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

俄国革命主要指1917年发生在俄罗斯的两场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尼古拉二世的君主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使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这两场革命的名称沿用当时俄国使用的儒略历；按格里高利历计算，它们分别发生在3月和11月。(encyclopedia.ushmm.org)

长期积累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军事、经济及行政压力相互作用，催生了这两场革命。革命进程不仅受到政治领袖的影响，也受到工人、士兵、农民、妇女以及俄罗斯帝国境内不同群体的影响。对更广泛的革命时代的研究，将1917年的剧变与此后的内战及苏维埃新政治秩序的建立联系起来。(unvis.it)

革命改变了政府体制、土地所有制，以及社会群体和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巩固了统治，开展了经济试验，苏联于1922年成立；革命的国际影响则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不断扩展。要理解这些变化，必须区分1917年的事件及其长期后果，同时考察中央的政治决策与各地的实际经历。(encyclopedia.com)

俄罗斯帝国与1905年革命

1905年以前，俄罗斯帝国没有民选的全国性立法机关。尼古拉二世于1894年即位，通过任命的大臣、地方官员以及向皇室而非代议机构负责的官僚体系进行统治。君主掌握军队，并动用军队配合警察镇压国内骚乱。民选的地方自治会负责管理学校、道路和公共卫生事务，但无权干预国家政策。合法的政治参与仍受到严格限制：政党、独立工会和罢工均遭禁止，审查制度和警察监视则限制了公共讨论，甚至专业人士的集会也受到约束。(countrystudies.us)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解放了约两千万名私有农奴，废除了他们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却没有解决土地权属方面的争议。原农奴获得了份地，但须向政府缴纳赎买金，而政府则以债券补偿地主。许多人仍留在村社之中，人口增长也加重了有限农业用地的压力。工业化则使另一类不满集中起来。19世纪90年代，在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主持下，外国借款、保护性政策和铁路建设推动了重工业发展。1890年至1900年间，煤、铁、钢和石油的产量均增至原来的约三倍。工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纺织业区及其他制造业地区，大批工人聚集于此，面临住房条件恶劣、就业不稳定和劳动条件艰苦等问题。(countrystudies.us)

1904—1905年对日本的战争中，接连的军事失利削弱了君主制的威望。1905年1月9日（1月22日），东正教神父格奥尔基·加邦带领工人及其家属前往圣彼得堡的冬宫，准备递交请愿书，要求获得政治权利并改善劳动条件。士兵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造成一百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一被称为“流血星期日”的事件引发了大范围的罢工和抗议。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农村的动乱则以地主为目标，表现为强占庄园和毁坏财产。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抗命事件，其中包括6月发生的“波将金”号战列舰兵变。(countrystudies.us)

10月，铁路罢工促使原本各自分散的劳资冲突汇成总罢工，扰乱了交通、通信和城市公共服务。工人组织起民选委员会，即苏维埃（委员会），以协调罢工并代表工人提出诉求。圣彼得堡苏维埃从协调罢工的委员会发展为全市性的政治组织；格奥尔基·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担任主席，列夫·托洛茨基也成为其中的重要领导人。这些委员会并非仅仅是革命政党的分支机构：其权威来自工作场所的代表机制和集体行动。自由派专业人士也组织起来反对政府，但他们追求的立宪目标，与工人的经济诉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并不相同。(encyclopedia.com)

在总罢工的压力下，尼古拉二世采纳维特的建议，于1905年10月17日（10月30日）颁布了《十月宣言》。宣言承诺保障公民自由，包括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并规定立法须经民选的国家杜马批准。这些让步使反对派发生分裂：许多温和派接受了议会改革，激进派则继续要求进一步变革。政府仍拥有足够的军队支持，得以重新控制局势。12月，军队动用炮兵镇压了莫斯科的武装起义；针对动乱的逮捕和惩罚性行动一直持续到1906年。(encyclopedia.com)

1906年的《基本法》确立了议会对皇权的制约，却没有要求大臣向杜马负责。普通立法须获得杜马、国务会议和皇帝的批准；尼古拉二世任命国务会议半数成员，并继续掌握大臣任命、外交政策和军事指挥权。第87条允许在议会休会期间颁布紧急法令，但须事后获得批准。前两届杜马分别于1906年和1907年被解散。1907年6月3日（6月16日），政府未经议会同意便修改选举法，违反了《基本法》，使富裕地主获得优势，同时削弱了更广泛民众的代表权。因此，1914年以前的俄国虽已拥有民选的全国性立法机关，政治组织活动的空间也有所扩大，却并未实行议会制政府或普选制。(encyclopedia.com)

政党与革命纲领

立宪民主党成立于1905年10月，通常被称为“卡德特党”，主张通过宪政而非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政治变革。其主要领导人、历史学家帕维尔·米留科夫倡导公民自由、普选权，以及部长向民选议会负责的制度。该党原本支持君主立宪制，直到1917年才转而支持共和制。其土地改革方案将设立公共土地基金与强制收购部分私有地产相结合，保留对地主的补偿，而非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在其右侧，十月党于1905至1906年间围绕亚历山大·古契科夫等知名人物组建，接受以《十月宣言》为基础与君主制合作，并成为1907至1912年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最大政党。更靠右的是成立于1905年11月的俄罗斯人民联盟，该组织维护专制制度，鼓吹反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些组织在对待君主制、产权和政治参与的态度上，与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存在显著差异。(encyclopedia.com)

