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

敦煌是中国西北部甘肃省最西部的一个县级市，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是河水滋养的绿洲与周边沙漠交汇之处。它于公元前111年建置为汉朝郡治，后来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是汉族、中亚诸民族、吐蕃人、回鹘人等多元族群的交汇之地。敦煌享誉世界，主要得益于城东南崖壁上开凿的佛教石窟群——莫高窟，以及其中一处洞窟所封存、后于1900年被重新发现的大批古代写本文献。

莫高窟遗址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洞窟中保存着历经约千年岁月创作的壁画与彩塑艺术，而封闭的藏经洞内藏有数万件涵盖多种语言的文献，年代主要集中在4世纪至11世纪。20世纪初，这些文献流散至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北京等地的收藏机构，催生了一门依托于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史和宗教学研究的专门学科——敦煌学。该遗址还引发了关于文物外流以及如何保护与共享文化遗产的深远思考。

本条目首先介绍敦煌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作为边陲郡县的早期历史；接着探讨敦煌在商贸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莫高窟的营建与艺术，以及唐朝衰落后的政权更迭；后续部分则涵盖藏经洞的封存与发现、藏品的外流、敦煌学的发展、遗址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保护体系下的保护工作，及其在现代文化生活中的地位。

地理与环境

敦煌是中国甘肃省最西端的一座城市，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河西走廊是一条连接中国内地与中亚的狭长绿洲带。该市紧邻新疆边界东侧，南接青海。其市区海拔约1140米，市政府驻地为沙州镇；“沙州”是该地的古称，意为“沙之城”。

该城是沙漠盆地中的一片绿洲。当地农田的存在，得益于高山河流的水流被引入低地，通过灌溉渠系流经田间，并由含水层补充供水。这里的景观反差鲜明：流水止步之处，绿色耕地便戛然而止，而周围的流域其余部分则极为干旱。因此，高山来水量的波动或地下水位的升降，都会直接影响整座聚落的生存。

城镇旁坐落着两处勾勒出当地典型风貌的地貌景观。月牙泉是一处形如弯月的小型水体，位于市中心以南约5至6公里处。其水面长宽约为100米乘25米，尽管四周黄沙环抱，千百年来却未曾干涸。20世纪期间，月牙泉水深持续下降；到1990年代初，面积已大幅萎缩；自2006年起，地方与中央政府开始实施人工补水。月牙泉依傍着鸣沙山，据文献记载，这是一处长约40公里、宽约20公里的沙丘山脉。关于其高度各方说法不一，有的记载平均高度约为100米，也有记录称相对高度约为250米。据说风吹沙动时沙丘会发出轰鸣之声，鸣沙山也由此得名。

干旱的气候与强风深刻塑造了这里的生活。风力不断驱使流沙位移，沙丘紧逼城镇边缘。同样的作用力也给东南部的崖壁带来了长期隐患。气候与风共同加剧了岩石的侵蚀，流沙也屡次掩埋或堵塞石窟的入口。例如在19世纪晚期，许多洞窟就已被流沙严重封堵，直至1900年才得以清理。

莫高窟开凿于鸣沙山东麓、市中心东南约25公里处质地相对松软的砂岩崖壁上。崖壁全长逾一公里，上下分为数层，石窟内部、壁画及木构建筑均直接暴露在当地的高温、干旱、潮气与风沙等自然条件之下。因此，洞窟的保存状况与当地气候以及岩体中的水分迁移密切相关。本文后续章节将对石窟的历史与保护进行更详尽的阐述。

名称与汉代边疆

中国中央王朝对敦煌的统治始于汉朝对河西走廊的开拓。史料一致记载，汉武帝在此设立了一批新的郡，其中敦煌是最西边的一个。不过，关于设郡的具体年代说法不一。传统记载多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的设立与公元前111年汉军击退匈奴和羌人联军的战役联系在一起。另有记载认为设郡时间在公元前121年匈奴降汉之后，而敦煌郡的设立时间有时也被考定为公元前104年稍后。这些前哨据点的设立兼具防御与后勤目的，意在抵御匈奴并控制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因此迁入了大量移民与戍军。在汉代早期，敦煌郡辖六县及玉门关、阳关两关，两关在行政上属于同一体系，标志着中原王朝在西部控制范围的边界。阳关在后世诗词中也极为著名，常被视作出塞离国的界标。

