确立了总统直选制度,使此后的总统获得了独立的全国性选举授权。
第五共和国首次总统直选于1965年举行。戴高乐在第二轮投票中击败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选举采用两轮多数制:如果没有候选人在第一轮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便进入第二轮角逐。这一制度使第一轮往往有众多候选人参选,但在第二轮则需要结成广泛联盟,或争取其他候选人支持者的转投。因此,总统职位成为政党、政治纲领和选举联盟组织运作的中心。
国民议会选举通常也采用两轮投票制,但以单一选区为单位。达到晋级门槛的候选人可以继续参加第二轮投票;这一门槛通常为获得相当于登记选民总数12.5%的选票。如果依此标准晋级的候选人不足两名,相关规则会确保至少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能够晋级。因此,投票率会影响有多少选区在第二轮出现两名以上候选人角逐的局面。1986年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当时采用了以省为单位的比例代表制,此后又恢复了以选区为单位的两轮投票制。
2000年,法国通过全民公投将总统任期从七年缩短为五年。随后,选举日程作出调整,自2002年起,立法选举安排在总统选举之后举行。这些改革使总统与国民议会的任期更加同步,也提高了新当选总统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可能性。但这些改革并未从法律上保证总统能够获得这样的多数:选民仍可自由选出具有不同政治力量格局的议会。
三次左右共治时期表明,总统与议会各自拥有独立的合法性基础,会对政治运作产生重要影响。弗朗索瓦·密特朗任总统期间,曾先后与1986—1988年任总理的雅克·希拉克及1993—1995年任总理的爱德华·巴拉迪尔共事。此后,希拉克任总统期间,又于1997—2002年与社会党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共事。这些政府在未修改宪法的情况下行使了相当大的政策决策权,表明这一体制能够以更接近议会制的方式运作。
几十年来,法国全国层面的政治竞争主要围绕具备执政能力的左翼和右翼两大阵营展开,不过两个阵营内部都包含多个组织。后来的选举使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重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获胜,同时形成了新的议会多数;但在2022年立法选举中,支持他的联盟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席位。2024年6月至7月,国民议会解散后举行的选举再次产生了一个没有任何单一政党或单一阵营占据绝对多数的议会。这些结果表明,选举时间同步并不能消除议会力量的碎片化。
合宪性审查与权利保障
宪法委员会于1958年设立,其初衷之一是监督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它最初并非单纯仿照欧洲一些战后机构,被设计为保障权利的宪法法院。委员会的九名任命委员任期九年,不得连任,每三年更换三分之一。共和国总统及议会两院议长各任命三名委员。宪法还赋予历任共和国总统终身委员资格,不过并非所有前总统都曾参与委员会工作。
宪法委员会于1971年7月16日就结社自由作出的裁决,标志着一项决定性进展。委员会将宪法序言及其援引的文本视为具有约束力的审查标准,从而拓展了司法审查中合宪性审查的实体依据。由此形成的“宪法规范群”包括1958年宪法、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946年宪法序言,以及通过宪法判例确立的原则。2004年《环境宪章》则通过2005年修宪纳入其中。
提请审查的渠道也逐步拓宽。最初,只有少数高级公职人员能够在普通法律公布前将其提交委员会审查。1974年的一项宪法修正案将这一权力扩展至由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60名参议员组成的议员群体,使议会反对派能够对法律提出质疑。合宪性审查由此成为政治与立法实践中的常规环节,而不再是一项有赖于最高层官员达成共识的程序。
2008年修宪创设了“合宪性优先审查问题”(question prioritaire de constitutionnalité)程序,并于2010年3月正式实施。诉讼当事人可以主张,某项法律规定侵犯了宪法保障的权利与自由。这一问题须经过相关审判法院以及最高司法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的筛选,方可提交宪法委员会。与法律公布前的审查不同,这一程序允许审查已经生效的法律。若认定有关规定违宪,该规定可立即废止,也可自委员会确定的日后某一日期起废止。
宪法层面的权利保障,与法国依据欧洲人权公约及欧洲联盟法律承担的义务并行运作。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审查法律是否符合适用的条约,而宪法委员会的核心任务则是审查法律在宪法上的效力。欧洲人权法院与欧洲联盟法院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行使不同的管辖权。
第五共和国也保留了法国普通司法与行政司法相区分的制度。最高行政法院既是最高层级的行政审判机关,也就某些法律文件草案提供咨询;最高司法法院则居于普通司法体系的顶端。这种多元化的机构设置意味着,维护法治是多个相互协作的法院共同承担的职责,而非由单一的最高审判机关负责。
非殖民化、地方行政体制与法国海外领土
