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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欧洲兴起的极右翼、威权与极端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及运动,以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和德国纳粹政权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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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于欧洲的极右翼、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运动。该词与贝尼托·墨索里尼于1919年在米兰创建、并于1922年至1943年执掌意大利政权的国家法西斯党关系最为密切,但它也被用来泛指一类更广泛的运动与政权,其中最重要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法西斯运动主张个人服从民族,拒绝自由民主和多元主义,围绕一位领袖建立一党制国家,并对反对者、少数群体以及被视为敌人的人群施以政治暴力和国家恐怖。这些运动所宣扬的极端民族主义,加上在一段衰落时期之后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最终导致了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法西斯主义至今仍是现代政治史中研究最多、争议也最大的概念之一。

本词条首先讨论定义问题,这是学界争论的核心:一般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概念与实际推行这一主张的具体历史政权之间有何区别,以及法西斯主义与保守主义、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有何关系。随后,本文梳理这一运动的思想先驱、1914年后在意大利的兴起,以及墨索里尼政权的巩固过程。接下来的几节比较意大利以外出现的各种变体,考察法西斯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宣传与文化动员,以及伴随而来的种族主义和暴力,最后讨论政权的崩溃、战后的法律与政治遗产,以及至今仍在塑造这一领域的史学争论。

定义与核心特征

学界相互竞争的定义

学者们从未就法西斯主义的单一定义达成一致,两种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出发点各不相同。罗杰·格里芬(Roger Griffin)在1991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The Nature of Fascism)中提出了"再生性极端民族主义"(palingenetic ultranationalism)一词,他认为决定性因素是一种神话:民族必须经历一场革命性的断裂,才能获得重生。格里芬指出,再生论、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独特结合,使法西斯主义有别于准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威权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他的方法明确采用理想类型分析,借鉴了韦伯的思想,也吸收了乔治·索雷尔关于政治神话的论述。因此,格里芬把法西斯运动的共同点定位于一个共享的神话内核,而非一套共享的教义。

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在《法西斯主义解剖》(The Anatomy of Fascism,2004年)中,则从可观察到的行为出发,而不是从运动的自我描述出发。他主张,支撑法西斯行动的思想,最好从法西斯分子的所作所为中推断,而不是从他们的言辞中得出。他给出的工作性定义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政治行为形态:它执着于共同体的衰落与受害者心态,通过统一与纯洁的崇拜来表达自身,由一个与传统精英并肩运作的群众性政党来实施,搁置民主自由,并借助暴力追求清洗与扩张(这是帕克斯顿本人颇为勉强地提出的定义)。因此,两种框架的分歧本质上是方法论上的。格里芬追问法西斯主义信奉什么、承诺什么;帕克斯顿追问运动如何兴起、如何夺取权力、如何执政,并认为教义会随形势变化而改变。在帕克斯顿的叙述中,早期的法西斯修辞在运动掌权后,往往让位于务实的妥协。

各案例的共同特征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大多数比较研究仍指出了一组反复出现的特征。帕克斯顿的清单包括:历史怨恨、领袖崇拜、以民族激进分子为基础的群众运动、对民主自由的压制,以及将暴力作为政治工具。格里芬的"再生神话"则解释了怨恨与复兴为何相伴出现:民族被描绘为已经颓废,因而需要一场戏剧性的再生,而运动则宣称自己能够实现这一点。个体从属于集体是这一模式的核心。帕克斯顿强调,法西斯政权会营造一种同志情谊,这种情谊往往压抑个人身份,进而使得经由政党授权的民粹式暴力更易被接受。单一政党、被奉为民族救星的魅力型领袖,以及针对反对者的准军事力量,是这些特征通常借以体现的制度形式。这些模式是跨案例观察到的规律,而不是每一个政权都同等程度具备的特征。

法西斯主义、保守民族主义与威权主义

法西斯主义与相邻范畴之间的界限存在争议。格里芬的定义主要通过革命性质将法西斯主义与保守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在他的意义上,极端民族主义明确拒斥自由主义制度以及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遗产,其目标是民族生活的全面更新,而非维护现存秩序。然而,这一标准并非法西斯主义所独有:借助民族复兴许诺更美好的未来,在许多政治纲领中都能见到,因此问题最终变成程度与强度的差异。帕克斯顿则在政权层面划定界线。他指出,若干威权政府并不满足关键标准,例如民主失败的历史、民族屈辱、对需要被清除的"他者"的妖魔化、群众政治,以及对暴力与战争的承诺。将法西斯政权与该时期的"极权主义"体制进行比较,在此也居于核心位置,因为帕克斯顿借此说明法西斯主义与其他独裁体制有哪些共同点、哪些不同点。因此,学者们对于应当在意识形态、动员方式还是政权的具体特征层面划分法西斯主义与威权主义,看法并不一致。

"法西斯最低标准"与泛法西斯之争

"法西斯最低标准",即每一个法西斯运动都必须具备的一组必要特征,长期以来一直是批评的焦点。历史学家对于最低标准本身的内容、该术语适用的地理与时间范围,以及如何归类半法西斯和原法西斯团体,都存在分歧。批评者大致分为两派。第一派认为,狭义的定义几乎会把所有案例都排除在外。近期有一篇批评文章指出,只有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德国可以无条件地被毫不含糊地视为法西斯政权。帕克斯顿本人也承认,狭义定义难以站得住脚。第二派则认为,宽泛的定义会失去解释力。一旦一个泛化的概念被扩展到涵盖众多运动和政权,它区分不同案例的能力便随之减弱,也越来越难以说明为何某些案例被纳入而另一些被排除。泛法西斯路径的支持者则回应说,理想类型从来不以完全吻合每一个历史案例为目标,其价值在于比较。这场争论至今未有定论,它也影响着本文其余部分处理各个具体政权的方式。

