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

马尼拉，正式名称为马尼拉市，是菲律宾的首都，也是该国人口第二多的城市，仅次于奎松市。它位于吕宋岛马尼拉湾东岸，坐落在帕西格河河口。马尼拉的重要性来自其长期承担的多种角色：前殖民时代的贸易政权、西班牙在菲律宾统治的中心、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在西太平洋的枢纽，以及如今一个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大都会区的行政与经济核心。本词条以马尼拉市为主要论述对象，并将其与大马尼拉（国家首都区）区分开来，后者是另一个独立的行政与统计单位。

本词条大致按时间顺序叙述该市的发展，然后转向其当前的结构。它追溯了城市名称的来源，以及该地的地理与气候，随后讲述前殖民时代的聚落、西班牙人的建城与城墙环绕的王城（Intramuros）、大帆船贸易、英国占领、十九世纪的转型，以及美国、日本统治时期和战时阶段。接着论述战后首都的恢复与大都会区的形成。后续章节介绍政府、人口、经济、城市形态、交通、文化、教育、公共卫生，以及该市当前面临的规划与环境挑战，包括洪水、地面沉降和海平面上升。

由于马尼拉的历史与其港口、河流和海湾密切相关，本词条特别关注地理如何塑造该市发展的每个阶段。词条也指出了资料来源存在分歧之处，尤其是早期历史和大都会区人口数字，使读者能够看出哪些数字取决于大都会区的界定方式。

名称与来源

这个名称目前有三种形式，各自反映了语言接触的不同阶段。他加禄语的形式是 Maynila，早期文献和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文字中也使用较长的形式 Maynilad。十六世纪时，马尼拉（当时称 Maynilad）由帕西格河岸边的一处伊斯兰聚居地发展为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所在地，因此西班牙政府到来时，两种形式都在使用。西班牙语形式 Manila 后来通过欧洲语言，以及随后的英语，得以广泛传播。该城市在菲律宾语中的正式名称为 Lungsod ng Maynila，意为"马尼拉市"，沿用的是他加禄语形式。在英语中，该城市通常称为 Manila，其居民称为 Manileños（阳性）和 Manileñas（阴性），这是源自西班牙语的构词方式。Manilenyo 是同一居民称谓的菲律宾语拼写形式，两种写法在当地都有使用。

这一名称最广为流传的解释是一种传统的词源说。该说认为，Maynila 来自他加禄语短语 may nilad，即"有 nilad"之意，指的是生长在海湾沼泽岸边的一种开花红树植物。这种植物通常被鉴定为 Scyphiphora hydrophyllacea，是一种与红树林沼泽相关的灌木，据记载在聚居地所在的河岸一带数量众多。当地还流传着一个细节：据说当人们被问及宗教供品所用的花来自何处时，他们回答"sa may nilad"（在有 nilad 的地方），此后这一短语逐渐被缩略。这些说法属于口述和民间传说。有一种历史记述指出，nilad 词源说并未归于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因此应将其视为一种传统解释，而非已确立的事实。

关于该名称的其他说法也存在，且尚未完全定论。有一种观点认为，该名称源自 "maydila"，意为"它有一条舌头"，指的是该地靠近帕西格河口的地理位置。历史学家格雷戈里奥·萨伊德（Gregorio Zaide）被引用为支持这一论点某种形式的学者。另一种观点则将该名称与周边地区出产靛蓝的植物联系起来。支持这一看法的学者指出，该聚居地建立于靛蓝提取成为该地区重要经济活动（十八世纪）的数个世纪之前。因此，即便这些植物确实存在，这一联系也较为薄弱，难以与染料贸易挂钩。就该名称的确切来源而言，nilad 说仍是最常见的解释，但每种说法的证据都很有限，因此对该名称历史的表述应反映出这种不确定性。

地理与位置

马尼拉位于马尼拉湾东岸。马尼拉湾是南海的一处海湾，处于菲律宾最大岛屿吕宋岛的西海岸。海湾水域相对平静，加上湾边的河口，使这一地点具有作为港口的价值。船只可以在相对避风的水域停泊，河流则提供了通往内陆的通道，因此这里早在城市现代化发展之前就已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贸易据点。城市东面部分被丘陵和山地环绕，但大部分建成区位于沼泽化的沿海平原上。各来源公布的平均海拔因测量方法不同而有所差异，数值大致在12至16米之间，因此最可靠的描述是：城市大部分地区接近海平面。

帕西格河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自然地理特征。该河全长约25公里，从菲律宾最大的湖泊拉古纳湖一直流入马尼拉湾，并在城市范围内注入海湾。河道大致呈东西走向，将城市分为北部和南部两部分。其主要支流包括圣胡安河，该河构成马尼拉与邻近的圣胡安市和曼达卢永市之间边界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一系列较小的水道，即埃斯特罗水道，用于排泄城市内部的积水。由于河流将城区一分为二，两岸之间的交通长期取决于渡口与桥梁，而两岸的滨水地带又在不同的土地利用压力下发展起来。这些街区与桥梁的详细历史将在本词条的其他部分讨论。

城市几乎全部坐落在帕西格河长期沉积形成的冲积层上，沿海土地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从马尼拉湾填海而来的。20世纪初至中叶，沿岸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填海造地，人类活动也抹平了部分自然地形的起伏。海湾周围更广阔的沿海地带是一片平坦低洼的平原：地面高程从海岸线的零米，上升到邻近城市内陆部分也仅有几米。这种平缓的地势，加上埃斯特罗水道以及河流受潮汐影响的河段，意味着排水依赖人工修建的水道和排水口，而非自然坡度。城市的洪水风险、地面沉降以及政策应对将在其他章节讨论。

行政上，马尼拉市面积约42.9平方公里（16.6平方英里），是国家首都区（NCR）内16个高度城市化城市之一，该区还包括帕特罗斯市。国家首都区由1975年11月的第824号总统令设立，并于1978年正式定名为国家首都区。各来源对该区总面积的说法不一，流传的数字既有约636平方公里，也有约620平方公里，因此引用时应谨慎对待。国家首都区位于北面的中吕宋区与南面及东面的卡拉巴松区之间，后两者分别包括布拉卡省、黎刹省、拉古纳省和卡维特省。因此，马尼拉是吕宋岛更大城市区域的核心，该区域的建成区范围超出了国家首都区的边界，其增长与基础设施同样受到定义这座城市本身的河流系统和沿海平原的影响。可见，马尼拉市本身只是一个规模更大、连绵不断的聚落体系中的一个小型行政单位，这一关系后来成为都市区规划的核心问题。

气候、水文与洪涝风险

马尼拉属热带季风气候，大致只分两个季节，而非四季。旱季约从一月持续到四月，最炎热的月份出现在雨季来临前的四月和五月。雨季通常于五月或六月开始，由西南季风 habagat 驱动，湿润气流从南海和太平洋被输送至此。这一时期的降雨多为午后或傍晚的短时强降水，但也会出现持续数日的连续降雨。不同资料给出的年降水量存在差异，原因在于观测站点和统计时段不同。一项气候概要给出的年降水量约为 1750 毫米，通常七月和八月最为多雨。

台风是另一个强降雨来源。马尼拉位于太平洋台风带之内，主要风险期大致从六月持续到十一月，八月和九月达到高峰。城市常因台风而间接受到影响。雅典耀大学、马尼拉天文台、菲律宾大气地球物理和天文局（PAGASA）与日本合作机构利用 1961 年至 2022 年的降雨记录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西海岸西南季风降雨中，平均约有三分之一受到未登陆气旋的增强。这些风暴将额外的水汽输送进季风气流，因此最猛烈的降雨可能来自数百公里之外的系统。

各因素的相互作用

马尼拉的洪涝应被理解为多种条件同时出现的结果。降雨提供了水源，但城市排除积水的能力取决于排水网络的容量，也取决于受纳水体的水位。马尼拉湾位于城市西侧，全国最大的湖泊拉古纳湖位于东南侧。两者都可以作为排水出口，但当它们的水位较高时，河流和埃斯特罗斯（esteros，水道）中的水就无法排出，这一过程称为回水。因此，即使降雨量不大，高潮和风暴潮也会减少城市的排水量。帕西格河与马利基纳河水系造成的河流洪水则是另一条途径，因为上游降雨可能在数小时后才抵达低地城区。因此，高潮时的一场中等降雨，可能比低潮时的一场大雨造成更严重的积水；当几种途径同时达到峰值时，排水能力便会迅速被超过。

土地利用又会放大这些影响。铺装地面和建筑会减少入渗，使更多径流流入街道和排水系统。荷兰之外的一项 2017 年菲律宾大学研究指出，建筑密度上升、混凝土地面、水道淤塞、排水沟中的垃圾以及在原有泛滥平原上建房，是主要成因；部分地点的排水渠看起来已被覆盖掩埋。

