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条约》是德国与协约国及参战各国之间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和平条约。该条约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拟定，于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签署，并于1920年1月正式生效。条约重塑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剥夺了德国的大片领土、殖民地及其大部分军事能力，对其施加了巨额战争赔款，并创立了国际联盟。条约各项条款受到战胜国之间相互竞争的目标所左右，尤其是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法国对自身安全保障的要求，以及英国对欧洲均势的考量；最终的结果几乎未能让任何参会方感到满意。
该条约之所以具有重要地位，原因有许多方面。它是研究全面战争后如何达成和平协定的核心案例，并确立了从委任统治制度到国际劳工组织等一系列制度与法律框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际秩序。它同时也成为20世纪最具争议的文件之一：批评者认为，其惩罚性条款助长了德国社会的愤懑情绪并引发了经济危机，进而促成了纳粹德国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该和约究竟有多严苛、在多大程度上应对后来的历史事件负责，以及它是否切实体现了其声称奉行的理想。本词条涵盖巴黎和会的背景，条约在领土、军事、财政与机构方面的各项规定，其向其他战败国的延伸适用，条约的批准与各方反应，凡尔赛体系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修订及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史学争鸣与历史遗产。
背景与停战协定
到1918年秋天，同盟国已分崩离析。1918年9月，德皇威廉二世接到将领们的报告，称战事已无胜算，德国应当求和。逃兵和哗变在德国陆海军中蔓延，德皇遂于1918年11月9日退位。德国的盟国此前均已退出战争：保加利亚、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各自单独缔结了停战协定。俄罗斯帝国更早便在1917年的革命中瓦解，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也在1918年与德国单独媾和。
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协定只是一项停火协议，而非真正的和平。它结束了协约国与德国——其最后一个对手——在陆、海、空的一切战斗。德国代表团在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车厢内会见了费迪南·福煦元帅，德方在清晨5点同意了各项条款；上午11点，西线战场全线停火。停战条件十分严苛：德国必须交出飞机、坦克和重型武器，撤出其在比利时和法国占领的领土，并接受协约国在莱茵河设立的三个桥头堡。此外，协约国在最终条约签署前仍维持对德国港口的封锁，这使他们在随后的谈判中占据了有力筹码。
德国寻求停战是基于伍德罗·威尔逊的主张。在1918年1月8日对国会的演讲中，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自由贸易、裁军、废除秘密条约，以及建立旨在实现集体安全的国际联盟。第十四条主张建立一个“国际联合机构”，无论国家大小，平等保障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德国政府最先响应“十四点和平原则”并与威尔逊接洽，协约国也接受以此作为谈判框架。1918年11月5日，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在一份照会中将磋商结果通报给德国，该结果经过微调后便构成了停战协定的内容。因此，德国政府认定威尔逊的原则将主导最终的和约，但后来的谈判却击碎了这一设想。
然而，协约国此前做出的秘密承诺与这些原则存在冲突。对中东影响最深远的是1916年5月达成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这是英法两国经俄国同意后签署的密约，旨在瓜分奥斯曼帝国，将土耳其统治下的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划分为法管区和英管区。这一协定违背了伦敦对麦加谢里夫侯赛因许下的诺言——麦克马洪曾答应以独立换取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底公布这些文件后，该安排大白于天下；《曼彻斯特卫报》于1917年11月转载了相关文件，消息迅速传开。在欧洲方面，1915年4月的《伦敦条约》曾许诺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沿岸获得大片领土，包括南蒂罗尔、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的大部，以此作为参战的回报。这些许诺与亚得里亚海地区的民族自决原则以及新建立的南斯拉夫国家的主张直接冲突。
到了1918年，协约国政府和民众都无意寻求妥协式的和平。英国、法国和比利时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法国北部在长达四年的战火中沦为一片废墟。伦敦和巴黎的政治领袖面临着选民的巨大压力，选民普遍期望由德国承担战争赔偿；法国政府尤其坚持要求赔偿，并要求获得免受德国未来再次进攻的安全保障。相比之下，威尔逊来到巴黎时，虽带着支持者所期盼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授权，但正如后来的参议院辩论所表明的那样，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远比表面上要脆弱。各方这些相互冲突的期望，决定了1919年1月开幕的巴黎和会的议程走向。
巴黎和会与“四巨头”
