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英文缩写为 CCP,官方英文名称为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缩写为 CPC)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政党。该党于1921年7月成立,领导了革命运动,并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领导地位在中国的国家宪法中得到明确确认,而其自身的党章则规定了组织规则、指导思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archive.ph)
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领导机构、地方各级委员会,以及工作单位和公共机构中的党组织开展活动。其职责涵盖政治领导、人事任命、经济政策制定、军事指挥以及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因此,了解该党的发展历程和组织结构,是理解现代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关键。本文探讨其革命起源、各个执政时期、意识形态、内部机构,以及它与国家和外部世界的关系。(congress.gov)
名称、象征与组织身份
该党的中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繁体字写作“中國共產黨”,汉语拼音为 Zhōngguó Gòngchǎndǎng。中文通常简称“中共”(Zhōnggòng)。其官方英文文件使用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缩写为 CPC;Chinese Communist Party,缩写为 CCP,也是通行的英文译名。两个名称指的是同一个政党,而非不同组织或先后出现的不同组织形态。党章的官方英译本采用“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美国国会研究处则明确指出,CPC和CCP是同一政党的不同名称。(en.wikipedia.org)
中国共产党党徽由锤头和镰刀组成,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2022年10月22日修正的党章第53至55条规定了这些图案,明确党徽党旗是党的象征,并要求党组织和党员维护其尊严,遵守有关制作和使用的规定。它们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象征:宪法第141条规定,国旗为五星红旗;第142条规定,国徽的图案包括天安门、五星、谷穗和齿轮。(english.court.gov.cn)
中共中央于2021年6月2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作出了详细规定。条例规定了五种党旗通用规格,从长96厘米、宽64厘米到长288厘米、宽192厘米不等,长宽比例均为 。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重温入党誓词仪式,以及党内重大庆祝、纪念活动时,必须使用党旗。召开党的全国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时,应当在显著位置悬挂党徽,并在党徽两侧各布置五面红旗。(beijing.gov.cn)
条例还禁止将党徽党旗及其图案用于商标、商业广告、私人活动、个人网络标识以及日常个人用品。不得在党徽党旗上添加文字或图案,不得使用破损或褪色的党徽党旗,也不得倒挂。省级党委组织部门指定具备资质的企业制作党徽党旗,未经批准不得制作。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负责监督有关规定的执行,并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对生产、销售和商业使用进行监管。这些规定既规范仪式场合中的展示,也规范带有党的标识的物品的流通。(beijing.gov.cn)
从制度上看,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作为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同于其政府,尽管三者的领导架构相互交织。宪法设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国务院和法院等机构与职位;第85条明确,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章程、党员、委员会和领导职务。因此,总书记是党内职务,并非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的另一种称谓。党国体制一词描述的是党与国家相互融合的政治关系,并不意味着二者在正式制度上是同一机构:宪法第1条明确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同时,党和国家机构仍保有各自的名称与组织职责。二者都不能等同于中国这个国家或中国人民;中国公民身份与党员身份是两种不同的身份。(congress.gov)
思想起源与建党,1917—1922年
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胜利,为中国激进人士提供了革命政党夺取政权并尝试社会主义改造的范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成为阐释这一范例的重要人物。他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将这场革命视为具有国际意义的历史发展,而非仅仅发生于俄国的事件。1919年,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为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所建立的编辑出版网络,使这些论述得以传播到学生和知识分子之中。(newsen.pku.edu.cn)
五四运动将思想争论与集体政治行动联系起来。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对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处置;此后,抗议活动扩大,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相继发生。这些行动促使激进人士将有组织的工人视为一支政治力量,而不只是社会改革的对象。随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开始将阅读、翻译与组织工人的工作结合起来。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后来在铁路重镇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并通过工人刊物和讲演,在大学之外建立联系。(chinaopensourceobservatory.org)
地方组织的建设与国际援助同步展开。1920年4月,格里戈里·维经斯基抵达中国,先后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在上海会见陈独秀,支持筹建共产党的工作。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任书记;李大钊则领导了同年10月成立的北京组织。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海外华人中也出现了类似组织。读书会、出版物和组织间的联系,帮助分散各地的拥护者逐渐形成政党网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出版,为他们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共同读本。(chinaopensourceobservatory.org)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开幕。13名中国与会者代表全国50余名党员,其中包括毛泽东、董必武、张国焘和李达。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陈独秀和李大钊均未出席。会址引起警方注意后,最后一次会议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租用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了党的名称,通过了第一个纲领,内容包括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同时成立中央局,由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cn.theorychina.org.cn)
7月1日是建党纪念日,并非大会开幕日期。1938年,当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和董必武记得大会是在7月召开的,但无法根据现有资料确定具体日期。毛泽东提议以7月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指示,正式确定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后来的历史研究确认,大会开幕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但沿用的纪念日期并未因此改变。(szrd.gov.cn)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12名代表出席,代表195名党员。大会通过了有别于建党纲领的第一部党章,共六章二十九条,对入党、组织层级、会议、纪律和经费作出规定。申请入党者须经一名党员介绍并获得组织批准;下级组织必须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大会还区分了党的当前纲领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当前纲领是推翻军阀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china.org.cn)
与国民党合作及革命根据地,1923—1936年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这一安排被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留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并非两党合并。两党都致力于实现国家统一、打败地方军阀。苏联援助包括派遣顾问、提供资金和武器,以及开展军事训练。1923年抵华的米哈伊尔·鲍罗廷帮助国民党改组为一个中央集权式政党,而国民党于1924年1月召开的代表大会则正式确立了与共产党的合作。1924年,在苏联支持下成立于广州附近的黄埔军校为革命军培养军官,蒋介石任校长,共产党员参与政治工作。(english.scio.gov.cn)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随着国民革命军向军阀势力推进,共产党组织者动员工会和农民协会配合行动。然而,合作也暴露出双方在工人激进行动、土地占有以及革命运动主导权等问题上的矛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的部队及其盟友袭击了上海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发动了伴随逮捕和杀戮的清党行动。中共起初仍继续与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合作,但这一联盟也在1927年7月终结。接连发生的决裂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瓦解,迫使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并标志着局势开始转向国共内战。(en.wikipedia.org)
