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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

中国前总理、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推动经济改革,并在1989年反对实行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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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是中国政治领导人,1980年至198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87年至1989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的政治生涯始于战争年代的党组织工作,后历任地方行政职务,并在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时期进入国家领导层。他在中央承担的职责包括制定经济政策,以及提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en.wikipedia.org)

在六四事件期间,赵紫阳支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反对实行戒严。1989年6月,他被撤销党内领导职务,此后一直被软禁于北京,直至去世。他秘密录制的回忆于2009年在其身后以《改革历程》(英文名 Prisoner of the State)出版,以亲历者视角讲述了经济改革、领导层内部关系,以及导致他被撤职的相关决策。他的一生将中国改革政策的发展与终结其公开政治生涯的政治危机联系在一起。(pbs.org)

早年生活与战时党务工作,1919—1949年

赵紫阳于1919年10月17日出生于河南滑县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原名赵修业,在武汉求学期间改名紫阳。他先在家乡县内读小学,随后前往河南省会开封及武汉读中学。完成这些学业后,他开始从事农村党组织工作;他早期的政治经验主要来自地方工作,而非大学教育。(en.wikipedia.org)

1932年3月,年仅十二岁的赵紫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不同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于1938年2月、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加入中共。官方生平年表还记载,他入党后曾在中共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此后,他先在家乡滑县任职,后来逐步承担更大区域的工作。(cppcc.gov.cn)

抗战期间,赵紫阳先后担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随后担任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40年6月,他出任冀鲁豫边区第二地委书记,该地委后来改称第六地委。1943年,他转到该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工作。这些职务主要涉及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并非接连担任战场指挥职务。(cppcc.gov.cn)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赵紫阳开始同时担任地方党务和军队政治工作职务:先任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后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他的工作包括农村行政管理和土地改革。地方党务职务与军队政治委员职务相结合,使他的职责既涵盖地方组织工作,也包括对中共军队的政治监督。(cppcc.gov.cn)

1947年秋,赵紫阳率地方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出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949年3月,他被任命为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1949年10月后,他转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职,开始了其行政工作生涯的下一阶段。(cppcc.gov.cn)

主政广东、政治运动与复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紫阳从战时地方行政工作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华南的执政机构。他于1950年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1952年任秘书长,1953年任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任第三书记。这些职务使他参与了巩固共产党在广东的统治和实施土地改革的工作。此后,他的职责从专门的农村工作扩展至全省领导工作:1955年出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并于20世纪60年代初逐步升任省委书记处的高级职务。(encyclopedia.com)

农业管理工作使赵紫阳在广东的任职经历既与农业集体化相联系,也与后来对集体化部分做法的调整相联系。在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之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广东是恢复农户耕种自留地、农村集市和包产到户等安排的省份之一。自留地让农民能够在集体生产所得之外,补充食物和收入;包产到户则将具体生产任务交给农户承担,而不再完全依靠集体劳动组织。这些措施是对农村经营管理方式的具体调整,并非1978年后在全国推行的农业改革。有关赵紫阳参与这些措施的记载,足以表明他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恢复工作,但不应据此认定,他当时就已形成后来担任总理时的改革主张。(encyclopedia.com)

1965年,赵紫阳接替陶铸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广东省党内最高负责人。他还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并在当地军事系统兼任政治委员职务。因此,他的晋升既与农业管理工作有关,也伴随着更广泛的党务和军事职责。然而,他在1966年以前获得的权力也依赖于一些政治关系;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陶铸和刘少奇本人受到攻击,这些关系反而成了他的政治负担。(cppcc.gov.cn)

赵紫阳于1967年被撤职。他遭到公开批斗,被戴上高帽在广州街头游街,与陶铸和刘少奇的关系也成为对他的指控之一。他所受的迫害并不止于撤职:他曾被关押,并被要求到工厂劳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出面干预,使他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直到1971年,他仍未能恢复正常工作。(chinaconnectu.com)

赵紫阳的复出是逐步进行的,并非立即恢复原先在广东的职务。1971年,他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2年,他返回广东,任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并于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重新当选中央委员。1974年4月,他再次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此后,他一直在广东任职,直至1975年调往四川。(cppcc.gov.cn)

