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决是一项原则和权利,指各民族可以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谋求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国际法中,民族自决涉及一个民族、治理该民族的机构及其居住领土之间的关系。它为去殖民化提供了核心法律基础,也为代议制政府、区域自治及原住民族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提供了依据。但它并不意味着每个共同体都享有不受限制的独立建国权。
现代民族自决原则源于围绕人民主权、民族、帝国和民主政府展开的辩论。1945年后,这一原则被纳入联合国宪章、人权条约、联合国大会宣言和国际司法裁决。随着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这一原则的落实推动了国际体系的转变。在殖民背景之外,民族自决与现有边界及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仍存在较大争议。
理解民族自决,需要区分内部自决与外部自决、民族与其他类型的集体身份,以及实质性权利与表达自决意愿所采用的程序。这些区别说明,民族自决为何既可能通向独立、与另一国家自由联系、融入另一国家或自治,也可能表现为继续参与现有宪政秩序。
含义、范围以及内部自决与外部自决的区别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共同的第一条载有这一原则的标准条约表述。该条规定,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并有权据此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自由谋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这一措辞既涵盖政治层面,也包含持续塑造集体生活的能力。因此,自决的内涵比一次性的独立决定更为广泛。
内部自决通常指在现有国家内部实现这一权利。它通常涉及政治参与、代议机构、免受歧视,以及维持和发展本群体制度与文化的能力。根据宪制安排的不同,内部自决可能涉及区域自治、权力分享或联邦制。这一原则并不要求普遍采用某一种制度模式:例如,如果人们无法有实质意义地参与政治,联邦体制也不会自动满足自决的要求。
外部自决涉及一个民族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它最明确的适用对象一直是殖民地领土;只要满足自由、真实选择的相关条件,可能的结果就包括独立、自由联合以及与另一国家合并。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将外部自决等同于分离独立。非殖民化可以终结某一领土的从属地位,却未必意味着脱离一个国家,因为该国对这一领土的主权,并不一定像其对本土的主权那样,以相同的依据获得国际承认。
自决是一项集体权利,而许多人们熟悉的人权属于个人。不过,这两类权利仍然相互影响。理解集体决策,离不开个人组织、辩论、投票和表达异议的自由。反过来,如果一个民族被排除在涉及其政治前途、领土或制度的决策之外,仅有形式上的个人权利可能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当一个人口群体中存在不认同多数人所倾向的宪制安排的少数群体时,这种关系尤为重要。
自决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含义,还应与心理学和道德哲学中的个人自主相区分。心理学中的自决涉及动机、能动性以及自愿行动的体验。国际层面的自决则涉及各民族与政治权威。两者都使用自由的表述,但所指的权利主体、制度和约束形式各不相同。
思想渊源与帝国的转型
自决的思想背景包括这样一种观念: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源于被统治者,而非仅仅来自王朝继承或征服。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提出了关于被统治者同意和人民主权的主张,影响深远,尽管这些主张与奴隶制、殖民扩张及对政治参与的限制并存。两场革命并未使所有民族都获得建立独立国家的普遍法律权利。
19世纪,民族主义将政治正当性与民族观念联系起来。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运动,以及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内部的民族运动,都对不符合民族认同的政治安排提出了挑战。然而,语言、宗教、居住地和历史上的归属关系很少能划出清晰的领土界线。每个民族都应拥有自己国家的原则,随即引出了人口混居、相互冲突的领土主张,以及新成立的政治实体如何对待少数群体等问题。
