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是中国传统叙述中的第二个王朝，也是已知最早同时得到考古遗存和同时代文字记录证实的王朝。后世传统认为，商由其首领汤推翻夏朝末代君主而建立；商的灭亡则是因为周朝在牧野之战中击败了商的末代君主。商王先后在多座城邑中统治黄河中下游平原，这些都城均筑有城墙，包括二里岗时期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以及晚期位于今安阳附近的殷墟。商的王廷是一个以宗族为基础的国家，通过战争、纳贡和祭祀与依附的或敌对的政治体相联系。
商朝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商代的贞人把向祖先和神灵提出的问题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些甲骨文是现存最古老、数量可观的成熟汉语文字，也是汉字的直接源头。其二，商代工匠铸造的礼器在技术和艺术上都达到了非凡的水准，是东亚青铜时代的高峰。其三，以祖先崇敬为核心的商代宗教，以及商的政治文化，对后来的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二十世纪初，学者借助商代王廷留下的记录，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保存的商王世系。
本文首先考察商朝的史料与年代，然后依次介绍其起源、都城和政治史，接着论述政府与社会的结构、经济与技术，以及宗教与占卜。随后的章节讨论文字，以及青铜艺术与物质文化。最后几节涉及周人灭商，以及后世对商朝的记忆与研究，包括至今尚未解决的争议。
史料与年代
我们对商代的认识建立在三类证据之上，它们的年代、成因和可靠程度各不相同。第一类是传世文献，成书于商亡之后数百年。《史记》（司马迁，约公元前100年）载有商的世系和王表。《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据说出自三世纪的一座墓葬。《尚书》中有些篇章被说成是商人的讲话。这些材料大多经过周代及后世的编订，有的甚至就是那时撰写的，而《竹书纪年》今存的版本也存在争议。第二类是同时代的文字，即晚期都城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商代青铜器铭文大多很短，通常只是一个族徽或祖先的日名，较长的铭文直到最后几代商王时才出现。第三类是考古学，它提供了城址、墓葬、作坊以及其中出土的器物。三类证据中，只有铭文和出土遗存是商代当时留下的第一手证据。
年代
通行的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这一时间框架，主要来自夏商周断代工程。该工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6年启动，李学勤任首席科学家，约有200名专家参加。工程综合运用了放射性测年、考古学断代、文献分析和天文学方法。它确定的主要节点是：商的开端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于殷约在公元前1300年，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6年。后来有一项研究对依次排列的甲骨样品做了放射性碳测年，把武丁的在位时间定在校正年代公元前1254年至前1197年之间，与传统上约公元前1250—前1192年的说法相近。
这些数字并没有定论。一些学者对工程的若干方法和结论提出过异议。更早的推算相差很大：依刘歆的推算，商代在公元前1766年至前1122年之间；根据《竹书纪年》得出的年表，数字又有不同。另有学者根据对天象记载和周代青铜器铭文的解读，主张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5年。造成这种不确定的原因在于史料本身的结构。古代文献在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数据零散不全，《史记》对更早的朝代也只有王表和世系，没有在位年数。商代晚期的年代可以用甲骨卜辞中的日月食记录和铭文里的农历干支序列来核对；商代早期的年代则取决于考古学序列、放射性碳校正，以及传世王表完整无缺这一假设，误差因此更大。
名称
“商”是铭文中使用的统治家族和政权的名称。王室占卜把中心聚落称为“大邑商”之类。“殷”则是周代青铜器铭文以及《尚书》《史记》等后世文献对这一王朝的称呼，在这些史料中常用来指商人和晚期的都城。安阳附近的遗址因此叫作殷墟，即“殷的废墟”。现代学术著作中“商朝”和“殷朝”两种叫法都有，但前者现在更为通行。有些作者只用“殷”指称安阳时期。
证据的局限
每一类史料都有自己的偏向。甲骨是为王室的仪式性占卜而制作的，所以记载的是商王关心的事：收成、战争、疾病、祭祀和祖先，对普通人的生活、法律和行政则几乎没有涉及。出土材料偏重富庶之地和有意发掘的地点，尤其是贵族墓葬、宫殿基址和青铜作坊，对村落和平民墓葬的了解则少得多。传世的史书出自征服者及其后代之手，他们有理由把末代君主写成暴君，把征服说成正当之举。因此，三类证据只能相互比较，不能简单相加。三个领域中，商代考古学最为活跃，新发现随时可能推翻根据另外两类史料得出的结论。
起源与兴起
传统记载
后世文献，主要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竹书纪年》，把商的世系追溯到契。据说契是简狄之子，简狄吞食玄鸟之卵而受孕。契协助禹治水，被圣王舜封于商，并赐姓子。司马迁列出，从契到开国之君汤，中间约有十四代。名单中有昭明、相土、曹圉等人。古典文献称相土驾驭并改良了战车，这一说法与考古所见的战车记录难以吻合（见技术一节）。契本人只见于商代以后的文献，在甲骨文中并无记载。后来的一些先祖则见于卜辞。1917年，王国维证明王亥、上甲等人受到商代晚期诸王的祭祀。他的研究还订正了《史记》所载三位先公的先后次序。因此，甲骨文印证了世系的后半段，而最早的那些名字则无从印证。
