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大林

约瑟夫·斯大林（原名伊奥塞布·朱加什维利，1878–1953）是俄罗斯帝国格鲁吉亚人，革命家，后来成为苏联的主导领导人。1922年，他担任共产党总书记，此后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击败了对手，到1929年时已独揽党和国家的大权。以他命名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即苏联在其领导下形成的体系，通常被称为斯大林主义。

在他统治期间，苏联通过五年计划推行快速工业化，并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随后于1932至1933年发生大饥荒。1936至1938年的大清洗带来大规模逮捕和处决，同一时期，被称为古拉格的庞大强迫劳动体系也不断扩张。学界对这些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差异很大，对其中一些政策背后的意图，争论至今仍在继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作为主要盟国之一与纳粹德国作战。1945年后，斯大林将苏联的控制扩展到东欧大部分地区，这一发展与冷战的爆发密切相关。

本词条按时间顺序叙述斯大林的生平，从他在格鲁吉亚的青年时代和革命岁月，写到他巩固权力、战时与战后的领导，以及他的死亡和身后声誉。专题小节则讨论他的意识形态、个人崇拜、其统治下的文化与科学，以及20世纪90年代苏联档案开放后形成的史学研究。

早年生活与教育

斯大林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第弗利斯省的哥里镇，原名伊奥塞布·贝萨里奥尼斯·捷·朱加什维利。约瑟夫·斯大林生于1878年12月18日。过去普遍认为他的生日是1879年12月21日，但中央党史档案中的记录证实了1878年这一日期。按当时俄国使用的旧历（儒略历），这一天是12月6日。苏联时期较早的传记仍采用1879年，因此读者会同时见到两种日期。

他的父亲别萨里翁（维萨里翁）·朱加什维利出身于同一省份的农民家庭，做过鞋匠，后来在第弗利斯的阿德尔汉诺夫制鞋厂当工人。母亲叶卡捷琳娜·格拉泽兹做过家政清洁工，家里说格鲁吉亚语。约瑟夫在家里只说格鲁吉亚语，直到1888至1894年在哥里的教会学校就读时才学会俄语，他说俄语时总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母亲在学校做清洁工，以帮助支付学费。1894年，斯大林以优异成绩从哥里学校毕业，随后考入第弗利斯神学院，该校培养东正教神职人员。伊奥塞布很快因学业成绩优异而获得奖学金，并在入学考试后被神学院录取。

在神学院，他接触到了激进思想。校园里秘密团体林立。1896年和1897年，他在学生中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898年8月，他正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弗利斯支部。他还加入了第一个格鲁吉亚社会民主组织"梅萨梅·达西"（Messameh Dassy）。该组织由其他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者于1892年创建，斯大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受到拉多·凯茨霍维利等前辈同志的影响。第弗利斯工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纲领由斯大林编写。

1899年5月29日（按神学院所用的旧历），他被开除。被开除的理由说法不一。苏联时期的传记称他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开除，神学院的记录则给出了较笼统的理由，即他"政治上不可靠"。斯大林本人后来说，他曾试图使同学皈依马克思主义。离校后，他有好几个月没有固定工作。之后，他在第弗利斯天文台担任文书。他还开始为格鲁吉亚社会主义报纸《Brdzola Khma Vladimir》撰稿。该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使他与高加索地区更广泛的社会民主运动联系起来，19世纪90年代，俄国流亡者已在那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斯大林早期的革命化名也体现了他的格鲁吉亚身份。这一时期，他采用了化名"科巴"（Koba，格鲁吉亚民间英雄，曾为格鲁吉亚农民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而战）。关于这一名字，最常被引用的出处是亚历山大·卡兹别吉的小说《弑父者》，其主人公是一位反叛的山区人物。1917年以前，"科巴"是朱加什维利在党内最常用的代号，在"斯大林"之后，它是他最著名的名字。

"斯大林"这一姓氏出现得较晚。它源自俄语中"钢铁"一词。格鲁吉亚革命者、苏联领导人伊奥塞布·贝萨里奥尼斯·捷·朱加什维利（1878–1953）大约在1912年将其作为笔名采用。另一些说法则把它首次公开使用的时间定在1913年1月，当时他以此署名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认为这个名字与列宁的名字有关，但尚未得到证实。关于这一姓氏的采用时间和动机，历史学家至今仍有争论。

革命活动与流放

斯大林成为布尔什维克在高加索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那里组织准军事团体、散布宣传品，并以勒索手段筹集资金。他成为布尔什维克在高加索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组织准军事力量、散布宣传、运用勒索手段。此后几年，警方的追捕和屡次被捕成为他生活的常态。他在被增补进入中央委员会时仍被流放在沃洛格达，斯大林对这一安排表示同意。1913年2月他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地区。在这些刑期之间，他多次逃回革命中心，被捕和流放并没有使他的党内工作停止。

党的财政一直是个难题。1905年革命失败后，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逮捕和流放，经费也陷入枯竭。布尔什维克小组以武装"没收"作为回应，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发生在1907年6月26日，地点是第比利斯的埃里万广场，一支小队劫持了国家银行的现金运输车。关于其规模的记载并不统一。维基百科援引官方档案文件称，此次袭击造成四十人死亡、五十人受伤。劫匪带走了241,000卢布。通俗史书给出的数字各不相同：一种说法是约341,000卢布，另一种说法是死亡六人。布尔什维克自己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这次抢劫发生前仅几周刚刚投票谴责暴力"没收"行为，并决定解散武装队。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策划出自布尔什维克高层，而行动本身由西蒙·捷尔-彼得罗相（人称卡莫）领导的一个小组执行。一份参考资料摘要将斯大林的个人角色列为"可能"参与，但并无详细记录。

1912年，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有所上升。该年1月召开的布拉格会议于1912年1月5日至17日在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今捷克共和国）举行。斯大林因身处内部流放而无法出席，但会后在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推荐下，斯大林被增补进入中央委员会。据报道，列宁认为斯大林作为格鲁吉亚人，能帮助争取帝国内少数民族的支持。一些历史学家强调，他是被增补而非选举产生的，而且他的进入并非没有争议。他还被任命为四人组成的"俄国局"成员，负责布尔什维克党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日常领导工作。

他在党报工作上也遵循同样的模式。1912年2月，斯大林再次潜回圣彼得堡，负责把布尔什维克的周刊《兹韦兹达》（"星星"）改为日报《真理报》（"真理"）。新报纸于1912年4月创刊，斯大林的编辑身份被保密。在1922年的一份说明中，斯大林声称自己在起草创刊号上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历史学家指出，他当时也暂时失势，因为他被派往维也纳研究民族问题，而不是返回圣彼得堡。中央委员会后来于1913年9月将他从《真理报》的所有事务中撤除。

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与民族问题紧密相连。1912年末他前往克拉科夫与列宁会面，二人在共同研究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建立了紧密的政治联系。1913年1月，斯大林化名"斯塔夫罗斯·帕帕多普洛斯"，持假护照秘密前往维也纳，研究布尔什维克应如何对待帝国境内各民族和少数族裔的"民族问题"。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于1913年3、4、5月号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启蒙》上首次发表，署名"K. 斯大林"。列宁认可了这篇文章，它此后成为斯大林作为俄罗斯帝国及更广泛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民族问题专家的声誉基础。此前列宁曾批评他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和解，而斯大林最终做出了让步。

君主制倒台后，斯大林重回事件中心。专制制度被推翻后，斯大林于1917年3月12日（公历3月25日）返回彼得格勒，被任命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局成员，并进入《真理报》编辑委员会。他在新形势下恢复了组织工作，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全俄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17年春，他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

