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德国政治家，领导纳粹党，并从1933年起担任总理兼国家元首，统治德国直至1945年去世。他通过一党独裁统治国家，于1939年9月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主持了大屠杀，系统性地杀害了约六百万犹太人以及数百万其他人。他是二十世纪被研究最多的人物之一，其生平是理解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发生的毁灭的核心。
他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某项具体政策，不如说在于他如何将种族意识形态、侵略性的对外计划，以及个人对绝对权力的主张结合在一起。本词条追溯了他的人生轨迹：从维也纳一位不得志的画家和前线士兵，到他在慕尼黑纳粹运动中的崛起，再到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随后是独裁统治的巩固、征服战争、种族灭绝，以及1945年4月他在柏林自杀。词条将他的思想、统治方法，以及更广泛的德国国家与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作为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主题加以论述。
本词条还讨论了历史学家研究这一主题的方式：包括现存的各类史料（其中有他本人的著述与演讲）、关于政权内部决策如何运作的争论，以及1945年以来人们对他的生平如何加以记忆、审判和再现。
早年生活与军旅经历（1889–1918）
出生与童年
阿道夫·希特勒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于布劳瑙安因河畔，这座边境小城隶属于奥匈帝国，与巴伐利亚隔河相望。他的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是一名中层海关官员，出生时姓施克尔格鲁伯，其父子关系始终未能确证。阿洛伊斯结过三次婚。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珀尔茨尔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比他年轻约二十四岁。阿洛伊斯严厉，有时还会施暴，克拉拉则对儿子十分溺爱。阿道夫童年期间全家多次搬家，1898年定居于林茨附近。他在林茨的一所实科中学（中等学校）就读，成绩很差，约十六岁时辍学，没有完成学业。阿洛伊斯希望他进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公务员系统，阿道夫则想成为一名艺术家。阿洛伊斯于1903年去世。1907年12月克拉拉去世后，希特勒获得了一小笔遗产和一份微薄的孤儿津贴。
维也纳
1907年秋，希特勒申请进入维也纳美术学院，结果被拒。1908年他再次申请，又一次遭到拒绝，这让他深受打击。美术学院的绘画班由画家克里斯蒂安·格林普克尔执教，落选的原因被归结为素描能力不足，尤其是人物描绘欠佳。随后他试图进入城市的建筑学院，但因为没有中学毕业证书而无法入学。1908年至1913年间，他主要住在市政设立的男性收容所里，靠出售水彩画、明信片和海报维持生计。这一时期他生活孤立且朝不保夕，与家人的联系也逐渐断绝。
维也纳也塑造了他的政治立场。1897年起，这座城市由市长卡尔·吕格尔执掌，其基督教社会运动将民粹式的反犹主义与社会福利相结合；而格奥尔格·冯·舍内雷尔的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学生和媒体中颇具影响力。希特勒吸收了他们对多民族哈布斯堡国家、对社会主义以及对犹太人的敌意，后来他声称自己的反犹信念正是在这些年间定型的。历史学家对于他的观点有多少形成于维也纳、又有多少是后来在慕尼黑和战争期间发展而来的，看法并不一致。1913年5月，他离开维也纳前往慕尼黑。此后奥地利当局曾试图征召他服兵役，但1914年2月他被判定不适合服役，遭到除名。
战时服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特勒于1914年8月自愿加入一支巴伐利亚部队。作为奥地利国民，他能够加入这支部队，是他所争取来的特权。他被编入第16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该团因其首任团长尤利乌斯·冯·利斯特上校而被称为"利斯特团"。他担任传令兵（Meldegänger），往来于团部与前线之间，在佛兰德和法国北部多次暴露于猛烈的火力之下。该团伤亡极为惨重，1916年10月希特勒大腿受伤，于1917年初重返前线。他晋升为下士（Gefreiter），并获得多枚勋章，包括1914年的二级铁十字勋章、1918年的一级铁十字勋章（这一等级很少授予他那样军衔的士兵）以及负伤章。他还获得了一份团级服役证明。
毒气袭击、战败与革命
1918年10月13日至14日夜间，在伊普尔以南的韦尔维克附近，希特勒遭到英军芥子气袭击，暂时失明。他被送往波美拉尼亚的帕塞瓦尔克军人医院，在那里住了数周。关于他失明的原因，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有历史学家认为其中包含心理因素，也有人将其与他据称在帕塞瓦尔克接受的精神科治疗联系起来。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薄弱。
在医院里，希特勒得知德国已经战败、停战即将到来、君主制正在崩溃。他既震惊又愤怒，将这场失败归咎于后方的叛徒，而非军事上的失利。这一看法后来助长了"背后一刀"的传说。1918年11月的德国革命及共和国的宣告，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旧秩序已经崩塌。在《我的奋斗》中，他写道帕塞瓦尔克发生的事件促使他下定决心投身政治。1919年他返回慕尼黑，被卷入军方的政治教育工作，由此与德国工人党产生了联系。
意识形态与世界观
核心学说
希特勒的世界观建立在种族等级制之上。种族反犹主义是其中心要素：在他的叙述里，犹太人是德国一切问题的幕后敌人，从1918年的战败、《凡尔赛条约》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被归咎于他们。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基于同样的逻辑。他认为阶级斗争是一种分裂民族、削弱国家的力量，并且服务于他所宣称的犹太人的图谋。他粗略借鉴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历史和政治生活视为种族与民族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强者胜出，弱者应当被征服和从属。因此，这种"斗争"不仅是经济或阶级问题，更是生物学问题；这一框架使他的反犹主义在其自我表述中披上了科学权威的外衣。
