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袭珍珠港是日本帝国海军于1941年12月7日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及夏威夷瓦胡岛上的军事设施发动的一次突袭。来自六艘日本航空母舰的飞机分两波出击,攻击珍珠港内的军舰及附近机场;潜艇也参与了此次行动。袭击造成2,403名美国军人和平民死亡,1,178人受伤,188架美国军用飞机被毁。(history.navy.mil)
此次行动发生前,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因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扩张、经济制裁以及外交谈判未果而日益恶化。日本的作战策划者试图使太平洋舰队丧失战斗力,以便日本向更西面和更南面的地区发动攻势。尽管袭击造成了严重破坏,但美国航空母舰当时并不在港内,重要的储油、维修和潜艇设施也得以保存。美国于12月8日对日本宣战;12月11日,美国与德国、意大利也相继相互宣战,使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主要战场。(history.state.gov)
珍珠港事件的历史涵盖了走向战争的外交进程、日本的作战筹划、美国的战备状况、瓦胡岛各地遭受的袭击,以及随后的救援和打捞工作。其后续影响还包括战时对平民施加的限制、针对未能预判袭击而展开的官方调查,以及将舰船残骸和纪念设施保存为缅怀场所的工作。(nps.gov)
日美关系与通向战争之路
1937年7月爆发的中国抗日战争,加剧了日本扩张政策与美国支持中国主权、主张各国在东亚享有平等贸易机会的立场之间的冲突。随着日军占领中国领土,美国提出抗议,并逐步加大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但起初仍避免直接军事对抗。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使冲突范围超出中国,并威胁到支持中国抗战的补给路线。1941年7月,日军又部署到印度支那南部,更加接近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美国控制的菲律宾,使日本进一步向东南亚扩张成为华盛顿更为迫切的忧虑。(history.state.gov)
美国的经济限制措施是分阶段实施的,并非一开始就实行全面石油禁运。1940年7月,华盛顿将石油产品及废钢铁纳入出口许可证管理;航空汽油停止出口,但其他石油产品最初仍可凭许可证出口。9月26日公布的限制措施规定,自10月16日起,出口许可证仅向英国和西半球国家发放,实际上将日本排除在废钢铁出口对象之外。1941年7月26日,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此举使涉及日本利益的金融交易与贸易置于政府管制之下:采购既需要出口许可,也需要获准使用资金。此后,这些管制措施的执行,加上更严格的石油限制,切断了美国对日本的石油供应;英国和荷兰采取的经济措施又进一步限制了日本获得进口物资的渠道。因此,冻结资产与实际形成的石油禁运并非同一项措施,但前者对促成后者起到了关键作用。(history.state.gov)
在实施这些措施的同时,谈判仍在继续。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进行交涉,特别使节来栖三郎于11月加入谈判。双方的核心分歧在于:如果日本维持其在中国的军事地位,日美经济关系是否仍能恢复。11月20日,日本提出一项临时方案,表示愿意将驻印度支那南部的部队调往北部,并在中国或太平洋实现和平后,最终撤出印度支那。作为交换,日本要求恢复石油供应与贸易关系,并要求美国避免采取妨碍日本试图解决中国问题的措施。华盛顿曾考虑一项临时安排,以允许有限的民用贸易换取日本在印度支那作出军事让步,但并未将这一安排作为最终答复提交。(history.state.gov)
1941年11月26日,赫尔向野村和来栖递交了赫尔照会,其中概述了一项全面解决太平洋问题的方案。该方案提出,日本应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陆军、海军、空军及警察力量,并规定两国均不得支持重庆国民政府以外的任何中国政府。其他条款包括缔结多边互不侵犯条约、就贸易协定开展谈判,以及相互解除冻结资产的限制。这份文件是一项初步谈判提案,而非宣战声明,也没有规定接受提案的期限。然而,日本领导人仍认为它与日本在中国的立场不可相容,并将其视为事实上的最后通牒。(teachingamericanhistory.org)
经济压力压缩了日本的选择空间,但发动战争的决定是在另行进行的政治与军事讨论之后作出的。在东条英机担任首相期间,11月5日的御前会议批准继续谈判,同时准备在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于12月初开战;最终的开战决定于12月1日作出。计划中的南方攻势旨在夺取资源产地,尤其是石油资源丰富的荷属东印度,同时攻击可能阻碍其征服行动的英国和美国据点。袭击珍珠港的作用,是在战争伊始瘫痪美国太平洋舰队,阻止其在这些行动期间实施海上干预。因此,这次袭击是更广泛进攻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为促使美国撤销贸易限制而孤立采取的行动。(mofa.go.jp)