在传统叙事中，汤（成汤，卜辞中称大乙）是商族一位有德的君主，伊尹是他的大臣。有一种说法称，伊尹原是汤岳父家的奴仆，后来做了汤的厨师，在进献饮食时谈论政事，因而获得相位。最后一位夏王桀被描绘成暴君。汤的军队在鸣条一场倾盆雷雨中击败了桀的军队。桀被流放到南巢，汤成为天下共主。夏商周断代工程把这一事件定在约公元前1600年。与所谓夏同时代的文字没有留存下来，因此这个故事无法用夏的记录来核对。
二里头与王朝归属问题
通往商的考古序列始于河南伊洛盆地的二里头文化（约前1900—前1500年）。洛阳附近的二里头遗址于1959年被发现，当时是一次寻找夏墟的调查。遗址中有夯土宫殿基址、青铜和绿松石作坊，还有中国已知最早的铸造青铜礼器。遗址的使用期分为四期，关于其归属的争论已持续数十年。1977年，夏鼐概括了四种意见：四期全部属夏；仅一、二期属夏；一、二期属夏而三、四期属商；以及第四种观点。多数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二里头是一个早期王朝（夏或商）的物质文化，而多数西方学者则持保留态度。分歧部分源于方法：把一处遗址与某个王朝对应起来，要依靠数百年后写成的文献，而二里头没有出土任何可以裁断此事的文字。一些研究者认为，其居民来自多个亲族集团。依此看法，就无法分离出单一的“夏”人或“商”人。
背景与扩张
在二里头之前，黄河平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诸类型的分布区。这些文化有城垣聚落，如山西的陶寺和山东的一些遗址，社会分化日益加剧，制陶和玉器制作也趋于专门化。在二里头之前，这些文化及邻近文化中已出现小件铜器和青铜器。然而，用复合范铸造复杂器物的技术最早见于二里头，并成为商代青铜礼器的基础（见青铜艺术一节）。
下一阶段是二里岗文化（约前1600—前1400年），因郑州的二里岗遗址而得名。郑州和偃师的城址与二里头相距不远，二里头随着它们的兴起而衰落。二里岗的陶器和青铜器传遍华北平原，长江中游也出现了盘龙城等地方据点（在都城一节中讨论）。把二里岗称为“早商”，依据的是它是安阳文化的直接前身，而安阳文化确凿无疑属于商。许多学者和西方考古学家指出，二里岗遗址中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能把这些遗存与约一千年后写定的传统记载联系起来。
这种扩张是否已构成“国家”，同样存在争议。一些考古学家描述了一个二里岗领土国家：有核心都城，有层级分明的城邑体系，并设置驻军以控制铜、盐等资源。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一个由精英世系组成的网络，靠共同的礼仪实践和威望物品联结，政治控制较为松散。这一问题关系到对该时期结局的理解：安阳阶段成熟的商代秩序，其中王权既依赖行政，也同样依赖礼仪和祖先崇拜，可能正是从这种更早的格局中发展而来。
都城与分期
早商：二里岗阶段
二里岗文化是早商在考古学上的对应。它得名于河南郑州的二里岗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51年。后来的工作表明，二里岗属于一座城垣围绕的城市，城墙周长约7公里，用夯土筑成，这一技术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中已经出现。对外围防御设施的勘察表明，外郭的范围远大于内城：内城墙圈出的面积约300公顷，外郭墙以内的面积可能达到1500公顷。许多中国学者认为郑州就是文献中所说的都城亳。第二处城垣中心位于偃师，围合面积约200公顷，距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商的建立与偃师商城联系起来，年代定在约公元前1600年。偃师商城与二里头是什么关系，二里头是否为夏都，至今仍有争议。
二里岗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郑州一带。这种文化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早期扩张迅速，到达了长江流域。其影响所及最清楚的证据是湖北的盘龙城，它可能是商人为控制铜矿等地方资源而设的据点。盘龙城的城垣核心区面积为7.5万平方米。其营造技术和青铜铸造技术与郑州相同，陶器风格则有所不同。
中商与迁都
二里岗之后的时期，证据来自考古发现，也来自头绪混乱的文献传统。有两处遗址属于这一过渡阶段。郑州附近的小双桥有宫殿和宗庙基址以及祭祀区，在二里岗上层晚期是一处宗教和政治中心；一些学者认为它就是隞（敖）。洹北商城发现于1999年，位于洹河对岸，与殷墟隔河相望，是一座面积约470公顷的城垣城市，使用不足百年，在殷墟建成前不久被毁。
传世文献记载了王室的多次迁徙。《史记》提到祖乙时迁往邢和庇。学者们对这些地名与已发掘遗址如何对应意见不一，只有殷墟被一致认定为盘庚以后的都城。关于盘庚迁殷的说法也不相同。《竹书纪年》说盘庚把都城从奄（今曲阜）迁到北蒙，北蒙后来改称殷。《史记》则说他率众南渡黄河，迁到汤的旧都亳，当时民众厌倦迁徙，起而抵制。《尚书》中的《盘庚》篇保存了商王劝说臣民迁都的讲话，但一般认为该篇成书于春秋晚期。
对迁都原因的解释包括黄河水患、王室内部的继承纷争，以及礼制或政治方面的动机。通俗读物多强调前两种。历史学者则以《盘庚》篇为据，认为迁都与内部政治斗争有关。这些解释都没有定论。
殷墟：晚商都城