主政四川与农业试验,1975—1980年

1975年10月,赵紫阳出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主政四川既意味着承担重大的行政责任,也意味着必须应对亟待解决的农业问题。四川虽是重要的产粮省份,农村生产和粮食供应却依然面临困难。赵紫阳主持下的省级领导班子起初着重通过调整粮食征购、集体经营管理和激励机制来恢复生产,而非解散集体农业。(cppcc.gov.cn)

早期的一项重点是让生产者多留粮、多增收。省级干部杨汝岱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回顾文章中,介绍了1977年推出的减轻征购负担、保障口粮供应的措施。人均年口粮不足180公斤的生产队,可以不留储备粮;口粮低于规定最低标准的生产队,则免交国家粮食征购任务。1978年2月邓小平视察四川后,四川省委出台了十二条农村经济政策规定,内容包括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确保应分配的收益兑现给农民、鼓励发展社队企业,以及允许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些措施扩大了家庭生产的空间,但并未将集体耕地全面分包到户。(omeka.minjian-danganguan.org)

集体劳动组织方式的调整提供了另一条试验路径。在广汉县,县委书记常光南支持生产队将劳动任务分配给较小的作业组,并将报酬与产量挂钩。1978年,金鱼公社的试验成为全省的示范。这些做法不再仅按劳动时间评定报酬,而是向各组下达生产指标、核定工分,超产另行奖励。省级领导的认可为地方试验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为其推广开辟了渠道。1979年3月21日,四川省委发出通知,肯定金鱼公社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相结合的做法。(paper.people.com.cn)

这些试验应与后来在全国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以区分。四川早期的“包产到组”通常保留生产队的集体框架,同时让规模较小的作业组对生产成果负责。包产到户则以家庭为主要单位,承担耕作和履行承包合同的责任,土地仍归集体所有。无论从制度还是时间先后来看,这一区别都很重要:1977—1979年对小组激励机制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四川随即在全省统一推行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有关四川的研究还指出,各地的试验存在差异,某些具体试验的确切起始时间也尚不明确。(cambridge.org)

赵紫阳进入国家领导层时,仍承担着在四川的职务。1978年2月,他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0年4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出任总理。他在四川推行农业激励措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历,是其获得晋升的重要施政实绩;出任总理后,他的职责也从开展省级试验转向统筹全国经济改革。(cppcc.gov.cn)

总理任期与全国经济改革,1980—1987年

赵紫阳自1980年9月起担任总理,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协调各部委工作,并监督经济计划、预算及行政事务的执行。1982年12月通过的宪法规定,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国务院负责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及国家预算。这些行政职责并不意味着赵紫阳拥有最终的政治决定权:邓小平为改革提供了关键支持,并在高层领导人意见不一时作出裁决。因此,赵紫阳能否改变经济管理方式,既取决于政府机构,也取决于中共领导层内部的支持。(refworld.org)

赵紫阳担任总理期间的农村改革,推广了他上任前已在地方开展的试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给农户,农户承担生产责任和交售义务,同时保留增产所得。这使农户收入与其劳动投入和生产决策更加直接地挂钩,而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1981年末,中央对这一制度的认可范围进一步扩大;到1983年底,约98%的农业集体已采用这一制度。1984年,土地承包期限获准延长至十五年,增强了农户进行长期投资的意愿。赵紫阳在1984年5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稳定家庭承包制,同时鼓励发展专业户、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商品生产。(documents1.worldbank.org)

工业改革旨在改变国家、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而非立即将国有企业转为私有。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以及按业绩给予奖励,都是为了让增产在经济上更有利可图。赵紫阳在1984年的报告中介绍了198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步利改税,并宣布于1984年第四季度推行第二步利改税,使企业能够留用税后利润。不断扩展的价格双轨制保留了按国家定价完成指令性交售任务的要求,同时允许超计划产品按议定价格销售。由此,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并存:企业仍须履行国家规定的义务,但也获得了在指令性计划之外采购生产投入品和销售增产产品的机会。(zh.wikisource.org)

经济对外开放将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与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赵紫阳在1984年的报告中提出,赋予外贸公司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使其自负盈亏,而政府部门则集中负责政策制定、协调、许可证管理和监督。1984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批准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广州等十四个沿海城市,吸引境外投资。给予外商优惠待遇、扩大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以及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其中的主要措施。这是一项由中央集体推动、通过地方政府实施的全国性举措,不能单独归功于赵紫阳;当时的报道指出,宣布开放决定的领导会议由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持,邓小平、李先念出席。(zh.wikisource.org)

