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革命派别,于1903年在弗拉基米尔·列宁的领导下形成。经过长期的组织分裂,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政党,并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夺取俄国政权。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内战中存续下来,确立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并推动了1922年苏联的成立。布尔什维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冲突的分析,同其在革命组织、政治领导和国家权力运用方面的独特理念结合起来。
“布尔什维克”一名源于俄语 bolshinstvo,意为“多数”,得名于列宁的支持者在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若干次表决中取得多数票。其反对派则被称为孟什维克,源于意为“少数”的 menshinstvo。尽管两派人数的多寡关系后来有所变化,这些称谓却一直沿用下来。“布尔什维克”最初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的一种倾向,后来成为执政共产党正式名称的一部分,也成为国际上指称其革命方法的用语。
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既包括其作为一场旨在推翻专制帝国的运动的历程,也包括其作为执政组织建立中央集权一党制国家的历程。其发展涉及社会支持基础、内部争论、经济政策和强制机构等方面的变化。下文日期均采用公历,另行注明旧历日期者除外;俄国在1918年以前使用儒略历。
起源与1903年的分裂
19世纪末,随着工业扩张,圣彼得堡、莫斯科及俄国中部的纺织业中心等城市形成了雇佣工人聚居的社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随之发展起来。其支持者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将工业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能够开展有组织政治行动的工人阶级的兴起。与更多寄希望于农民的革命民粹派不同,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产业工人的作用,尽管当时俄国人口仍以农村居民为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98年在明斯克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但其领导层很快便因逮捕行动而陷于瓦解。
列宁、尤里·马尔托夫、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及其他流亡国外的社会主义者合作创办了《火星报》,该报于1900年首次出版。它不仅旨在传播政治主张,还要将分散的地下团体联结成一个全国性组织。在沙皇政府的审查和警察监控之下,党的工作依赖于秘密印刷、偷运文献、使用化名、秘密集会,以及屡屡面临监禁或流放的组织者。因此,围绕组织问题的分歧,既涉及实际的生存问题,也涉及政治权威。
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在布鲁塞尔、后在伦敦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纲,并就党员资格的规定展开辩论。列宁主张,党员应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则提出了较为宽泛的表述,允许党员在党的一个组织指导下经常提供协助。马尔托夫的措辞在最初的表决中获胜。随后,其他一些代表退出大会,改变了力量对比,使列宁的支持者得以在领导机构选举中取得多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名称源于大会后期形成的这一格局,并不意味着前者在俄国社会主义者或工人中始终占据多数。
不能把这次分裂简单归结为独裁与民主之间,或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对立。两派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目标,也都在非法运动中开展活动。私人关系、编辑部的控制权、组织权威,以及对俄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不同判断,都促成了分裂。普列汉诺夫起初站在列宁一边,但很快便与他疏远;马尔托夫与列宁原本合作密切,后来却成为相互竞争的领袖。两派各自的派别认同是在曲折不一的过程中逐渐巩固的,而非在1903年就已完全成形。
此后数年间,两派曾尝试重新统一,共同参加代表大会,有时也在地方上开展合作。双方的分歧日益集中于结盟和革命战略:孟什维克通常更重视与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派合作,而布尔什维克则强调工人阶级的独立领导作用,以及与农民结成联盟。1912年1月,由列宁的支持者组织召开的布拉格会议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主导的领导机构,标志着双方在组织上实现了决定性的分离。尽管如此,一些地方组织直到1917年仍由两派共同组成。
革命理论与政党组织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某一时刻一次性提出的完整学说。它的基本范畴源自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包括阶级斗争、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以及以集体所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人控制的可能性。俄国的现实条件带来了一大难题。马克思主义者预期,发达的资本主义会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然而俄国人口以农民为主,政治自由有限,工业又集中在相对少数的地区。
