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

汉语是汉藏语系汉语族诸语言及方言的统称，母语使用者超过十亿，广泛分布于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海外华人社群。这一概念涵盖了一个方言连续体，包括官话、粤语、闽南语、吴语等多种变体，其中许多变体之间无法互通。它们的共同特征包括分析语特征明显且大体属于孤立语的语法、具声调的语音系统，以及悠久的汉字书写传统。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汉字在历史上亦深刻影响了日文、朝文（韩文）和越南喃字的书写系统。这些变体究竟应被视作同一种语言的方言还是独立的多种语言，不仅是一个语言学分类问题，更关乎语言习惯与政治考量。

汉语的重要性在于，它将三千余年绵延不绝的书面文献与当今全球规模最大的语言社群日常交流联系在一起。其演变历程贯穿了商代甲骨文、古典文献、明清白话小说，直至二十世纪普通话的规范化。通过佛教典籍翻译、东亚汉字文化圈传统，以及现代全球贸易与科技交流，汉语的文字与词汇跨越了国界。其语音、语法和书写系统也为语言学理论、语言习得以及自然语言处理提出了独特的课题。

本词条首先探讨汉语族的谱系分类及其各变体的多样性，随后介绍汉语的语音系统、语法及词汇，进而梳理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标准语的历史演变。其后将转向文字系统、文字改革与拼音化方案，以及语言在教育、国家政策与社会中的角色。最后，词条将概述跨地域、跨学科的汉语研究现状，并探讨目前尚未解决的开放性问题。

分类与汉语族

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

通常被称为“汉语”的汉语族诸变体，是汉藏语系中一个分化显著的主要分支。该语系的另一主要组成部分在传统上被称为藏缅语族。标准的教科书观点一直将汉藏语系划分为汉语族与藏缅语族两大并立分支，但这一构想存在争议。学者们常常提出汉语族语言与该语系其余语言之间存在一次初级分裂，但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对这种观点表示反对。一些学者指出，非汉语族语言拥有共同来源这一点从未得到证实。即便藏缅语族这一分类本身，尽管在库恩（Kuhn）、孔拉迪（Conrady）和白保罗（Benedict）提出后广为流传，其作为一个有效亚群的地位也未获确证。

年代学测定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一项针对 109 种汉藏语言的研究将该语系的分化时间定在距今约 4,200 至 7,800 年前（平均约 5,900 年前）。随后一项将汉语族视为根节点附近原初分支的贝叶斯分析则认为，其分化时间约在距今 8,000 年前，这与黄河流域粟作农业的兴起时间相吻合。

公认的主要方言区

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最新分类包含十大方言区：官话、晋语、吴语、赣语、湘语、徽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和平话，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定归属的变体。较早的七大方言区划分法仍保有一定的影响力，该划分未将晋语、徽语和平话单独列出。罗杰瑞（Jerry Norman）将传统的七大方言区归为三大地带：北方方言（官话）、中部方言（吴语、赣语、湘语）和南方方言（客家话、粤语、闽语）。他认为南方方言源于汉代长江流域使用的一种标准语，并将其称作“原始南方汉语”（Old Southern Chinese）。

各方言区的人口规模差异极大。官话母语人口约占汉语总人口的三分之二；闽语、吴语和粤语各占约 5% 至 6%；客家话约占 3.5%。部分方言区具有鲜明特征：通行于山西及周边地区的晋语以保留中古汉语入声调类为特征；皖南的徽语则兼具吴语、赣语和官话的相异特征，因而难以归类；赣语和客家话通常被认为关系密切，客家话在语音上是与赣语最为接近的汉语变体。各方言区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在一些过渡地带，属于不同分支的变体共用相当数量的特征，足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互通。

分类标准

这些方言区的划分依据是共同演变历程，而非互通度。这些方言群既不是演化支，也不是由互通度界定的独立语言，而是通过与中古汉语特定特征的共同对应关系确立的。分类依据主要基于音韵学标准，即中古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演变结果，其权重高于词汇或语法。因此，即便词汇差异极大，语音系统相似的变体仍会被划归为同一类。

部分变体难以归入既有体系。徽语便是一例，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其他一些方言形式同样尚未定类。白语则是争议最大的个案。白语的分类难度颇高，它可能是上古汉语的早期分支，因而属于汉语族；另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汉语族内部的一个独立分支。在谱系分类研究中，这种分歧带来了实际影响：某项分析因白语存在大量的横向借词而将其排除在外，因为这导致其固有继承词汇难以同借词区分开来。

语言还是方言

这个术语问题无法单纯从语言学角度解答。汉语的各变体数量繁多且内部差异极大；数百种地方变体中，许多变体之间完全无法互通。例如，讲上海话和讲粤语的人在交谈中往往无法理解彼此。将它们视为单一语言的主要论据在于它们共用一套书面标准语。汉语族仅由通用同一书写系统的众多汉语变体所定义，该术语可能反映了一种观点，即汉语是由多种不同语言构成的语族，而非单一语言的不同变体。

该领域的研究文献指出，各类标签的使用并不一致。一些学者将“汉语族语言”与“汉语方言”混用，因为两者通常指代相同的实体；另一些学者有时则会将各方言群误称为“语言”。在中国大陆，官方通用的术语通常是“方言”（意为“地方言语”），该叫法将各变体置于单一国家语言的框架之下，在涉及身份认同和语言政策的讨论中具有政治分量。同样的争议也直接影响着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外华人社群语言现状的描述方式。

方言分支与方言连续体

汉语方言通常依大致的南北轴线进行划分。语言学家罗杰瑞（Jerry Norman）将传统的七大方言区归入三大方言群：北方的官话；中部过渡带的吴语、赣语和湘语；南方的客家话、粤语和闽语。他认为中部方言群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质，并提出南方各方言源自汉代长江流域通行的某种标准语 1-6。南北之间的反差，也体现为内部均一性的差异。官话作为最大的方言群，在幅员辽阔的地域内展现出相对的高度一致性；而在东南多山的丘陵地带，方言歧异程度则最为显著。闽语是内部差异最大的方言群，在福建西部，相邻县份乃至邻近村落之间的方言都可能无法互通 13-7,13-8。官话相对的均一性，是学界文献中的普遍共识，而非源自单一文献的个别测算。

受“母语者”定义差异及调查年份不同的影响，各方言的使用人口数据在不同文献中差异较大。官话的人口估算从约 8.48 亿 9-5 到约 11 亿 6-2 不等。2021 年的数据通常认为吴语约有 8300 万母语人口 25-1，粤语（广府话）约有 8000 万 6-2。闽语整体人口估计在 6000 万左右 6-2，而使用人数最多的分支闽南语，其狭义的第一语言使用者约有 3400 万人 11-1. 客家话拥有约 4780 万母语者，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但亦广泛分布于台湾、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 6-7,6-8。作为吴语中最大的单一方言，上海话的使用者近 1400 万 21-5，但其语言活力正在衰减。据调查，18 岁以下的上海本地居民中仅约 26% 能讲流利的上海话，而在 50 至 59 岁的人群中这一比例高达 76% 27-23。

方言连续体跨越了许多上述界限，但在发生人群迁移或接触极其密切的地区，则会出现显著的断裂。在相邻方言共有足够多特征以实现部分互通的地带，存在着过渡区，例如新湘语与西南官话之间，以及晋语与中原官话之间 5-2。人群迁移则带来了更为清晰的界限。17 世纪起，福佬人（闽南人）向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移民，推动了闽南语的扩散 14-1；客家群体则多定居于相对封闭的山区丘陵，衍生出众多地方次方言 6-8。在闽语内部，泉州、厦门、漳州的闽南话与台湾话之间可以高度互通 10-2，而潮州话在该连续谱系中则处于不同位置。关于潮州话与泉漳闽南话的亲疏程度，学界文献尚存分歧：有学者认为两者大体可以互通 11-4，亦有学者认为互通度十分有限 18-2。