殷墟，即“殷的废墟”，位于安阳西北部，跨洹河两岸。最早的地层年代约为公元前1300年，断代工程将其与盘庚迁殷对应。殷墟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座经现代考古发掘和同时代甲骨文证实确实存在的都城。遗存包括宫殿和王室宗庙、王陵、氏族聚落、家族墓地以及手工业作坊。小屯的宫殿宗庙区是核心，其余各区环绕它布置，整体布局开放，没有城墙，与二里岗时期的城市不同。西北冈王陵区有带墓道的大型墓葬，而被认为是平民墓葬的则是小型长方形竖穴，如新安庄发掘的那些。遗址中的骨器作坊和青铜铸造作坊，见经济部分的介绍。
分期
现代年代学按考古学阶段划分商代，各家的界线并不一致。一种常见方案把二里岗文化等同于早商（约公元前1600—前1400年），其后是中商（约公元前1400—前1250年）和安阳的晚商（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另一种方案把二里岗定为约公元前1600—前1300年，殷墟定为约公元前1300—前1050年，洹北商城（约公元前1400—前1300年）则作为中间阶段。殷墟的后期阶段还要根据陶器和青铜器的类型学以及后文介绍的甲骨分期作进一步划分。
2006年，殷墟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0届会议上，依据第ii、iii、iv和vi项标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核心区面积414公顷，缓冲区面积720公顷。
商王与政治史
王位继承与王室世系
商王出自子姓王族。祭祀记录用商代一旬十日的日名（天干）称呼每位已故的王，并冠以区别性的前缀，如“大”“中”“小”“祖”。日名是固定的，通常是该王接受祭祀的日子。日名如何确定，学界尚无共识，但各日名的分布并不均衡，因此不太可能是生日或忌日。不同材料对商王的排序也不一致：《史记》将武丁列为商的第二十二位王，而殷墟铭文则暗示他是第二十一位。
现代学者把商的王位继承描述为一种宗族内按辈分和年长次序传承的制度，有时还分属多条世系。传世文献与同时代文献的记载并不相同。《史记》逐代说明王位传给了兄弟、儿子还是侄子；甲骨卜辞则只能显示哪些王属于“大宗”，即父与子都曾在位的那一支。武丁之前，王位在祖乙的两个儿子祖辛和羌甲（沃甲）的后裔之间分属。《史记》记述了从仲丁到阳甲的一长段混乱时期，其间兄弟与子嗣相互争夺王位。武丁之前有三位叔父相继在位，其中包括盘庚，最后是其父小乙。有一种看法认为，小乙成功地使儿子越过对立世系登上王位，这或许可以解释武丁为何另建新都。武丁自己的继承人也体现了这种交替：长子祖己号为“储王”，早逝，由祖庚取代；祖庚之后又由其弟祖甲继位。到王朝末年，帝辛越过兄长成为继承人，原因是他的母亲是正妻，而兄长的母亲出身低微。早期研究认为，继承方式经历了由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的转变；新近的研究则强调旁系各支之间的竞争，而这些支系的地位被后来的祭祀秩序记录了下来。祖先祭祀对每位王的排位，是这场争论的主要证据。
武丁与殷墟早期的战争
武丁是商代文献记载最丰富的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见于同时代记录的人物。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成果将他的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他在位期间的二十六件占卜铭文经放射性碳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254—前1197年（误差±10年）。不过这一方法是在未经独立验证的情况下接受了传世文献所载的59年在位时长。殷墟出土的祭祀占卜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他而占或由他的贞人所占，其中记录了对“方”（周边邦国，见下文）几乎不间断的战争。
他的配偶妇好是铭文中为数不多担任军事统帅的女性。一条铭文记载她率领三千人的军队，是派往攻打某个地区敌人的两路大军之一。铭文还显示，武丁多次命她主持特殊的仪式，并向祖先献祭。她的墓葬发现于1976年，将在青铜艺术一节中论述。
后期诸王
武丁之后的诸王，主要是通过董作宾对甲骨文的分期而为人所知。第二期是祖庚和祖甲，第三期是廪辛和康丁，第四期是武乙和文武丁，第五期是帝乙和帝辛。祖甲时期，占卜和祭祀得到重新整顿：占卜的程式更加规范，祖先开始按固定的次序、通过一个有规律的祀典周期接受祭献。这个周期约为一年，与六十干支纪日相配合（见宗教与祭祀一节）。到最后几位王的时期，它已成为甲骨文断代的主要框架。
晚期各王在位期间，主要的事务是东向和南向的征伐。帝乙九年，与盂方发生一场大战，盂方由盂方伯率领。此后他又远征殷眉方，历时约六个月，从十一年十月持续到十二年四月。早期研究认为帝乙十年曾征伐人方，而风格分析现在表明，这些记录属于帝辛时期。人方占据山东南部和江淮一带。帝辛曾征伐人方、林方和虎方。这些战争耗费巨大，消耗了商的资源。断代工程估计他在位三十年（约前1075—前1046年）。
方与周
铭文把周围的邦国称为“方”（意为“地区”或“国家”）。它们并非一概与商为敌：有的是敌人，有的是盟友，同一个邦国也可能从一种身份转为另一种。其中最著名的有土方、工方和羌方。一条铭文记载商王命妇好攻打土方。按照这种解读，土方曾世代与商交战，直到妇好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将其击败。西方的羌人也是用于祭祀的俘虏的长期来源。商军由王以及贵族和王妃统率，一次征伐可以持续数月。
周最初是这些西方邦国之一，后来成为商的从属盟友。帝辛授予周文王“西伯”的称号，在帝辛东征期间，周人守卫着商的后方。这一格局的瓦解将在商的灭亡一节中论述。
政府与社会
王与朝廷