社会革命党于1901至1902年间由多个民粹派组织合并而成，将农民与工人、知识分子并列为革命的核心力量。该党的主要创始人和理论家之一维克托·切尔诺夫参与制定了土地社会化纲领，该纲领于1906年获得通过。按照这一方案，土地将不再是商品，也不再是私人获取地租的来源，而成为全民共同拥有的财产。地方自治机构将根据劳动和生计需要分配土地使用权。因此，土地社会化既不同于立宪民主党主张的有偿土地再分配，也不同于由中央政府集中掌握土地所有权：其关键在于获得和耕种土地的权利，而非买卖个人持有的土地。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还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实现民族自决。与以工业为重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相比，该党对社会主义的构想赋予了农民农业更大的作用。(encyclopedia.com)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在1903年先后于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弗拉基米尔·列宁要求党员亲自参加党的某个组织；尤里·马尔托夫则提出更宽泛的党员资格定义，允许那些在党组织指导下经常协助党工作的人入党。马尔托夫的党员资格方案最初获得了通过。“多数派”与“少数派”的称呼源于随后围绕领导层和《火星报》编辑部组成而形成的阵营划分，并不代表双方在民众支持程度上存在固定的差距。两位领导人都支持有组织的革命政治活动，因此不能将这场争论简化为组织性与自发性之争。此后双方曾尝试重新统一，包括召开1906年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但布尔什维克于1912年单独召开的布拉格会议，使双方在组织上的分离进一步巩固。(encyclopedia.com)

两派最初都将民主革命与最终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区分开来，但对哪些力量应当领导第一阶段的革命存在分歧。孟什维克总体上接受与自由派合作，认为俄国必须先经历资本主义发展并获得议会自由，社会主义才具备实现的条件。列宁则强调工人的领导地位，以及工人与农民结盟反对专制制度，并不相信自由派愿意将革命进行到底。双方的土地政策也有所不同：孟什维克主张土地地方公有化，将没收的地产交由地方公共机构管理；布尔什维克则主张土地国有化。孟什维克较早支持参与杜马，布尔什维克后来也在开展地下组织活动的同时，利用议会代表席位开展政治活动。到1917年，列宁的纲领转向将权力移交苏维埃，而不是支持自由派领导的政府。(encyclopedia.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超越既有政党界限的分歧。立宪民主党支持战争，并在君主制垮台后仍主张俄国继续参战。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内部，“护国派”支持军事抵抗，而“国际主义派”则寻求以不兼并领土的方式结束战争。1917年，孟什维克的伊拉克利·策列铁里倡导“革命护国主义”，即在通过谈判谋求和平的同时保卫革命，并加入了与自由派组成的联合政府。马尔托夫反对这一联合政府，并领导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列宁号召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反对各交战国政府的革命斗争。因此，围绕战争与联合政府的争论，不仅使社会主义政党与自由派组织相互对立，也在社会主义政党内部造成了分裂。(encyclopedia.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帝国权威的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失利，削弱了人们对君主制组织国防能力的信心。1914年8月，在坦能堡战役中，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将军率领的第二集团军损失约12万人，其中9.5万人被俘。俄军在加利西亚对奥匈帝国取得的胜利，避免了战略形势立即崩溃，但1915年5月德军与奥匈军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的突破，拉开了大撤退的序幕。夏秋两季，俄军放弃了俄属波兰及西部大片领土。步枪和炮弹短缺，加剧了指挥与协同方面的问题，使战场失利被视为行政无能的证据。此后俄军战况有所好转，尤其是在1916年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发动攻势期间，但这并未恢复1915年丧失的政治信任。(encyclopedia.1914-1918-online.net)

军事动员和撤退改变了平民的生活。到1916年，累计征召人数已达约1,440万人，大量劳动力因此离开农业和工业，而对粮食、燃料、武器及运输的需求却不断增长。关键工业岗位的工人获准免服兵役，或被安排从事军需生产；与此同时，军火制造业和煤矿业的就业人数有所增加。在西部边疆地区，撤退的军队毁坏庄稼和基础设施，带走牲畜，并驱逐被怀疑不忠的平民，尤其是犹太人和德意志族居民。据官方统计，截至1917年1月，难民人数为490万；若将漏登人口计算在内，估计人数则超过600万。到1916年年中，难民已占萨马拉人口的近30%。安置和救济难民，给市政当局、各省机构和慈善组织带来了额外负担。(encyclopedia.1914-1918-online.net)

城市物资短缺既源于采购和分配失灵，也源于各方对资源的争夺。1915—1916年，铁路运输量创下纪录，但线路拥堵和长时间延误阻碍了粮食与燃料的运送。军需生产的扩张也减少了民用商品的供应。战争开支越来越依赖增发货币：每日纸币发行量从1914年的约400万至500万卢布，增至1915年的2,000万至3,000万卢布，到1917年初又达到5,000万卢布。通货膨胀削弱了购买力，而官方对农产品实行的价格管制，则降低了生产者通过政府收购渠道出售产品的意愿。在工业制成品短缺或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货币对生产者的吸引力随之下降。因此，工人不仅面临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还要应对不稳定的粮食供应，工资纠纷也与对战时行政当局的敌意紧密交织。(encyclopedia.1914-1918-online.net)