谈判于1919年1月拉开序幕。在各国首脑提前约一周举行预备会议后，巴黎和会于1月18日正式开幕。共有27个国家参加了自1919年1月18日开始的和会。然而，真正的实权掌握在一个小规模的核心机构手中。由威尔逊、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和奥兰多组成的“四人理事会”自1919年3月24日至6月28日期间，几乎不间断地每日举行两次会议。这几位领导人常被称为“四巨头”，对德和约的核心内容正是在他们的会议上敲定的。正是这一领导机构决定了未来对德条约的核心条款，而对奥地利或保加利亚的和谈事务则留给了包括外长和一名日本代表在内、范围更广的“五强理事会”。
在实际运作中，这个核心圈子同样脆弱。语言就是一大障碍：在四巨头中，唯有克列孟梭既懂英语又通法语；奥兰多不懂英语，而劳合·乔治与威尔逊又不会法语，因此奥兰多与威尔逊无法直接交流。此外，各方在实质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3月下旬，劳合·乔治散发了《枫丹白露备忘录》，反对对德国施加过分严苛的和平条款；同样在3月下旬，威尔逊对克列孟梭代表法国提出的对萨尔地区的主权要求表示强烈反对。
意大利的要求与奥兰多的离席
意大利的立场建立在其战时外交的基础之上。一战爆发时，意大利原是与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同盟的三国同盟成员，但最初保持中立，直至1915年在协约国承诺给予领土回报后才转投协约国一方参战。秘密签订的《伦敦条约》将亚得里亚海沿岸及阿尔卑斯山脉的一系列土地划归罗马，但其中并不包括阜姆港（今里耶卡）。奥兰多与其外交大臣西德尼·索尼诺要求获得超出该条约范围的领土，其中就包括阜姆。但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拉半岛内陆部分必须留给南斯拉夫，阜姆也是这个新兴国家为数不多的可用港口之一。威尔逊于4月23日公开表示拒绝，使意大利代表团陷入几乎没有斡旋余地的境地。巴黎和会的意大利代表维托里奥·奥兰多和西德尼·索尼诺因抗议将阜姆市划归南斯拉夫而愤然离席退会。
退会抗议并未换来奥兰多所期望的妥协。次月他曾短暂重返和会，但在《凡尔赛条约》签署前仅数日便被迫辞职。奥兰多离职后的数周内，意大利的立场发生了转变。新任外交大臣托马索·蒂托尼放弃《伦敦条约》并巩固法意同盟，从而改变了谈判走向，但他并未接受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分界线”。法国外交官安德烈·塔尔迪厄率先建议将阜姆周边狭长地带建立为一个缓冲国，即后来的阜姆自由邦。最终，意大利既没有得到达尔马提亚，也没有获得阜姆，这一结果后来引发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愤懑（详见后文关于批评与评价的小节）。
排除德国参会
德国和其他战败国在谈判桌上没有席位。尽管有二十多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且有众多非政府团体参会，但战败国未获邀请。直到协约国拟定好各项条款后，战败国代表才得以知晓其内容。全程未参与任何讨论的德国代表团于1919年5月才拿到条约草案。条款交付仪式于5月7日在凡尔赛附近的大特里亚农宫酒店举行，克列孟梭在与会人员面前宣读了该文件的大纲。随后，德国代表团获准有两周时间审阅条款并提交正式的书面意见。
德国的反应十分激烈。其外长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发表长篇演说谴责该条约，激怒了“三巨头”；随后德国代表团离席并着手提出抗辩。德方于5月13日递交的书面异议大量援引了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德国此前正是以此作为停战的基础。德国人曾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谓的“没有胜利的和平”寄予厚望，并在1918年11月将他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视作谋求和平的基础，条约内容令他们深感愤怒与幻灭。德方于1919年5月29日提交了更为详尽的反建议，篇幅达100多页。其中德国提议率先解除武装：除临时措施外，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并将陆军人数削减至10万人。协约国几乎全盘否决了这些反建议，德国被迫向协约国让步。
签约
在协约国拒绝修改条款后，布罗克多夫-兰曹的处境变得难以为继。他最终选择辞职，拒绝签署这份被他称为“强加的条约”的文件。同样反对条约中最严苛条款的德国政府面临着残酷的抉择。在试图就某些严苛条款进行协商失败后，面对若不签字便重启战端的威胁，德国代表于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签署了《凡尔赛条约》。签约仪式正值萨拉热窝事件（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五周年纪念日——正是那场暗杀引发了这场危机——而德国签署方是在协约国威胁重新采取军事行动的逼迫下落笔的。签署条约的选择因此是在胁迫之下做出的，并在随后的多年里深刻影响了这个新兴德国共和国的国内政治。
欧洲领土处置
条约中关于欧洲领土的条款旨在实现三个目标：废除德国在1871年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吞并；建立或扩大协约国认为具有生存能力且态度友好的国家；削弱德国的工业与人口基础。在无法明确界定主体民族归属的地区，和会缔约方组织了公民投票，但在若干地区则直接出于战略或历史考量划定边界。这种处置方式在德国被视为对帝国的肢解，并导致数百万德意志人被迫生活在新生或扩大的邻国主权之下。
西线：阿尔萨斯-洛林、萨尔与奥伊彭-马尔梅迪
第51条规定，根据1871年和约割让给德国的领土重新归还法国主权，其归属时间追溯至1918年11月11日停战之日，当地未举行任何公民投票。萨尔盆地的煤田曾在19世纪末为德国的工业腾飞提供动力，该地区被从德国分离出来，交由国际联盟委员会管辖十五年。法国获得了该地煤矿的开采权，以弥补其本国煤矿在战时遭受的破坏；该地区的最终归属则定于1935年通过公投决定。在西北部，奥伊彭与马尔梅迪划归比利时，但其采用的公开登记程序被许多同时代人及后世历史学家认为带有强迫性质，因为当地居民必须在公开名单上表态，而非采取无记名投票。此外，原为中立小区的莫雷斯内也割让给了比利时。
东线：波兰、走廊与但泽