列宁在《怎么办?》(1902年)中主张,由职业革命家组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组织,将工作场所的斗争同反对专制制度的更广泛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他批评了“经济主义”,即主要将工人活动局限于工资、工时和眼前经济诉求的倾向。在他看来,革命组织需要开展政治教育、拥有全国性的报刊,并具备对抗国家政权的能力。这本书产生于地下运动中一场特定的论争;如果把后来苏维埃政权的每一个特征都视为这本书预先决定的结果,就会掩盖布尔什维克实践此后的变化。
后来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将选举领导机构、开展内部讨论与执行集体决议的义务结合起来。在1905—1906年的革命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两大派别都采用了各自版本的这一原则。它在实践中的含义却差异很大。1917年以前,各地委员会分散、流亡者联络网络的运作、警察的破坏以及地方自主行动,常常使中央难以实行有效控制。1917年间,布尔什维克的重要人物曾就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起义时机以及革命政府的组成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强有力的领导与激烈的内部冲突并存。
列宁的战略也发生过变化。1905年,他设想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以推翻专制制度并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这还不意味着由工人阶级单独立即推行社会主义改造。1917年,他反对支持临时政府,主张将政权移交给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将这一转变与革命将向工业更发达的国家、尤其是德国扩展的预期联系在一起。因此,世界革命最初是其战略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而不只是表达国际团结的口号。
布尔什维克声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不意味着每个工人都支持该党,也不意味着所有党员都是产业工人。知识分子、学生、专职组织者、士兵以及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尔什维主义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也并非始终与后来苏联共产主义的所有学说同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列宁去世后才成为定型的官方理论表述的,其中纳入了在约瑟夫·斯大林领导下形成的各种阐释。要区分革命运动中的争论与后来被宣称为一脉相承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一点至关重要。
革命、镇压与劳工政治,1905—1914年
1905年革命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开展活动的环境。1月22日,圣彼得堡发生了向示威者开枪的“流血星期日”事件,推动了罢工、农村骚乱、兵变以及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浪潮。工人通过选举建立委员会,即苏维埃,以协调罢工和政治行动。这些机构最初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一些布尔什维克起初对其抱有戒心,因为它们在党的控制之外,将不同政治派别的工人聚集到一起;列宁则认识到了它们的革命潜力。
在这场动荡中,布尔什维克支持罢工,并支持为武装起义作准备。他们参与最深的一次起义尝试,是1905年12月的莫斯科起义。战斗主要围绕街垒和工人武装分队展开,最终被政府军镇压。革命迫使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承诺保障公民自由并设立民选的国家杜马,但君主仍保有广泛的权力。起义运动的失败既显示了群众动员的力量,也表明帝国政府依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1905年以后,党反复面临一个两难问题:是否应当利用非革命政权所建立的合法机构。一些布尔什维克主张让社会主义者议员退出杜马,而列宁则日益明确地主张参与议会,将其作为宣传鼓动的讲坛。他还支持在开展地下组织工作的同时,在合法获准的社团和工会中开展工作。这些争论促使他与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及其他布尔什维克决裂,后者在议会策略、哲学和政治教育等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因此,派别界限不仅存在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也存在于布尔什维克内部。
筹措经费和秘密暴力行动又引发了更多争议。革命团体实施了所谓的“剥夺”行动,其中包括旨在筹措资金的武装抢劫。1907年发生在第比利斯的一起抢劫案,与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及组织者卡莫有关,尤其声名狼藉。这类行动暴露了党的决策、秘密筹资网络与个别激进分子的活动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警方的渗透屡屡使运动遭受打击。罗曼·马利诺夫斯基是布尔什维克著名的杜马议员兼中央委员会委员,却暗中充当沙皇政治警察的密探。
1912年,勒拿河金矿罢工工人遭枪击后,工人的激烈抗争再度掀起浪潮。同年在圣彼得堡创刊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通过报道、通信和小额捐款与工人建立联系。布尔什维克在一些重要的产业工人群体中扩大了影响力,但其实力因地区和行业而异。1912年,六名布尔什维克从工人选区当选为第四届杜马议员。到1914年,该组织已拥有相当可观的工人基础,但仍容易因逮捕行动而受创,远未达到能够领导俄国全体民众的程度。