1915年8月，国家杜马多数议员与部分国务会议成员组成进步联盟，政治危机由此加剧。联盟的诉求包括保障基本公民权利、实现各民族和族群之间的平等，以及建立一个获得公众信任的内阁。这一举措旨在继续战争的同时促成政府与代议机构的合作，而非要求推翻君主制。尼古拉二世拒绝了这些提议，并接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亲自担任军队最高统帅。这一决定使君主与战争的胜负更加直接地联系起来，同时也使他经常远离首都。大臣频繁更替，妨碍了施政的连续性：鲍里斯·施蒂尔默于1916年初出任首相，同时兼任内务大臣，随后又兼任外交大臣，直到11月被免职。为协调前线与后方而授予的职权，始终缺乏明确界定。(encyclopedia.1914-1918-online.net)

工人抗议在战争初期一度减少，此后再度活跃。罢工活动先后在1915年8月至12月、1916年1月至6月，以及1916年7月至1917年1月形成数波高潮。彼得格勒的统计记录显示，1916年1月政治性罢工的参与人数为61,447人次，次月经济性罢工的参与人数为53,723人次；这些数字可能包含重复参与者。抗议也蔓延到了工厂之外：科斯特罗马的纺织女工抱怨德国战俘获得了更好的物资供应，士兵的妻子则要求发放津贴，并补偿家中劳动力缺席造成的损失。到1916年末，秘密警察的报告已警告社会动荡正在加剧。关于亚历山德拉皇后身边存在亲德派系的无根据传闻，进一步损害了民众对宫廷的信任，将人们对物资短缺和军事失利的猜疑，与对帝国权威的不信任联系起来。(paperzz.com)

二月革命与君主制的覆灭

本节日期采用俄国当时使用的儒略历，括号内为对应的格里高利历日期；1917年，格里高利历比儒略历早十三天。因此，二月革命始于2月23日（3月8日）。革命最初的中心是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在战时使用的名称。国际妇女节当天，纺织女工和家庭主妇举行示威，抗议面包短缺，将工厂中的不满和排队购买面包时的怨愤带到了街头。在此之前，普梯洛夫机械制造厂于2月22日（3月7日）停工并拒绝工人入厂，已使工人抗争进一步加剧。妇女们动员邻近工厂的工人加入示威，维堡工业区的响应尤为踊跃。到2月24日（3月9日），已有超过20万名工人罢工。（countrystudies.us）

在随后的两天里，罢工和示威不断扩大，诉求从要求供应食物发展为反对政府。学生以及部分城市中下层民众加入了产业工人的行列。这场运动最初并不是由某一个革命政党领导的起义：工厂中的社会主义活动者和新涌现的街头组织者发挥了领导作用，而许多知名政党领袖当时仍流亡在外。警察和军队试图驱散人群，但士兵是否愿意执行命令并不确定。2月26日（3月11日），军队奉命向示威者开枪。枪击未能恢复秩序，反而加深了预备役士兵和新近入伍者中的军纪危机，因为他们与抗议者有着许多共同的不满。（encyclopedia.com）

军队与政府之间决定性的决裂发生在2月27日（3月12日）上午，当时沃伦近卫团的一支分队发动兵变。反叛迅速蔓延到其他团，使政府在首都失去了可靠的武装力量。士兵加入示威者的行列，对警察局和其他权力象征的袭击则进一步瓦解了残存的镇压机构。到中午，帝国政府已无法有效控制彼得格勒的武装力量。因此，抗议转变为革命，不仅取决于人群规模，更取决于驻军未能成为政府镇压抗议者的可靠工具。（encyclopedia.com）

2月27日（3月12日），两个机构开始着手组织政权。自由派和温和保守派议员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力图恢复行政运作、争取军队支持，并将起义纳入经过改革的政治秩序之中。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组织者、工人和士兵在杜马大楼内成立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临时委员会的权威来自原有的议会领导层；苏维埃则代表了使街头起义取得成功的群体。双方领导人经过谈判，于3月2日（15日）成立了由格奥尔基·李沃夫亲王领导的临时政府，等待经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召开。此后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双重政权的制度基础。（encyclopedia.com）

尼古拉二世在军方领导层中的地位也随之崩塌。高级将领担心动乱会危及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战，因此与杜马领导人一道敦促他退位。他们的介入，使君主依靠军队重掌权力的可能性不复存在。3月2日（15日），尼古拉在停靠普斯科夫的专列上宣布退位，同时放弃其子阿列克谢的皇位继承权，指定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为继承人。这次退位既是首都起义的结果，也是维系帝国统治的关键机构撤回支持的结果。（unvis.it）

3月3日（16日），米哈伊尔表示，除非经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授权，否则他不会行使最高权力。他没有无条件接受皇位，而是在声明中将未来政体的决定权交给由普选产生的代表。他还呼吁公民在立宪会议确定俄国政治安排之前服从临时政府。米哈伊尔的决定使君主制失去了在位君主，同时将国家宪政体制的正式选择留待民众授权决定。（history.state.gov）