名称、象征与早期用法

该词源自拉丁语 fasces,是 fascis 的复数形式,意为"束"。在拉丁语中,这个词指一捆用红色皮带捆扎在一起的木杖,木杖通常由桦木或榆木制成。这一罗马器物属于国家礼仪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装饰。在政治意义上,它指某些罗马官员出行时由扈从(lictor)扛着的那束木杖。有些版本的束杖中还插有一把斧头,斧刃露在束外;官员进入罗马城时,斧头会被收起,因为罗马城内对公民的生杀大权保留给了民众大会。

古代作者赋予这些象征物特定的含义,但现代读者应当谨慎对待。木杖被解读为体罚的象征,斧头则代表死刑的权力。然而,束杖的确切含义已不得而知。一般说法认为执政官常用它们鞭打和处决民众,这或许在王政时期属实,但在共和国时期并非如此。《十二铜表法》颁布之后,罗马任何执政官都不得即决处死公民。

这一象征物的价值在于其视觉上所传达的寓意。它以团结表达力量:单根木杖很容易折断,而一束木杖则极难折断。它兼具团结与强制两层含义,因而便于被后来的政权所借用。墨索里尼的运动采用这一象征,将意大利人民描绘为聚集在一起、服从国家唯一权威的群体。通俗的说法把以束杖为标志归功于墨索里尼,但这一象征其实远早于他。1922年之后,该政权将束杖置于官方徽章和公共建筑上,使其成为意大利国家最显眼的标志之一。它在二十世纪的吸引力也超出了意大利,至今仍装饰着美国众议院的讲台。

意大利语 fascio 一词有另一段独立的历史,其根源在于"结社"的语义。在现代意大利政治用语中,fascio 引申为团体、联合、队伍或联盟。1870年代,西西里的激进民主派首先以此词自称。自1872年起,fascisti 和 fascio 就已用于指意大利的劳工和农业工会。最著名的例子是西西里法西,这是一场带有民主和社会主义色彩的运动,1889年至1894年间兴起于西西里。其组织本质上是初级的工会和互助会,争取更好的分成租佃条件,并保护公有土地。该运动迅速壮大,拥有177个法西团体、超过二十万名成员,直至1894年1月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解散了这些组织。西西里的联盟因此赋予该词一种左翼和平民的内涵,这一内涵在意大利语中延续了下来。

墨索里尼的团体在另一种政治语境下采用了这一名称。该词保留了其革命性的内涵,这使它对主张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轻民族主义者颇具吸引力。墨索里尼此前已脱离社会主义运动,他加入的正是这类自发组建、没有政党背景的团体之一。历史学家指出,这一名称并非1919年才发明出来的。fascista 一词在战后创立战斗法西团之前,到1919年时已在政治上流通。1921年,墨索里尼将其运动命名为战斗法西团(Fasci di combattimento),当时 fascio 一词仍指农民组织和工会。同年晚些时候,该运动改名为国家法西斯党。

英语词汇很快随之出现。英语单词 "fascist" 和 "fascism" 分别最早见于1919年和1921年的文献。《牛津英语词典》对 "fascist" 的最早用例来自1919年伦敦的《观察家报》(Observer)。各词典对该名词的断代并不一致:一种说法认为英语中的 "fascism" 始见于1922年,而此前1920年它已以意大利语形式 fascismo 出现在英语中;另一种说法则指出,直到1923年,该词在英语中仍常以意大利语形式出现,被当作意大利语词汇。战后不久,英语报纸便用这一标签指称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团体。

这些词汇随后传入其他语言,并获得了更广泛的含义。荷兰语在1920年代初借入了意大利语的 fascista,罗马尼亚语则从意大利语或法语中借取了该词。几年之内,这一词也被用于指称德国的类似团体,之后又逐渐成为一般性的贬斥用语。Fascist 和 fascism(通常为小写)逐渐被用来指一般意义上的威权主义,而不再仅限于意大利的运动。在这一宽泛意义上,它成为对政治对手的标签,被用于那些与墨索里尼的政党并无任何正式联系的政府和运动。

思想与政治先驱

尼采、索雷尔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法西斯主义没有единый奠基性文本,历史学家对于应赋予哪位思想家多大影响存在分歧。19世纪末的两位人物最常被提及。弗里德里希·尼采赞颂摆脱了基督教伦理和自由人道主义的杰出个人的英雄式生命力,但他对民族主义的"民族派"(völkisch)思潮和反犹主义深感厌恶,而后来的读者却常常将这些观念与他的思想结合起来。乔治·索雷尔在《暴力反思录》(1908)中走得更远。他拒斥议会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和唯物决定论,主张总罢工之类的集体神话比经济分析更能维持道德上的投入。在索雷尔看来,暴力是一种能够强化群体决心的再生力量。墨索里尼后来将索雷尔、夏尔·佩吉和于贝尔·拉加德列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并从索雷尔那里接受了行动高于思想的观点。不过,索雷尔的经济主张对大多数法西斯分子来说过于社会主义了。

历史学家对这一遗产的解读各不相同。泽埃夫·斯特恩黑尔(Zeev Sternhell)认为,法西斯主义源于索雷尔式的革命工团主义与莫里斯·巴雷斯、夏尔·莫拉斯的有机民族主义的融合,他将其视为修正主义左翼而非保守右翼的产物。批评者对这一"左翼起源论"提出了质疑,许多学者认为,尼采和索雷尔的思想是被选择性吸收的,因此不存在某一位思想家可以充当该运动"源头"。

有机民族与周期性复兴

法西斯主义的撰稿人借鉴了更早的观念,即把民族视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意大利的自由民族主义者,如朱塞佩·马志尼,早已以近乎神秘的措辞描绘民族,法西斯学说保留了这一强调,同时摒弃了马志尼的民主主张。民族共同体经历衰落与复兴的周期循环,这一观念同样重要。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关于"西方的没落"以及"恺撒式"复兴的论述,为民族重生提供了一个模板,使各运动能够把自身的暴力和威权主义表述为恢复已失去的活力的途径。