东线的领土划界对德国领土完整造成了最为显著的割裂。波森（波兹南）以及西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被划归复国后的波兰，波兰借由一条后来被称为“波兰走廊”的狭长地带获得了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该走廊宽约20至70英里，将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隔开。尽管德国人获得了在东普鲁士与本土之间自由过境的保障，这一安排仍成为德国长期的不满根源。但泽是位于走廊尽头的一座以德语人口为主的港口城市，和会并未将其交予波兰，而是使其成为受国际联盟保护的自由市；波兰则获得了对其外交事务、铁路及港口设施的控制权，双方争端由国联高级专员仲裁。此外规模较小的割让还包括将佐尔道地区划归波兰，以及将赫卢钦地区划归捷克斯洛伐克。
公民投票与领土划转
在民族混居地区，公民投票成为条约所采纳的处置手段，不过各地的投票结果和执行过程差异悬殊。在石勒苏益格，1920年举行的两次投票将这个前公国一分为二：北部区域选择归入丹麦，中部和南部区域则保留在德国境内。在东普鲁士南部，1920年7月的公投结果使阿伦施泰因和马林韦德地区得以留在德国。上西里西亚是争议最为激烈的地区。1921年3月20日的全省公投中，约60%的选票投给德国，约40%投给波兰。然而，协约国大使会议仍在1921年10月对该地区实施了分割，将拥有丰富煤炭和重工业资源、经济价值极高的东部划归波兰。随后于1922年在日内瓦签署的一项公约，对这一分裂省份的少数群体权利和经济安排作出了规程。
从更广的层面看，民族自决原则在执行中具有明显的情境选择性。公民投票仅在结果不明朗的地区举行，而阿尔萨斯-洛林、萨尔以及波兰方向的大片领土转让，则均由协约国在没有全民公决的情况下直接裁定。奥地利共和国在1919年表达的与德国合并的意愿同样被搁置，因为条约明文禁止德奥合并。
领土损失与德奥合并禁令
总体而言，领土条款剥夺了德国约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大约700万人口，约占其战前人口的十分之一。德国丧失了相当大比例的煤铁资源、东部的农业和工业区以及全部海外殖民地。第80条要求德国承认并尊重奥地利的独立，不得采取任何可能损害其独立的举措，这实际上杜绝了自哈布斯堡君主国瓦解以来许多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所期盼的联合。协约国拒绝准许德奥合并成为这项和约中最具情绪色彩的问题之一，后来常被德国民族主义者援引为条约不公的明证。
军事限制与莱茵兰
条约中的军事条款旨在使德国丧失发动另一场大规模进攻战争的能力，同时为其保留维持国内秩序所需的最低限度兵力。取代帝国旧军队的防卫军（包括军官在内）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条约规定其职能主要是维持德国国内治安和边境巡控。征兵制被废除，因此德国只能依赖长期服役的志愿兵，无法迅速建立起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力量。部队编制被限制在固定数量的步兵师和骑兵师，条约还严禁设立庞大的总参谋部。此外，德国被禁止拥有坦克、毒气、军用飞机和潜艇，重型火炮也受到严密限制。在半个世纪内遭受两次入侵的法国政府认为，这些限制是防止德国军力迅速重建的底线。
海军受到的削减幅度更为严苛。海军总人数被限制在约15,000人，其中军官和准尉不得超过约1,500人；仅获准保留6艘老式战列舰和少量轻型舰艇。任何战舰的排水量均不得超过10,000吨，并完全禁止建造或拥有潜艇。除短期内允许保留少量用于扫雷的水上飞机外，海军航空兵亦遭取缔。对建造新式主力舰的禁令意味着现存战列舰只能在漫长的间隔期后才能更换，这使德国彻底无法重建一支能在北海挑战英国的舰队。德国幸存的水面舰队此前已于1919年在斯卡帕湾被扣押并随后自沉，条约则将其余部削减为一支单纯的近海防御力量。
莱茵兰条款是军事清算中最具直接战略意义的部分。条约规定莱茵河西岸以及东岸50公里宽的狭长地带全部实现非军事化，德国不得在该地区驻扎军队或修筑工事。该地区由协约国军队占领15年，并分阶段撤军。莱茵兰的工业产能和铁路网络是德国国力的核心支撑，法国领导层将控制其西部通道视为抵御德国进攻最可靠的保障。乔治·克列孟梭争取到了相当于双重保障的安排：非军事化与长期占领双管齐下，并辅以拟议中的战时同盟延伸。英美谈判代表则抗议该方案带有法国帝国主义色彩，最终于1919年6月28日达成的折中方案是漫长讨价还价的结果。占领事务由协约国莱茵兰高级委员会负责监督，该机构于1920年1月10日开始运作，由一名法国人担任主席，成员包括比利时、英国代表以及一名担任观察员的美国代表。1923年，因德国拖欠赔款，法国与比利时出兵占领鲁尔工业区，这使得围绕整份条约安排的争端进一步激化。协约国于1926年开始从北部占区撤军，1929年撤空撤出中部占区，最后一批部队于1930年全部撤离。
条款的贯彻依赖于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对德国的工厂、军械库、军营和军事库存进行实地核查。1919年至1924年间，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由一名法国将军领导，其视察员有权进入各处设施并向协约国政府报告违规情况。德国的应对策略是积极寻求规避这些限制的途径。1921年，在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批准下，国防部设立了一个秘密部门，着手在海外推进重新武装。1922年德国与苏联签订的拉帕洛条约表面上是一项贸易与友好条约，但其秘密附件确立了双方的军事合作。苏联向德国军官开放了远离协约国视察员的苏联腹地设施，以此换取德国的技术转让以及协助组建红军总参谋部。自1926年起，防卫军开始启用利佩茨克战斗机飞行员学校；设在喀山附近、于1929年启用并培训了少数德国装甲骨干的卡马坦克学校；以及位于托木卡的化学武器试验场。1923年鲁尔危机后，德国领导层愈发愿意承担此类违约风险。早期的历史学者往往将这些秘密军事谈判视为与《拉帕洛条约》无关的独立事件，但这一观点后来遭到了质疑。希特勒后来于1935年公开废弃了这些限制条款，并在1936年进军莱茵兰实现该地重军事化，相关内容见走向战争的小节。
战争罪责、赔款与经济条款
第231条与责任问题
战争罪责条款（正式名称为第231条）位于条约赔款部分的卷首。该条款强制德国及其盟国承担协约国与联系国政府及其国民遭受的全部损失与破坏的责任。尽管条约行文中从未出现“罪责”一词，但其实际作用是为索要赔偿提供法律依据。协约国领袖对德国方面的激烈反应颇感意外，因为在他们看来，该条款不过是索取赔偿的一项技术性前提。
在德国国内，该条款成为国耻的象征。许多德国评论家认为这是强迫该国单独承担大战爆发责任的民族屈辱。德国政客公开对此表示反对以博取国际同情，德国历史学者则试图削弱其合法性，进而动摇整部条约的权威性。由于赔款建立在这一条款之上，履行因战败而产生的各项义务便成为魏玛共和国国内政治的核心争端之一。