各方的分歧不仅涉及市场应发挥多大作用,也涉及投资规模、财政金融平衡以及改革方式。陈云主张调整经济,加强对基本建设的控制;1981年采取的紧缩措施,除陈云外,也得到了邓小平、李先念和赵紫阳的支持。赵紫阳本人在1984年的报告中,也要求严格控制建设投资总规模,同时确保重点项目。改革支持者对改革速度的看法也并非始终一致。根据傅士卓研究过的赵紫阳晚年回忆,赵紫阳在1981年侧重提高效率,而胡耀邦则更强调生产和快速增长。赵紫阳还回忆说,1983年初,胡耀邦试图将农村承包办法迅速推广到城市工业领域,他对此持反对意见,倾向于先试点、再逐步推广。这些分歧表明,不能简单地将各方划分为改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dangshi.people.com.cn)

接任党的领导职务与1987年改革纲领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并任命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胡耀邦的离职发生在1986年12月学生示威以及领导层批评他对思想自由化问题处置不当之后;官方公告称,他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赵紫阳起初仍兼任总理,在198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身兼两职。中共十三大于10月25日至11月1日举行,会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于11月2日正式选举他为总书记。11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他辞去总理职务,并任命李鹏为代总理。邓小平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则出任第一副主席。(upi.com)

10月25日,赵紫阳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的核心理论论断是,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够发达。报告将这一阶段界定为从20世纪50年代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期,至少需要上百年,而不是从1987年开始再经历一个新的百年。这一区分为发展商品生产、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及允许收入存在差距而不要求立即实现经济上的整齐划一,提供了理论依据。报告把经济建设确立为中心任务,同时强调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者包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cpc.people.com.cn)

政治改革纲领提出的是党政职能分开,而不是结束党的执政地位。党委应集中精力把握政治方向、制定重大方针政策和推荐重要干部,由政府机关负责行政管理。报告设想撤销党委中与政府工作重复的部门,并逐步撤销政府部门内的党组。报告还力求进一步明确党组织、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和企业各自的职责。这些建议旨在继续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重新配置权力,而非推行竞争性的多党执政。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这些改革的直接依据是提高行政效率和推进经济改革,而非建立一支独立于党的权力、对其形成制衡的力量。(massline.org)

行政机构改革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而不只是缩减机构规模。报告主张合并直接管理企业的部门,下放权力,并加强监管、审计和信息服务。报告要求拟订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下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相关措施随后分阶段实施:198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机构改革的总体方案;198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则将部委数量从45个减至41个。这表明行政改革已有实际落实,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更广泛的党政职能分开已经完成。(massline.org)

人事改革同样仍是一项有待后续立法和制度建设来落实的纲领。赵紫阳的报告批评了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其他公职人员不加区分地统称为国家干部的做法,提出实行分类管理,并建立以明确职位、考试录用、考核和规范晋升为基础的公务员制度。其意图是区分政治任命的领导人员与专业行政人员,而不是立即消除党对人事任命的影响。因此,大会的认可确立的是改革方向,并不意味着一套运转完备的新的人事制度已经由此建立。(massline.org)

沿海发展、价格改革与经济困难,1988年

1988年初,赵紫阳推动沿海发展战略,将工业扩张与国际贸易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一战略鼓励沿海企业不再主要依靠国内需求和中央调拨的物资,而是进口原材料,利用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再将制成品出口。提高出口收入的留成比例有助于为进口生产投入品提供资金,而外资则可带来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这项战略涉及调整企业激励机制及其获取外汇的渠道,而不只是增建沿海工厂。世界银行当时的一份评估将这一战略设想描述为以制成品出口带动增长,类似于周边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模式。(documents1.worldbank.org)

国内价格改革所针对的则是另一项障碍:政府定价与市场价格并存。在价格双轨制下,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完成计划任务,超出计划配额的产品则可以按与市场行情挂钩的价格出售。一些商品还实行“指导价”,价格可在官方规定的范围内浮动。这种安排在不立即打破计划供应关系的情况下,为扩大产量提供了激励;但价格差异也带来了以低价获取受管制投入品、再高价转售牟利的机会。改革旨在使价格更准确地反映稀缺程度和生产成本,并减少这些扭曲。当时,经济运行中多种定价机制已经广泛并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回顾性研究测算,到1988年,按零售额计算,市场价格占53%,固定价格占28%,其余则实行指导价。(imf.org)