历史上的排水与土地利用选择

这座城市的洪涝隐患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其低洼的地理位置位于海湾、帕西格河与纵横交错的埃斯特罗斯网络之间，早在殖民时期之前就已使其易受洪水侵袭。西班牙殖民者在河口附近建立了王城（Intramuros），但主要依赖名为 zanjas 的基础排水渠，各排水设施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缺乏统筹衔接。殖民官员注意到，埃斯特罗斯的维护逐渐荒废，导致淤积和堵塞，而居住区也不断侵占水道。美国统治时期，卫生与排水改革的范围有限，随着城市化加速，定期疏浚已远远不够。二十世纪early初期的市政记录描述，雨季时埃斯科尔塔、圣克鲁斯和桑帕洛克等地区经常出现没膝深的积水。历史上的情形是：排水基础设施是为规模较小、建筑较稀疏的城市设计的，随着城市发展，这些水道被逐步收窄或被建筑覆盖。

地面沉降与海平面风险

地下水抽取是另一个主要因素。大马尼拉的用水需求部分依靠抽取沿海含水层来满足，而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InSAR）卫星研究将地表形变与高强度抽水区域联系起来。一项研究报告称，除部分沿海社区外，马尼拉及邻近的卡鲁坎、马拉邦、纳沃塔斯和瓦伦苏埃拉一带的视线方向沉降速率约为每年 1 至 2 厘米。早前的研究估计，2003 年至 2010 年间马尼拉的沉降速率约为每年 3 厘米；而后一项分析发现，2015 年至 2020 年间的沉降速率超过每年 2 厘米。部分研究者认为沉降速率已有所放缓，但同时警告，若地下水抽取继续缺乏管控，可能会抵消这一改善。三角洲沉积物的自然压实作用也会造成规模较小、速度较慢的沉降。马尼拉市内沉降明显的区域，大多是填海造地而来的土地。

作为对比，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估计，自 1993 年以来全球海平面约以每年 3 毫米的速度上升，因此城市部分地区的沉降速度比全球海平面上升快数倍。两个过程相互叠加：地面下沉后，同样的潮水会涨得更高，排水坡降缩小，回水更加频繁，风暴潮也能深入内陆更远的地方。关于沉降与海平面上升各自对洪涝加剧的贡献大小，研究者的看法并不一致；公布的速率也因方法、时段和地点而异。因此，这些数字应被视为参考性的估计，而非定论。

殖民前的定居点与政权

菲律宾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文献是拉古纳铜板铭文。它是在菲律宾境内发现的、已知最早的带有历法纪年的现存文献，记载了一份公元900年4月21日颁布的债务豁免。其文本混用了古马来语与梵语借词。安东·波斯特马（Antoon Postma）将这一事件定位在马尼拉周边讲他加禄语的地区，颁布者是冬多（Tondo）的首领，他向纳姆瓦兰（Namwaran）的宗族颁发了这份铭文。因此，这份文献可以证明，到10世纪初，马尼拉湾周围已经存在有组织的政权，但它并不描述现代意义上的城市。

帕西格河三角洲上有两个相邻的政权。冬多位于吕宋岛上帕西格河三角洲的北部，而马尼拉（Maynila）则建于帕西格河三角洲的南部。马尼拉被视为菲律宾群岛早期历史聚落中最具国际性的城市之一，并以木栅栏加以设防。到1500年代，冬多的统治者被称为"拉坎"（lakan），在马尼拉湾周边的各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些群体包括冬多、马尼拉，以及布拉干（Bulacan）和邦板牙（Pampanga）的一些地区。

马尼拉的建城年代并不确定。关于聚落起源的估计从13世纪一直到16世纪不等，一些传说将其描述为始于1250年代的穆斯林聚落。相比之下，有组织聚落最早的实物证据可追溯到16世纪。因此，河口附近一处13世纪的设防贸易区，最好被视为传统说法或推测性的年代序列，而不是可靠确定的事实。

海上贸易是该地区财富的基础。1373年，冬多与明朝建立了定期的贸易关系；与马尼拉一道，该政权共同垄断了中国商品在群岛各地的分销。贸易联系也延伸到日本，日本人称该地区为吕宋（Luzon）。冬多的文化受到与中国、马来西亚、文莱及满者伯夷帝国交流的影响。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也帮助伊斯兰教在当地传播，而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与传教者抵达菲律宾，又进一步强化了伊斯兰教的影响。

伊斯兰教影响的范围以及文莱的介入程度仍有争议。西班牙的记录显示，1485年至1521年间，苏丹博尔基亚（Sultan Bolkiah）的影响曾抵达马尼拉湾地区。一些文莱的口述史把文莱与马尼拉王室之间的一次联姻描述为文莱统治者强加于马尼拉政权的被迫事件。相比之下，一部菲律宾通史则将涉及拉贾·萨拉利拉（Rajah Salalila）的一次联姻描述为使马尼拉处于文莱影响之下。强调地方能动性的学术研究认为，吕宋人（Luzones）在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质疑征服是否是合适的分析框架。由于这些说法依据的是不同类型的证据，本词条将文莱的作用视为一个开放的诠释性问题。

西班牙建城与王城

西班牙在菲律宾中部开始了殖民存在。黎牙实比的远征队横渡太平洋后，在东印度群岛建立了西班牙的第一个定居点，于1565年抵达宿务。1571年，远征队已经在米沙鄢群岛实施统治，此时政府所在地北移至马尼拉。各来源给出的建城年份都是1571年，但具体日期说法不一。王城管理局的编年史将定居点的建立列为1571年，地点在苏莱曼王旧王国的旧址上；而该区的维基百科信息框给出的日期是1571年6月12日。关于早期安排的记载还提到一个市议会，由两名市长、十二名议员和一名秘书组成，由本地议会和地方统治者共同拟定，这表明新政权最初是将西班牙和本土的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王城（Intramuros）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城墙之内”，位于帕西格河河口附近的南岸，成为殖民权力的核心。这个名称指的是1571年后不久在帕西格河河口建立的设防城市。最初的防御工事使用易损材料建造，多年来，王城也只用脆弱且易燃的材料建造。台风和火灾迫使人们转向砖石结构，西班牙当局后来采用了石质设计。城墙和防御工事的建造通常被定在1590年至1825年之间。城墙的修建是为了保护其中的机构和居民，其位置也反映了外国势力的威胁。作为西班牙在群岛上权威的所在地，王城吸引了每一个试图征服菲律宾的外国势力的注意，包括荷兰人和英国人。城墙之内，殖民政府高度集中。王城是菲律宾总督辖区的政府所在地，从1571年建城起直到1865年，一直是殖民地总督的驻地；皇家听政院则一直设在这里，直到西班牙统治结束。这座设防城市还设有总督府、教会等级体系的所在地（大主教住所）、政府办公室、军营以及西班牙精英的住宅。

宗教修会是城墙之内生活的核心。王城成为菲律宾的宗教中心，设有主要天主教修会的总部：奥斯定会、方济各会、耶稣会、多明我会和奥斯定回归会。各修会都建造了宏伟的教堂和修道院，使王城成为一座钟声与尖塔之城。教会结构很早就正式确立：1579年2月6日，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将天主教教区设立为教区；1595年，教宗克莱门特八世将其提升为总教区。1607年建成的圣奥古斯丁教堂是这一建筑计划中最著名的现存实例。除城墙之外，各修会也塑造了更广大的殖民地人口。奥斯定会、耶稣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是西方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他们领导传教工作，使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

城墙也决定了其他群体的安置位置，这一格局确立了之后城市增长的空间逻辑。华人居民被禁止在城墙内拥有财产，因此日益壮大的华裔菲律宾人社群被安置在城墙外一个称为帕里安（Parian）的区域。第一个帕里安建于1581年，位于王城城墙之内，但后来被大火烧毁，并迁至设防城市的边缘。1581年至1860年间，马尼拉共有九个帕里安，始终位于帕西格河河口附近。华人聚居的宾诺多在河对岸发展起来。西班牙政府将宾诺多的土地永久授予一群华人商人和工匠，免税，并给予有限的自治特权。华人天主教徒社群也在各修会的组织下聚居：多明我会管理宾诺多的一个社群，耶稣会则在圣克鲁斯经营另一个。建筑也强化了这些区隔。西班牙殖民者住在城墙内优雅的石屋（Bahay na Bato）中，而被殖民的人口则住在城外的木结构房屋里。关于郊区何时并入城市，各方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它们原本是独立的城镇，直到20世纪初才被并入马尼拉市；而王城管理局则将其被吸收的时间定在19世纪末。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

马尼拉大帆船是西班牙的帆船，1565年至1815年间，每年往返一次，横渡太平洋，往来于菲律宾的马尼拉与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之间。这条航线常被称为存续三个世纪的贸易，但其正式存续时间接近两个半世纪。船只从马尼拉以南的甲米地出发，借西南季风北上抵达阿卡普尔科港，航程超过一万海里，约需六个月。在阿卡普尔科未能售出的货物会经陆路运至韦拉克鲁斯，再转运至塞维利亚。据估计，新西班牙和秘鲁开采的白银中，多达三分之一流向了远东。