赔偿委员会与《伦敦偿付方案》
条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赔款总额。它只规定在1920年4月之前先期支付200亿帝国马克，并将具体赔偿细节留交协约国赔偿委员会裁决。该委员会的最终数额于1921年春敲定。1921年4月27日，在一场仅持续45分钟的正式会议上，赔偿总额被定为1320亿金马克。此前协约国的要求远高于此，高达2260亿金马克，直到1921年才削减至1320亿。
《伦敦偿付方案》将这一债务划分为三级债券。根据预期，德国实际上只需偿付前两级债券，总计500亿金马克。剩下的约820亿马克划归C级债券，方案中并未规定偿还期限，而是推迟至未确定的未来日期，德国方面私下也得知他们实际上无须偿付这一部分。赔款形式包括现金与煤炭、木材等实物。协约国通过1921年5月的一道最后通牒强行推行该方案，要求德国在六天内接受《伦敦偿付方案》，否则将占领重工业聚集的鲁尔区。柏林政府被迫接受，并采取了“履约政策”，意在以此证明这些要求超出了德国的经济承受能力。
经济损失及其影响
除现金支付义务外，条约还剥夺了支撑德国工业的核心生产资产。根据条约割让的领土涵盖了战前德国48%的铁矿石产量和很大一部分煤炭产能。和约还要求德国交出大部分商船队，并没收其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资产，从而切断了德国通过航运和国际贸易获取外汇的渠道。
沉重的赔款负担与本就因战争遭到破坏的货币体系产生了连锁反应。到1918年，因战时借债，德国累积了1560亿马克的债务。由于赔款必须以币值稳定的金马克支付，而在德国本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每次偿付的实际成本都急剧上升。这场危机在1923年演变为恶性通货膨胀，至当年11月，一美元已可兑换4.2万亿马克。历史学家对于赔款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此次崩溃仍存争议；尼尔·弗格森认为，即便没有赔款，由于沉重的战争债务和庞大的社会支出需求，德国依然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
占领鲁尔与条款修订
1922年底，因德国未能按时交付木材，赔偿委员会以此为由宣布德国违约。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开进德国工业核心区鲁尔区实施制裁，并直接从当地煤矿征收实物赔款。德国工人以总罢工予以抗议，军事占领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
此后，赔款安排经历了多次阶段性修订。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重构了赔款机制，该计划制定了分期偿付时间表，提供大笔贷款以稳定德国货币，并结束了对鲁尔区的占领。1929年的《杨格计划》随后将连本带利的赔款总额确定为1120亿帝国马克。大萧条爆发后，《杨格计划》于1931年6月因《胡佛缓债令》而暂停实施。1932年6月16日至7月9日召开的洛桑会议决定减免约90%的赔款。由于该协议最终未生效，德国此后未再支付任何后续赔款。总体而言，从1919年到1932年间，德国实际支付的赔款不足210亿马克。纳粹政府在1933年上台后便彻底停止了所有赔偿。
国际联盟与委任统治制度
国际联盟拥有共计二十六条的宪章，威尔逊将其定名为《国际联盟盟约》，并将其置于巴黎和约体系的首要位置。《国际联盟盟约》是威尔逊总统为国联宪章选定的名称，包含26项关于国联组织运作方式的条款或法规。指导该机构的两个主要机关为：由全体成员国代表组成的大会，以及行政院。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分配给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另有四个非常任理事国由大会选出。一个常设委员会负责就陆海空军事问题向行政院提供咨询。
集体安全及其局限性
其中最著名的条款是第十条。根据该条款，各成员国承诺互相尊重彼此领土完整，并协助抵御外来侵略。第十条保证集体维护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然而第五条规定，国联行政院的所有决议必须经出席成员一致同意方能通过。因此，第五条实际上赋予了任何对其他成员采取侵略行动的行政院成员以否决权。这一保障因而远比字面表达得更为脆弱。行政院仅有权“就履行此项义务之方法提出建议”，而国联各成员国并无强制执行此类制裁的义务。
委任统治制度
委任统治制度是国联对如何处置战败国德国的殖民地及奥斯曼帝国省份这一问题的回应。《盟约》第二十二条奠定了这一安排的法律基础，即由战胜国在国联监督下管理这些土地，而非直接吞并。《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要求，委任统治的具体条件须视各地实际情况而定。这一规定促成了三类委任统治地的确立。
甲类涵盖那些被暂时承认独立、直至能自立自强的地区。这些是位于中东的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由英国管辖的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以及由法国管辖的黎巴嫩和叙利亚。
乙类涵盖实现自治尚需更长时间的前德国非洲殖民地。受任统治国承担全部行政责任，并致力于增进当地居民的物质与道德福祉。这些领地均位于非洲：由英法分治的喀麦隆和多哥兰、英国管辖的坦噶尼喀，以及比利时管辖的卢旺达-乌隆迪。
丙类涵盖独立前景最为渺茫的地区。丙类委任统治地包括西南非洲（由南非管辖）、西萨摩亚（由新西兰管辖）、瑙鲁、新几内亚（由澳大利亚管辖），以及赤道以北的前德国太平洋岛屿（由日本管辖），这些领地基本上作为受任统治国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治理。
各受任统治国在形式上对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负责，并在所有情况下均被禁止在领地内修建防御工事或招募军队，且必须提交年度报告。然而在实践中，理想与现实差距巨大。尤其是在乙类和丙类委任统治地，其管理方式与殖民统治几乎毫无二致。
成员资格与执行力