从这些前提出发，他推导出建立统一种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民族共同体）的目标。这一术语早于纳粹党出现，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当时它意味着跨越阶级界限的民族团结。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借用这一概念，许诺一个没有阶级特权、社会升迁取决于能力的共同体。但在实践中，成员资格由"种族"标准界定，被视为局外人的群体，尤其是犹太人，被排斥在外，所谓的社会拉平从未意味着人人享有平等权利。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概念是掩盖排斥等级制的宣传话语。
生存空间与东方
Lebensraum（"生存空间"）是他扩张主义构想的地缘政治核心。这一术语在他之前已被德国地理学家使用，卡尔·豪斯霍费尔常被认为是将其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民族主义者中传播开来的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1920年的二十五点纲领要求获得土地，以养活国民并安置过剩人口。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主张德国人口过剩，无法单靠自身资源维持生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向东扩张，进入波兰和苏联，纳粹政权打算在那里驱逐或征服被其视为种族低劣的民族。这一计划还附带了经济承诺：被征服的土地将为德意志共同体提供资源和繁荣，并由德国人定居，这一论调后来成为纳粹宣传的标准内容。
领袖原则与对民主的批判
Führerprinzip（领袖原则）是他宣称体现民族意志的制度化形式。在这一模式中，权威自领袖向下，经由党、国家和其他机构层层传递，领袖的意志被视为高于成文法。希特勒将议会民主描绘为一个分裂的体制，各政党割裂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阻碍了果断行动。与之相对，他提出领袖能够直觉地理解民族的真正利益，因此无需受到选举、议会或法院的制约。这一批判是他拒斥魏玛体制的核心，也是其后独裁统治的基础之一。
《我的奋斗》
Mein Kampf（《我的奋斗》）是这些思想最主要的书面表述。第一卷副标题为"清算"，于1925年出版；第二卷聚焦民族社会主义，1927年问世。该书的自传式框架将个人叙述与政治纲领结合在一起。书中把国家描述为种族性而非经济性的实体，并主张种族纯洁是民族复兴的前提。1920年代的销量相当平淡：首年仅售出9,473册，此后整个十年间都是滞销书。1930年和1932年纳粹党在选举中取得进展后，销量急剧上升；1933年希特勒出任总理后，销量更是猛增，当年售出超过85万册。该党把此书宣传为运动"基础与目标"的来源，发行了特别版本，包括盲文版和专为新婚夫妇制作的纪念版，并向各机构施压要求购买。到1945年，印刷量已超过1200万册，其中大部分是1939年之后印制的。史学家将此书视为政权目标的证据，但对其使用保持谨慎：该书出于宣传目的写成，带有回顾性的自我美化，其后来的销量反映的是国家的营销策略，而非独立的读者需求。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于2016年出版了一套两卷本的注释版，此时巴伐利亚州持有的版权已经到期；首印很快在数日内售罄。
历史阐释中的延续与变化
史学家对希特勒意识形态的固定程度存在分歧。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与埃伯哈德·耶克尔1969年关于希特勒世界观的研究相关，认为他的核心信念，尤其是反犹主义和获取生存空间的驱动力，自1920年代初就已稳定，并在掌权后以日益激进的方式付诸实施。另一些史学家则强调，他的思想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系统化，他在策略上务实而机会主义，他的某些目标是在战时条件和下属行动的影响下逐渐成形的。对他1928年口述的第二本书等未发表材料的讨论，正是这一争论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大屠杀和战争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灭绝性和扩张性的计划在他的思想中是否早已存在，还是后来才由环境所催生。大多数学者接受一个稳定的意识形态核心，但对其中计划的程度以及临时应变所起的作用仍有争议。
纳粹党与慕尼黑政变（1919–1924）
从军队线人到党员
战后希特勒留在军队中。1919年7月，国防军（Reichswehr）任命他为情报人员，负责影响其他士兵，并调查慕尼黑的一些小型政治团体。其中包括德国工人党（DAP），该党于1919年1月5日由慕尼黑的锁匠安东·德雷克斯勒与卡尔·哈勒、迪特里希·埃卡特和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共同创立。希特勒于1919年9月首次参加其集会。他向上级报告说，该团体规模很小，且敌视共产主义，但他自己也被卷入其内部辩论。在指挥官卡尔·迈尔上尉的命令下，他加入该党，并被要求帮助其壮大。他的党员编号为555，于1920年1月分配，但这个数字被夸大了：他实际上大约是第55号党员，编号从501开始，是为了让党看起来规模更大。
希特勒的军中经历为他提供了公开演说的训练背景。他曾担任教育官，向归来的士兵讲授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和民主的危害。军方重视这项工作，因为他们担心革命会从俄国蔓延开来。
二十五点纲领与改名
1920年2月2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霍夫布劳豪斯向约2000人发表演讲，公开宣布二十五点纲领。该纲领由德雷克斯勒、费德尔、希特勒和埃卡特以一份奥地利文本为基础起草。纲领要求将所有德意志人统一在大德意志之中，反对《凡尔赛条约》，要求获得新的领土和殖民地，并将非德意志人，尤其是犹太人，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其社会主义措辞旨在吸引工人，而其反犹要求则公开表明。该运动随后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SDAP）。关于确切日期，各方说法不一：多数资料称为1920年2月，也有资料称为1920年4月。该纲领始终是党的正式纲领，尽管其中的各项条款后来在实践中常常被忽视。
掌权与冲锋队
希特勒在党内的影响力迅速增长。到1921年，他已排挤掉其他领导人。同年7月，德雷克斯勒的主席职务结束，希特勒获得了对党的独裁权力。哈勒此前因反对将党变为群众运动而已经辞职。
为保护集会和会议，党组建了以退伍军人和准军事组织成员为主的暴力团体，即冲锋队（SA）。冲锋队被用来恐吓对手，到1923年约有1.5万名成员，实际上充当了党的私人武装。纳粹党在巴伐利亚也迅速发展，据称到1923年党员人数约为7万，这一增长背景是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它们使极端主义的诉求更具吸引力。