中共以武装起义作出回应,而非立即采取统一的农村斗争战略。周恩来、贺龙和叶挺是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起义军随后撤离南昌,并在南下途中遭受失败。同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地区领导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失败后,他率领余部向井冈山撤退。1928年,朱德率部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农村根据地逐渐将武装部队、地方党组织、农民动员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这些根据地提供兵源、粮食、情报,以及供共产党武装开展游击作战的地域。不过,夺取大城市的尝试仍在继续,尤其是在1930年李立三主持工作期间。(en.wikipedia.org)
东南地区最大的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发展起来。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毛泽东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该政权制定土地法和劳动法、征收税款、发行货币,并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地方苏维埃委员会。土地政策依据阶级划分来决定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的范围,而党组织、民政机关与红军之间的关系则引发了有关权限和战略的争论。国民党接连对根据地发动围剿。在1933年开始的第五次围剿中,不断收紧的堡垒封锁网和经济限制削弱了共产党的抵抗能力;领导层采取的阵地防御战略也成为后来批评的焦点。(manifold.uhpress.hawaii.edu)
1934年10月,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撤离江西根据地,开始长征。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于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批评了博古和共产国际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负责的军事指挥。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在军事行动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随后作出的安排由张闻天负责党的总体工作,并让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共同组成军事领导小组。因此,遵义会议是毛泽东领导地位上升的重要一步,而非立即任命他为党的唯一领导人。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红二、红四方面军的相关转移行动则持续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一行动保全了共产党的军事和组织核心,但也造成了严重损失,并使其放弃了在东南地区的主要根据地。(en.theorychina.org.cn)
抗日战争与内战,1937—1949年
中国抗日战争促使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结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于1937年9月正式公开确立。共产党军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但仍保留自身的领导体系和党组织。这一安排使共产党军队获得合法地位和发展壮大的机会,却未能解决双方在地区管辖权和军事指挥权上的分歧。共产党部队在日军后方建立根据地,将游击作战与农村地区的征兵和政治组织工作结合起来。双方的合作逐渐让位于武装对抗: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皖南袭击并击败新四军军部纵队,使这一联盟受到严重冲击。(nippon.com)
共产党军队的作战既包括袭击交通线和孤立据点,也包括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1940年的百团大战以华北日军控制的铁路、基础设施和据点为目标;随后日军展开的反游击作战给共产党根据地造成了大规模破坏。部队能否生存,部分取决于村级组织、地方情报、民兵,以及粮食和劳动力的动员。因此,战时扩张不仅涉及招募士兵,也包括建立农村行政体系。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按官方公布的数据,代表了121万名党员。(nippon.com)
位于陕北的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干部培训、政治教育和思想理论建设的中心。延安整风运动于1942年发起,持续至1945年,将有组织的学习与批评、自我批评以及党员政治历史审查相结合。运动中还存在强制性调查,以及迫使人们承认所谓政治不忠行为的做法。面对党内对党的历史和革命战略的不同解释,这场运动巩固了毛泽东的权威。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修订后的党章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en.wikipedia.org)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开始争夺原日军控制区,尤其是华北和满洲地区。美国飞机将国民党军队运送到战略要地,而苏联对满洲的占领则为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建立阵地创造了机会。1945年,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举行谈判,随后美国特使乔治·C.马歇尔试图通过调停达成政治和军事解决方案。但双方在军队控制权和战后政府组成问题上的分歧始终未能解决。到1946年中期,谈判未能阻止全面内战再度爆发。(history.state.gov)
1947至1948年间,军事力量对比逐渐向共产党一方倾斜。共产党军队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日益按照大规模常规战役的需要进行整编,将战场行动与农村动员及重新分配土地的承诺相结合。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行政腐败和民众支持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其军事困境。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间进行的三大战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东北地区的辽沈战役、徐州周边的淮海战役,以及北平—天津地区的平津战役。这些胜利歼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团,或促使其投降,为继续向南推进打开了道路。(cdn.nationalarchives.gov.uk)
1949年4月,共产党军队渡过长江,并于4月23日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军事推进仍在继续,到年底,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已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并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继续存在;因此,这一宣告标志着新的大陆政府成立,而非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结束冲突。(en.wikipedia.org)
党国体制的建立,1949—1956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并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兼任外交部长。这些机构最初吸纳了其他政党的代表和无党派人士,而共产党领导层则主导了从战时行政体制向全国性政府的过渡。随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9月20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确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毛泽东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党和国家的职务在形式上有所区分,但这种交叉任职使党的高级领导人同时掌握了主要国家机构的领导权。(china.org.cn)
土地改革将农村所有制的革命性变革扩展到新近纳入治理的地区。《土地改革法》于1950年6月28日通过、6月30日公布,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并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粮食和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土地重新分配最初确立的是农民所有制,而非集体所有制。政权的巩固也通过群众运动推进。镇压反革命运动通过公开控诉、群众审判、监禁和处决,打击被认定为新政权敌人的人。思想改造要求大学教师、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参加政治学习、进行自我批评,并公开作出检讨。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针对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五反”运动则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中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在政府合同中弄虚作假以及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些运动使行政人员、专业群体和私营企业受到更为严格的政治审查。(hnsjw.gov.cn)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使军事动员与国内重建同时展开。1950年10月,在联合国军向中国东北边境推进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进入朝鲜,与朝鲜军队并肩作战,对抗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这场冲突也压缩了新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选择空间:1951年,联合国建议对运往中国的武器和战略物资实行禁运。1953年7月27日签署的停战协定要求联合国军、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止敌对行动;这是一项军事协定,而非最终的和平解决方案。(countrystudies.us)
涵盖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动经济政策转向苏联式的工业化和计划经济。该计划在周恩来和陈云的主持下编制,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方向,并在开始实施后,于1955年7月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苏联的援助提供了技术设计、设备和专业知识。计划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为核心,涵盖煤炭、电力、钢铁、石油加工和机械制造等领域,其中包括鞍山的工业设施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些投资着重建立资本品的生产能力,而非主要集中于消费品工业。(chinacoop.gov.cn)