1988年夏季提出加快价格改革时,通货膨胀已经存在,并非在原本稳定的经济中由改革引发物价上涨。此前政府定价商品的提价,已在经济过热的背景下强化了通胀预期。8月,领导层批准了一项初步的价格与工资改革方案,但批准方案并不意味着立即全面放开价格。尽管如此,对价格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仍促使居民提取储蓄,赶在货币购买力继续下降之前购买商品。因此,尽管整体改革方案随后被推迟,抢购风潮仍加剧了当时的经济扰动。经济研究将这种由预期驱动的反应,与投资快速增长、信贷扩张和消费需求旺盛所造成的深层失衡区分开来。(washingtonpost.com)

官方年度统计显示,1988年零售物价上涨18.5%,其中城市上涨21.3%,农村上涨17.1%。食品价格上涨23%;其中,肉、禽、蛋类价格上涨36.8%。这些数字衡量的是零售物价,不能与各种生活费用指数的数据混用。统计公报还明确指出,购买量的异常大幅增长与通货膨胀和抢购有关: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及其他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量增长了20%至50%。到12月,零售物价较上年同期上涨26.7%,表明秋季的政策转向并未立即遏制通胀。(stats.gov.cn)

9月,政策转向经济紧缩和治理整顿。政府审查投资项目,收紧信贷和进口管制,并将部分价格管制权限重新收归中央。这一转向也削弱了赵紫阳在经济事务上的权力:傅士卓的研究指出,当年秋季,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将经济决策权集中到国务院。不过,沿海开放并未被正式放弃。12月3日,赵紫阳向沿海地区干部表示,应在调整方案的框架内继续发展外向型经济,主张压缩效率低下、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高的生产,同时保障出口所需资源。李鹏在同一次会议上发言,强调履行合同、保证产品质量以及协调对外贸易。(cambridge.org)

赵紫阳与1989年4月至5月的抗议运动

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后,学生发起悼念活动,随后发展为要求反腐败、加强官员问责和扩大表达自由的示威。在4月22日官方举行胡耀邦追悼会之前,学生已在北京聚集,示威也蔓延至其他城市。4月23日,赵紫阳按计划出访朝鲜。在他离京期间,《人民日报》于4月26日发表社论,将这场运动定性为有组织地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这篇社论非但没有平息抗议,反而成为示威者不满的主要焦点之一;4月27日,随之爆发了大规模游行。赵紫阳于4月30日回国。(en.wikipedia.org)

赵紫阳试图通过对话,以及减少对学生的指责,来缓和对立。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回忆说,自己离京前曾主张保持克制,包括除非示威者采取暴力行动,否则不要使用强制措施。这些回忆涉及的是内部讨论,而非公开宣布的政策。与之相反,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北京市官员强调运动对政治秩序的威胁,邓小平也赞同四月社论所体现的定性。据赵紫阳后来的叙述,他与国家主席杨尚昆起初希望在不正式撤回社论的情况下,化解其影响。(democracy.uci.edu) 5月4日,赵紫阳在向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代表讲话时,公开表示相信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呼吁冷静、克制、维护秩序,并通过民主和法治解决问题。这种温和的措辞与社论对运动的表述形成了鲜明对比。(8964museum.com)

5月13日开始的学生绝食使运动重新高涨,并赢得了更广泛的公众支持。绝食也恰逢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华,此次他与中国领导人的峰会旨在实现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聚集并占据天安门广场的人群打乱了原定的外交仪式,也使抗议活动成为为报道峰会而来的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en.wikipedia.org) 5月16日,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公开表示,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已经决定,尽管邓小平于1987年退出中央政治局,重大问题仍须请示邓小平。这番经电视播出的讲话,明确揭示了邓小平仍然拥有的决策权。赵紫阳后来坚称,他是在解释既有的领导体制安排,而不是试图将危机的责任推给邓小平。(democracy.uci.edu)

到5月19日,绝食已进入第七天,而领导层正准备实行戒严。当天黎明前,赵紫阳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的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他通过扩音器向学生讲话,以“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这句话承认领导层未能及时作出回应。当时的新闻报道和影像记录均记载了他的呼吁;其内容并非仅以日后对领导层内部讨论的回忆为依据。(8964museum.com)