双重政权与临时政府

1917年3月2日（15日），由格奥尔基·利沃夫亲王领导的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它通过承袭下来的各部行使行政权和立法权，但依赖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合作。这种格局被称为双重政权：内阁正式承担政府职责，而苏维埃则在首都的产业工人和驻军士兵中拥有广泛支持。苏维埃领导层主要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起初只是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而没有自行执掌政权。因此，合作与相互竞争的权威来源并存；这并不是宪法意义上的权力划分。(encyclopedia.com)

苏维埃于3月1日（14日）发布的第一号命令，使这种竞争在军队内部明确化。该命令面向彼得格勒军区，要求选举士兵委员会，将武器置于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并规定各部队的政治行动须服从苏维埃。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只有在不与苏维埃命令相抵触时才应执行。这份文件保留了执勤时的军事纪律，但赋予士兵非执勤期间的公民权利，并取消了非执勤期间强制敬礼和使用敬称的规定。它并非简单地废除对军官的服从，而是区分了军事行动中的纪律与政治上的效忠，同时限制军官对武器的控制。(avalon.law.yale.edu)

利沃夫政府最初由自由派主导，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其中担任司法部长。政府成立时提出的纲领承诺赦免政治和宗教罪行，保障表达自由（包括言论和出版自由）及组织工会的权利，并取消基于社会身份、宗教和民族的限制。警察将由向地方自治机构负责的民兵取代。政府筹备召开经普遍、秘密投票选举产生的俄国立宪会议，以便对俄国的政体和宪法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决定。重大的土地改革同样被推迟到立宪会议召开后再行处理，因此，农民要求重新分配庄园土地的诉求在春夏两季始终未获解决。(encyclopedia.com)

弗拉基米尔·列宁于4月3日（16日）返回彼得格勒，并于次日提出《四月提纲》。他反对支持临时政府和继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张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非议会制共和国，并提出没收庄园土地、将土地国有化。他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苏维埃中处于少数，因此强调通过说服来争取支持。然而，直接引发政府危机的却是外交部长帕维尔·米留可夫于4月18日（5月1日）发出的照会，其中重申俄国决心赢得战争，并履行对协约国盟友的义务。4月20日至21日（5月3日至4日）的示威，暴露了这一政策与苏维埃要求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之间的冲突。米留可夫的离职为5月5日（18日）成立首个自由派与社会主义者联合政府扫清了障碍，温和社会主义派的主要领导人由此进入内阁，克伦斯基则出任陆海军部长。(marxists.org)

6月18日（7月1日），政府在西南战线发动攻势，试图取得军事胜利，并重新赢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最初的进展随后化为失败和撤退。对调赴前线的反对、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以及要求苏维埃掌权的呼声，共同促成了7月3日（16日）开始的彼得格勒武装示威。第一机枪团士兵、工厂工人以及随后加入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要求苏维埃接掌政权，但苏维埃中的温和社会主义派领导人予以拒绝。布尔什维克活动分子参与了示威，但党的中央领导层并未策划这场运动，起初力图约束行动，后来转而支持示威。支持政府的部队镇压了这场运动，布尔什维克的办公场所和印刷设施遭到搜查，多名领导人被捕，列宁转入隐蔽。利沃夫辞职后，克伦斯基于7月8日（21日）出任总理；随后改组的内阁仍延续了自由派与社会主义者联合执政的格局，而没有将政权移交给苏维埃。(unvis.it)

社会革命与民族运动

1917年二月革命后，经选举产生的工厂委员会开始作为各个工作单位的代表出现，有别于按职业或行业组织的工会。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并要求在雇用、解雇以及主管的管理行为方面拥有发言权。临时政府于4月23日（5月6日）承认了这些委员会，但对其代表职能的界定，比许多工人所期望的更为狭窄。随着物资短缺和停工威胁加剧，委员会开始介入燃料供应、原材料和生产事务。“工人监督”可以指监督管理层，而非取得所有权；争议集中在监督权限应扩大到何种程度，以及权力应属于工作单位的委员会、工会，还是政府机构。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很强，但并非无处不在：彼得格勒第一次全市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理事会共有25名成员，其中19名是布尔什维克。这一结果反映的是某个特定机构的构成，而不是每一名产业工人的政治倾向。(old.bigenc.ru)

在农村，尚未通过全国性立法解决土地问题，村民大会、乡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就已开始挑战现有的土地占有制度。其行动形式多样，从降低租金、在私人庄园放牧牲畜，到砍伐林木、占据田地和驱逐地主，不一而足。土地重新分配也伴随着农民社会内部的冲突：村社有时会强迫已退出村社土地制度的农户重新加入，相邻村庄则会争夺庄园土地的使用权。各省之间的差异相当显著。在维亚特卡，非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比重较小，农民缺地问题也相对有限，因此庄园土地的重新分配并不突出。在喀山，农民苏维埃于1917年5月宣布将私有土地移交土地委员会。尽管中央政府坚持要求等待立宪会议作出决定，这一宣布仍为村民夺取土地提供了依据。这些变革是在地方上组织起来的，并非只是在执行某个统一的政党纲领。(history.org.uk)