日本的筹划、兵力与攻击技术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倡议实施珍珠港作战,意在以这一开战打击阻止美国海军干预日本的南方攻势。1941年初,源田实海军中佐研究了行动的可行性,并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强调集中使用航母航空兵力和出其不意。该方案在海军军令部内部遭到反对,因为军令部需要将航母用于更靠近东南亚的作战;经过参谋研究和兵棋推演,方案于1941年秋季获准。南云忠一海军中将指挥航母突击部队,渊田美津雄海军中佐则负责指挥空袭,并亲自率领第一攻击波。这些职责划分体现了各人的不同角色:山本负责战略倡议,源田负责作战筹划,南云负责海上指挥,渊田负责空中战术指挥。(usni.org)
这支突击部队通常称为“机动部队”,集中了六艘航空母舰:第一航空战队的“赤城”号与“加贺”号,其中“赤城”号为南云的旗舰;第二航空战队的“苍龙”号与“飞龙”号;以及第五航空战队的“翔鹤”号与“瑞鹤”号。支援舰艇包括高速战列舰“比叡”号和“雾岛”号、重巡洋舰“利根”号和“筑摩”号、轻巡洋舰“阿武隈”号,以及九艘驱逐舰。三艘舰队潜艇在航道上巡逻,为部队提供支援;两个补给群共八艘油船,则提供横渡太平洋所需的燃料。另有一支先遣部队在夏威夷周边部署大型潜艇,负责侦察,并攻击驶离港口、逃往外海的美国舰船;其中五艘各搭载一艘双人袖珍潜艇,计划潜入港内。因此,潜艇部署是对航母攻击的补充,而非替代。(ibiblio.org)
三种机型承担相互配合的任务。三菱A6M2零式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力图压制空中抵抗,并扫射地面上的飞机。中岛B5N2舰载攻击机既可作为低空鱼雷轰炸机,也可携带重型穿甲炸弹进行水平轰炸。爱知D3A1俯冲轰炸机攻击机场和舰船,通过大角度俯冲准确投弹。这一组合旨在打击不同的薄弱部位:鱼雷攻击舰船水线以下的部位,重型炸弹威胁装甲甲板,而对航空设施的攻击则降低了遭到拦截的可能性。对于成对并排停泊的战列舰,水平轰炸尤为重要,因为外侧舰船遮挡了内侧舰船,使其免受鱼雷攻击。(home.nps.gov)
珍珠港的平均水深约为45英尺,即14米,因此必须改进航空鱼雷,否则鱼雷投下后会下潜过深。日本技术人员加装了木制稳定装置,并调整了鱼雷的引信保险解除机制;飞行员也练习以受控的低空投放方式,限制鱼雷入水后的初始下潜深度。鹿儿岛湾水域狭窄,与目标海域有一些相似之处,在此进行的训练确定了适宜的接近航线、速度和投放高度。为实施水平轰炸,日本以海军炮弹改制成重约800千克的穿甲炸弹,并改装飞机的投弹设备以适配这些炸弹。其用途是在爆炸前穿透装甲甲板,使飞机多一种攻击重装甲舰船的手段。(home.nps.gov)
保密与物流保障共同决定了部队的进袭安排。舰艇在千岛群岛择捉岛偏僻的单冠湾集结,并于日本时间1941年11月26日启航。航线横穿北太平洋,避开常规商业航道,随后转向东南,驶向夏威夷。无线电静默降低了因通信被截获而暴露的风险,油船补给则延长了航母和驱逐舰的航程。南云接到的指令允许在谈判成功时取消行动,并要求在提前被发现且符合规定条件时撤退。12月2日,最终命令确认以日本时间12月8日,即夏威夷时间12月7日,为开战日期。舰队航行途中未被发现,最终抵达瓦胡岛以北的飞机起飞海域。(usni.org)
珍珠港与美国的防御准备
珍珠港位于夏威夷领地瓦胡岛南岸。1940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演习结束后留驻夏威夷海域,珍珠港由此成为该舰队的主要作战基地。港内锚地风浪较小,既有舰队泊位,也配备了航空、补给和维修设施。福特岛上设有一座海军航空站;沿岛的东南岸,战列舰泊位区为战列舰编队提供系泊位置。航道另一侧,海军船厂的车间和干船坞承担舰艇维护与大修任务。从外海进入港口须经过一条有警戒的入口航道,那里布设的防潜网和巡逻舰艇用于防范水下入侵,而非空袭。(history.navy.mil)
太平洋舰队由海军上将赫斯本德·E. 金梅尔指挥,陆军夏威夷军区则由陆军中将沃尔特·C. 肖特指挥。两人的职责有所交叉,但岛上的全部防御力量并未统一归一名指挥官管辖:海军负责远程空中侦察,陆军负责陆基战斗机防御、高射炮防御和空袭预警。双方虽有联合计划,但计划的实施依赖两个独立司令部之间的信息交流。肖特认为,海军侦察会对逼近的敌军发出预警;金梅尔则认为,陆军的戒备程度高于其实际采取的防破坏警戒状态。因此,协调不仅需要明确职责分工,还需要准确了解另一军种的实际部署和运作安排。(history.navy.mil)
1941年12月7日,港内共有八艘战列舰。亚利桑那号、加利福尼亚号、马里兰号、内华达号、俄克拉何马号、田纳西号和西弗吉尼亚号停泊在战列舰泊位区;宾夕法尼亚号则位于海军船厂的一号干船坞内。太平洋舰队的三艘航空母舰均不在港内。企业号在向威克岛运送海军陆战队战斗机后正在返航,列克星敦号则正在海上,向中途岛运送海军陆战队飞机。萨拉托加号位于美国本土,在普吉特湾海军船厂完成大修后,于12月7日抵达圣迭戈。三艘航母不在港内,是各自部署和维修日程所致,并非执行某项共同任务而全部离开夏威夷。(history.navy.mil)
要维持持续的侦察覆盖,所需飞机和受过训练的机组数量超出了现有资源。海军少将帕特里克·N. L. 贝林杰与陆军少将弗雷德里克·L. 马丁于1941年3月31日共同编制的评估报告明确指出,现有飞机无法维持足够广泛的巡逻,以确保发现来自航空母舰的攻击。海军测算表明,完成一次半径800英里的全方位360度搜索,需要84架飞机各执行16小时的飞行任务;若要通过轮换维持持续行动,则至少需要180架侦察机。训练飞行和有限的巡逻并不能构成持续的海上搜索警戒网。因此,装备短缺固然是重要问题,但它与搜索哪些区域、何时开展搜索等决策问题有所区别。(history.navy.mil)
收到华盛顿11月27日发出的警告后,肖特下令进入一号警戒状态,这是夏威夷军区11月5日制定的常备作业规程中规定的防破坏警戒状态。陆军飞机被集中密集停放,便于警卫监视,却也使其更容易遭受轰炸和扫射。陆军的大多数高射炮弹药仍装在箱中,存放在远离炮位的地方。海军的戒备状态则有所不同:舰队命令要求四分之一的舰载高射炮组保持待命,炮手在附近待命,弹药存放在随时可取用的备便弹药箱内。舰队四分之一的.50口径高射机枪有人值守,不过空袭开始时,较大口径的高射炮并非全部都能立即投入战斗。(history.army.mil)