希特勒的宣传依赖于慕尼黑大型啤酒馆中的群众集会。他说服党员采取动员群众的策略，而不是维持一个规模小、保密性强的团体。集会结合了冗长的演说、冲锋队的在场、旗帜与标志，以及与政治对手刻意制造的冲突。对其演讲的报道也帮助他建立了公众形象。
啤酒馆政变与审判
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与埃里希·鲁登道夫以及战斗联盟（Kampfbund）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试图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希特勒和武装的冲锋队员闯入市民啤酒馆，他迫使巴伐利亚领导人古斯塔夫·冯·卡尔、奥托·冯·洛索和汉斯·冯·塞塞尔支持一项宣布“民族革命”的声明。他打算仿效前一年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向柏林进军。次日，当游行队伍到达慕尼黑市中心时，警察在陆军统帅堂附近开枪。16名纳粹分子和4名警察丧生。希特勒逃走，两天后被捕，纳粹党也被取缔。
1924年2月26日至4月1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人民法院因叛国罪受审。他利用这场审判将自己塑造为爱国者。主审法官格奥尔格·奈特哈特判处的刑期远低于法律允许的上限，这种宽纵被广泛视为司法丑闻。鲁登道夫被无罪释放，希特勒则被判处五年要塞监禁，关押在兰茨贝格。这次失败的政变使他第一次获得全国性的关注，并在党自身的叙事中把他塑造成民族主义的殉道者。
兰茨贝格、获释与重组
在兰茨贝格监狱，希特勒的关押条件相对舒适。他向包括鲁道夫·赫斯在内的狱友口授了《我的奋斗》的第一部分。他于1924年12月20日获释，实际服刑约九个月。
政变的失败使希特勒得出结论：权力必须通过合法手段夺取，而非武装起义。获释后，他于1925年初在个人掌控下重建了该党，并试图在巴伐利亚乃至全德重新组织党务。由于纳粹党已被取缔，它在1924年国会选举中以一个替代组织的名义参选。若干德国州还在一段时间内限制了希特勒公开演说的权利。从武装起义转向选举竞争，决定了该党在魏玛时期余下岁月中的策略，也为其在随后经济危机中的壮大奠定了基础。
掌权（1929–1933）
萧条与选举突破
大萧条使纳粹党从一个边缘运动变成了群众性政党。纳粹党在1928年仅获得约2.6%的选票，但1929年开始的经济崩溃带来了大规模失业和贫困，助长了极左和极右政党可以利用的愤怒与恐惧。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该党获得18.3%的选票和107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历史学家强调，这场危机冲击的是一个本已因凡尔赛条约以及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依赖总统紧急令而非议会多数执政而被削弱的政治体制。一项对1930至1933年投票数据的研究发现，布吕宁的紧缩措施（即削减开支和增税）与纳粹得票率的上升有关，而这些措施造成的苦难（以死亡率衡量）进一步激化了选民的情绪。纳粹的选民基础集中在贫困的城市和农村中下层中产阶级，同时共产党也赢得了更多席位。
总统选举与希特勒的任命
1932年的总统选举使希特勒成为全国性的候选人。年迈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曾于1925年在右翼支持下当选，他原本不愿再次参选，但在中间派和左翼的支持下还是参选了，因为他们想阻止希特勒上台。在1932年3月13日的第一轮投票中，兴登堡获得约49.6%的选票，希特勒约30%。在4月10日的决选中，兴登堡获得53%，希特勒获得36.8%。这一结果既显示了纳粹在选票上的局限，也显示了其支持的规模之大。
此后，兴登堡转而任用一些保守派政治家，他们认为可以不依靠纳粹执政。他首先任命弗朗茨·冯·帕彭，帕彭于1932年7月举行了提前大选。纳粹成为第一大党，获得230个席位，但仍不足以构成多数。帕彭在1932年11月试图与纳粹党组建联合政府失败，兴登堡便以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取代了他。施莱歇尔的政府在统治精英中越来越不得人心，而仍想争取权力的帕彭说服兴登堡于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新内阁由纳粹和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的部长共同组成。支持者期望以保守派包围这位纳粹领袖，从而约束他。政府仍然缺乏国会多数，因此兴登堡下令在3月进行新的选举。
从国会纵火案到《授权法》
1933年2月27日，国会大厦被烧毁。纳粹领导层将此事归咎于共产党人，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应负责，并借此主张需要采取紧急措施。2月28日，兴登堡签署了国会纵火法令，暂停了集会、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其他宪法保障。该法令允许不经指控逮捕政治对手，解散团体并没收财产。在随后的几周里，数千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被捕，第一座集中营达豪也在投票前不久开放。共产党实际上被排除在竞选之外。即便如此，纳粹党及其德国民族人民党盟友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也只获得约44%的选票，未能达到多数。
为了获得他想要的权力，希特勒需要在1933年授权法的表决中取得三分之二多数。在希特勒承诺保护天主教会的利益后，中央党的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社会民主党是唯一投反对票的政党。该法案于1933年3月23日以444票对94票通过，冲锋队对议员的恐吓也起了一定作用。法律允许内阁在不经国会的情况下制定法律，有效期为四年，并可延长。尽管兴登堡和国会在形式上仍然存在，但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和宪法制衡已被废除。这一联合政府原本是为了约束希特勒而组建的，但它最终失败了，因为纳粹控制了关键部门和警察，而其合作伙伴既没有足够的人数，也没有抵抗的意志。
魏玛共和国崩溃的各种解释
历史学家对魏玛共和国的覆亡提出了多种解释。经济灾难和大规模失业是核心因素，但学者们对1930至1932年的紧缩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加深了危机仍有争论。另一些人则关注统治精英，尤其是兴登堡、帕彭和施莱歇尔，他们多次以总统令方式执政，并误判了自己能够控制纳粹运动。政党体系的碎片化，以及主流政党拒绝组建稳定多数政府，同样很重要，选民大量转向极端政党的行为也是一个因素。这些因素共同解释了一个在1920年代只获得少量选票的政党，为何能够通过宪法程序上台执政。