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改变了投资重点,也改变了所有制结构。农业组织形式从互助组发展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者仍保留部分按入社土地分配报酬的方式;随后又发展为高级合作社,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转为集体财产。到1956年,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其中约1.0742亿户加入了高级合作社。在工商业领域,经济压力与激励措施促使私营业主将企业出售给国家,或实行由国家控制的公私合营。手工业生产者也被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党的官方历史叙述将1956年确定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一年;此后,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经济的主要制度形式。(documents1.worldbank.org)
政治运动与文化大革命,1957—1976年
百花齐放运动于1956年发起,并于1957年春扩大,鼓励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批评官僚主义及党的执政工作中的缺点。毛泽东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批评的范围从行政工作中的弊端,扩大到党的政治特权及其对思想文化生活的控制。1957年6月,领导层改变方向,发动了反右运动。此前运动中征集的意见,成为将批评者划为“右派”的依据。知识分子、官员和党员遭到撤职、降职、开除或被强制参加劳动。这一转向缩小了大学、文化机构和党政机关内允许批评的空间。党在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后来承认,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提出正当批评的人也遭到了错误打击。(countrystudies.us)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试图通过群众动员,实现工农业的快速发展,而不是主要依靠专业化管理和投资规划。这场运动进一步推进了此前数年开展的集体化。到1958年秋,约75万个农业合作社已合并为约23,500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将农业生产与地方工业、行政管理、学校教育和民兵组织结合起来;公共食堂和统一调配劳动力进一步削弱了家庭的自主权。土法炼铁炉和大型建设项目耗用了大量劳动力与资源,虚报的收成则扭曲了经济规划。农业减产和粮食过度征购共同促成了1959—1961年的饥荒。孟昕、钱楠筠和皮埃尔·亚雷德的研究指出,僵化的征购配额未能根据实际收成作出充分调整,是导致农村社区缺粮的重要机制。(countrystudies.us)
纠正这些政策的努力受到新一轮政治运动的制约。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期间,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了大跃进中的问题。毛泽东将他的意见视为政治挑战;彭德怀被撤职,由林彪接任,随后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1961年,在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等领导人主持下,开始了更大范围的经济调整。公社体制内较小的生产单位重新获得更多职责,工业政策也重新强调切合实际的计划和管理者的权威。然而,毛泽东仍担任党的主席,并日益反对他认为会削弱社会主义方向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次强调思想整顿和阶级斗争,此后,对党的组织机构的攻击进一步扩大。(countrystudies.us)
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开始,矛头指向党内及其他机构中被指为资产阶级代表的人物。《五一六通知》和中央委员会8月通过的决定为这场运动确立了政治框架。毛泽东鼓励红卫兵和其他造反组织挑战既有权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影响力则不断扩大,削弱了党的常设机构的作用。中央书记处停止运作,官员遭到公开批斗和撤职,派别冲突扰乱了行政管理与教育。从1967年起,由军队人员、部分干部和群众运动积极分子的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取代了许多原有的地方权力机构。刘少奇于1968年被开除党籍,1969年在关押中去世;邓小平被撤去领导职务。军队介入遏制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但也扩大了军队在地方行政管理中的作用。(china.usc.edu)
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启动了组织重建,同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在党章中将林彪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1971年9月,林彪在蒙古的一次飞机失事中死亡,引发了又一次领导层动荡。周恩来支持有经验的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包括邓小平于1973年复出,但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冲突仍在继续,这四人被合称为“四人帮”。邓小平于1975年开展整顿,随后再次遭到批判,并于1976年4月被撤职。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10月6日,华国锋与支持他的高层领导人安排逮捕了“四人帮”,这一事件通常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china.usc.edu)
改革与领导层更迭,1976—2012年
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后,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并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10月6日,华国锋及其盟友逮捕了“四人帮”,结束了他们对中央领导层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罢黜的邓小平于1977年7月重返高级领导岗位,并逐渐取代华国锋,成为主要的政治决策者,但他从未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或总书记。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现代化。这一转变为中国经济改革及对外开放提供了政治依据:农业激励措施、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引进外资,都是在此后的试验和决策中逐步形成的,而非全会一次性通过某项全面改革的结果。(perspective.usherbrooke.ca)
制度重建包括为在此前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的干部平反,以及恢复党的日常管理工作。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历史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认定毛泽东对其重大错误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坚持认为他的功绩大于错误,并继续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由此,决议为否定某些具体政策、而不否定党的革命合法性确立了官方依据。华国锋于1980年将国务院总理职务交给赵紫阳,1981年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交给胡耀邦。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取消了中央主席职务,使总书记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并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为老干部提供过渡性安排。邓小平同时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china.usc.edu)
领导层交接仍易受到政治冲突的影响。学生示威后,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免去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接任。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引发群众悼念集会,随后发展为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诉求包括打击腐败和扩大政治开放。赵紫阳主张对话,其他一些领导人则支持采取强制措施。5月20日,北京部分地区宣布实行戒严。6月3日至4日夜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市中心,对平民使用致命武力,并清空广场。赵紫阳被撤去职务,中央委员会于6月24日选举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为总书记。这些事件既以军事手段镇压了抗议运动,也导致党的文职高层领导人更换。(archive.ph)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期间到访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再次推动经济改革。他的讲话支持加快发展,并反驳了对市场化试验的异议。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11月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决定则提出了更为详细的制度方案。在江泽民领导下,党还扩大了党员发展范围。他在2001年7月1日的讲话中支持吸收非国有部门中符合条件的人士入党,其中包括私营企业主。200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明确将符合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成员纳入其中,使正式的党员发展范围超出了此前列举的职业类别,同时保留了入党的政治要求和组织要求。(keywords.china.org.cn)
胡锦涛于2002年11月15日接替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但江泽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直至2004年9月19日,因此文职与军职的交接分两个阶段完成。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后,胡锦涛连任总书记。在他领导期间,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强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他的任期持续至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届时选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china.org.cn)
2012年以来的领导层与机构变革
2012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层,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同时出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分别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和张高丽。十九大闭幕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0月25日再次选举习近平为总书记。此前一天,大会已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us.china-embassy.gov.cn)