商的统治者称"王"，是政治与宗教的核心人物。甲骨卜辞显示，他要决定营建城邑，关心收成，与结盟的首领往来，还要率军征讨游牧民族敌人。他最特殊的角色，是沟通生者与死者的中介。几乎每一项事务，都要向先王祖先占问。武丁时期，由殻、宾、贞等专职贞人负责钻凿龟甲并刻写记录。到了后期，王越来越多地亲自判断兆象，占卜也成了按时举行的祭祀周期中的常规环节。
商的朝廷是一个扩大的亲属关系结构，不是后世意义上的官僚机构。诸"子"各自统领本支族。卜辞记载"多子族"奉命参加征伐，说明这些支族要提供随从和武装队伍。王的官员出身世袭的贵族阶层，通常与王本人有亲缘关系。王位继承同样取决于宗族的认可：卜辞显示，王要对新生的儿子履行一定的认可程序，只有被认可的儿子才有资格继位。
官员与地方诸侯
卜辞中出现了一系列职官名称，但其具体职责往往不清楚。其中有占卜者（卜）、史官（史和作册），史官把记录写在简牍上，这些简牍没有保存下来；还有军事职称，如"马"、"射"和戍守的指挥官"戍"。名为"臣"和"小臣"的官员以各种身份为王服务。这些职称并未构成清晰的等级序列，同一个人可以兼任宗教、军事和行政事务。
在朝廷之外，王依靠地方首领，他们的头衔是"侯"（常译作"marquis"）和"伯"（常译作"earl"）。头衔为"王"、"侯"或"伯"，且前面通常冠以邦国名称，是识别周边"方"这类政治体的标准之一。"侯"通常是守卫边疆地区的边地诸侯，负责提供兵员和贡物。"伯"则可能是与商结盟或半独立的"方"的首领。这些头衔后来成了周代贵族用语的一部分，但在商代并没有构成固定的、分等级的体系，因此用封建制度一词来描述并不合适。
疆域与政治影响范围
卜辞描述了一个以王都为中心的核心区，称为"大邑商"，周围环绕着"四土"，王曾占卜这些地方的收成。再往外则是"方"，它们时而是盟友，时而是对手，时而是敌人。它们的忠诚可能发生变化，商人邻邦名录中，像工方这样的政治体就被归为"摇摆"之国。二里岗和安阳周边的聚落形态表明，当时已有相当程度的专业分工和地域控制，然而晚期的商国缺乏领土完整性，军事行动要依靠盟友和下属。因此，通常认为商是以王畿为中心、由依附与结盟的各个中心组成的网络，而不是实行统一管理的国家。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可称为国家，尤其是在考古学上界定的较早的二里岗阶段，仍有争议（见起源一节）。
社会阶层
最上层是王族和贵族宗族。其下是专业工匠和务农人口，工匠隶属于贵族家庭和作坊。务农人口在卜辞中称为"众"和"人"，他们在王的官员指挥下耕种田地，也可以被征集为士兵。最底层是俘虏和仆役。战俘，尤其是西方的羌人，被迫劳作，或在祭仪中被杀。武丁时期的卜辞记载了大量征服战争，以及为祭祀祖先而斩杀数以千计俘虏的情况。西北冈王陵区发现的大量人祭墓葬，与这一图景相符。
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学界，以郭沫若为代表，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模式，把这些事实视为商代属于奴隶制社会的证据。后来的许多学者不赞同这一看法。"众"似乎是平民而非奴隶，现存文献也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奴隶劳动构成了生产的基础。俘虏的结局，无论是劳作还是被用作祭牲，记载得比他们的数量更清楚。
性别与亲属关系
卜辞对王室女性给予了不同寻常的关注。配偶用"妇"字加名字称呼，这个名字大概表示她们出身的族群，说明存在与其他宗族的联姻。她们死后和王一样，会得到以十日周期（天干）构成的庙号，生育了继承人的配偶还被纳入常规的祭祀轮次。其中最著名的是武丁的配偶妇好，庙号为母辛。卜辞显示，她主持祭祀，管理封地，还率军征伐邻近的方国。她位于殷墟的墓葬保存完好，在青铜艺术一节中有介绍。甲骨卜辞对已故的王室成员谈得很多，对在世者却着墨甚少，所以王室女性的记录有限。世系按王族的男性血统来计算，而普通人口中女性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记载。
经济与技术
农业与畜牧业
商代经济以黄河平原的旱作谷物种植为基础。主要作物是粟（Setaria italica），其名称“禾”也可泛指谷物。当时的主粮就是粟，“禾”字后来又扩大为其他谷物的统称。当时还种植黍、大豆、小麦和水稻。河北邢台赵村遗址的浮选结果表明，商代已有粟、黍、大豆、小麦和水稻。水稻的分布存在地区差异：山东一处晚商东部边境遗址中，稻的遗存占1.40%，而同时期中原遗址中仅占0.03%。谷物还用来酿制黍酒，这也是商代酒器数量众多的原因。甲骨卜辞显示，商王曾为收成占卜，谷物则储存在王室的粮仓中（占卜方面见《宗教、占卜与祭祀》一节）。
猪、狗、羊和牛是主要的家畜，也发现有马。在郑州这处大型遗址中，出土了牛、羊、马、猪和狗的骨架。这些牲畜既提供肉食，也用作祭品。商代早期遗址中最常见的祭祀方式，是把狗埋在腰坑里。当时也养蚕，腐蚀的青铜器和玉器上留有纺织品的印痕，但织物本身很少保存下来。尽管商代青铜器久负盛名，农具却大多不是金属制品。出土证据表明，生产主要依靠石、木、蚌和骨制的工具。
手工业生产
殷墟在居住区和祭祀区旁边设有专门的作坊区。目前发现的最大铸铜区位于小民屯，那里发现了西、南、东南三处铸铜作坊，是殷墟迄今所见规模最大的青铜工业区。这些作坊在殷墟第二期已投入使用，到第三、四期更为活跃。安阳的考古学者认为，铜作坊主要为生产礼器而设，工匠的家族很可能受到王室的严密监管。其他手工业也留下了丰富的遗存。考古发掘发现了骨器作坊、石器作坊、陶窑、排水系统和一条防御性的壕沟。骨制品种类繁多，从工具、器皿、武器到乐器、饰品和艺术品都有。玉雕所用的玉料来自中原以外，贵族墓葬中随葬的玉饰、礼仪性玉刃和玉人像数量很多。至于器物铸造的具体技术，则归入《青铜艺术与物质文化》一节。
远距离物资供应