国际联盟从未达到其缔造者所构想的普遍成员规模。作为《盟约》主要倡导者的美国总统，其所在的国家因参议院拒绝批准该条约而从未加入国联。德国最初被排斥在外，直到1926年才获准加入；苏联则一直被排除在外，直至1934年。缺少了最大的民主国家和苏维埃政权，加之行政院仅能提出建议行动，使得国联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无力遏制修正主义强权的扩张。
国际劳工组织
国联在社会领域的支柱是国际劳工组织，该组织由宣告一战结束的《凡尔赛和约》第十三部分于1919年创立。《盟约》第二十四条允许国联设立新机构，国际劳工组织（ILO）便是国联旗下的首个机构。其制度设计十分独特。国际劳工组织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基于三方原则的运作方式及其普遍性，有别于其他任何组织。其结构结合了三方会议性质的国际劳工大会、三方执行机构理事会，以及常设秘书处国际劳工局。与国联不同，国际劳工组织安然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期。1946年国联解散后，国际劳工组织成为第一个与联合国挂钩的专门机构。
德国以外的处置与更广泛的和平
德国并非唯一在巴黎近郊被决定命运的战败国。在涉及非德国事务的议题中，争议最激烈的是山东问题。威尔逊总统最终同意英法领导人的意见，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而非归还中国。日本曾于1914年夺取了德国在该地的租借地和权益，而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的中国代表团则殷切期盼能直接收回主权。中国人视此举为公然受辱，而且该决定还涵盖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这些岛屿同样划归日本。
中国的反应深刻影响了巴黎和会在亚洲的历史遗产。中国是此次战后和会上唯一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国家。有关该决定的消息传出后，在北京引发了波及全城的学生示威。1919年5月4日，来自数所大学的4000多名学生齐聚天安门，抗议浪潮迅速蔓延至许多其他城市。这场后来被称为五四运动的反抗浪潮迫使政府罢免了被视为亲日派的官员；随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该运动也被后世视作中国转向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山东问题直至后来的华盛顿会议才得以解决——日本最终于1922年2月同意将山东归还中国管辖。
种族平等提案
日本作为五强委员会中唯一的非西方成员国，还极力主张一项超越领土范围的基本原则。1919年2月，日本代表团向国际联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针对第21条的修正草案，呼吁对所有会员国国民一律平等对待。这项种族平等提案赢得了广泛同情，但最终未能写入条约，其主要原因在于遭到了美国以及大英帝国各自治领（即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反对。其中，澳大利亚出于维护本国移民政策的考虑所表达的反对尤为关键。1919年4月11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未能通过该提案的情况下草草收场。这一挫折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震动；代表团回国时，愤怒的民众集会抗议其外交失败。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次失利沉重打击了日本谋求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的期待，进而助长了日本日后对外政策中的民族主义与对外扩张思潮。
巴黎和会的其他条约
《凡尔赛条约》只是当时签订的五大和约之一，每份和约均以巴黎近郊的一处地点命名。《圣日耳曼条约》处置奥地利；《特里亚农条约》处置匈牙利；《讷伊条约》处置保加利亚及巴尔干局势；《色佛尔条约》则主要涉及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地区。1919年9月10日签署的《圣日耳曼条约》正式解体了奥匈帝国，迫使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承认其原有领土60%以上的地区独立，并明令禁止其与德国合并。1919年11月签署的《讷伊条约》对保加利亚作出严厉惩罚，使其割让土地给新成立的南斯拉夫，并彻底丧失了通往爱琴海的出海口。1920年6月4日签署的《特里亚农条约》对匈牙利尤为严苛：匈牙利丧失了原领土的三分之二和58%的人口，导致330万匈牙利人沦于外国统治之下。
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处置最为脆弱动荡。1920年8月10日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原本企图瓜分该帝国；尽管苏丹穆罕默德六世接受了该条约，但当时正领导独立战争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穆斯塔法·凯末尔断然予以拒绝。希土战争结束后，1923年7月24日签订的《洛桑条约》取代了《色佛尔条约》，正式承认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及其边界。《色佛尔条约》原本将君士坦丁堡周边属于欧洲土耳其的大部分狭小区域划归希腊，而《洛桑条约》则推翻了这一条款。
中东托管地
原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属地是在巴黎各和约之外单独处理的。根据1916年战时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英法两国早已将该地区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然而，这一安排既与英国在战时对阿拉伯领导人许下的承诺相悖，也与1917年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的《贝尔福宣言》存在冲突。在1920年4月的圣雷莫会议上，协约国正式分配了托管地：法国承担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的托管职责，英国则接管了伊拉克、巴勒斯坦及外约旦。国际联盟于1922年正式确立了这些托管统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人为分割的怨恨、巴勒斯坦悬而未决的地位，以及摩苏尔边界争议，埋下了在托管制度终结后依然长期延续的冲突隐患。