革命与内战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比他后来的声誉所暗示的要小。沙皇制度垮台后，斯大林立即前往彼得格勒。在列宁从瑞士返回之前，他是资历最深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并担任党的机关报《真理报》的编辑。列宁回国后，斯大林仍留在党的核心领导层中，但在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中，他的作用相对不显眼。随后，列宁提议由他担任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起初拒绝了这一职务，但最终让步。该人民委员部于1917年11月就职，使他在内阁中负责少数民族事务，作为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是内阁中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成员。

在俄国内战期间，他作为政治委员被派往多个战线。在察里津，他与旧军队的职业军官发生冲突。他反对"军事专家"，即前沙皇时期的职业军事军官，并组建了"察里津集团"。这是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布尔什维克军事领导人和党员组成的松散团体，成员都与斯大林个人关系密切。在此过程中，他第一次结识了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和谢苗·布琼尼，并与他们结为朋友，两人后来都成为斯大林在军队中的主要支持者。通过这些新盟友，他对军队施加了影响。1919年7月，列宁批准了他的请求，授予他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正式指挥权，以进行察里津战役。他在那里的做法招致批评，因为他表现出采取强硬措施和无端逮捕的倾向。

在波苏战争中，他再次与领导层产生分歧。1919年末，布尔什维克扭转了局势，在国内战争中占据优势。此后，列宁和许多人希望以波兰为起点，将革命向西推进到欧洲。当时身在乌克兰的斯大林认为这些雄心不切实际，但未能说服他人。

格鲁吉亚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最严重的冲突。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希望建立一个拥有相当大独立性的苏维埃格鲁吉亚。斯大林本人也是格鲁吉亚人，但此时他已是大国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力图建立一个"大国家"，在其中格鲁吉亚只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莫斯科早已策划了1921年2月至3月对独立格鲁吉亚的红军战役，斯大林和格里戈尔·奥尔忠尼启则是主要组织者。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主张立即对由孟什维克主导的政府领导下的独立格鲁吉亚实行苏维埃化，托洛茨基则主张先进行一段准备工作。争端在1922年激化。菲利普·马哈拉泽和布杜·姆季瓦尼等地方领导人主张对孟什维克反对派采取宽容态度，主张党内实行更大程度的民主，尤其要求摆脱莫斯科的更大自主权，并反对斯大林将外高加索三个共和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联合起来的计划。结果，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共和国合并，组成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列宁在联邦结构问题上的立场与此不同。他坚持对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应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并谴责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斯大林则将离心的民族运动视为主要敌人。列宁致信斯大林，称外高加索联邦"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其实际实现应推迟，以便进行充分讨论。该联邦于1922年3月根据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提议成立。此前，奥尔忠尼启则曾殴打格鲁吉亚共产党员阿卡基·科巴希泽的脸，列宁因此要求将奥尔忠尼启则开除出党，但他补充说，真正应负责的是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在1922年12月的笔记中，列宁批评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格鲁吉亚民族持沙文主义态度，并请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中处理格鲁吉亚问题。列宁的反对意见以口述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预示了后来围绕他最后著作的争论。

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也发生在同一时期。1922年3月，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成功促使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斯大林于1922年4月3日正式就任。该职位最初并不被视为党内最高职位，原本也没有重大影响力。但随着斯大林的崛起，它逐渐成为党的领导人以及苏联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的职位。这一职位使他能够控制党和政府职位的任命，从而使他成为列宁核心圈子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苏联于1922年成立，列宁为第一任领导人。也有一些说法将国家更名的时间定在1921年，而联盟的正式建立通常被认为在1922年底，此时格鲁吉亚争端已按照有利于集中制结构的方向得到解决。

攫取最高权力

列宁的衰落与《遗嘱》

列宁在1922年连续中风后健康急剧恶化，于1924年1月21日去世。此前，他在1922年12月至1923年1月间口述了一组关于党内主要领导人的笔记，后来被称为《列宁遗嘱》。笔记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美涅夫、布哈林和皮达科夫六名领导人各作了简短评价，并警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可能发生分裂。文件最后建议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附言则称他过于粗暴，不适合担任此职。列宁的遗孀纳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保存了这份文本，并在列宁去世后力促将其提交党内。斯大林曾在1922年4月经列宁提议出任总书记，就此事提出辞职，但中央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请求。1924年5月的第十三次党代会上，《遗嘱》仅以加美涅夫宣读的部分段落形式公开，其批评性内容则被隐去，未让代表们知晓。此后，其内容从未被公开讨论，斯大林得以将这一事件说成是自己酌情处理的问题。

三驾马车与左翼的失败

斯大林的崛起依赖于他与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和列夫·加美涅夫之间的非正式联盟。三人在党的中央机构中组成了执政的三头集团，其直接目的是阻止列昂·托洛茨基夺取控制权。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免去军事人民委员职务；季诺维也夫则要求将其开除出党，斯大林却反对这一步骤，以便让自己显得温和。斯大林还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仅在苏联一国建成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和加美涅夫认为这一立场不可接受。1925年4月的第十四次党代会上，他们陷入少数派的境地，三头集团随之瓦解。

季诺维也夫和加美涅夫随后组成了所谓的“新反对派”，斯大林于1925年12月的第十四次党代会上击败了这一派别。1926年初，他们与托洛茨基联合组成“联合反对派”，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减少官僚主义。1926年7月至10月间，该集团被击溃：托洛茨基被撤出政治局，季诺维也夫则失去了共产国际主席的职位。斯大林的胜利依赖于尼古拉·布哈林、阿列克谢·雷科夫和米哈伊尔·托姆斯基的支持，他们组成了所谓的“右翼反对派”，捍卫新经济政策中体现的对小农经济的让步。布哈林在第十三次党代会上被选入政治局，成为党内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清除异己与对右翼的转向

斗争的最后阶段发生在1927年。1927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别带领支持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示威。1927年12月的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美涅夫以及数十名支持者被开除出党。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中亚的阿拉木图，并于1929年2月被彻底驱逐出苏联。季诺维也夫和加美涅夫公开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并于次年重新入党，但他们后来在1936年大清洗期间的公开审判中被处决。

此后，斯大林转而对付昔日在右翼的盟友。他决定加速工业化，并向农民强制征购粮食，以取代布哈林所主张的市场让步，这使领导层产生了分歧。1929年4月，布哈林失去了共产国际的职务以及《真理报》主编的职位；同年11月17日，他被逐出政治局。到1929年底，左翼和右翼反对派均已被击败，斯大林成为苏联领导层中的主导人物。

对党的机器的控制

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使他得以掌控书记处，该机构负责中央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包括干部的任免。在整个1920年代，他利用这一权力任命和调动地方党的书记、党报编辑以及地方委员会负责人，把那些仕途依赖其恩惠的人安插到能够影响党员构成和表决结果的位置上。对手可以在无需公开辩论的情况下被撤职，而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程序也越来越多地只是在体现领导层事先达成的决定。斯大林的权威基础并非某一个职位，而是这套机器本身；此后，他正是借助这一机器推行工业化运动，并实施本文其他部分所述的社会主义建设政策。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于1924年末提出，是对一个现实问题的回应：苏联处于孤立状态，其经济恢复的速度又快于预期。斯大林认为，苏维埃国家可以而且必须在不等待国外革命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巩固苏联的经济与国家实力，是对世界革命最有效的贡献。斯大林认为，苏联可以而且必须"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巩固苏联的经济和国家力量，是对世界革命最可靠的贡献。托洛茨基则从不断革命论的立场作出回应，该理论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世界体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认为，从历史上看，经济体系必须被视为世界体系，而非民族国家体系。反对这一新提法的人，包括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认为在一个落后国家中，若无国外革命，社会主义就无法得到保障，并警告民族主义式的自给自足会扭曲这一事业。