东行的货物以中国丝绸为主。虽然丝绸是最重要的货物，但香水、瓷器、印度棉布和宝石等其他异国商品也经由大帆船转运。香料、地毯和象牙等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货物同样在马尼拉集中，再以同样方式东运。菲律宾本地对货物的贡献相对较少，这条航线也受到西班牙当局的严格管控。贸易由垄断经营，马尼拉的角色主要是中国生产者与美洲买家之间的转运港。

太平洋两岸的价格差驱动了这一贸易。例如，一卷丝绸在美洲的售价是马尼拉的十倍。商人可望获得丰厚回报，有估计认为利润率在150%至200%之间。西班牙王室以及在港口促成交易的中间人都要分得一部分收入。按规定，货物只能在墨西哥销售，但商人也会尽量设法转售。走私十分普遍，以至于检查时有时会查出藏匿的白银。据报道，在广州的一次搜查中，就在船板等处发现了藏匿的银币。

贸易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并不均衡。马尼拉的西班牙居民依赖每年一度的大帆船获取收入和货物，城市经济围绕船只的到港与离港运转。中国商人和旅居的商贩是主要受益者之一，获利者中还包括旅居的中国企业家和服务提供者。中国的精英阶层利用丝绸出口的利润，推动重开与菲律宾的海上贸易。久而久之，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越来越依赖新世界的白银来开展贸易和积累财富。大量中国商人在马尼拉及其周边定居，他们在王城（Intramuros）城墙之外的存在，成为这座城市多元族群特色的一部分。

这条航线从十七世纪后期起开始衰落。美洲白银与中国丝绸的贸易利润丰厚，并在十七世纪中叶达到顶峰。然而，西班牙方面担忧白银从新世界运抵塞维利亚的数量急剧下降。西班牙逐步放宽限制，马尼拉大帆船在西班牙帝国内部的贸易中一直保持重要地位，直到1785年左右，菲律宾才最终向其他欧洲商人开放。随后，墨西哥独立战争扰乱了航线在阿卡普尔科的一端。各方来源给出的最终年份不同，从1811年到1815年不等。十九世纪初，马尼拉大帆船的定期航行仍持续到十九世纪初，但此后其货物转而满足美国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

大帆船的沉船如今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重要资料来源。圣地亚哥号（San Diego）于1600年12月在马尼拉湾附近与荷兰船只交战后沉没。弗兰克·戈迪奥（Franck Goddio）及其团队与国家博物馆合作，并获得埃尔夫基金会（Foundation Elf）的资金支持，开展水下勘探以寻找圣地亚哥号。他们在马尼拉湾外的财富岛（Fortune Island）附近、水深约50米处发现了沉船。发现物中有饰以西班牙纹章甚至基督教宗教图案的瓷盘，显示出这些货物是如何针对海外买家进行调整的。其他沉船，如圣玛格丽塔号（Santa Margarita），记录较少，各来源对其沉没地点的描述也不一致。许多沉船还因打捞而受损。遗憾的是，寻宝者已打捞走大部分沉船，研究人员几乎无法获取任何相关信息。此后，对大帆船沉船遗址的调查已覆盖多处遗址，总面积达641平方公里。这些成果被用于研究造船工艺，以及亚洲与西班牙帝国之间的交流。

近代早期的袭击与英国占领

马尼拉防御体系的首次严峻考验发生在1574年11月，中国海盗林凤率舰队进攻这座新建的西班牙城市。舰队在帕拉尼亚克登陆，攻打王城（Intramuros）的防御工事。这也是西班牙人第一次直接与日本战士交战，其中一些人曾在林凤的部队中服役。关于其兵力的估计差异很大，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守军是一支规模不大的西班牙部队，并有菲律宾人和墨西哥出生的盟友协助。他们击退了进攻，但西班牙军务总管马丁·德·戈伊蒂（Martín de Goiti）阵亡。随后西班牙人北进追击，将战火引至邦阿西楠，林凤在那里被围困数月后才脱身。这次袭击也暴露了当地的紧张局势：同一时期，通多、民都洛和布塔斯爆发了叛乱；在马尼拉—通多叛乱中，居民还洗劫了王城内西班牙人的住宅。殖民政府由此得出教训：城墙既要防备城外的敌人，也要防备城内的敌人。

17世纪带来了另一种威胁：荷兰海军的行动，目标是切断西班牙通往摩鹿加群岛的补给线。1600年，奥利维尔·范诺尔特（Olivier van Noort）驶入马尼拉湾，同年12月14日，他的舰队在幸运岛附近与安东尼奥·德·莫加（Antonio de Morga）率领的西班牙舰队交战，莫加的旗舰沉没。之后的荷兰舰队也试图施加同样的压力。1609年，弗朗索瓦·德·维特尔特（François de Wittert）率领的荷兰部队被总督胡安·德·席尔瓦击退；1616至1617年间，约里斯·范斯皮尔伯亨（Joris van Spilbergen）封锁了马尼拉湾入口，之后在第二次普拉亚洪达战役中战败。1646年，一支约十八艘船的荷兰舰队遭遇了两艘仓促改装为战舰的大帆船，当时马尼拉自身的火炮并不充足。最重要的一次交战是1647年6月对甲米地的进攻：十二艘荷兰船只包围了停泊大帆船的港口，西班牙和菲律宾守军凭借火炮将其击退。这些交战使防御重心转向甲米地和海湾的海防，而不仅仅是陆上城墙。

1762年9月，正值七年战争期间，由威廉·德雷珀（William Draper）和塞缪尔·科尼什（Samuel Cornish）率领的英国远征军抵达马尼拉湾，直接进攻首都而非甲米地。炮火在数日内便突破了城墙，西班牙军队与约一千名菲律宾人发动的出击失败。代理总督、大主教曼努埃尔·罗霍·德尔里奥－维耶拉（Manuel Rojo del Río y Vieyra）交出了城堡和甲米地港口，城市被要求支付四百万墨西哥银元的赎金。随后，英国任命了一位文职总督道森·德雷克（Dawsonne Drake）。然而，西班牙的权威并未消失。西班牙王家听证院（Audiencia）的法官西蒙·德安达－萨拉萨尔（Simón de Anda y Salazar）在投降前离开了城市，在布拉干建立了临时政府，并宣布罗霍的投降无效。这造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西班牙权力中心：一个在城墙内，处于英国控制之下；另一个在城外。据大多数详细记载，占领持续约十八个月，即1762年10月至1764年4月，但也有一些史料称其约两年或二十个月。英国的目标主要是将马尼拉作为贸易中转站，尤其是对华贸易。英国除首都和甲米地外几乎没有控制其他地区，而一些当地团体则起兵支持新的统治者。

根据1763年的《巴黎条约》，该城归还西班牙，西班牙的统治通过这一协议以及王家听证院和王室官员的重新确立而恢复。此次占领留下了几项持久影响。它表明，现代海军和炮兵力量能够突破城墙，这削弱了城墙的威慑作用，并促使殖民政府加强海上防御。它还暴露出一个殖民地的指挥体系过于单一的脆弱性，而该殖民地依赖与西班牙和墨西哥之间漫长而缓慢的通讯。最后，它表明殖民地内部的效忠分歧，包括华人商人群体和菲律宾精英，都可能影响一场外国征服的结局。

十九世纪的转变与民族主义

贸易与港口重新开放

十九世纪初，该市的经济发生了变化。利润丰厚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于1815年结束，历史学家常将这一衰落与墨西哥独立联系起来。但贸易并未停止。1834年的一项王室法令撤销了该公司的特权，并向贸易开放马尼拉港口，使外国商人得以直接在港口开展业务。到1809年时，英国商行已在马尼拉设立，它们的存在为该市提供了西班牙商人所缺乏的商业基础。

1869年11月苏伊士运河通航，进一步推动了这些变化。运河使菲律宾与西班牙之间有了直接的商业往来，菲律宾不再需要通过墨西哥转运贸易。同时代的人还把运河视为新思想的来源，因为报纸、书籍和杂志能更快地从欧洲和美洲运抵。出口经济以农作物为基础，糖、烟草、咖啡和马尼拉麻成为主要出口商品，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也催生了一个新的地主和商人阶层。

城市扩张与华人商业经济

城市的发展超出了王城（Intramuros）城墙的范围。商业活动集中在古老城墙之外的各个街区，其中华人商人群体发挥了核心作用。部分商品由西班牙殖民政府与华人商人共同控制，这些垄断经营加剧了不满情绪，并影响了改革派的思想。比农多（Binondo）建于十六世纪末，originally为皈依天主教的华人而设，此后成为这一经济的商业中心，其仓库、商店和银行都服务于出口贸易。与此同时，殖民地精英修建了林荫大道和联排住宅，使城市带上了更多欧式风格。其中一条大道，即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大道（Paseo de Maria Cristina），如今称为博尼法西奥大道（Bonifacio Drive）。