关于“敦煌”一名词源的争论由来已久，文献中存在多种说法。民间流传最广的解释将其与烽火台报警防备游牧部落侵袭联系起来。学者的训诂则更为多样：有人将“敦”字解作土堆、坟冢或烽燧，也有人将两字合解为“厚重光盛”（如“大而盛”）。中西方文字学家在字形上亦有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带火字旁的“燉煌”为正字，“敦”为俗写，亦有学者视火字旁者为正、不带偏旁者为异体。另一种观点则将其与早期伊朗语支词汇联系起来，因为托勒密约公元150年的《地理学指南》中称敦煌为 Throana，该词可能源自伊朗语的 Druvana。这些解释目前尚无定论。

敦煌的建制名称历经数次变更。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改易郡县名称，改敦煌为“敦德”。后在北周保定三年（563年），敦煌改称鸣沙县。隋大业三年（607年）复设敦煌郡，废鸣沙县并改回敦煌县。唐武德五年（622年）置西沙州，贞观七年（633年）改称沙州。“沙州”这一名称在此后近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为通行称谓。到了18世纪，清朝以主要城邑重新命名地方行政区划，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恢复设置敦煌县。

边疆的文字记录大量保存在出土的简牍中。1907年的考古发掘在敦煌西北部的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705枚简牍，其中在烽燧遗址出土的两封书信记录了边防戍卒生活的艰辛。此后对悬泉置遗址的发掘出土了更为丰富的材料，包含35,000余枚简牍，其纪年跨越218年，最早见于公元前111年，最晚至公元107年。悬泉置的简牍记录涵盖了汉代诸帝的在位编年、西域诸国使节的往来活动，以及汉、匈奴、羌等各族在河西的动向。这些文书共同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关于边疆军事补给、人员管理和行政制度的直接证据。

丝绸之路枢纽与跨文化交流

敦煌是丝绸之路汇缩为若干可行路线的要冲之一。穿越塔里木盆地和戈壁沙漠的商队经由南北两条支线抵达敦煌，并在该绿洲重新汇合。对自西方前来的商人而言，敦煌往往是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座商贸市镇。它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地理位置，使其自然成为商贾、使节、行伍、官吏以及朝圣者在东进或西行前休整、补给并接受通关查验的必经节点。

路线、商贾与经济

绿洲的商业命脉维系于远距离贸易。自汉代以来便持续西运的丝绸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而纸张等手工业品则在双向流动。在4至8世纪期间，来自撒马尔罕一带、操伊朗语支语言的粟特商人在此格外活跃。他们在沿线建立了聚落，其遗留的书信和商业文书勾勒出一张将敦煌绿洲与远方西方贸易伙伴紧密相连的网络。隋唐时期，绿洲的商贸达到了鼎盛，此时它既是商路上的中继驿站，也是一座区域性的商贸中心。商业往来使敦煌与周边政权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繁荣与否也随着各方对河西走廊及关隘要塞的政治控制而兴衰起伏。

佛教与宗教旅行

佛教义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沿着这些陆上路线传入中国的，而敦煌正是其扎根生长的绿洲聚落之一。寺院建立在当地灌溉绿洲附近，敦煌也成了行脚僧侣栖息与修持的场所。译经僧人和宗教旅行者在路线上往来穿梭：西行求法的汉地僧侣与携经东归的梵僧均途经此地，当地的宗教社群则协助传抄、流通和储藏佛经。宗教施主亦出资开凿并修饰洞窟礼拜堂，这些洞窟进而成为往来及本土僧侣礼拜、研习与留下题记记录的圣所。

语言与书写文化

现存的文献材料折射出曾在此过境或定居的人群的多样性。留存至今的文书与题记涵盖汉文、藏文、梵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西夏文，亦有少量希伯来文等其他语言的文本。汉文虽是最普遍的书写语言，但多种文字的并存表明抄工、商人和僧侣常跨越语言界限开展活动。部分文本是将印度佛教典籍译为汉文或藏文的译作，另一些则是双语对照文本，或记录了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商业与政务往来。这种多语言环境生动印证了该绿洲作为多个文化圈交汇节点的地位。