陆军正在建设的雷达预警网将各移动雷达站与沙夫特堡附近的一座情报中心连接起来,中心可标绘各站报告的目标位置,并据此引导战斗机实施拦截。到12月初,这套系统已展现出探测飞机的能力,但其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仍以训练为主。雷达的规定开机时间仅为夏威夷当地时间凌晨4时至早上7时。通报友军飞机动向的程序、管制员岗位的人员配备,以及与海军保持联络的机制,仍未完善。这些缺陷限制了系统将雷达探测到的目标判定为威胁,并组织协调防御行动的能力。(ibiblio.org)
逼近与未获重视的警报
1941年12月7日黎明时分,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的六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突击编队,在未被美军发现的情况下,抵达了瓦胡岛以北略超过200英里的飞机起飞阵位。本文所述时间均为夏威夷当地时间。上午约6时10分,航母开始放飞第一波攻击机群,其中包括180多架战斗机、鱼雷轰炸机、水平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飞机集结后向南飞往瓦胡岛,各舰则着手准备第二波攻击。随后,美军人员既发现了港口入口附近的一艘潜艇,也探测到了正在接近的机群,但在空袭开始前,这两份报告都未促成全面警报的发布。(nps.gov)
潜艇行动在飞机起飞之前便已展开。日军的五艘舰队潜艇——伊-16、伊-18、伊-20、伊-22和伊-24——各携带一艘甲型微型潜艇,并在黎明前数小时内将其释放。每艘微型潜艇携带两枚鱼雷,任务是秘密潜入珍珠港,在空袭期间攻击美国军舰,随后撤离,与母艇会合。上午约3时50分,“秃鹰”号扫雷舰向正在巡逻的“沃德”号驱逐舰报告,在港口入口附近发现了潜望镜。“沃德”号展开搜索,但未找到目标。不过,上午约6时37分,该舰发现一艘潜艇,似乎正跟随辅助舰“安塔瑞斯”号驶向港口入口。威廉·W·奥特布里奇海军上尉下令攻击,“沃德”号开炮并投下深水炸弹,于上午约6时45分至6时47分击沉了这艘潜艇。(npgallery.nps.gov)
有关潜艇的报告经过了多个海军指挥渠道传递,并未立即转化为全舰队警报。“沃德”号报告称,它在防御海域内攻击了一艘潜艇;一架巡逻机也报告了在港口入口附近攻击潜艇的情况。到上午约7时12分,第十四海军区司令克劳德·布洛赫海军少将已获知此事。军官们考虑到,这可能又是一次有关潜艇的误报,不过派遣值班驱逐舰的准备工作仍在继续。赫斯本德·E·金梅尔海军上将在空袭前收到了通知,但各方记述对确切时间及电话通报的先后顺序说法不一。上午7时51分,“莫纳汉”号驱逐舰奉命立即出动,并与“沃德”号取得联系。因此,这份报告确实引发了局部应对,但潜艇可能入侵的情况并未转化为面向全岛、针对即将到来的航母空袭的警报。(history.navy.mil)
与此同时,上午7时02分,列兵约瑟夫·洛卡德和乔治·埃利奥特在瓦胡岛北端附近奥帕纳的SCR-270雷达上,探测到北方约130英里处一个异常庞大的回波。该雷达站原定于上午7时停止工作,但此后仍在运行。埃利奥特随即致电位于沙夫特堡的陆军情报中心;洛卡德随后与克米特·泰勒中尉讨论了这一目标。当时,中心只有少量人员值班,泰勒也刚刚被派任观察员。他将正在接近的机群判断为当天上午预计从美国本土飞来的B-17轰炸机,并告诉雷达操作员不必担心。此后既未出动飞机拦截,也未发布全面空袭警报。洛卡德和埃利奥特继续跟踪机群,直到上午约7时40分,周边地形造成的干扰掩盖了回波。(nps.gov)
当时掌握的信息,与事后能够还原出的情况并不相同。奥帕纳的雷达操作员探测到了一个正在接近的大型机群,但并未识别出那是日本飞机;泰勒的解释依据的是一批预计抵达的己方飞机。海军军官掌握的是与潜艇交战的报告,而非瓦胡岛以北航母编队的情报。海军和陆军的报告始终沿各自的通报链传递,在上午近8时空袭开始前,未被汇总为统一警报。因此,雷达探测虽使美军提前五十多分钟发现了正在接近的飞机,却未能向舰队或机场提供有效预警。(nps.gov)
两波空袭
1941年12月7日,首轮空袭在上午8时前不久展开;本文所列时间均为夏威夷当地时间。对瓦胡岛其他地区设施的攻击,并不只是港口袭击的后续行动。日军飞机约在7时50分袭击了惠勒陆军机场,而对停泊舰队的主要攻击则在7时55分左右开始。在攻击舰船的同时,日军还轰炸和扫射了卡内奥赫、埃瓦、希卡姆及福特岛等地的航空设施,目的是在负责攻击舰船的机群袭击舰队时,摧毁地面上的美军飞机,阻止其升空拦截。(nps.gov)
海军中佐渊田美津雄指挥第一波攻击,其编配兵力包括40架鱼雷轰炸机、49架水平轰炸机、51架俯冲轰炸机和43架战斗机。各机群执行相互配合的任务:鱼雷机贴近水面低空接近,攻击舰船装甲带以下的部位;水平轰炸机向战列舰投下重型穿甲炸弹;俯冲轰炸机攻击航空设施;战斗机则提供掩护,并扫射地面上的飞机。中岛B5N可根据所携武器,充当鱼雷机或水平轰炸机。七艘战列舰沿福特岛东南岸停泊,“宾夕法尼亚”号则位于海军船厂的一座干船坞内。舰船停泊不动且目标集中,使攻击机得以反复接近实施攻击。(nps.gov)
破坏最严重的舰上爆炸发生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上午约8时10分,一枚穿甲炸弹引爆了该舰前部弹药库。爆炸摧毁了舰体前部,并引发大面积火灾。“俄克拉何马”号停泊在“马里兰”号外侧,暴露在外的左舷接连遭到鱼雷命中,数分钟内便倾覆。停泊在“田纳西”号旁的“西弗吉尼亚”号也遭到多枚鱼雷命中,沉坐在港底;向右舷舱室注水的反向灌水措施控制了其横倾,避免了倾覆。位于内侧的“马里兰”号和“田纳西”号受到炸弹损伤,而“加利福尼亚”号和“内华达”号战列舰则遭到鱼雷损伤。这些不同的结果,既取决于各舰遭受何种武器攻击,也取决于进水、火灾和弹药爆炸造成的影响。(history.navy.mil)