开明人士与宣传运动

经济变化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到1870年代，富裕家庭纷纷出资让儿子在马尼拉和欧洲接受教育，这些年轻人被称为“ilustrados”，意为“开明人士”。许多开明人士出身于靠商业致富的梅斯蒂索家庭，他们在海外接触到自由主义思想。他们是中上阶层的菲律宾人，曾在欧洲求学和生活，并接触到自由主义思想。

宣传运动是他们的主要政治平台。这是1880年代和1890年代由在西班牙的菲律宾学生和作家发起的运动，旨在以和平方式争取改革。按后来的标准看，其目标十分温和。该运动并不寻求独立，而是要求西班牙将菲律宾视为一个省，并赋予菲律宾人与西班牙公民同等的权利。在运动的代表人物中，何塞·黎刹（José Rizal）、马塞洛·H·德尔皮拉尔（Marcelo H. del Pilar）和格拉西亚诺·洛佩斯·哈埃纳（Graciano López Jaena）被视为三位主要人物。黎刹于1880年代中期出版的小说《社会毒瘤》（Noli Me Tángere，资料来源分别给出1886年或1887年），描写了西班牙教士和殖民官员的种种弊端。它对马尼拉殖民社会的批判，使其成为该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

卡蒂普南的崛起与革命

改革的希望逐渐破灭。到1892年，西班牙不会改革其殖民统治已经十分清楚。自学成才的文员安德烈斯·博尼法西奥（Andrés Bonifacio）在马尼拉组织了秘密团体卡蒂普南（Katipunan）。据记载，到1896年8月西班牙当局发现该组织时，其成员已达约十万人。菲律宾革命随后不久爆发。起义爆发时，黎刹正在马尼拉湾等候前往西班牙的船只，但西班牙仍将他视为此次起义的责任人。

1896年11月，黎刹被押回马尼拉，关押在位于帕西格河河口的殖民地军事监狱圣地亚哥堡（Fort Santiago）。军事审判十分仓促，于1896年12月26日开庭，12月28日结束。他于1896年12月30日被处决。行刑地点是面向马尼拉湾的巴古姆拜安（Bagumbayan）空地，殖民政府曾在此处进行公开处决。该地今天是黎刹公园（Rizal Park）。这次处决产生了持久的政治影响：它使菲律宾人团结起来反抗西班牙统治，也使黎刹成为菲律宾民族主义传统中的核心民族英雄。

美国殖民时期与城市规划

美国于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控制了马尼拉，《巴黎条约》正式将菲律宾交由美国统治。随后爆发了美菲战争。到1901年，美国殖民当局建立了民政体制，马尼拉市由原有的教区和行政区合并组成，其中包括宾诺多、埃尔米塔、内湖城、马拉特、基阿波、圣克鲁斯和通多。1901年设立的马尼拉市由以下地区和教区组成：宾诺多、埃尔米塔、内湖城、马拉特、马尼拉、潘达坎、基阿波、桑帕洛克、圣安德烈斯、迪拉奥的圣费尔南多、圣米格尔、圣尼古拉斯、萨帕的圣安娜、圣克鲁斯、圣梅萨和通多。这次重组是在新的殖民秩序下，城市首次拥有了统一的行政框架。

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规划文件是1905年的《马尼拉改进报告》。其作者、美国建筑师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是通过民政长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引入的，他在1904至1905年访问期间与助手皮尔斯·安德森（Pierce Anderson）合作。《马尼拉伯纳姆规划》是对1905年由丹尼尔·伯纳姆与皮尔斯·安德森共同撰写的《关于马尼拉及菲律宾马尼拉市拟议改进的报告》的通称。该规划的思路借鉴了"城市美化运动"，其主要理念是将既有城市纳入一个更广泛的大道、公园和纪念性建筑网络之中。规划方案旨在仿照华盛顿特区和巴黎的放射—环形街道网络，促进全城的交通与通讯，同时还包括新的街区、林荫大道、公园和港口设施。伯纳姆的团队将有城墙的西班牙时期核心区保留为历史中心。对于外围街区，规划提议沿海岸地带开发设有公园和林荫道的公共休闲区，保留历史城墙城区但增设交通门户，并以扇形街道网格来设计外围街区，以便各区之间的交通往来。

规划的市政核心位于内湖城旁边的空地上。政府中心的选址为黎刹公园（Luneta意为"新月形"，是西班牙时期公园的原始形状，沿袭了内湖城城墙外侧的弧线）。该地后来成为以民族英雄何塞·黎刹命名的黎刹公园，至今仍是市中心最大的公共公园。规划还提议修建一座仿照美国国会大厦的宏伟国会大厦，周围环绕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政府建筑。规划设想了一套桥梁网络，将帕西格河的南北两岸连接起来，使有城墙的老城区与河对岸的街区相连。公园是规划中反复出现的元素：伯纳姆希望设置九处绿地，它们不仅能美化城市、为热带烈日提供遮荫，还能为社会交往提供场所。

规划的实施比报告预期的更为缓慢，也只完成了一部分。菲律宾委员会于1906年5月正式通过了马尼拉和碧瑶的伯纳姆规划。帕森斯（Parsons）于1905年11月抵达马尼拉，受命"诠释"伯纳姆与安德森为马尼拉和碧瑶编制的初步规划，并视需要加以修改。担任监理建筑师的威廉·E·帕森斯（William E. Parsons）负责监督大部分政府建筑。原定的市政建筑群只完成了一部分：在原规划的市政建筑群中，只建成了农业部大楼和财政部大楼。国家图书馆也在1920年代建成，但由于预算削减，它被改作立法大楼，以代替无法建成的国会大厦。原用于该规划的资金还被挪用于其他项目，包括马拉卡南宫的一座行政大楼。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该规划从未被完整实施，但其街道布局和交通模式至今仍在塑造这座大都市。

除了宏伟规划之外，美国统治还带来了公共工程和新的市政机构，使城市得以现代化。这些举措包括改善港口和码头设施、兴建供水与排水工程，以及建立公立学校系统，扩大了以英语授课的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普及面。这些项目与公园和政府建筑一道，使马尼拉呈现出更为明显的现代化和井然有序的面貌。这一规划工作也体现了殖民当局的一种假设：一座美丽而有序的城市，将展示美国治理的成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马尼拉战役

1942年1月2日，日军进入马尼拉。此前该城刚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仅数日之后便被占领。占领者将首都与周边市镇合并，组成大马尼拉市，并任命曾任奎松总统行政秘书的豪尔赫·B·巴加斯为市长。他同时担任菲律宾行政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由菲律宾人组成，受日本军方控制。占领军司令部设在马尼拉饭店，日常行政工作大多由菲律宾精英阶层负责。随之而来的是粮食短缺和疾病。1942年和1943年，营养不良与卫生条件恶劣使公立医院不堪重负；1943年11月的一场洪水切断了来自各省的粮食供应，短缺进一步加剧。约4000名同盟国平民在战争大部分时间里被拘禁，其中许多人被关押在圣托马斯大学。

战役（1945年2月至3月）

1945年2月3日，美菲联军开始进攻该城。海军少将岩渕三次不顾撤退命令，动用约18000人，其中大多为海军人员，逐街区、逐房屋地坚守该城。美军逼近时，日军炸毁了帕西格河上的桥梁，并纵火焚烧人口稠密的居住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最初限制空袭和重型火炮的使用，力求保全该城。然而，守军拒不投降，坦克、坦克歼击车和榴弹炮随即被用来攻击石砌据点，战斗愈发激烈。受损最严重的地区包括王城（Intramuros）、其旁边的政府大楼，以及马拉特、埃尔米塔和帕科等街区。

平民死亡是最大的人员损失。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菲律宾平民死亡人数至少为10万，有些估计高达24万。许多人死于日军在居民区、教堂、学校、医院和拘留场所实施的大屠杀，还有一些人被用作人肉盾牌。另一些人死于美军炮火。关于各方应承担多少责任的估计不尽相同，这一归责问题在历史著述中仍有争议。美军阵亡1010人，日军在该城及周边的损失约为1.6万人。

城市建成区的毁坏

实体损失十分严重。据记载，600多个城市街区被夷为平地，约70%的城市被毁，商业区几乎全部丧失。公用事业设施和工厂也遭到重创。这场破坏还抹去了自西班牙殖民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建筑和文化遗产，包括城墙内的历史教堂和殖民时期建筑。这一损失改变了核心街区的建成形态，战后的重建是在大为改变的城市格局上进行的。

解放、重建与独立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但群岛其他地区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当年夏天。1946年7月4日，美国与菲律宾签署《马尼拉条约》，承认菲律宾独立。战后初期的重建需要处理被毁的住房、受损的港口和河道基础设施、流散的家庭以及战争造成的死亡问题。城市的行政地位也随之改变。大马尼拉市被撤销，奎松市于1947年1月恢复独立地位。1948年，奎松市成为国家首都，并保有这一地位直到1976年，国家政府的中心由此离开了旧殖民核心区。

