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本名汪兆铭，1883—1944）是中国的革命者、作家和政治人物。他从反清革命运动中崛起，一度升至中国国民党的权力顶层。他是孙中山的亲密追随者，20世纪20年代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1910年，他因刺杀清廷摄政王未遂而名声大振。后来，他先后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和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多年间，他一直是蒋介石争夺党权和国家权力的主要对手。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主张同日本谈判求和。1938年12月，他离开战时首都重庆；1940年3月，他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成立“改组国民政府”。这个政权始终未获盟国承认，其安全与存续都依赖日本。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逝，距日本投降不到一年。在中国，他通常被视为典型的“汉奸”，其名字也成了通敌卖国的代名词。不过，学界仍然探讨了他的动机、其政权的结构，以及中国战时附逆现象的整体面貌。
本文按时间顺序叙述他的生平：早年的成长与留学日本，革命活动与入狱，20世纪20至30年代他在广州、武汉和南京的活动。随后介绍他与重庆决裂、南京政权的建立及其性质、他的死亡和墓冢被毁，以及后世史学界围绕附逆问题展开的争论。
家世与早年教育
汪兆铭，后以笔名汪精卫知名，1883年5月4日生于广州府三水县衙，当时他的父亲正在那里做幕僚。汪家原籍并非广东，祖籍是浙江山阴（今属绍兴），祖先的坟茔都在那里。举家南迁，是因为族中一位长辈曾先后入两广总督幕府任幕友，汪家得以随之南下。父亲后来把户籍落在番禺，定居广州，所以汪精卫虽生于三水，却常被称为番禺人。
他的父亲只是一名境遇平常的幕友，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等县衙门任事，薪俸微薄，却还要勉力维持官宦人家的体面，家中生活十分清苦。汪精卫由父亲亲自启蒙，八九岁时已能自己读书。后来他曾给父亲诵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也抄录陶渊明、陆游的诗。早年这番哲学与诗词的熏陶，奠定了他日后诗文风格的底子。
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前后相隔约一年：十三岁丧母，次年丧父。此后他寄居在异母兄汪兆镛处，由兄长供养。汪兆镛是个读书人，在两广总督衙门任幕僚。后来因为汪精卫投身革命，兄弟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总督岑春煊视革命党为仇敌，弟弟名声越大，兄长的处境就越尴尬。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是，“精卫”这个笔名有一部分用意正是要保护家人。这个名字出自神话中衔石填海的精卫鸟。
科举与东渡日本
二十世纪初，汪精卫参加了科举考试。他与一位兄长一同应番禺县试，在广州府试中名列第一。至于具体年份，以及县试阶段名次如何调整，各种记载说法不一。其后他在学政朱祖谋主持的院试中考取秀才（最初级的功名），事后一直以师礼事朱祖谋。广东水师统领李准聘他做家塾教师，使他有了养家的收入。凭着文才和这一功名，汪精卫本可走上寻常的仕宦之路。然而这条路正在关闭：清廷推行晚期的“新政”改革，科举制于1905年被废止。
新政的内容之一是选派学生官费留学日本。1904年，朝廷命岑春煊举行考试，选拔官费留日学生。汪精卫热心应考，还邀集了一批广州的秀才同去，其中朱执信、胡汉民等人后来都成为国民党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全部被录取。1904年9月，这批人以官费生身份赴日，进入法政大学设在东京的速成科。该科是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短期课程，借助翻译向他们传授近代法律与行政知识，课程涵盖法理学，民法、商法、宪法、行政法、刑法和国际法，以及经济学与财政学。学习之余，汪精卫还翻译日文法律参考书，每月可得约60日元。
东京的环境
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1905至1906年间已有数千人，是晚清革命运动招募人才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同时也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保皇派的活动场所。汪精卫后来说，是法律学习改变了他的政治见解：宪法学使他懂得了民族和国民主权的观念，这些观念与他固有的民族思想结合起来，把他引向了革命。作为一个受过科举训练的士人之子，他靠着官费留学的机会，进入了清朝改革时期的政治圈子，又用这番教育来反对出资培养他的王朝。
同盟会与革命报刊
1905年7月，汪精卫抵达东京不久，便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同席的有胡汉民、朱执信等广东籍留学生。当年夏天，同盟会在日本首都成立，22岁的汪精卫是发起会员之一，并参与起草章程。他被推举为评议部部长，兼任机关报《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民报》于1905年11月26日在东京创刊，为月刊，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章炳麟等人都为它撰稿。"精卫"这一笔名便始用于这一时期。它最初是为报刊所用的笔名，1905年起沿用下来。
与立宪派的论战
汪精卫的文名主要来自《民报》与梁启超在横滨主办的《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梁启超主张在清廷治下实行君主立宪，这场论战是晚清规模最大的思想论争之一。1906年4月18日，《民报》第三号附有一份增刊，列出两报的分歧要点。据一种说法，海外另有二十多家报刊相继卷入，论战文字至少有一百万字。革命派的主要撰稿人中，除汪精卫外，还有胡汉民、朱执信和宋教仁。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宋教仁都在《民报》上撰文阐述三大主义，使其成为一种有明确内涵的意识形态，也为同改良派对手（如梁启超）的斗争提供了支持。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论战贯穿了好几个主题。梁启超认为排满革命会招致列强瓜分和社会动乱；他主张在立宪之前先经过"开明专制"阶段，并反对同盟会的土地纲领。革命派则回应说，清廷无法真正推行改革，共和政体才是必由之路。汪精卫本人对种族与民族问题的看法，比《民报》上的排满言辞复杂。有研究指出，他在革命党人中很突出，明确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由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民族共同组成。该研究还认为，这些年里孙中山虽对汪精卫的思想有所影响，但汪精卫的想法已超出孙中山的框架，另有发展。后来，日本当局查禁了《民报》。到1908年底，在六次革命起义失败之后，这份东京的报纸已被迫停刊。
