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是一个经济体中商品和服务的总体价格水平持续上涨的现象。随着价格上涨，一单位货币能够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减少，即其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涉及广泛的价格变动，而非仅仅某一种产品涨价。它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课题之一，通常以价格指数在特定时期内的百分比变化来表示，最常用的时间跨度为一年。
衡量方法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衡量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如何变化，以支出权重将食品、住房、交通和服务等各类价格汇总起来。各国在统计覆盖范围、权重设置和住房价格的处理方式上有所不同。统计机构会定期更新支出模式，并考虑产品质量变化的影响。
如果某个价格指数在一年内从120升至126，则年度通货膨胀率为：
指数的数值水平取决于其基期，而其百分比变化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月度和年度通货膨胀率描述的是不同的时间区间；月度通货膨胀率的年化值是将短期变化推算为全年变化，并不代表实际观测到的全年涨幅。
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由名义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推算而来，涵盖国内生产的最终商品和服务。与消费者价格指数不同，它包括投资品和政府产出，但不直接计入进口。生产者价格指数衡量生产者收到的价格，可帮助追踪上游价格压力。
核心通货膨胀指标旨在识别价格的潜在趋势。一种常见方法是剔除价格波动可能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另一些方法则剔除幅度异常大的价格变动。总体通货膨胀涵盖所有类别。由于各家庭的支出模式不同，这两类指标都无法反映每个家庭的实际感受。
相关概念
通货紧缩是总体价格水平下降。通货膨胀减速是通货膨胀率降低：价格可能仍在上涨，只是涨得更慢。因此，通货膨胀率从8%降至3%，并不意味着此前的价格涨幅已经被逆转。
相对价格变化指的是一种商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化。个别商品短缺可能推高其价格，却不一定引发持续的、遍及整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不过，广泛使用的投入品若大幅涨价，可能同时影响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通货膨胀具有累积效应。如果价格连续两年每年上涨5%，累计涨幅就是10.25%，而非恰好10%。
成因与传导
通货膨胀可能由供给与需求、生产能力、货币状况和预期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引发。
当总支出的增长快于经济体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时，就会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在劳动力和设备利用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旺盛的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可能带来价格压力。
投入成本上升、生产中断、歉收或生产能力下降，都可能引发供给推动型通货膨胀。其持续程度取决于后续的工资调整、支出、预期及政策应对。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增加每单位投入所产生的产出，缓解成本压力。
货币供给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常通过货币数量论来讨论。其广为人知的表达式 将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价格水平和实际产出联系起来。单凭这一会计恒等关系并不能确定因果关系：流通速度、产出、信贷状况和货币需求都可能发生变化。货币扩张若持续快于实际产出增长，可能支撑持续的通货膨胀，但在短期内，货币增长与消费者价格通胀不一定同步变动。
国际贸易使价格变化跨国传导。汇率贬值可能提高以本币计价的进口成本，不过这种传导的程度和速度各不相同。
通货膨胀预期会影响工资谈判、定价和金融合同。预期中的价格上涨可能被纳入反复进行的调整之中。不过，如果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相匹配，就不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
经济影响
当名义收入的增长跟不上物价上涨时，通货膨胀就会降低购买力。其分配效应取决于支出模式、收入调整、资产和负债。如果一个家庭将较大比例的支出用于价格迅速上涨的必需品，其感受到的通货膨胀可能高于公布的平均水平。
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通常有利于承担固定名义债务的借款人，而不利于其债权人，因为偿还款项的购买力低于预期。与指数挂钩的合同和浮动利率会改变这一影响。
高企或难以预测的通货膨胀可能使相对价格信号变得模糊，增加规划难度，并使重新定价更加频繁。以名义金额设定的税收门槛如果不作调整，也可能改变实际税负。
通货膨胀与劳动力市场状况之间的关系，常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来分析。短期关系取决于预期和供给冲击；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稳定且可普遍利用的权衡关系。
恶性通货膨胀指异常迅猛的通货膨胀，通常以月度价格涨幅超过50%作为起点。此类事件可能破坏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并且往往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和货币不稳定。
政策应对
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影响支出、金融状况和预期。提高政策利率通常会抑制借贷和需求，不过政策传导存在长短不一的时滞，也可能暂时降低产出和就业。
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主管当局公布通货膨胀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解释政策决策。许多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将目标设在约2%，但所采用的衡量指标和政策框架有所不同。
财政政策也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影响需求。供给侧措施可能缓解瓶颈，但其效果取决于实施情况和时机。价格管制可以暂时压低统计记录中的价格；当价格上限构成实际约束时，还可能导致短缺、配给或供给减少，却未消除根本的通货膨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