自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格外关注。弗拉基米尔·列宁从社会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出发,捍卫民族自决权,包括政治分离的权利。伍德罗·威尔逊则将战后安排与经被统治者同意的治理,以及对各民族诉求的照顾联系起来。两者的主张在意识形态目标和实际运用上各不相同。威尔逊于1918年1月提出的“十四点原则”涉及若干民族问题,但并未确立全世界所有殖民地人民无条件获得独立的权利。
战后安排建立或恢复了若干欧洲国家,并在部分争议领土举行公民投票,同时引入了保护少数群体的义务和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制度。原属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由委任统治国在国际监督下管理,而非一律立即获得独立。由此形成的秩序对各民族诉求的处理并不一致,且保留了广泛的殖民统治。
奥兰群岛争端体现了这一时期自决原则的局限。芬兰独立后,群岛上以瑞典语使用者为主的居民寻求与瑞典合并。1920至1921年,国际联盟任命的机构并未将民族自决视为脱离现有国家的一项普遍法律权利。最终的解决方案将群岛保留在芬兰主权之下,同时保障其语言、文化和自治。这一案例预示了一种此后反复出现的处理方式:通过制度保障来照顾集体认同,而不一定重新划定国界。
此后,反殖民运动拓宽了自决原则的适用范围。亚洲、非洲及其他地区的领袖和组织,对政治自由的普遍性主张与帝国统治持续存在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质疑。他们的斗争推动自决从一种被选择性运用的政治论据,转变为反对殖民压迫的一般法律原则。
联合国框架与自决权作为法律权利的发展
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将自决列为其创立宗旨之一。《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项提出,在尊重各民族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关系。第五十五条则将同一原则与稳定、福祉及和平关系所需的条件联系起来。《宪章》还规定了有关非自治领土的义务,并建立了国际托管制度。不过,《宪章》原文并未规定每一块附属领土都应立即独立。
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514(XV)号决议,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标志着一项决定性进展。宣言确认,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并呼吁将权力移交给尚未独立领土的人民。宣言还明确指出,不得以政治、经济、社会或教育方面准备不足为由拖延独立。联合国大会决议并不会仅因获得通过就具有与条约同等的效力,但这项宣言在非殖民化法律规则的发展和阐明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次日通过的第1541(XV)号决议确定,非自治领土可以通过独立、自由联合或合并的方式实现完全自治。1970年,第2625(XXV)号决议,即《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进一步阐述了平等权利与自决原则。该宣言将这一原则与对国家领土完整的保护结合起来,表明国际法律框架中的各项义务必须结合起来解释。
1966年通过、1976年生效的两项人权公约,为自决权提供了明确的条约依据。两项公约共同的第一条还要求缔约国,包括负责管理非自治领土和托管领土的国家,促进并尊重这项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曾阐明,自决权对于有效保障和遵守个人人权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该委员会的个人来文程序通常不允许仅以违反第一条为由单独提出申诉,因为这一条款涉及的是各民族的权利,而不是可通过该程序主张的个人权利。
国际法院曾多次处理自决问题。在1995年的东帝汶案判决中,法院将这项权利的性质描述为对世性(erga omnes),即相应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但这一地位并未消除法院在管辖权方面另行受到的限制。在2019年关于查戈斯群岛的咨询意见中,法院将自决视为适用于毛里求斯非殖民化进程的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这些裁判既表明了自决权已确立的法律重要性,也说明仍须区分实体义务与特定程序中的管辖权及可用救济。
非殖民化、领土单位与政治地位
非殖民化为自决提供了最明确的实践场景。自决权的典型主体通常按领土范围界定:即既有殖民领土的全体人民,而非其中每一个族裔、语言或宗教群体。这种做法使人们能够确定一个政治单位,并终结其在国际上的从属地位。这也意味着,新国家往往继承了帝国行政管理所划定的边界,而这些边界并非当地各方通过政治协商达成的结果。