独裁统治的巩固（1933–1938年）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的几个月内，政权便着手使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服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一过程被称为同步化，首先从各州开始。在州一级，1933年3月和4月颁布的两部《同步化法》是这一进程的起点，它们剥夺了各州的相对主权。州议会被解散，帝国纳粹总督取代了州政府。1934年兴登堡去世后，帝国总统和帝国总理两职合并为一，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中央。
政党、工会与社团
政治反对派被分阶段清除。先是德国共产党被取缔，随后社会民主党于1933年6月被取缔。两党成员遭到大规模逮捕。资产阶级政党自行解散后，新政党的组建于7月被禁止，1933年12月，纳粹党在法律上被正式确立为国家唯一政党。工会是重点打击对象。1933年5月2日，武装的冲锋队人员接管了全国各地的工会办事处，没收其资产，并将其职能转交给由罗伯特·莱伊领导的德意志劳工阵线，工人被迫加入该组织。职业和社会团体也遵循同样的模式：所有工会、协会和组织均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编制的纳粹机构。地方政府、专业团体和公务系统被清洗，政治对手和犹太人被清除出去，1933年4月的《公务员法》是其中的关键工具。
长刀之夜与职权合并
政权的内部巩固还包括对其自身运动的暴力清洗。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冲锋队领导层遭到清洗，纳粹党领袖兼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下令实施此次清洗。恩斯特·罗姆及其他冲锋队领导人被杀，其他被视为对手的人也遭到杀害，其中包括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歇尔。纳粹领导人还借机杀害了其他政治敌人。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估计数字：当时的估计从最多1000人不等，但如今普遍认为的数字约为90人。这些杀戮后来获得了追溯性的法律掩护。希特勒设法让兴登堡总统批准了一项追溯性地为谋杀行为辩护的法律。军方的默许是关键因素，作为交换，军方得以消除冲锋队这一竞争性武装力量。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元首（纳粹党领袖）三项职务集于一身。士兵被要求向他个人宣誓效忠，1934年8月的全民公投以约90%的支持率批准了这一安排。
警察、集中营与恐怖统治
警察系统在海因里希·希姆莱领导下围绕党卫队进行了重组。盖世太保于1933年在普鲁士成立，1934年归希姆莱控制，到1936年，他已担任德国警察总长一职，将保安警察与党卫队连接起来。集中营于1933年首次用于关押政治犯，后被置于党卫队管理之下，数量和规模逐步扩大。告密、不经审判的任意逮捕以及被关入集中营的威胁，成为震慑反对派的主要手段。这些机构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法院之外运作，而法院早已失去了大部分独立性。
文化、宣传与教会
约瑟夫·戈培尔领导的帝国宣传部试图控制文化生活。在同步化进程中，应帝国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倡议，该机构依据1933年9月22日的法律设立，是所有德国艺术创作者的专业组织。想从事艺术工作者必须入会，因此被排除在该协会之外，就意味着失去了职业资格。1933年5月，学生团体举行焚书仪式，将贝尔托·布莱希特、托马斯·曼、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等被视为"非德意志"的作家的作品，以及许多犹太作家的著作投入火中。新闻管控同样严格：到1935年，已有1600多家报纸被关闭。1937年7月，政权在慕尼黑开办了"大德意志艺术展"；同期附近还举办了现代作品展，即"堕落艺术展"（Entartete Kunst），旨在将现代艺术描绘为腐朽的。同年，戈培尔下令从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机构没收数千件"堕落"的艺术品。
政权与教会的关系则更为复杂。1933年，纳粹德国与圣座签订了《帝国政教协约》，同时新教教会则被施压接受一个由亲纳粹领导层掌控的统一帝国教会。认信教会随之兴起，并于1934年发表了《巴门宣言》。1935年9月颁布的《纽伦堡法》，以及通过公共工程和军事开支降低失业率、推动经济复苏和扩军的更广泛计划，将在其他章节中讨论。
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德国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一秩序。一些人强调恐怖与胁迫，另一些人则强调经济复苏、民族主义成就以及领袖崇拜所带来的民众支持，后者与伊恩·克肖（Ian Kershaw）关于"希特勒神话"的研究相关。公开抵抗十分有限，主要来自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网络，后来也有一些青年团体和教会圈子参与。而大多数德国人则通过顺从、投机或消极接受来适应新秩序。
外交政策与战争之路（1933–1939）
退出国际组织与公开扩军（1933–1935）
这几年希特勒的外交政策首先旨在推翻《凡尔赛条约》，长远目标则是领土扩张。1933年10月14日，德国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并退出国际联盟。希特勒将此举表述为对德国不公平待遇的抗议：德国被要求裁军，而其他列强却并未裁军。同年11月12日举行的公投报告显示支持率超过95%，但历史学家指出，纳粹机器极大地左右了投票结果。
1934年初，希特勒与波兰签署了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旨在降低法波军事同盟形成的可能性，并为德国争取扩军的时间。此后，扩军变得公开化。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恢复征兵制，并将建立36个师的陆军，同时宣布打算组建空军并扩充海军。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组成的斯特雷萨阵线对此提出抗议，但并未能有效遏制他。1935年6月，英国与德国签订《英德海军协定》，规定德国海军吨位不得超过英国舰队的35%。英国视之为限制德国扩张的手段，希特勒则将其视为修改战后安排的第一步。
以武力与外交推动修约（1936–1938）
1936年3月7日，约2.5万名德国士兵开进非军事化的莱茵兰地区。希特勒利用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以及新近签订的法苏互助条约作为掩护。英法两国提出抗议，但未采取军事行动，西方的这一反应也强化了后来被称为绥靖政策的逻辑。随后德国与意大利关系拉近，1936年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一项反共协定，预示了日后的轴心国结盟。