经过短暂间歇,第二波机群于上午约8时50分开始主要攻击。与第一波不同,第二波没有携带航空鱼雷:水平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再次攻击舰船及航空设施,但此时遭遇的防空火力已明显增强。海军船厂的干船坞成为重要目标。“宾夕法尼亚”号被一枚炸弹直接命中,与其同处一座船坞、位于其前方的“卡辛”号和“唐斯”号驱逐舰也遭到攻击,陷入火海;“卡辛”号随后倾倒,撞靠在“唐斯”号上。炸弹还使位于YFD-2号浮动干船坞内的“肖”号起火,最终引发其前部弹药库爆炸。(home.nps.gov)
“内华达”号是此次袭击中战列舰试图起航的主要实例。尽管在第一波攻击中被鱼雷命中,该舰仍于上午约8时40分离开泊位,在舰上资历最高的军官弗朗西斯·J.托马斯海军少校指挥下,沿港内水道向外航行。它的移动引来了第二波俯冲轰炸机,随后遭到的多次命中引发火灾,并使进水情况加剧。为避免在航道中沉没,该舰于约9时10分在医院岬附近主动搁浅。第二波攻击在当天上午持续进行,至约9时45分结束;幸存的日军飞机随后撤离,返回各自的航空母舰。(history.navy.mil)
瓦胡岛各地的战斗与救援
日军袭击瓦胡岛各地的航空设施,目的是摧毁停在地面的飞机,阻止美军战斗机干扰对舰队的攻击。紧邻珍珠港海军船厂的希卡姆机场驻有陆军轰炸机;位于瓦胡岛中部、斯科菲尔德兵营旁的惠勒机场则是战斗机的主要集结地。埃瓦海军陆战队航空站位于珍珠港以西约七英里处,而位于怀马纳洛的贝洛斯机场和位于卡内奥赫湾的卡内奥赫海军航空站则负责岛上迎风一侧的防务。轰炸和扫射击中了飞机、机库、维修车间及宿舍建筑。在惠勒机场,第一波攻击中的25架俯冲轰炸机投下了约35枚炸弹,随后扫射停机线。在卡内奥赫,反复的攻击重创了停放的PBY巡逻机,随后又击中了机库。(history.navy.mil)
尽管如此,仍有少数美军飞行员登上了尚可使用的战斗机。第47驱逐机中队的乔治·韦尔奇少尉和肯尼思·泰勒少尉,在安排人员为他们的P-40战斗机装配武器后,驱车从惠勒赶往哈雷伊瓦辅助机场。他们于夏威夷当地时间上午约8时15分升空,在埃瓦和巴伯斯角附近与日机交战。两人都返回惠勒补充弹药和燃油,随后在日军又一轮攻击展开时再次起飞。最初的战果统计认定韦尔奇击落四架敌机,泰勒确认击落两架。其他飞行员也投入了战斗:第46驱逐机中队的四架P-36战斗机于上午约8时50分从惠勒起飞,在瓦胡岛东南部上空与日机交战。然而,在贝洛斯机场,汉斯·克里斯滕森中尉在走向自己的战斗机时被日军扫射击毙;乔治·怀特曼刚起飞便被击落,塞缪尔·毕晓普则在被击落坠海后幸存。(aviation.hawaii.gov)
尽管遭到突袭,舰上的抵抗仍迅速展开。太平洋舰队后来的报告估计,战列舰上几乎所有防空炮组平均在不到五分钟内便开始射击;巡洋舰使全部防空炮投入战斗平均约需四分钟,驱逐舰则约需七分钟。这些数字是事后的估算,并非对每艘舰艇进行同步计时所得。岸上人员也临时组织了防御。在埃瓦,海军陆战队员起初用步枪和手枪射击,随后将备用机枪投入战斗;地勤人员则使用受损侦察轰炸机后座舱的机枪还击。敌我识别仍存在危险:返回珍珠港上空的美军战斗机遭到了己方防空火力射击,显示出在烟雾弥漫、警报不断的情况下识别友机的困难。(history.navy.mil)
在西弗吉尼亚号上,二等膳勤兵多里斯·米勒协助将身负致命伤的舰长默文·本尼恩转移到一处更有遮蔽的位置。随后,米勒操作一挺高射机枪向来袭飞机开火,直至接到撤离舰桥的命令。他获授海军十字勋章的嘉奖令明确表彰了他协助舰长以及在敌军攻击下开火还击的行为,但并未认定他击落了多少架飞机。1942年5月27日,切斯特·W·尼米兹海军上将在珍珠港的企业号上为他颁授了这枚勋章。(history.navy.mil)
在福特岛的另一侧,遭鱼雷击中的训练舰犹他号开始倾覆。司炉长彼得·托米奇留在轮机舱内,妥善处置锅炉,并确保锅炉舱人员已经撤离。他在舰上殉职,后被追授荣誉勋章。他的行动化解了舰艇迅速倾覆时运转中的机械带来的紧迫危险,同时使其他轮机人员得以逃生。(history.navy.mil)
平民面临的危险并不限于军事设施内。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记载,日军袭击了怀帕胡和埃瓦附近的糖厂,分别造成一名和两名平民死亡;民用飞机也遭到射击。另一种破坏来源是美军防空炮弹:部分炮弹未在空中爆炸,而是在落入珍珠港及檀香山周边居民区后爆炸。这些爆炸损坏了建筑物并引发火灾,而当时消防员已在军事设施内开展救援。檀香山的三名消防员——约翰·卡雷拉、托马斯·梅西和哈里·塔克·李·潘——在希卡姆机场救援时遇难。因此,平民伤亡记录涵盖了日军直接射击、美军防御性炮火,以及军事目标内平民工作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的死亡,而非全都由同一种原因造成。(nps.gov)
人员伤亡、物资损失与作战局限
1941年12月7日美方伤亡的通行统计数字为死亡2,403人,受伤1,178人。死者包括2,335名军人——海军2,008人、海军陆战队109人、陆军218人——以及68名平民。受伤军人共1,143人,其中海军710人、海军陆战队69人、陆军364人;另有35名平民受伤。这些数字涵盖瓦胡岛各处袭击造成的伤亡,而不仅限于珍珠港内的舰船。“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的前部弹药库被炸弹引爆,仅该舰就有1,177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死亡,占美方死亡总人数的近一半。由于死亡人数高度集中于这艘战列舰,人员损失的分布远比各舰船和设施所受物质损害的分布更不均衡。(history.navy.mil)