由此，这场战争成为该城历史上的重大断裂。它终结了战前的殖民与商业城市，使该城大部分人口流离失所或死亡，并改变了它的政治角色。此后的重建与规划是在新的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的，而战争造成的损失也塑造了人们此后对该城历史街区的认识。

首都地位与大马尼拉的形成

独立后，国家首都一度迁离马尼拉。1948年7月通过的第333号共和国法案，使由曼努埃尔·L·奎松于1939年建立的奎松市取代马尼拉成为新首都。奎松市是根据第502号联邦法案（Commonwealth Act No. 502）设立的，该法案于1939年10月12日由总统曼努埃尔·L·奎松签署。政府部门迁往那里，首都于1949年10月正式启用。1949年10月12日，奎松市被正式宣布为国家首都，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迁出马尼拉，安顿到新首都。

奎松市的首都地位于1976年结束。1976年5月29日，时任总统费迪南德·E·马科斯签发第940号总统令，恢复马尼拉的国家首都地位，并使奎松市回到其最初的身份，即为纪念已故创建者而设立的城市。该法令于6月24日生效，恰逢马尼拉建城405周年庆典。理由是，自西班牙殖民时期以来，马尼拉几乎不间断地作为菲律宾政府所在地，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一长期承担政府驻地职能的角色是其依据。

都会框架是另行设立的。1975年2月27日，受影响的城市和市镇居民在公投中批准设立大马尼拉，之后于1975年11月7日颁布第824号总统令。该令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与毗邻的奎松市，以及黎刹省的两个市和十二个镇、八打雁省的一个镇合并在一起。设立之初，该区域包括马尼拉、奎松、卡洛坎、帕赛四个市以及十三个镇，其中大多数镇后来成为独立的市，最后只剩帕德罗斯（Pateros）仍为镇。目前，除一个之外，这些镇都已成为独立的特许市；只有帕德罗斯仍是镇。1978年6月，第1396号总统令随后正式将该地区命名为国家首都区；1978年6月2日，通过第1396号总统令，该都会区被宣布为菲律宾国家首都区。

新的架构改变了马尼拉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权力平衡。大马尼拉委员会（Metro Manila Commission）是该地区的中央管理机构，其负责人为任命职位。委员会主席称为"总督"（governor），属于任命而非选举产生的职位。马科斯任命其妻子伊梅尔达·马科斯担任大马尼拉委员会总督。1985年发表在《菲律宾公共行政期刊》（Philippin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上的一项研究认为，该法令赋予大马尼拉委员会行使行政、政策制定和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的专属权力，实际上暂停了大都会政治中此前存在的纵向与横向分权。在此之前，地方政府主要充当全国性和地方性对立政客的权力基础。该委员会于1990年被大马尼拉管理局（Metro Manila Authority）取代，后者又被大马尼拉发展管理局（MMDA）接替。各资料对大马尼拉发展管理局的角色描述不一。一种说法将其定位为国家首都区内各地方政府单位的咨询机构；另一种则将其列为该地区的管理实体（管理实体：大马尼拉发展管理局）。在该地区内，最初的四个市同时作为地区中心，包括马尼拉市（首都区）、奎松市（东部马尼拉）、卡洛坎（北部马尼拉，非正式称为Camanava）和帕赛（南部马尼拉）。

该地区的行政边界与建成区范围并不一致。目前，国家首都区由16个市和1个镇组成：卡洛坎、拉斯皮尼亚斯、马卡蒂、马拉邦、曼德卢永、马尼拉、马里基纳、蒙蒂尔帕、纳沃塔斯、帕拉尼亚克、帕赛、帕西格、奎松市、圣胡安、塔吉格、瓦伦苏埃拉；1个镇为帕德罗斯。马尼拉市是其中之一，只占该地区面积的一小部分。仅奎松市就占大马尼拉总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在区域边界之外，大马尼拉（Greater Manila）是环绕该都会区的连片城市化区域，按GDP计算，是东盟国家中第四大的次国家级行政区。因此，马尼拉市、国家首都区和大马尼拉的统计数据所涵盖的地域不同，不能直接比较。

政府与行政

马尼拉被列为高度城市化城市。根据1991年《地方政府法典》，城市分为三类：高度城市化城市、独立组成市和组成市。获得高度城市化地位需要满足最低人口和最低年收入的要求，并须经国家和市级机构核定。该市的这一地位始于1979年12月22日。由于高度城市化城市独立于省级行政区，马尼拉的市议会和市长直接对国家法律负责，而不是对省长负责。该市的条例必须张贴公告，并且在高度城市化城市中还须在当地报纸上刊登。

该市设有独立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地方官员任期三年。市长连任不得超过三届（共九年），但中断一届后可以再次当选。立法机构为市议会（Sangguniang Panlungsod），由38名议员组成：其中36名由马尼拉六个议员选区选出，这些选区与立法选区相同；另外2名从巴朗盖主席和青年议会（Sangguniang Kabataan）成员中选出。副市长由全市选举产生，主持市议会会议。市长可以否决议会通过的议案，但议会可以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推翻否决。

最基层的政府单位是巴朗盖（barangay）。全市共划分为897个巴朗盖，每个巴朗盖都设有自己的主席和议员。大马尼拉的巴朗盖有一半以上位于马尼拉市，该市共有897个。有一种说法将这种不均衡归因于人口增长，尤其是马尼拉郊区的人口增长，这使得老城区保留了许多规模较小的基层单位。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巴朗盖被归并为若干片区，片区再进一步划分为行政区；这些片区和行政区没有任何形式的地方政府。因此，选区和行政片区是两套相互独立的体系，居民只在巴朗盖和市级层面选举官员。

马尼拉作为政府所在地，还承担着另一层职能。马拉坎南宫（Malacañang）总统府和最高法院都位于该市，许多国家机构也在此设有办公室。然而，国会在奎松市开会，因此国家首都的职能分别由两座城市承担。

马尼拉也是大马尼拉都会区框架的一部分。大马尼拉在法律上被认定为“特别发展与行政区”，因此设有都会区一级的管理机构。该地区的17个地方政府单位包括16个市和1个镇。大马尼拉发展管理局根据《7924号共和国法案》设立，旨在协调该地区的行政事务。其职责包括发展规划、交通与交通管理、固体废物管理、防洪、城市发展和公共安全。管理局主席由菲律宾总统任命，同时担任大马尼拉理事会的主持人。该理事会是管理局的执行董事会，由各成员市的代表组成。

权力的划分影响着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该管理局负责制定大马尼拉的交通政策，并在全区运营统一的交通违章罚单系统。但管理局同时须尊重地方自治。在履行职责时，管理局对跨区域公共服务的提供行使监管和督导权，同时尊重地方政府单位在其专属管辖事务上的自治权。当管理局向地方单位提供基本服务时，需要事先协调并取得同意。因此，洪涝、垃圾收集或交通等同一个问题的责任，可能分散在市政府、各巴朗盖和都会区管理局之间。服务和执法的调整速度，取决于这些层级之间的协调，而非单一的指挥链条。

人口统计与人口

2024年人口普查显示，马尼拉市常住人口为1,902,590人，在菲律宾城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奎松市（当时为308万人）。该市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44,936人，共有486,293户家庭（依据马尼拉信息框中的2024年人口普查数据）。用人口数除以户数，得出每户约3.9人。这是据此推算的数值，而非普查直接公布的结果。

人口普查系列数据显示，该市在大都会人口中所占的份额在缩减。人口数从1990年的1,601,234人、2000年的1,581,082人，增至2010年的1,652,171人、2015年的1,780,148人、2020年的1,846,513人，再到2024年的1,902,590人（马尼拉大都会各城市的菲律宾人口普查表）。1990至2000年是整个系列中唯一的下降期，增长最快的普查间隔是2010至2015年，人口增加约7.7%。2020至2024年间，该市人口增长3.04%（依据2024年人口普查比较表），同期国家首都区年均增长0.91%。截至2024年，该区总人口为14,001,751人。据此计算，该市在首都区中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约20%降至2024年的约13.6%，这表明大都会的大部分增长发生在相邻城市，而非该市自身边界之内。许多大型都会区也有类似情况：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数百万移民定居在更广阔的周边区域。

2024年年龄表显示，0至14岁居民493,908人，15至64岁居民1,249,977人，65岁及以上居民93,900人（City Population，2024年马尼拉人口结构数据）。因此，儿童约占总人口的26%，劳动年龄成年人约占66%，老年居民则不足5%。人数最多的十岁年龄组是20至29岁，共356,847人。如此大规模的年轻成年人群体表明，劳动年龄人口的迁入可能相当显著，但仅凭人口普查表格无法确定其原因。同一表格显示，女性为924,982人，男性为912,803人，性别比接近平衡。