语言接触还催生了词汇与语法层面的差异，成为区分不同方言的标志。上海话与官话的词汇重合度仅约 29%，且大量差异词汇属于日常基本词汇 27-15,27-16。闽南语展现了鲜明的地域词汇变异：表示“一起”的词在闽南语不同区域有多种说法，而表示“肥皂”的词则是从马来语借入的 10-8。在语法方面，闽南语的海陆丰方言所使用的结构助词（领格标记）与潮州话一致而不同于泉漳话，并且在“要”和“看”等词的用字上与潮州话相同 12-9。语音特征同样极具辨识度：吴语保留了官话和粤语中所缺失的浊辅音声母 21-12,21-13；粤语在保留辅音韵尾和调类方面被视为最保守的方言之一 9-9；客家话完整保留了早期汉语的鼻音及塞音韵尾 9-17。在粤语钦廉片的大多数次方言中，古全浊塞音及塞擦音声母不论平仄一律清化为送气清音，这一规律与客家话及粤语吴化片一致，也是传统上对粤语进行划片分类的重要标准 8-2。

对于以标准普通话为背景的读者而言，理解这些方言的关键在于日常词汇的差异、相邻方言之间的连续体特征，以及北方方言的相对均一与东南方言的极度多样之间的巨大反差。正是这些差异，奠定了后文所探讨的方言分区边界。

语音与声调

音节结构

汉语的大多数语素表现为单音节，传统音韵学分析将每个音节划分为声母（辅音开头）和韵母。韵母由介音、韵腹和韵尾组成，韵尾通常为高元音（i 或 u）或鼻音（n 或 ŋ）。由于在多数情况下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这种音节范式也构成了汉语形态学（语言学）的基本单位。汉语中允许出现的音位组合数量较少，且不存在复辅音（即两个或以上连续辅音）。部分语言学者更倾向于采用首音-韵基模型，将介音归入首音部分，这两种模型之间的取舍仍存争议。因此，音节模型的构建对历史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描写都至关重要。

各方言与这一标准范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所保留的韵尾上。粤语和闽南语不仅保留了鼻音韵尾，还保留了塞音入声韵尾；而标准普通话仅允许上述的鼻音和半元音韵尾。

词汇声调

普通话有四个基本声调和一个轻声。在单字调形式中，第一声为高平调，第二声为升调，第三声为曲折降升调，第四声为急降调。依传统的五度标记法，其调值大致记作 55、35、214 和 51。完整的 214 调值仅在单字念出时出现；在另一个音节之前，第三声通常只降至低音并保持，省去最后的上升段（即半三声）。因此，声调的音高不仅取决于单字调型，还受语音上下文的影响。

其他汉语变体拥有更庞大的声调系统。粤语通常被描述为有六个单字调，而闽南语变体通常有七到八个声调，以塞音收尾的入声往往被计为独立的声调类别。这些声调系统均源自中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后来根据声母的清浊及韵尾的性质发生分化，形成了各方言声调数目各异的格局。

变调与轻声

在连贯语流中，声调会发生变化。最著名的规则是连读变调：当两个三声连续出现时，前一个音节变为二声；当三个三声并列时，中间的音节变为二声。否定词“不”在四声前会变读为二声；数词“一”则根据后接音节的声调产生不同变调（在四声前读二声，在一、二、三声前读四声）。实验语音学测定显示，三声变调后的形式与本调二声并不完全相同：二者的表层基频（f0）轮廓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其深层音高目标表现出中和现象。

轻声是一种短而弱的非重读音节。轻声音节发音短促、音量较小，其具体音高主要由前一个音节的声调决定。常见的轻声字包括助词“的”（结构助词）、“了”（时体标记）和“吗”（疑问助词）等。

中古汉语与历史构拟

汉语方言历史差异的构拟高度依赖韵书。其中最重要的是陆法言于公元601年编纂的《切韵》，该书旨在确立标准读音，特别是用于典籍的诵读。《切韵》将字归入193个韵部，并通过反切为每个同音字组注音。《切韵》曾一度被认为失传，因此学者多依据《广韵》进行研究，后来的发现证实《广韵》对《切韵》的扩充基本保持了原貌而无重大改动。12世纪以《韵镜》为代表的等韵图提供了更多音系细节；部分学者据此将以《切韵》（公元7世纪）为代表的早期韵书音系称为早期中古汉语（EMC），而将以《韵镜》（公元12世纪）为开端的晚期韵图音系称为晚期中古汉语（LMC）。

《切韵》并非某一单一实际言语共同体的记录。现今多数语言学家认为，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当地方言完整具备书中所记的所有对立，但其中记录的每项语音对立都在某些地域真实存在。例如，现代普通话中均读作 zhī 的三个古韵部在当时分立，正是因为它们在不同地域保留着区别。古音构拟本身是通过历史语言学方法进行的；高本汉的构拟方案在1971年由李方桂进行了修正，而白一平（Baxter）的记音体系则主要记录中古音类，并不主张完全复原其实际语音。由于学者对具体音值尚无共识，韵母的构拟依然难度较大。闽语与其他汉语变体的分化时间通常被推断在汉代末期，自此闽语便独立发展。

标准汉语与官话

标准汉语或现代标准汉语，亦称官话、普通话、国语或现代标准官话，是汉语的一种标准化变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台湾）的官方语言，也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其语音系统以北京语音为基础，词汇源于通行于中国北方、中原及西南广大地区的北方官话方言，语法则遵循界定现代白话文的典范现代文学作品——白话文作为文言文的替代物，形成于19与20世纪之交。因此，这一标准语是一个综合体：具有北京语音、北方官话词汇，以及源自现代白话散文（亦与五四运动时期紧密相关）的语法结构。

确立国家标准口语的努力始于民国初期。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会议采用“每省一票”的省区表决制，获得多数票支持的读音即被定为选定标准音。由于官话区代表人数最多，北京语音在表决中确立为新国语的基本底色。最初审定的方案被称为“老国音”，其中保留了其他官话变体的大量语音特征，后来又经历了修订。关于向以纯粹北京音为准的决定性转变时间，各方史料记载不一：有观点认为确立于1924年12月21日，另一说则为1926年。1932年，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国音常用字汇，彻底确立了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地位。相关术语也发生了变化：1920年1月，初小一、二年级的课本名称由“国文”改为“国语”。然而，确立国家标准与推行普及完全是两回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国语教育，使民众能够流利使用这一标准语的艰巨工作，直到二十年后才真正展开。

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初期仍沿用“国语”之名，直至1955年正式更名为“普通话”。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与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相继召开。这两次会议确立了普通话为全国通用语言，并明确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956年国务院发布的指示构成了沿用至今的标准定义。在推行初期，成效参差不齐，能够使用或听懂新标准语的人口极为有限，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及与北方方言差异极大的南方方言区尤为如此。

台湾与新加坡保留了平行发展的标准体系，它们源自同一个国语审定项目，但在名称、字体和词汇上有所分化。台湾仍称其为“国语”；台湾标准使用繁体字（正体字）书写，以注音符号为拼音工具，日常用词也与大陆存在差异，例如以“計程車”指代出租车、以“軟體”指代软件。国语推行委员会于1983年在台湾重新恢复运作。在新加坡，该语言被称为“华语”。之所以采用这一称谓，部分原因在于避免在“普通话”和“国语”之间选边站队——随着两岸在政治上的长期分立，这两种名称逐渐带有了各自的政治涵义。新加坡采用简体字与汉语拼音，并形成了“德士”（意为出租车）等反映本土特色的特有词汇。

官方推行标准语主要依托若干制度与行政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颁布的《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提供了法律保障。推行普通话的核心阵地在各级学校。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持的“推普”工作，旨在消除通常无法直接互通的各方言使用者之间的交际障碍。1994年10月，全国推出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用于对汉语各方言母语者的口语熟练程度进行评级与认证。

新加坡则提供了另一个国家主导语言规划的典型范例。1979年9月7日，时任总理李光耀发起“讲华语运动”，旨在简化华人社群内部复杂的语言环境，促进新加坡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在此运动开展之前，新加坡福建话（闽南语）一直是华人社群内部通用的交际语。这项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以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华人家庭减少了28%。自2010年代起，“讲华语运动”的推行力度有所收缩，政府也开始转而鼓励公众对其他汉语方言持有更为包容与欣赏的态度。