奥地利是下一个目标。纳粹曾于1934年在当地发动政变企图，但未遂。1938年3月12日，德军越过边境，奥地利随即被吞并。希特勒的判断基于墨索里尼保证意大利不会干预、奥地利军队的薄弱，以及他在奥地利人中享有的相当大的支持。随后，希特勒又要求割让苏台德地区，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讲德语的边境地区，主要防御工事即位于此。英国和法国迫使布拉格接受这一要求。1938年9月29日至30日，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在慕尼黑达成协议，同意将该地区移交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未被邀请参与会谈。10月1日至10日，德军占领了该地区。张伯伦回到伦敦后宣称已带来“我们时代的和平”，但同一时期英国的军费开支大幅增加，慕尼黑协定日后也成为绥靖政策失败的典型例证。
从布拉格到战争（1939）
不到六个月，希特勒便撕毁了慕尼黑协定。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包括布拉格在内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斯洛伐克则成为依附德国的国家。由于捷克地区的居民大多并非讲德语的民族，此举表明希特勒的目标已超出统一日耳曼族裔的范围。英国和法国随即向波兰作出保证，希特勒则以废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和《英德海军协定》作为回应。
真正的决定性步骤来自外交。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有互助条约，却被排除在慕尼黑会议之外；1939年夏，英法与莫斯科的谈判未能达成同盟。希特勒希望避免两线作战，而德国经济又需要原材料，于是在4月决定进攻波兰。1939年8月23日，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一项互不侵犯条约，附有秘密议定书，将东欧划分为势力范围。波兰将沿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被瓜分；波罗的海国家和比萨拉比亚则划归苏联的利益范围。
在确保苏联保持中立后，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于9月3日对德宣战，履行了其3月作出的保证。苏联于9月17日从东面入侵波兰。西方的保证使一场地区性的征服演变为全面的欧洲战争，而苏德条约则消除了1938年曾制约希特勒的两线作战威胁。因此，战争爆发的时机，是由德国的盘算以及英、法、苏三国的抉择共同塑造的。
战争进程（1939–1945年）
1939年秋至1940年夏，国防军取得了一系列迅速的胜利。1940年4月，丹麦和挪威被占领。同年5月，德军突破低地国家的防线，进入法国北部，法国于6月签署停战协定。英国拒绝谈判。希特勒随后希望通过空中力量迫使英国妥协，但1940年夏秋两季，德国空军对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及英国城市发动的攻势未能夺得制空权。计划中的入侵英国行动被无限期推迟。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的苏联战役，这是战争早期阶段的决定性赌博。进攻前，为完成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作战，进攻被推迟了五周。规划者预计，三个集团军将在大约十周内抵达列宁格勒、基辅和莫斯科。他们的判断是战役会速战速决，大规模的初期溃败会迫使苏联领导层投降，但这一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高层没有为一场持续到冬季的战役做好准备，御寒服装的发放、装备的防寒改造等基本准备大多缺失。苏联也已将工业组织起来投入总体战，而希特勒当时尚未认为这种做法有其必要。
1941年12月初，进攻莫斯科的行动陷入停滞。苏军在距莫斯科200英里处建立了防线，德军无法突破。严寒的冬季几乎使德军坦克陷入冻结，无法行动。希特勒的回应是撤换高级指挥官：费奥多尔·冯·博克被汉斯·冯·克鲁格取代，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因从罗斯托夫撤退而被解除南方集团军的指挥权。1941年12月19日，陆军元帅瓦尔特·冯·布劳希奇被免去德国陆军总司令一职，由希特勒亲自接任。希特勒自1938年2月起已担任武装力量的最高职位，因而同时身兼德国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12月的这次人事变动使作战决策集中于其一人之手，名义上负责统筹全军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则直接向希特勒汇报。
希特勒的指挥风格塑造了之后两年的战局。1942年秋，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推进到城内，苏军对其形成合围后，希特勒下令第六集团军留守斯大林格勒，而不是撤退。解围的尝试均告失败。德军将领弗里德里希·保卢斯违背希特勒的命令，于1943年2月2日率残部向苏联投降。此次失败之后，德军制定了夺回战略主动权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从北、南两面同时对库尔斯克突出部发动进攻，目的是包围苏联红军。然而，德军将领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进攻行动“堡垒行动”于1943年7月5日开始，希特勒几乎将全部兵力投入其中，共投入20个步兵师和17个装甲师。战斗于1943年7月5日至8月23日进行，最终以苏联胜利告终。同年7月，盟军在西西里登陆，迫使希特勒从东线抽调部队赴意大利。希特勒对总参谋部心怀不满，逐渐陷入越来越孤立的境地。由于不再信任将领，他此后对大多数部队调动都亲自干预。
库尔斯克战役之后，德国在各个战线上都转入防御。在意大利，盟军从西西里北上，在多山地形中遭遇长期抵抗；1943年9月意大利政府倒戈后，德军占领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在东线，红军稳步西进。1944年6月，西方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指挥官与希特勒就反击时机和装甲预备队的投入发生争执，这一争议至今仍是相关研究的重要议题。德军损失惨重，且难以补充。对德国而言，这些损失是灾难性的，直到战争接近尾声都难以弥补。前德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后来写道，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破灭。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希特勒拒绝批准撤退、撤换军官，以及时常推翻将领命令的做法，都加剧了这些损失。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战争扩大为全球性冲突。四天后，即12月11日，德国向美国宣战。希特勒与日本结为同盟，这一决定将欧洲、北非和大西洋的战事与太平洋及亚洲的战争联系起来，使原本的地区性冲突演变成了全球性战争。