在法国,法兰西行动党领袖夏尔·莫拉斯提出了"整体民族主义",将爱国主义与天主教信仰捆绑在一起,把民族视为一种超越理性计算的精神情感。莫拉斯拒斥自由主义将民族视为个体公民之间契约的图景。索雷尔派与莫拉斯派都敌视资产阶级民主、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10年代初,索雷尔本人也认为,民族神话动员群众的效果比总罢工更好。

1914年前的思潮:民族主义、未来主义与反议会主义

在意大利,战前成立的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主张威权主义、法团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常被视为有影响力的原法西斯团体。最为独特的贡献来自未来主义。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的第一份宣言发表于1909年2月,该运动将无政府主义修辞与极端民族主义和收复失地主义相结合,歌颂速度、机械、战争以及对过去的摧毁。未来主义者鼓动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马里内蒂于1915年5月因一次他与墨索里尼都参与的示威活动而被捕。1918年,马里内蒂成立了未来主义政党,该党于1919年并入战斗的法西斯。法西斯政权后来试图挪用未来主义,但墨索里尼并不信任其形式上的实验性。

反议会情绪将这些思潮联系在一起。后来组成法西斯主义的许多民族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前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议会政治腐败,无法实现民族团结,并倾向于将战争视为民族再生的一种形式。墨索里尼本人正是在这一时期从意大利社会主义的革命派转向了民族主义。

原法西斯主义及其争议

包括罗伯特·帕克斯顿在内的一些历史学家,将法西斯主义追溯到更早的民粹主义和种族政治。在哈布斯堡领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以格奥尔格·冯·舍内雷尔的泛德意志民粹主义为基础;卡尔·吕格尔在维也纳长期担任市长,他的执政结合了反犹主义、反腐败修辞以及对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的维护。在匈牙利,围绕久洛·戈姆伯什的军官群体寻求建立一场大众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运动既不同于议会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旧式独裁。在法国,19世纪80年代末的布朗热运动混合了左翼的社会愤怒与对议会共和国的敌意;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重新活跃起来的爱国者同盟则发起了暴力的反犹示威。

这些论断至今仍有争议。学者质疑,这类运动是否更应被描述为与法西斯主义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普通右翼或威权政治。莫拉斯的例子说明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种族反犹主义与天主教和法国民族主义不相容,但他仍主张国家应限制犹太人在关键机构中的影响。这些立场究竟算是先驱、相似物还是独立的传统,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法西斯主义本身。

运动在意大利的诞生(1914–1922)

墨索里尼通往这一运动的道路始于左翼。他曾担任社会主义日报《前进报》(Avanti!)的编辑,但在1914年因支持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社会党开除。离开《前进报》后,他于1914年11月共同创办了《意大利人民报》(Il Popolo d'Italia),该报成为他宣传干涉主义的阵地。1914至1915年间,他还创建了"革命行动团"(Fasci d'azione rivoluzionaria),以推动意大利参战。"fasci"一词此前已被左翼联盟使用,因此这一选择表明,其革命热情的指向已从阶级斗争转向战争与民族主义。

运动的正式成立发生在战后。1919年3月23日,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米兰的圣塞波尔克罗广场(Piazza San Sepolcro)将各色民族主义支持者联合起来,组建了"战斗团"(Fasci di combattimento)。与会者人数不多,成分复杂,约有200人,包括各色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不满的社会主义者、躁动的革命者和退伍士兵。早期成员主要是失去政治权利的年轻人、学生、战争老兵和前革命者,因此运动的意识形态也相当杂糅。《意大利人民报》刊登的纲领把听起来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诉求与激进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主张没收战争利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给予女性选举权。与此同时,该运动本质上是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主张领土要求,并反对现存的自由主义秩序。1919年的选举中,它的得票很差,墨索里尼的运动起初并不成功,但法西斯分子很快开始在街头煽动,并针对左翼展开行动。

早期力量主要来自暴力而非选票。被称为"武装突击队主义"(squadrismo)的突击队于1919年春组建。1919年4月15日,战斗团首次行动便袭击了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印刷厂。在所谓"红色两年"(Biennio Rosso)期间,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组织了大量罢工和示威,突击队在此期间尤为活跃。1920年,其扩张明显加速。法西斯地方组织很快在艾米利亚、托斯卡纳和普利亚等地建立,到1920年秋,它们不仅忙于破坏罢工,还瓦解社会党和天主教工会以及农民合作社,许多地方甚至在警察默许下推翻了新选出的地方议会。突击队由被称为"ras"的地方指挥官领导,几乎所有人都参加过战争,并且非常乐于使用暴力。根据一项以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研究,1921年上半年波河流域发生了726起袭击事件,近600人死亡,其中多数是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成员。

突击队依赖财政和制度支持。到1920年,法西斯分子组织得更好了,并获得许多反社会主义地主和商人的金钱与政治支持。工业家也将墨索里尼视为对抗左翼的力量。在1920至1921年期间,国家法西斯党(PNF)为筹措竞选经费,也向工业家和历史上具有封建色彩的地主示好,诉求是打动他们对左翼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式劳工政治以及城乡罢工的恐惧。官方的庇护虽不一致,却很重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些武装团体在形式上独立于国家,但明显得到了资产阶级和国家机器的支持。主流史学则指出,国家软弱,几乎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暴力。国家机构未提供保护,大多数部长优先考虑的是短期生存,而非协调一致的反对。首相乔瓦尼·焦利蒂希望通过让墨索里尼进入选举政治来驯服他,因此在1921年大选中将法西斯分子纳入"全国集团"(National Bloc)。

这一策略带来了运动的首次议会成功。1921年11月7日至10日在罗马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该运动被改组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新党名为"国家法西斯党"(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以秩序、纪律和等级制为宗旨。在1921年5月的选举中,领袖本人当选为罗马下议院议员,占据法西斯党的35个席位之一。