语法与构词法

汉语通常被归类为分析语或孤立语。汉语词汇很少通过形态变化来表示人称、数或格；虽然汉语仅有少数屈折词缀，但派生形态却极为丰富。因此，语法关系主要依靠语序、虚词和助词来表达。普通话动词没有表示时态的词尾屈折，时间参照主要通过体助词、时间副词以及语境来体现。这类类型学上的比较在语言类型学中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体的范畴由置于动词后的一组数量有限的助词来标记。其中讨论最多的是完成体助词“了”、持续体助词“着”与“在”，以及经历体助词“过”。助词“了”还有置于句末的第二种用法，用于表示事态的变化而非动作的完成，因此同一个字可以在一个分句中标记两种不同的意义。名词计数通常需要借助一组封闭的量词系统：数词或指示代词后通常需要带量词，如“三本书”或“这张桌子”，而量词的选用取决于名词所指事物的形状或类别。

补语是汉语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补语是紧跟在动词之后的简短成分，用来补充说明动作的结果、趋向、可能性或程度。结果补语构成复合结构（如“看完”、“听懂”），而趋向补语（如“上来”、“下楼”）则表示移动方向。可能补语形式则是在动词与补语之间插入“得”或“不”，形成诸如“听得懂”与“听不懂”这样的对应表达。动量和时量短语也置于动词之后；当句中有体助词时，频次短语通常紧随其后。

汉语的基本句序是主–动–宾（SVO）。时间和处所状语通常置于动词之前，典型句子的结构遵循“主语、时间、处所、方式、动词、宾语”的顺序。汉语还具有突出的主题优先特征：一个主题（话题）可以置于句首并对其加以陈述，例如“这本书我看完了”，且该主题不必是语法上的主语。根据语境可以明确获知的信息成分往往会被省略，因此一个句子即使缺少显式的主语或宾语，在语法上也依然成立。有两种特殊句式会改变默认语序：“把”字句将宾语移至动词之前，而“被”字句则用于标记被动。

复合法是汉语构词的主要方式。一项关于普通话的研究指出，复合构词是普通话中最主要的构词过程，复合词占全部词汇的 70% 到 80%。两个自由语素结合即可生成新词，例如“电”和“视”组合成“电视”。与英语相比，附加词缀构词在汉语中要少见得多，但某些后缀仍具有很高的能产性。其中最常见的包括“子”、“儿”和“头”，如“桌子”、“石头”，以及复数标记“们”和小称后缀“儿”。前缀也有所应用，例如“老师”中的“老”以及用于序数词的前缀“第”。由于许多语素是不自由语素（黏着语素），词根与词缀之间的界限往往难以明确划定，这也构成了汉语形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重叠是汉语另一种能产的构词手段。动词可以重叠以表示动作短暂或随意，例如“看看”或“走走”；动词中间还可以插入“一”，如“跑一跑”。其他重叠模式还包括 AABB 结构（如“高高兴兴”）以及 ABB 形式（如“慌里慌张”）。形态学在描述这些形式中所起的作用在形态学词条中有更详尽的考察，而复合词与短语之间的区别则在语法词条中予以讨论。

词汇与语义

从单音节到双音节

总体而言，上古汉语以单音节为主，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词（无论是实词还是虚词）都由单个音节表示。随后，中古汉语失去了许多音段层面的对立：辅音和元音的数量减少，音节结构也趋于简化。为了保持词汇之间的区别度，人们增加了词的音节数，最常见的方式是在原有的单音节词上再加一个音节。这一趋势持续了近两千年。

现代汉语清晰地展现了这一演变的结果。文献中引用的估算表明，现代普通话中有70%的词是双音节词，不过语素本身通常仍为单音节。常见的解释认为，汉语在过去一千年里减少了50%以上的音节，双音节词的激增正是为了避免同音现象。端木彭对此说法持有异议，认为尽管近代以来双音节词有所增加，但汉语自古以来就存在大量的双音节词。

关于最早的双音节化现象，学术界也提出了音系学解释。一项研究指出，复辅音声母的简化是早期双音节形式出现的关键动因：带有复辅音的单音节词在演变中分裂为了两个音节。一旦声母简化过程完成，单语素双音节词便失去了构词能产性。然而，这类词所确立的双音节模板得以保留，进而促成了双音节复合词的能产性构词。因此，复合构词而非音节分裂，成为了推动双音节词汇发展的主要动力。许多本土的双音节词只是古代单音节词的替代说法，例如以“大蒜”代替“蒜”；许多双音节名词则是通过在词根后添加后缀“子”生成的。

外来词

佛经翻译是新词汇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汉明帝时期的东汉出现了最早的佛经汉译本；到了东汉时期，印度梵语词汇的引入急剧增加，并一直持续到唐代。这些词汇中有许多是仿造词（意译词）而非单纯的音译。所谓仿造词，是指将源语言中的每个语素或词用目标语言中对等的语素或词进行翻译，同时保留源语言的内部结构。常见的例子包括“世界”，源自梵语中的 loka（意为土地或生存状态）。另一些词则是音译词，如“涅槃”（nirvana）；还有一些词后来经历了语音和语义上的调适，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汉化。学者们还指出，这些借词鲜明地体现了汉语的一些关键语言学演变，例如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倾向。

从19世纪末期开始，日语成为现代词汇的重要来源。这些词汇大多是用现有的汉语语素构成的，因此日方的贡献在于汉字的组合方式，而非语素本身。例如“电视”、“杂志”和“电话”等词，均采纳自日制汉语形式。早期的一些音译词往往因此被弃用：例如严复曾将“bank”音译为“版克”，将“veto”音译为“威朵”；而最终流行开来的则是源自日语的“银行”（字面意为“经营白银的机构”）与“否决”。

英语主要通过音译和混合造词两种途径进入汉语。“沙发”这个借词由“沙”与“发”复合而成，但该词实际上只是对“sofa”的纯粹音译。其他常见例子还包括“咖啡”与“巴士”，其用字的选择旨在拟音，有时也会兼顾字面蕴含的附加意涵。

语义演变、成语与典故

许多日常词汇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吸收过程中都发生了语义转移。佛教术语“空”（源自梵文 śūnya）本义为“无自性”，但在汉语中可以表示类似于“无”（即虚无）的含义，而汉语中“有”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平行的重新解读。这类语义变化往往源于翻译时的用词选择，而非本土语言的自发演变。

四字固定短语，即成语，在汉语书面语词汇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成语出自古典文献和历史典故，例如“守株待兔”和“画蛇添足”。它们的意义通常带有比喻性质，无法仅凭单个汉字的字面意思来推导。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能够领会这些典故，因此它们在现代新闻、政治和文学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往往带有原始语境中所蕴含的深层意味。

词汇研究工具

辞书编纂依赖单语词典，包括针对现代用法的规范性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历史性大型辞书《汉语大词典》，以及《辞海》等百科性辞书。对于外来词的处理需要单独区分：一个外来词的归类属性，取决于研究者关注的是其语音形式、词义本身，还是选用的汉字。现代研究同样依托于大规模语料库，例如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Sinica Balanced Corpus）以及北京语言大学的 BCC 语料库，它们为词语切分与词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词频数据。

起源与早期阶段

汉语族的最初阶段仅能通过文字得到部分了解，因此其大部分音系与形态特征都是构拟出来的。原始汉语是汉语各分支的史前祖语，由于汉字提供的表音信息远少于字母文字，因而主要通过比较现代各方言变体推导得出。学者普遍认为原始汉语与原始藏缅语相似，同为单音节语言，声母塞音很可能区分清浊（送气与不送气），并可能存在浊塞音。文献所记录的第一个阶段是上古汉语，不同文献对其年代划分存在分歧。《大英百科全书》将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称为“古代汉语”（Archaic Chinese）；而另一些历史通论则将上古汉语的跨度定在约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25年，并将其构拟核心与早期诗歌的押韵相联系，年代约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700年。

文字提供了最早的直接证据。学者公认为汉语的最早铭文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200年，出土于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安阳。这些铭文由刻在牛肩胛骨和龟腹甲上的简短卜辞组成，甲骨文记录了有关狩猎、战争、气象以及祭祀时机等事项的占卜结果。商代贵族（尤其是王室）也使用金文。由于当时该文字体系已相当成熟，研究人员认为文字的起源必然远早于商代晚期，但目前尚未发现年代确凿的更早文本。在甲骨文材料中辨认出的约4500个字符中，仅有约1600字被成功破译。

构拟上古汉语主要依据三类来源：7世纪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汉字的表音结构（声符），以及《诗经》的押韵规律。最古老汉字中相同的声旁组件，被认为联系着当时发音相似的词汇。通常的构拟起点是成书于601年的韵书《切韵》，该书编纂的目的是规范经典的读音，并综合了多个方言区的语音分立。高本汉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方法，是将早期诗歌与文字结构所反映的韵类与这部中世纪韵书的类别进行比较，后来的构拟体系则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更多证据。