美方飞机损失总计为188架被毁、159架受损,其中大多数尚未起飞便在地面遭到攻击。美国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的详细清单列出了21艘(座)被击沉或受损的舰船及海军设施:8艘战列舰;轻巡洋舰“海伦娜”号、“檀香山”号和“罗利”号;驱逐舰“卡辛”号、“唐斯”号、“赫尔姆”号和“肖”号;水上飞机母舰“柯蒂斯”号;靶舰兼训练舰“犹他”号;修理舰“维斯塔尔”号;布雷舰“奥格拉拉”号;港口拖船“索托约莫”号;以及2号浮动船坞。因此,经常被引用的“21艘舰船”不仅包括现役作战舰艇和辅助舰船,还包括一座浮动船坞。范围较窄、侧重于被击沉或严重受损舰船的统计,则会排除一些受损较轻的单位,或对辅助船只采用不同的分类方式。(history.navy.mil)
“沉没”“搁浅”和“永久损失”描述的是不同的结果。“亚利桑那”号被炸毁,“俄克拉荷马”号倾覆,“西弗吉尼亚”号和“加利福尼亚”号沉至港底;“内华达”号遭受鱼雷和炸弹袭击后,被有意驶上浅滩搁浅。“犹他”号倾覆,“奥格拉拉”号和“索托约莫”号也沉没了。由于水浅,若干最初被记为沉没的舰船得以打捞修复。只有“亚利桑那”号、“俄克拉荷马”号和“犹他”号再未恢复服役。“卡辛”号和“唐斯”号驱逐舰则体现了统计上的另一种区别:它们受损的舰体没有修复,但保存下来的机械和设备被装入新舰体,继续沿用原来的舰名和舷号。因此,不能把袭击后的即时损害评估当作舰队永久损失的清单。(aviation.hawaii.gov)
日方在此次袭击中的直接损失,通常统计为29架飞机和55名飞行人员,以及全部5艘双人微型潜艇。9名潜艇乘员死亡;第10名乘员、海军少尉酒卷和男生还,其潜艇“HA-19”号在贝洛斯机场附近搁浅后,他于12月8日被俘。按这一统计口径,日方共有64人死亡、1人被俘。因此,“损失5艘潜艇”是指5艘艇均未能返航,而不是全部5艘都在战斗中沉没:酒卷的潜艇被缴获了。范围更广的作战记录还计入了12月10日被击沉的远洋潜艇“伊-70”号,但这次较晚发生的损失不属于12月7日袭击的损失总数。(home.nps.gov)
此次空袭重创了美军战列舰群,却未摧毁珍珠港的配套基础设施。储油罐、潜艇基地和船厂的主要维修设施均得以保存,使基地仍具备为舰船加油、维护潜艇以及开展打捞和修理工作的后勤能力。美军航空母舰当时不在港内,因此未受损伤。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在收回两波攻击机群后,率领航母编队撤离,没有发动第三波攻击。燃油限制以及美军航母位置不明,都是这一决策的作战背景因素。后来提出的袭击储油设施或维修设施等方案,属于可供选择的其他行动,而非此次作战实际实施的后续阶段;这些方案可能产生的假设性影响,不应计入此次袭击已经确定的结果。(history.navy.mil)
舰队的打捞与修复
袭击发生一周后,海军成立了正式的打捞机构;1942年1月初,霍默·N. 沃林上校接掌其打捞部门。打捞人员与珍珠港海军船厂、各舰舰员、海军潜水员及民间承包商共同作业,其中太平洋桥梁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水下勘察查明了舰体和舱室的状况;潜水员封闭破口、安装补板,并为抽排进水舱室做准备。舰船重新浮起后,工作人员清除其中的油污、淤泥、弹药和遇难者遗骸,随后修复机械及电气设备。在整个打捞工程中,海军和民间潜水员共进行了约5,000次潜水,水下作业时间合计约20,000小时。在沉船内部作业时,必须保持通风,并采取措施防范有毒气体。(history.navy.mil)
袭击期间主动搁浅的内华达号,成为第一艘被打捞浮起的大型战列舰。打捞人员必须恢复舰内各舱之间的水密隔离,并封堵舰体上的众多破口,才能使抽水速度超过进水速度。原计划用于封堵鱼雷破口的大型外部补板,因周围舰体变形而未能奏效。尽管如此,内华达号仍于1942年2月12日重新浮起,并于2月18日进入二号干船坞。打捞该舰共进行了400多次潜水,水下作业时间超过1,500小时。2月7日,两名工作人员因接触硫化氢而死亡,促使后续作业采取更严格的气体安全措施。经过临时修理,该舰于4月启程前往美国西海岸。(history.navy.mil)
由于上甲板大部分已没入水中,加利福尼亚号需要采用不同的打捞方法。工作人员沿甲板边缘建造木制围堰,将舰体向上延伸至水线以上,使水泵能够抽排舰内积水,而不至于让海水不断从两侧漫入。打捞人员拆除了主桅、十二门14英寸舰炮中的九门,并卸下弹药及其他重物。潜水员封闭了舰内的开口,因此无需在鱼雷破口外安装大面积补板。加利福尼亚号于1942年3月24日重新浮起,并于4月9日进入干船坞。相比之下,西弗吉尼亚号遭受了大范围的鱼雷损伤,必须在舰体外部安装大面积补板,抽水才能奏效。该舰于1942年5月17日重新浮起,并于6月9日进入干船坞。两舰的汽轮机电力推进系统都需要经过干燥、防护处理、拆解和整修,才能驶往美国本土的船厂。(history.navy.mil)
倾覆的俄克拉何马号首先必须翻转扶正。打捞人员在露出水面的舰体上安装扶正支架,并用钢缆将其与福特岛岸上的二十一台绞车相连。减轻舰体重量,并在舰艏旁填入珊瑚料,有助于让舰体翻转而不是滑移。牵拉作业于1943年3月8日开始,其间多次调整钢缆,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随后,通过封堵破口和抽水,该舰于1943年11月3日重新浮起。这项工程的主要目的,是腾出一个重要的泊位并回收可用设备,而非让这艘战列舰重返战场。俄克拉何马号此后再未恢复作战服役;1946年,该舰被出售拆解,1947年5月在拖航途中沉没。亚利桑那号和靶舰犹他号也都未再服役:工作人员从亚利桑那号上回收了设备,而对犹他号的扶正工作仅部分成功。两舰的舰体均留在珍珠港。(history.navy.mil)