这一立场在一开始并不固定。斯大林早期的《列宁主义基础》仍然接受经典观点，即一国革命是不够的。在1924年《列宁主义基础》的第一版中，斯大林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追随者，认为一国革命不足以成事。到1924年底，第二版则断言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的学说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建成，但由于资本主义干涉的威胁，其最终胜利无法得到保证。因此，他保留了列宁的观点，即世界革命仍然是确保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必要条件。该学说随后由尼古拉·布哈林于1925年加以阐发：1925年4月，布哈林在其小册子《在西欧无产阶级尚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中讨论了这一问题。该学说的采纳也使领导层出现分歧：1925年4月的党代表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反对这一学说，标志着"三驾马车"联盟的瓦解。

该学说是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这一努力旨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化为官方正统。《列宁主义基础》是斯大林于1924年编纂的文集，由他当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的九场讲座组成，由苏联报纸《真理报》出版。在官方经典中，与之对应的后续著作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哲学部分。该部分最初以章节的形式出现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该教程大量借鉴了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著作。这一章的作者身份存在争议。该章是在斯大林巩固党内权力的过程中，由其秘书在他的亲自指导下撰写的，历史学家对于斯大林本人是否执笔存在分歧。此章后来单独出版，成为苏联思想教育的标准教材。

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推进而日益尖锐，这一论断是进一步的发展。文献中对其确切起源的记载各不相同。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进行镇压的官方意识形态依据，是"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相联系、加强阶级斗争"这一概念，该概念由斯大林在1928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另一种说法则将该理论的提出时间定为1929年。无论采用哪种说法，这一观点都认为，国内仍会残存资产阶级分子，并且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他们将试图渗透进党内。这一假设成为持续镇压的理由，并在1937年2月至3月的中央全会上被重申。斯大林在会上为更大规模的清洗辩护，而官方同时公开庆祝新宪法的通过。毛泽东后来将其中的一个版本改造为中国的"继续革命论"。

对外国政党的控制遵循同样的逻辑。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确立了把各国共产党束缚于莫斯科的纪律。1928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巩固了各共产党领导层的严格集中，并要求遵守"国际共产主义纪律"。根据章程，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并称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大会对斯大林路线的支持，加强了他对"右倾"倾向的斗争，尤其是对布哈林的斗争。实际上，共产国际各支部从属于苏联的对外和对内优先事项，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使这种从属关系更容易被证明为正当。

五年计划与快速工业化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制定的第一份全面经济纲领。国家计划委员会大致在1927年至1929年间编制该计划，而斯大林自1928年开始推行。其目标是使苏联从农业经济转向大规模工业化，规划者把整个国民经济视为一个由行政命令统一指挥的企业。1928年10月正式启动，但该计划直到1929年4月才正式通过。

重点与指标

投资绝大部分被导向重工业。关于其所占比例的估计各不相同，从约五分之四到约86%不等，但方向并无争议：煤炭、铁和钢、电力与重型机械制造获得了大部分资金，而轻工业和住房则资源匮乏。各项指标极其雄心勃勃。规划者要求工业总产值增长约250%，煤产量增长超过330%，生铁产量几乎增至三倍，发电量增至四倍以上。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体、第聂伯水电站以及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土西铁路）等样板工程，体现了这一对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产能的强调。

官方报告与实测结果

官方数据描绘了一幅戏剧性的图景。苏联统计宣称计划期内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约19%，斯大林则断言机械和电气设备产量增长了157%。对实物产量的独立测算则讲述了一个较为温和、但仍相当可观的故事。煤产量从1928年的约3540万吨增至1932年的6440万吨，石油从1170万吨增至2140万吨。发电量大致增至三倍，大量新的工业综合体和拖拉机厂相继建成。一些资料还报告煤炭增长84%、电力增长168%的百分比数字，这说明头条数字对基准年和计算方法有多么敏感。

史学界的争论

历史学家对如何解释这些结果存在激烈分歧。一种争论涉及统计数据本身：一项关于该计划的研究指出，斯大林的成果统计是以1929年通过的原始计划方案为基础的，而该方案因被认为刻意压低指标而已被放弃，并非以1930年实际强行执行的版本为依据。另有学者认为，1928至1932年间官方宣称的工业产值翻番，实际增幅约只有其一半。效率指标也削弱了成功的图景：1932年大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1928年有所下降，党内会议的代表也承认，许多工厂产品质量低劣。消费品和农业远未达到目标，由此产生的短缺与通货膨胀压力促使政权在1933至1937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转而关注消费品。争论还集中于增长有多少来自新增产能，而非对现有设备的更好利用，以及官方增长率能否与该时期的经济动荡相调和。

劳动力动员

工业扩张依赖于劳动力的迅速增加。据称，1928至1940年间，工业、建筑和运输业的工人人数从约460万增至1260万。生产率的提升则通过树立标杆的运动来推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斯达汉诺夫运动。1935年8月31日，矿工阿列克谢·斯塔哈诺夫被认为在一个班次内采掘了102吨煤，约为定额的十四倍，一年之内其他工人也宣称取得了更高的产量。这一事件成为全行业提高产量定额的样板。后来的历史学家对这一记录提出质疑，认为它是事先安排的，有助手和有利条件的配合，而且该运动往往推高定额，给普通工人施加压力。在号召之外，纪律也日益严格：1938年和1940年的法令限制了工人更换工作的自由，并将迟到和擅自缺勤定为可受惩处的行为，使劳动从契约关系转变为国家义务。

人力代价评估

这些计划的人力代价十分沉重。消费品短缺和物价上涨加重了城市家庭的负担，而交付粮食和原材料的压力则主要落在农村，这一过程将在下文的农业集体化部分加以考察。强迫和惩罚性劳动也为该计划最大规模工程的产出做出了贡献，这一方面将在关于古拉格的讨论中涉及。因此，历史学家从两个角度评价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方面，它是重工业的一次真实但不均衡的扩张，为日后的经济增长以及战时经济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是一段在档案开放后，其官方叙述、生产数据与社会代价都已被大幅修正的历史。

集体化与1932—1933年饥荒

强制集体化与去富农化

农民个体农场的强制集体化始于1929至1930年冬。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号召党"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中央委员会则决定在1933年前使"绝大多数"农户实现集体化。抵抗的农民面临没收土地、逮捕以及流放至劳改营的处罚。

"富农"这一类别并无固定含义。官方标准含糊不清，实际操作中，这一标签被贴给中农、抵制集体化的人、神职人员、沙皇时期的前官员以及其他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随之而来的迫害是一场大规模的国家迫害运动，发生于1929至1932年，包括对富农的逮捕、流放和处决。档案数据显示，1930年一年就有20,201人被处决。历史学家曼弗雷德·希尔德迈尔估计，去富农化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含之后的饥荒）在53万至60万之间，其中包括途中死亡以及直至1953年在特殊定居点中的死亡。

粮食征购是危机的第二大支柱。产量下降，但政府仍然攫取了大量农产品，以便为工业投资筹集资本。乌克兰的征购指标无法完成，苏联当局在乌克兰无法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于是被迫采取日益严厉的措施。为了完成计划，当局没收种子粮，并搜查民宅，寻找他们认为是被偷藏的粮食。