青铜需要铜、锡和铅，而华北平原上这几种矿产都没有大量出产。矿料来自遥远的地区，很可能包括长江中下游和山西山地，并通过交换网络和贡纳运抵都城。长江中游的地方据点盘龙城，通常被认为与早期二里岗阶段的这一供应体系有关。其他贵重物资也来自远方。海贝产自南方和东方的温暖海域，用于占卜的龟腹甲则大多取自南方的龟种。仅妇好墓就出土了约1600公斤的青铜器、兵器和工具，以及数以百计的玉器和其他石制品、骨雕与陶器，同墓还出土了数千枚海贝。青铜器铭文记载商王用成串的海贝赏赐臣属，海贝既用作赠礼，也用来衡量价值。因此，人们常把海贝看作中国货币的前身，不过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当时已有按固定单位进行交换的常规制度。外来物品也进入了礼仪用途：西北冈的一座王陵中出土了鲸骨，其来源不明。关于交换活动的更全面论述，见贸易。
军事技术
商军使用青铜矛头、戈、斧和箭镞，还使用铸铜的头盔和复合弓；复合弓主要是靠木材与牛角腐朽后留下的铜、骨配件才为人所知。影响最为深远的创新是马拉战车。晚商以前，中国几乎没有轮式车辆，但公元前1250年前后，战车便在考古记录中出现，而且形制已十分完备，工艺相当精巧。最早的战车集中在殷墟，战车连同马一起埋在坑中，每座墓通常只有一两辆。数量如此之少，说明这些葬俗带有超出实际战争的象征意义。战车的起源至今仍有争议。少数中国学者主张本土起源，但目前的主流看法是，这种车辆经由欧亚草原传入。支持这一看法的证据包括：一位军事首领的墓（M54）中出土的车马器、工具和刀具带有指向北方的特征，以及殷墟西区的一批俯身葬，一些学者认为它们与北方的联系有关。轮子本身早在公元前四千纪就已为西部欧亚所知，因此一般认为商代战车是一项借来的技术，由商的工匠迅速加以改造并实现了标准化。
宗教、占卜与祭祀
神灵与祖先
卜辞呈现出一个层级分明的神灵世界。最高处是帝（常称上帝），掌管天气、收成和国运，也能降下干旱、洪水或灾祸。卜辞中即使有直接向帝献祭的记录，也极为罕见。向帝提出的请求，似乎都要经由先王转达，先王被想象为侍奉在帝的左右。帝之下是各有名号和祭祀的自然神，包括黄河、特定的山岳、社（土地祭坛），以及风和雨。商王向这些神灵献祭并占问，尤其是在干旱和收成方面。
祖先是最活跃、也管理得最周密的一类神灵。每位已故的王，以及每位生育过继承人的配偶，死后都有一个以十个日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一为基础的称号。这个称号决定了在十日一旬中的哪一天祭祀该祖先。祖先并非一味仁慈，他们可能带来疾病、噩梦、歉收或战败，许多祭祀活动都用在查明是哪位祖先不悦，以及如何才能令他满意。妇好死后的称号“母辛”就遵循这一规则。“辛”指的是她去世后祭祀其神灵的那个干支日。
灼烧占卜
王室在牛肩胛骨和龟腹甲上进行火灼占卜。所用龟甲多取平整的腹甲，因为弧形的背甲较难刻字。原料是成批供应的：商代的记事刻辞中，有一次收到多达500甚至1000片龟甲的记录。专职人员先刮削、锯切骨料，然后在背面钻凿成排的凹坑。用灼热的烧棒按在凹坑上，薄薄的表面便会裂开，发出清晰的爆裂声，并在正面形成分叉的纹路。“卜”字（bu，意为占卜）通常被认为就是这种裂纹的象形。
所问之事通常以成对或正反对举的陈述提出。裂纹被视为对问题的回答，往往表现为两种可能结果中的一种。一条完整的记录最多有四部分：叙辞（记明日期和贞人）、命辞（所检验的命题）、占辞，有时还有事后记录实际结果的验辞。占辞往往由王而非贞人作出，这使商王在解读祖先意志时直接发挥作用。武丁时期，贞人如殻、宾等大量出现；到了后来的几代，格式趋于简短，商王越来越多地成为唯一的解读者。
一些学者，尤其是吉德炜（David Keightley），认为这种做法与其说是为了预测，不如说是为了求得安心。占卜是向灵界提问的方式，也是让祖先知晓商王和朝廷日常活动的方式。各种计划在实施之前都要先禀告祖先，以期获得他们的认可。
占问的事项
留存的占问内容涵盖王室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战争、疾病、生育、婚姻、牙痛和收成，也涉及降雨和黍的收成前景、狩猎的时间、聚落的营建、王室祭祀历，以及梦境和日食等征兆。有一条存世的命辞问的是，在即将到来的乙未日，是否应当用羌人俘虏作祭牲。这条记录的占卜日期为甲午日，并记有当天起雾。整个甲骨文材料记录的是王室的种种忧虑，而不是对商代社会生活的全面记述。有关刻字甲骨本身的情况，见文字一节。
祭祀与墓葬
祭品包括黍酒、熟谷物和牲畜，数量有时极为庞大。牛、羊、猪、狗成批宰杀，卜辞中有时明确记载一次祭祀用牲数十乃至数百头。人牲也用于祭祀，卜辞中常以“羌”（Qiang）称之，这个词指来自西方的俘虏或人群。对动物和人牲的仪式性杀戮是卜辞所记录的内容之一，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做法。西北冈的王陵区有大型带墓道的大墓，尤其是东区墓群，周围环绕着数以百计甚至上千的动物和人类祭祀坑。据估计，那里的祭祀坑超过2500座。中国学界区分“人殉”和“人牲”：前者指埋在墓内或墓旁的随从，后者指为祭祀而杀、埋于单独坑中的牺牲。未经扰动的妇好墓（见青铜艺术一节）中，除青铜器外还有人殉和狗殉，但这些殉葬者的确切性质仍有争论。
商代晚期，马和战车进入了贵族的葬俗。殷墟的车马坑中有双马战车和御者，御者也属于以俯身姿势下葬的人。祭祀的次序取决于历法。十日一旬与十二支相配，组成六十日的周期，每一天都有一个取自这一周期的两字名称（参见中国历法）。在商代最后几位王在位期间，朝廷实行定期的祭祀轮替，按日名依次祭祀每一位祖先，整套轮替约一年为一个周期。
灭商之后，周人保留了这套体系的许多内容，包括祖先祭祀、青铜器类型和王室占卜的做法，只是用法有所不同。在周人的故地也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刻字卜骨。相比之下，周人似乎不那么热衷于以人为牲，这一做法在周的统治下似乎逐渐消亡。王室葬礼上的大规模杀殉有所减少，但随葬人员的做法并未立即消失。
文字与甲骨文
发现