东南亚：宣传与筹款
1907年起，汪精卫在东南亚的华人社群中活动。当地商人是同盟会在华南发动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始于东京的报战在这里延续下去。在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成立于1906年，当地革命者在商人陈楚楠、张永福的带领下，于1907年8月20日创办《中兴日报》，以对抗保皇立宪的《南洋总汇报》。两报从1907年到1910年展开"笔战"，是英属马来亚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持续最久的一次交锋。汪精卫是被派来支援这场论战的革命撰稿人之一。
在今马来西亚一带（当时称马来亚），汪精卫的行程包括槟城。1908年当地成立的一所阅书报社，实际上是革命组织和筹款的中心；据说应当地革命者之请，汪精卫曾在那里逗留数日，并协助起草了社章。胡汉民、黄兴和汪精卫还在槟城商定，拟办一份名为《光华报》的刊物，后来锡价暴跌，资助人态度动摇，此计划作罢。海外华人的捐款支撑了同盟会1907至1908年间的边境起义和两广起义，但均告失败。这些失败，以及随后党内领导层的分裂，决定了汪精卫接下来的行动。他支持孙中山，并开始谋划刺杀清廷官员，以提振党的士气。1910年的北京谋刺事件将在下一节叙述。
1910年刺杀未遂与入狱
到1910年，同盟会在华南发动的多次起义屡屡失败。汪精卫认为，只要在京城做成一次暴力行动，就能重振革命士气。1910年，他密谋刺杀摄政王载沣，意在激发革命热情。汪精卫留学日本期间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计划也体现了早期革命运动中的暗杀传统。汪精卫带着一个小团体前往北京，成员包括孙中山的同志黄复生以及陈璧君身边的几个人。他们以开设照相馆为掩护，真正的目标是刺杀溥仪的生父、摄政王载沣。按计划，他们要把炸弹埋在载沣每天入宫必经的桥下，再用引线引爆。陈璧君是他的未婚妻，在这次失败的行动前几天，与他举行了非正式的婚礼。
计划在炸弹派上用场之前就败露了。汪精卫及同伙在埋设炸弹时被人发现，不过都脱身了。不久之后，他在筹划第二次行动时，在照相馆被捕，时间是1910年4月16日。此时陈璧君已前往香港，仍在外面为营救他奔走。团体里的其他成员后来参加了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爆发的黄花岗起义。陈璧君、方君瑛、曾醒、李仲实和喻培伦都参与其中，在日本、香港和广州购买并运送枪支和炸药。汪精卫在狱中只能通过消息得知这场起义，并赋诗回应。
审判与判决
清朝当局公开审讯了汪精卫。他在庭上长篇陈述革命主张，号召众人起来推翻清朝。最终他被判处终身监禁。有些记述称，这原本是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从轻发落的原因，在于他年轻、口才出众，以及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人物从中斡旋。据说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在减刑和释放一事上起了重要作用，两人此后也结下了交情。汪精卫在狱中所作的诗表达了为革命从容赴死的决心，在革命党人中广为流传。这些诗再加上他在法庭上的凛然不屈，使一次失败的刺杀成了他英雄声望的基础。
获释与和谈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改变了他的处境。资政院要求朝廷赦免政治犯。11月6日，载沣下令立即释放汪精卫，并要求将他遣送回原籍广东。他却没有南下。他没有去与革命同志会合，而是留在北京，很快与袁世凯幕僚中的亲信杨度搭上了关系。汪精卫似乎是想借袁世凯之力推倒清廷。随后，袁克定作为父亲的代表与他商谈条件。袁世凯的条件包括由他本人当选临时大总统，以及南北统一。12月26日，袁世凯派汪精卫前往上海，调停南北和谈。和谈的结果是清帝于1912年2月退位，袁世凯就任总统，详见辛亥革命条目。在同一时期，孙中山派蔡元培和汪精卫去劝说袁世凯南下南京就职。
这段经历给汪精卫带来了同辈党内同志中少有人能比的声望。他被视为在京城冒死行刺并幸存下来的革命者，这一声望也助他日后在国民党内步步高升。然而，他在1911至1912年这场政治安排中的角色，也使他与袁世凯的圈子牵连在一起，而当时许多同志对袁世凯并不信任。
民国政治与海外岁月（1912—1924）
婚姻与旅法岁月
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后，汪精卫淡出官场。1912年4月，他与陈璧君在上海正式成婚。陈璧君出身槟城的华侨富商家庭。据汪本人的文字，两人自1910年他面临死刑时起，便已认定彼此终身相许。婚后，陈璧君赴法留学。1912年至1917年间，夫妇二人居住在法国。汪在那里写作旧体诗词，法语却没有学到多少。汪精卫还与早期的中国勤工俭学运动有关，这一运动发生在法国。有说法称，他在1912年发起了这一运动。他在巴黎的活动圈子，是一群流亡海外的国民党老党员，成员中还有活动家郑毓秀等人。陈璧君的行踪则不那么安定：她于1913年辍学回国，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失败后，又重返法国。
袁世凯当政时期与孙中山的疏离
1913年“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后，孙中山逃往日本。1914年，他创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宣誓对他个人效忠。他的一些老战友拒绝入党，其中有黄兴、汪精卫、胡汉民和陈炯明。汪不赞成孙要求党员奉他为最高统帅，因而没有加入。可见，汪与孙中山所建组织的决裂，分歧在于方式，而不在于目标。1915至1916年的帝制闹剧以及1916年袁世凯去世期间，他一直留在欧洲。
回到孙中山身边与护法运动
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停止了一切活动。1917年，汪精卫回国，支持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该运动在广州成立了与北京北洋军阀政权对峙的南方政府。汪与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合作，着手在南方组建军事力量。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整个20世纪20年代初，汪在孙中山的历届广州政府中担任过多种要职。他与胡汉民、廖仲恺同为孙中山身边的少数文职骨干，后来围绕接班问题产生的纷争，正是以这几个人为中心展开的。
联俄联共
孙中山的军事处境一直很弱，20世纪20年代初，他转而求助于苏联。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斯内夫利特）在桂林与他会面。马林主张“党内合作”，即由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安排被称为第一次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涉及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党按列宁主义模式建立党组织，并协助创办了黄埔军校。起初，汪曾劝孙中山不要与共产党结盟。孙中山决意联共之后，汪便和其他国民党人一样，接受了这一决定。