《诗经》在这一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传统上认为《诗经》各篇由孔子删订；自清代以来，其中的押韵规律便成为上古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分析对象。在中古汉语或现代方言中，某些诗句在部分变体中押韵，但在其他变体中则不押韵，明末学者陈第将其解释为语音演变的结果。顾炎武（1613—1682）首次尝试构拟了上古韵类。现代各体系在细节上各有不同：例如在舒斯勒（Schuessler）的体系中分38个韵类，而在白一平与沙加尔（Baxter and Sagart）的体系中则分为45个韵类。许多构拟还假定了“元音纯正”原则（即不同主元音的字通常不通押），从而使这些构拟系统能够通过诗歌用韵进行检验。

若干问题目前仍存争议。白一平与沙加尔在2014年的构拟方案中引入了小舌音和韵尾 *-r，并利用原始闽语及其他语言中的早期汉语借词作为证据构拟了复辅音声母。批评者对证据的选择以及某些论证的明确性提出了质疑。早期的构拟方案曾提出浊塞音韵尾，以解释入声字与其他声调字之间的谐声与通押关系。如今许多学者认为上古汉语本身并没有声调对立，中古汉语的声调是从音节末尾的辅音丛演变而来的。上声和去声通常被视作上古汉语后尾音的演变遗存；而白一平与沙加尔所构拟的咽化音在现代方言中均无留存，其地位依然存有争议。描写派与构拟派之间的分歧颇为尖锐，包括蒲立本在内的一些早期学者曾因证据看似过于薄弱而放弃发表完整的上古汉语构拟方案。

汉语族的早期阶段也与该语系更广泛的历史语言学研究密切相关；在这项研究中，音系学构拟综合运用了语言比较法、文字证据以及押韵与语音学线索。

历史演变：从中古汉语到近现代早期

对早期汉语的拟测主要依托历史语言学与音韵学，其起点是《切韵》中所记录的中古汉语。中古汉语（旧称“古汉语”）或切韵音系是《切韵》所记载的历时汉语变体。《切韵》是一部初刊于公元601年的韵书，其后历经多次修订与增补。编纂者陆法言旨在规范研读经典的读音和近体诗的押韵准则，他通过折中调和南北两地的读书音传统达成了这一目标。最重要的韵书传统正是肇始于公元601年的《切韵》，该书融合南北读音传统，确立了研读经典和赋诗的标准读音。《切韵》将汉字先按声调归类，再按韵部细分，最后归纳为同音字组（小韵），每组均标有反切注音。《切韵》将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下辖193个韵部，进而细分为若干小韵。每个小韵的读音通过反切格式给出，即用两个常用字分别表示该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及声调）。

由于韵书提供的信息属于音位间的相对关系而非具体的实际音值，因此实际读音必须通过推导拟测得出。韵书和韵图用相对术语来描写读音，但并不直接给出实际音值。早期学者如高本汉曾认为该书记录的是隋唐都城的实际口语，但此后学界观点发生了转变。根据《切韵》序言，多数学者如今认为它折中反映了南北朝晚期南北两地的读书音与诗韵传统。宋代韵图的出现为构拟工作提供了进一步的帮助，这些韵图对该音系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析。韵图反映了《切韵》问世后数百年间发生的诸多语音演化。因此，学者们将《切韵》音系划分为早期中古汉语，而将韵图所揭示的音系划分为晚期中古汉语。

南北方言的分化源于多项语音变化，这些变化对韵尾辅音、声母和声调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影响。南方方言的声母辅音通常较少，但更好地保留了中古汉语遗留下来的韵尾辅音。相比北方和中部方言，南方方言的声母辅音往往偏少，却更常保留中古汉语的辅音韵尾。在北方，塞音韵尾逐渐消失。在晋语、江淮官话和吴语中，塞音韵尾合流为喉塞音韵尾（-ʔ），而在多数北方方言中则完全消失。官话尤其保留了鼻音韵尾 -n 和 -ng。声调的演变同样影响深远。声调的分化取决于声母辅音：带浊声母的音节往往发音音调较低；到了晚唐时期，各个声调在声母条件的制约下分化为“阴”（高音区）和“阳”（低音区）两个调类。在南方方言失去浊声母的地方，部分方言通过产生新的声调对立来进行补偿。在粤语或客家语等语言中，存在少数声调分化（通常为两个），这在历史上是作为中古汉语声母清浊对立消失后的补偿机制发展而来的。关于声调起源的经典解释将其与脱落的韵尾联系起来：喉塞音韵尾的脱落产生了中古上声，而 -s 和/或 -h 韵尾的脱落则演化出入声或去声。这一观点发展为通用理论，与詹姆斯·A·马提索夫（James A. Matisoff）创造的“声调发生”（tonogenesis）一词紧密相连。

在文言标准语推行的同时，书面白话形式也开始萌芽。在唐代，佛教宣讲者创作了最早的一批白话叙事文本。唐代以白话传统写就的第一批通俗故事，是僧侣为弘扬佛法而面向平民创作的。他们发展出一种称为“变文”的叙事形式（有时被译为“通俗化文本”），这标志着中国通俗小说的开端。到了宋代，南方的商业出版商开始刊印说唱文学，开创了绵延不绝的传统。尽管这类作品最初并非为了诉诸文字，但南宋商业出版商始终在物色新题材，敏锐察觉到了此类演艺文学的吸引力，并在宋代开辟了刊印书面白话文学的持久传统，供后世欣赏、借鉴和发展。印刷术的普及使这些文本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唐代雕版印刷的广泛普及以及宋代毕昇（990—1051年）发明活字印刷术，促使书面知识在中国全境迅速传播。

元代文献记录了共同口语的发展进程。元代北方发展出一种被称为“汉儿语言”的通用语。周德清在其详述北方标准口语的著作《中原音韵》中（附《中原雅音》考），旨在反映当时的实际通用口语，而非宋代韵书中所体现的正统读书音。元代韵书《中原音韵》也是语音变迁的关键见证：它记录了从中古汉语到早期官话的诸多音变，如塞音韵尾的减弱和消亡，以及中古汉语声调的重新整合。然而，规范主义的编纂倾向却反其道而行之。南宋以后的理学学者开始执着于恢复古人所使用的所谓“正音”。因此，随后的韵书（如明代的《洪武正韵》）反映的往往是“理想化”的读音，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口语读音。

都城的口音以及随之确立的权威标准音随时代而发生更迭。秦代推行的“书同文”促进了汉字的广泛传播，而隋唐的科举制度则巩固了洛阳雅音的标准地位。在明代，南京官话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标准语。到了清代，北京官话逐渐取代了南京音的地位。

近现代早期的白话小说将这些通俗口语规范大规模引入了书面领域。在明清时期，成熟的长篇小说开始以书面白话写就，打破了以经典文献语言为范本的文言文独尊地位。诸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等长篇巨著，为跨区域的读者提供了口语化散文、对话和词汇的共有范式。这些作品以北方话为基础并广泛吸收书面语养分，对现代标准口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官话而非某种南方方言最终成为现代共同语的核心原因。

古典汉语与书面语

在帝制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汉语最主要的书面媒介是文学文言（文言，意为“文学语言”）。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战国晚期直到二十世纪初，文言一直是中国文学、学术和国家治理的主导书面语。文言以古代经典文本而非当时的口语为典范。文人将儒家经典和先秦诸子视为最高模范，因此这种语言始终与他们的日常口语相去甚远。它的语法和词汇更接近上古汉语，而非后世的任何口语变体。因此，文言中几乎没有现代汉语各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双音节词，并且在上下文语义明确时往往会省略主语和宾语。直到文言发展的后期，才出现用作主语、指代无生命事物的第三人称代词。

在文言内部，存在着两种并存的文体流派：讲究对仗、辞藻华丽的骈文，以及质朴凝练的古文。到了九世纪，在大多数严肃写作中，古文取代了骈文的地位。文言在行政管理中也发挥着实际功能。科举制以此考查士子，其程式严密的“八股文”以行文精炼、不加标点以及大量运用典故为特征——这些特色使其与日常口语截然不同。在口语差异极大的各个地区，文言充当了通用的书面语标准。它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更广阔的东亚文化圈；在20世纪之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几乎所有正式书信交往均采用文言。