史料的局限性

敦煌作为一座国际化大都会枢纽的图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极端干燥环境下留存、随后散落各地的文献，因此不同语言文本的比例以及特定族群聚落的规模主要是推测估算的结果，而非精确统计。学者们在外商究竟是在此永久定居还是仅作为过客短暂停留这一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敦煌作为交汇中心的角色虽有确凿证据支持，但其具体规模以及特定外来族群在此存续的时间长短仍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莫高窟的营建与布局

始建年代与开凿缘起

传统文献将莫高窟的开凿年代定在公元366年。主要文献记载见于武周时期的《佛龛记》，其中记载僧人乐僔行至此地，忽见金光万道，状若千佛，遂在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另有文献给出了不同时间：唐代地方志《沙州图经》将开凿年份记为353年，两者差异至今尚无定论。千佛显圣的传说解释了该地俗称“千佛洞”的由来，但其最早营建阶段的实物证据尚不如文献记载那般明确。

莫高窟的营建经历了一个由渐进而加速的过程。随着更多僧侣云集，开窟造像日益频繁，常住僧团规模亦不断扩大。现存早期洞窟通常断代为北魏、西魏和北周时期，部分洞窟或可追溯至北凉。营建资金的施纳者群体十分广泛，涵盖僧侣首领、地方士绅、外邦显贵，乃至中原帝王；商人、军吏和民间邑社妇女也出资开凿了诸多较小型洞窟。莫高窟的营建活动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窟区在日常宗教礼拜中也承担起更广泛的公共职能；最后的洞窟开凿于元代。

规模与空间布局

莫高窟坐落于现代敦煌市东南约25公里处，依开阳山（鸣沙山东麓）南北长约1.6公里的崖壁营建而成。崖壁洞窟上下错落，最多处叠构达五层，窟门之间由栈道、走廊与石阶纵横相连，部分洞窟离地极高。

通常所称的492个洞窟主要指莫高窟南区，这里集中分布着绘有壁画和塑像的礼佛窟。北区另存约243个洞窟，主要用作僧侣与工匠的居住修行区。北区洞窟内设有土炕、烟道和灯龛，大多未绘壁画或彩塑。南北两区相加，莫高窟现存洞窟总数达735个左右，其平面布局清晰展现出礼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野。自五代、宋、西夏及元代起，下层诸多洞窟前加建了木构窟檐或殿堂，形成了“前殿后窟”的格局。现存有14座洞窟仍保留木构前室或走廊，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可追溯至唐代。

洞窟形制与建筑演变

莫高窟各窟因用途不同而形制各异。禅窟是在主室两侧开凿狭小耳房，供僧人个别静坐修禅；僧房窟供日常起居，平面形式无定则；仓廪窟用于储物，葬窟用于安葬，影窟则用以纪念高僧，窟内常供奉高僧生前真容或塑像；还有部分洞窟用于封存经卷及法器。

洞窟建筑形制随时代演变而发展。中心柱窟在窟室正中立起接顶的方形塔柱，四面开龛，体现了印度支提窟理念与中国传统建筑手法的交融。北魏与西魏时期的许多早期洞窟采用平面方形、覆斗顶并设正龛的形制。唐代出现了多室及多层复合窟；盛唐时期更开凿出高达30米以上的大佛窟，窟内造像为依石胎泥塑的弥勒坐像，佛像后侧与两侧开凿有供信众巡礼回向的绕行甬道。第130窟（即南大佛）内塑有高达27米的坐佛。唐代在规模与气魄上的全面提升，使莫高窟一跃成为中国规模最宏大的佛教艺术胜地之一。