192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改组后的国民党于1924年1月30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以反帝的措辞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与会代表中有中共党员。会上，汪精卫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党的宣传部长，同时还担任其他重要职务。宣传部长一职使他成为改组后国民党的主要公开发言人。汪以文章和演说闻名，这项工作正好发挥了他的声望。1924年底，他随孙中山北上，随行人员中有他。孙中山在北京病危。这次北上直接引出了1925年的遗嘱与接班危机。
孙中山逝世与广州政府（1925—1926）
遗嘱与继承问题
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北京，商谈国家统一问题。12月31日抵京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1925年1月接受手术。3月11日，孙中山签署了《总理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两份文件均由汪精卫起草；他另亲笔写下一份留给家人的私人遗嘱。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逝世。《总理遗嘱》后来成为国民党近乎礼仪经文的文本，党务和政务会议开始时都要宣读。汪精卫因执笔此文，有了自称孙中山政治继承人的凭据。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是三位有望接班的领袖之一。另外两人是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是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权势最大的人物。汪精卫是党内最负盛名的演说家，也是国民党与苏联之间的联络人。胡汉民代表党内右翼，廖仲恺则代表左翼、财政和工人运动。汪精卫本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他的地位依靠党的机构、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接受党领导的军人，其中最主要的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国民政府主席
1925年6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同意改组南方政权。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取代了孙中山个人的“大元帅府”，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7月3日成立军事委员会，他同时出任该会主席，理论上对正在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各部队拥有统辖权。实际上，兵权掌握在各地统兵将领手中：蒋介石掌握黄埔军校和第一军，许崇智统率粤军，滇、桂两系将领则据守各自的省份。与此同时，广州政府依赖香港—广州的省港大罢工和对英贸易抵制、苏联提供的资金和武器，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框架下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廖仲恺遇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门前下车时，被五名枪手当场击毙。廖仲恺是南方政府的主要财政负责人，也是联俄政策的重要捍卫者。调查线索指向一批党内右翼人物，其中包括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他已逃走。胡汉民受到怀疑并被拘押，他本人否认参与，其责任究竟有多大，至今仍有争论。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被授予非常时期的警务和军事权力。鲍罗廷指控胡汉民是幕后主使，迫使他下台；胡汉民被以出使名义送往莫斯科，许崇智也因涉嫌牵连而被逼离开广州。1925年11月，反对联俄的右派人物另在北京西山集会（西山会议），宣布与共产党决裂。胡汉民被排除后，汪精卫与崛起的蒋介石成为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主要对手。在这场清洗中，蒋介石获益比汪精卫更大，因为他接管了许崇智原来统率的部队，成为广东首屈一指的军事人物。
中山舰事件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了左倾路线，汪精卫仍担任政府首脑。围绕北伐计划，以及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部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汪、蒋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1926年3月18日，中山舰接到命令，出人意料地往返于广州与黄埔之间。3月20日，蒋介石宣布戒严，逮捕了该舰的共产党籍舰长李之龙，同时扣押共产党籍政治军官，并派兵包围苏联顾问的住所和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驻地。蒋介石声称有人阴谋劫持他，但究竟是谁下的命令，始终没有定论。有的说法认为汪精卫是幕后指使，也有的说法认为这件事是蒋介石捏造或夸大，用作借口。不久，蒋介石释放了大部分被扣押的人，并恢复了与苏联顾问的关系，但权力格局的转变已无可挽回。事件之后，蒋介石于1926年春排挤了汪精卫。汪精卫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于1926年4月16日终止，职权转归蒋介石。5月，国民党通过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办法。此时汪精卫身体欠佳，政治上也陷于孤立，遂离开广州前往欧洲。蒋介石则统率北伐军，于1926年7月开始北伐。汪精卫于1927年4月回国（见下一节）。
武汉政府与国共分裂（1927–1931）
回国与武汉政府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离华赴欧。1927年4月他回国，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重申国共合作。随后他领导左派的武汉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立。武汉政府的由来，是北伐期间决定把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从广州迁往武汉。这一迁移由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及其左派盟友，会同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代表鲍罗廷共同推动。该政府自身的军事基础薄弱，要依靠唐生智等将领，而这些人对左派并无坚定的意识形态认同。