根据第1541号决议,独立是可能的结果之一,但并非唯一结果。自由联合是指自由选择与一个独立国家建立联系,同时保留联合一方人民通过民主和宪法途径改变自身地位的能力。合并则要求并入领土的居民与独立国家的居民享有平等地位,并通过知情、民主的程序自由表达选择。因此,仅凭管理国单方面的声明,并不足以证明自决已经实现。
库克群岛于1965年在与新西兰自由联合的框架下实行自治,纽埃则于1974年采取了同样的安排。这些安排表明,高度自治可以与持续的宪制关系并存。纳米比亚提供了另一种例子:经过国际社会的长期介入以及联合国监督下的过渡,该国于1990年独立。不同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不同的制度路径,而不是所有领土都必须遵循同一种程序。
占有即所有原则进一步巩固了继承而来的边界。根据这一原则,原有的行政边界在独立时成为国际边界。国际法院在1986年布基纳法索与马里之间的《边界争端》案判决中,阐释了这一原则与维持独立时局势稳定之间的联系。其适用可能与被边界分隔的群体的意愿相冲突,但这一原则始终具有重要影响,因为重新审议每一条继承而来的边界,都可能引发相互重叠的领土主张和武装冲突。
自决也要求关注殖民地这一领土单位本身的领土完整。在查戈斯咨询意见中,法院认定,毛里求斯于1968年独立时,由于查戈斯群岛此前已被分离,其非殖民化进程并未依法完成。该案关注的是,这一领土单位的分割是否符合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而不只是是否实现了某种形式的独立。
从制度层面看,非殖民化尚未完成。联合国仍保留非自治领土名单,以及1961年成立的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相关争议可能涉及应由哪些人参与投票、可供选择的地位方案范围、人口定居格局、管理国的作用,或领土主张与居民意愿之间的关系。
人民的界定与内部自决的制度安排
国际法尚未对“人民”作出一项全面且普遍接受的定义,以适用于自决原则的所有情形。在殖民地情形下,一个领土单位的全体居民提供了相对明确的界定起点。在独立国家中,这一概念可以指全体国民,而特定群体也可能主张自身拥有独特的集体认同及相应权利。共同的语言、历史、地域联系、文化或认同感都可能是相关因素,但并不存在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标准,可以机械地据此得出答案。
人民不一定等同于一个族群。有些国家包含多个族群和语言群体,它们共同参与同一政治秩序。反过来,同一族群也可能分布在多个国家。如果仅以族群归属作为决定性依据,就会在居民混居、身份认同相互交叠的地区造成困难。因此,除了文化认同之外,政治归属、居住地和公民身份同样重要,尤其是在决定谁有资格参与有关政治地位的意见征询时。
内部自决往往通过分配权力并保障参与的宪法来实现。联邦制通过宪法划分中央政府与各组成单位政府之间的权力;权力下放则是在特定宪法框架内,将明确规定的权力移交给国家以下层级的机构。地域自治可以赋予一个地区在教育、语言、文化、税收或地方行政等方面的权力。非地域性安排则可以为成员在地理上分散居住的群体提供代表机制或文化机构。
这些机制所应对的问题各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一个语言群体可能要求掌握学校教育事务的决定权,却并不谋求设立单独的地域性政府。居住地域较为集中的居民群体,可能要求设立民选的地区议会并获得立法权。在多个群体共居同一地域的情况下,权力分享可以采取比例代表制、联合执政要求,或针对涉及根本利益的决策设置保障机制。这类安排是否有效,取决于其法律设计、实际运作及相关群体的接受程度。
集体诉求也会带来“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问题。一个寻求自治或独立的地区,内部可能存在反对这一目标或认同整个国家的群体。因此,一项可信的内部解决方案必须兼顾平等、宗教和语言权利、使用公共机构及其服务的机会,以及开展政治反对活动的空间。自决原则并不赋予地区内的多数群体剥夺其他居民权利的权力。
因此,内部自决与民主关系密切,但两者并不等同。选举是表达政治意愿的重要方式,但仅凭多数决,并不能确定相关人民的身份、其领土边界,或持不同意见群体的权利。内部自决既关乎参与治理,也关乎不同居民群体得以维系其集体生活的制度条件。
分离、领土完整与单方面主张的限度
当一个共同体未经其所属国家同意而寻求独立时,自决原则的适用最容易引发争议。国际法既保护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平等,也承认自决。这些原则既不能简化为现有边界永远不可变更,也不能反过来理解为任何自称构成一个民族的群体都可以单方面脱离。法律背景、有关领土的地位以及各方的行为,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经协商同意的分离,与声称享有单方面分离的法律权利,是两回事。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协商一致的宪法程序解体为两个国家。南苏丹则在达成和平协议,并在该协议框架下举行获认可的全民公决后,于2011年独立。这些例子表明,新国家可以通过谈判和国内法律安排而产生,但并未确立一项普遍规则,即每一场独立运动都享有分离权。