士兵成立了团委员会，水兵则在军舰上选举产生委员会；更高层级的集团军委员会和方面军委员会将这些组织联系起来。他们的诉求既包括获得代表权、改变军纪，也包括结束战争。担任委员会成员并不必然意味着支持逃兵行为或立即退出战争：各部队的政治态度不同，并且在这一年中不断变化。不过，随着军事权威削弱，逃兵现象仍有所增加。(unvis.it) 服兵役也将军队危机与农村家庭联系起来。动员征走了以劳动支撑家庭生计的丈夫和儿子，而士兵的妻子则向公共当局寻求补偿和援助。她们在请愿书中明确指出，亲属服兵役意味着国家对留守家中的人负有相应义务。(cambridge.org)

妇女的动员既涉及生计诉求，也涉及女性选举权。在喀山和坦波夫，士兵的妻子——俄语称为 soldatki——组织起来，向官员请愿，要求获得足够的津贴和食品供应。一些人拒绝纳税，理由是她们的家庭已经让丈夫冒着生命危险参战。(cambridge.org) 3月19日（4月1日），妇女平权联盟主席波莉克谢娜·希什金娜-亚韦因在彼得格勒组织了一场争取选举权的示威，估计有35,000至40,000名妇女参加。薇拉·菲格纳与她一同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游行得到九十个组织的支持。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当天便接受了这一要求。妇女随后获得了立宪会议选举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表明政治上的公民权与食物及家庭援助一样，都是革命中实质性的诉求。(cambridge.org)

各民族运动对如何与昔日的帝国中央建立关系，有着不同的追求。在乌克兰，由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担任主席的中央拉达吸纳了农民、军人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其于6月10日（23日）发布的《第一宣言》宣布实行自治，而非脱离俄国；其纲领最初设想的是建立民主联邦。(encyclopediaofukraine.com) 在芬兰，议会于7月5日（18日）通过《权力法》，主张对国内事务拥有最高权力，同时将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留给俄国处理。临时政府拒绝接受这一安排，并于7月18日（31日）解散议会。因此，在芬兰后来宣布独立之前，争议就已涉及主权权力究竟应归属何方。(history.state.gov)

波罗的海地区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运动，同样没有沿着从自治到独立的单一路径发展。爱沙尼亚成立了省级代表议会，即马帕耶夫（Maapäev），于7月1日（14日）首次召开会议；拉脱维亚的政治代表则在当年夏天要求实行完全的政治自治。(riigikogu.ee) 在德国占领下的立陶宛，9月召开的维尔纽斯会议则提出了建立独立国家的方案，并选举产生立陶宛委员会。(journals.lnb.lt) 在高加索，临时政府设立的外高加索特别委员会，起初仍在俄国框架内维持地区行政管理。十月革命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代表参与组建了外高加索委员部，等待俄国立宪会议召开。因此，地区自治先于1918年各独立共和国的建立；格鲁吉亚领导人最初寻求的是在俄国内部实行自治，而非立即分离。(history.state.gov)

从科尔尼洛夫事件到十月革命

1917年8月，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与最高统帅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商讨恢复军纪、加强政府权威，但彼此缺乏信任。经由鲍里斯·萨文科夫等中间人传递的信息，使双方更加难以判断对方的意图。8月27日（9月9日），克伦斯基认为科尔尼洛夫有实行军事独裁的危险，因而将其撤职。科尔尼洛夫拒绝接受撤职命令，并指挥部队向彼得格勒进发。苏维埃组织动员起来阻止部队推进：铁路工人阻碍部队调动，工人武装起来，社会主义者派出的代表则劝说正在开进的士兵不要作战。这次行动在数日内瓦解，科尔尼洛夫被捕。克伦斯基此前与这位将军的合作损害了他在社会主义者中的声望，而这场对抗又使军官们与政府更加疏离。布尔什维克参与保卫首都，帮助他们恢复了七月镇压后受损的影响力。(encyclopedia.com)

9月间，布尔什维克及其激进社会主义盟友取得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的控制权。这些变化既来自代表转变政治立场，也来自工厂或军队选举单位撤换温和派代表。支持将权力移交苏维埃，并不一定意味着支持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政府：许多工人和士兵设想的是社会主义各党联合执政。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内部，弗拉基米尔·列宁力主发动武装起义，而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反对立即起义，倾向于由更广泛的社会主义力量共同达成政治安排。10月10日（23日），中央委员会以十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投了反对票。这项决议确立了战略方向，但既未制定具体行动计划，也未确定起义日期。(encyclopedia.com)

此时已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列夫·托洛茨基，将权力移交与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苏维埃于10月组建的军事革命委员会（MRC）为此提供了组织机制。该委员会以保卫彼得格勒、监督拟议中的驻军赴前线调动为名，汇集了部队、工人组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它并非单纯的政党委员会，而是在苏维埃的权威之下开展工作。托洛茨基负责政治领导，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等组织者则负责军事事务。军事革命委员会向各部队派驻委员，并逐步要求军事命令必须经其批准，从而取代了政府对大部分驻军的指挥权。(encspb.ru)