1922年的向罗马进军完成了夺取政权,但它与其说是军事接管,不如说是以政治操纵为后盾的武力展示。议会制政府已经削弱,到1922年年中,意大利的议会体制在经济危机的重压下几近瓦解。1922年10月24日,墨索里尼在那不勒斯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告诉他们运动要执掌意大利政府。这次进军本身于10月底进行。约3万名武装法西斯分子要求首相路易吉·法克塔辞职,并进军罗马,而墨索里尼本人留在米兰。关于进军人数的估计各不相同,另一种说法是约2.5万人。法克塔下令在罗马实施戒严,但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拒绝副署该命令。相反,国王邀请墨索里尼到罗马组建新政府。1922年10月,墨索里尼被任命为首相,但他仍需依靠联合政府才能维持执政地位。通往一党制国家的后续步骤将在下一节中介绍。

意大利的法西斯国家(1922–1943)

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出任总理,但议会政府并未立即终结。政权分阶段拆除自由主义制度,手段包括操纵选举、恐吓,以及从1925年起通过立法。第一步关键举措与选举有关。1923年11月议会通过《阿切尔博法》(Acerbo Law),规定得票最多的政党只要至少获得25%的选票,即可取得三分之二的议席。由此举行的1924年大选是该法下唯一一次多党普选,选举充斥舞弊与暴力。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曾在议会中揭露这些问题,1924年6月他被法西斯暴徒绑架并杀害。此案引发重大危机,墨索里尼的地位一度显得岌岌可危。1925年1月3日,他以承担法西斯分子所犯暴力行为的全部责任作出回应,并要求议员弹劾他。反对派未能果断行动,危机最终以墨索里尼巩固权力告终。

随后两年,一系列法律将权力从议会转移到行政机关和法西斯党手中。《维多尼宫协定》取消了独立工会,使法西斯的劳工组织成为唯一获承认的谈判对象。1925年和1926年的法律使部长对总理负责而非对议会负责,以任命的podestà(市长)取代民选市长,加强新闻审查,并设立国防特别法庭。1926年末墨索里尼遭遇未遂暗杀后,对立政党被取缔。1927年秘密警察OVRA成立。1928年议会通过新的选举法,此时议会已清除了所有严肃的反对力量。

政权还通过与圣座签订的《拉特兰条约》寻求民众认同。条约于1929年2月11日签署,同年6月7日获意大利议会批准,终结了自1870年以来的争端。政治条约保障圣座拥有独立于意大利的完全主权,作为回报,教宗同意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中立。意大利重申罗马天主教仍是意大利民族唯一的国教。教会接受了7.5亿里拉的经济补偿。对于许多原本对该运动持戒备态度的天主教徒而言,这一和解使政权变得可以接受。国内共识还通过以下措施进一步建立:1925年发起的“小麦战役”、蓬蒂内沼泽排水等土地开垦工程,以及1933年设立的国家控股机构IRI,该机构接管了濒临倒闭的银行和工业企业。

对外政策将政权推向战争。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军队未经正式宣战即入侵埃塞俄比亚。墨索里尼的动机部分在于想为1896年阿杜瓦的惨败复仇。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但制裁并未涵盖石油等若干关键物资,并于1936年7月解除。1936年5月意大利军队攻占亚的斯亚贝巴,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为埃塞俄比亚皇帝。这一事件促成了与柏林的接近,随后形成了罗马—柏林轴心。自1936年起,意大利派出数以万计的军队支援西班牙内战中的佛朗哥。1939年5月的《钢铁条约》巩固了与纳粹德国的同盟关系。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在法国即将战败之际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在希腊、北非,继而在西西里的挫败暴露了武装力量的准备不足。

1943年政权崩溃。7月25日,法西斯大委员会投票反对墨索里尼,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将其罢免并下令逮捕。由彼得罗·巴多格利奥组建的新政府于9月8日宣布与盟国停战。德军随即救出墨索里尼,并扶植他出任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即萨洛共和国)元首。该国在德军保护下控制北部,南部则处于盟军占领之下。萨洛政权依赖德国军队,并对游击队和犹太人实施镇压。民族解放委员会协调游击抵抗运动,1945年4月意大利获得解放,墨索里尼在科莫湖附近被游击队击毙。战后的清算主要采取两种形式。“清洗”(epurazione)使曾为政权效力的官员和军官被免职,但其范围有限。1946年6月,共产党籍的司法部长帕尔米罗·陶里亚蒂颁布大赦令,使许多前法西斯分子免于最严重的指控。

意大利以外的法西斯主义

纳粹德国

纳粹党从一个激进的小派别发展为执政党,在1932年和1933年的国会选举中以远超其他党派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但其内阁中仍包括非纳粹的保守派人士。此后,政权通过合法手段拆解了魏玛体制。1933年3月23日的《授权法》允许内阁在未经国会或帝国参议院同意、无需总统副署的情况下立法,且几乎不受限制地适用于宪法修正。该法的通过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政府通过排除共产党议员及恐吓手段达成了这一目标。希特勒承诺保护天主教会的利益后,中央党让步并支持该法案。1933年5月2日,工会被取缔;7月14日,纳粹利用《授权法》取缔了纳粹党以外的所有政党。1934年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将总理与国家元首的职务合并,并使用"元首"的称号。纳粹意识形态在这一政治结构之上,又加入了种族等级制、反犹主义,以及对生存空间(生存空间)的追求,即德意志人向东欧扩张定居点。

伊比利亚、中欧与东南欧

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佛朗哥将长枪党与其他民族主义势力合并为单一政党,但他以天主教会和军队作为政权的核心支柱,该党从未像纳粹党那样主导国家。萨拉查在葡萄牙建立的"新国家"以1933年宪法为基础,具有法团主义和威权特征。它依赖国家控制的工会体系、青年组织和天主教会,并刻意避免大规模动员。因此,大多数历史学家将其归为威权法团主义,而非法西斯主义。在匈牙利,霍尔蒂海军上将自1920年起以摄政者身份执政,但并未恢复君主制;他于1938年及之后颁布了反犹法律,并容忍一个激进右翼势力的存在,直到1944年10月,在德国占领下,费伦茨·萨拉希领导的"箭十字党"运动才掌权。在罗马尼亚,科尔内柳·科德雷亚努于1927年创立的"铁卫团"融合了宗教神秘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手段。1940至1941年间,它与安东内斯库元帅短暂分享权力,组成"国家军团国",此后1941年1月的一场失败叛乱导致其被彻底摧毁。