舰船的修复和现代化改装远不止使其重新浮起。内华达号接受了永久性修理,并增强了防空火力,于1943年5月在阿图岛重返战场,1944年6月又支援了诺曼底登陆。加利福尼亚号在普吉特湾进行了大规模重建,于1944年初重新加入作战舰队;西弗吉尼亚号则于同年7月完成该船厂的改装,舰体得到加宽,防空武备也大幅增强。在1944年10月24日至25日的苏里高海峡海战中,五艘经历过珍珠港袭击的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加利福尼亚号、田纳西号、马里兰号和宾夕法尼亚号——加入了杰西·B. 奥尔登多夫海军少将麾下由六艘战列舰组成的战列线。10月25日凌晨3时53分,西弗吉尼亚号利用雷达火控系统,向正在逼近的日军舰队开火。(history.navy.mil)
宣战与更广泛的太平洋攻势
日本的最后一份外交备忘录是在袭击开始后才递交的,但这份备忘录本身并不是宣战书。东京指示大使野村吉三郎于1941年12月7日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将备忘录递交给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然而,野村和特使来栖三郎直到下午2时20分才将其送达;野村解释说,译电工作延误了备忘录的准备。此时,日军飞机对瓦胡岛的攻击已持续约一个小时。备忘录回顾了双方的谈判,并认定继续会谈也无法达成协议;它既未明确宣战,也未提出以武力相威胁的最后通牒。日本随后于12月8日东京时间上午11时45分颁布诏书,正式对美国和英国宣战,此时对美英属地的袭击已经开始数小时。(history.state.gov)
12月8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称12月7日是“一个将永远蒙受耻辱的日子”。他明确请求国会确认,自前一天的袭击发生以来,美国与日本之间已存在战争状态,而不是请求对所有轴心国宣战。参议院以82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了决议,众议院则以388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唯一的反对票由蒙大拿州众议员珍妮特·兰金投下。罗斯福于当天签署了该决议。决议除正式宣布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外,还授权并责成总统动用国家的海陆军力量及政府资源对日作战。(archives.gov)
欧洲方面的宣战则是三天后分别作出的决定。12月11日,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罗斯福随后向国会提交咨文,请求确认美国分别与这两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美国也于同日对两国宣战。因此,12月8日针对日本的决议并未自动使美国与德国、意大利进入战争状态;后续的宣战才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范围扩大到欧洲的主要轴心国。(history.state.gov)
关于日本战争初期攻势的记述中,12月7日与8日看似矛盾的日期,源于国际日界线两侧不同的当地日期。珍珠港遇袭时,夏威夷的日期是12月7日,而东亚和西太平洋最初遭受袭击时,当地日期已是12月8日。这些行动相互配合,但并非同时展开。在珍珠港空袭之前,日军已开始在英属马来亚的哥打巴鲁登陆;随后又在泰国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登陆,打开了进入马来半岛的通道。日军还于12月8日进攻香港,最初攻击的是香港在大陆一侧的防御阵地;直到12月18日才登陆香港岛。英国于12月8日对日宣战,以回应日本对其领土的袭击。(govinfo.gov)
对美国据点的攻势同样包括分别展开的空袭及随后的登陆行动。12月8日,日军飞机袭击了菲律宾境内的美军和菲律宾军队基地,随后才展开两栖作战;甲米地海军船厂于12月10日遭到轰炸。关岛和威克岛也于12月8日遭受空袭。日军于12月10日登陆关岛,击败了岛上规模不大的守军。威克岛守军于12月11日击退了日军的首次登陆企图,但日军再次发起进攻,并于12月23日建立了滩头阵地。这些日期将最初的轰炸与随后攻占岛屿的行动区分开来,而不是把所有行动都视为12月7日的一次袭击。(history.navy.mil)
对平民的限制与日裔美国人的监禁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领地总督约瑟夫·B·波因德克斯特宣布夏威夷实施戒严,并暂停了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权利;在通常情况下,被拘押者可凭借这一权利,请求法院审查拘禁是否合法。沃尔特·C·肖特中将出任军事总督,接管民政事务。这些措施适用于整个领地,并非仅针对日裔居民。陆军掌控了警务、平民行为管理和刑事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领地的常规政府。戒严一直持续到1944年10月24日,不过部分民政与司法职能已于1943年恢复。(home.nps.gov)
军事命令规定了宵禁、灯火管制和出行限制。陆军对报纸、民用邮件、长途电话及电报实施审查,并要求除幼童以外的平民登记和采集指纹。军事法庭在不设陪审团的情况下审理平民刑事案件,其中包括违反军事规定的案件。审理程序可能在逮捕当天完成,有时仅需几分钟,定罪后可处以罚款或监禁。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记载,军事法庭审理的平民案件约有55,000起,定罪率约为99%。这些管制广泛影响了领地居民,与针对特定居民实施的选择性逮捕和监禁有所不同。(home.nps.gov)