赵紫阳当时最直接的请求,是希望学生结束绝食,而不要等到每一项诉求都得到满意答复。他警告说,继续绝食可能对身体造成永久性损伤;他肯定了学生希望国家变得更好的愿望,并表示解决政治问题需要时间。他向学生保证,结束绝食不会关闭对话渠道。他将学生的青春与未来同领导层的年迈作对比,敦促他们珍惜生命。这次探望成为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后围绕戒严展开的另行讨论,以及他随后被免职,都是此前已经发生的领导层冲突的延续。(chinadigitaltimes.net)

反对戒严与被免职

围绕戒严的决定性交锋发生于1989年5月17日,地点在邓小平的住处。据赵紫阳后来回忆,他原本希望通过会面说服邓小平改变领导层对抗议运动的谴责立场,却发现其他政治局常委也在场。邓小平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而是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赵紫阳反对军事干预,认为这只会加剧对立,而无法化解危机。有关这次闭门商议的细节,来自包括赵紫阳回忆录在内的事后叙述,而非一份完整、公开的同期会议记录;赵紫阳特别否认了这一决定由常委会正式表决产生的说法。(chinafile.com)

在随后的常委会讨论中,赵紫阳表示自己无法执行这一决定。据他回忆,他准备了一封辞职信,但国家主席杨尚昆劝他不要送出。因此,他的拒绝并未立即转化为正式辞去总书记职务。5月19日晚,李鹏在会议上宣布军事措施,赵紫阳没有出席;戒严于5月20日生效。5月19日凌晨,他来到绝食学生中间,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时,他在是否采取军事干预的争论中已处于败局,但党内职务尚未被正式撤销。(8964museum.com)

因此,赵紫阳实际上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比正式免职早了一个多月。尽管仍保留总书记头衔,他却无法掌控戒严的实施。军队最初进京时受到民众阻拦;随后,军队于6月3日至4日镇压了示威活动。此后,中央委员会才完成将他撤出领导层的程序。这一时间顺序表明,他在5月的政治失势,与6月下旬通过的正式组织决定,是不同阶段的事件。(icaps.nsysu.edu.tw)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于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召开。全会批准了李鹏提交的一份报告,指责赵紫阳在领导层所称的“动乱”期间犯有错误。全会的正式结论指控他支持动乱、分裂党;这些是领导层对他的指控,而不是对其行为的中立描述。全会撤销了他的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职务,同时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同一次全会选举此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cpc.people.com.cn)

要撤销赵紫阳在与党的中央军委并设的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中的职务,还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作出决定。公布的决议将这一决定的日期明确记为1989年6月30日,而非7月,尽管此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一直持续到7月6日,且后来的一份官方传记将免职时间记在7月。根据邓小平6月27日提出的书面提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了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因此,在四中全会撤销其党内军职之后,这项决议完成了另一套独立的国家机关任免程序。(upload.wikimedia.org)

软禁、家庭生活与逝世,1989—2005年

1989年被撤职后,赵紫阳一直遭到软禁,直至去世,期间居住在北京市中心富强胡同6号的一处四合院内。院落受到警卫监控,他的出行和会客也受到限制。不过,软禁并不意味着他始终被隔绝在家中。在管控较宽松的时期,他曾获准在国内旅行和打高尔夫球;但当他的露面引起外界关注时,这些待遇又可能受到限制。傅士卓的记述着重指出,管控时松时紧:警卫始终在场,但赵紫阳与一些获准来访者的谈话似乎是在私下进行的。这些例外使他得以维持有限的人际交往,却并未恢复他的行动自由,也未使他重新参与公共生活。(scmp.com)

妻子梁伯琪陪伴他度过了软禁岁月,子女则成为家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中间人。女儿王雁南向友人传达了他病危及去世的消息;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她和哥哥赵大军等家属一起接待了吊唁者。家人还印发了纪念卡,上面印有赵紫阳的照片和签名、富强胡同院落的照片,以及梁伯琪和其他亲属的致谢。这些私人的纪念活动,与安排仍受官方控制的公开悼念活动同时进行。(en.wikipedia.org)

尽管受到限制,赵紫阳仍与一些旧日同事及记录他回忆的人保持着联系。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曾三次采访他。老友、气功习练者宗凤鸣也曾登门,与他进行了一系列谈话。这些会面是住宅受到监控情况下的例外,并不意味着外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探访。不过,这些接触使赵紫阳得以向直系亲属以外的人讲述自己的经历;由此形成的记述,成为记录其政治生涯的一类独立文献。(democracy.uci.edu)