大屠杀与大规模迫害
排斥与十一月大屠杀
从1933年起，纳粹政权分阶段将犹太人逐出公共和经济生活。1935年的《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并禁止犹太人与其他德国人通婚及发生性关系。抵制行动、犹太企业被迫低价出售或遭没收，以及职业禁令，使犹太社群日益贫困。政权催促犹太人移民，同时又设置了沉重的财政和行政障碍，因此移民者往往几乎一无所有地离开。到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1933年时约五十万名在德国生活的犹太人中已有一半多离开，而许多其他人，尤其是老人和穷人，仍被困在当地。
战前的转折点发生在1938年11月9至10日，冲锋队员、党卫军成员、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及普通德国人在德国和奥地利各地袭击犹太人。导火索是一名年轻的波兰裔犹太难民在巴黎枪击了一名德国外交官。超过1400座犹太教堂被焚毁或损坏，数千家犹太商店和住宅遭到抢劫，约91名犹太人在这次大屠杀期间被杀，此后还有更多人死于其后果，包括自杀。约3万名犹太男子被逮捕，送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大多数人在数周或数月后才获释，且常以移民为条件。犹太社群还被迫为所造成的损失买单。历史学家通常将这次大屠杀视为一次升级，加速了迫使犹太人离开德国的进程。
隔离区与东线的枪杀
1939年9月入侵波兰后，数百万波兰犹太人落入德国统治之下。犹太人被集中到华沙、罗兹等拥挤的隔离区，饥饿、疾病和强迫劳动导致大量人员死亡。1941年6月入侵苏联开启了新的阶段。党卫军与警察组成的机动杀戮部队“特别行动队”紧随国防军行动，大规模屠杀犹太男子、妇女和儿童，以及罗姆人和共产党官员。据多数估计，这些部队及其辅助人员在随后十八个月内杀害了一百多万人，主要是在城镇附近的坑洞和沟壑中。1941年12月12日，希特勒在向纳粹领导层发表的讲话中公开要求“消灭犹太人”，历史学家将此视为系统性谋杀的决定此时已经做出的证据。
万湖会议与灭绝营
1942年1月20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柏林附近的万湖别墅召集约十五名高级官员，协调“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阿道夫·艾希曼出席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实施事宜：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遣送东方，各部门的职责，以及如何区分有劳动能力者与无劳动能力者。亚德·瓦谢姆纪念馆指出，决定本身此时已经做出，会议纪要称移民已被遣送取代，并且是“遵照元首的意志”进行的。希特勒、希姆莱、戈林和戈培尔均未出席。
在被占领的波兰，共有六座集中营进行大规模毒气杀害。海乌姆诺自1941年末开始使用毒气车杀人。贝乌热茨、索比布尔和特雷布林卡作为“莱因哈德行动”的一部分，于1942年投入运行；奥斯维辛-比克瑙则成为规模最大的杀戮场所。受害者抵达后即被挑选，多数人在数小时内被杀害。总计约六百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遇害。
其他受害者
纳粹的种族政策还针对其他群体。罗姆人和辛提人大量遇害，在被占领地区遭到遣送和枪杀，并在奥斯维辛被毒杀。始于1939年的T4行动中，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以毒气和致命注射杀害残障患者；官方阶段约杀害7万人，于1941年8月公开叫停，但以分散形式进行的杀害仍在继续。数百万苏联战俘因蓄意饥饿、暴露和枪杀而死亡。在被占领的波兰，德国人处决了受过教育的精英，并对平民进行大规模枪杀，其中包括人质和报复行动的受害者。政治反对者，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被监禁并遭杀害；耶和华见证人以及因同性恋被迫害的男子也被送往集中营。
希特勒的责任
目前没有留存下来的由希特勒签署的灭绝种族书面命令，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他刻意避免将此类命令落于纸面。因此，学者们依据间接证据重构其角色：他的公开演讲（包括1939年在帝国议会警告，战争将导致欧洲犹太人遭到“消灭”）、万湖会议纪要、戈林、希姆莱与海德里希之间的往来信件，以及纽伦堡审判中纳粹官员的证词。
历史学家对这些证据的解读存在分歧。意图主义学派认为，希特勒基于其反犹著作和演讲，有意识地策划并下令灭绝犹太人。功能主义学派则认为，谋杀是在战时压力下，由地方官员和官僚的一系列决定逐步形成的，希特勒的作用主要是定下激进的基调。当今多数历史学家接受一种综合观点：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与权威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具体实施则受到官僚体系和战时条件的塑造。
崩溃与死亡（1944–1945）
到1944年中，德国的军事形势持续恶化，军队内部的反对情绪也随之加剧。1944年7月20日，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上校伯爵将一枚炸弹藏在公文包里，放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狼穴大本营中。当时希特勒正与军方高级副官开会。施陶芬贝格离开会议室，以为希特勒已经死亡。实际上，一名军官挪动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使希特勒免受爆炸的全部冲击。柏林的政变随后在数小时内失败，忠于政府的部队在当晚重新控制了本德勒街区。
政权的反应十分严厉。当晚，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临时召集了一个军事法庭，判处所有密谋者死刑。路德维希·贝克自杀身亡，施陶芬贝格、冯·哈芬、奥尔布里希特以及另一名军官阿尔布雷希特·梅尔茨·冯·奎恩海姆，则在本德勒街区的院子里被临时组成的行刑队枪决。希特勒把自己的生还视为天意庇佑，并认为是叛徒使德国失去了战争的胜利，于是决心向密谋者复仇。此后几周内，数以千计的人被捕并处决。施陶芬贝格的兄弟贝托尔德在柏林的普勒岑湖监狱被慢慢勒死，整个过程还被拍摄下来，供希特勒观看取乐。