批准与否决
《条约》于1920年1月10日生效，但生效日期的确定取决于少数国家的批准。德国、大英帝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交存批准书，随后又有数个较小国家跟进交存，从而确定了这一日期（条约本身仅要求德国和三个主要协约国及联系国批准）。在德国、大英帝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以及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印度、新西兰、暹罗、南非和乌拉圭交存批准书后，《条约》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其他签署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陆续批准，而美国、厄瓜多尔和汉志则未予批准。德国自身的立法机关行动更早：其批准法案已于1919年7月通过，因此1920年的日期仅标志着国际层面的生效，而非国内层面的批准。
美国参议院
美国的拒绝批准是该条约在批准阶段影响最为深远的挫折。根据美国宪法，条约须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而在1918年中期选举中赢得参议院控制权的共和党人，以主权为由反对《国际联盟盟约》。共和党人在1918年赢得参议院控制权后便反对国际联盟，主张该盟约让渡了过多的美国主权。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提出了多项保留意见。1919年11月19日，参议院就带有14条“保留意见”（修改案）的《凡尔赛条约》批准案进行表决，但该版本未获通过；次日，参议院又以38票对53票否决了未作修改的原版条约。威尔逊总统拒绝接受这些保留意见，其宣传巡讲也因1919年秋突发中风而告终。1920年3月的第二次表决同样未能达到法定多数，因此美国从未加入国际联盟。国会后来于1921年7月通过联合决议结束了战争状态，参议院随后批准了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单独签订的和平条约。
法国与英国
在法国，各方的核心关切是自身安全而非条约的文本细节。克列孟梭曾试图争取美英两国在法国再次遭受德国进攻时提供联合安全保证。为了换取放弃将莱茵河划为德法边界的要求，克列孟梭接受了一项双边协定。英国议会两院于1919年7月批准了《担保条约》，前提是该条约同样获得美国批准。然而，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该条约与《凡尔赛条约》，导致英国的批准失效。威尔逊与法国达成的互助防卫条约也从未提交参议院审议，因而从未生效。因此，法国仍将占领莱茵兰作为其主要的防护手段，而法国国内对该和约的批评者认为国际联盟缺乏强制执行其决定的手段——这一论点在美方退出之前就已在法国外交界广泛流传。尽管许多法国众议员最终仍批准了该条约，但他们在投票时深知所承诺的外部安全保证已经化为泡影。
在英国，条约批准引发的争议较少，但政府的优先考量体现了其对自身战略和商业利益的关注。历史学家指出，美英两国均首先确保了自身在海军安全、贸易和石油等方面的利益，随后在回应法国关于同等待遇的要求时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保证条约的流产使伦敦得以摆脱自身的承诺，英国的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转向支持修改条约。
魏玛共和国与签署问题
在德国，该条约从一开始就极具政治破坏力。由社民党、天主教中央党和民主党于1919年联合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不得不决定是否签署绝大多数德国人视为不公正的条款。谢德曼内阁宁愿在1919年6月辞职也不愿接受这些条款，接任的政府派出新任外交部长赫尔曼·穆勒，他同意于1919年6月28日签署条约。约翰内斯·贝尔与他一同签字。许多民族主义者随后指责签署者背叛了国家，围绕签署条约的争议成为政府与右翼政治势力之间长期分裂的根源。
“背后捅刀”传说便滋生于这种政治氛围中。其核心论调是：德军并未在战场上被击败，而是在后方遭到了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犹太平民的破坏。包括兴登堡在内的前线将领助长了这种说法，1919年兴登堡在帝国议会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声称军队遭到了“背后捅刀”。这一政治神话吸纳了条约带来的屈辱感以及魏玛共和国初期的政治暴力（包括1921年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和1922年瓦尔特·拉特瑙的遇刺）。这导致凡尔赛和约在德国国内政治中更加难以立足，并助长了更为普遍的反凡尔赛情绪，后来这一情绪被国家社会主义者充分利用。
当时的批评与反响
对该条约的批评早在签署之前便已出现，且同时来自多个不同阵营：担忧欧洲经济复苏的经济学家、斥其为强加和约的德国政界人士、深感遭到背叛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未能争取到平等待遇的日本代表，以及认为条约要么过于软弱、要么背离其宣称原则的法美各界人士。
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批评来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曾在英国财政部任职，并随同劳合·乔治前往巴黎。他在1919年12月出版的著作《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指出，当时讨论的赔款数额远远超出了德国的承受能力。凯恩斯认为，索取巨额赔款将迫使德国持续维持出口顺差，从而扰乱整个欧洲大陆的贸易，并破坏和会本应促进的经济复苏。他还指出该和约是一种警示，表明惩罚性和约可能会埋下未来冲突的祸根。后来的学术研究对凯恩斯本人在多大程度上反对赔偿方案本身提出了质疑，因为他在1919年6月离开英国代表团之前曾参与制定了其中的部分机制。尽管如此，这本书仍奠定了未来十年关于赔款问题辩论的基调。