加拿大最高法院1998年作出的《魁北克分离问题咨询意见》是一项颇具影响力的分析。法院认定,在其审议的情形下,魁北克无论依据加拿大宪法还是国际法,都无权单方面分离。法院同时认为,如果针对明确的分离问题,有明确多数表示支持,就会产生宪法上的谈判义务。法院将这一义务与自动获得独立的权利区分开来,并强调谈判必须兼顾联邦制、民主、宪政、法治以及少数群体权利。
所提出的补救性分离学说,探讨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无法切实行使内部自决,并遭受极其严重的压迫,是否可能享有作为最后手段的分离权。这项权利是否存在、其具体条件是什么,仍有争议。一些法律论证从1970年《友好关系宣言》中关于代议制政府的表述寻求支持。但这些表述并未形成普遍接受的法律判定标准,也不存在一项普遍适用的权威程序,使独立运动能够据此获得补救性分离具有正当性的认定。
国际法院在2010年关于科索沃的咨询意见中,回答的是一个范围有限的问题:独立宣言是否违反国际法。法院认定,该宣言没有违反适用的国际法律规则。法院并未裁定国际法普遍赋予分离权,也未就补救性分离学说作出定论,更未确立每一份独立宣言都能创立一个国家的规则。这些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发表宣言是否合法、是否享有独立权,以及是否获得其他国家承认,是彼此独立的问题。
外部军事干预还会带来更多法律问题。仅凭自决主张本身,并不能排除《联合国宪章》关于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规定。对于在胁迫条件下举行的投票或作出的宣言,不能仅根据其公布的票数结果进行评判;相关背景情况和适用的国际义务仍须纳入考量。
原住民族、集体制度与发展
自决原则在原住民族中的适用,是在围绕土地、政治排斥、文化存续以及殖民化持续影响的抗争中逐步发展的。许多原住民族社群并不将其诉求主要表述为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要求。他们的目标可能包括承认自身的治理机构、拥有管理社群事务的权力、保护传统领地,以及在影响其生活的决策中切实发挥作用。
2007年通过的《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在第3条中明确承认原住民族的自决权。第4条将这一权利与内部和地方事务的自治或自我治理,以及为履行这些职能筹措资金的途径联系起来。该宣言本身并非条约,但它是阐明原住民族相关标准的一份重要国际文件。第46条还规定,不得将该宣言解释为授权采取任何可能分裂或损害主权独立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的行动。
1989年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为批准该公约的国家确立了有关原住民族和部落民族的约束性义务。公约涉及参与、协商、土地、就业、教育及相关事项。公约对其用语作出了明确限定:使用“民族”一词,并不预先判定国际法赋予该词的相关权利。因此,该公约与2007年宣言具有不同的法律形式,不应被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文书。
一个核心问题是参与有关土地和资源的决策。宣言要求,在特定情形下,包括涉及影响原住民族土地、领地和资源的项目时,应通过原住民族的代表机构,真诚地开展协商与合作,以取得其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宣言还就迁离和危险材料规定了额外的保护措施。这些条款并不构成一项适用于所有政府决策、毫无区别的统一规则;其具体措辞、实际情形以及适用的条约和国内法都至关重要。
国内制度为落实自决提供了具体形式。格陵兰《自治法》于2009年生效,承认格陵兰人民是国际法意义上享有自决权的民族。该法确立了承接更多职权领域的安排,也规定了就可能作出的独立决定所应遵循的程序。在加拿大,努纳武特于1999年在一项重大因纽特人土地权利主张协议达成后成立,建立的是面向全体居民的地区政府,而非选民仅限于因纽特人的政府。
原住民族自决也具有文化层面。对语言教育、社群档案、神圣场所和传统知识的掌控,能够影响集体制度能否持续存续。这些事项将政治权力与文化的代际传承联系起来,而不是将自治局限于公共服务的管理。
公民投票、谈判与集体意愿的表达
公民投票是表达政治地位偏好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国际法并不要求每次行使自决权都必须举行公民投票。独立也可通过谈判移交权力、代议制政治程序以及国际监督下达成的解决安排而实现。核心问题在于,人民是否通过适合法律和历史背景的程序,自由、真实地表达了自身意愿。