催生第五共和国的殖民危机,也塑造了其成立之初的一系列变革。1958年宪法允许海外领土加入法兰西共同体,旨在以此取代此前的帝国体制。几内亚拒绝了这一宪法方案,并于1958年10月独立。其余参加共同体的非洲领土大多于1960年独立。因此,共同体未能成为最初设想的持久政治联合体,但法国与这些新独立国家仍通过外交、经济、文化和国防等方面的安排维持关系。
阿尔及利亚带来的宪法与政治问题有所不同:尽管殖民社会内部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阿尔及利亚一直被视为法国领土的一部分。1959年9月,戴高乐公开接受阿尔及利亚自决原则。谈判最终促成了1962年3月《埃维昂协议》的签署,随后实现停火,并启动了通向同年7月独立的进程。冲突期间发生了1961年4月未遂的军事政变,以及反对独立的秘密军组织实施的暴力活动。独立之际,大多数欧洲移民离开了阿尔及利亚,许多曾为法国效力的阿尔及利亚人也遭受暴力侵害,其中包括哈基人员。
在法国本土,第五共和国最初保留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传统。省长在各省代表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决策实行广泛监督。自1982年开始推行的地方分权法律改变了这一关系:各省的行政权由省长移交给民选的省级领导机构,行政机关的事前监督有所减少,大区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地位也得到加强。2003年的修宪明确规定,共和国实行地方分权的组织体制。
地方分权并未使法国成为联邦国家。作为单一制国家,法国仍维持全国统一的宪法秩序,各地方行政单位在这一框架内行使法定职权。市镇、省、大区及具有特殊地位的地方行政单位各有不同的职责。市镇间合作机构则构成另一层级,承担交通、废物管理和空间规划等职能。各级职权划分曾多次调整,2010年代的地方行政改革也包括此类调整。
法国海外领土的宪制安排具有多样性。宪法第73条总体规定,国家法律适用于海外省和海外大区,但可作适应性调整。第74条适用于海外集体,其各自的地位法规规定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新喀里多尼亚则适用宪法第十三编规定的独特宪制框架,这一框架是在1998年《努美阿协议》及相关宪法修改的基础上形成的。
新喀里多尼亚的地位表明,共和国内部可以容纳差异化的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包括地方机构、特殊公民身份以及特定权力的移交。新喀里多尼亚分别于2018年、2020年和2021年举行了独立公投。因此,涉及海外领土的宪法问题不仅关乎行政组织,也涉及公民身份、政治代表权和民族自决。
从戴高乐到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发展
第五共和国初期深受戴高乐总统任期的影响。他领导下的历届政府在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同时,推进经济现代化和国家计划,并奉行强调独立自主决策的外交政策。总统直选制度的引入和1962年与议会的对抗,都未能动摇总统职位的政治权威。然而,1968年5月至6月的社会政治危机暴露了行政权控制能力的局限:学生抗议和大规模罢工运动使全国陷入混乱,直到经过谈判、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立法选举后,国家机构才恢复了正常运作。
1969年4月,选民在公民投票中否决了参议院改革和区域化方案,戴高乐随后辞职。同年当选的乔治·蓬皮杜继续推进现代化,但采取了不同的总统执政风格。1974年,蓬皮杜在任内去世,宪法关于总统职位空缺的规定随之得到实施:由参议院议长暂行总统职权,直至选出新总统。戴高乐辞职后,也曾启用同一机制。这一安排既保障了政权的连续性,又不会使临时代行职权者自动成为正式继任者。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74年就任总统,其任期内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和法律变革。投票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1975年,在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推动下通过的法律,为自愿终止妊娠确立了法律框架。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也使经济形势发生剧变,终结了战后数十年间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
弗朗索瓦·密特朗于1981年当选,标志着第五共和国的总统权力首次转移到左翼手中。他上任初期的历届政府废除了死刑,实施国有化,扩大地方分权,并推行社会改革。1983年,经济政策转向强调货币稳定,以及履行法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作出的承诺。密特朗的两届总统任期还经历了最早的两次“左右共治”,表明执政力量的更替既可以通过总统选举实现,也可以在同一位总统任内发生。
雅克·希拉克于1995年当选总统。在其任内,第五共和国经历了1997年解散国民议会、与利昂内尔·若斯潘共治,以及将总统任期改为五年等变化。法国成为首批采用欧元的国家之一;欧元于1999年开始用于非现金交易,纸币和硬币则于2002年进入流通。2002年总统选举中,希拉克与让-马里·勒庞进入第二轮决选,表明两轮投票制可能产生不同于以往主要执政党之间竞争格局的最终对决。