壁画中的艺术、图像学与日常生活

壁画是莫高窟装饰中规模最为庞大的部分。各洞窟现存壁画约4.5万平方米，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佛教壁画艺术宝库之一。其题材紧扣佛教信仰的主流脉络。描绘佛陀前世修菩萨道行迹的本生故事画面出现在诸多洞窟中，其中第257窟著名的“九色鹿本生”便是广为人知的代表。表现净土宗净土胜境的图景同样占据显要地位。第220窟的西方净土变是其中年代最早、构图最繁复的作品之一；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剥除后世宋代重绘层时发现了墨书题记，据此确认该壁画绘于642年。画中在理想化的佛国胜景里描绘了药师佛、诸菩萨、青金石般湛蓝的七宝池以及翱翔飘拂的飞天。

除佛教经典外，壁画还广泛记录了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供养人画像是其中信息最为丰富的图像。出资营建的供养人多为当地名门望族，他们或跪或立于神圣造像身侧，其服饰、发型及官阶品级均有细致描绘。出行仪仗、营建与建筑场景，以及对服饰与日常活动的刻画，为判定各洞窟营建时期提供了佐证。人物形象的相对大小亦昭示着社会等级：西夏时期，成排的供养菩萨形象变得更加高大，常被置于甬道或墙面下方的显要位置。乐舞在这些图像记录中占据重要地位，画面中常绘有天宫乐伎、翩跹舞伎以及正在演奏的各类乐器。学者们常将这些图像作为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与中亚表演艺术史的珍贵史料。

彩塑与装饰纹样将莫高窟与更广阔的艺术网络联系在一起。泥塑彩绘往往刻画细腻，而在窟顶与佛龛间飘拂穿行的飞天，则是最具辨识度的艺术形象之一。飞天的身姿、衣褶与配饰体现了印度艺术的影响，而中亚与中原传统则塑造了空间布局、色彩与线条的处理方式。千百年来，这些外来影响不断被吸收与重塑，使单一洞窟往往能够融汇多种视觉艺术传统。

壁画的绘制工艺与材料技术本身也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绝大多数壁画采用干壁画技法绘制：在由泥土、麦草、芦苇和石灰调和制成的干燥地仗层上，涂敷混合了有机胶结材料的矿物颜料。画工通常分多层敷色与晕染。由于许多洞窟曾经历重绘——有时出自后继政权，有时出自不同画坊之手——文物保护人员得以据此辨析叠压重绘的先后层位，并复原早期的画面布局。对青金石等颜料以及地仗成分的分析，有助于历史学者探究原料演变、物资流通以及画坊作工技法的变迁。

历代政权与地方权力结构

781年，吐蕃帝国占领了敦煌；此前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军队被迫撤离河西走廊。这座当时被称为沙州的城镇归于吐蕃统治，当地的张、阴、索、阎等望族成员被委任要职。城中人口族群多元：汉人、吐蕃人、回鹘人、吐谷浑人和羌人杂居共处。吐蕃统治时期持续了约六十年。吐蕃的治理还改变了行政用语以及赞助开凿石窟艺术的模式，不过关于这一转变时期的存世记载详略不一。

848年，沙州汉人张议潮趁吐蕃内乱率众起义反抗驻军，迫使其撤出沙州。两年之内，他相继收复邻近的甘州、肃州和伊州，并逐渐光复河西十一州。851年，沙州使节抵达唐廷，唐宣宗设立归义军，以沙州为治所。张议潮被任命为节度使，其僚属曹义金则担任长史。由此建立的政权通称“归义军”，意指重新归顺唐朝。867年，张议潮奉诏入朝前往长安，此后未再返回。约872年，张议潮在长安去世，其侄张淮深在未获朝廷正式册封的情况下接掌政权。张氏世系后来被取代，节度使的权力转而依赖由地方官吏和武将构成的统治网络。

约自914年起，曹氏家族掌控了归义军政权，历经数代节度使承袭，统治长达一个多世纪。曹氏政权与周边势力（包括回鹘和于阗王国）维持往来，并资助莫高窟开凿新窟、绘制壁画。史料对曹氏统治何时终结记载不一：一种说法认为曹氏世系在1002年左右断绝；另一种说法则称西夏（党项）军队于1036年击败了曹氏势力。