夏威夷的逮捕行动始于袭击当天,依据的是联邦调查人员和军事情报部门在战前编制的拘押名单。逮捕对象包括日语学校教师、佛教和神道教神职人员、领事代理人、商人,以及其他被当局认定为安全威胁的人。基拉韦厄军营此前是军人休闲设施,于12月7日开始接收被拘押者,后来关押的日裔居民超过100人。瓦胡岛的沙岛也成为拘留场所;各岛共有17处关押地点。夏威夷约有2,000人被拘留或拘禁,其中以日裔为主,也包括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约三分之一是美国公民。一些人后来被转送到美国本土的营地。夏威夷的拘押计划始终具有选择性,并未演变为美国本土西海岸日裔美国人社区所遭遇的整体强制迁离。(home.nps.gov)
1942年2月19日,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签署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陆军部长和指定的军事指挥官划设军事区域,并可将任何人或所有人排除在这些区域之外。该命令并未点名日裔美国人,本身也未规定建立营地体系。随后的军事公告和排除令将强制迁离计划付诸实施,而3月21日颁布的第503号公法则将违反军事区域限制的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在约翰·L·德威特中将领导的西部防卫司令部管辖下,日裔居民被迫离开西海岸各社区,先进入临时集合中心,再被送往内陆有警卫看守的营地。这项大规模计划监禁了约120,000人,其中近70,000人是美国公民。战争迁移局管理的十座主要营地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曼扎纳尔和图勒湖、怀俄明州的哈特山,以及阿肯色州的杰罗姆和罗沃。(archives.gov)
日裔美国人的监禁涵盖了在法律上有所区别的多种拘禁形式。敌国侨民拘禁针对的是从与美国交战的国家(包括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非美国籍国民中选定的人员;《敌国侨民法》不适用于美国公民。相比之下,西海岸排除措施和战争迁移局的计划仅以日裔血统为依据,无论当事人是否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均予以拘禁,且不进行个别刑事审判。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即“一世”(Issei),因移民法和国籍法禁止其归化入籍,一直未能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直到1952年,日本移民才获得归化资格。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即“二世”(Nisei),则是美国公民。因此,用“监禁”描述这一范围更广的强制迁离和拘禁计划,比不加区分地用“敌国侨民拘禁”指称所有被关押者及营地更为准确。(home.nps.gov)
官方调查与历史记录
驻夏威夷指挥官的撤职发生在首次全面调查之前。1941年12月16日,免除海军上将赫斯本德·E. 金梅尔和陆军中将沃尔特·C. 肖特职务的命令下达;12月17日,海军中将威廉·S. 派伊暂代太平洋舰队司令。12月18日,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成立了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欧文·J. 罗伯茨担任主席的罗伯茨委员会,以查明袭击的事实,并确定是否存在促成袭击得逞的失职行为或判断失误。委员会于1942年1月23日提交报告,指责金梅尔和肖特失职。这是调查结论,而非军事法庭的定罪判决:调查程序并未采用军事审判所适用的证据规则,也未提供相应的辩护权利。(esd.whs.mil)
此后的各项调查在目的和可获取的证据方面有所不同。海军上将托马斯·C. 哈特于1944年开展的调查,重点是保存海军人员的证词,因为他们的战时任务可能使其日后无法出席作证。陆军珍珠港调查委员会于1944年7月20日至10月20日期间开展调查,查明事实并提出行动建议;海军调查法庭于7月24日至10月19日期间开展调查,同样受命查明违法行为或应承担重大责任的情形,并建议是否启动进一步程序。两项调查都审查了华盛顿和夏威夷方面的责任。陆军委员会批评有关方面未能向肖特充分通报情况;海军调查法庭认定金梅尔没有违法行为,并批评海军上将哈罗德·R. 斯塔克处理警报的方式。两项调查获得的情报证据并不均衡:“MAGIC”材料直到最后一周才被纳入陆军调查,而海军调查法庭则在秘密作证环节中审查了这些材料。卡特·W. 克拉克的调查审查了秘密通信的处理情况;亨利·C. 克劳森和H. 肯特·休伊特的调查则在1944至1945年间补充了陆海军的调查记录。(ibiblio.org)
1945年9月,国会成立了一个由十名成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由参议员阿尔本·W. 巴克利担任主席,审查袭击前后的事件。公开听证会于1945年11月15日开始,持续至1946年5月,共听取了44名证人的证词,其中包括金梅尔、肖特、科德尔·赫尔和前驻日大使约瑟夫·C. 格鲁。公布的记录将此前各项调查与外交函件、军事电文及情报证物一并收录。1946年7月20日获命付印的报告,包含八名委员签署的多数意见,以及参议员霍默·弗格森和欧文·布鲁斯特提交的少数意见报告。多数意见认定,夏威夷的两支司令部及华盛顿各部门均存在工作失误,但将其定性为判断错误,而非失职;少数意见则对责任划分和记录的完整性提出异议。这些是国会的结论,而非司法判决。(ibiblio.org)