该市本身约有190万居民，而国家首都区（Metro Manila）由16个高度城市化城市（HUC）、一个市镇和1,715个巴朗盖（barangay）组成，2024年人口为1,400万人。某一来源将建成区人口列为约1,348万人，这一数字与2020年该区人口普查数13,484,462人仅相差20人（2020年5月1日国家首都区人口为13,484,462人）。这种接近表明，一些“城市”数据可能直接沿用行政统计数字，而非独立测量实际建成区的范围。其他来源给出的数字则大得多：一项数据列出大马尼拉地区的城市人口为24,922,000人，都会人口为30,785,176人（大马尼拉地区人口数据），该地区包括北面的布拉干省、南面的卡维特省和拉古纳省，以及东面的黎刹省。Demographia在2021年的估计将建成城市区域的人口定为2,400万人，面积为873平方公里。联合国给出的1,420万人则指国家首都区，而非建成区。因此，任何趋势或比较都需要说明所采用的边界。

该市人口也反映了其悠久的多民族历史。信息框中列出的母语为他加禄语（菲律宾语）。该市还吸引了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而其长期存在的华裔菲律宾人社群（历史部分有所论述）仍是其社会构成的一部分。

经济、港口与劳动力

马尼拉的经济以服务业为核心，而非重工业。官方统计显示，该市2025年的产值约为1.06万亿比索，使其成为菲律宾第三大城市经济体，仅次于奎松市和马卡蒂市。该市经济在2025年增长1.9%，低于2024年5.4%的增幅。产值中，服务业占77.4%，工业占22.6%，两者之比约为3.4比1。批发和零售贸易（包括汽车维修）是最大的行业，占22%，其后是制造业（18.5%）和公共管理与国防（15.4%）。2025年，公共管理与国防对马尼拉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达0.5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国家机构集中于该市的现状，相关内容见“政府”部分。

马尼拉在更广阔经济中的份额可观，但小于整个大都会区的总量。2025年，马尼拉约占国家首都大区经济的14.6%。该大区整体规模要大得多，有一项估计认为其占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早期的APEC数据给出的份额略高。区域数据显示出同样的服务业主导格局，2024年服务业占该大区GDP总量的82.9%。因此，该市经济只是大都会劳动与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其中许多工人从周边地区通勤而来。2000年至2010年间，大马尼拉的白天人口从1300万增至1600万，因为邻近省份的居民前来此地寻找工作。

港口是该市经济分量的主要原因之一。港口综合体由三个主要设施组成：主要处理国内货物的北港、主要处理国际货物的南港，以及专注于集装箱业务的马尼拉国际集装箱码头（MICT）。按吞吐量和容量计，MICT是菲律宾最大的国际集装箱码头，在马尼拉港的市场份额估计为65%。其中若干设施由私营运营商根据特许协议经营。例如，北港由一家公司经营，该公司持有50%股份的股东为国际集装箱码头服务公司（ICTSI），其与菲律宾港务局（PPA）签订了为期25年的特许合同。不同来源报告的集装箱吞吐量存在差异：一份港口资料称2016年约为450万TEU，而一份港口指南估计2024年约为550万TEU，因此这些数字应视为近似值。

非正规经济是该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上述正规部门并存。一份关于该市的资料估计，非正规经济雇用了几乎一半的城市居民，从鞋类摊贩到家政工人都包括在内。街头小贩是这一部门最显眼的部分。研究人员发现，在马尼拉等城市，小贩可能占城市劳动力的一半左右，但目前没有关于街头小贩的准确统计数据。大多数小贩活动未被纳入规划。官方规划文件未包括非正规贸易活动，部分原因在于国家规定将街头摆卖视为非法。执法时断时续。2019年上任不久，市长便清理了迪维索利亚及其他地区的非法小贩。对小贩的研究强调，他们仍是非正规经济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因为其存在满足了最低收入工薪阶层的需要。

贫困与这些经济活动并存，而描述贫困的衡量标准给出的图景并不相同。官方公布的2025年大马尼拉地区贫困发生率为0.6%，与全国水平相比较低。然而，此类基于收入的指标无法反映非正规工作的不稳定性，例如收入波动、缺乏法律保护以及面临清场行动的风险。小贩或许可以逃避纳税，但这也使他们得不到法律保护。

市政财政限制了该市能够提供的服务。城市财政依赖地方税费，以及根据1991年《地方政府法典》转拨给地方政府单位的全国税收分成。由于地方税基与财产、商业和正规就业密切相关，庞大的非正规部门会缩小这一税基，而该市仍需为人口稠密且流动性强的居民承担高昂的服务需求。因此，财政限制决定了城市在道路、排水、住房及其他基础设施方面能够投入多少，这一点又与整个大都会地区的财政安排相关联。

城市形态与街区

马尼拉的城市形态层叠交错，体现了西班牙、华人、美国以及战后发展在帕西格河沿岸留下的痕迹。河南岸的城墙围合区王城是殖民时期城市规划保存得最清楚的部分。其中心的主广场是街道网格的组织核心，周围的城墙和教堂仍然决定着历史区的空间尺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马尼拉的大部分历史建筑，因此现存的城市肌理斑驳不一，今天游客所见的许多景观属于后来的重建，或是对旧有形式的修复。

隔河相望的比农多则有另一种来历。西班牙当局曾多次迁移华人聚居区，最终才将其固定下来：1573年，华人先定居于比农多岛（Isla de Binondoc）；随后迁至帕西格河对岸，紧邻王城定居；之后又被西班牙人迁回比农多岛；最终于1594年在比农多正式定居下来，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有确切记载的唐人街。这一选址是有意为之的：殖民官员既能从河对岸密切监视这些移民，又能利用他们的劳动力和贸易能力。四个世纪以来，该区发展成为一条人口稠密的商业走廊，以家族企业、批发市场、金融机构和专业零售为特色。其教堂在战时遭受破坏后得以重建，与毗邻的广场共同构成宗教与商业的核心。翁平街（Ongpin Street）至今仍是最具辨识度的商业干道。此后，金融活动逐渐转移至马卡蒂和博尼法西奥环球城，比农多则依然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尤其以批发贸易和小型商业见长。

其他街区

帕西格河将城市分为大致相等的两部分。河北岸包括比农多、基阿波、三帕洛克、圣米格尔、圣克鲁斯、圣梅萨和通多，南岸则包括埃尔米塔、王城、马拉特、帕科、帕坦甘、港口区等街区。该市现有16个区，其中几个较大的区又被划分为多个邮政编码区。这些街区的性质各不相同。据一项资料显示，通多是马尼拉人口最稠密、占地面积最大，同时贫困程度也最高的街区，其街道和沼泽水道长期以来与移民聚居和贫困联系在一起。基阿波有相当规模的穆斯林人口，金色清真寺便坐落于此。埃尔米塔和马拉特构成了主要的旅游与夜生活地带，带有西式酒馆风格的场所集中在马拉特的雷梅迪奥斯圆环（Remedios Circle）一带。马拉特和埃尔米塔也位于非正式的“大学带”之内，这一由多所高等院校聚集形成的区域，为这两个街区带来了大量学生人口。相比之下，港口区则以港口设施为核心组织，南港及其码头便是明证。

公园与公共空间

黎刹公园，又称卢内塔公园（Luneta），位于埃尔米塔的边缘，紧邻王城，是这座城市主要的公共开放空间之一。1820年，西班牙人在这里修建了一条步道，而此处原本是海滩旁的一片沼泽地。更早之前，这片土地上曾有一个名为巴古姆巴扬（Bagumbayan）的小社区。据一种说法，在英国于1762年至1764年短暂占领马尼拉之后，该社区被清除。黎刹公园最为人所知的是，1896年何塞·黎刹在此处当着菲律宾民众的面被行刑队枪决。关于公园的命名历史，各方记载不一：一种说法称该公园于1913年改名为黎刹公园，另一种则指出，2021年12月又正式更名为“黎刹公园卢内塔”。公园面积约58公顷，是菲律宾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

城市内部的反差

马尼拉的城市形态并存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格局。王城和比农多等历史密集区紧凑、适于步行，保留了大量旧式建筑，不过其中很多建筑实际上是战后所建。翁平街和马拉特的夜生活街道等商业走廊，则在狭窄的沿街面上集中了零售、餐饮和服务业。非正式聚居区，尤其是通多以及沿水道分布的聚落，遵循着另一套逻辑：人口密度高，公共设施用地极为有限。旅游指南常常指出，所谓的旅游区在街头层面可能显得有些杂乱粗粝，这恰恰反映了这三种格局在街道层面的相互叠合。

交通与基础设施

轨道交通

马尼拉的轨道交通由不同运营方经营的若干独立线路组成，并非单一的一体化网络。最知名的是三号线（MRT Line 3），这是一条沿EDSA大道架设的高架线路。它的13个车站分布在五个城市之中，使该线南北贯通全长16.9公里（[6-3]）。该走廊最早出现在1973年的一项研究中，该研究提议为大都会区修建五条地铁线。三号线项目后来于1989年被重新定位为轻轨项目（[2-7]、[2-9]、[2-11]）。该线客流繁忙，2025年日均客流约39.2万人次（[6-4]）。其运营安排近期发生了变化：原承包商依据为期25年的建设—租赁—移交协议运营该线，该协议已于2025年7月届满，交通部接管了运营（[3-3]、[6-9]）。