关于党项人占领敦煌的具体年代，各方记载亦有分歧。有史料称其发生于1036年，当时邻近的甘州回鹘政权被并吞，沙州据传归降；一本面向旅游的史书则称沙州在1037年仍由回鹘人治理，至1068年才被党项人占领；而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本身于1038年正式称帝建国。1227年，蒙古灭亡西夏，有记述称蒙古军队攻占该城时大肆劫掠，使其遭受重创。在元朝统治下，该地区被纳入统一的中国版图。其后明朝对河西地区的管辖有所削弱：一些普及读物记述称，明朝于1403年将当地建置和人口内迁至嘉峪关以东，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片绿洲人口稀少。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在18世纪初重新确立了中央对该地区的管辖。清廷通过从内地调迁军民移民，鼓励汉人在此定居，从而重构了城镇的人口结构，强化了其汉语言文化特征。这些政策为当地长久以来频仍的政权更迭画上了句号，留下了多层次的人群与社区遗产；后世学者正是通过石窟与文书文献，才得以将这段历史逐一还原。

藏经洞的封闭与发现

洞室及其封闭年代

第17窟是一个小型耳洞，经由第16窟甬道内的一扇隐秘门道进入。它位于第16窟甬道南壁，高约3米，占地面积大约2.8平方米。其入口曾被一堵墙遮蔽，因此数百年来从主窟根本无法看到这间耳室。该窟的封闭年代主要依据洞内带有纪年的文书来推断。从文书上的记载日期来看，藏经洞封闭于11世纪初，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当地面临的潜在威胁。

封闭的原因至今仍存争议。一种被广泛引用的解释将其与1006年左右感知到的军事危机联系起来，认为封闭该洞室是为了保护其中的藏品免遭预期的军事威胁。另一种由伯希和于1908年提出的论证思路，则根据洞内没有西夏文文献以及存在北宋晚期文献的情况，将封闭时间定在1035年之前。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洞内放置的是破损的宗教典籍，以此作为替代销毁的一种恭敬处置方式。学者们尚未找到支持任何单一说法的决定性文献证据，正因缺乏确凿资料，学界提出了诸多假说。

王圆箓的发现

1900年，身为莫高窟看护人的道士王圆箓重新发现了这间洞室。在对如今的第16窟进行雕像、壁画和绘画的业余修缮过程中，王圆箓注意到一扇通往另一处洞窟的隐秘暗门，该洞后来被编为第17窟。关于开启的具体日期，各方史料记载略有出入，6月22日和6月25日均见于记载。他在窟内发现了堆积至窟顶的古代文书，其中部分文献的年代甚至可追溯至莫高窟开凿初期。关于藏品总数的估算各不相同，但据估计洞内藏品多达5万余件，且绝大部分为手抄本。这些文物包括纸本和绢本的绘画及印刷品，书写语言涵盖汉文、藏文、梵文和回鹘文等多种文字。

官方反应与1904年的重新封闭

王圆箓的发现并未促成对这批文物的有序抢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王圆箓曾携带部分文书呈送给多位官员察看，但官员们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到了1904年，甘肃布政使因顾虑文书运送成本过高而下令封存，王圆箓遂将藏经洞重新封闭。为了筹集修缮石窟所需的资金，王圆箓此前已开始将部分藏品赠送他人或变卖。自发现藏经洞起，王圆箓就通过赠送或出售藏品来提高外界关注并筹款维修莫高窟。他向省府官衙寻求保护文物的微薄资助未能如愿，洞内的珍藏依然面临散佚、流失和损毁的风险。

《金刚经》

在出土文物中，有一卷印制于868年的大乘佛教经典《金刚经》。其卷末题记表明，此卷为王玠为二亲（父母）祈福敬造，以供普遍流通。题记所记日期折合公历为868年5月11日。该卷轴采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经文雕刻于数块木版上，随后印在七张纸上并粘接成一幅长约16英尺的卷轴。由于纪年明确，该藏本被广泛称为世界上现存最早标有明确纪年的印刷书籍，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这一说法需要严谨表述：由于世上尚存其他更早的纸质印刷品，因此《金刚经》被视为最早标有明确纪年的完整印刷书籍，而非任何意义上的首件印刷实物。它之所以在印刷术史以及唐朝佛教书籍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正是在于其完整性与明确纪年的兼备。