西方及其他运动

德国和意大利以外的法西斯运动通常规模较小,很少有能够夺取政权的。英国法西斯联盟由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于1932年创立,他在1931年访问意大利并会见墨索里尼后成为坚定的法西斯主义者。该党到1934年约有四万名成员,但在地方或全国选举中从未获胜。其"黑衫"打手受墨索里尼民兵的启发,参与暴力活动,党内反犹主义也日益加剧,并导致了1936年的"凯布尔街之战"等冲突。1939年,英国政府取缔了该党,1940年该党解散。其他例子包括比利时的"雷克斯党"及佛兰德民族主义团体、法国的各类联盟及法国人民党、20世纪30年代初巴西的整体主义运动,以及美国的一系列小型团体。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于1941年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庇护下掌权,建立了一个实施种族灭绝的国家,但学界对于其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可称为法西斯主义,仍有争论。

归类争议

日本帝国是争议最大的案例。马克思主义及进步派日本历史学家曾将战时国家称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但主流观点认为,它至多是一种"战时体制"或军国主义,作为政治体制的法西斯主义从未真正建立。批评者指出,日本缺乏一个从现有秩序之外夺取政权的大众革命性政党,而且其天皇制度也不同于欧洲的领袖崇拜。与此相对,历史学家现在更强调大规模动员、总体战和国家暴力。罗伯特·佩克斯顿认为,日本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军事独裁政权,具有高度的国家主导动员,但并非法西斯政权;罗杰·格里芬则将其描述为效仿法西斯主义却并非法西斯主义。这一案例表明,判断标准的选择(是大众政党、革命性断裂,还是再生神话)将决定最终结论。参见日本帝国。

各政权之间的差异

各政权在权力组织方式上差异明显。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依赖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众政党,而佛朗哥和萨拉查则使政党从属于国家和教会。军队在日本居于核心地位,并在西班牙和匈牙利仍保持影响力。天主教会是西班牙、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主要合作伙伴,而铁卫团则以更具宗派色彩的方式借用东正教的宗教意象。君主制在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日本得以保留,但在纳粹德国则处于边缘地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领袖魅力型统治十分强烈,但佛朗哥和萨拉查将自己塑造为稳定秩序的维护者,而非运动领袖;霍尔蒂则依赖旧保守精英的威望。正是这些差异,使许多历史学家更倾向于谈论一组相关政权,而非单一模式,也使各案例的归类至今仍有争议。像新国家这样的政权,最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术语的局限。

经济、社会与法团主义

意大利的法团主义秩序是分阶段建立的。1925至1927年间,政权首先驯服了工人,随后才转向更为完整的法团主义阶段。罢工和停工被宣布为非法,非法西斯工会遭到取缔。只有工团(syndicate)才能进行谈判,政府则充当"仲裁者"。这些工团仍具有实际的议价能力:它们可以签订集体合同,为整个行业统一工资和福利标准。然而,执行力度薄弱,违反合同的企业往往逃避追责,部分原因在于工业家对劳动事务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雇主协会也是强制性的,其领导人可以调控生产、分销和扩张,这一制度有利于大型企业而非小生产者。

1927年的《劳工宪章》为这一安排提供了理论形式。它是政权用来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主要立法之一,主要由司法部长阿尔弗雷多·罗科(Alfredo Rocco)设计。其目标是建立法团主义国家,前九条规定了意识形态框架和制度结构。宪章将各法团视为国家机关,理由是生产服务于民族利益。它还把生产领域的私人主动性描述为推进这一利益最有效的工具,同时要求企业就其总体生产政策向国家负责。这种私有制与国家指导相结合的模式,被政权宣传为既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当时及此后的批评者认为,这一安排主要保护了工业利益,同时压制了独立的劳工力量。

在德国,经济政策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不过纳粹国家同样力图使私营企业服从政治目标。第一阶段依靠通货再膨胀(reflation):开展公共工程,为失业的德国人创造就业机会;向私营企业发放补贴;纳粹政府还下达了大批重整军备的订单。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的"新计划"着力使德国摆脱经济萧条,削减福利开支,将政府资源集中投向工业。转折点出现在希特勒1936年关于自给自足的备忘录,它为赫尔曼·戈林主持的《四年计划》奠定了框架。其目标包括:管控进出口,实现重整军备所需原材料的经济自给,以及对劳动力进行工业技能再培训。该计划还力图集中调配劳动力、限制进口、实行工资和物价管制,并对原材料进行分配与合成。人造燃料、橡胶和纤维的合成生产获得了大量补贴。该计划确实提高了德国的经济产出,但由于组织不善,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私营企业保留了多大的权力:一种观点认为,大企业实际上是顺从纳粹意志的。

法西斯对阶级冲突和妇女角色的态度,同样受到民族动员逻辑的支配。在意大利,政权试图通过在工团内部将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合作制度化,来消除阶级斗争。它还推行了一场人口政策运动,常被称为"生育战"(Battle for Births),鼓励多子女家庭,并力图将妇女主要限定于家庭和生育的角色之中。德国也追求类似目标,通过婚姻贷款(每生育一个孩子即可减免部分贷款)以及1938年设立的"母亲十字勋章"来实现。纳粹的鼓励生育政策与种族筛选密切相关:相关政策奖励"雅利安"母性,惩罚被认为不宜生育者,这一维度将在关于种族主义的小节中讨论。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提供了对法西斯经济层面最具影响力的论述。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将执政的法西斯定义为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和最帝国主义分子公开的恐怖主义专政。他拒绝认为法西斯超越各阶级的观点,坚持认为法西斯就是金融资本本身的权力。这一定义反映了共产国际向人民阵线政策的转变,此前的"第三时期"中,该组织曾把社会民主党斥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批评者(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该定义抛弃了克拉拉·蔡特金和托洛茨基等人的观点,而他们曾坚持认为法西斯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强大运动。现代史学大多已放弃这一形式的定义,不过法西斯、资本主义与阶级之间的联系依然重要。学者们现在更常追问的是:法西斯经济政策主要是由政治、重整军备和民族动员所驱动,还是由资本的利益所驱动。