在文言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白话书面语传统。自宋代起，文人开始在特定类型的文本中使用白话，如语录、话本、戏曲或通俗小说。白话散文见于日记、民间故事和流行小说，比起文言，它要更接近日常口语。到了明清时期，成熟的长篇小说均采用白话书面语创作。冯梦龙自《古今小说》（1620年）开始编纂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学者将这种格局描述为双言现象：“古典书面汉语、白话书面汉语与白话口语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三元对立，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双言现象。”当时的文人意识到了这种分立，并在序跋与评点中展开辩论；面对这种双言现象，一些白话倡导者在小说创作与理论批评中屡屡为白话辩护。

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浪潮在晚清时期逐渐兴起。晚清时期，部分学者和官员呼吁以白话代替文言。然而当时收效甚微，阻力依旧，因为白话普遍被视为粗俗浅薄、难登大雅之堂。这场运动在五四时期达到了顶峰。在1917年和1918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胡适与陈独秀系统阐述了提倡白话的主张。《新青年》杂志走得更远，从1918年起该刊全面改用白话发表文章，《新潮》杂志亦随之跟进。鲁迅用白话创作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发表，成为该时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此后，历史学者对白话运动取得“完胜”这种简单叙事提出了质疑。有批评指出，五四时期作家的努力促成了一种观念，让人误以为文言与白话是两个截然分立且相互对立的概念。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白话书写成为通行的常规。自1920年代初以来，这种现代白话形式便成为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台湾地区所有汉语变体使用者的标准书写文体。现代标准汉语的语法在官方规范上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基础，排除了某些口语形式，同时吸收了文言文中的若干句式结构。因此，文言的影响在现代书面汉语中依然根深蒂固：古典词汇、凝练的复合结构和成语熟语在正式散文中仍屡见不鲜。源自经典的繁复典故依然是许多成语的组成部分，而在实际应用中，社会上也广泛认可白话与文言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谱。文人在书信或公开声明中仍会穿插文言表达，以显正式或庄重。即便鲁迅的白话小说也融合了不同的语域，其文言体序言中就包含了一个源自日制汉字的借词，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序言与日记正文之间在意识形态与语言层面的二元对立。

汉字：结构与应用

语素文字原理与六书

汉字通常被归类为语素文字：每个字对应一个语素和一个音节，而非单一音素，因此汉字系统并非将字母映射到音位上。关于汉字构造方式的传统解说源自汉朝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书中提出了名为“六书”的六种造字与用字法则。许慎提出的汉字六书包括以下类别，其中部分类别描述汉字的构造方式，另一些则描述已有汉字的借用方法。

象形字描摹可辨识的具体事物，如表示树木的“木”或表示太阳的“日”，但它们在汉字中所占比例很小，据估计仅占全部汉字的4%左右。指事字通过象征性符号来表达抽象概念：例如“三”由三条横线构成，“刃”则是在“刀”上加一点以指示刀锋。会意字将两个或更多字组合起来以提示新义，如将“日”与“月”组合成“明”。

形声字是迄今数量最多的一类，每个形声字都由表意成分（形旁）与表音成分（声旁）组合而成。对于形声字占比的估算各不相同：有来源称至少80%的汉字由形旁和声旁构成，另有说法认为这一比例高达约90%。例如“湖”字，由表示水义的“氵”与提供读音的“胡”组合而成。其余两类与字形构造的关系较小：转注被认为是数量最少、也最难确解的一类，许慎给出的例证是具有同源关系的“考”与“老”；假借则是“借用”某个同音或近音的既有字来记录另一个语素。

作为检字工具的部首与声旁

部首是词典中用来索引和检索汉字的表意部件。现代部首体系成型于梅膺祚在1615年编纂的《字汇》，该书将部首数量精简至214个，并在每个部首下按剩余笔画数递增排列汉字。1716年成书的《康熙字典》沿用了这一体系，因此这些部首如今被称为“康熙部首”，至今仍是绝大多数现代中文词典的编排基础。汉字学习者也常将这些部件作为助记工具：认识常见部首有助于推测生字的字义，而声旁虽然能提供读音线索，但由于语音历经数个世纪的演变，声旁的表音功能并不绝对可靠。

有些字形构件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些“纯记号”构件与字的本义和读音均无关联，这也是声旁有时会产生误导的原因之一。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推行的简化字系统需要一套新的检字目录，此后制定的201部首表已成为简体汉字的国家标准。

汉字总数、常用字与罕见字

《康熙字典》是统计汉字总数的基准参考。该书收录了47,035个独立字头，外加1,995个异体字，总计收录49,030个不同字形。书中条目除了以传统反切法注音外，还提供现代同音字注音、字义阐释、引证例句以及异体字列表。各部首所辖字数分布极不均衡：每个部首收字的中位数仅为64个，而收字最多的部首（第140部“艸”）多达1,902个字。包含字数最多的部首大多与植物、水、木材以及人体器官相关。

字典收字量并不等同于日常使用的字数。历史大型字典中的绝大多数汉字在现代文本中极少出现，读者进行普通阅读只需要掌握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字形编码的发展也一度落后于辞书编纂：Unicode标准在1992年发布的1.0.1版中，其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CJK Unified Ideographs）区块收录了20,992个汉字，该字符集并未收录《康熙字典》中的所有字。

字形、语素、同音字与异体字

汉字是文字符号（字形），字形与语素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同音现象在汉语中十分普遍：音节mā涵盖了“妈”、“蚂”、“马”和“骂”，而shì则涵盖了“是”、“事”、“市”、“式”和“世”。书面汉字能将这些语素区分开来，这也是保留汉字系统的重要论据之一。假借字正是利用了这种现象，借用某个字形来记录另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语素。

异体字则带来了另一重复杂性。有些是同一字在不同地域或历史时期的变体，有些则是部首处于不同位置时的变形。例如部首“人”在位于字形左侧时写作“亻”，如“信”字；Unicode标准在“中日韩部首补充”区块中将其作为独立字符编码。词典中还常有部首合并的情况：字形相近的“肉”部通常并入“月”部进行检索。这些变体关系解释了为何单个语素可能对应多种字形，也说明了“汉字”的总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界定和处理异体字。

文字改革与罗马化

简化字

中国大陆的文字改革始于1955年1月7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的草案。该方案的第一批简化字于1956年2月1日在全国推行，其余字表随后分批投入使用。1956年的方案分为三部分，采用的方法包括减少笔画、类推简化偏旁部首以及整理淘汰异体字。有些修改是在保留偏旁部首的同时用更简单的声符替换原声符，另一些则是用形体相近的部件进行替代。

异体字的整理是单独进行的。1956年10月印发的第二批字表中收录了595组异体字，淘汰了766个字。1957年1月，“第一批”与“第二批”合并为一份统一的整理异体字表。

1977年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二简字）后来被废止。1964年发布的《简化字总表》在1986年伴随二简字的废除略作修订后重新发表。不同资料对1964年总表的收字总数记载略有出入：有资料称收录2,238个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另有资料则记载分为三个表，共计2,274个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现行的参考标准是2013年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该表共收录8,105个汉字，整合了1955年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化字总表（1964年初版、1986年修订）以及1988年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文字改革也受到提高识字率这一目标的推动。据一位汉学家的记述，毛泽东的语言政策目标之一曾是“彻底废除汉字”，因为当时有观点认为汉字阻碍了扫盲工作。毛泽东发现彻底废除汉字面临巨大阻力，因此领导层转而采取部分简化的折中方案（即用笔画较少的新简化字替换大量既有的传统繁体字）。

大陆以外地区的繁体字

如今，繁体字在台湾、香港和澳门使用，也流行于东南亚以外的大多数海外华人社区。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后，中华民国政府于1956年放弃了自身的简化计划，不再推进进一步的简化工作。台湾的官方标准是收录4,808字的《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香港和澳门未受大陆政策影响：两地当时分别由英国和葡萄牙管治，一直沿用繁体字。

简化字在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使用；20世纪70至80年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各自的华语教学大纲中采纳了中国大陆的简化字。不过两者的使用并非按地域严格泾渭分明。尽管官方并不提倡，俗体字和简化字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中仍有所普及；如今“台湾”在当地更多被写成“台灣”甚至“台湾”，而非正规的“臺灣”。