“魔术”(MAGIC)是通过破译和翻译日本外交通信所获得情报的代号,其中包括使用“紫密”(PURPLE)密码系统加密的电文。陆海军专家在密码学方面的工作揭示了日本的谈判立场、外交期限,以及发给日本外交代表的指示,但并未提供航母部队的作战命令。这些情报的分发受到严格限制,只有特定高级官员能够获阅;金梅尔及其情报官埃德温·T. 莱顿并未直接收到这些外交电文的破译内容。后来出版的《珍珠港的“MAGIC”背景》区分了电文的发送日期和翻译日期:后者只能确定其内容最早可能供人查阅的时间,并不能证明某位官员读过该电文。编纂者还明确指出,这部文献汇编并非定论性的历史著作。(nsa.gov)
因此,重建事件经过需要将当时的记录与后来的证词相互对照。舰船日志记载了警报、开火、损伤和救援行动,但也保留了袭击期间产生的错误报告。例如,“卡明斯”号驱逐舰在日志中记载,上午7时58分发生空袭;其他条目则报告了并不存在的入侵部队。美方拍摄及缴获的日方摄影资料,为飞机行动和损伤情况提供了独立证据。听证会文字记录反映了证人日后的回忆,而注明日期的截获电文则有助于区分12月7日之前已经掌握的信息与事后才获知的情况。这些记录揭示了预警、情报分发和防御准备方面的缺陷;国会多数意见否定了罗斯福故意诱发袭击的说法,而破译的外交电文也不能证明有关方面事先准确掌握了航母袭击的目标和时间。(archives.gov)
纪念设施、历史遗址与纪念活动
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从战时提出的构想,逐步发展成为经政府授权、由多方共同出资兴建的纪念建筑。夏威夷领地政府于1949年成立太平洋战争纪念委员会;1950年,海军上将阿瑟·拉德福下令在沉船上方竖立旗杆,同年12月又设置了一块纪念牌。1958年,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授权兴建纪念馆的法案。建设资金来自公众捐款、政府支持及筹款活动,其中包括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于1961年举办的慈善演唱会。纪念馆由檀香山建筑师阿尔弗雷德·普赖斯设计,于1962年5月30日落成揭幕。这座长184英尺的建筑横跨沉没的战列舰,中央下沉、两端抬高的造型意在象征最初的失败与最终的胜利。集会区可供人们俯瞰沉船,祭奠室的大理石墙则刻有在“亚利桑那”号上遇难的1,177名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的姓名。其中900余人的遗骸仍留在舰内,因此这里既是纪念场所,也是军人墓地。(nps.gov)
其他纪念设施以各自的方式保留着舰船、遇难者与所在地之间的联系。在福特岛西岸,“犹他”号纪念馆俯瞰着这艘曾先后用作战列舰和靶舰的沉船;该舰沉没时,58名舰员遇难。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太平洋历史公园组织与CyArk共同开发的数字化展示,将纪念馆和露出水面的沉船部分的三维记录,与水下勘测、历史影像及幸存者叙述结合起来。“俄克拉何马”号纪念碑于2007年12月7日揭幕,位于该舰原泊位附近。纪念碑的429根白色大理石柱各刻有一名遇难者的姓名,既逐一纪念逝者,也让人联想到肃立的水兵;黑色花岗岩构件则象征战列舰的舰体。与“亚利桑那”号和“犹他”号不同,“俄克拉何马”号并未留在其纪念碑旁:该舰打捞起浮后,于1947年被拖往美国本土途中在海上沉没。(nps.gov)
保存下来的军事设施让历史展示不再局限于水岸。珍珠港航空博物馆利用福特岛上的战时机库布展,其中包括1941年建成、用于飞机维护和发动机维修的79号机库。玻璃上留存的弹孔仍是12月7日袭击的实物证据,不过博物馆指出,部分损伤可能是当晚美军向返航飞机开火造成的。在希卡姆,原综合营房后来被用作太平洋空军司令部总部,至今仍保留着子弹和弹片留下的痕迹。惠勒陆军机场于1987年8月被列为国家历史地标,以肯定其历史意义。这些幸存建筑在继续发挥军事作用的设施内,保留了袭击的痕迹。(pearlharboraviationmuseum.org)
口述史与档案馆藏保存了舰船和建筑无法充分呈现的个人经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项目记录了在瓦胡岛目睹袭击的军人和平民的回忆。其音频档案包括:1985年12月6日录制的克拉伦登·赫特里克逃离“亚利桑那”号的叙述;1986年12月4日录制的沃尔特·斯塔夫从倾覆的“俄克拉何马”号获救的描述;以及2004年录制的斯特林·凯尔对海军造船厂内所发生事件的回忆。信件、日记和照片为这些访谈提供了补充。周年纪念仪式也为缅怀逝者提供了定期举行的场合:2015年12月7日,美国海军与国家公园管理局联合举办的仪式包括敬献花圈、军礼致敬,以及在夏威夷时间上午7时55分默哀。(nps.gov)
对水下沉船的保护管理,将考古学记录与对死者遗骸的尊重结合起来。在“亚利桑那”号,潜水员和遥控潜水器对舰体劣化、内部状况及漏油情况进行调查;监测结果为保护工作提供依据,而不是将该舰视为普通的可打捞资源。经批准去世后安葬于此的“亚利桑那”号幸存者,其骨灰被安置在沉船内部,延续了该舰作为墓地的功能。袭击纪念设施的历史阐释重点,与附近介绍更广泛太平洋战事的机构有所不同。例如,“密苏里”号战列舰纪念馆展示的是日本于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签署投降书的那艘军舰及其历史;这一事件发生在袭击近四年之后,并非1941年12月战场历史的一部分。(np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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