10月24日（11月6日），政府军查封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并试图重新控制桥梁和通信设施。军事革命委员会将自己的应对行动解释为保卫苏维埃和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10月24日至25日（11月6日至7日），士兵、水兵和武装工人占领了桥梁、火车站、通信设施及其他战略要地，总体上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到10月25日清晨，政府仅保有少数孤立据点，主要是冬宫。克伦斯基离开首都寻求军事增援，而列宁在政府其余部长尚未被捕之前，就发布宣言，宣布政府已被推翻。冬宫于10月25日至26日（11月7日至8日）夜间陷落，部长们被捕。这次夺权依靠的是集中行动的武装分队以及政府的孤立处境，而非全城范围的巷战。(encyclopedia.com)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此时攻占冬宫的行动仍在进行。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代表谴责以武力推翻政府，并退出会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留了下来。退场行动加强了布尔什维克对大会的控制，大会宣布将权力移交苏维埃。在10月26日（11月8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大会成立了由列宁担任主席的人民委员会，俄语简称“Sovnarkom”，作为立宪会议召开前的临时政府。其最初成员全部是布尔什维克，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仍继续参与苏维埃机构的工作。大会还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落实这两项法令成为新政府最初几个月的核心任务。(encyclopedia.com)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1917—1918年

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和平法令》提议所有交战国展开谈判，以不割地、不赔款的方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摒弃秘密外交，并呼吁停战。这项法令本身并未终止敌对行动。《土地法令》规定无偿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将其地产交由地方土地委员会和农民苏维埃管理。法令纳入的农民委托书禁止土地买卖、出租或抵押，并规定土地可由农户单独耕种，也可共同耕种。这些规定授权重新分配土地，并非立即实行强制集体化；其实施依靠地方机构，而不是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土地分配制度。（marxists.org）

立宪会议选举于11月12日（25日）开始，部分地区的投票持续到更晚的时候。根据对约4200万张选票的估算，社会革命党各派合计获得约半数选票，布尔什维克约占24%，立宪民主党约占5%；其余选票由孟什维克、各民族政党及其他团体瓜分。社会革命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农民，而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力量则集中在城市工人和士兵中。候选人名单通常在社会革命党最终分裂之前就已确定，因此难以区分投给该党左翼及其他派别的选票。列宁认为，这削弱了立宪会议的代表性，而苏维埃代表着一种更高形式的民主。（seventeenmoments.web.illinois.edu）

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5日（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选举维克托·切尔诺夫为主席。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代表团退场后，其余代表继续议事，直到次日凌晨卫兵终止会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解散立宪会议，武装卫兵阻止其再次召开。左翼社会革命党支持这一行动，却不赞成布尔什维克独掌政权：早在1917年12月，他们就已加入人民委员会，出任农业、司法、交通等部门的人民委员。这一联合执政安排旨在维持多党参与的苏维埃政府，同时将新政府与农民利益联系起来。（seventeenmoments.web.illinois.edu）

在这些制度安排形成的同时，强制性机构也逐步建立。10月27日（11月9日）的《出版法令》授权人民委员会取缔被指控煽动反抗、散布煽动性谣言或鼓励犯罪行为的出版物；虽然该法令被称为临时措施，却允许永久关闭相关出版机构。12月7日（20日），人民委员会成立了由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即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其领导层最初全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1918年1月接纳了左翼社会革命党成员。形式上，人民委员会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但行政机关通过颁布法令行使权力，加之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主要领导职位，使权力趋于集中。地方苏维埃的构成仍然多样，而在1918年，一些产生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多数席位的选举结果被宣布无效。（seventeenmoments.web.illinois.edu）

1917年12月2日（15日），俄国与同盟国签署停战协定，随后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展开和平谈判。列夫·托洛茨基试图采取退出战争但不签订和约的政策，以拖延接受德国提出的领土要求。德国于1918年2月18日重新发动攻势，迫使俄国再次考虑更为苛刻的条件。列宁争取到了接受这些条件的支持，压倒了以尼古拉·布哈林为首、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左翼共产主义者。3月3日签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结束了俄国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俄国放弃了对西部大片领土的主权，同意从乌克兰、芬兰、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撤军，并接受撤出高加索地区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seventeenmoments.web.illinois.edu）

对条约的反对导致执政联盟破裂。左翼社会革命党的人民委员于3月辞职，但该党成员仍继续在苏维埃和契卡任职。7月6日，左翼社会革命党的激进分子在莫斯科刺杀了德国大使威廉·冯·米尔巴赫，试图推翻和平协议。随后爆发的与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的冲突遭到镇压，左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被捕，该党由此不再作为独立的合作伙伴参与苏维埃中央政权。（encyclopedia.com）

内战、外国干涉与经济崩溃

1918年在列夫·托洛茨基领导下组建的红军，从志愿部队发展为实行集中指挥、依靠征召农民入伍的军队。其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白军”：西伯利亚的亚历山大·高尔察克、俄国南部的安东·邓尼金和西北地区的尼古拉·尤登尼奇各自统率部队，相互协调不畅，代表着不同的保守派、自由派和军方利益。社会革命党人也组织了反布尔什维克政府，但其政治目标与前帝国军官并不相同。通常被称为“绿军”的农民起义部队抵制双方的征兵和征粮。在乌克兰，内斯托尔·马赫诺领导的无政府主义武装时而与布尔什维克合作，时而与之交战，而乌克兰民族军队则谋求建立独立国家。这些相互交织的冲突不仅涉及中央政权的控制权，也关乎土地、地方权力和主权。(encyclopedia.com)