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久病后在北京一家医院逝世,享年85岁。新华社发布的官方消息提到,他长期患有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并曾多次住院,但没有提及他曾担任的领导职务,也未交代他被撤职的背景。新闻报道和公众悼念活动均受到限制。1月29日,他的葬礼及遗体火化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参加者须受邀出席,警方在入口处查验身份证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出席了仪式。仪式前后发布的讣告仍保留了官方指责,称赵紫阳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犯了“严重错误”。(abc.net.au)

火化之后,赵紫阳的骨灰并未立即安葬。由于亲属与当局就永久安葬地点的安排存在争议,骨灰一直存放在家中。2019年10月18日,即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次日,他与梁伯琪的骨灰一同安葬于北京市昌平区民营的天寿陵园。据其子赵二军介绍,家人与党的领导层就墓地问题进行了长期协商,之后才举行了这场小规模的家庭安葬仪式。(rfa.org)

录音回忆录与文献记录

2000年前后,仍被软禁的赵紫阳秘密录制了约三十盘每盘一小时的磁带,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经济改革,以及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的领导层危机。他利用普通磁带翻录,其中包括原本录有京剧和儿童音乐的磁带。据英文版前言介绍,可信赖的朋友分别保管了不同部分的录音,以降低整份叙述因查抄或遗失而毁于一旦的风险。2005年他去世后,这些材料被汇集起来,并整理成文字;另有一套磁带在他书房里孙辈的玩具中被发现,可能就是原带。中文版《改革历程》和英文版《国家的囚徒:赵紫阳总理的秘密日记》于2009年出版,时值六四镇压二十周年前夕。(content.time.com)

英文版署名的编者兼译者为鲍朴、Renée Chiang和阿迪·伊格内修斯,序言由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尔撰写。尽管副标题使用了“日记”一词,这本书实际上是一部回顾性的口述回忆录,而非当时写下的日记。编者重新编排了材料,将1989年的危机及此后的软禁生活置于开篇,并删减了重复内容。编者以斜体撰写的章节导言、方括号内的说明及脚注,与赵紫阳本人的陈述有明确区别。这一区分也适用于书中的解读:麦克法夸尔对赵紫阳相较于邓小平之重要性的评价,属于序言内容,而非赵紫阳的录音叙述。(simonandschuster.com)

在赵紫阳的叙述中,经济改革是应对实际问题、不断演进的过程,而不是执行一套预先完备的蓝图。他将自己对外贸的认识与在广东的经历联系起来,并将自己在农业激励机制方面的思路归于在四川的地方工作经验。他的回忆着重强调经济效率和试验探索,同时描述了国家政策在协商形成过程中涉及的分歧与人际关系。傅士卓在分析中将这些段落视为经验塑造赵紫阳思想的证据,但也指出,赵紫阳承认,自己所能掌握的高层政治运作信息仍然有限。因此,他的解释既记录了事件本身,也反映了他在事后对改革的理解。(democracy.uci.edu)

他晚年对议会民主制的支持,必须与他在任时提出的方案加以区分。1987年,领导层拒绝西方议会制度和多党竞争,政治改革方案仍受这一立场的约束。1989年之后,赵紫阳开始将议会民主制描述为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政治制度。不过,他在录音中设想的是一种渐进转型:中国共产党在初期仍可保留执政地位,同时改变执政方式。这些段落表明了他晚年思想的发展方向,却不能证明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主张实现同样的制度目标。(columbia.edu)

这些录音可以与杨继绳的访谈、宗凤鸣的谈话记录、其他领导人的回忆录、官方记述及当时的新闻报道相互参照。赵紫阳几份事后叙述之间的一致,只能说明其说法前后一贯,并不构成独立佐证。官方记录可以确认任职情况和正式决定,同时也表达了相关机构公开作出的判断;当时的新闻报道保存了公开言论和可观察到的事件,却未必揭示内部商议的过程。傅士卓指出,赵紫阳关于胡耀邦1987年被免职的叙述,就是需要与其他证言对照考察的问题之一。公开发布的录音片段有助于确认赵紫阳声音材料的来源,但其本身并不能核实他所回忆的每一次对话、所归于他人的动机,或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democracy.uc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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