刻有文字的龟甲和牛骨于1899年进入学界视野。安阳一带的村民早就挖出这些骨头，当作"龙骨"卖给药铺入药。人们通常认为，是北京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最先认出骨上的刻痕是早期文字。到1928年，这些甲骨的出土地被追查到安阳小屯村，早期的追查工作多由罗振玉完成。1910年，他在卜辞中辨认出十位商王的谥号，并断定小屯就是古书中所说的殷地。1917年，王国维进一步指出，卜辞中的祭祀先后次序与《史记》所载的商王世系相吻合，仅有少数细小出入。他对甲骨缀合的研究证实，卜辞中的世系与《殷本纪》中的商王名号相对应。这样，甲骨文就印证了一部成书于商亡约一千年之后、且被许多近代学者怀疑的文献。
发掘
村民的挖掘和古董商的倒卖使数以千计的甲骨流散各地，因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开始在小屯进行有计划的发掘，发掘持续到1937年。最著名的发现出现在1936年，编号为YH127的灰坑出土了17088片刻字龟腹甲和8片牛骨。这个坑似乎是有意存放龟甲的档案库。主要发掘者之一董作宾根据这批材料的地层关系和卜辞的共同特征，建立了一套断代体系，并于1933年发表。该体系依据贞人的名字、祭祀用语、字体风格和王名等多项标准，把卜辞分为五期，从武丁（第一期）一直到帝乙、帝辛（第五期）。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胡厚宣和陈梦家，以及随后的李学勤等人，又区分出若干"贞人组"并增加了更细的分期，使这一体系得到完善，但五期说至今仍是卜辞断代的基本框架。
1937年战争结束后，中央研究院的藏品随研究所迁往台湾。1950年，安阳的发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恢复，此后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后来的发现包括花园庄东地甲骨窖藏，其特别之处在于卜辞是为一位地位很高的非王室人物而占卜，而不是为商王。这批甲骨共1608片，其中579片刻有文字。20世纪70年代，陕西周原出土了一小批西周甲骨，说明这种做法在商亡之后仍然延续。
材料的规模与性质
目前已发现的刻字甲骨估计有15万片，绝大多数出自殷墟。其中多数是小块碎片，若只统计完整的，数量要少得多。关于不同单字的数目，各家估计不一。近来的一种估计是约4600个单字，其中约1500个已被释读。其他统计的总字数较低，而已释读的比例较高。出现差异，是因为学者对异体字应算作一个字还是几个字意见不一。许多尚未释读的字是人名和地名，后世没有可供比对的演变形体。还有一些字只出现过一两次。
文字
甲骨文是一种发育完备的文字系统，并不原始。它的字形按语法顺序记录口语，因此被视为最早有确切证据的汉字形态。有些字是象形字，如"日""月""马"；另一些是指事字或会意字，由带有图形意味的部件组合而成。许多字是假借字，即借用一个字来表示与它同音或音近的词。还有少数已经是形声字，这种结构后来成为汉语文字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字形远不如后世规范，同一个词可以写成好几种异体，笔画的方向和朝向也不固定。
刻在骨上的文字是用尖利的工具刻成的，因此线条细而多棱角。这些字同样可以用毛笔书写。有些玉器和陶器上保存着毛笔写成的字，而"册"字的字形就像一捆编连起来的简。学者推断，日常记录写在易腐烂的竹简或木简上，这是后世常见的简牍的早期形态。同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通常很短，往往只有族徽和所祭祖先的名号，字形更偏象形，笔画也更圆润。两种文字彼此相关，不过现存的甲骨文字形已经适应了刀刻的需要。
文本记录了什么
绝大多数卜辞是为商王或王室而做的占卜记录。一条典型的卜辞包括：记载日期和贞人的前辞，向祖先提出的命辞或问题，有时还有占辞和后来的验辞。所问之事涉及天气与收成、战争、疾病、生育、田猎和祭祀。卜辞还记有商王、王妃、官员和敌对方国的名字，因此是研究商代政治史的主要材料。
有几条卜辞记载了日食等天象，现代研究者把其中一些与推算出的天文事件相对照，以此检验武丁在位时期的年代。卜辞也显示了商人如何记时：日子用六十甲子循环来计数，月份则按阴阳合历计算，必要时增加闰月。
这些记录有明显的局限。甲骨由王室保管，用于祭祀占卜，只有少量出自其他贵族家庭。这批材料几乎没有提供商业、法律、农事或平民生活方面的信息。这些内容大概记在了没能保存下来的易腐材料上，所以甲骨文只是一扇通向王室生活的窗口。
青铜艺术与物质文化
铸造技术
商代青铜器采用块范法铸造，而不是失蜡法。工匠先用泥土制成器物的模型，再在模型外压上泥范，把范切成若干块，取出模型。接着把泥芯削去一层，留出与器壁厚度相当的空隙，再把各块范重新合拢在泥芯外面，浇入熔化的合金。纹饰可以直接刻在范块上，因此能铸出密集而轮廓分明的浮雕式纹样。这种方法也使礼器得以批量生产。合金由铜、锡、铅配成，对安阳出土青铜器的分析表明，配方随器物类型和墓主等级而不同。妇好墓出土青铜器468件，其中约146件做过成分分析，多数是礼器。中国直到很晚的春秋时期才出现失蜡法。
最大的器物最能说明当时的生产规模。长方形的后母戊鼎（旧释“司母戊”）高133厘米，重832.84公斤，是古代世界各地现存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出土于殷墟附近的安阳武官村。据估计，铸造此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金属原料，以及两三百名工匠协同作业。这样的数字说明当时已有分工细密的大型铸铜作坊，殷墟就发现过这类作坊。鼎上铭文被释读为一位王室母亲的称谓，一般认为此鼎是她去世后铸造的，铸造者大概是她的儿子祖庚。至于此鼎属于哪一位君王，学界尚无定论。