这一时期,中央协调机构的职责得到扩展。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跨机构统筹协调、推进落实和监督;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旨在加强对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些安排将跨部门事务纳入党中央机构的职责范围,而不再仅由各部委或国务院负责协调。(in.china-embassy.gov.cn)
2018年3月21日公布的机构改革方案,将全面深化改革、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财经、外事领域的四个中央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委员会,负责相关领域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落实督促。方案还新设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中央审计委员会,其办公室分别设在司法部和审计署。此外,方案将公务员管理职责划归中央组织部,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职责划归中央宣传部,宗教及侨务管理职责划归中央统战部。一些国家机构在组织上并入党的部门后,仍保留原有名称。另外,2018年3月11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这一修改涉及国家职务,而非党的总书记职务。(mofcom.gov.cn)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1年11月11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一官方历史论述重申了1945年和1981年两份历史决议的结论,同时以大量篇幅论述2012年以来的发展。决议确立了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些表述将决议的历史叙述与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要求联系起来。(english.www.gov.cn)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并批准党章修正案后,于2022年10月22日闭幕。10月23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习近平为总书记,使其连续第三届担任这一职务,并再次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选举产生了由24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以及由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和李希七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一正式程序区分了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随后选举最高领导层两个环节。(en.wikipedia.org)
2023年3月16日公布的又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统筹金融稳定和发展;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负责金融系统党的工作;并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方案还组建了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导信访和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并指导特定企业、协会及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在国务院原有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作为党中央办事机构,同时保留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名称。(english.www.gov.cn)
指导思想与政治理念
2022年10月22日修订的党章确立了六项行动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章将这些思想表述为马克思主义框架内一脉相承的发展成果,而非相互排斥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党所阐述的历史发展观,以及从资本主义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党章同时强调,必须将其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些表述既宣示了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也为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政策提供了依据。(english.court.gov.cn)
毛泽东思想在官方定义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涵盖有关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与经验。其革命实践包括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不是简单照搬俄国革命的进程。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党的2021年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三个核心方法论要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群众路线是指汇集群众的意见和经验,将其综合形成政策,再将政策交给群众贯彻执行的过程。官方阐释将毛泽东思想视为党的集体智慧,而非毛泽东个人的每一句话或每一项决定。(english.scio.gov.cn)
邓小平理论回答的是改革与现代化条件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理论与邓小平密切相关,强调发展生产力,并根据中国的发展水平调整制度。邓小平在1982年9月的党代会讲话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即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1997年9月,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章中的指导思想。与之相应的经济框架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因此,市场被视为既定社会主义框架内的工具,而非足以证明某种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依据。(keywords.china.org.cn)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党应当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思想于2002年11月被确立为指导思想,回应了经济社会变革中党的代表作用和组织建设问题。与胡锦涛密切相关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主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于2007年10月写入党章,并于2012年11月被确立为指导思想。(english.scio.gov.cn)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于2017年10月24日被写入党章,成为党的行动指南。其政策体系包括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以及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一思想将党的领导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017年的党章修正案还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重新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使理论上对发展重点的界定不再仅限于生产不足问题。(english.www.gov.cn)
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将中国所宣示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其尚未完成现代化的现实区分开来。大会预计,从20世纪50年代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在这一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章将这些特定阶段的任务与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区分开来,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实现。因此,当前的纲领着眼于现代化和制度建设,而不是宣称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建成。(china.org.cn)
党章与组织原则
党章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框架、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纪律的基本依据。2019年8月30日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明确,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党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同:前者规范党的组织,后者确立国家的宪法秩序。国家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修改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党内法规另行明确,党的活动必须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cnipa.gov.cn)
党章第二十条规定,修改党章的职权属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2022年10月22日通过的党章修订体现了修订前的准备程序:中央领导层向各地区、各部门征求建议,下发草案征求意见,并将先后形成的版本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审议。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五次座谈会,听取地方、军队和中央军委高级干部的意见。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批准将草案提交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进行讨论后,大会主席团作出最后修改,再由大会通过。这一过程区分了中央层面的准备和征求意见工作与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修改党章的职权。(english.court.gov.cn)