世界大战与二月革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许多主要社会主义政党尽管此前承诺维护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却仍支持本国政府参战。列宁谴责这一立场,将这场冲突定性为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他主张把国际战争转化为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他提出的“革命失败主义”认为,沙皇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可能有助于革命。这一立场使他有别于那些虽反对战争、却不接受其结论的社会主义者。
布尔什维克的杜马议员反对支持战争,于1914年11月遭到逮捕,随后受审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战时镇压破坏了党的组织网络,而战争动员改变了产业工人的人员构成,并将数百万农民征入军队。列宁仍留在国外,主要居住在瑞士,并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和1916年的昆塔尔反战社会主义者会议。他在著作中将战争与垄断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及列强竞争联系起来,其中论述最系统的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军事失利、通货膨胀、物资短缺,以及民众对君主制日益丧失信心,为1917年的二月革命创造了条件。圣彼得堡当时已更名为彼得格勒,当地的示威逐步升级为大规模罢工和驻军哗变。尼古拉二世于3月15日,即俄历3月2日退位。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这场动荡,但并未通过统一的全国性计划加以领导。几位主要领导人当时身在国外或流放地,局势变化之快超出了中央组织的协调能力,地方活动者只能因应形势采取行动。
君主制的覆灭带来了一种不稳定的格局,通常称为“双重政权”。最初由格奥尔基·利沃夫亲王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宣称掌握政府权力,而彼得格勒苏维埃则对工人和士兵拥有影响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成员起初在苏维埃领导层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总体上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认为俄国正在经历的是民主革命,而非立即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于应在多大程度上与新政府合作,也存在分歧。
4月,列宁乘坐经德国许可安排的密封列车穿越德国,返回彼得格勒。德国希望,通过协助反战革命者回国来削弱俄国的战争力量;但准许此次行程本身,并不意味着德国能够控制布尔什维克的决策。在四月提纲中,列宁要求不支持临时政府,通过革命变革结束战争,并将政权移交苏维埃。这一立场起初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引发争议,后来却成为该党反对继续维持联合政府和继续参战的政治运动的基础。
1917年的群众支持与夺取政权
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不断扩大,因为其诉求与当时迫切的社会矛盾相契合。士兵希望结束战争,工人要求免受通货膨胀和资方权力的侵害,农民则越来越多地夺占或重新分配地主庄园。“和平、土地、面包”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凝聚了这些诉求,为人们提供了临时政府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临时政府则将根本性决策推迟到立宪会议召开之后。布尔什维克在主要工业中心、部分军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中尤其成功地争取到了支持。
他们的发展既非一帆风顺,也非势所必然。七月事变期间,武装士兵和工人在彼得格勒举行反政府示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面参与运动,一面试图影响和约束运动,这反映出他们尚不确定夺取政权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当局镇压了示威,逮捕了布尔什维克的重要人物,并指控列宁为德国利益服务。列宁先是转入隐蔽,随后逃往芬兰。这一事件使该党一时受挫,也表明在首都获得激进群众的支持,并不意味着自然就能掌握全国政权。
8月底至9月初的科尔尼洛夫事件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对比。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调动军队向彼得格勒进发,被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政府和社会主义左翼中的许多人视为反革命威胁。工人、士兵、铁路员工和社会主义活动人士共同阻止了军队的推进。布尔什维克通过参与这场动员、反对军事独裁,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声望。到9月,他们已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赢得多数席位,尽管其他地方的投票倾向仍各不相同。