一号线（LRT Line 1）穿越帕赛、马尼拉和瓦伦苏埃拉（[4-1]）。线路之间在少数地点可以换乘，例如EDSA，那里有一条有顶步道连接MRT与LRT车站（[8-12]）。由于各线路由不同运营方在不同时期建成，票价、售票方式和换乘选项各不相同，乘客往往需要将轨道交通与公路交通结合才能完成一次出行。吉普尼（jeepney）、公交车和三轮车填补了网络中的大部分空白。吉普尼是最常见的非正规公共交通工具，按固定路线行驶，但停靠点较为灵活。

道路与交通

EDSA被认为是该地区最繁忙的道路走廊（[2-9]），那里的拥堵是城市日常生活的常态。成因是结构性的，而非单一故障。车辆保有量的增长快于道路空间。老城区的许多街道狭窄，建于机动车出现之前。吉普尼和公交车会在车道上停车上下乘客，货运卡车与私家车共用同一街道。大规模公共交通网络建设长期滞后，意味着几十年来大部分出行需求都由道路空间承担。

主要的政策应对包括由大马尼拉发展局（MMDA）推行的交通管理措施，例如限号行驶（按日限制特定车辆上路），以及道路拓宽、公交专用道和轨道线路扩建。由于出行需求与运力之间的巨大缺口依然存在，每项措施单独实施时效果都有限。

供水与污水处理

供水和污水处理由私营特许经营商提供，它们依据与大马尼拉水务与污水系统（Metropolitan Waterworks and Sewerage System）签订的合同运营，而非由单一公共事业机构负责。Maynilad Water Services服务西区，其特许经营范围涵盖马尼拉市大部分地区，圣安德烈斯和圣安娜的部分区域除外（[10-1]）。最初的25年特许经营权于1997年授予（[10-4]）。早期，水价被固定至2003年，收入假设被证明过于乐观，加之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货币贬值冲击，两家特许经营商都陷入财务困境，此后获批准上调水价（[16-6]、[16-7]）。2009年董事会决议将特许期延长至2037年，但该延期后来被撤销（[17-3]、[17-5]）。2021年的一项法律授予Maynilad新的25年经营特许权（[14-2]）。Maynilad报告称，截至2025年3月，西区94.7%的居民已接通管道供水，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77.8%（[12-2]、[12-3]）。

这种安排产生了明显的后果。水价、投资和服务标准取决于合同条款，而这些条款经过多次重新谈判，政府也曾面临索赔。新加坡的一个仲裁庭裁定政府应向两家特许经营商赔偿因未落实费率上调而产生的损失（[17-9]）。特许经营商直接向终端用户收费（[14-4]），监管机构则依据合同义务监督其绩效（[13-5]）。

电力

电力配送由马尼拉电力公司（Meralco）负责，它是大马尼拉地区唯一的电力配送商（[25-2]）。该公司是全国最大的私营配电企业，依据国会授予的25年特许经营权运营（[22-1]、[22-2]、[22-3]）。各方来源给出的用户数量不同：一种说法是其9685平方公里特许经营区内有630万用户（[22-4]），另一种说法则是超过800万用户（[19-5]）。Meralco还通过子公司开发发电项目（[22-8]）。

这意味着，大都市核心区的家庭和企业无法选择配电商。因此，服务可靠性、电网投资和电价取决于特许经营条款及监管监督，而非配电商之间的竞争。

桥梁与河流

帕西格河将城市分为北部和南部，因此桥梁长期以来决定着两岸在交通和公共交通方面的连接方式。过江通道使交通集中于少数几个地点，加剧了中心城区的拥堵。历届整治计划旨在清理河流并恢复河岸与滨水区，但进展有限，河水水质仍是一个问题。因此，桥梁与河流工程是城市基础设施历史中一项持续进行的内容，而非已经完成的项目。

文化、宗教与遗产

天主教信仰与黑纳匝肋耶稣节

罗马天主教是这座城市的主要信仰，其宗教生活在游行和节庆的安排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中最著名的是黑纳匝肋耶稣节。这一纪念活动是起源于马尼拉的天主教信仰活动，核心是一尊16世纪的黑色耶稣背负十字架的圣像，圣像会在大规模的游行中被抬行。奥古斯丁赤足会于1606年将该圣像带到群岛，1787年应马尼拉大主教的请求，圣像被迁至基亚波教堂。它最初供奉在巴古姆巴扬的圣若望洗者教堂，之后才转移到基亚波教堂。

每年1月9日举行的年度游行称为Traslación（迁移游行）。信徒赤脚走完整段路线，并在空中挥舞白色毛巾，这一动作与忏悔和基督的苦难有关。主纳匝肋耶稣之子会的成员用布擦拭圣像，之后再把布抛回人群中。参与人数非常庞大，不同来源给出的数字各不相同。据一份报道，2026年的节庆有超过960万名天主教徒参加；另一份报道则给出，从12月下旬到1月10日期间的参与人数接近1000万。根据警方的数据，2026年的游行持续了30小时50分1秒，比前一年的20小时45分钟长得多。由于节庆吸引的人数众多，其组织工作需要教会当局、地方政府、医疗服务机构和数千名志愿者之间的广泛协调。

其他天主教庆典同样是这座城市身份认同的核心。马尼拉大教堂，正式名称为无原罪圣母小圣殿，每年都会在无原罪圣母节的庆祝活动中举办大型圣母游行。城市各个区都会举行教区节庆、圣周游行和九日敬礼，将宗教实践与街区认同联系在一起。

穆斯林与华裔菲律宾人社群

马尼拉也是穆斯林社群和华裔菲律宾人社群的所在地，他们的宗教与文化习俗塑造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穆斯林居民多为来自棉兰老岛和其他南部省份的移民，他们居住在多个街区。基亚波有显著的伊斯兰教存在，包括一座位于旧商业中心附近的清真寺。因此，城市中的伊斯兰教传统体现在建筑以及斋月、开斋节等宗教节日之中，尽管这些社群的规模远小于天主教徒多数的群体。

华裔菲律宾人在这座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唐人街之一的宾ondo（Binondo），有寺庙、宗亲会馆和与农历及春节相关的节庆。这一街区的店铺、汉语标识和寺庙建筑构成了城市中独特的文化层次，关于这一街区的更多内容见城市区域一节。

历史教堂、殖民建筑与遗产

遗产是这座城市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城墙环绕的因特拉穆罗斯古城内，西班牙人修建了一系列教堂，这些建筑将欧洲的形式与当地材料结合在一起。圣奥古斯丁教堂历经44年建成，于1607年完工，是其中的瑰宝。它是菲律宾仅有的四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巴洛克式教堂之一。城墙内的其他教堂大多已经毁失，它们在1945年的毁坏不仅意味着建筑的消失，也意味着数百年宗教与艺术传统的抹除。这些教堂的重建以及幸存建筑的修复，成为战后重建该区域的努力的一部分。1951年，因特拉穆罗斯被宣布为历史古迹，同一时期还被指定为国家历史地标。

历史核心区的管理主要由因特拉穆罗斯管理局负责，该机构依据1979年颁布的第1616号总统令设立。其工作包括重建圣伊格纳西奥教堂，发掘工作也在同一时期开始。遗址中发现了约500件文物，该遗址随后发展成为一处博物馆建筑群。

博物馆与国家记忆

城墙内的博物馆展示了殖民与宗教的过往。因特拉穆罗斯博物馆占据了原圣伊格纳西奥教堂和耶稣会传教会館。其藏品主要与教会相关，包括宗教艺术品、家具、法衣、纺织品及其他文物。附近的马尼拉之家（Casa Manila）是一座重建的巴伊纳巴托石屋（bahay na bato），内设西班牙殖民统治后期富裕人家住宅中的家具、小摆件和器具。另一座较新的建筑是因特拉穆罗斯旅游中心，于2024年开放，展出8000件文物，主要来自毗邻的因特拉穆罗斯博物馆的教会藏品。

这座城市在国家记忆中的角色与何塞·黎刹密切相关。这位作家兼改革家于1896年在马尼拉被处决。他的刑场位于巴古姆巴扬，后来成为现在的黎刹公园，这里是城市主要的公共广场，国家纪念活动以及Traslación游行的起点都在此举行。黎刹的小说以及他与这座城市的联系，也使马尼拉成为文学和国家认同辩论的中心，城市中的纪念碑、学校和街道大量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些地点赋予了这座城市超越其行政边界的象征意义。