宣传、文化与大众动员

法西斯政权依靠景观化的仪式、反复展示领袖形象等手段,让民众在情感上与国家紧紧绑定。在意大利,核心的影像工具是卢切研究所,它于1924年作为一家公司成立,1925年改为公共机构。1925年7月,政府要求相关部门只能将其用于教育和宣传目的。从1927年起,其新闻纪录片《卢切时报》(Giornale Luce)在影院里放映于正片之前;在1935至1936年的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新闻片几乎每天都有播出,因为制裁使政权更加需要宣传。墨索里尼称电影为“最强大的武器”,但这些影片的说服力并不均衡。口述史研究表明,观众并非总是被非虚构宣传片说服。尽管如此,这些新闻片仍塑造了墨索里尼作为新意大利缔造者和“新法西斯人”典范的神话,把他的身体和言辞置于叙事的中心。

大众动员也面向儿童和青少年。巴利拉国家组织成立于1926年,面向8至14岁的男孩,入会是强制性的,它通过制服、军事操练、体能训练和仪式典礼灌输忠诚、纪律和民族主义。组织按年龄分为不同分队,包括面向女孩的“意大利小姑娘”(Piccole Italiane)和面向最小孩童的“狼之子”(Figli della Lupa)。其目标是培养忠于墨索里尼的一代人,但天主教青年组织(属于基督教)仍保有大量追随者。1937年,巴利拉国家组织被并入“法西斯青年团”(Gioventù Italiana del Littorio),这一整合后的青年运动也意在削弱教会对年轻人的影响。党的领导人则在1928年开办的法西斯体育学校接受培训,该校最初培养教师和体育教练,不久便成为培训男性青年领袖的主要中心。因此,体育教育被视为一种政治训练。

在德国,纳粹德国建立了更加集中的管理机构。1933年3月,在约瑟夫·戈培尔的领导下成立的帝国国民启蒙与宣传部,控制了报刊、文学、视觉艺术、电影、戏剧、音乐和广播。1933年9月设立的帝国文化院要求所有从事创作工作的人加入,被视为种族或政治上不可接受的艺术家则遭到禁止,实际上等于终结了他们的职业生涯。该院下设七个部门,分别负责电影、音乐、美术、戏剧、文学、报刊和广播。廉价收音机通过分期付款方式出售,到1939年,约70%的德国家庭拥有一台收音机。审查制度与这些正面宣传手段同步推行,1933年5月,柏林有被认定为“非德意志”的书籍遭到焚毁。新闻片和电影(如莱妮·里芬斯塔尔的作品)以及纽伦堡的大型集会,都旨在让阿道夫·希特勒的权威显得亲切而不可避免。

艺术和建筑同样是国家的工具。在意大利,政权资助了以古典化和理性主义风格建造的大型公共建筑,最显著的例子是罗马的EUR区,该区原计划用于1942年的博览会,但博览会并未按计划举办。纳粹德国则偏爱更为厚重的新古典主义纪念性风格:1937年,“德意志艺术之家”在慕尼黑开放,同一年夏天,同一城市举办了“堕落艺术”展,展出了政权谴责的现代主义作品。

法西斯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颇为矛盾。由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创立的意大利未来主义,以速度、机器、战争和现代都市为赞美对象,最初欢迎这一新运动,并为其提供了部分视觉和电影语言。1933年由卢切研究所委托拍摄、为纪念政权周年而作的影片《黑衫》,融合了虚构、纪录与未来主义的影响。然而,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政权日益偏爱古典形式、乡村与地方传统以及更为传统的民族文化。曾经服务于运动的现代主义风格因此逐渐被边缘化,而两个政权仍然保留并使用现代媒介与大众传播技术。

种族主义、暴力与种族灭绝

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

在纳粹德国,种族意识形态是国家法律秩序的基础,而不是其附属特征。1935年9月15日,在纽伦堡党代会期间召开的一次国会特别会议上,政权通过了两项法律。《帝国公民法》将完整的公民身份限定于具有"德意志或同族血统"的人,并将犹太人降为不享有政治权利的国家臣民。《德意志血统与德意志荣誉保护法》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及婚外性关系,并禁止犹太家庭雇用45岁以下的德国女性。1935年11月14日的一项法令随后界定了何为犹太人,该框架后来又扩展至罗姆人和德国黑人。20世纪30年代末,歧视不断激进化,从1938年11月的大规模反犹暴行(水晶之夜),到将犹太人排除出经济生活、强迫移民,以及1939年后在被占领的波兰建立隔都。1941年起,政权转向有系统的大规模屠杀,导致了纳粹大屠杀,约600万犹太人在大规模枪杀和灭绝营中遇害。

同样的"种族共同体"逻辑也为针对其他群体的暴力提供了依据。辛提人和罗姆人遭到登记、绝育和驱逐,被送往奥斯威辛-比克瑙的人大多在那里被杀害。代号为"T4行动"的计划始于1939年,在各机构中杀害残障患者;在其正式阶段,该计划在毒气室中杀害了七万多人,此后杀戮仍以分散的形式持续。斯拉夫人被视为种族上低劣的群体,被当作德国扩张中的劳动力和殖民定居的储备;数百万苏联战俘因被蓄意饿死、暴露于严寒和被处决而死亡。政治反对者、共产党人、工会成员和社会民主党人是1933年起最早被关入集中营的人群,他们的案件由盖世太保、党卫队和特别法庭处理。因此,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将法律排斥、集中营拘禁和种族灭绝结合进了同一个体系。