1944年12月，希特勒把最后的主要预备队投入西线攻势。这次进攻穿过阿登地区，目的是切断盟军从安特卫普港的补给线，并分割盟军战线。攻势于1944年12月16日至1945年1月25日进行，起初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恶劣的天气掩护了德军，使其免受盟军航空兵的攻击，但同时也让道路几乎无法通行，燃料短缺进一步削弱了德军的推进。12月23日前后天气开始转好，美军投入空中力量并发动反击。到1945年1月中旬，燃料短缺迫使德军只得弃置车辆。德军损失惨重，攻势以盟军胜利告终，德国在西线已无有意义的战略预备队。
在东线，红军在1944至1945年冬季推进穿过波兰，进入德国境内。1945年1月16日，希特勒和他的幕僚迁入帝国总理府花园下方的元首地堡。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最后一次走出元首地堡，在花园里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授勋。此后他一直待在地下，而苏军则在柏林战役中逐步攻入市中心。柏林战役中有数十万人丧生，其中包括数量无法统计的平民男女和儿童。
1945年4月29日，希特勒在地堡中以简短的民事仪式与爱娃·布劳恩结婚。不到40小时后，两人在地堡的一间起居室中自杀：布劳恩咬碎并吞下一粒氰化物胶囊，希特勒则以手枪射击自己的头部。在此之前，他口述了一份遗嘱，赞扬德意志人民的斗争，并将战争归咎于犹太人。遗嘱还指定了继承人，由卡尔·邓尼茨担任国家元首。希特勒选择自尽的原因是不愿落入敌人之手。据记载，死亡时间约为4月30日柏林夏令时15:30至15:50之间。希特勒的贴身男仆海因茨·林格记述，希特勒曾指示将遗体用毯子裹好，抬到帝国总理府后面的花园里焚烧。
这些指示基本得到了执行。两人的遗体在地堡出口附近的帝国总理府花园中被火化。苏军抵达现场时，找到了部分烧焦的遗骸，而这些遗骸此后的保管与处置则成为争议不断、常常耸人听闻的话题。尽管找到了部分遗骸，关于希特勒仍然活着的传言依旧四处流传。约瑟夫·戈培尔和妻子玛格达也在希特勒死后自杀，他们的六个孩子则被父母杀死。
1945年5月初，柏林的德军残余抵抗在头几天内结束，柏林守军于5月2日投降。随后，德国武装力量于5月7日至8日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事就此结束。
性格、私人生活与健康
希特勒的公众形象受到严格管理。他的官方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后来回忆说，希特勒每件新西装在公开穿着之前，都要先让人为他拍照；1933年，他还下令收回所有他身着皮短裤的照片。霍夫曼还描述过一张希特勒与伊娃·布劳恩的㹴犬玩耍的照片，希特勒拒绝发表，理由是政治家不应与小狗合影。这些细节表明，领袖的外在形象被当作政治事务来处理，这一做法助长了历史学家所说的个人崇拜。
影像也成为这种自我呈现的一部分。布劳恩拍摄的私人影片于1938至1944年间完成，共28卷，记录了家庭出游、体育活动和庆祝场合，同时也记录了希特勒在上萨尔茨贝格的住所伯格霍夫，以及到访那里的纳粹高层人物，包括马丁·鲍曼、阿尔伯特·施佩尔和他的御医特奥多尔·莫雷尔。历史学家把这些素材视为观察希特勒家庭生活的难得窗口，虽然对它们的拍摄处于一个看重电影宣传价值的政权之中，因此并非毫无修饰。伯格霍夫本身与其说是私人避难所，不如说是一个被刻意用来融合领袖私人生活与政治形象的场所。
家庭与私人关系
战前希特勒与他的表侄女格莉·劳包尔关系最为亲密，她是他同母异父姐姐安吉拉的女儿。1929年她搬进他在慕尼黑的公寓，据多数说法，她受到严格的监管：希特勒控制她见什么人、去哪里。1931年9月18日，她因胸部枪伤死亡，子弹来自希特勒的手枪；当时希特勒身在纽伦堡，此案被认定为自杀。报纸和政治对手当时就质疑这一结论，至于两人之间是否有过性关系，由于证据存在争议，历史学家至今仍有分歧。他的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声称，劳包尔是希特勒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另有说法称，劳包尔死后希特勒开始吃素，并称肉类让他想起她的身体。
伊娃·布劳恩于1929年结识希特勒，当时她约17岁，在霍夫曼的慕尼黑摄影工作室担任助手。两人交往初期，她曾试图自杀；劳包尔去世后，希特勒与她见面的次数明显增多。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她住在伯格霍夫，但直到1944年前很少参与公共生活。霍夫曼怀疑两人的关系不过是相伴而已，其他人的解读则有所不同。1945年，布劳恩与希特勒一同前往柏林，四月末的最后几天，两人在元首地堡中一同死去。
关于希特勒的个人卫生，也有一些记载，但可靠性不一：有人形容他邋遢，据说布劳恩曾抱怨他身上有体味。
健康与医疗
希特勒的病史是其私人生活中记录最为详尽的部分，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莫雷尔留下的详细病历。1936年，希特勒因严重胃痉挛和腿部皮疹而结识莫雷尔。莫雷尔给他开了维生素和一种名为Mutaflor的益生菌制剂，其中含有水解大肠杆菌菌株。疗效似乎不错，希特勒因此视莫雷尔为医学天才，并让他担任私人医生，直至1945年。
随着时间推移，莫雷尔开的处方越来越多。记录显示，他给希特勒使用过阿片类药物、兴奋剂、激素、镇静剂和类固醇，有估计认为，希特勒一度同时服用超过八十种不同药物。莫雷尔大剂量使用阿片类药物欧可达尔（Eukodal，即羟考酮的一种制剂）。其他药剂多为专利复合制剂，其中包括一种名为Vitamultin的注射剂；战后有样品检测发现，其中含有甲基苯丙胺。1938年，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查紧张会面期间，莫雷尔也曾给哈查注射兴奋剂，之后哈查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该注射剂很可能含有甲基苯丙胺。
据报道，希特勒的其他医生对这些治疗深感担忧，但由于希特勒信任莫雷尔，撤换他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记录中的诊断包括冠心病，并伴有数次轻微心脏发作。有历史学家根据1941年和1945年描述的震颤等症状，提出希特勒可能患有帕金森病。这些推测仍不确定，历史学家对于药物、疾病或两者共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判断，看法并不一致。传记作家通常认为莫雷尔的影响有限，而另一些人，尤其是作家诺曼·奥勒，则主张药物对战争最后几年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奥勒的观点也受到了质疑，而且主要史料是莫雷尔本人的笔记和战后证词，必须谨慎对待。
区分私人形象与公众人设
评估希特勒的私人特质十分困难，因为大多数史料都受到撰写者的影响。霍夫曼把他与希特勒的关系描述为不受政治影响的个人友谊，这种说法符合他作为宫廷摄影师的自身利益。包括希特勒身边随从和副官在内的其他回忆录，有的写于政权存续期间，有的写于其覆灭之后，往往意在使作者与那一时期的罪行撇清关系。刻意摆拍或有意美化的影像，例如伯格霍夫的影片，又增添了一层不确定性。因此，历史学家一般会将私人回忆与文件、医疗记录和来访者的记述相互核对，并把希特勒私生活中看似温情的一面，视为其政治自我呈现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他性格另一面的证据。