汪发表声明后不过几天，武汉与南京便告决裂。3月1日，左派占主导的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把蒋介石置于其管辖之下，同时暗中谋划逮捕他。蒋发觉了这一图谋，这很可能坚定了他清除国民党内共产党人的决心。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大屠杀。4月18日，蒋介石随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对峙。汪领导的武汉政府起初反对这次清党。
与共产党决裂
此后三个月，武汉方面与共产党的联盟不断恶化。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令政府所依赖的军官深感不安。6月1日，共产国际下达一系列命令，即所谓"五月指示"，汪认为这些指示会毁掉国民党。7月15日，汪召开国民党会议，公布了指示的内容，并谴责共产党的决定。他主张用非暴力的方式把共产党人清出武汉。国民党称此事为"武汉分共"，共产党则称之为"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它实际上终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实际行动中，进占原汪控制地区的部队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嫌疑分子，史料尤其提到长沙周边地区的杀戮。这一决裂并没有挽救武汉政府。8月1日爆发的共产党起义促使国民党各派和解，9月，汪和其他国民党左派放弃武汉，转往南京。随后，新桂系掌控了重新统一的政府，汪与蒋被迫一同下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中国共产党此后转向武装暴动和农村根据地建设，另有专文论述。
广州起义与失势
汪随后试图在广东重建根基，与将领张发奎合作；张的第四军曾与武汉政府有渊源。当时张与汪合作，主要任务是肃清共产党在广州一带的影响。共产党于1927年12月11日发动广州起义，持续至12月13日。起义者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但张发奎迅速调回部队，进攻共产党人。双方伤亡惨重。此事毁掉了汪的地位。由于起义发生在他治下的广东，政敌都归咎于他。他的政权名誉扫地，他本人则乘船前往法国。
改组派与反蒋联盟
汪不在国内期间，他在国内的追随者继续为他奔走。其中有陈公博和顾孟余，陈创办《革命评论》杂志，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他们组成"改组派"，名称来自其主张恢复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形态及其联合政策。该派是汪自称孙中山合法继承人、与南京当局抗衡的工具。
1929年以后，南京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军事妥协破裂，汪反蒋的行动也随之活跃起来。1929年末，他参加了一系列反蒋的军事行动，但在中原大战中失败。中原大战是军阀时代规模最大的战事。到1930年，反蒋力量以阎锡山和冯玉祥的部队为主。汪的一派和西山会议派为另立政府提供了政治上的正当性。阎联络汪派与西山会议派，要求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第一次会议于8月7日在北平举行，批评蒋实行独裁，并着手筹组新的国民政府。按设想，阎出任主席，汪任行政院长。1930年9月，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站到蒋的一边参战，联盟随之瓦解。汪援助阎政府的努力，随着蒋在中原大战中获胜而告终。汪随后南撤，逃往英属香港。
1931年的广州政府
1931年出现了新的契机，起因是蒋介石与胡汉民就制定约法发生争执。1931年5月27日，两广领导人陈济棠、李宗仁，连同包括汪的改组派、孙科一派和西山会议派在内的各国民党派系，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非常会议。随后，反蒋的广州国民政府于1931年5月28日成立。政府由唐绍仪、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领导，势力基本局限于广东和广西。它于1932年1月5日解散。1931年9月日本侵占东北之后，相互对立的政府达成和解。汪在此后数年与蒋的合作，见下一节。
出任行政院院长与对日妥协政策（1931—1937年）
与蒋介石和解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迫使国民党内相互对立的各派平息纷争。蒋介石于1931年底下野。孙科组成的政府只维持了短暂时间，1932年1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任，却因党内“三巨头”胡汉民、蒋介石和汪精卫缺席而陷于瘫痪。经过高层谈判，蒋、汪重返政坛，由汪出任行政院院长。1932年1月28日，汪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内就任行政院院长，同时兼任外交部长；蒋则统率并整编中央直属军队，指挥对共产党的“剿共”战事。这种安排常被称为“蒋汪合作”，但两人的合作并不融洽。1932年8月至1933年3月间，汪离职数月。1933年8月，他出任外交部长。
对日政策
汪就任当天，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在上海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在当地的抵抗，以1932年5月5日签订的停战协定告终，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地区。向国际联盟的申诉也没有带来实际援助。1933年，日军攻占热河，并向长城各隘口推进。1933年5月31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在长城以南划出一块非军事区。该协定在专门的词条中有更详细的论述。汪公开为协定辩护，称其为地方性的妥协，并未危及中国的领土主权。但由于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满洲国的既成事实，这番讲话引起轩然大波。
汪与蒋都主张，中国缺乏与日本作战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必须先解决共产党的武装叛乱。地方性协定与外交斡旋，意在为扩充军备争取时间。汪作为这一政策在文官一方的代表，承受了最多的民愤。由于对日本侵略不抵抗并作出让步，两人尤其是汪，成为报刊舆论和学生游行中的攻击目标。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在学生和城市中最为强烈，1935年华北的进一步地方性安排又使这种情绪加深。
1935年11月的枪击事件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与会代表合影后，一名冒充记者的男子向汪开枪，汪身中三弹。刺客孙凤鸣被卫兵击伤，次日在医院死亡。据查，他曾是十九路军的老兵，该军1932年曾在上海作战。陈璧君悲愤之下指责蒋介石策划了这起袭击，但这一指控始终未能证实。一般认为，有一颗子弹留在汪的体内，使他在余生中一直为健康问题所困扰。