民主集中制将党内讨论与具有约束力的组织层级关系相结合。党章第十条规定了四种服从关系: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的委员会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须经集体讨论、由会议决定,委员会成员则按照决定落实分工。第十一条规定,党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的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也可以先进行差额预选;选举人可以询问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候选人,不选名单上的候选人,或另选他人。这些是党内选举,而非国家公职选举。(saac.gov.cn)
已经通过的决定,即使存在不同意见,仍具有约束力。根据第十六条,下级组织可以请求上级组织重新考虑其决定,但如果上级组织坚持原决定,下级组织就必须执行;如仍有异议,可以向更上一级组织报告,而不得公开发表。第十七条规定,决定重大问题必须进行表决;当意见分歧较大、双方人数接近时,除紧急情况下必须采取行动外,应暂缓作出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第三条规定的党员义务包括政治学习、执行党的决定、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以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english.court.gov.cn)
第四条规定,党员有权参与讨论和选举,批评党的组织和党员,在纪律处分审议中为自己申辩,并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申诉或控告。党员对决议有不同意见时,可以在执行决议的同时保留意见,并向上级组织反映。2021年1月4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五章五十二条进一步细化了这些保障,涵盖十三类权利。条例要求批评和检举通过党组织进行,禁止歪曲事实,并明确各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保障党员权利的责任。其责任追究条款既针对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也针对不正当行使党员权利的行为。(english.court.gov.cn)
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央领导机构
全国代表大会通常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级党组织提出要求时,可以提前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可以延期举行。代表通过党组织选举产生,而非通过全国性的公众选举产生。2022年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2,296名代表由38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代表遴选包括基层提名、组织考察和投票等环节,党组织须对各个环节进行把关。当选代表中有女性619名,少数民族代表264名,来自40个少数民族。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随后对代表资格进行了审查。(english.court.gov.cn)
全国代表大会审查上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修改党章,并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职责兼具政策授权与组织换届的作用:大会批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但不直接选举总书记或中央政治局。2022年10月22日,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05名委员和17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以及由133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上一届两个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党章修改的决议。两个委员会的名额由每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并非由党章永久固定。(english.court.gov.cn)
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党的工作,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与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周期相对应。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简称“全会”,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报告工作。候补委员为委员出缺时提供递补机制,按当选时得票多少依次递补。全会也作出重大政策决定: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议。因此,按届次和次数编号的中央全会,是某一届中央委员会任期内召开的会议,而不是又一次全国代表大会。(english.court.gov.cn)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总书记。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2022年10月23日,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2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和李希。同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总书记,并通过了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的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而非与二者地位相当、另行选举产生的领导层级。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这些职能体现了中央委员会、规模较小的中央领导机构,以及为其提供支持的执行机构之间的区别。(english.court.gov.cn)
总书记职务不同于过去的中共中央主席职务。1982年党章取消了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这一党内职务在制度上也与国家职务相互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则由国家主席提名,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人选。当选总书记本身并不意味着同时获得这两个国家职务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属于不同的组织体系,进行的选举也各不相同,即使其领导职务由同一人兼任,也不改变这一点。(govinfo.gov)
地方组织与基层组织
地方组织包括省、自治区以及北京、上海等直辖市的省级委员会;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地级委员会;以及县、旗、自治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县级委员会。按照党章,这些组织正式归类为党的“地方组织”,其代表大会和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地委,即地区委员会,地位有所不同:它是省或自治区委员会派出的代表机关,行使派出它的委员会授予的职权,而不属于上述经选举产生的同类地方委员会。(english.court.gov.cn)
各地方委员会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和本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本地区工作,并向上级报告。省级委员会在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地级和县级委员会通常向上一级地方委员会报告。2015年12月25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要求,地方委员会每年向上一级委员会作一次全面工作报告,对重要决定作专题报告,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或重大问题及时请示报告。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书记和副书记,并报上级批准;常务委员会在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处理日常工作。条例规定,省级委员会的常委一般为11至13人,市、县级委员会的常委一般为9至11人,经批准可有例外。地方委员会既向同级党代表大会负责,也向上级委员会负责。(zzb.wuxi.gov.cn)
在县级以下,乡镇党委属于党的基层组织,而不属于党章规定的地方组织。街道党组织以及村、社区党组织同样在基层开展工作。基层组织分为三种形式: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和党支部。其设立取决于党员人数、工作需要和上级批准;基层委员会可由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则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地方基层党组织领导本地区工作,同时支持行政机构和居民、村民自治组织履行职能。(english.court.gov.cn) 农村基层组织相关条例规定了具体的层级关系:乡镇党委每届任期五年,村党组织向乡镇党委报告工作。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村设立党支部;党员人数超过50人的村可设立党总支,党员人数达到100人的村,经县级党委批准,可设立基层党委。规模较小的村可与邻村成立联合党支部。(jw.wuxing.gov.cn)
基层组织也覆盖各类工作单位和机构,包括企业、教育机构、医院、科研院所和政府机关。2018年10月28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符合条件且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单位应当成立党支部,每个党支部的党员人数一般不超过50人。正式党员不足三人的单位可成立联合党支部,覆盖单位一般不超过五个。成立党支部通常由有关单位向乡镇、街道或所在单位的基层党委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召开党员大会进行选举。党支部组织政治学习、党员管理和监督,并贯彻执行党的决定。其职能因所在单位的性质而异:社区党支部协调社区工作,企业党支部则在工作单位内组织党的活动,而不具有地方管辖权。(yndzj.gov.cn)
相比之下,党组是在非党组织的机构中设立的领导机构,而不是由该机构党员组成的普通党支部。2019年4月6日起施行的修订版党组工作条例规定,可在县级及以上政府、立法机关常务委员会、法院、检察院和政府部门等机构中设立党组。党组成员一般为三至七人,由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选定,而非由所在单位的党员选举产生。党组讨论和决定本机构的重大决策、人事事项以及党建职责,并向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负责。因此,地方委员会领导一个辖区,基层党支部在社区或工作单位中组织党员,党组则在机构的领导班子中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组与普通基层党组织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机构内。(xinhuanet.com)