遗产、记忆与史学
审判与去纳粹化
1945年11月，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开庭。纽伦堡是希特勒政权举办最大规模集会的城市，也是那里的大型政治集会最为精致讲究，因此被选为审判地点，审判于1945年11月开始。希特勒本人从未站上被告席，因为他已于1945年4月在柏林的地堡中自杀身亡。被告都是幸存的政权领导人。受审的是二十二名被视为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其行政机构以及德国武装力量指挥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其中十二人被判处死刑，七人被判监禁，三人被宣告无罪。控方的共谋指控存在争议，因为许多德国人认为这一指控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不过，审判仍然揭示了通往战争的道路以及暴行的规模。
因此，关于希特勒个人责任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人的证词和文件来辩论的。许多前纳粹党员后来坚称自己没有罪责，有些人还坚持说希特勒本人并不知道种族灭绝的存在。即便是许多前纳粹党员也声称自己对德国的罪行没有责任，并且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并不知道大屠杀。鉴于德国军队和官僚体系参与屠杀的记录确凿，学者们对这些说法持怀疑态度。
去纳粹化是一项范围更广的计划。它在战争结束后启动，并于1945年8月由《波茨坦协定》予以巩固。其规模前所未有：盟国试图将有纳粹背景的人从有影响力的职位上清除，盟国的调查问卷则是制裁的依据。约有850万人曾属于纳粹党。1946年10月，盟国管制委员会将人员分为五类，从主要责任者到被免罪者不等。很快就显现出，如果将前纳粹党员排除在医生、律师、法官、教师和公务员等职业之外，合格人才将严重不足。冷战随后削弱了这一进程，其中苏占区的清洗最为彻底，公务员和教师都受到了全面清查。
德国的记忆与法律措施
战后的德国建立了一套法律框架，将纳粹的过去视为持续的公共义务。其中核心条款是《刑法》第86a条。德国《刑法典》（Strafgesetzbuch，简称StGB）第86a条禁止在"艺术、科学、研究或教学"之外使用"违宪组织"的标志以及进行恐怖主义宣传。该法律禁止传播或公开使用违宪团体的标志，尤其是旗帜、徽章、制服、口号和问候方式。行纳粹礼或高喊"希特勒万岁"属于违法行为，最高可处三年监禁。禁令并不仅限于纳粹十字标志，其形成也部分受到冷战的影响，因为该禁令同样被用于对付共产主义团体。
否认大屠杀则通过另一项罪名来追究。它常被用于德国有关否认大屠杀的审判。相关罪名是"煽动民众罪"（Volksverhetzung），要求仇恨言论"足以扰乱公共和平"。新纳粹主义同样受到法律限制。在许多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除了针对仇恨和歧视的一般性法律之外，还有专门针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法律禁止新纳粹主义。这些执法措施也受到批评，相关规则亦有过调整：2018年，德国解除了在电子游戏中使用纳粹十字及其他纳粹标志的禁令，允许"以批判眼光审视时事的游戏"改为接受年龄分级。
纪念活动也有实体形式，从战后最初几年的街道更名、拆除纪念碑，到后来在柏林及欧洲其他地方设立的纪念场所。
影视、文学与大众文化中的呈现
自1945年之前至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特勒一直被搬上银幕、写入小说并作为喜剧素材。其中的伦理问题始终存在。讽刺作品如查理·卓别林的《大独裁者》（1940）将他变成笑柄，而后来的剧情片如《帝国的毁灭》（2004）则试图呈现他生命最后的日子，但其中的人性细节有可能被解读为同情。批评者争论的问题是：是否应当将虚构的希特勒人性化，以解释普通人为何追随他；还是说任何亲密的刻画都会扭曲受害者的经历。在德国，对影像的管制还带来另一个问题：艺术表现在哪里结束，纳粹符号的宣扬又从哪里开始。
史学：意图主义与结构主义
关于希特勒的研究，一直受到一场长期争论的影响，即希特勒对政权的指挥程度究竟有多大。"意图主义"（intentionalist）的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在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屠杀是由他的个人意识形态所导致的。这一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占据主导地位，以埃伯哈德·雅克尔（Eberhard Jäckel）和杰拉德·弗莱明（Gerald Fleming）的研究最为突出。与之对立的学派通常被称为"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他们认为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权力被高估了，而且这位元首并没有长期计划。结构主义者强调纳粹的累积性激进化、基层官员的作用、官僚机构之间的竞争，以及纳粹内部治理的动态，认为这些才是推动政策的动力。
此后，这场争论逐渐走向综合。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怀疑希特勒及其意识形态信念在决定纳粹政策方面的重要性。目前大多数论述将希特勒固定的反犹目标，与政权内部制度上的混乱和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传记作家以不同方式塑造了这一领域：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1952年的比较研究、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1973年的传记，以及伊恩·克肖（Ian Kershaw）分两卷出版的著作（1998年和2000年），都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
史料及其局限
历史学家依赖多种类型的证据。官方记录包括德国政府档案、党的文件、万湖会议等会议的记录，以及纽伦堡审判的庭审记录。演讲、出版的《我的奋斗》以及录音记录的言论，例如战时由随从记录整理的《希特勒私下谈话录》，提供了希特勒本人的声音。戈培尔的日记则提供了宣传家的视角，而战后的证词和回忆录则来自有动机淡化自身角色的人。
这些史料都有其局限。希特勒并未留下下令实施大屠杀的书面命令，这一显著缺失使人们对其直接参与的程度产生疑问。在纽伦堡作证时，证人常常强调希特勒的核心作用，但这些证词出自各有利害关系的被告之口。伪造文件也表明，文件在使用前必须经过鉴定，例如1983年《明星》周刊发表的所谓"希特勒日记"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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