器类与礼仪用途
这些工艺投入几乎都用在礼器上，而不是写实性的雕塑。鼎是三足或四足的容器，用来烹煮和进献肉食；尊和卣是酒器；簋用来盛放谷物。爵（三足的温酒与斟酒器）和觚（细长的饮酒器）通常成对随葬，组成一套酒器。贵族墓中常有数套这样的酒器，并配有食器。这些器物用于祭祀亡者（祖先崇拜），并随墓主入葬。墓中器物的数量和大小通常与墓主的等级相称，后来周代以成套器物标示身份的做法即源于此。
纹饰与铭文
上乘器物的表面大多布满纹饰。主要纹样是饕餮，即一种正面的兽面，双目突出，周围配有龙、鸟、蝉和猫科动物等图案。这些纹样往往衬以细密的螺旋纹或云雷纹作地纹。后母戊鼎即以云雷纹为地，龙纹和饕餮纹则以浮雕凸起。没有文献解释这些纹样的含义，今人的种种解读仍属推测。
许多器物上铸有简短的铭文，通常包括一个族徽和一个庙号，庙号由亲属称谓加十干之一构成，如“母辛”，用以标明该器所祭祀的祖先。这些铭文远比周代的长篇纪功铭文简短，却是与甲骨文同属最早的一批文字实例。
妇好墓
1976年，郑振香率领的考古队发掘了殷墟5号墓。墓室不大，仅5×3.5×1.3米，却出土青铜器468件，重1.6吨，另有玉器755件、骨器564件，陶器仅11件，还发现海贝约6800枚。此前提纲中“一千多件青铜器”的说法，得不到发掘报告的支持。210件青铜礼器中，有190件带铭文，其中109件铸有“妇好”之名。该墓是殷墟唯一发现时保存完好的王室墓葬，墓主身份由铭文确定。墓中还殉葬了6条狗和16个人。兵器中有一件重约9公斤的青铜钺，饰有双虎扑噬人头的图案。玉器中有龙山、良渚、红山和石家河等文化的旧物，大概是作为古玩收藏的。可见墓中随葬品既显示了妇好的财富，也反映出她的联系之广。甲骨卜辞记载了她在武丁征伐中的角色，这一点见于本词条对该王朝政治史的论述。
商核心区以外的同时代文化
在商朝控制范围之外，还有其他使用青铜的社会，各自发展出独特的风格。四川三星堆于1986年发现祭祀坑，并自2019年起重新发掘，出土了高约2.6米的青铜立人像、双目突出的大型面具和一棵高大的青铜树。这些造型在黄河平原几乎找不到对应之物，遗址中也没有发现文字。江西新干大洋洲1989年发现的一座墓葬出土了数百件青铜器，既有商式器物，也有本地器型，表明地方作坊在向北方借鉴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大洋洲以及长江中游的二里岗文化据点盘龙城表明，商式青铜器传统沿长江水路传播；三星堆则表明，这一传统并非唯一。综合来看，这些遗址说明商的政治权力与商的文化影响所及的范围并不重合。两者都远未到达四川盆地，商廷与铸造三星堆青铜器的人群之间也没有任何交往的记载。
商的灭亡与周的克商
帝辛与传统叙述
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商的末代君主以庙号帝辛相称。后世文献称他为纣（紂），这是周人给他的恶谥，带有贬义。《尚书》《竹书纪年》以及司马迁《史记》所保存的传统说法，把他描绘成聪明而荒淫的暴君：据说他受宠妃妲己摆布，造"酒池"、"肉林"，还杀害或囚禁了比干、箕子等正直的大臣。这一形象符合开国文献的通例，即末代君主集各种恶行于一身。这些说法出自胜利者一方，而后来的《论语》已经记载孔子的一位弟子认为，纣的恶名比他的实际行为更坏。同时代的证据则比较有限。铭文和周代文献表明，帝辛及其父帝乙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征伐东方各族。约公元前1046年，帝辛正与东方诸国交战，西方因此空虚。
周的崛起与牧野之战
周是渭水流域的西方势力。周文王本是商的属臣，帝辛曾授予他"西伯"的称号。其子周武王与谋臣姜子牙一起，完成了推翻商朝的谋划。《尚书·牧誓》列举了随武王作战的各族，包括庸、蜀、羌、髳、微、卢、彭、濮。除周自己的军队外，这个联盟还是由西方和南方各部落松散结成的。据后世文献记载，武王先率军到达黄河的孟津渡口，在那里宣布帝辛已经失去天命（天命），随后进军至商都殷城外的牧野。夏商周断代工程把这场战役定在二月甲子日，约为公元前1046年2月5日。另有学者主张年代在公元前1040年代，也有人依照某些传统纪年，认为早至公元前11世纪。后世文献给出的兵力数字极大，但现代估算商军约有五万至七万人。商军溃败，周人攻占殷都，帝辛身死。后世传说他在鹿台自焚。西周青铜器利簋记载了一次始于甲子日清晨的伐商战事，是最接近同时代的克商见证。
余波：武庚与三监
武王没有直接吞并商的腹地，而是允许帝辛之子武庚（又称禄父）留在殷地，作为受监视的商人首领。旧都一带被分为三个属国：武庚治理的邶，以及鄘和卫。武王的几位兄弟，即所谓的三监，被安置在武庚身边监督。武王不久去世，年幼的成王由周公（周公）摄政。武庚与三监联合起来反叛周公，东方的夷人诸国也加入其中，周公亲自统兵，用了三年平定叛乱。
此后，周人不再依靠商人的附属国。他们把许多商人贵族及其宗族迁离殷地，一部分安置在新建的东方城市成周（洛邑）附近，另一部分被分配到卫、鲁等周人新建的诸侯国，商人的工匠和官员在那里归周的诸侯管辖。周公的这番安排，常被视为周在东方统治真正的奠基，分封亲族与盟友的制度（参见封建制）也从这一时期推行开来。
天命与商文化的延续
周人用天命学说为克商辩护：天授命于有德之家，而当其腐败时便收回天命。《泰誓》《召诰》《康诰》等周初文献阐发了这一观念，其中把帝辛刻画成失败君主的写法，成为后世改朝换代的范式。史家一般认为这一学说是周人的政治创造。它还有实际用途，可以解释为何西方一个小邦能够击败商廷。
尽管如此，早期的周国家仍大量吸收商的文化。它使用商式的青铜礼器，沿用商代礼制的术语，并任用识文断字的商人官员和史官。商人的祖先祭祀也得以延续。周人立商王室亲属微子启为宋国之君，使商的祖先世系继续受到祭祀。宋国历经春秋时期，一直存续到公元前4世纪。因此，周的克商终结了商的政治权力，却保存了商礼制传统的大部分。关于周的整体情况，参见周朝。
史学史与历史遗产