列夫·托洛茨基在多年未加入布尔什维克派别后,于1917年加入其中,随后出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成为夺取政权的核心组织者。列宁敦促党的领导层筹备武装起义。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反对这一计划,认为这可能导致政治孤立和失败。由布尔什维克及其他左翼代表组成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成为主要的行动指挥机构。它逐渐掌握了对驻军部队的影响力,并组织占领桥梁、通信设施及其他战略要地。
11月6日至7日,即俄历10月24日至25日,支持该委员会的武装力量在彼得格勒推翻了临时政府。与随后内战的规模相比,首都的战斗相当有限;后来电影中大规模强攻冬宫的场面,夸大了这次行动的声势。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政权移交,但许多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退场抗议。以列宁为主席的新一届人民委员会随之成立。布尔什维克将这场起义宣称为苏维埃掌权,但代表议事机构与党的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很快便成为新政权的一个核心问题。
建立政府与排除其他政治力量
新政权立即颁布了关于和平与土地的法令。《和平法令》呼吁在不割地、不赔款的条件下结束战争。《土地法令》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并认可了与农民运动及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密切相关的原则。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承认工人在工作场所监督生产的权利,但这并未确立一套稳定的工人独立管理制度。这些措施通过认可民众已经采取的行动赢得了支持,同时也确立了新政府对这些措施实施过程的权威。
政府最初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但有关建立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联合政府的谈判仍在继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7年12月加入人民委员会,并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同样支持苏维埃政权和激进的土地再分配,但在重大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存在分歧。1918年3月,他们因反对与德国媾和而退出政府,随后双方又于7月爆发武装冲突,苏维埃政府早期最重要的联合执政由此告终。因此,逐渐形成的权力垄断是在接连不断的冲突中建立起来的,而不是由十月的一纸法令确立的。
1917年11月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社会革命党候选人名单获得的选票最多,布尔什维克则获得约四分之一的选票。由于候选人名单是在社会革命党最终分裂之前拟定的,未能明确区分该党的左翼和右翼,但选举结果仍然显示出布尔什维克在全国选民中所获支持的局限。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召开时,拒绝接受政府有关苏维埃权力的要求。第一次会议结束后,武装卫队便将其驱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为这一行动辩护,声称与议会制的代议机关相比,苏维埃代表了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更高形式的民主。
强制机关迅速扩张。1917年12月,政府成立了由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以打击反革命和怠工破坏活动。夺取政权后不久,当局便开始限制敌对报刊,镇压对象也日益扩大,不仅包括君主主义者和自由派,也包括与布尔什维克竞争的社会主义组织。1918年8月,彼得格勒安全机关负责人莫伊塞·乌里茨基遇刺身亡,列宁也遭遇刺杀未遂,此后政府正式宣布实行红色恐怖。处决、扣押人质、监禁和法外强制措施成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由于记录不完整且统计口径不一,遇害人数至今仍有争议。
1918年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规定通过苏维埃组织代表制度,但剥夺了特定社会群体的选举权,包括为营利而雇用劳动者的人以及某些前帝国官员。城市工人在代表名额分配中所占的权重高于农村居民。实际上,党的决定日益支配着民选机构的运作。宣称苏维埃享有最高权力,实际却由布尔什维克组织占据主导地位,这两者之间的落差成为这一政治体制的鲜明特征。
内战、军事组织与经济危机
俄国内战并非简单的双方对抗,而是多种冲突交织而成。布尔什维克军队与白军、外国远征军、民族独立运动、农民起义军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武装交战。白军的主要指挥官包括西伯利亚的亚历山大·高尔察克、俄国南部的安东·邓尼金和西北部的尼古拉·尤登尼奇。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等列强出于不同目的,在不同地区进行干涉。争夺俄国中部控制权的主要战事发生于1918年至1920年,而部分边疆地区的冲突则持续了更长时间。
1918年3月3日,俄国与同盟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该条约使俄国蒙受巨大的领土和经济损失,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引发激烈反对。尼古拉·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进行革命战争,而托洛茨基此前曾试图采取停止敌对行动但不签订和约的方案。列宁则认为,政府需要喘息之机才能生存。1918年稍后德国战败,使该条约所确立的安排随即失效,但这场争论暴露了革命期望与国家存续之间的张力。