在德国，绝大多数派别的政治家都将该条约斥为“强加的和约”（Diktat），即一份被迫接受而非协商达成的和约。这种反对源于一种特定的不满：德国是在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停战的，而最终的条款——包含战争罪责条款、东部领土损失以及赔偿要求——似乎背弃了这一承诺。民族主义政党和右翼媒体将这种不公感演化为一个核心政治议题，指责协约国背叛谈判和平的说法也成为了魏玛共和国反对者论调的标准组成部分。德国代表团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及该代表团在1919年5月对草案提出的抗议，更为这些指责提供了事实依据。
意大利的反应同样十分激烈。民族主义者采纳了诗人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在1918年创造的“残缺的胜利”一词，来形容条约带来的结果：意大利虽获得了特伦蒂诺、南蒂罗尔、伊斯特拉和的里雅斯特，却未能得到《伦敦条约》中曾许诺的达尔马提亚或阜姆港。威尔逊基于民族自决原则拒绝了意大利的主张，导致维托里奥·奥兰多于1919年4月愤而离开和会，并于6月辞职。邓南遮在1919年9月占领阜姆之举成为了民族耻辱的象征，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后来大量利用了这一事件所激起的被背叛感。
作为和会五大国之一的日本，期望在战胜国中获得平等的地位认可。其代表团提出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加入种族平等条款。该提案获得了多数支持，在17名成员中有11人投了赞成票，但威尔逊坚持该表决需要全体一致通过，该提案因而遭到否决。许多日本人认为这证明了西方列强不会平等对待他们，代表团回国时便遭遇了群众就其交涉失败举行的抗议。日本在太平洋和山东获得的利益未能抵消这种被排斥感，这一不满情绪在随后的数十年中深刻影响了日本对西方秩序的态度（参见“种族平等提案”）。
条约的主导者和支持者内部的反应也存在分歧。威尔逊的支持者——包括许多曾推崇“十四点原则”的美英自由派人士——认为这份和约妥协过甚，削弱了他的原则。民族自决原则的执行并不均衡（例如德语区被划归其他国家管辖），同时条款中又强加了战争罪责与巨额赔款。威尔逊辩称这是当时所能争取到的最佳结果，并将纠正条约缺陷的希望寄托在新建的国际联盟上。美国参议院最终拒绝批准该条约，他在国内的批评者也将此视为该妥协方案彻底失败的明证。
法国的批评则来自截然相反的角度。克列孟梭辩护称该条约已是力所能及的最好结果，但包括雷蒙·普恩加莱和陆军元帅费迪南·福煦在内的右翼政治人物则认为，条约对德国过于宽大。福煦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这并非真正的和平，而只是一场为期二十年的休战。巴黎方面原本希望将莱茵兰从德国分离出去，并获得坚实的自身安全保障。然而，英美两国的安全保证与美国参议院的批准相捆绑，随着参议院否决条约而化为泡影，这使得法国失去了批评者眼中本应拥有的充分保护，这种不安全感也塑造了法国在整个1920年代的外交政策。
修约、崩溃与通往战争之路
1925年10月，各方在洛迦诺经谈判达成了《洛迦诺公约》，旨在使德国参与到维护西欧稳定的格局中。德国承认了其西部边界以及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地位，并由英国和意大利担任担保国；与此同时，其东部边界则保留了仅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变动的可能。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与奥斯汀·张伯伦是主要谈判代表。1926年9月，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获得行政院常任席位，“洛迦诺精神”在1930年前后始终主导着欧洲外交。协约国占领军提前从莱茵兰撤出，1929年的《杨格计划》更将最终撤离时间提前到了1930年。
与此相伴随的是赔偿制度的修订。赔偿机制先是在1924年通过《道威斯计划》进行了调整，随后又依据1930年5月生效的《杨格计划》重新拟定，将平均年偿付额定为约20亿帝国马克。赔款的支付依赖于德国经济的稳定和来自美国的信贷支持，而这两者在1929年之后相继崩溃。随着华尔街股灾爆发，大萧条全面蔓延；到1931年年中，德国面临严重的银行危机，导致达姆施塔特与国民银行（Danat-Bank）倒闭，黄金兑换亦被迫暂停。1931年7月，胡佛延债宣言将赔偿暂停了一年。在1932年6月至7月召开的洛桑会议上，债权国同意削减约90%的剩余债务，最终以交付30亿马克债券的形式了结。《洛桑协定》从未获得正式批准，因为若干协约国将其生效与自身对美战债的清偿挂钩。但在实际操作中，向德国索取赔款的尝试就此画上了句号。
经济崩溃同样重塑了德国的政治生态。随着失业率上升以及共和国各传统政党丧失公众信任，纳粹党势力迅速崛起。其得票率从1920年代初的边缘少数，一路跃升至1932年7月选举中的帝国议会第一大党。纳粹党大肆抨击该条约及签署条约的政治人物，将凡尔赛和约描绘为国家耻辱的根源。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仅仅数月之后，德国政府便在1933年10月退出了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1935年3月，希特勒公开宣布重整军备并恢复征兵制，公然撕毁了条约中的军事条款。协约国虽以抗议和组建斯特雷萨阵线作为回应，但并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随后的违约行为发生在1936年3月7日，德军开进了非军事区莱茵兰。英法两国未在军事上作出反击，曾作为西部和约基石的洛迦诺担保实质上失效。1938年3月，德军进驻奥地利，在缔造战后秩序的大国几乎未加抵制的情况下完成了条约明令禁止的德奥合并。1938年9月，由英、法、意三国谈判达成的《慕尼黑协定》，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缺席的情况下允许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地区。1939年3月，德国占领了该国其余领土。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该条约是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必然爆发。一种观点认为，割地之痛、赔款重负和战争罪责条款在德国催生了持久的翻案共识，极易被极端主义运动所利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和约本身在制度设计上具备可行性，决定性的失败发生在更晚的时候——源于大萧条的冲击、集体安全体系的软弱以及纳粹政权的对外野心。持后一种看法的学者通常将1930年代视为德国领导人与西方大国一系列自主抉择的结果，而非1919年便已注定的必然宿命。