党员、发展党员与干部管理
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公民,包括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凡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承担组织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均可申请入党。发展党员实行个别考察,而非自动吸纳。根据2026年4月2日修订、5月11日发布的发展党员工作规则,申请人须向相应的工作单位、学校或居住地党组织提交书面申请,党组织须在一个月内安排谈话。经选定的申请人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由指定的培养联系人负责培养,并接受至少一年的教育和考察,之后方可考虑将其列为发展对象。政治审查考察其行为表现、政治历史、对党的政策的态度,以及相关家庭和社会关系。发展对象通常须接受不少于三天或二十四学时的集中培训。(english.court.gov.cn)
接收入党须有两名正式党员作为入党介绍人,经支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并报有审批权限的上级党委批准。新入党者随后进入为期一年的预备期。预备党员须履行党员义务,但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转为正式党员须再次经支部作出决定,并报上级批准。预备期可延长一次,延长期限为六至十二个月;不符合条件者则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党员可以自愿退党;无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组织活动、不缴纳党费或不完成所分配的工作,按自行脱党处理。开除党籍则是另一种纪律处分。党费实行分类缴纳标准:工资收入者按规定范围内的税后经常性收入的0.5%至2%缴纳,学生及部分低收入群体通常每月缴纳0.2元;经济困难者经批准可减缴或免缴党费。(english.court.gov.cn)
中央组织部于2026年6月30日发布的统计公报记载,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党员总数为10128.6万人,约合1.0129亿人,全年净增101.5万人。其中,女党员3191.4万人,占31.5%;少数民族党员787.8万人,占7.8%;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占59%。六十一岁及以上党员为2991.4万人。按职业分类,农牧渔民2606.8万人,工人671.8万人,专业技术人员1669.2万人,管理人员1186.2万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42.9万人,学生253.7万人,离退休人员2208.2万人。这些分类表明,党员身份并不等同于公职身份。2025年共发展党员208.6万人,其中三十五岁及以下者占84%,女性占46.5%。(12371.cn)
中央组织部及地方党委的相应组织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发展党员、人事管理和干部培训。2021年的《组织工作条例》规定,这些部门承担统一管理干部和公务员管理的职责。干部任免权限通过划归特定党委管理的职务名单加以分配,这一制度通常称为职务名称表制度。2019年的干部选拔任用规定要求,在有关党委的权限范围内开展组织考察、征求意见、集体讨论并作出决定。考察人员审查人事档案、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纪检监察机关意见,以及经查证属实的举报。对于须经国家任命或选举程序产生的职位,党组织推荐与正式的法定任命或选举行为有所区分。(beijing.gov.cn)
干部考核将政治标准与能力、勤勉程度、工作实绩和廉洁表现相结合。2019年的考核规定设有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专项考核和任期考核;年度考核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其结果影响奖励、晋升、整改或降职。干部培训通过党校和行政学院开展,内容兼顾政治理论、党史与纪律,以及实际施政能力。例如,云南省委党校在2025年为乡镇、街道党组织书记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内容包括理论学习、党史教育和履职能力培养。此类培训旨在培养干部人才,本身并不授予党员身份或公职。(spp.gov.cn)
纪律、巡视与监察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纪委)是党内主要监督机关,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监督党章、党内法规和党的决定的遵守与执行情况。省、市、县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实行双重领导,即接受同级党委和上一级纪委的领导。党的基层委员会可以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或指定纪律检查委员;一般党支部设有纪律检查委员。这些机构受理举报,检查违纪行为,作出或建议给予处分,并受理申诉。常驻派驻纪检组还对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实施监督。(english.court.gov.cn)
党的纪律不仅涉及经济腐败,还分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六类。正式纪律处分有五种: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其间党员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纪律处分决定必须以查明的事实为依据,党员有权申辩和申诉。这些处分属于组织处分,而非刑事判决:开除党籍既不意味着认定刑事犯罪,也不能单独作为监禁的法律依据。中央委员会于2023年12月发布修订后的纪律处分条例,并于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学习该条例的活动。(english.court.gov.cn)
巡视不同于对个别违纪案件的调查。根据2024年修订的巡视工作条例,巡视组检查下级党组织贯彻落实中央决策、履行领导责任、选人用人和遵守纪律等方面的情况。工作方式包括谈话、受理举报、查阅文件和会议记录、核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以及开展问卷调查或专项检查。巡视组报告发现的问题,并将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移交有关责任机关处理;巡视组本身不开展执纪审查,也不代替被巡视党组织开展日常工作。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须落实整改,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则按照各自职责监督后续落实情况。市、县党委开展相应的地方监督检查,称为“巡察”。(cppcc.gov.cn)
习近平于2012年11月出任总书记后,反腐败执纪执法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既针对高级官员,也针对基层人员;他在2013年1月22日的讲话中将两者分别称为“老虎”和“苍蝇”。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高层案件涉及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2015年6月1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其无期徒刑。纪检监察统计所涵盖的范围比腐败犯罪定罪更广:有关部门公布,2024年共处分88.9万人,其中党纪处分68万人、政务处分27万人。这两类人数存在重叠,因为同一人可能同时受到两种处分。(chinastory.cn)
2018年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家监委)的成立,将党的纪律执行与重组后的国家监察体系衔接起来。《监察法》于3月20日通过,国家监委于3月23日挂牌成立。中央纪委与国家监委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省、市、县各级也实行相应安排。不过,两者的管辖范围仍有区别。党纪适用于党组织和党员,而国家监察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不论其是否为党员,包括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相关管理人员。(ccdi.gov.cn)
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违法行为和涉嫌职务犯罪,并可给予政务处分。《监察法》还规定了调查权限,包括留置,这是一种不同于党纪处分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刑事处罚则须经法院审判程序作出。因此,合署办公并未消除党内纪律审查、国家监察调查和刑事审判之间的区别。2024年12月25日通过的《监察法》修正案于2025年6月1日起施行,对监察程序和权限的法律框架作了修订。(en.npc.gov.cn.cdurl.cn)
与国家机构和法律的关系
国家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规定于2018年3月11日写入宪法。第五条同时要求各政党遵守宪法和法律,并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些条款在宪法层面确认了党的领导,同时明确规定政党必须履行法律义务。(en.npc.gov.cn.cdurl.cn)
根据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对全国人大负责;在全国人大每年举行的会议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党的建议通过这些机构的程序转化为相应的国家法律形式。例如,2018年,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这些建议于2月25日公布,随后全国人大于3月11日通过宪法修正案。(english.www.gov.cn)
党政职务的兼任将党的领导与国家行政管理联系起来,但并不意味着这些职务在法律上等同。2023年3月11日,全国人大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提名,决定李强为国务院总理;随后,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正式任命李强。李强同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党组书记。这种职务组合使同一名官员同时参与党的中央领导、政府内部党组织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但总理任命仍须履行规定的国家程序。(english.www.gov.cn)
2023年3月24日公布的《国务院工作规则》规定了落实这一关系的行政渠道。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需要提请党中央审议的重大事项、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以及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指导方针。向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以及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和命令,均须由总理签署。因此,党的审议可以先于立法或行政行动:2024年2月2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稿,之后国务院才将其提交全国人大审议。(english.www.gov.cn)