2007年、2012年和2017年开始的各届总统任期,见证了权力的进一步交替,而宪政秩序并未中断。这一时期的重大变化包括2008年的宪政制度修订、2013年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202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保障女性选择堕胎的自由。因此,在同一部宪法文本之下延续的政治体制,也伴随着政党组织、社会立法及议会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
欧洲一体化、外交与国防
第五共和国延续了法国作为创始成员参与欧洲共同体的地位。罗马条约于1957年签署,早于政体更迭,而新的国家机构也在这一既有的欧洲框架内发展。戴高乐支持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但反对他认为有损国家政治自主权的安排。在1965至1966年的“空椅危机”期间,法国退出了欧洲共同体重要会议的议事活动。这场危机最终以卢森堡妥协告终,对成员国援引重大国家利益时的决策方式作出了安排。
此后的历任总统通过一系列条约支持深化欧洲一体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1992年9月在法国公民投票中以微弱优势获准通过,建立了欧洲联盟,并为经济与货币联盟奠定了框架。批准该条约需要先修改宪法。此后,法国加入欧元区,使货币政策纳入单一货币的制度体系,而不再完全由本国掌控。
欧洲一体化一再要求法国调整本国宪法权威与条约义务之间的关系。宪法第55条规定,依照法定程序批准或核准并公布的条约,在符合该条所列条件的情况下,具有高于法律的效力。不过,在国内法律秩序中,法国最高司法机关仍坚持宪法的最高地位。宪法第88-1条明确承认法国参与欧洲联盟。这些条款所确立的是一种复杂的关系,而非欧洲法对国内法的简单取代。
2005年5月,法国选民否决了拟议的《欧洲宪法条约》。此后的里斯本条约则在2008年修宪后,通过议会程序获得批准。这两项条约所采用的不同程序,使欧洲一体化成为有关公投民主、议会权威及选举授权范围争论的重要议题。
在国防方面,第五共和国发展了独立的核威慑力量。法国于1960年进行了首次核试验,随后逐步建立起空基、海基潜射和陆基核力量;其中陆基部分后来被拆除。核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总统在战略事务中的重要地位。1966年,戴高乐使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但法国仍保留该组织成员国身份,并于2009年恢复全面参与这一指挥体系。
法国还保留了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广泛的外交网络。军事行动和国际承诺既涉及行政部门的主动决策,也涉及议会程序。2008年的修宪强化了议会的作用,要求政府在海外军事干预开始后不久向议会通报;干预持续超过四个月,则须获得议会授权。因此,外交和国防政策仍是总统影响力强大的领域,但并非完全不受议会立法和监督约束的领域。
宪法修订、紧急状态治理与制度争论
宪法在保持制度延续性的同时,也规定了正式的修宪机制。根据第89条,修宪案必须先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以完全相同的文本通过,随后提交全民公投。但对于政府提出的修宪案,总统可以选择将其提交两院在凡尔赛召开的议会联席会议审议。修宪案须获得联席会议所投票数的五分之三赞成,方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共和政体不得成为修宪对象;在领土完整受到损害期间,不得启动或继续修宪程序。
若干重大修宪在未取代现行体制的情况下,改变了其运作方式。1974年改革扩大了提请合宪性审查的主体范围,增强了反对派的作用;2000年改革缩短了总统任期;2008年修宪则修改了涉及议会、总统权力和权利保障的众多条款。2008年修宪还将总统连续任职的上限设为两届,并建立了共同倡议公投的制度框架。尽管名称如此,这一程序须先由五分之一的议会议员提出议案,再获得十分之一登记选民的支持,并须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条件。
紧急状态下的治理则引出了公共权力与权利之间如何平衡的另一组问题。法定紧急状态制度源于1955年颁布的法律,早于第五共和国的建立。它不同于宪法第16条规定的特别权力,也不同于宪法规定的戒严状态。2015年11月恐怖袭击后宣布的紧急状态多次延长,直至2017年11月结束。2017年通过的法律将某些安全措施纳入普通法律框架,并置于特定的行政和司法监督之下。2020年,在新冠疫情期间,法国另行建立了法定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制度。
制度争论往往围绕行政效率与政治问责之间的关系展开。现行制度的支持者强调政府运作的连续性,以及在议会力量分散的情况下仍能作出决策的能力。批评者则关注政治权力集中于总统、立法审议受到限制,以及总统对议会承担的直接责任有限等问题。这些分歧涉及制度设计,并不能据此认定宪法文本将全部权力赋予某一个职位。
选举代表性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议题。扩大比例代表制适用范围的提议,旨在使议会席位分配更贴近全国选民的投票格局。其他提议则涉及公民倡议、公投的运用、加强议会监督,或重新调整总统与总理之间的权力平衡。建立“第六共和国”的呼声涵盖了差异很大的方案,从制定更偏重议会制的宪法,到扩大直接参与的形式,不一而足。
当议会中没有任何一方掌握绝对多数时,这些问题便会在实践中显现。政府必须综合运用协商、预算程序和宪法规定的责任机制,而总统则保有独立的选举授权。因此,第五共和国的运作不仅取决于宪法正式赋予的权力,也取决于政党凝聚力、选举结果、议会联盟,以及规范各公职担任者之间关系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