农民抵抗与地区性饥荒

农民的回应是毁坏自己的财产。他们宁可大规模宰杀牲畜，也不愿交出。牲畜数量骤减，导致食物、畜力和肥料都随之减少。

哈萨克斯坦最早受到影响，而且按比例来看受害最为严重。集体化摧毁了游牧体系：牲畜被国家没收，传统的迁徙被打乱，社群被迫加入不适应草原环境的集体农庄。由于很少有哈萨克人从事农业，他们只得出售牲畜以完成粮食征购。哈萨克饥荒最迟在1930年冬已经开始。

苏联主要粮食产区的饥荒造成这些地区数百万人死亡，并使整个苏联普遍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波及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和哈萨克斯坦、南乌拉尔以及西西伯利亚。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饥荒部分，连同库班地区，被称为霍洛多莫尔（Holodomor）。在下伏尔加地区，损失相对较低，但收成也不好，且完成征购计划的比例很高，结果只有11.3%的收成用于按劳动日支付报酬。

关于这场危机的成因存在争议。各方来源对干旱可能发挥的作用看法不一。美国乌克兰大饥荒委员会表示，这场饥荒与常被提及的干旱并无关系。

死亡人数估计

估计数字因地区和方法而异。就整个苏联而言，估计认为有570万至870万人死于饥荒。对乌克兰，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范围是350万至390万人。对哈萨克斯坦，其他估计认为死亡人数约为175万，而一些研究则表明死亡人数可能超过200万。人口学家通常依据超额死亡率进行推算，人口学估计通常认为，1930年代初苏联各次饥荒的超额死亡人数达数百万之多。

种族灭绝之争

乌克兰大饥荒是否构成种族灭绝，主要取决于意图。学界争论的焦点在于霍洛多莫尔是否出于蓄意，从而依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构成种族灭绝。依该公约的定义，相关行为须以彻底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种族、人种或宗教群体为意图。

各国历史学界的立场有所不同。俄罗斯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霍洛多莫尔不构成种族灭绝，而乌克兰历史学家的普遍看法则是构成种族灭绝。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不一。拒绝"种族灭绝"定性的学者，并不因此为约瑟夫·斯大林或整个苏联政权在饥荒死亡中的罪责开脱。怀疑者指出，至今尚未发现明确点名要使乌克兰人饿死的书面命令。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斯蒂芬·惠特克罗夫特和罗伯特·戴维斯主要从意图的角度出发，反对将霍洛多莫尔定性为种族灭绝，并援引经济层面的复杂因素，以及苏联政府秘密实施的救济措施作为论据。

各国政府的态度也有分歧。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政府已承认霍洛多莫尔是种族灭绝行为。相比之下，欧洲议会直到2022年12月才将霍洛多莫尔认定为"危害人类罪"，而非种族灭绝。美国委员会的调查结论认为，领导层应负责任：到1932年底，斯大林已知道乌克兰有人正在饿死。

文化、科学与意识形态控制

20世纪30年代初，文化生活被纳入党的控制。1932年，国家解散了各个对立的文学团体，代之以单一机构——苏联作家协会，这在西方没有真正的对应物。该协会成为国家控制文学的工具，被开除出协会便意味着在文坛上被"判了死刑"。协会于1932年宣布成立，但其成立大会直到1934年8月才召开。大会确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艺术唯一创作方法所依据的教条。其要求是：作品要表现人为社会主义进步而斗争的某个侧面，并且要现实、乐观、英雄化。实验性的形式则被视为堕落和悲观。

该教条的影响远超小说领域。它被应用于戏剧、电影和视觉艺术；在电影领域，它鼓励松散关联、以主题为驱动的叙事，而非结构严密的情节。不肯服从的作家可能被拒绝接纳入会，从而失去发表作品的渠道。艾萨克·巴别尔因此停止了写作。然而，会员身份也带来物质回报：为了鼓励作家服从，他们是苏联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同样的逻辑更广泛地支配着绘画、音乐和文学，尽管规则在不同体裁和不同时期的执行并不一致。

科学同样承受类似的压力，其中最明显的是遗传学。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VASKhNIL）于1948年7月31日至8月7日召开会议，会议由该院院长特罗菲姆·李森科组织，并获得斯大林批准。会议宣布遗传学为唯心主义的伪生物学和反民族的科学，对农业毫无价值。此后，从事这一研究的科学家被从教育和科研机构中解职，或被调往其他领域。研究机构也随之消失：1948年8月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之后，苏联境内已不再有此类研究机构。高等教育部随后指示各大学修订生物学教学，并围绕米丘林生物学调整师资。首席遗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于1940年被捕，1943年初在狱中饿死。李森科主义的教条持续了数十年：对李森科的默许禁令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反宗教政策将有组织的宣传与行政强制相结合。政府于1925年成立了"战斗无神论者同盟"，名义上是"独立组织"，实际目的是加剧宗教迫害。据其自身简介，该同盟的使命是宣扬无神论，消灭宗教的一切表现形式。它鼓动关闭教堂，禁止教堂敲钟。从1928年起，所谓"无神论五年计划"为这一反宗教组织的地方支部提供了瓦解宗教的新手段。关闭教堂的同时伴随着没收财产；这一时期东正教的衰落源于赤裸裸的国家权力行使，包括关闭了数以万计的教堂，并逮捕了大量神职人员。1930年，该同盟领导人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公开将全面集体化与清除相当比例的教堂联系起来，教堂关闭由此变得系统化、有计划，而不再是零星发生。该同盟于1947年解散。

信息控制使这一体系趋于完整。苏联审查制度以一套新机构取代了沙皇时代的旧审查，压制不符合国家要求的艺术。出版物须经国家审查机关总局（Glavlit）审查，报刊则成为共产党的工具，党利用报纸和期刊批评偏离官方路线的工作，并向公众传达政策。

个人崇拜

斯大林的公众形象是逐步塑造起来的，并成为苏联宣传的核心工具。一项对苏联海报的研究指出，经过修饰的斯大林形象从1929年到1953年间成为宣传的核心符号，出现在艺术作品中的绘画、雕塑、大型建筑和横幅以及海报上。从1930年代中期起，他常被以与被神化的列宁相同的方式展示，并被赋予超人的特质，成为一个神圣的人物。

二战结束后，这一形象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斯大林获得了大元帅的称号，这使他被塑造成苏联的救星。战时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功于他个人，尽管他仍然听从格奥尔吉·朱可夫等将领的专业意见。战后的电影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息：《柏林的陷落》把他塑造成胜利背后的决定性人物，而真正的军事战略家却只获得了次要的角色。这一时期的官方图像也大量借鉴了艺术领域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

这种崇拜也建立在文字之上。1935年，斯大林虽然没有担任正式的编辑职务，却实际上主导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编写一部权威的党史。许多委员会成员在几年内即被逮捕。最终版本通常被称为《简明教程》，于1938年问世，其中斯大林本人被置于突出的地位。1938年至1956年间，它是各行各业苏联公民的必读书目。斯大林亲自撰写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章节，该书发行量极大：这些年间，这本教材的发行量超过四千万册。该书与《列宁主义基础》并列，是斯大林时期苏联意识形态的重要纲领性文献之一，它把党的历史呈现为一部与内部敌人斗争、充满阴谋与警惕的历史。这本书还被用来宣扬斯大林作为列宁继承人的形象。

学者们将个人形象与政策的正当性联系起来。"个人崇拜"一词带有贬义，暗指在极权国家中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之手，以及国家宣传中对该领导人的近乎神化。就斯大林的情况而言，这种崇拜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与列宁崇拜的互动中形成的，这使政权能够把从经济计划到集体化的各项政策，呈现为列宁学说的延续。因此，这一形象更多是为官方路线提供论证，而不仅仅是个人虚荣的问题。