汪因伤无法视事，权力转移到蒋的手中。汪于12月1日辞职。12月6日的党内全会上，蒋正式当选行政院院长。汪仍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由蒋任代理副主席。
欧洲之行与西安事变
1936年2月19日，汪离开中国，在欧洲度过了这一年的余下时间，寻求治疗。据称他在德国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并谈及中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可能性。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二人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参见西安事变）。一些说法称，主张以武力解决的何应钦曾联络汪，请他回国主持国民党事务。这一事件也使汪的名字出现在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各方关于谁可能接替蒋的讨论中。汪直到1937年1月14日才回到中国，此时危机已经过去。
回国后，汪发现蒋作为全国领袖的声望正值顶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正在形成。汪担任着一些党内职务，却不再出任行政院院长。1935年12月至1937年11月，他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3月至8月，他任国民党国防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他在战争期间的作为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叙述。
从重庆到河内：走向投日之路（1937—1939）
1937年7月全面战争爆发后，汪精卫
更正：上述草稿格式有误。以下为完整小节内容。
从重庆到河内：走向投日之路（1937—1939）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依然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在1938年春于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国民党副总裁，并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继续保留该职位。汪精卫逐渐认定抗战到底的方针将毁灭中国，并在1937年冬试图推动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的调停工作。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和平派”，其核心是在周佛海寓所聚会的所谓“低调俱乐部”。汪精卫虽未亲自出席该俱乐部的聚会，却与其悲观情绪抱有同感。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包括陈公博、外交官高宗武以及教授陶希圣。在周佛海及该俱乐部的安排下，高宗武被派往香港与同情和平倾向的日本官员接洽。周佛海将这些举动随时通报蒋介石，因此该联络渠道起初并非背着蒋委员长进行的秘密决裂行动。
陶德曼调停与日本立场转趋强硬
日本于1937年10月请求德国出面斡旋，陶德曼于1937年11月5日将第一批日本提出的条件递交给中国政府。随着南京陷落在即，蒋介石于12月2日决定接受这些条件作为谈判基础。然而此时日本凭借军事上的胜利开始提出更苛刻的条件，致使原有条件失效。攻占南京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宣布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调停就此破裂。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陷落后，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本此时开始物色新的中国谈判代表。1938年11月初，汪精卫派系派出梅思平和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代表谈判，双方于1938年11月20日签署了一份协议。
出逃河内
汪精卫后来表示，12月9日的一次会晤让他确信蒋介石绝不会采纳近卫的提议。在得到云南军阀龙云的支持承诺后，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携家人和追随者秘密离开重庆。他们先飞抵昆明，随后转往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位于越南）。12月22日，近卫文麿发表“对华新政策”，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汪精卫视之为转机，于12月29日从河内发出“艳电”，阐述了自己主张接受日本停战提议的理由。蒋介石起初对外宣称汪精卫赴河内是因病疗养，并派出特使劝其返回。随后国民党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汪原本指望能予以响应的各地实力派军阀也未有动作。艳电发出仅数日后近卫内阁倒台，而日本新一届内阁对汪精卫与近卫政府达成的谅解并无多大兴趣。
遇刺与移居上海
1939年3月20日夜，刺客持枪冲入汪精卫在河内的寓所，击毙了他的亲信秘书曾仲鸣。汪精卫恰好与曾仲鸣换了房间，情报机构派出的刺客因而误杀了曾仲鸣。汪精卫派系将这次袭击归咎于重庆方面。两天后，东京的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与犬养健前往河内。汪精卫原本考虑前往法国居留，但这次遇刺让他确信唯有在日本的保护下才安全。在日本方面的护送下，汪精卫前往上海。1939年年中他还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举行了会谈。
梅机关与“汪日密约”曝光
1939年8月22日，“梅机关”在影佐祯昭领导下于上海成立。该机构负责处理与汪精卫集团的关系，并屡次代表降日派与日本内阁据理力争，以期争取更宽大的条件。与此同时，汪精卫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起由他领导的另一个伪国民党中央。与影佐一派的谈判贯穿了整个秋季。汪方主要由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和陶希圣出面交涉，而具体条件则由日本军方和政府部门定夺。陶希圣将这场谈判形容为“饮鸩止渴”。事实证明日本的要求极其苛刻，企图在全中国确立经济与军事上的绝对统治。12月30日达成的协议文本几乎全盘照搬了日本的要求。高宗武与陶希圣拒绝出席签字仪式，并于1940年1月初离开上海，重新归附国民政府阵营。他们在香港揭露了日本所提条件的苛刻残酷，并敦促汪精卫终止谈判。这次密约曝光对蒋介石而言是一次重大的宣传胜利，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汪精卫政权充当日本傀儡的认知。关于1940年3月伪国民政府成立的内容将在下一小节详述。