1918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发动叛乱，打乱了布尔什维克对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控制，使伏尔加河地区和西伯利亚各地的反布尔什维克政权得以巩固。白军随后于1919年发动了几次关键攻势：高尔察克向伏尔加河推进，随后被红军的反攻迫使向东退却；邓尼金向莫斯科的进军在秋季遭到击退；尤登尼奇对彼得格勒的进攻则于10月失败。1920年，苏波战争中，波兰军队攻入乌克兰，苏军随后向华沙反攻，并于8月在那里战败。11月，红军在克里米亚击败了彼得·弗兰格尔麾下残存的白军，促使大批人员撤往海外。然而，远东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1922年10月25日，随着日军完成撤离，苏俄支持的远东共和国军队进入海参崴。(archives.gov)

外国干涉包含多种不断变化、且有时相互矛盾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政府试图保护存放在俄国港口的军用物资，阻止德国获取资源，并重建东线战场。英国和美国军队在俄国北部行动，法国军队在敖德萨登陆，日本和美国部队则部署于西伯利亚。1918年11月停战后，对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支持变得更加突出，尤其体现为英国提供武器。美国在西伯利亚的政策着重于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保护铁路交通；约有8,000名美军士兵在当地服役。日本部署了超过70,000名士兵，并支持当地反布尔什维克军事指挥官，谋求扩大在西伯利亚和满洲的影响力，而非仅仅遵循协约国的共同战略。(encyclopedia.com)

1918年至1921年初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将工业国有化、物资集中分配、强制劳动、粮食征收和限制私人贸易等措施结合起来。武装征粮队从村庄征取粮食，以供应军队和城市人口；征收量往往超出农户认为可供支配的余粮。配给优先照顾军人和关键岗位工人，但官方分配的物资始终不足，使以物易物和非法市场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充。燃料短缺、交通设施受损以及工业地区的丧失，进一步加剧了行政运作的紊乱。在乌克兰，由于实际工资下降和食品短缺，工人纷纷离开城市，到1921年，工厂工人仅剩约26万人，约为革命前的一半。征粮激起了农村的武装反抗，而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则削弱了国家用工业制成品换取农产品的能力。(encyclopediaofukraine.com)

政治镇压伴随着军事行动。契卡在1918年的红色恐怖期间实施逮捕和处决，打击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和政治对手。白军及相关军事指挥官同样处决了被怀疑为布尔什维克的人以及平民。反犹暴力在施暴者构成和地理分布上有其特定特点：反犹暴乱于1919年在乌克兰达到高峰，施暴者包括乌克兰军事部队、独立武装团伙、白军，以及一些红军部队，尽管苏维埃当局明令禁止此类暴行。对犹太人死亡人数的估计差异很大：YIVO百科全书的内战条目给出的数字约为5万人，而其范围更广的历史概述则称超过10万人。由于文献记录不完整，且各项统计涵盖的地域和时间范围不同，无法得出一个精确统一的总数。(encyclopedia.com)

战争破坏、粮食征收、人口流离失所和运输瘫痪，使各地居民难以抵御1921年的旱灾和歉收，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南部尤为如此。饥饿与斑疹伤寒、伤寒和霍乱相互作用，并非一种独立且易于量化的死亡原因。由赫伯特·胡佛领导的美国救济署于1921年至1923年开展了食品和医疗救济，包括疫苗接种及疾病防控项目。对内战、饥荒和传染病所致死亡总数的较广泛估计达到约1,000万人，但这一数字取决于统计所涵盖的地区、年份和类别；不应将其视为战场死亡人数，也不应不加区分地将其与单独的饥荒死亡估计相加。(hoover.org)

1921—1922年的秩序确立及其国际影响

白军主力的溃败并未终结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抵抗。粮食短缺、强制征粮和工业崩溃在1920—1921年引发了农村起义和城市罢工。在坦波夫省，1920年8月爆发的起义逐渐发展为一支由亚历山大·安东诺夫领导、有组织的农民军，并得到劳动农民联盟地方委员会的支持。其纲领要求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立宪会议、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并由工人管理工业。政府一面在征粮问题上作出让步，一面实施军事镇压：约五万名军人被投入镇压行动，到1921年7月底，起义军的主要部队已被摧毁。契卡瓦解了这些委员会，并处决或流放了数千名起义者。（encyclopedia.com）

在波罗的海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与彼得格勒二月罢工相关的骚动于1921年3月演变为武装起义。起义者要求重新举行自由的苏维埃选举、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并废除强制征粮。这些要求挑战的是党的权力垄断，而非谋求恢复君主制。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红军越过冰封的芬兰湾进攻要塞，并于3月18日将其攻占；战斗和随后的镇压造成数千名参与者死亡。这场起义表明，反对力量不仅来自战败的白军，也存在于此前被视为革命阵营一员的海军驻军之中。（encyclopedia.com）

在1921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NEP），以征收较低的实物农业税取代强制征粮。农民可以保留缴税后剩余的农产品，并在私人贸易合法化后出售余粮。这恢复了农民扩大种植的积极性：增产不再意味着被征收的数量也随之增加。1921—1922年间陆续出台的措施还允许私人经商、经营小企业和租赁某些工厂，而主要工业仍由国家控制。经济上的让步并不意味着政治多元化。1921年3月16日，大会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下令解散有组织的派别，包括围绕各自纲领形成的团体。决议授权将不服从者开除出党，并赋予中央委员会依照规定的表决程序处分其自身成员的权力。（encyclopedia.com）