在地方层面上，政策争议依然存在。在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批示要求小学至高中学生能够“正确使用繁体字”。汉字简化的批评者认为这一改革带有政治动机。他们主张，汉字的许多基本构字特征（包括部首、字源与声旁等要素）在简化字中被刻意舍弃，并常以“圣”字（繁体为“聖”）为例加以说明。

罗马化方案

汉语拼音（Hànyǔ Pīnyīn）是中国大陆、新加坡以及（自2009年起）台湾的标准汉语官方罗马化方案。它被引入中国大陆的学校用以教授标准发音，也是在非官话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核心工具。

若干较早推行或存在竞争关系的方案仍具一定影响。威妥玛拼音（Wade–Giles）是一种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汉字罗马化方案，由威妥玛在19世纪中叶创制，并在翟理斯于1892年出版的《华英字典》中发展完备。威妥玛拼音虽已被汉语拼音取代，但在台湾的人名与地名转写中仍普遍使用。台湾学校语文教育的标准注音系统是注音符号，它并不使用拉丁字母。台湾也曾推行过自身的官方拉丁化方案：通用拼音在2002年至2008年间曾是台湾的国语官方罗马拼音。推行该方案的初衷是在保留汉语拼音优点的同时，消除国际读者在汉语拼音中遇到的某些发音困难（如字母 q 和 x 的发音）。然而其推行很快带上了党派政治色彩，最终被汉语拼音取代。

拼音化与汉字的角色

关于拼音文字是否应当取代汉字的争论贯穿了整个20世纪。汉语拼音成为了学习发音的辅助工具以及电脑和手机的输入法，但并未在书面语中取代汉字。汉字能够得以持续使用，得益于既有文献传统的庞大规模、各汉语方言变体之间的显著差异，以及汉字本身能够脱离具体语音而承载语义的特质。此外，围绕繁简体字的政治争议也使得全面转向拼音文字的构想难以付诸实践。

书写技术与数字编码

书写载体与印刷术

汉字最初被刻于甲骨之上，铸造或刻写在青铜礼器上，后来则用毛笔书写在竹简与丝帛上。随着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的普及，书页的复制成本大幅降低，远低于人工抄写。早在宋代之前，木质雕版便已用于书籍制作，而雕版印刷在中国至少自唐代起就已存在。随着造纸术的发展，纸张变得容易获取，成为这些印刷品的主要承载介质。

活字印刷与字库庞大的难题

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北宋时期。毕昇的系统采用泥活字，每字一印，发明于1039年至1048年间。这一方法记载于学者沈括的著作中，这也是关于毕昇这项发明的唯一传世文献。毕昇为平民布衣，关于他的生平几乎没有其他记载。由于整版雕版印刷在当时成本更低，活字印刷并未得到广泛应用。此后的改进尝试相继采用木材和金属作为活字材料。王祯（1290—1333年）是木活字的先驱之一。金属活字则最早出现于高丽，据信当地在13世纪30年代就已铸造出首批金属活字。

汉字数量之浩繁，始终是其实现机械化排印的主要障碍。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文出版机构通常需要雇佣多名排字工人，从庞大的汉字字库中拣选数千个常用字活字。20世纪40年代，作家兼语言学家林语堂研制出了“明快打字机”。该机拥有72个按键，分为三组，并通过显示窗展示候选字供打字员选择。但这台打字机未能投入商业化生产，林语堂也因此债台高筑。

电报技术与输入编码

电报网络最初是针对拉丁字母和数字设计的，因此汉字无法直接发送。第一套中文电报编码出现于1871年。其解决方案是为每个汉字分配一个数字代号，这也成为了中文电码的基础。电码本按照部首和笔画的字典顺序编排，每页以10×10的表格形式列出100组汉字与数字的对应关系。汉字所在的页码、行号与列号共同决定了其四位数字代码。中国大陆的《标准电码本》收录了大约7000个汉字的编码。

编码检索也催生了汉字输入法。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该方法根据每个汉字四个角的“字形”来提取四位数字进行编码。后来，这一方法也被引入计算机汉字输入。在个人电脑和手机上，将罗马拼音音节转换为候选字的拼音类输入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像五笔字型这样的字根笔画输入法则要求用户记忆字根编码，但熟练的打字员可以达到极高的输入速度。这两种方式分摊了不同的记忆负担：拼音输入依赖于对字音的掌握，而笔画字根输入则依赖于对字形的了解。它们对识字水平和手写能力的影响，至今仍存在广泛讨论。

数字编码与异体字

现代计算机依靠Unicode统一码来表示汉字。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Han unification）将中文、日文、韩文和越文中所共用的汉字映射到同一个码位上，即便各地区的字形风格存在细微差异。因此，具体字形的显示需要依据语言环境设置来调用相应的字体。在早期，各地区使用的是各自的国家或地区编码标准，例如中国大陆的GB 2312与台湾地区的Big5，它们涵盖的字符集互不相同，导致采用一种编码的文本在另一种编码环境下常常显示为乱码。

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存在也增加了编码的复杂性。许多简化字是由数个繁体字合并而来的。例如，“發”（发财）与“髮”（头发）均被简化为“发”，因此将简体文本转换回繁体时必须依赖上下文语境。这就要求软件将繁体字与简化字视为相关联但独立的字符集，且两者的转换映射表往往存在歧义。

20世纪的语言政策与标准化

中国大陆与中华民国

20世纪的语言政策深受不同国家统一方案竞争的影响。在辛亥革命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早期民国政府通过正音字典和学校教科书，推广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标准语——“国语”。1949年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将这一政策带到台湾。在戒严体制下，国语成为学校教学与广播媒体中唯一的官方语言，而闽南语、客家语以及原住民族诸语在公共生活中的使用则受到限制与排挤。

在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以“普通话”为名推行了类似的目标。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通过并于2001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确立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用语用字，要求汉语言出版物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并规定广播电视以普通话为基本用语。该法并未明文禁止方言，但方言的使用空间被日益压缩在非正式、家庭及地方场合中。研究中国方言转用的语言学者普遍认为，多数南方方言已处于年轻一代流利使用能力逐渐衰退的阶段。

学校与媒体中的推广运动

推广普通话的运动主要集中于课堂教学、教师培训和广播影视领域。在实际推广中，普通话在城市年轻群体中的普及程度最高，而本土方言在农村和家庭环境中保持得最为顽强。针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政策则遵循着双重逻辑：宪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但法规导向已逐步转向以普通话为优先。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研究指出，自1995年《教育法》颁行以来，许多学校的少数民族语言已从主要教学媒介退居为课外辅助科目，普通话转而成为主要教学用语。近期有关民族团结进步的相关法规更要求普通话从学前阶段抓起，并在同时使用民族语言的官方文件中享有优先地位。批评这些举措的报告指出，西藏儿童被送入寄宿制学校，与母语环境脱节，地方语言教科书也正被汉语言版本所取代。

香港与台湾

香港的语言政策经历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以及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的发展。1982年的一份审查报告基于儿童在母语环境下学习效果最佳的理念，建议在前九年义务教育中以粤语作为教学语言，并将普通话作为一门独立科目并行教授。1997年之后，特区政府确立了“两文三语”的政策框架，即以中文和英文为法定语文，以粤语为实际口语标准语，普通话则作为核心科目必修；自1998年起，普通话成为所有中小学的必修课程。2008年，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资助学校推行“普教中”（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教育局在2012至2015年间委托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用普通话教学比用粤语教学更具成效，但教育局仍将“普教中”保留为长期目标。与此相反，台湾在民主化后走向了不同的方向。2018年通过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将客家语、台湾闽南语（台湾话）以及原住民族语言等均认定为国家语言，并在教育中对它们提供支持。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新加坡在1966年推行双语教育政策，将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各族群学生则须修读各自的母语。由于新加坡华人来自不同的方言背景，闽南语曾长期充当华人社会的通用语。为了简化语言环境并配合双语教学，总理李光耀于1979年9月7日发起了“讲华语运动”。在该运动持续约十年的第一阶段中，政策直接针对方言的使用，并在电视等大众媒体中严格限制方言。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家中使用方言的华人家庭减少了28%；同年该运动重新启动，并将重点转向改善华语学习的态度。自2010年代起，该运动规模有所缩减，地方媒体对方言的限制亦有所放宽，这促使许多新加坡人开始重新学习并找回祖辈的方言。在马来西亚，马来语为国语，以华语为教学语言的华文小学则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运作，并得到华社团体的持续支持以维护其生存与发展。