南京国民政府（1940—1944）
建立与正统性诉求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出席“还都典礼”，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史称汪伪国民政府或汪精卫政权）。该政权自诩为国民政府的正统延续，而非新政权。3月19日，汪精卫曾前往紫金山谒中山陵。他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此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并将自己标榜为孙中山的真正继承人。日本曾提议在国旗上方加一面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旗，汪精卫最初拒绝这一折中方案，认为这有损其政权的合法性形象。但这一口号最终仍成为该政权的纲领。南京政权保留了五院制结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的党务组织，颁布了“和平建国”十大政纲，并将国民党定为唯一合法政党。
这些体制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法律虚构。起初，因身在重庆的林森名义上仍是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仅代理主席一职。1940年11月28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修改组织法，推选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他同时兼任行政院院长。
合并早期傀儡政权
在汪精卫建立政权之前，日本已扶持了两个地方性伪政权：1937年12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及1938年3月28日由梁鸿志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40年3月30日，两者均并入汪精卫政权。然而，这种合并在实际操作中大打折扣：原北京政权在华北改组为半自治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内蒙古的蒙疆政权和满洲国则完全不在南京的管辖范围之内。汪政权的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日占华中与华南的城市、铁路线及部分乡村地区，其余地区仍由抗日游击队、中国共产党和重庆方面的特工人员控制或争夺。日本的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是南京最有实权的机构，全面监督名义上归南京管辖地区内的各项重大事务。
1940年《日华基本条约》
日本因仍对与重庆方面的媾和抱有希望，迟迟未对汪政权予以正式承认。条约谈判由日本特使阿部信行主导。1940年11月30日，汪精卫与阿部信行在南京签署了《日华基本条约》。同日还签署了《日满华共同宣言》，南京政权借此正式承认了满洲国。该条约表面上写入了相互尊重主权的条款，但同时也包含了共同防共的规定。条约允许日军在指定区域长期驻扎，并赋予日本优先开采和利用经济资源的特权，尤其是在华北和内蒙古地区。1941年7月，德国、意大利及其他轴心国盟友承认了南京政权。重庆方面和同盟国则一概不予承认。
卷入太平洋战争与1943年收回租界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南京政权于1943年1月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同月，日本同意将本国在华租界交还南京政权，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1943年内，东京与南京还缔结了同盟条约。日方的这一举动意在抗衡同盟国的政策——美英两国已于1943年1月11日分别与重庆政府签署新约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因此日本试图以此举争夺恢复中国主权的道德高地。1943年年中，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移交予汪政权。在日本的支持下，汪政权发起宣传攻势，强调意大利是最后一个仍在中国保留租界的欧洲殖民国家。有学者评估指出，日本虽然表面上放弃了治外法权并将汪政权视为盟友，但这些姿态本质上是虚晃一枪，日军依然在中国驻扎，日本也牢牢把持着巨大的经济与政治特权。
大东亚会议
1943年11月5日至6日，日本在东京召集其“共荣圈”各属地及傀儡政权首脑举行了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在周佛海、褚民谊等人的陪同下于11月1日抵达东京。他与东条英机、满洲国的张景惠、缅甸的巴莫、菲律宾的何塞·P·劳雷尔、泰国的旺·威泰耶康以及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等人同席参会。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该会议主要是一场政治宣传，旨在强化与会各方支持日本作战的决心并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但与会代表既无真正独立性，也未受到平等对待。汪精卫的参会标志着南京政权被纳入日本的大东亚战争体制之中，并未改变该政权在军事和经济上完全依附于日本的本质。
施政、经济与战时状况
行政组织
汪伪国民政府照搬了国民政府的国家形式架构：设国民政府主席，下辖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1940年3月30日政权宣告成立时，因身在重庆的林森名义上仍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暂代主席一职。1940年11月，随着组织法修正及汪精卫正式当选主席，这一虚饰被摒弃。实际的决策权掌握在中央政治委员会手中。该委员会被确立为国家政治的最高指导机关，且与此前国民党内部的同名机构不同，它并非党内机关。周佛海出任其秘书长。该政权的执政党为1939年重组的国民党，自称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正统继承者。
各部门职位由汪精卫麾下出身广东的“改组派”追随者与此前日本扶植政权的原班人马瓜分。陈公博于1940年至1944年间担任立法院院长，并兼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周佛海在政权存续期间始终掌管财政部，并于1940年12月接替褚民谊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原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在南京担任要职，并于1944年接替陈公博出任立法院院长。派系争斗极为激烈。据记载，周佛海曾于1939年批准一项方案，将其十名结拜兄弟安插至十个部的次长职位上。华北地区则由王克敏领导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独立管辖，南京对其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即便如此，据历史学家戴维·戈登（David Gordon）评估，该政权在名义上统治着华中最为富庶地区的一亿多人口。