流散与海外收藏

藏经洞文物的流失，主要是经由与其看守者道士王圆箓的私下交涉而达成的，并非正规的出口流程。<!-- -->代表英国及英属印度政府行动的匈牙利裔考古学家奥雷尔·斯坦因于1907年3月抵达莫高窟。各方记载均表明，王圆箓允许斯坦因带走选出的一批文书，以换取其对寺院的布施。这笔款项通常被记录为130英镑，据一项统计，该数额换取了约7000件完整卷轴和6000件残片，尽管其中多为《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的重复抄本。斯坦因所获文物的绝大部分被运往伦敦，入藏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由印度政府资助的前三次考察所获藏品，则大多送往新德里。

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搜集

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于1908年初到访莫高窟，他对洞内藏品的查阅远比斯坦因更为系统。伯希和挑选了一小批他认为最具价值的文献，并在1908年3月写于当地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这些发现。伯希和带走的这批文书现藏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1909年，他还携带部分样本前往北京展示，该展览引起了中国学界对洞窟内残余文献的关注。

其他探险队亦掠取了文物。包括大谷光瑞探险队在内的日本探险队带走了大量写本，俄罗斯和丹麦的探险队也搜集了更多藏品。大谷搜集的文物曾有数十年存放在大连的旅顺博物馆，这也是敦煌文献流散于日本、中国和西方各地格局的一部分。总体而言，这些流散的藏品如今分布在伦敦、巴黎、北京、圣彼得堡等地的机构，以及该地区的一些小型博物馆中。

中国的抢救与回归努力

中国的抢救行动始于学者群体。中国金石学者罗振玉得知洞内仍存有八千余件写卷后，主张必须尽快将其运往北京，否则可能彻底流失殆尽。在他的奔走呼吁下，清廷学部下令清点调运这批文物。1910年，官员傅宝书将莫高窟剩余的汉文写本运送至京师，但将藏文文书留在了敦煌。部分藏品在运抵学部后被官员李盛铎等人窃取。此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使各方对这批藏品的关注发生转移。运京的文书被保存在京师图书馆（后发展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傅宝书护送车队运来的8697号写本至今仍是该馆敦煌藏品的核心。

藏文文献并未得到同样的妥善保管。1919年被派往敦煌的一位政府官员报告称发现了94捆卷轴和11部梵夹本，这些文献随后被移出洞窟，其后续流转在海外鲜有详实记录。此后的数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在1949年后调拨或收购了散落于全国各地的文书并归还国家图书馆，部分文书现藏于敦煌市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以及兰州的甘肃省图书馆。

争议与各方立场

关于这些文物的流转，各方观点分歧显著。一种观点将其视作国家文化遗产的流失，部分中国学者与公众舆论尤其认为斯坦因等人巧取豪夺了无价瑰宝。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文物的转让征得了看守者的同意，所支付的报酬数额合适，且若留在洞窟内可能会损毁或遗失。20世纪40年代的部分中国评论对外国搜集者的表述颇为克制，并未出现后来普遍存在的谴责态度。

各国政府亦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政府尚未正式要求海外持有机构归还这批藏品，不过中国驻英大使馆官员曾于2003年表示这些文物终应回归敦煌。部分中国学者私下认为，藏品的分散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客观上促进了敦煌研究的发展。有关这批文物所有权及早期转移法律地位的争议，牵涉到尚未解决的主权问题以及文化财产国际法的管辖范围。与此同时，通过国际敦煌项目（IDP）等合作渠道，大部分散落的文献已被数字化，使全球学者无论身处何地均能查阅利用。

敦煌学与学术研究

敦煌学（有时亦称 Dunhuangology）是以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文书发现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学科领域。其研究范畴涵盖敦煌文书、石窟艺术、绿洲历史地理、藏品流散史以及敦煌学史本身。关于该术语何时诞生，学界说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该词创于20世纪20年代，其广泛流传则始于陈寅恪于1930年为陈垣所著《敦煌劫余录》撰写的序言；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该词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才在日本和中国普遍使用的。不过两种说法均认同，此后该领域的研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文献文本本身。