历史学家对于该崇拜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其被瓦解的动因，看法不一。主要的转折点出现在1956年2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该讲话是在闭门会议上宣读的，没有进行讨论，既未作为大会文件公布，也未在苏联媒体上报道，不过副本被送往各地区党委书记，并要求他们向普通党员传达其内容。一些学者认为，对斯大林的谴责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政治对手的内部权力斗争，而不完全是出于揭露个人崇拜的真诚愿望。另一些人，如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则将这篇讲话视为更广泛改革的起点，认为它不仅涉及个人崇拜问题，也涉及民主问题以及国家治理的方式。随后发生的去斯大林化进程，通常被视为这一崇拜官方合法性瓦解的节点。

大清洗（1936—1938）

公开审判

后来被称为"大清洗"的运动始于1936年，当时莫斯科接连举行公开审判。第一场审判于1936年8月进行，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列夫·加米涅夫和另外14人被控恐怖主义罪，指控与1934年谢尔盖·基洛夫遇刺案有关。检察官安德烈·维辛斯基主要依靠口供定案，所有被告在判决后一天左右即被处决。第二场审判于1937年1月举行，尤里·皮达科夫和卡尔·拉德克被控破坏和叛国罪。第三场审判于1938年3月举行，尼古拉·布哈林、阿列克谢·李可夫及另外19人受审，指控中包括间谍罪。三场审判中，54名被告有47人被判处死刑。法庭程序处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即安全警察）的控制之下，审前口供也由其取得。这些审判在公开审判条目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大规模行动与指标

除了审判这种公开场面，内务人民委员部还以官僚化的方式进行大规模逮捕。1936至1938年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尼古拉·叶若夫，通过行动命令指导安全机关，规定各地应逮捕和处决的人数。其中最重要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第00447号命令》，由叶若夫于1937年7月30日签署，并经政治局批准。命令将对象分为两类："第一类"囚犯经由当地被称为"三人小组"（troika）的三人委员会审议后处决，"第二类"囚犯则被送往劳改营或监狱。原命令规定约76,000人处决、193,000人判处监禁。实际执行中，指标被多次提高，各地负责人又纷纷请求增加名额。与此同时，还有针对波兰人、德国人、拉脱维亚人等民族群体的"民族行动"，依据各自的单独命令进行。

对杀戮规模的记载并不均衡。官方数字显示1937至1938年间约有681,692人被处决，这一数字常与大清洗整体约70万至120万人死亡的估计并列引用。历史学家阿尔谢尼·罗金斯基依据档案材料，给出的第00447号命令行动的总数更高。对于三人小组、特别会议及其他法外机构造成的受害者人数如何统计，学界至今仍有争论。

红军与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层

清洗也波及武装力量。1937年5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是最早五位苏联元帅之一，也是纵深作战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被指控叛国，并参与反革命阴谋，受审时承认了罪行。1937年6月11日，一个军事秘密法庭以此罪名审判他和几名高级指挥员，判决次日夜间执行。此后几个月，其他军官也被处决或监禁。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大量损失，削弱了苏军在1941年德国入侵前的战斗力。

1938年，运动转而针对其自身的管理者。斯大林当年结束了大规模行动，并批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过火行为，叶若夫随之被撤职。他被逮捕，并于1940年与其他被认为应对清洗负责的人一同被处决。拉夫连季·贝利亚于1938年末被调入安全系统，接替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主持随后阶段的镇压，包括对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审判。

范围与历史解释

历史学家大体认同，这场清洗自上而下推动，斯大林本人的指令决定了其规模。但在另一些问题上看法不一：该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先规划的战略，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地方压力和检举揭发的回应，以及应如何看待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动力的作用。公开审判普遍被认为是捏造的，许多受害者在1953年后获得平反，尤其是在尼基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包括死于监狱和古拉格者在内的受害者总数，仍是档案研究和研究方法争论的对象。

古拉格、强迫劳动与驱逐

集中营体系的组织

古拉格是一个由安全机关管辖的劳改营、劳动垦殖场和监狱网络，为全国各地的工业、采矿、铁路和运河工程提供无偿劳动力。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以及诺里尔斯克的镍矿开采与冶炼综合体等大型建设工程，大多由囚犯完成，囚犯往往处于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据要求，犯人每天需劳动长达十四小时，常常在严寒中工作，食物匮乏，衣物不足。囚犯住在拥挤的营房里，疾病和暴力十分普遍。到1950年代初，约有250万人被关押在劳改营中。

经过体系的人数与体系中的死亡人数

这一体系的规模已为学界普遍认可，但具体规模并无定论。苏联方面的估计认为，1929年至1953年间经过古拉格的人数超过1400万，另有700万至800万人被遣送并流放到苏联偏远地区。西方和后苏联时期的学术研究常引用更大的数字，认为1930年至1953年间约有1800万人经过集中营；历史学界的初步共识是，其中有150万至170万人因被关押而死亡。

1991年后的档案研究得出了精确但不完整的总数。一项1993年的研究利用新近解密的苏联档案数据，统计出1934年至1953年间古拉格（不含劳动垦殖场）死亡人数为1053829人。之后公布的档案数据涵盖1931年至1953年间劳改营、劳动垦殖场和监狱的合计情况，死亡人数达171.3万。多种因素使这些数字变得复杂。史学家指出，非官方对古拉格实际死亡人数的估计通常更高，因为罗伯特·康奎斯特等历史学家考虑到了记录可能不可靠的情况。囚犯在濒临死亡时会被释放，医疗释放也曾被当作操纵死亡数字的手段，尤其是在极端时期。也有学者（如戈尔福·亚历克索普洛斯）主张更高的总数，但这一估计遭到其他学者的质疑，哈迪（J. Hardy）等批评者指出，亚历克索普洛斯所用的证据是间接的，并且被误读了。战时死亡人数集中在危机年份：有一种估计认为，由于1941年至1945年间劳改营、古拉格和监狱普遍面临困难，约有100万名囚犯死亡。

对少数民族的遣送

在劳改营之外，内务人民委员部还遣送了整个民族群体，依据通常是族裔出身而非个人罪责。苏联西部边境地区的居民被大规模围捕，仅仅因为其"外国"出身或文化，然后被强行送往数千公里外的东西伯利亚、中亚或中部地区。第一批遣送发生在德国入侵苏联后不久。伏尔加德意志人及其他德意志族人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不久即被遣送。1941年9月3日至21日间，366000名伏尔加德意志人被装上151列火车运往西伯利亚。1943年和1944年又有更多群体被遣送。1943年和194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卡拉恰伊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梅斯赫特土耳其人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中亚、西伯利亚以及苏联其他偏远地区。卡尔梅克人于1943年12月被迁走，克里米亚鞑靼人则于1944年5月18日至20日间被遣送。

被遣送者的死亡率极高，尤其是在运输途中和流放的最初几年。多数估计表明，受影响人口中接近五分之二的人死亡。不同群体的损失差异很大。对卡尔梅克人，有一种估计给出16017至16594人死亡（约占其总人口的17%至19%）。对克里米亚鞑靼人而言，被逐出家园后的头十八个月里，近一半人死于饥饿。运输条件是主要死因之一，据信有数万人死于历时长达两个月的旅途中。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死亡估计数差异很大，参考页面所引用的几种估计从34000人到195471人不等。

平反与持续争论

1953年后，许多古拉格囚犯获释，若干被遣送民族的特殊安置限制从1956年起逐步放宽，但并非对所有群体都适用。全面平反进展缓慢且不平衡，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伏尔加德意志人也未能恢复其原有的领土地位。这些数字本身仍有争议。官方总数往往低于相关民族代表所作的估计，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认为，克里米亚鞑靼人方面估计的46%损失率是合理的。研究者仍在争论如何统计运输途中的死亡、获释后的死亡，以及从未被正式登记的被遣送者的死亡，因此劳改营和遣送两方面的总数都仍有待修订。