意大利:1938年种族法与殖民暴力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发展出自己的种族学说,时间较晚,形式也较为有限。1938年7月14日,政权发布《种族宣言》,这是一组以科学面貌出现的论纲,声称意大利人源自雅利安人,并在生物学意义上与犹太人截然分离。1938年9月至11月间,一系列法令相继出台。其中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是1938年11月17日的王室法令,它限制意大利犹太人的公民权利,禁止犹太作者的书籍,并将犹太人排除在公职、武装部队、法西斯党和高等教育之外。后续措施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限制其旅行,并规定了内部流放。1919年后获得意大利公民身份的犹太人丧失了该身份,异族通婚也被禁止。这些法律直到1944年1月才被废除;1943至1944年德国占领意大利北部后,数千名意大利犹太人被驱逐出境。

意大利的种族暴力在其殖民地出现得更早,也更为残酷。在利比亚,拉多尔福·格拉齐亚尼元帅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战役中设立集中营并实施报复,导致数万名平民丧生。在1935至1936年的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中,意大利军队使用了芥子气及其他化学制剂,而意大利曾签署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承诺禁止此类武器。关于使用量的估计各不相同,但达数百吨之多;毒气不仅被喷洒在士兵身上,也被喷洒在村庄、牲畜和水源上。1937年2月19日,格拉齐亚尼在亚的斯亚贝巴遭遇暗杀未遂后,占领军实施了一场被称为"Yekatit 12"的报复性大屠杀。关于死亡人数的估计从约1400人到3万人不等,2017年的一项研究将数字定为约19200人。同年晚些时候,德布里利班诺修道院的处决导致多达1600名修士和朝圣者遇害,这些罪行由格拉齐亚尼本人下令。

种族主义在法西斯主义中有多核心?

学者们对于种族暴力是否属于法西斯主义这一普遍现象存在分歧。一种观点与罗杰·格里芬的研究路径相关,认为国家或种族复兴的神话是法西斯计划的核心,因此针对"内部敌人"的排斥与暴力,在各个案例中都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批评者则回应说,这种看法模糊了重要差异。罗伯特·帕克斯顿等人主张,意大利的反犹主义出现得较晚,且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国压力的塑造;意大利政权残暴的殖民行为本身,并不能证明意大利与德国的体制遵循了相同的道路。意大利的案例尤其表明,种族暴力可以存在于法西斯政权之中,而不必成为国家的组织原则;纳粹德国的案例则显示,当这一原则被全面采纳时,它能够走到多远。

崩溃、战后遗产与法律后果

战败与纽伦堡审判

1945年轴心国战败,意大利和德国以法西斯模式组织政治的政权随之终结。战胜的盟国随后面临如何追究战争及其暴行责任人的问题。国际军事法庭于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在纽伦堡开庭,对被起诉的24人中的21人进行审判,罪名包括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共谋实施上述罪行。1945至1949年间,共进行了13次审判,其中美国又独自主持了12次后续审判,审判对象包括法官、医生、军人和工业家。1946年,东京法庭审判了日本领导人。

纽伦堡审判的法律意义,与其说在于判决结果,不如说在于其背后的原则。1945年以前,国际法主要追究国家的违法责任。《伦敦宪章》使个人对最严重的罪行承担刑事责任,并将危害人类罪界定为独立的罪名。宪章还确认了个人责任,驳斥了历史上常被援引的以国家主权为由的抗辩。然而,批评者认为,这些法庭是"胜利者的正义"的体现,因为盟国的行为从未在同一法庭上受到审判。个人责任原则此后影响了联合国时代的国际法体系,塑造了之后各国际法庭的规约,并且至今仍是人权法的基础之一。

去纳粹化

去纳粹化是占领国试图清除纳粹意识形态对公共生活影响的举措。对于积极的纳粹分子,尤其是警察、党卫军成员和高级官员,实行自动逮捕和免职。在最初几年,盟国还在未经个案审查的情况下,将40多万名德国人关押在拘留营中。每个占领国管理各自的占领区,程序也各不相同。核心工具是调查问卷(Fragebogen),内容涉及工作经历和政治活动。据一项估计,至少有两千万成年人填写过至少一次。问卷的结果取决于对人员的分类,随着冷战加剧,这一过程逐步移交给德国当局。苏占区于1948年结束了这一计划,西占区随后也相继结束。西德官方结束去纳粹化的标志是1951年,联邦议院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许多被解职的公务员复职。

历史学家对其成效看法分歧很大。艾森豪威尔曾预言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五十年,但热情很快消退,因积极支持政权而被定罪的人数极少。20世纪50年代初的民意调查显示,仍有相当比例的德国人对希特勒持好感。相比之下,Mikkel Dack的近期研究认为,问卷迫使许多德国人为自己的行为作出交代,尽管盟国所期望的更广泛的清算并未实现。因此,去纳粹化通常被评价为目标上的部分失败,同时也是一段比其批评者或辩护者常常承认的更为复杂的经历。相关讨论见去纳粹化词条。

禁止法西斯复辟的宪法条款

战后有数个国家在宪法中写入了阻止法西斯复辟的法律屏障。在意大利,1948年宪法的第十二条过渡和最终条款禁止以"任何形式"重组已解散的法西斯党。该条款由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托利亚蒂(Palmiro Togliatti)在制宪议会上提出。1952年,议会通过了《谢尔巴法》(第645/1952号法律)以加强执行,该法将企图重建该党、公开为法西斯主义辩护以及举行法西斯示威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受法西斯主义启发"的政治运动也可以依照特定程序被解散,但这一手段很少被使用。法律学者至今仍在争论,该禁令是仅适用于1919至1943年间的历史政党,还是适用于任何具有法西斯特征的运动,并且还在争论该禁令是否与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相容。

德国则采取了不同的宪法路径。《基本法》允许联邦宪法法院取缔寻求破坏自由民主秩序的政党。法院曾于1952年依此取缔一个新纳粹政党,并于1956年取缔一个共产党。德国后来对民族民主党的处理则显示了这一模式的局限:2017年,宪法法院宣布该党违宪,却拒绝取缔它,理由是该党不具备威胁民主秩序的能力。