教育与研究

马尼拉拥有菲律宾一些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学校，其大学与医院之间联系紧密。最著名的机构是圣托马斯大学。该校由马尼拉第三任大主教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倡议设立，最初是为培养神职人员而设的学校。学校创建于1611年，后来才升格为大学。它于1611年以“至圣玫瑰圣母学院”之名成立，并于1645年获得大学地位。该校被普遍认为是亚洲最古老的大学，但这一说法并非毫无争议。关于菲律宾最古老大学的称号，圣托马斯大学与圣卡洛斯大学之间一直存在争论。该校是多明我会办学的机构，教皇利奥十三世于1902年授予其教廷大学的称号。它的教学只在两个时期中断：1898至1899年间因菲律宾反抗西班牙的革命，以及1942至1945年间日本占领军将圣托马斯大学主楼改为拘留营。

该市其他历史悠久的机构还包括西班牙统治时期创办的多所学院，其中至今仍在运作的有圣胡安·德·莱特兰学院（1620年）、马尼拉圣伊莎贝尔学院（1632年）等。因此，这座城市的大学并非近代才出现，它们与天主教会及西班牙殖民时期机构的历史渊源，至今仍体现在其身份认同之中。

公立高等教育以菲律宾大学马尼拉分校为核心。菲大马尼拉分校是菲律宾大学体系的成员单位，主要承担健康科学中心的职能，致力于在各个健康科学领域实现最高水平的培训与研究。菲律宾大学内的健康科学中心于1967年6月17日通过第5163号共和国法案而设立。校园占地14公顷，位于埃尔米塔区两个大街区之内，包括战前的遗产建筑及美国统治时期兴建的建筑与结构。校园内还设有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该校的教学医院菲律宾综合医院是其临床工作的核心。它被指定为国家大学医院，同时也是全国政府的转诊中心。医院拥有1100张公立床位和400张私立床位，约有4000名员工，每年服务超过60万名患者。医学、护理、物理治疗、药学、职业治疗、牙科及言语病理学专业的学生都在此接受培训。其16个临床科室提供住院医师及专科进修培训。其他机构也采用类似模式。公共卫生学院可追溯至1927年创办的卫生与公共卫生学院，是其领域内的区域性参考中心。该市自己的大学——马尼拉市立大学，则以马尼拉市医院作为医学、护理和物理治疗专业学生的实训医院。

这些机构的入学机会及其面临的挑战，都受到大都会环境的影响。公立大学和市立大学提供的学额费用低于私立院校，因此入学竞争十分激烈，来自城外的学生常需从邻近市镇通勤，或搬入校园附近拥挤的出租屋居住。教学医院的患者负荷沉重，这影响了可用于指导培训和研究的时间。它们的能力还取决于国家和市政预算，而预算限制了设施与项目的扩展幅度。由于该市的大学吸引着来自更广区域的学生和临床病例，教育与卫生培训的规划需要在整个大都会范围内进行协调，而不能仅局限于市界之内。

公共卫生与环境挑战

医疗服务及其局限

市政府在国家设施之外，也自办医院。托恩多的加特·安德烈斯·博尼法西奥医疗中心是一家区级医院，设有150至200张床位，以富有同情心的态度提供高质量的专科医疗服务。托恩多医院是一家设有50张床位的二级医院，于1994年启用，市政府将其宣传为一种为托恩多较贫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托恩多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区。该市的医院历史还与财政义务相关：1957年的一项法律规定，马尼拉须将其年度收入的1%用于支持城内国家医院，该法律规定马尼拉须将其年收入的1%用于城内国家医院的运营和维护。

人员短缺是整个都会区面临的制约因素。菲律宾大学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所（UP CIDS）关于大马尼拉地区医疗可及性的政策简报指出，卫生专业人员数量不足，尤其是在公立医院，并按每千人1.1名医生的公认标准估计医生缺口为594人。2019年《全民医疗保健法》旨在减轻贫困人口的自付费用，并解决公共医疗体系碎片化的问题，但该简报指出其成效取决于执行情况。诸如公共卫生马拉萨克中心（Malasakit Centers）等措施——它们在政府医院内设置援助服务台——又增加了一层机制。菲律宾其他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证据表明，低收入人群的医疗福利利用率偏低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

拥挤、结核病与登革热

健康风险集中在人口最稠密的社区。仅托恩多一地就有超过65万人聚居在约9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按人口和土地面积计，它是全市16个区中最大的一个。在这样的住房中，居民往往共用狭小、通风不良的房间。无国界医生组织将这种过度拥挤与结核病传播风险的升高联系起来，其在托恩多开展的筛查工作显示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出行限制和医疗机构关闭导致确诊结核病病例数急剧下降，结核病治疗也受到干扰。

登革热呈现的是另一种相关但不同的模式。它被认为是菲律宾最重要的蚊媒传染病，在社会和经济结构多样的大马尼拉地区尤为突出。一项针对大马尼拉社区的研究指出，市政府难以持续提供管道供水。因此，用容器储水的家庭面临病媒风险，该研究的干预措施正是针对这种储水行为。全国哨点监测点报告的登革热病例数从2006年的约3.7万例上升到2010年的约11.9万例，并且病例数在雨季开始后会急剧增加。

垃圾、河流与海湾

固体废物是最为明显的环境问题之一。据报道，大马尼拉每天产生的垃圾多达7000吨。帕西格河已成为这一问题最显眼的象征，因大量废物被倾倒入河中，它被戏称为大马尼拉的"马桶"。各项研究对污染来源的估计并不一致。一项评估认为，帕西格河约60%的污染总量来自生活垃圾，约33%来自工业；另一项则认为约65%来自家庭废物。工业排放集中在靠近河岸的工厂，其中一些工厂没有能够去除重金属污染物的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处理是核心短板。大多数家庭接入化粪池，而由于污水处理厂稀少，大部分污水未经处理便被排放。监测发现，河水的溶解氧和生化需氧量未达标，未能满足环境与自然资源部（DENR）规定的5和7毫克/升的标准水平。由私营部门和政府开展的清理行动已清除了大量淤泥和垃圾，其中一家公司报告称，它从大马尼拉周边10条水道中清除了850万吨废物，但相关资料显示，河流水质并未得到持续改善。交通和工业带来的空气污染进一步加重了高密度区域的负担。

人口密度、经济与非正规性

这些问题与城市结构紧密相连。非正规住区的高密度意味着许多家庭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而在许多家庭没有室内管道设施的国家，河流便成了污水的倾倒场。大部分人口居住在港口和水道附近的非正规住房中，市政服务因居民的贫困状况以及城市预算的限制而十分有限。沿河的商业、港口作业和制造业等经济活动集中，增加了工业负荷；与此同时，都会区的城市化进程使更多居民迁入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结果是，健康与环境状况取决于同一套根本条件，而这些条件也塑造了这座城市的住房与公共服务。

规划、韧性与未解问题

住房是最持久的规划难题之一。一项针对大马尼拉的研究估计，约21%的家庭（大约544,609户）居住在非正规住区，其中约13%的家庭位于被认为不安全或存在危险的地区。搬迁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应对措施，但其设计存在争议。官方说法称，住房与安置政策主要采取异地安置的方式，即在大马尼拉以外或农村地区建房，而这些地方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有限。许多被安置的家庭为了工作和就医，又搬回了城市中心。

马尼拉湾复兴计划显示了搬迁与环境目标之间的联系。政府开始迁移沿水道居住的超过20万户家庭，该计划最初约420亿比索的资金（历时约七年）中，有很大一部分专门用于安置。帕西格河复兴委员会主席称，居民是水道污染的主要来源，并指出缺乏垃圾收集和厕所是问题所在。居民则对安置点缺乏就业机会表示担忧。法律和立法的变化则朝相反方向推进。最高法院的一项裁令要求，从水道迁走的家庭必须在城市内得到安置。2022年，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将就地安置、市内或近郊安置设为默认方式，只有在较近的选项不可行时才采用异地安置。该法案在众议院表决之后的状况，不在此讨论范围内。

治理结构是第二个结构性制约。大马尼拉由17个独立的地方政府单位管辖，各单位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大马尼拉发展管理局成立于1995年，负责全都会范围内交通、卫生和减灾等服务的规划、协调与实施。其管理委员会为大马尼拉理事会，由各市镇的市长组成。批评者认为，该机构缺乏足够的监管权力和独立资金，也无法强制各城市之间的政策保持一致。只要个别市长不同意，任何全都会范围的项目都可能被否决。这些安排被认为导致了对洪水的应对迟缓，因为国家公共工程机构、大马尼拉发展管理局和地方单位之间的协调薄弱。是否以集中式的大都会政府取代现有模式，或是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目前仍有争论，尚无定论。

几个基本问题仍未解决。地面沉降的速率因地区而异，且尚未完全测绘，这限制了人们对沿海低地相对于海平面上升将下沉多少的估计。要量化该市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暴露，需要综合灾害数据、暴露数据，以及排水和住房的承载能力，而这些数据在整个都会区的可获得程度并不均衡。人口数字也取决于统计口径。2010年对都会区的一次统计显示居民为1180万，分布于16个城市和1个市镇；而后来的一篇评论则将其描述为人口超过1300万的特大城市。由于这些数字基于不同的边界和时间，不能直接比较，而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和住房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哪一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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