党通过中央政法委员会、相应的地方政法委员会以及有关国家机构中的党组,对政法系统进行统筹协调。2019年1月13日起施行的党内法规涵盖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这些法规赋予政法委员会跨部门协调、改革、队伍建设和监督政策落实等职责,同时要求就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并允许相关机构的党组研究影响政治安全或社会稳定的重大案件,制定依法处理的原则和措施。(nea.gov.cn)
宪法规定的各项职权仍有明确区分:法院行使审判权,而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和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法院和检察院分别依法独立行使各自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019年的党内法规既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也确认应当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职能;同时,还要求记录并报告官员干预司法活动或具体案件的情况。这些是针对不同机构作出的制度规定,并不意味着政法委员会成为法院或检察院。(english.www.gov.cn)
军事领导与安全协调
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通过一个在制度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相区别的机构,对武装力量实施领导。2022年10月修订的党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并实行主席负责制。国家宪法第九十三至九十四条规定,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实行主席负责制,每届任期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相同,均为五年。全国人大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根据主席的提名决定其他组成人员;主席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这些规定体现的是党和国家各自的任命程序,而非相互竞争的军事指挥体系。(english.court.gov.cn)
军事指挥体系以中央军委为核心,而非以国务院领导下的国防机构层级为核心。习近平领导下于2015至2016年启动的改革,将四个总部改组为中央军委的15个职能部门,并将七大军区调整为五大战区。2019年7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将改革后的职责分工概括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在这一架构中,联合参谋部负责作战筹划、联合训练和战备工作,政治工作部负责政治组织和干部人事工作。主席负责制适用于这一体系的最高层;下属军事组织则实行党委集体领导。(english.scio.gov.cn)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党委、政治委员和专门的政治工作干部将军队管理与党的领导联系起来。党章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包括规定军队中党的组织体制。在部队层面,党委作出重大决策,军事主官和政治委员按照各自职责组织实施。政治委员通常担任党委书记,军事主官担任副书记;政治委员与军事主官地位平等,并非仅仅是附属于军事指挥机关的顾问。政治工作涵盖思想教育、干部人事管理、纪律、士气以及党的指示的传达。军队纪检机构则为监督党员提供了另一条组织渠道。(english.court.gov.cn)
军事指挥应与党对非军事安全机构及政法机构的协调相区分。2019年1月出台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列为主要政法机构。中央政法委员会负责协调这一领域的工作,涵盖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它并非解放军的作战指挥机关。职责范围更广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则负责跨领域协调安全政策。在习近平主持的2023年5月30日会议上,该委员会审议了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公众教育等事项,体现了其战略协调作用,这与指挥军事部队有所不同。(nx.jcy.gov.cn)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体现了指挥权与国内安全职能如何相互交叠而又不完全等同。自2018年1月1日起,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的领导指挥体制,取代了此前涉及国务院的双重领导安排。不过,武警仍承担国内安全和反恐任务,并在特定执法行动中为民事机关提供支持。因此,即使武警与普通公安机关都参与维护公共秩序,两者的军事指挥隶属关系仍然不同。(m.ccdi.gov.cn)
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确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优先事项,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则通过决议,将这些优先事项转化为改革方案和规划建议。习近平在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了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乡村振兴、社会保障和绿色发展。中央协调机构负责处理涉及多个部委的政策事务:2018年3月的机构改革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强化了其决策、规划和协调职能。这些党的机构负责确立政治方向,而非取代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的行政职责。(app.www.gov.cn)
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集中计划体制相比,政策框架已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扩大了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范围、企业自主权和外资准入,逐步增强了价格与商业激励的作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再仅是基础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表述并不意味着放弃公有制或党的领导:2022年党章既支持公有制经济,也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english.www.gov.cn)
五年规划将党的优先事项与国家发展计划衔接起来。例如,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于2020年10月29日通过了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建议;随后,国务院编制了规划纲要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21年3月11日批准了该纲要。这份涵盖2021—2025年的规划综合了产业、科技、环境和社会目标,而不是为整个经济体系规定生产配额。其目标包括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以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和18%。这些都是规划目标,而非对已取得成果的陈述。(english.www.gov.cn)
在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被纳入公司治理。党章规定,企业党委或党组负责把握政治方向、落实党的政策,并依照有关规定讨论企业重大事项。党章还要求基层党组织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一部共41条、于2019年12月30日起施行的试行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组织设置以及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章规定了不同的职责:党组织贯彻党的政策,促进企业遵守国家法律,领导所属群众组织,并维护合法权益。这些规定区分了企业内部的党组织与企业所有权。(english.court.gov.cn)
环境与社会问题也通过经济政策制定机构统筹协调。在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将“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联系起来,强调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社会政策议程,同时将污染治理和低碳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联系起来。2024年7月18日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延续了这一跨领域统筹思路:全会公报要求协调推进经济治理、城乡发展、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改革,并在所阐明的政策框架中保留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两方面的作用。(english.scio.gov.cn)
宣传、政治教育与历史记忆
中央委员会的宣传部负责统筹意识形态工作、政治宣传、新闻出版和文化传播;其英文名称也有不同译法。其职责既包括传播党的理论,也包括领导制作公共信息和文化内容的机构。2018年3月的机构改革将国务院所属行政机构的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职能划归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和国家电影局牌子,承担出版内容监管、版权管理、出版物进口、电影内容审查,以及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监管等职责。广播电视管理在机构设置上仍归属国务院。2019年8月公布的党内宣传工作条例要求各级组织贯彻中央决策,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dangjian.people.com.cn)
政治教育既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开展,也通过面向公众的传播进行。2017年1月30日发布的规则将党委和党组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化。中心组主要由领导班子成员组成,党委书记对学习安排负主要责任。规则规定以集体研讨为主要形式,辅以个人自学和专题调研,并要求制定年度学习计划、做好学习记录和报送学习情况。规定的学习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决策和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以及与干部职责相关的知识。这一制度提供了一种机制,将中央认可的理论转化为领导机构内部经常开展的活动,而非完全依赖阶段性的集中运动。(12371.cn)
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刊载领导人讲话、政策报道和社论,《求是》则是理论刊物。数字传播使这些功能不再局限于纸质出版物。2019年1月1日上线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设有网站和移动应用,将政治学习材料与期刊、课程、图书、电影及其他文化资源汇集在一起。平台上线时,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指出,展示习近平关于改革、治国理政、外交和国防的思想是平台的核心宗旨之一。有关该平台的研究记述了答题测验、学习积分、每日学习进度记录和小组排名等功能:这些功能将政治信息的获取与可量化的学习活动参与情况联系起来。(en.wikipedia.org)