史学研究、遗产与未决争论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学家主要依据该条约带来的后续结果来评判它。核心争论始终在于：这份和约究竟是过于惩罚性，还是过于姑息妥协？而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彻底解决。
过严还是过宽
第一代批评者，包括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将该条约视作对威尔逊承诺的背叛，并认为它埋下了日后冲突的种子。阿诺·J·迈尔在《媾和的政治与外交》（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1967年）一书中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这种论调。迈尔指出，驱动战胜国的并非惩罚德国的欲望，而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国内社会动荡的恐惧。他将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视为一项反革命计划，并严厉批评了那些主张严苛条款的人（尤其是法国政界）。后来的评论家指出，迈尔的论述在反布尔什维克这一维度上最具说服力，但对欧洲以外更广阔的世界则着墨不足。
20世纪中期的学术界整体上仍持负面评价，冷战时期的学者多侧重于1919年的反共主义。从20世纪70和80年代起，新开放的法国档案促成了更多较为正面的解读。德国历史学家则发现，德国当时几乎所有政党都反对该条约，且政府曾刻意开展针对条约的宣传活动。这一发现动摇了过去认为该条约应全权为德国民众的不满负责的旧观点。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巴黎1919》（Paris 1919，2002年在美国出版）成为这场争论中流传最广的著作之一。麦克米伦承认和约的缺陷，但将其视为一种必然的妥协，并主张不应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归咎于和会。威廉·凯勒和萨利·马克斯等其他学者也同样强调条约的抱负或其固有的局限，而非仅仅着眼于它的失败。
修正主义解读
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强调媾和者当时所受的重重制约。他们的论点包含若干层面：协约国各国政府面临要求赔款与安全的国内选民，法国遭受了入侵，而英国和美国则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媾和者还必须同时应对俄国革命、帝国的崩溃以及众多新兴国家提出的诉求。按照这种解读，领土方面的条款并不像幻灭的当代人所认为的那样严苛，而且若没有特定谈判代表的斡旋，数百项条款本会更为严厉。曼弗雷德·伯梅克、杰拉尔德·费尔德曼和伊丽莎白·格拉泽于1998年主编的重新评估论文集，是迈向这一方向的重要一步。一些近年来的学者更进一步主张，那种认为惩罚性的“强加和约”将德国推向毁灭、进而促成希特勒上台的流行观念，更多是基于政治宣传而非确凿证据。另一些学者则反对该结论，坚持认为条约条款确实对德国的政治稳定造成了实质损害。
遗产：国联、委任统治与自决
该条约最持久的制度遗产是国际联盟，威尔逊曾指望它在战时狂热消退后纠正各种不公。国联从未充分发挥其效力，但其机制启发了后来的联合国及《联合国宪章》。依据《盟约》第22条设立的委任统治制度，将原德国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领土置于法国、英国及其他受托国的监督之下。在实践中，许多委任统治地只是冠以不同法律名义的殖民地，在十五块委任统治地中，只有伊拉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实现了独立。1945年之后，其余大部分委任统治地转为联合国托管地并最终获得独立，而日本则失去了其所持有的太平洋委任统治地。这种安排所蕴含的矛盾，构成了委任统治制度以及后来的中东和解（包括随后在巴勒斯坦引发的争端）的核心主题。
该条约还促进了民族自决原则的普及，尽管该原则在适用时具有选择性。欧洲的诉求往往比殖民地人民的诉求更容易得到满足，而新兴国家内部的少数群体则处于充满争议的保护安排之下。尽管如此，这一概念依然深刻塑造了关于去殖民化的争论；战后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基于主权的国家体系的演进，皆汲取了1919年的经验教训。
未决问题
尚有若干问题悬而未决。第一个问题涉及和约条款、德国国内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兴起之间的关联。历史学家在评估条约本身相对于大萧条、魏玛共和国中间派政治力量瓦解以及纳粹民族主义吸引力的权重时，依然存在分歧。第二个问题是该和约是否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当今多数历史学家给出了否定回答，不过他们在条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实现稳定和平的前景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
第三个问题在于应如何评判该条约。批评者依据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以及条约本身宣称的自决与公开外交承诺来衡量它；捍卫者则追问，是否应当结合1919年的现实背景来评估它——当时帝国间的角力、革命威胁以及国内压力限制了每一个政府的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凡尔赛条约究竟被视为集体安全的一次失败尝试，还是在当时局限下所能达成的最具可行性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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