托洛茨基担任军事人民委员期间,在组建红军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实行征兵制,招募前帝国军官担任军事专家,并通过政治委员监督部队的忠诚情况和政治工作。依赖有经验的军官引起了一些党员的抵制,他们更倾向于组织权力较为分散的革命武装。红军的胜利有赖于几项相互作用的优势:控制人口稠密的中部地区、主要工业中心以及连接各地的铁路网;拥有相对统一的指挥体系;而其对手则四分五裂,政治目标和领土诉求经常相互冲突。
后来被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包括主要工业国有化、严格限制私人贸易、集中配给以及征收农产品。在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的背景下,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定量配给和直接分配则日益重要。这些政策保障了军队和城市的供应,却也加剧了与农民的冲突;农民抵制强制交粮,并减少了面向市场的生产。工业产出骤降,交通运输状况恶化,工人纷纷前往农村寻找食物,城市人口因而萎缩。战争破坏、贸易中断和行政体系失灵,与强制性政策相互作用。
内战使依靠命令和紧急动员的做法根深蒂固。红军和反布尔什维克武装都使用了恐怖手段,多支军队还对犹太社群实施了大规模暴力迫害。布尔什维克当局正式反对反犹主义,但其控制下的部队中也发生过反犹暴力。1921年至1922年的严重饥荒,是干旱、战争、经济失序和征粮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美国救济署在内的国际救援机构为数百万人提供了食物。军事胜利保住了布尔什维克政府,但留给它统治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工农业生产严重衰退的社会。
社会变革与民族问题
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仅力图改变所有制和政治权力结构,也试图改造社会关系。早期颁布的法令确立了民事婚姻制度,并放宽了离婚条件;1918年的家庭法典则将婚姻和亲子关系纳入世俗法律框架。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和伊涅萨·阿尔曼德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倡导者。1919年成立的党的妇女部在城乡妇女中开展教育工作,组织她们参与政治及其他活动。法律变革推动了性别平等,但家务劳动、贫困和公共服务不足限制了这些变革的成效。
教育和扫盲是重建社会和转变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政府扩大了扫盲运动,并为成年工人设立了新的教育机构。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主管的领域广泛,涵盖学校教育、图书馆、博物馆和艺术。实验教育家和先锋派艺术家起初在革命环境中获得了施展空间,但官方支持并不稳定,政治监督也日益加强。扫盲运动既旨在让更多人有机会获取知识,也旨在使人们能够参与一种高度依赖报刊、会议、行政文件和党内教育的政治文化。
在意识形态层面,布尔什维克与宗教公开对立。1918年的一项法令实行政教分离,取消了东正教会在法律上的特权地位。教会的土地和财产被收归国有,公立学校不再提供宗教教育,神职人员受到政治限制。在1921—1922年饥荒期间,没收教会贵重物品的行动引发了冲突,争议的焦点是救灾需要是否足以成为国家没收圣物的理由。对抗过程中还伴随着逮捕和处决。这场运动也体现了一项更广泛的努力,即削弱那些能够在党国体制之外凝聚忠诚的独立机构。
民族政策一方面承认集体权利,另一方面力图在前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维持或重建政治控制。布尔什维克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享有包括分离权在内的民族自决权。苏维埃俄国承认芬兰独立,而它与乌克兰、高加索、中亚及其他地区的关系,则受到当地革命、外交、军事干预和内战等因素以不同组合交织变化的影响。有关民族权利的宣言并未阻止红军在有争议的领土上开展军事行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四个苏维埃共和国共同成立了苏联。苏联的联邦结构在形式上承认各加盟共和国的地位,而共产党仍是一个跨越共和国边界运作的中央集权组织。列宁晚年在如何对待非俄罗斯民族的问题上与斯大林发生分歧,尤其是在格鲁吉亚事件期间;这些分歧表明,列宁担心行政强制手段会重现俄罗斯帝国的旧习。20世纪20年代,本土化政策推动了地方语言的使用和本地干部的任用。这项政策为非俄罗斯民族在文化和行政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同时,党仍控制着民族政治活动所能采取的形式。
新经济政策与党的统治的巩固
到1921年,大范围的经济崩溃和农村反抗迫使当局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包括坦波夫省叛乱在内的农民起义,反对粮食征集和国家干预。1921年3月,彼得格勒附近海军基地的水兵、士兵和平民发动了喀琅施塔得起义,要求举行更自由的苏维埃选举,并取消对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若干重要限制。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这场发生在战略敏感地区的起义构成了危险威胁。红军镇压了起义,参与者遭到处决、监禁,或被迫流亡。
在1921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通常简称为NEP。实物税取代了余粮征集制,农民履行纳税义务后,可以出售剩余农产品。私人贸易和小规模私营企业得以恢复,而国家仍控制着大工业、银行业和很大一部分对外贸易。新经济政策并非重返战前经济体制,而是将市场与国家控制的工业核心相结合,同时政府仍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造。
经济上的退让伴随着政治上的收紧。同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禁止党内有组织的派别活动。这项措施针对的群体包括工人反对派;该派批评官僚控制,主张让工会在经济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党的领导人强调,在内战结束而危机仍在持续的形势下,团结是必要的。尽管争论和非正式结盟依然存在,这项禁令仍为领导层提供了强有力的纪律手段,用以对付有组织的党内反对力量。其他与之竞争的政党也遭到逮捕和镇压,合法政治竞争的空间日益缩小。