军事力量
汪精卫最初计划建立一支由其亲自指挥的十二个师的部队。但在实际运作中，“南京军队”（伪军）主要拼凑自前军阀部队、脱离国民革命军的投敌部队以及此前北京和南京傀儡政权的驻防和警备力量。1940年政权建立后，伪军兵力扩充至约14.5万人，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东部、中部和南部的本土部队。据估计，各类亲日伪军的总兵力在30万到68.3万人之间。日本主要将其视为兵员补充渠道；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需要地方伪军维持占领区的治安。其武器装备、后勤补给及作战指挥皆仰仗日军，各部队均派驻了日本顾问。这支军队被普遍认为缺乏战斗力，且经常骚扰横征地方百姓。在战争末期，伪军出现了大规模向重庆方面或共产党军队投诚倒戈的现象。
经济政策
该政权的主要金融工具为设在南京和上海的中央储备银行，运营时间为1941年1月至1945年8月。其发行的“中储券”旨在取代长江下游沦陷区流通的国民政府“法币”，并为南京政权确立独立的货币基础。一些同时代人士与后世记载认为，新货币在发行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平抑物价的作用。但随着日军战局恶化，纸币发行量不断激增以填补政府与军费开支，面额逐步飙升，直至万元大钞流入市场。1943至1945年间，投机囤积和急剧的通货膨胀随之而来，上海和南京更是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大米等粮食被国家统制机构强行征用和配给，收购价往往低于市场价格。日本军方和半官方会社控制了绝大部分工业基础、交通运输及原材料。1943年《中日同盟条约》签订后，部分财产在名义上归还给中方管理。学者们对南京政权的自主空间存在分歧。约书亚·H·霍华德（Joshua H. Howard）认为，该政权在不受日本直接监管的社会经济领域开辟了一定的自主空间，并试图促进生产。
清乡与情报战
治安政策主要围绕1941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启动的“清乡”运动展开，其主要目标是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根据地及其他抗日游击队。1941年5月成立的全国清乡委员会几乎成了一个平行政府，特务头目李士群成为其中的核心实权人物。清乡运动将军事扫荡、封锁同保甲户籍制度、地方民团以及“政治工作”队伍结合在了一起。
上海是这场隐蔽战争的核心舞台。汪伪政权的特务机构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两人均出身国共两党的情报体系，于1939年初被周佛海招募，负责汪精卫集团的安全保卫。“76号”对重庆特工和中共地下组织实施暗杀、绑架和逮捕，后者也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李士群于1940年12月出任警政部长，1943年9月9日暴毙，当时其派系与日军的关系已陷入恶化。随着日本颓势渐显，包括周佛海在内的部分南京要员开始暗中同重庆方面建立联系。
文化、教育与合法性
该政权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国民党党旗及“和平、反共、建国”的口号来标榜其合法性。1941年发起的“新国民运动”旨在推行道德修养与国民精神重塑。各级学校保留了民国时期的教学课程，但增添了日语教学、反共内容以及大东亚主义主题。广播、报纸、电影和青年组织均被用作宣传工具。文化工作亦延伸至乡村：研究清乡运动的历史学家指出了该政权在乡村社区开展“国民训练”、青年工作、思想宣传和党务活动以争取人心的努力。相比之下，重庆国民政府拥有同盟国的国际承认以及战时坚持抗战的声望。因此，南京政权企图自证为正统国民政府的努力，在日军占领的严峻现实面前难以自圆其说。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这些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套真正的国家复兴计划，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日军占领统治的工具。
逝世、安葬及善后
病危与逝世
汪精卫的健康状况在1943至1944年间持续恶化。1935年11月遇刺留在体内的子弹从未取出，引发了长期的病痛。日益衰退的健康与刺杀弹伤的反复发作，促使汪精卫于1944年3月前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就医。他以代号“梅”入院。日本当局对其病榻严加防范，禁止他接见任何记者。1944年11月10日下午，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病逝。关于其直接死因各说不一：某纪念资料记载其死于多发性骨髓瘤，另有记载则称死于肺炎。汪精卫的死讯直至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结束后才在中国公布。
安葬与政权继承
汪精卫的遗体被运回南京，由其遗孀陈璧君主持治丧事宜。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在其针对丧仪的研究中指出，汪政权选择的是性质较为含糊的“安葬”，而非正式国葬。该研究还指出，汪政权未曾为其树立雕像，也未以其名字命名任何机构或街道；因此，针对汪精卫的个人崇拜极具短暂性，其陵墓是唯一的例外。汪陵建在紧邻中山陵的梅花山上。然而，原定建造的宏伟纪念陵墓在战争结束前未能完工。
政权继承问题迅速尘埃落定。11月12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任命陈公博为行政院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于11月20日就职。然而，陈公博所领导的政权已几乎没有回旋余地。日军战局迅速崩溃，随着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该政权彻底终结。
陵墓被毁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将汪墓视为必须铲除的象征。据报道，在蒋介石的指令下，何应钦等人拟定了拆除计划，汪墓于1946年1月21日被炸毁。此次爆破将这座紧邻国父陵寝的纪念性建筑彻底从南京的地貌中抹去。
对领导层的审判
审判依据的是国民政府于1945年12月6日颁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凡被裁定触犯列明的十二项通敌罪行之一者，均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该条例适用于所有曾与日本合作者，并不限于华人。这为将涉案人员定性为汉奸提供了法律依据。许多主要被告在位于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主要审讯于1946年春夏两季进行。
- 陈公博于1945年10月被从日本引渡回国，并于1946年4月受审。他辩称自己在多项重大事项上曾拒绝与日方合作，其所作所为皆出于对汪精卫的忠诚。法院于4月12日判处其死刑，判决于1946年6月3日执行。