历史决议确立了党对以往领导决策和政治经验的权威解释。第一份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于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回顾了党自成立以来的历史,尤其着重审视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领导层的错误。其结论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巩固了全党对毛泽东政治路线的共识。因此,这份决议主要是对革命战略和党内领导层争议的评判,而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历史的总结。(theory.people.com.cn)
第二份决议于1981年6月27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重点总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同时也回顾了此前的革命岁月。它为1978年12月开始的政策转变之后重新评价毛泽东时代提供了官方框架。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认定毛泽东对其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并批评了集体领导的削弱和个人崇拜的发展。同时,决议坚持认为毛泽东的功绩大于过失,并将毛泽东思想与其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在维护这一理论地位的同时,支持将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china.usc.edu)
第三份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于2021年11月11日由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其范围涵盖从1921年建党到建党百年的历史,围绕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2012年开始的时期展开。与此前两份决议侧重解决历史争议不同,这份决议突出成就和官方总结的十条历史经验。它明确保留了1945年和1981年决议的基本结论,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同时用大量篇幅论述2012年之后的领导工作,并确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及其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些判断构成的是党所认可的历史叙事,而非独立的学术评价。(theory.people.com.cn)
统一战线与相关组织
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部门,负责协调党同部分党外组织及有影响力人士的关系。2020年12月颁布、2021年1月公布的修订版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规定其承担政策研究、跨部门协调、联络以及发现和培养党外代表人士等职责。其职责还包括与其他部门合作,推荐党外代表人士担任公职。统一战线工作由各级党委领导,因此,其范围并不限于中央统战部的工作。条例列明的工作对象包括党外知识分子、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留学人员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等。(beijing.gov.cn)
相比之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其他政党、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协商组织。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通过会议、提案、调查研究和报告等形式开展。政协不是立法机关:其监督采取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的形式,而非通过立法表决或司法强制执行。政协委员通过协商产生,而非由全国性的普选产生。2023年组成的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设有34个界别,包括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科学技术界、工商联界,以及新设立的环境资源界。王沪宁主持了该届全国委员会的首次年度会议,会议于2023年3月11日闭幕。因此,统战部负责协调党面向党外各界的工作,而政协则提供了一个制度化平台,让其中许多群体参与其中。(en.cppcc.gov.cn)
另有八个获认可的政党参与这一体制,官方称其为“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它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与协商和国家事务,而不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目标。其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及公共机构中任职。协商内容可以涉及拟议中的立法、重大政策和高级职务人选。“无党派人士”是一个有明确制度定义的类别,主要指有影响力、有参政议政意愿和能力的知识分子,并非泛指所有没有加入政党的人。(english.www.gov.cn)
成立于1922年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则有所不同:党章将其规定为党领导下的助手和后备军。入团年龄通常为14至28周岁,团支部开展政治教育、组织活动,并推荐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团员身份本身并不意味着具有党员身份。中国共产党还领导工会、妇联等主要人民团体。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全国性组织代表特定职业或社会群体,并在政协中拥有代表。这些组织属于党领导下更广泛的组织体系,但并非全都是统战部的下属机构。(english.www.gov.cn)
2018年3月的机构改革强化了统战部在民族、宗教和侨务方面的职责。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并入统战部,对外保留原有牌子。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但由统战部统一领导。改革赋予统战部协调民族政策事务、宗教行政管理,以及联系海外社团和代表人士等职责,其中包括文化交流和华文教育。改革还将特定的海外社团联络职责划归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这些安排将党的协调工作、行政职责和组织联络工作结合起来,但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群体、宗教群体或海外华侨华人群体本身成为了党组织。(app.www.gov.cn)
国际政党关系与外交政策协调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国际联系通过共产国际开展,其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正式表决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兼具意识形态合作和国家间同盟的性质,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确立了这一同盟。此后,这些关系逐渐恶化。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56年批判约瑟夫·斯大林,以及双方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促成了中苏分裂。争议还涉及安全政策以及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威。苏联于1960年撤走技术顾问,双方又于1969年爆发边境武装冲突,标志着关系破裂的不同阶段;意识形态上的兄弟情谊已无法确保两党合作或两国立场一致。(big5.www.gov.cn)
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依据旨在摒弃共产党之间上下级关系的原则,重新调整了国际政党关系。1980年4月,邓小平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恩里科·贝林格进行会谈,此后,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些原则为合作提供了框架,而不要求各方在所有意识形态问题上达成一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期间,于1989年5月16日与邓小平会晤,标志着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其中也包括两党关系。因此,关系的恢复既涉及国家间外交,也涉及党组织之间的联系,而非重建统一的共产主义指挥体系。(ccdi.gov.cn)
成立于1951年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是负责党的对外工作的中央机构。它直接向中央委员会负责,组织与外国政党及政治组织的交流,同时在海外介绍党的政策和执政实践。其交往对象既包括共产党伙伴,也包括不属于共产主义传统的政党。例如,与越南共产党的交流包括理论研讨和执政党经验交流。非共产党交往对象包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摩洛哥真实性与现代党:2024年7月,中联部副部长李明祥会见了由摩洛哥真实性与现代党成员穆罕默德·萨巴里率领的北非国家政党干部考察团。这些联系通过政党代表团和组织间会谈开展,而非仅依靠政府间谈判。(idcpc.gov.cn)
多边会议使这一网络超越了双边交流的范围。2021年7月6日,习近平在以线上方式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据官方报道,来自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参加了峰会。此类会议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于介绍中国的政策理念,并与来自不同政治体制的参与者讨论发展和治理问题;它们并非由对成员政党行使权威的国际组织召开的会议。中联部将其交往方式概括为求同存异、促进互学互鉴。(english.www.gov.cn)
政党外交在制度上有别于中央外交政策协调机制和国家外交行政管理。2018年3月,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组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强化了党中央在外交战略指导和协调方面的机制。2023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规定,中央外事工作领导机构负责决策、议事协调,以及监督实施。相比之下,外交部代表国家和政府办理外交事务,处理条约和多边事务,管理领事工作,并领导驻外外交机构。这是职能上的区分,并不意味着脱离党的领导:外交部向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供建议,其职责也明确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交往活动。(english.sci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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