后世传统中的商朝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人们只能通过商人后继者所写的文献来了解商朝。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商朝排出了王室世系，并把末代君主帝辛（纣）塑造成典型的暴君。后世文献又不断添加细节：“酒池肉林”、“炮烙”之刑，以及被指引诱君王走上邪路的宠妃妲己。周代的《尚书》和周人灭商的叙事，正是借助这些形象来论证改朝换代的正当性。即便在《论语》中，也有弟子说过，纣的恶行大概没有传说的那么严重，因为一个国破身亡的君主，往往会被天下的坏事都归到头上。妲己的形象在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发展到最完整的文学形态：她是化为人形的狐狸精，周人伐商也成了神仙之间的一场大战。戏曲、说书以及现代影视作品使这一版本一直流传，在普通观众中，它远比考古学意义上的商朝更为人熟知。
怀疑与证实
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提出，关于早期中国的传统记载是层层累积而成的。按照这种观点，传说中的帝王是后世陆续加入史册的，早期王朝的记载不能照单全收。不过就商朝而言，安阳的证据很快使这种怀疑不再成立。1910年，罗振玉查明刻有文字的“龙骨”出自安阳一带。1917年，王国维指出，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史记》所载世系相吻合，仅有细微出入。随后他主张用出土文献来检验传世文献，这一方法被称为“二重证据法”。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在李济主持下进行发掘，发现了一处王室宫殿和300多座墓葬，其中4座为王陵。这些发现证明，商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王朝，宫廷中已有文字。同样的证据也纠正了传统说法：卜辞呈现的是一个祖先崇拜与占卜盛行的商代世界，与后世文献中的道德说教式图景大不相同，商王的统治也远不像汉代史家所设想的那样高度集权。
当代争论
若干问题至今悬而未决。第一个是夏的问题。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把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750—前1520年）视为夏或夏晚期的遗存。许多国外学者则指出，二里头没有出土任何同时代的、点明王朝名号的文字，因此倾向于把它视为一支考古学文化，其政治归属并不清楚。第二个是早商问题。郑州和偃师的二里岗遗址以及盘龙城据点，显示出一个覆盖广大地域的共同物质文化。这究竟反映的是一个统一国家、一个结盟宗族的网络，还是一种较为松散的文化共同体，尚有争议。第三个是传说中商人迁都的含义，学界曾将其归因于洪水、政治冲突和祭祀因素，但没有形成共识。
第四个问题是人祭的规模。西北冈王陵区及其周围的祭祀坑表明，被杀害的人牲数量很大。殷墟近年的工作又增加了460多处祭祀坑和遗迹，它们来自一片新近勘查的区域，该区域似乎被两道王室环壕所围合。对于卜辞中的数字应如何解读，研究者看法不一。关于人牲中有多少是来自方国的俘虏，有多少是家内侍从，以及这些数字反映的是实际做法还是祭祀套语，学者们也存在分歧。这一问题还牵动着一场更早的争论，即商代社会是否应称为奴隶社会（参见“奴隶制”）。
比较视野
与同时代的青铜时代社会相比，商朝有几处不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留下了行政档案和石刻王室铭文，近东的楔形文字泥板更记录了大量经济往来。商代留存下来的文字记录主要是占卜记录，外加简短的青铜器铭文，即使当时有行政文书，也没有保存下来。商代的营造者使用夯土而非巨石建筑，贵族的财富则集中在铸造的青铜器和车马坑中。正因如此，在讨论早期国家如何有别于近东模式时，商朝常被引为例证。一般认为，商代文字体系是独立发明的，其字符是后世汉字的祖先。张光直和吉德炜等学者就是在这样的比较框架中看待商朝的，并特别关注祖先祭祀在商代政治中的作用（参见“祖先崇拜”）。
遗产保护与公众展示
殷墟于200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常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文字和发掘共同证实的都城遗址。这处遗址也是中国起源叙事中的一个象征。20世纪90年代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后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大型国家项目，把商代考古与文明连绵不断的观念联系了起来。批评者认为，这是对过去的民族主义式利用，因为它可能把考古学文化与单一的王朝谱系捆绑得过于紧密。
遗址上的博物馆于2024年扩建。旧馆建于2005年，展厅面积仅1500平方米，已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出土文物。新馆于2024年2月26日开放，展厅面积达22000平方米，展出近4000件（套）文物，包括青铜器、陶器、玉器和甲骨。其中约四分之三是首次展出，包括殷墟出土的23辆车。发掘工作也在继续。2025年的一项官方通报介绍了洹河北岸的一片道路网，其中包括一条南北向主干道，路旁有一条长1.6公里的沟渠。安阳工作站负责人估计，到2024年殷墟遗址仅发掘了约5%，因此这座都城的大部分仍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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