- 陈璧君于1945年8月下旬被捕，于1946年4月23日被定罪并判处无期徒刑。她未提出上诉。
- 长期担任该政权外交部长的褚民谊于1946年8月23日在苏州被处决。
- 高级将领胡毓坤于1946年5月24日在南京被枪决。
- 周佛海与其他被告一同在苏州受审。他的死刑判决后来被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病逝于狱中。
审判结果不一。部分被告在提起上诉后获减刑，例如蔡培的刑罚于1947年11月被减为无期徒刑。较低级别的官员、警察和军事人员则由各省法院审理。被告普遍辩称自己留下来是为了保护沦陷区民众。当时的新闻舆论对审判多有批评，认为其不如法国战后肃奸迅速果断。
两朝政权下的附逆者
国共内战打断了这一审判进程。1949年春，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前，国民政府释放了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下刑期的通敌者，并将服无期徒刑者转移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因此，这批留存的囚犯随后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管之中。陈璧君便在其中，并于1959年死于狱中。其他被羁押在上海的人员，如汪政权官员周学昌，在1949年后继续服刑，于1952年病死狱中。国共两党政权对汪精卫及其政权的官方定性始终严厉否定，而这些战后审判更使汪精卫的名字在战后中国集体记忆中成为了汉奸的典型代名词。
史学、记忆与评价争论
“汉奸”定论
无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汪精卫都被定性为“汉奸”，其政权亦普遍被称为“汪伪政权”。海峡两岸的执政党坚持这一历史定论各有其考量。对中国国民党而言，这有助于将“和平派”从抗战叙事中剔除，维护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唯一合法继承人的正统地位；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汪精卫代表了国民党阵营中的妥协投降与反共派别，恰好衬托出中共自身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形象。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如蔡德金、黄美真等人虽对汪伪集团开展了详尽研究，但均未脱离这一既定框架。战后对汪伪要员的审判——包括以战争罪与汉奸叛国罪起诉的案件——从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巩固了这一历史定论。
修正派与比较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的西方学术研究开始将汪精卫投日视为一种可以解释的政治抉择，代表作有约翰·亨特·博伊尔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China and Japan at War）和杰拉尔德·邦克的《和平阴谋》（The Peace Conspiracy）。这些著作将他的转向归因于他长期对中国抗战胜算存疑、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以及担忧长期抗战将使共产党坐大。后来的学者则强调了其他动机。有学者通过解读周佛海日记，认为其中展现了一种另类的民族主义诉求：试图借此缓解民众在战火中的苦难，贯彻反共立场，并践行孙中山将日本视作必要合作伙伴的泛亚主义思想。陈建跃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学界存在一个“修正学派”，认为汪精卫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军政统治的肆虐；而对立观点则坚称该政权完全依附于日本的军事与财力支持。
关于该政权自主性程度的讨论多依托个案展开。林美莉基于档案的研究认为，南京政府曾就主权问题及沦陷区民众待遇与日方展开过交涉；卜正民的《通敌》（Collaboration）一书则将此类政权置于地方精英与日本情报人员的互动策略中予以考察；戴维·巴雷特与徐乃力合编的《1932—1945年中国对日通敌》（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收录了探讨“和平运动”渊源以及汪政权制度延续与断裂的论文。近年的研究则拓展至其他视角：杰里米·泰勒在《占领的图像学》（Iconographies of Occupation）中探讨了汪政权的视觉文化及围绕汪精卫展开的个人崇拜；杨致仪的《诗、史、忆》（Poetry, History, Memory）将汪精卫的旧体诗视为其精神自画像，以此对抗后世历史学家的“惩戒性”定论；李志毓出版了中文传记《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汪精卫及其随从人员的亲属与后人也参与了这一争论，他们创办了专门网站并撰文发声。
史料及其局限
周佛海日记是研究汪政权内部运作最常引用的史料。1945年后日记被国民党情报部门查扣，其中1940年以前的部分外流，于1955年在香港出版。1984年上海推出了“内部发行”本；1986年蔡德金整理出版了涵盖1937至1945年（缺1939年）的两卷本；2003年北京出版了更为完整的版本；1991年还刊印了其1947年的狱中日记。鉴于周佛海是在任职期间写下这些日记且随后受审，加之日记出版存在选择性删节，历史学者通常将其视为带有个人动机的陈述，而非绝对客观的中立记录。
高宗武与陶希圣披露的文件则属于另一类史料。两人脱离汪伪阵营后，于1940年1月在香港《大公报》公开发表了“日汪密约”草案草案。两人的揭露具有直接的政治目的，即破坏即将成立的南京新政权的声誉。日本军方与外交档案，以及参与“梅工作”等对华诱降行动的军官和官员的回忆录，虽反映了占领者一方的视角，但在撰写时同样带有事后开脱与自我辩解的倾向。汪精卫本人的档案现存放在胡佛研究所，学界期待这些史料能推动新的研究突破。
文学、影视与跨国比较
文学作品中的汪伪时期上海，多被描绘为一个充斥着特工、线人与道德妥协的世界。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2007年由李安改编为电影）便以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为背景。以2015年电视剧《伪装者》为代表的中国大陆谍战影视剧中，国民党特工与汪伪政权展开了激烈对抗。汪精卫早年作为刺客诗人和阶下囚的传奇经历亦曾被搬上舞台与荧幕，与其晚年的落水汉奸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学者常将汪政权与维希法国、吉斯林统治下的挪威，以及日本在菲律宾和缅甸扶植的傀儡政府进行比较。自罗伯特·帕克斯顿的研究以来，对维希法国的探讨重心已从少数人的背叛行径，转向一个自称延续旧国家法统的政权在沦陷状态下究竟能有多大作为。这一学术转向也被部分历史学者所借鉴，力图使汪精卫研究超越简单的脸谱化道德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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