第一代敦煌学者来自中国、日本和欧洲，他们的工作奠定了该学科的基本框架。在中国，罗振玉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909年见到这批文书后，倾注了三十余年时间进行整理与出版，并于1910年协助将残余的大部分汉文文书运往北京，这批文书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门生王国维亦致力于这批资料的研究，并曾在伦敦手抄被奥雷尔·斯坦因带走的《切韵》残卷。学者们还曾汇聚于伯希和在北京的住所，抄录、拍摄文书并作笔记。由于罗振玉刊印本的诸多重印本与影印本在流传时往往出版年代不详，这些版本本身的版本学史也成为了一个研究课题。

敦煌藏品的语种异常丰富，不仅包含汉文及多种其他语言的佛经，还有吐蕃行政与文学文书，以及回鹘语、粟特语、于阗语、梵语、吐火罗语等文书材料，使其成为研究多语现象与语言学的重要宝库。变文、通俗故事和蒙书等汉文俗文学与白话材料，极大地促进了对文学以及早期汉语白话书写的研究。涉及数学、医学、历法和天文学的非宗教文献，则展示了实用知识在边疆地区的传播与流通。

对这些材料的研究深刻改变了多个领域。藏文文献改写了学界对甘肃吐蕃统治时期的认识，尤其是在行政管理、语言使用与地方社会方面。白话文本改变了关于中国中世通俗文学如何创作与传抄的叙事。与吐鲁番、居延等西北其他遗址的比较研究，则将敦煌置于中国与中亚交流互动的更宏大图景之中。

由于文书分藏于各家机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编目工作，近年来更是得益于数字化手段。留在敦煌的藏文残卷现藏于该地区的数家博物馆与图书馆中，汉文材料则主要集中在北京，其余大部分流散海外。数字化复原与共享联合目录使研究人员能够将原本物理分离的残片缀合拼对，并在虚拟空间中将流散各处的同一文书重新合璧。这些工作促进了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尽管有关藏品原本的存放秩序与语境的诸多疑问仍悬而未决。

文物保护、敦煌研究院与世界遗产地位

莫高窟保护工作的核心机构是敦煌研究院。该机构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初：在于右任等人的倡议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4年1月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画家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研究所最初的工作以实用性任务为主，包括清除洞窟内积沙、修复壁画以及加固崖体。历史学家常将此举视为莫高窟长达约四个世纪疏于管理、屡遭破坏和盗掠历史的终结。1949年后该机构被接管，并于1950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后于1984年改为现名。此后，其职责范围已从洞窟保护拓展至学术研究、壁画临摹和公共展示。

法律层面的保护也同步推进。国务院于1961年将莫高窟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其纳入国家文物法规的保护范围。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为引进国际专业技术开辟了渠道。自1989年起，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便与敦煌研究院展开合作，涵盖结构加固、壁画病害防治与数字化记录等领域；莫高窟也成为践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典范，该准则在关注实体结构的同时，亦兼顾本土传统与环境特征。2010年在巴西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莫高窟被誉为有效保护和可持续旅游管理的典范。早期的国际援助规模相对有限；例如1993年批准的援助金额共计约4万美元。

莫高窟面临的威胁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环境威胁。自古以来，风沙、水体渗漏和地质不稳定便一直侵蚀着这片位于戈壁边缘的崖体。降雨与湿度也逐渐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在2019年考察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向专家询问敦煌降雨是否有所增加，因为潮气（尤其在夏季）会加速脆弱泥质地仗层和颜料的劣化。第二类是人为威胁。游客的呼吸和体温会使洞窟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湿度上升，从而可能导致泥质地仗上的颜料剥落、促使盐分结晶（起霜）并滋生微生物。底层岩体迁移而出的盐分持续损害壁画，香烛产生的烟熏也已侵入部分壁画内部。早期的干预措施同样带来了一些后遗症：20世纪60年代为加固受侵蚀崖体而修建的混凝土外立面，后来被判定并不适宜，有关方面已建议将其拆除。