佛朗哥的西班牙与萨拉查的葡萄牙

有两个源于法西斯时代的威权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然存续。葡萄牙的萨拉查"新国家"政权一直维持到1974年4月25日的康乃馨革命,此后葡萄牙转向民主,并且安哥拉、莫桑比克等殖民地相继实现去殖民化。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一直延续到他于1975年11月去世。佛朗哥生前指定的君主主导了一个通过谈判实现的过渡:1977年的大赦法和1978年宪法建立了民主体制,而旧政权的许多官员在所谓的"遗忘之约"下保住了职位。

这两个政权都对冷战产生了影响。西方政府容忍它们,将其视为抵御共产主义的屏障。1953年,西班牙通过协议获得了美国在其境内的军事基地;葡萄牙则于1949年成为北约的创始成员国。它们最终的民主化常被解读为:在其他地方纽伦堡审判得以推动的道德清算,在这两国却因反共主义而被推迟。两国都于1986年加入了欧洲共同体。

新法西斯与极右翼运动

战后的新法西斯政党一直是欧洲政治中的持续现象。1946年,意大利社会运动由前政权支持者创立,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谢尔巴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该党出现的回应。之后,一些源自这一传统的政党转向主流保守主义,并有的参与了联合执政。学界争论的是,这些政党究竟是历史法西斯主义的延续、一种新的"后法西斯"现象,还是更广泛的民粹主义极右翼,只是有选择地借用法西斯的历史遗产。各国的法律应对并不相同:意大利依据其反法西斯法律起诉过具体事件,而德国主要依靠政党取缔、针对纳粹象征和煽动行为的刑事条款,以及情报监控。在多个国家,极右翼政党的选举成功重新引发了争论:取缔与公开竞争,哪一种更能保护民主制度。

史学研究与学术争论

早期的阐释传统

对法西斯主义最早的全面解释大多来自左翼。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常将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视为本质上相似的现象,因为两者都反共、反社会主义、捍卫资本主义,尤其是为这些运动提供资金的重工业资本家。按照这种解读,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权力的工具,而非独立的政治形态。共产国际后来将这一观点正式确立下来(关于经济层面的争论,参见经济学)。

1945年后,在西方的大部分学术研究中,极权主义理论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框架。汉娜·阿伦特1951年的研究开启了一种长期趋势:把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都简化为若干共有的最低限度特征,将两者都视为追求全面控制、以种族灭绝规模实施国家暴力的总体性体制。后来的批评者认为,问题在于这些理论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俄国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妨碍人们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一种具有独特性的普遍现象来加以考察。20世纪60年代,极权主义理论逐渐失去影响力,学者们因此失去了一个用来描述两次大战之间那些既非保守派、又非共产主义的威权运动的概念。

第三种传统借助现代化理论来解释法西斯主义。其冷战时期的形式倾向于把现代性本身当作解释范畴,这掩盖了资本主义危机与政治暴力之间的联系。此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在争论法西斯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两者相伴而生。佩恩对早期解释的梳理列出了一系列可能的因素,包括资本主义、道德崩溃、经济发展、极权主义,以及对现代化的抵制。

意大利史学与"共识"问题

意大利的学术研究因伦佐·德费利切而发生转变。他撰写的墨索里尼传记使这位"领袖"成为理解该运动与政权的核心视角。他关注墨索里尼政治生涯的左翼革命性起源,以及意大利社会对法西斯政权的"共识",这两点也是围绕他最具争议的论战焦点。1974年出版的《共识的岁月》(Gli anni del consenso)讨论了1929年至1936年间的历史,引发了争议,这场争议在1988年再度爆发。

德费利切区分了"作为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与"作为政权的法西斯主义",并将该运动视为一种革命性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他还主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不应被视为可比较的对象,这一主张遭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许多左翼人士的反对。丹尼斯·麦克·史密斯和麦格雷戈·诺克斯等批评者认为,他的研究对政权过于同情;另一些人则肯定他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而这一点在早期史学中大多被忽视。"共识"问题后来由曾与德费利切共事的埃米利奥·真蒂莱进一步探讨。如今,即便是那些拒绝其结论的学者,也普遍认为德费利切的研究不可或缺。

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路径

从20世纪90年代起,该领域转向比较研究和文化分析。罗杰·格里芬将法西斯主义定义为一种理想类型,即革命性的有机民族主义,或称"再生式极端民族主义"(palingenetic ultranationalism),这一定义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分析框架。格里芬的最初表述发表于1991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该方法对比较法西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格里芬将这一定义表述为理想类型,它是从数百份文本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其作用是用于比较的启发式工具,而非僵化的核对清单。批评者质疑,单一的神话核心能否解释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权;支持者则认为,民族复兴的神话正是法西斯政治具有强大动员力的原因。

由这一路径衍生出两个相关领域。第一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与政治宗教之间的关系,格里芬2005年主编的论文集对此有所探讨。第二是法西斯美学与表演的研究。格里芬关于民族复兴舞台化的论文将仪式化的场面、青年灌输和革命性修辞视为一场再生戏剧的演绎;他后来的著作则主张,墨索里尼统治下相互竞争的各种文化风格,都共享关于文化在民族再生中作用的同一愿景。

尚未解决的问题

若干问题仍悬而未决。首先,法西斯主义是否根本上是单一现象。格里芬的路径虽在一些学界仍备受争议,但对比较法西斯文献产生了持久影响;批评者则认为,一个最低限度的定义要么遗漏了关键政权,要么囊括了过多内容。其次是对非欧洲案例的归类。例如,"天皇制法西斯主义"(Emperor-system fascism)这一概念主要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用以将日本与欧洲法西斯主义区分开来。第三是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使学者分为两派:一派将二者视为同一现象的变体,另一派则强调二者的差异。最后,"法西斯主义"一词本身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冷战结束使法西斯主义摆脱了与极权主义的唯一联系,但该标签仍被用于当代政党;而关于意大利"国家联盟"(Alleanza Nazionale)是否代表"后法西斯主义"的争论,延续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塑造该领域的定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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