对语言传承的影响

在上述所有地区，都呈现出同一种规律：在正式领域偏向标准语的政策，往往会削弱本土语言在世代间的自然传承，除非家庭积极主动地加以维持。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已大体丧失了方言的流利表达能力，英语成为许多家庭的首选语言。香港的粤语由于在日常学校教育和公共生活中仍是核心媒介，依然保持着强势地位，但在部分课堂教学中也面临着挑战。在中国大陆，学校教育、大众媒体和行政管理全方位向普通话倾斜，使少数民族语言承受着巨大的转用压力。因此，语言政策不仅决定了哪些语言变体能在公共领域立足，也直接影响了有多少儿童仍能在家中习得本土语言。

社会语言学与社会中的语言

大多数汉语使用者生活在本地变体与标准语共存的环境中。无论是某种非标准普通话还是完全非官话的方言，本地话通常被认为更具亲和力，常用于密友、亲属之间以及当地日常会话。使用者经常在标准中文与本地变体之间切换，父母通常也用本地变体与子女交谈；两者之间的关系大致稳定，甚至呈现出双层语言的状态。本地变体也被视作地域文化的重要象征。

语码转换与变体选择

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语码转换往往受到说话者年龄及所讨论话题的影响。在一项针对江西某城市的研究中，受访者年龄越小，就越倾向于从本地方言转向普通话，而样本中四位50岁以上的受访者则完全没有进行语码转换。在中国大陆使用者的网络对话数据中，谈话主题影响着日常互动中的语码转换；由于某些外来词在日常口语中比其中文普通话对应词更为普遍，使用者会直接采用外来形式，如计算机断层扫描的英文缩写（CT）。在媒体脱口秀节目中，语码转换具有多种功能：表明说话者身份、缓解交流内容的负面影响、增添幽默感，以及拉近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说话者还会根据受众调整自己的语言选择，主持人往往会向嘉宾的语言习惯靠拢。

在较为正式的场合中，变体选择同样承载着社会意义。在香港，粤语是家庭与社交生活中的日常口语，而普通话和书面英语则多用于正式和职业沟通，这种区分常被比作分别对应家庭与工作场合的不同语域。

双语、多语与英语

在中国，多语现象长期以来受到复杂的对待，城市口语中常见的英汉混杂有时会被批评为是在炫耀身份地位。教师和家长曾认为混用两种语言意味着学生两样都学不好；尽管部分人仍抱有这种刻板印象，但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接纳这一现象，将其视为职场乃至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场景。英语是学校教育以及许多商业和专业领域中最主要的外语，其词汇通过科技、学术与品牌名称渗透进日常汉语之中。城市的双语教育往往以“普通话+英语”而非围绕方言组织，这影响了儿童与同龄人交流时所采用的语言变体。在个人的多语曲目中，方言的使用通常局限于家庭和本地熟人圈子，而普通话与英语则与学校、工作及对外的身份形象紧密相连。

海外祖籍语言传承

在海外华人社群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汉语变体随时间发生了演变。在西方世界及亚洲许多地区历史较悠久的华人社群中，粤语或是主导变体，或是通行的社区日常语，而新移民中普通话则普及得多。在欧洲，整体上经历了从早期移民最常使用的粤语向如今作为通用语的标准普通话的转变。欧洲的中文学校主要教授普通话，而忽视了地位较低的其他汉语变体。即便如此，年轻一代往往也难以流利使用普通话，但他们在与同龄人进行语码转换或为父母充当语言中介时，仍展现出了多语能力。

父母的态度强化了这一格局。在悉尼开展的一项家长研究中，华人父母在维护祖籍语言时，主要看重与汉语相关的经济利益。一项针对讲汉语家庭的研究显示，所有受访家长一致确认普通话是他们在家庭中积极努力保留的祖籍语言。在母语非官话的11位家长中，仅有4位承认将自己的母语视为值得传承的宝贵财富。在华文学校仅以普通话授课的马来西亚，其他华人祖籍语言仅留存于有限的领域，面临逐渐消亡的危险。

对外汉语教学也引发了特有的学术探讨。针对成年学习者的大规模研究探讨了汉字书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阅读。一项涉及67种母语、共74,362名学习者的研究发现，汉字书写熟练度对阅读熟练度具有显著影响，且语言距离与汉字书写对阅读熟练度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研究者利用具身认知理论对这一结果进行了阐释。

识字、阅读习得与汉字学习

由于汉语使用汉字而非字母文字书写，识字研究主要聚焦于字形与字义之间的联系。与字母文字不同，汉字符号不仅传递语义信息，而且是联结具身体验与文本意义的文化符号。针对讲汉语儿童的研究表明，多种认知能力共同作用于汉字识别。在涵盖408名二年级学生、428名四年级学生和496名六年级学生的样本中，五种与阅读相关的认知构念对汉字命名贡献了独特的解释变异量。同一项研究还发现，在控制其他认知构念后，汉字命名能力对阅读流畅度起着首要的关键作用。

由于汉语的音节语音结构相对简单，在某些研究中语音意识的作用相对有限。在香港小学生中，语素意识和词汇知识等其他认知语言技能或许能更好地促进此类阅读。视觉-正字法知识（即对汉字结构和偏旁部首位置的敏感度）是在儿童反复接触印刷文本的过程中逐步习得的。这些发现将汉字学习与阅读、认知科学和教育领域的更广泛课题联系在了一起。

对其他语言的影响

一千多年来，汉语一直源源不断地为周边语言输送词汇，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种形式上。第一种是与汉语无亲属关系的语言对汉语的大规模系统性借用。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各自吸收了大量汉语语素，由此形成的词汇层分别被称为汉字词（日语：汉字词/kango）、朝鲜语汉字词和汉越词，塞缪尔·马丁（Samuel Martin）将它们统称为“域外汉字词”（参见域外汉字词）。这些词汇的读音是在各国学者学习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中固定下来的，因此同一个词在各语言中的发音各不相同：例如“中國”，在普通话中读作 Zhōngguó，在日语中为 Chūgoku，朝鲜语中为 Jungguk，越南语中则为 Trung Quốc。其借用规模十分庞大：2002 年出版的一本日本词典中，约有一半词条为汉字词；而在越南语中，借自汉语的词汇占比估计在三分之一到一半甚至更多。由于汉字本身表意，借入的复合词可以与本土成分自由组合；历史语言学家将这种跨语言传播方式称为“字形借用”，因为文字本身充当了词汇流转的媒介。

第二种形式是仿译，即利用汉语成分构建复合词以表达外来概念。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明治时期的日本。翻译西方著作的译者需要为没有现成本土表达的概念创制新词，他们便利用汉字进行组词。这类新创词常被称为“和制汉语”，其中许多后来又回流到中国。一项针对 1900 年至 1950 年间汉语词汇的研究发现，新增词汇中占比最大的一类正是由日本译者创制并回流的，例如“生物學”、“工廠”、“投票”和“國際公法”。另一批词汇则由中国原有的古汉语文言词构成，日本译者将其词义转指对应的欧洲概念。哲学词汇也经历了同样的路径：西周创制的哲学词汇体系推动了“哲学”、“科学”和“宗教”等词在东亚范围内的确立，而晚清中国的维新人士则把这些译本视为接触西方政治和科学思想的快捷途径。

在此之前，汉语还曾通过佛教向外传播自身的翻译词汇。古代梵文译者创制了大量专业术语和音译词，其中一部分通过汉语流传到汉字文化圈的其他语言中。例如，用来翻译梵文“禅那”（冥想）的汉字“禪”（chán），正是日语 zen 的来源。佛教和道教词汇，如“道教”（普通话 Dàojiào，日语读作 Dōkyō），也作为更广泛的宗教与哲学词汇的一部分进入区域各语言的词库，文字的跨地域流通使这种传播成为可能。