1941年前的外交政策

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与苏联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共产国际放弃了1928至1934年间的极左“第三时期”路线，该路线曾把社会民主党人斥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在1935年7月至8月于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正式通过了人民阵线政策。各国共产党被要求不仅与社会党人结盟，还要与反法西斯的自由派乃至保守派结盟。这一转变与马克西姆·李维诺夫领导下的苏联外交相吻合，后者谋求集体安全：苏联于1934年加入国际联盟，并于1935年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互助条约。在法国，该政策助推莱昂·布鲁姆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于1936年上台；同年2月，西班牙大选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联合阵线获胜。因此，共产国际的这一政策与其说是革命纲领，不如说同样是苏联安全的工具，其各国支部也被要求让自身策略服从莫斯科的优先考虑。

苏联卷入西班牙内战正是这一路线的延续。从1936年底起，苏联向共和国政府提供飞机、坦克、火炮、军事顾问和飞行员，共和国的黄金储备则作为报酬被运往莫斯科。苏联援助的同时，共产国际组织了国际纵队，吸纳了来自多个国家的志愿者。1938年，随着莫斯科优先事项的转移以及共和国局势恶化，援助量有所下降；到1939年，共和国已告失败。因此，苏联的支持虽然规模可观但有限，也使斯大林留下了一段与当时更广泛的反法西斯列强之争密切相关的干涉记录。

苏德关系的缓和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达到高潮。该条约于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署，签署人为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与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公开文本是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其秘密附加议定书将东欧划分为势力范围：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比萨拉比亚划归苏联一方，立陶宛最初被划入德国一方。该议定书规定沿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瓜分波兰。其内容直到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才被披露，此前公众基本不知情。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边界和友好条约》所附的后续秘密议定书，又将立陶宛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德国于9月1日入侵波兰，红军于9月17日进入波兰东部，遭遇的抵抗十分有限，俘虏了约32万名战俘。斯大林的考虑既在于拖延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也在于收复俄罗斯帝国时期的旧有领土。该条约直到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时才正式终止。

冬季战争（1939年11月30日至1940年3月13日）的起因是芬兰拒绝割让卡累利阿地峡、汉科海军基地以及芬兰湾的若干岛屿，莫斯科方面认为这些地区是保卫列宁格勒所必需的。尽管芬兰人最初进行了顽强抵抗，红军仍于1940年初突破了曼纳海姆防线，《莫斯科和约》随之结束了战斗。芬兰割让了包括维堡（Viipuri/Vyborg）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并将汉科租借给苏联30年。各方对割让土地的估计不一，从芬兰领土的约9%到11%不等；人口迁移的代价也很大，约42万名来自割让地区的居民被疏散。

波罗的海国家是接下来被吞并的对象。1939年秋，苏联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基地协定，在这些国家驻扎苏联军队；此后红军于1940年6月16日至17日占领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随之发生类似的行动。1940年8月，三国被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同样是在1940年6月，罗马尼亚面对苏联的最后通牒，并且德国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被迫割让比萨拉比亚，苏联军队随即占领该地。这些收获恢复了俄罗斯在1917年前所控制的大部分西部边界，并使新的人口处于苏联统治之下；苏联后来以这些是历史上的俄罗斯领土、实现“重新统一”为由为此辩护。到1941年6月德国入侵时，苏联的疆界已大为扩展，但红军在新的西部边界上并未做好战争准备。

卫国战争（1941–1945）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东线战争由此展开。尽管斯大林曾多次收到关于德国意图的情报警告，苏联领导层仍然毫无准备。战争初期损失惨重：德军迅速推进，明斯克等城市在入侵后一周内即告陷落。斯大林的首要反应是集中权力。1941年6月3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联合成立国防委员会（GKO），国家的一切权力集中于该委员会之手，斯大林任主席。其决定和决议具有法律效力。最初的成员包括苏联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和拉夫连季·贝利亚。国防委员会没有另设独立的行政机构，而是通过现有的政府官僚体系执行其决定。

担任军事指挥

同一时期，军事指挥体系也进行了重组。1941年6月23日成立了最高统帅部（High Command），7月10日将其改组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由斯大林任主席。1941年7月，斯大林接替谢苗·铁木辛哥担任国防人民委员；此前铁木辛哥在入侵后曾被任命为大本营主席。1941年8月8日，斯大林被正式任命为最高统帅。尽管朱可夫等将领提出异议，斯大林仍强调进攻而非防御。他还清洗了军事指挥层，降职或调离了多名高级将领，并逮捕、处决了另一些人。1941年6月，他下令实行焦土政策，内务人民委员部奉命在德军逼近的地区处决约十万名政治犯。

主要战役

莫斯科保卫战是第一次决定性考验。1941年10月19日，斯大林下令莫斯科进入戒严状态，到1942年初，苏军已在城外阻止了德军的推进。在南线，斯大林格勒战役从1942年7月持续到1943年2月，以德国第六集团军被合围并投降告终。1943年夏天的库尔斯克会战取得苏联胜利，随后苏军展开了长期的西进攻势。列宁格勒围困战从1941年持续到1944年初，是二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的围城战之一。1945年4月，苏军攻入柏林，同年5月德国投降。

战时经济与疏散

工业动员在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在德军抵达西部工业区之前，一千多家大型企业连同其工人和设备被迁往东部的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在这些新址，军火产量急剧上升，战时经济围绕前线需求组织起来，实行劳动力动员和严格的生产管控。

损失

苏联的损失数字至今仍有争议。战争结束时，斯大林向盟国表示苏联损失了约700万人；1962年，赫鲁晓夫将这一数字提高到2000万。苏联时期官方采用2000万的数字，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府则将苏联的战争损失定为2660万人，其中包括因战争影响而死亡的人员。克里沃舍耶夫整理的军事档案记载，不可挽回的军人损失为8,668,400人。平民死亡人数的估计因统计方法不同差异很大，历史学家维克多·泽姆斯科夫在2012年提出总数约为1600万人。

战时外交与三巨头

德黑兰会议与第二战场

三位盟国领导人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首次在德黑兰会晤。斯大林先后拒绝了开罗、巴格达和巴士拉等其他会晤地点，最终才接受伊朗首都。他拒绝了在巴格达或巴士拉会面的提议，最终于1943年11月同意在德黑兰会面。

会议的主要争议在于是否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主张继续通过意大利推进作战，罗斯福则希望尽快进攻法国北部，即代号为"霸王行动"的作战计划。斯大林步步紧逼，指责丘吉尔不支持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会议达成共识，同意最迟于1944年6月1日对纳粹德国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方面则同意同时在德国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牵制德军，使其无法增援法国北部。随后，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海岸登陆，投入兵力超过15万人。

雅尔塔会议与波茨坦会议

1945年2月在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讨论了德国和欧洲的重组、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条件，以及联合国的成立。斯大林同意，苏联军队将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与盟国一道对日作战。作为交换，苏联将收回其在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日本领土，包括南萨哈林（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