布尔什维克已于1918年3月将其组织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随着苏联的成立,该党于1925年更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又于1952年更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一词由此从其正式名称中消失。在革命和内战时期,党员人数大幅增加,改变了党的人员构成。许多新党员对战前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论争几乎没有亲身经历。党的各级委员会、干部任命机制和纪律机构对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及社会组织的权力不断增强。
列宁在1922年数次中风后健康状况恶化,并于1924年1月去世,这加剧了主要领导人之间的斗争。斯大林自1922年起担任总书记,通过党的组织机构积累影响力;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则基于政策立场和个人关系,结成不断变化的联盟。斯大林最终取得的主导地位,并非在列宁去世后立即确立。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斗争失败的反对派成员遭到开除党籍、流放、监禁或处决。革命运动中许多著名的老一辈人物在大恐怖期间被杀害,深刻改变了这个仍自称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的领导层和制度文化。
国际影响与历史阐释
布尔什维克将自身的革命视为一场国际变革的开端。1919年3月,他们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以协调各国革命政党的行动。共产国际于1920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二十一条加入条件,要求申请加入的政党与改良主义社会主义领导层彻底决裂,建立纪律严明的组织,并支持革命斗争。各国共产党通过既有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与重组相继诞生。尽管各地条件不同,俄国的经验仍提供了组织模式、政治词汇,以及成功夺取政权的权威范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匈牙利等地的动荡增强了人们对革命的期待,但先进工业国家并未随之出现持续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革命运动的失败和欧洲各国政府地位的稳固,迫使共产国际调整战略。其政策在试图立即开展革命对抗与争取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建立统一战线之间摆动。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又谋求得到那些在其意识形态中被认定为资本主义的政府的外交承认,并与之开展贸易,致使国家利益与国际革命承诺之间反复出现紧张关系。
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超出了欧洲。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展起来,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不过其后来的历史发展所处的条件与俄国大不相同。布尔什维克关于帝国主义、民族解放和政党组织的论述,也影响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的活动家。这些联系并未造就一场整齐划一的运动:如何处理与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关系、如何认识农民的作用,以及何时采取革命行动等问题,一再引发共产主义组织与国际顾问之间的争论。
对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阐释,始终围绕着群众革命、有组织的起义与威权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展开。苏联官方叙述将党描绘为工农群众纪律严明的领导者,往往淡化党内分歧和群众的自发行动。苏联以外一些颇具影响力的阐释,则强调列宁主义组织形式与后来独裁统治之间的延续性。社会史学者更关注工人、士兵、农民、地方组织,以及1917年历史进程中的偶然因素。苏联解体后,利用新开放档案开展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决策过程、警察管控、社会冲突,以及中央权力在各地影响程度的差异。
因此,考察布尔什维克获得民众支持的程度,必须明确具体的地点、时间和机构。在关键城市的苏维埃中占据多数,并不等于在全国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多数;军事胜利并不能证明获得了普遍认同;而仅凭镇压,也无法解释该党为何能够动员坚定的支持者。另一个相关争论是:斯大林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源自早期布尔什维克的制度,又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性质不同的转变。权力集中、政治警察管控和压制反对派的做法始于列宁时期,而强制集体化、大规模清洗的规模以及斯大林个人的绝对支配地位,则是在后来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辨析这些延续与变化,至今仍是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研究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