汉语对西方语言的影响主要源于贸易往来，其传入路径往往经由南方方言而非标准官话。英语中的 tea（茶）源自闽语发音 te，是通过荷兰商人传入欧洲的；而粤语发音 cha 则经由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传入，演变成葡萄牙语以及印地-乌尔都语等语言中对应的形式。Ketchup（番茄酱）通常追溯到闽南语中一种发酵鱼露的叫法“鲑汁”（kê-tsiap），不过也有观点主张其源自粤语的“茄汁”，此说尚存争议。Kowtow（磕头）来自粤语的“叩头”（kau tau），原指伏地跪拜的长辈礼节。其他借词则反映了 20 世纪的接触与流行用法：gung ho（形容充满热情、齐心协力）源自“工合”（工业合作社），由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在二战期间推广开来；而 kung fu（功夫）、feng shui（风水）、tai chi（太极）、yin and yang（阴阳）、mah-jong（麻将）和 qi（气）则是通过文化与学术交流进入英语的。此外，像“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这样的表达常被追溯至洋泾浜英语，尽管其确切源流在学术界仍有争议。

词汇借用同样存在反向流动，现代汉语也从日语和欧洲语言中吸收了大量词汇。明治时代的和制汉语以及像“咖啡”（借自英语 coffee 等）这样的欧洲外来词表明，汉语词库在长期的语言接触中屡次被重塑；这也意味着上述影响是长期双向交流中的一个阶段，而非单向的流动。

汉语研究与现代研究

西方对汉语的研究始于天主教传教士。在明末来到中国活动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如罗明坚与利玛窦）在没有语法书或词典指导的情况下掌握了这门语言，因而常被视为最早的西方汉学家。17世纪初，菲律宾的耶稣会士与多明我会士也开始记录当地华人使用的闽南语白话，这使得以马尼拉为中心的研究呈现出注重口语的倾向，与在中国大陆的耶稣会士偏重书面文本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万济国（Francisco Varo）的官话语法撰写于1682年并于1703年出版，其著作《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是最早正式出版的汉语语法著作之一。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1815年出版的语法书中，首次尝试对粤语语法进行描写。传教士对汉语词类的分析早于本土学者，尽管其划分体系往往存在争议。而在中国本土，语法学研究传统通常以马建忠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为开端。

历史语言学研究则走过了不同的历程。19世纪，学者们将比较法引入汉语研究，使得历史音韵学成为可能；克拉普罗特（von Klaproth）、雷普修斯（Lepsius）与高本汉（Karlgren）将比较法应用于汉语，奠定了汉语历史音韵学与语法学的基础。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上古汉语构拟方案由白一平（William Baxter）与沙加尔（Laurent Sagart）于2014年提出。该方案利用了早期学者无法获取的材料，包括对保存古汉语特征的方言（如闽语和瓦乡话）更详尽的记录、对极早期借入汉语借词的语言（如苗瑶语族、壮侗语系及越南语）的深入记录，以及公元前一千纪的大量出土简帛文献。作者还提出了前汉方言的音系特征标记，例如一组东部沿海方言中由 *r 演化为 -j，而在其他方言中则演化为 -n。他们的既定目标是使构拟方法更贴近在其他语系中成功应用的比较构拟法。不过，也有批评者对这一路径提出了质疑。2019年的一篇批评指出，该构拟方案大量使用了假定存在于南方语言中的上古汉语借词，却回避了藏缅语族的证据；借词被直接当作上古汉语本土词对待，而未厘清两个关键问题：（1）借词的流向绝非仅是由汉语向外的单向传播。

现代汉语与历史汉语的实证研究目前高度依赖标注语料库与数字化词典。当代普通话的大型平衡语料库（如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平衡语料库以及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维护的语料库）使得以往单靠印刷文献难以开展的词频和搭配研究成为现实。诸如敦煌文献等写本汇辑保存了通俗口语材料，弥补了早期历史研究依赖典籍文本的局限。这些资源也极大地推进了历史语言学，其中对方言读音和借词的对比仍是核心方法。

计算语言学研究则围绕汉字书写系统的特有难题展开。由于书面汉语词与词之间缺乏空格分隔，中文分词通常是自然语言处理的第一步。薛锦熊（2003）将分词表述为字符标注问题；后来的系统将条件随机场与循环神经网络（约从2015年起）相结合。2017年的一款贪心神经分词器在未经预训练的情况下，在PKU数据集上达到了95.8的F1值，在MSR数据集上达到了97.1的F1值，不过此类基准测试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用的测试语料库。同样的分词以及“字还是词”的问题，也深刻影响着机器翻译、针对带调音节的语音识别，以及大语言模型中分词与词元化工具的设计——字级单元与词级单元之间的取舍直接左右着模型的最终性能。

待解问题与学术争鸣

汉语族与汉藏语系其余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尚无定论。传统观点将该语系划分为汉语族与藏缅语族两大分支，然而非汉语族语言拥有共同来源的说法从未得到证实，历史语言学者也指出，这些语言在语音或形态上并不具备能够证明它们构成单一单系群的共同创新。语系内部的最初分支方式本身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其中最受关注的争议是白语的归属问题；白语是滇西北一种拥有百万以上使用者的语言。白语曾被归入汉语族、藏缅语族，或是被视作汉语族的姐妹群。白保罗将其归入汉语族，部分依据是白语的主—谓—宾语序，但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白语支是深受汉语强烈影响的藏缅语族次语支。郑张尚芳提出了“汉白语族”假说，并将白语和蔡家话追溯至战国晚期的楚语；沙加尔则认为蔡家话与湖南的瓦乡话存在亲缘联系。这一尚存假定性的“大白语支”分类建立在尚未完全确立的语音对应关系之上，且固有词与借词之间的界限仍不明晰。诸如白马语等其他边缘变体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它们既可被视为独立的藏缅语次语支，也可被解读为藏语的方言。

上古汉语的拟音同样存在争议，尤其在音节的声母与韵尾方面。多数近期的拟音方案认为上古汉语没有声调，而是存在音节末的复辅音韵尾，这些韵尾后来演变为中古汉语的声调分化。早期的拟音系统则构拟了浊塞音韵尾，以解释塞音韵尾音节与其他声调之间的交替现象。学界在复辅音声母问题上的分歧更为显著。诸如 *pr-、*sn- 以及 *-ks 等构拟自19世纪以来便争论不休，白一平与沙加尔的拟音方案包含复辅音，而王力的系统则不设复辅音。这一分歧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体现在具体字音的拟音实践中：例如表示“卵（蛋）”的词，部分学者综合汉字谐声系统、异体字以及闽语、苗瑶语和台语支的比较材料，将其构拟为带有 *k.rˤ- 等复辅音的形式；而仅依据中古汉语的常规拟音则只会得出更简单的单辅音声母。由于主要文献材料（中古汉语、汉字字形以及《诗经》韵脚）均为间接证据，因此每一种拟音构想都取决于研究者对各类证据所赋予的权重。

“语言”与“方言”的界限划分同时受到语言学与政治因素的影响而颇具争议。若依据互通度标准，汉语的许多变体均可被视为独立的语言。包括唐与范霍芬在内的实验研究发现，南北方言存在显著差异：北方官话各变体之间基本可以互通，而南方各变体之间的互通度则低得多。然而在中国传统及官方用法中，所有这些变体都被统称为“方言”，并被视为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地域变体。这种界定的常见理由在于通用的书面语标准以及文化认同的一致性。一些学者指出，这种书面语模式在欧洲并无直接的对应范例，而且只会讲粤语的单语者与只会讲普通话的单语者在口语上完全无法互相理解。德范克观察到，尽管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口语互不相通，但这单一政治实体却延续了数百年，且全国人口中绝大多数为汉族。因此，这一分类不仅关系到语言政策的制定，还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的地位，以及母语者的身份认同。它同时也影响到技术领域：尽管方言使用人口约达4亿，方言语音识别技术的发展仍远落后于普通话。

地方方言的濒危与衰落日益受到关注。城市化、劳动力迁移、学校普及普通话教学，以及普通话在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中的主导地位，都缩减了儿童习得地方方言的场景与环境。如果父母在家庭中使用方言，而子女在教育和社交中全面使用普通话，该方言变体就可能在一两代人之内消亡。这种影响在规模较小、差异较大的南方方言以及人口迁入的城市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政策层面的争论主要聚焦于学校是否应当开展方言教学、如何在方言消亡前做好调查记录，以及应将方言使用视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还是视为全国通语交际的阻碍。这些问题至今仍未解决，且在不同地区与社群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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