关于德国问题，三巨头同意，德国无条件投降后，将被划分为四个战后占领区，柏林也将划分为若干区域。在赔偿问题上，斯大林要求德国支付200亿美元，其中一半归苏联所有；丘吉尔拒绝了这一数额，罗斯福则同意将其作为未来讨论的基础。赔偿问题的最终决定被推迟，交由一个委员会研究。关于波兰，将改组由共产党人主导的波兰临时政府，并吸纳部分海外领导人，以安抚罗斯福。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举行的波茨坦会议，议程转向了具体执行。会议重点讨论战败德国的管理、雅尔塔会议确定的占领区安排，以及波兰边界的划定。波兰的西部边界推至奥得河和尼斯河一线，波兰还获得了原东普鲁士的一部分领土。苏联得以从德国西占区拆取10%至15%的工业设备，以交换其占领区提供的农产品和其他天然产品。与此同时，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了美国的"新武器"——原子弹，并表示美国打算用它对付日本。尽管会议文件呈现出一派和谐，但各方目标相互冲突，波茨坦会议因此成为盟国最后一次首脑会议。

租借法案与相互猜忌

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其盟友提供物资。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该法案也适用于苏联，但最初是有偿的。罗斯福担心苏联仍可能投降，于是将苏联列为租借物资的首要供应对象。各方对总额的估计并不一致：一种说法认为，在500.1亿美元的总额中，苏联占113亿美元；另一种说法则给出苏联获得95亿美元。苏联向美国的反向租借物资则极少，约为300万美元。

援助并未消除盟国之间的互不信任。斯大林就第二战场迟迟未开辟公开提出指责，便是这种猜疑的一种表现；而罗斯福为避免给斯大林造成施压的印象，使一些评论者认为，罗斯福为了讨好斯大林而背弃了他与丘吉尔的友谊。历史学家指出，波茨坦的安排埋下了美苏冲突的种子，这种紧张关系后来在冷战中公开化。

联合国与安全理事会

雅尔塔会议的议程包括未来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苏联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使莫斯科在实质性决议上拥有否决权。这一地位体现了塑造战时协议的三巨头框架，并且后来成为战后与西方大国对抗的重要制度渠道之一。

战后重建与冷战初期（1945–1953）

战后初期，苏联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第四个五年计划涵盖1946年至1950年，于1946年3月获最高苏维埃批准，其定位是先修复、后扩张：先恢复遭受战火摧残的地区，再使工业和农业产量超过战前水平。计划前期的重点是修复与重建，新建项目很少，但修复工作推进迅速。与此前的各个五年计划一样，重工业和运输业仍是优先发展的领域。

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强制劳动，以及从战败国和被占领国榨取资源。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尤其是德国，都要支付赔偿，赔偿物主要是设备和工业原材料。整座德国工厂连同其工人被迁往苏联，以培训苏联公民掌握专门工艺。一份西方的评估认为，1945年至1956年间，赔偿每年价值约50亿卢布，但苏联政府从未公布确切数字。斯大林还拒绝参与马歇尔计划，因此没有大额外部贷款支持复苏。苏联官方公布的军事死亡人数约为750万，平民死亡人数约为600万；其他估计则认为总损失约为2000万人。劳动力短缺始终是一个长期障碍，重建因此受到阻碍。

在东欧，莫斯科力图巩固效仿苏联模式的各国政府。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的成立，是对1947年美国举措的回应。它的建立是苏联对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直接反击，莫斯科视这两项计划为美国对欧洲进行经济和政治渗透的工具。该机构于1947年10月5日正式成立，在苏联指导下协调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其成员包括苏联共产党以及若干卫星国的党。南斯拉夫于1948年被开除出该组织，但仍是共产主义国家。从1950年起，斯大林推动扩大该组织的作用，但这一努力在他去世后便停止了。经济上的对应机构是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于1949年成立，用以联结东方集团各国的经济。1948年至1949年间，柏林封锁进一步强化了欧洲的冷战分裂局面。莫斯科对西方进入柏林实施封锁，西方则以空运维持西部占领区的供应，封锁于1949年5月解除。

1949年8月，苏联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进行了原子弹试验，结束了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并引发了苏联在核物理学家和国家机构领导下迅速扩大的核研究。此次试验是随后军备竞赛中的决定性一步，使莫斯科在与美国的战略对峙中处于更为稳固的地位。

同一时期，苏联在亚洲的介入也在加深。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批准了朝鲜的进攻计划，并向朝鲜军队提供武器、军事顾问和飞机，同时避免苏联军队公开参加地面作战。斯大林对战争的批准及其持续的物资援助，使苏联深度卷入冲突，并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成为平壤的第二大支持者，处于核心位置。

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意识形态运动频繁，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194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把犹太作家、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斥为“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同时伴随着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解散。历史学家通常把这场运动与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覆灭以及苏联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联系起来。1952年末至1953年初又爆发了“医生案”，多名知名医生（其中许多是犹太人）被捕，并被指控密谋杀害苏联高级官员。1953年1月，斯大林催促国家媒体报道一起据称针对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本人）的暗杀阴谋，此案才公之于众。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新的领导层因缺乏证据撤销了此案，不久便宣布其系捏造。医生们获释并恢复名誉，而将他们逮捕入狱的人员则反遭监禁。贝利亚曾设法叫停此案，却因此被指控，后来被处决；在后斯大林时期，官方对该事件的说法也被修订。

家庭、私生活与健康

婚姻与娜杰日达之死

斯大林的第一次婚姻是与叶卡捷琳娜（卡托）·斯瓦尼泽，两人于1906年结婚。1907年12月，她因斑疹伤寒去世，此前一年刚为斯大林生下儿子雅科夫。他的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于1919年结婚时年仅18岁，婚礼没有宗教仪式，这符合布尔什维克的做法。1918年首都从彼得格勒迁至莫斯科，两人随之迁居莫斯科，娜杰日达一度担任丈夫的助手和打字员。

1932年11月8日至9日夜间，娜杰日达在与斯大林激烈争吵后开枪自杀，此前她对丈夫的政治行为私下里积怨日深。官方宣布她死于阑尾炎，孩子们在之后约十年间都被蒙在鼓里。斯大林没有出席公开的民间葬礼，在私人葬礼上，他对灵柩做出了轻蔑的手势。历史学家至今仍在讨论，这段婚姻的破裂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她的死亡，但自杀一事已被广泛接受。

子女

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儿子雅科夫·朱加施维利在严厉的父亲身边长大，后来就读于炮兵学院，于1941年5月毕业，几周后德国便入侵苏联。二战初期，他在战斗中被俘。斯大林拒绝用战俘交换赎回他，雅科夫于1943年4月死于德军的战俘营。瓦西里生于1921年，战争期间是苏联飞行员。战后，他成为苏联领导层的批评者，遭到逮捕，此后大半生都在监狱或医院中度过，1962年去世。斯维特拉娜生于1926年，是斯大林唯一的女儿，也是其子女中最后在世的一位。1967年，她投奔美国，1978年加入美国国籍，并撰写了关于父亲的回忆录，至今仍是历史学家的重要资料来源。

日常作息与习惯

据一种说法，斯大林在1945年10月发生中风，此后他脱离了克里姆林宫的日常节奏，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莫斯科郊外的库采沃别墅。从1946年起，他的日程被压缩：会议限定在两三个小时之内，他常常工作到深夜，上午和午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天气温暖时，他会在花园里待上很长时间，随从会把文件、报纸和茶送到那里。他仍然吸烟、饮酒，睡眠很少，并且不信任医生，只有选择性地听从他们的建议。晚上，他通常会召集几位亲近的随员。见过他的人在这些年里描述他日益孤立、多疑，且越来越依赖少数信任的随从。