1922年12月30日，苏联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成立苏联的宣言和条约。四个创始成员分别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由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组成的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安排确立了联邦制，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他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体制的安排界定了联盟与各共和国机构的权限，确立了统一的公民身份，并规范了预算关系。不过，各共和国的机构仍在共产党主导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内运作。约瑟夫·斯大林于1922年出任党的总书记，使党内人事任命的管理日益成为政治权力的核心。（blogs.loc.gov）

在国际层面，成立于1919年的共产国际致力于协调各个投身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其1920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二十一条加入条件，要求清除改良主义领导人、遵守组织纪律，并接受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这些要求使共产党与其他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分裂制度化：加入共产国际意味着参加一个由中央统一指挥的国际革命组织，而不只是表达对苏维埃俄国的声援。到1921年，短期内爆发革命的希望日渐渺茫，促使共产国际采取更灵活的“统一战线”策略，允许各共产党在保持组织独立的同时，有条件地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合作。（encyclopedia.com）

革命国际主义与通过同非共产主义国家缔结协议来建立外交关系、恢复经济的努力并行不悖。1922年4月16日，苏维埃俄国和德国在热那亚经济会议期间签署《拉帕洛条约》。双方放弃因战争而产生的相互索赔，并恢复外交关系，为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共产国际的活动旨在改变外国的政治制度，而苏维埃外交则与这些国家的现有政府进行谈判。拉帕洛条约体现了战后秩序确立过程中革命目标与常规国家间关系的这种并存。（dhm.de）

史料、历史解释与公众记忆

主要史料包括政府法令与行政往来公文、苏维埃和政党的会议记录、报纸、士兵书信、请愿书、日记、回忆录及地方档案。这些史料揭示了革命活动的不同方面：官方记录反映决策及各机构提出的主张，而书信和请愿书则展现人们如何表达不满、向当局陈情。军方的书信审查报告也保存了士兵通信的摘要，不过这些摘要经过了官员基于自身关切的筛选。1991年以前，已有大量史料可供使用：历史学家雷克斯·A. 韦德指出，1917年政治立场各异的报纸和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尤为重要。面对如此丰富的材料，研究者需要关注作者身份、政治倾向、出版背景，以及当时的观察与事后的解释之间的区别。(assets.cambridge.org)

苏联史学史所呈现的主流叙事，通常将由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和领导的工人阶级视为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官方解释也随政治形势而变化。1938年出版、由约瑟夫·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核心教学读本：1938年至1956年间，其发行量超过四千万册。留存下来的草稿和编辑往来信件，使历史学家得以考察这一叙事的构建过程。以理查德·派普斯的《俄国革命》（1990年）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解释，则更注重宪政的失败、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力量以及独裁统治的建立。这些研究路径对革命的原因和意义提出了相互竞争的解释；无论将十月革命描述为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将其界定为政党政变，都不只是对已确认的事件经过所作的中性陈述。(history.org.uk)

社会史学者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以领导人为中心的叙事提出挑战，转而研究工厂、军队单位、村庄和日常政治参与。例如，黛安·科恩克的《莫斯科工人与1917年革命》（1981年）和S. A. 史密斯的《红色彼得格勒》（1983年），考察了特定城市及工作场所中的工人，而非将他们视为同质的革命阶级。这类研究拓宽了用于解释民众为何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史料范围，并强调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与民众诉求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方向在苏联解体之前便已发展起来，并非仅仅源于此后的档案开放。(newleftreview.org)

1991年后，先前受到限制的档案得以开放，拓展了研究空间，但并未使此前已出版的史料失去价值。区域史、性别史和帝国史进一步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外。莎拉·巴德科克的《革命俄国的政治与民众》（2007年）探讨了外省政治；她对士兵妻子的研究，则关注那些因军人服役及家庭生活中的不满而联系在一起的人，而不是具有单一职业身份的群体。区域研究也将革命重新理解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解体与重组，而不只是首都的权力更迭。这类研究使“工人”“农民”和“士兵”等类别变得更为复杂，因为这些身份可能在同一个人的经历中相互重叠。(history.org.uk)

因此，如何划分历史时期是一种方法论选择。聚焦于1917年二月和十月，会突出君主制的崩溃、相互竞争的政治机构，以及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过程。采用更长的时间跨度，则能将这些事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和国家重建联系起来。彼得·霍尔奎斯特的《发动战争，铸就革命：俄国持续的危机，1914—1921年》（2002年）明确采用了这一框架，考察战时动员如何塑造革命政府。较窄与较宽的时间范围回答的是不同问题：前者厘清政治转折点，后者则揭示行政实践、强制手段及全面战争所提出的要求在不同时期的延续性。(history.org.uk)

公众记忆也取决于呈现革命的媒介。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年）将目击报道与参与者的政治视角结合起来；它作为史料的性质，与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电影《十月》（1928年）不同，后者通过摆拍场景和蒙太奇构建事后解释，而非记录1917年的事件。策划展览同样需要对留存实物进行选择，并将其置于相应背景中。英国图书馆2017年举办的百年纪念展《俄国革命：希望、悲剧、神话》，既关注政治领袖，也突出普通人的经历；策展人介绍，他们通过翻译、设计和日记的音频版本，让观众能够了解日常生活中的体验。这类展示既是后世如何纪念革命的证据，也是呈现革命时期文献的载体。(marxis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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