管理应对措施将参观客流控制与技术保护手段相结合。游客需提前预约，通常以团队导览形式参观一组精选洞窟，且洞内禁止拍照。各资料来源中关于每日游客接待上限的记载不尽相同，有称上限为每天3000人次，亦有称每天6000人次，因此具体规定应以官方现行信息为准。数座曾对公众开放的洞窟现已退出常规参观路线，其窟内景观则通过景区现场展示中心内的数字化复制品呈现。在技术层面，研究院研发了脱盐技术；据记载，文保人员曾历时七年应用这些技术对第85窟进行了修复。相关技术成果已被纳入国家文物保护行业规范。

数字化记录已成为减少与洞窟实体接触的主要手段之一。“数字敦煌”项目由樊锦诗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关于该工程全面启动的时间各信源记载不一，有指向2003年，也有指向2006年专门设立数字中心之时。截至2022年底，有关完成数字化记录的洞窟总数各方数据存在出入，有记载为278个，亦有记载为289个。项目已制作完成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2016年上线的网络资源库最初提供了30个洞窟的高清图像与全景漫游，并于2017年增加了英文界面。据报道，截至2022年，该平台已吸引来自12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亿人次访问。数字化档案还使研究人员无需让壁画暴露于额外的潮气中，即可对洞窟内部展开细致研究。

文化遗产与现代反响

敦煌已成为丝绸之路最具辨识度的象征之一。在2025年的一次博览会上，泰国文化部常务秘书巴索·良恩根（Prasop Riangngoen）将这座城镇描述为文明交汇、思想交融和不同艺术相互借鉴之地，并表示敦煌是丝绸之路的象征。这种意象也走进了影视与舞台艺术。1988年的日本电影《敦煌》以莫高窟文书宝藏为剧情核心，在第12届日本电影学院奖颁奖礼上斩获最佳影片奖。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官方出于文化和对外交流目的资助了一系列以丝路旅程为主题的舞剧，其中1979年的作品《丝路花雨》此后已赴4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

对敦煌主题的再创作如今同时反哺着文化生产与旅游业。舞台剧《敦煌古乐》在旺季每天上演多场，其中一名来自格鲁吉亚的舞蹈演员将莫高窟壁画上描绘的古代中亚旋转舞蹈动作改编后搬上舞台。壁画图案也已成为中国设计的共通视觉语汇，并日益受到国际认可。当代艺术家继续从佛教图像学和石窟壁画技法中汲取灵感，且往往借助新媒体进行重新诠释，而非单纯照搬临摹。

遗产教育则以另一种方式利用敦煌。该遗址常被用作藏品如何维护及其归属权所在的教学案例。藏经洞是一个尤为适用的范例，因为早期的文物流出至今仍存争议：这段历史在中国仍是争论的焦点，当年购买行为的伦理正当性也依然存在分歧。教材通常将奥雷尔·斯坦因确实出资购买了写本文书这一法律事实，与该交易是在不平等条件下达成的批评意见并置，进而引导学生权衡双方论点。

文物返还则是这笔遗产中最具政治色彩的部分。中国政府已呼吁归还这批文物，部分资料也通过民间途径回归，包括1997年一位日本商人归还的八卷文书。双方的核心立场可概括如下：中国政府及许多中国学者将文物流失视为应当予以纠正的历史错误，认为写本文书理应归还原属地；而伦敦、巴黎等地的收藏机构普遍辩称，这些文物在当时系合法获取，不仅得到了妥善保护，还面向研究人员公开。他们指出，正是这些藏品使伦敦乃至全世界的学者得以研究丝绸之路丰富的文化交流。国际文化遗产法在主权归属、历史交易的法律地位以及保护文化财产的义务等方面将上述论点置于相互对立的境地，却未提供足以解决争端的既定规则。

该遗址如今的超高人气也带来了独特的保护难题。年游客接待量激增，从2013年的78万人次增长至2023年的256万人次。监测研究已将开放洞窟内的湿度与进窟人数联系起来，指出开放洞窟内的相对湿度与游客人次密切相关，并在降雨期间骤增。管理部门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每日限流、提前预约以及组团导览参观。任何时候都仅轮流开放部分洞窟，以使各个洞窟面对的游客量有所减少。因此，在公众开放与壁画实体保存之间寻求平衡，依然是一个需要持续面对的管理课题，而非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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