确定哪些人有权投票,往往与投票问题的措辞同样影响重大。投票资格可能取决于公民身份、居住地、出生地、血缘或与该领土的历史联系。不同规则可能将流离失所者、新近定居者、侨居海外者或散居群体成员纳入或排除在外。这些不仅仅是行政层面的选择,还参与界定了其政治未来有待决定的集体。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如果移民和定居活动改变了该领土的人口构成,确定相关人口范围可能尤其困难。
可信的程序所需的条件,远不止让人们能够投票。重要条件包括安全保障、政治组织自由、获取信息的渠道、独立的投票管理,以及为不同选项开展竞选活动的机会。表达自由和免受恐吓的保障,是确保公布的结果反映真实选择的必要条件。国际组织的观察可能增强人们的信心,但仅靠观察,无法纠正违法的制度框架,也无法解决围绕该领土地位的所有争议。
东帝汶的例子既体现了受监督投票的价值,也说明了其局限。1999年8月,联合国组织了一次全民协商,询问选民是否接受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实行特别自治的提案。约78.5%的选民否决了该提案。投票之后发生了严重暴力事件,大批民众流离失所,随后国际社会介入,联合国设立过渡行政当局。东帝汶于2002年5月20日独立。这一进程表明,记录民众意愿与在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落实这一意愿,是两项不同的制度任务。
苏格兰2014年的公民投票,是在国内协商一致的框架下举行投票的一个例子。英国政府与苏格兰政府先行达成协议,随后通过临时性法律授权允许举行投票。选民以约55.3%对44.7%的比例否决独立。其法律意义在于经协商取得的授权和明确界定的程序,而不在于证明国际法普遍要求各国必须允许其他地方举行同类投票。
即使独立选项在投票中获胜,仍有许多重大事项悬而未决。谈判可能涉及边界、公民身份、公共债务、养老金、货币、自然资源、军事资产和少数群体保护。能否加入国际组织取决于各组织自身的规则,并不会因公民投票而自动得到保证。因此,相关程序必须区分谈判授权、政治地位决定、新国家在法律上的成立,以及其随后建立的国际关系。
自然资源、国际责任与持续落实
两项人权公约共同的第一条明确规定了自决的经济层面。各民族得为自身目的,自由处置其天然财富和资源,但须遵守国际经济合作及国际法所产生的义务。该条还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剥夺一个民族自身的生存手段。这一表述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人民无法有效掌控自身发展的物质基础,政治独立就可能受到削弱。
与此相关的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在1962年联合国大会第1803(XVII)号决议中得到阐明。这一原则是在围绕特许权、外国投资、国有化及殖民统治的经济后果等问题的争议中逐步形成的。它并不意味着所有涉及资源的措施都可不受其他法律义务的约束。财产、补偿、环境保护及条约等方面的问题,仍须依据适用的法律框架加以评估。
在非自治领土,资源开发活动会引发与当地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有关的特殊问题。所有权主张、订立合同的权限、收益分配及环境影响,都可能影响开发活动能否惠及享有自决权的人民。仅凭一项涉及管理当局的商业协议,并不能判断受影响人民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尊重。反过来说,法律评估应以领土的地位和具体活动为依据,而不能笼统地假定一切经济活动都具有相同性质。
自决权的落实与保障仍由多个机构分担。联合国大会处理非殖民化问题,并可请求提供咨询意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可在争端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时采取行动。国际法院可裁决其管辖范围内的争端,并在收到符合程序的请求时提供咨询意见。条约监督机构则依据各自的职权审查相关义务的履行情况。目前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全球性法院,使每个主张自决的群体都自动享有直接向其提起诉讼的权利。
国际法院1975年就西撒哈拉问题发表的咨询意见,说明了澄清法律与完成政治进程之间的区别。法院确认存在某些历史上的法律联系,但认为不存在足以改变通过该领土人民自由、真实地表达意愿来适用自决原则的任何领土主权联系。该领土的最终地位一直是联合国相关进程所处理的议题。司法分析能够界定相关法律原则,却无法仅凭自身就确定各方认可的选民范围、促成政治解决方案的实施,或实现对该领土的有效控制。
落实自决的问题也不限于正式建国的那一刻。流离失所可能使人民无法参与有关其领土的决策;经济依赖可能限制政策选择;而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则可能威胁低洼国家的宜居性。后两项问题引出了人口迁移后如何维系政治共同体、海洋权益及政府机构等疑问。因此,各民族塑造其共同未来的既定权利,与一些尚待完善制度性应对的法律问题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