健康状况与最后的病情

斯大林的健康问题由来已久，包括高血压和血管动脉硬化。到1952年末，他经常昏厥，上楼梯也需要旁人搀扶。1953年2月，身边的人注意到他说话变慢，并且越来越远离官方事务。1953年2月28日至3月1日夜间，他的左脑发生严重脑出血，数小时后人们在他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了他，他半身瘫痪，无法说话。各方记述一致认为，警卫和随从因害怕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行动而迟疑了数小时，直到3月2日下午才有医生被召来。医生到场后诊断为与高血压有关的出血性中风，包括放血蛭在内的治疗都未能阻止病情恶化。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在库采沃去世，官方公告随即由苏联广播电台播出。

去世、继承与去斯大林化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在库采沃的别墅中去世，当时他74岁，因中风发作而离世。当局宣布全国哀悼四天，国葬于3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公开瞻仰遗容的人数极为庞大。在工会大厦外，多名悼念者在人群挤压中丧生，此前民众正聚集前来瞻仰斯大林的遗体。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特鲁布纳亚广场，多条林荫大道和小巷的人流在此汇集，人群被挤压成一团。目击者描述，人们被困在军用卡车旁，而警察无权移开这些卡车。后来官方承认至少有109人死亡，不过对整个哀悼期间死亡人数的估计则高达一千多人。

斯大林去世后数小时内，权力便转入集体领导。格奥尔吉·马林科夫担任最重要的职务，出任政府首脑；贝利亚任第一副职并兼任内务部部长。时任党书记的赫鲁晓夫此时相对低调。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斯大林晚年密切合作，但斯大林去世后两人的合作破裂。赫鲁晓夫的机会出现在1953年6月，当时东柏林爆发反对东德共产党政权的示威。6月26日，他在仓促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上对贝利亚发难，指控贝利亚是叛徒，是受英国情报机构收买的间谍。随后有人提出罢免贝利亚的动议，马林科夫按下桌上的按钮，作为事先约定的信号，朱可夫元帅与一批武装军官随即冲入会场，将贝利亚拿下。逮捕行动被保密，同时贝利亚的同党也被拘押。7月10日，《真理报》公布了逮捕消息，称此举归功于马林科夫，并指贝利亚"反对党和国家的罪恶活动"。贝利亚于1953年12月受审，判决后以上述罪名立即被处决。执行日期记载为1953年12月23日。

赫鲁晓夫巩固权力之后，发生了对斯大林遗产最具深远影响的决裂。1956年2月25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闭门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通常被称为"秘密报告"。报告谴责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对无辜者的杀害、他的外交政策失误以及他的个人崇拜。实际上，这份报告的范围比其名声所显示的要窄。赫鲁晓夫将罪行归咎于个人崇拜和"违反社会主义法制"，而党本身则被开脱。集体化与饥荒、对知识分子的镇压，以及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的其他领导人的责任，基本上都没有被列入控诉之中。该报告未在苏联报刊上发表，而是泄露到西方并被广泛流传，1956年6月初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全文。

这份报告开启了部分平反的时期。许多因政治案件被定罪的人获释或被追认平反，不过这一过程有选择性且并不彻底，许多案件是在未公开的情况下重新审查的。1961年，在第二十二次党代会上，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被从列宁墓中移出，迁至克里姆林宫墙下的墓地。

去斯大林化的影响也超出了苏联境内。在东欧，对斯大林统治的重新评价助长了人们对更大自主权的期望，1956年它促成了波兰的动荡和匈牙利起义，莫斯科以不同方式应对了这两件事。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这一重新评价也引发了意见分歧。在中国，毛泽东的领导层对这种攻击斯大林的做法持怀疑态度，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争执后来扩大为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决裂，重塑了冷战格局，也改变了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史学、档案与记忆

从极权模式到修正主义

冷战时期的西方学术界把苏联国家描绘成自上而下的高压体制，斯大林被塑造为其暴行背后的核心人物。这种观点在列宁的思想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之间画出了一条直线。从1960年代末起，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借助社会史，修正了"国家与不情愿的社会相对立"的模式。他们不再聚焦于意识形态、镇压与国家，转而考察社会、其中的从属阶层以及向上流动，这一取向被称为"修正主义"。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1986年关于这一取向的文章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阿奇·盖蒂（J. Arch Getty）的《大清洗的起源》（1985）认为，恐怖源于官僚体系的失灵，而非斯大林指挥下的连贯计划；修正主义者则被指责淡化了斯大林对大规模杀戮的直接责任。后来的研究试图融合两种取向。据描述，奥莱格·赫列夫纽克（Oleg Khlevniuk）的研究基于直接的档案证据，这些证据是康奎斯特和盖蒂都无法获得的，并且他的研究既考虑了中央的直接指挥，也考虑了制度运作的动力。

1991年后的档案

大部分档案基础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形成的。国家档案的全面开放始于19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化"与"改革"，随后苏联解体。但查阅仍然很不均衡。部分文件从未解密，情报与军事档案几乎未向研究者开放，斯大林的个人图书馆与档案也下落不明。莫斯科的克格勃档案对几乎所有研究者仍然关闭。2000年代，俄罗斯国家进一步收紧了查阅权限：2006年，普京基本上关闭了克格勃档案的查阅渠道，并且曾一度称开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记录会带来"巨大风险"。独立机构的资源部分填补了这一空白。"纪念协会"（Memorial）维护着政治恐怖受害者的在线数据库，以及1937年起斯大林时期处决名单的数据库。

档案证据也推翻了早先的数字。1991年以前，一些历史学家估计斯大林政权杀害的人数在2000万或更多。研究者利用解密材料后，已认为这些数字不可靠；而一项基于1991年前材料的估计将死亡人数定为1200万。就集中营而言，内部登记记录显示，1930年代至1953年间古拉格系统的死亡人数约为150万至170万，但学者指出，这些官方记录因制度性原因低估了死亡人数，而新方法又使部分估计值再度上调。莫斯科由国家资助的古拉格历史博物馆给出的数字要大得多，称秘密警察在斯大林统治期间监禁、流放或处决的公民近2700万人。

俄罗斯、格鲁吉亚与乌克兰的公共记忆

后苏联国家的公共记忆差异悬殊。在俄罗斯，民调显示人们对斯大林的好感日益上升。2025年的一项调查中，42%的受访者将斯大林列为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斯大林的支持率也从1991年的24%上升至42%。卡内基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涵盖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发现受访者既把斯大林描述为"残暴的暴君"，也视其为"明智的领袖"。在接受调查的俄罗斯人中，近一半同意斯大林是明智的领袖，而超过半数人认为他的镇压是无法辩解的政治罪行。同一研究还发现，人们对斯大林的态度日益冷淡，年轻人尤为明显。据报道，俄罗斯的中小学教科书淡化了斯大林的罪行，把他塑造成"将苏联变为超级大国的现代化推动者"。纪念场所则更直接地记录了镇压。莫斯科附近的布托沃有超过2万名受害者葬于大清洗时期的万人坑。在乌克兰，记忆的焦点是1932至1933年的大饥荒，它被纪念为一场民族悲剧；关于应如何定性这场饥荒的问题，将在集体化一节中讨论。

方法论与证据的解释

关于斯大林时期死亡人数的估计仍有争议。仅就政治镇压而言，报告的范围通常在1000万至2000万人之间；若把饥荒和战时死亡计入，数字会大幅上升。有几个因素使分歧持续存在：苏联政权对记录的蓄意销毁，获取与解读现存数据的困难，以及历史学家所用方法的差异。关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争论说明了解释如何影响结论。一些历史学家否认斯大林有意消灭乌克兰人的说法，另一些人则将霍洛多莫尔定性为种族灭绝，分歧的核心在于意图。档案开放也带来了争议而非共识。在斯大林大清洗等领域，新信息引发了激烈争论，尽管在其他议题上它促成了更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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