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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第一次世界大战)

协约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抗同盟国的国家与帝国联盟,并对战后和平安排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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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是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与同盟国作战的国家和帝国。其最初的核心成员包括法国、俄罗斯帝国和英国,三国在战前形成的外交联合被称为三国协约。1914年,塞尔维亚、比利时、黑山和日本也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此后,这一联盟逐步扩大,意大利、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美国、中国、巴西及其他国家相继加入,但各国的军事参与程度及其与联盟的正式关系差异很大。

协约国并非依据共同章程成立的统一组织,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联盟,依靠相互交织的条约、战时协议、金融关系,以及对德国及其伙伴的共同反对维系在一起。1917年俄国革命后退出战争,而美国于同年参战,显著改变了联盟的构成。和平条约中广泛使用的**“协约及参战各国”**这一称谓,正是为了涵盖美国及其他参战国的特殊地位。

协约国的胜利有赖于陆上军队、海上力量、全球资源、工业生产与日益协调的战略之间的相互配合。然而,同属一个联盟的各国,在领土、帝国利益、民族独立及战后国际秩序等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这些分歧既影响了战争的进行,也影响了1918年各项停战协定签订后经谈判达成的和平安排。

欧洲联盟体系中的起源

这一联盟源于战前外交关系的重新调整,而非某一项单独的创始协定。1891至1894年间谈判形成的法俄同盟,将法国防范德国的安全需求与俄国对德国及奥匈帝国的忧虑联系起来。其军事安排设想,双方在欧洲爆发重大冲突时采取协调行动。法国还成为俄国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及贷款的重要来源,使两国关系在战略目标之外又有了经济基础。

英国与法国的关系缓和则采取了不同形式。**1904年《英法协约》**解决了若干殖民争端,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在埃及的主导地位和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它起初并不是一项全面的共同防御条约。1907年《英俄协约》同样旨在处理帝国间的竞争,尤其是在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竞争。这些协定共同促成了被称为“三国协约”的外交格局,但英国并未因此承诺,只要法俄卷入战争就必定参战。不过,此后的军事磋商与海军安排仍加强了实际合作,也提高了各方对彼此支援的期待。

1914年的七月危机将这些相互交织的关系转变为战时联盟。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后,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为维护其在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地位及与塞尔维亚的关系而进行动员。德国于8月1日向俄国宣战,8月3日向法国宣战。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成为促使英国于8月4日参战的重要因素。1839年《伦敦条约》所保障的比利时中立地位,是英国公开提出的参战理由的核心;此外,英国也更广泛地关切欧洲均势与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安全。

这些事件并非只是让两个针锋相对的联盟集团机械地履行既有承诺。意大利虽然在战前与德国、奥匈帝国同属三国同盟,却在1914年保持中立,理由是当时的情形不适用同盟规定的防御义务。相反,比利时成为协约国一方的交战国,是因为遭到入侵,而非因为它原本属于协约体系。塞尔维亚与俄国的关系也不同于正式的法俄同盟。因此,这一联盟既包括条约伙伴,也包括遭入侵的中立国,以及在危机期间由本国政府独立作出战略决策而参战的国家。1914年9月5日,英、法、俄三国约定不单独媾和,进一步巩固了战时合作关系。

成员、参战与协同参战国地位

这一联盟并非通过统一的加入程序扩大成员范围,而是随着各国分别宣战而逐步壮大。日本依托英日同盟,于1914年8月23日对德国宣战,并进攻德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据点。同年晚些时候,奥斯曼帝国加入了敌对阵营。意大利在与双方阵营谈判后,于1915年5月23日对奥匈帝国宣战,但直到1916年8月才对德国宣战。保加利亚于1915年加入同盟国阵营,进一步扩大了巴尔干地区的冲突。

葡萄牙应英国要求扣押德国商船后,德国向其宣战,葡萄牙由此于1916年3月成为交战国。罗马尼亚为获取有大量罗马尼亚人居住的领土,于1916年8月对奥匈帝国宣战。希腊的参战进程则因国王康斯坦丁一世与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之间的“民族分裂”而变得复杂。在重新统一的希腊国家于1917年6月正式参战之前,韦尼泽洛斯一派的临时政府已开始支持协约国。

美国于1917年4月6日参战,为协约国阵营增添了一个刻意保持外交独立的重要参与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将美国称为协同参战国,而不愿使美国受协约国所有既有条约和领土承诺的约束。这一区别并未妨碍双方在军事、海军和财政方面开展广泛合作。不过,这一定位也表明,美国政府声称自己追求的是其自行宣布的战争目标,并拒绝承认欧洲联盟的秘密协定对美国自动具有约束力。

其他国家的参与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开展了大规模军事行动,有的虽已宣战,却很少直接参战。中国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中国劳工为协约国的后勤保障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法国。暹罗于1917年7月参战,并派出了一支远征队。巴西于1917年10月对德国宣战,提供了海军和医疗援助。古巴、巴拿马、利比里亚及其他几个国家也加入了对德战争。

大英帝国的存在,使协约国国家数量难以简单统计。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纽芬兰、南非和印度是在帝国的宪制框架内参战的,并非一组拥有同等外交权限的完全独立国家。它们各自作出的军事贡献,以及其中若干地区在和会上获得的代表席位,使其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受到关注。因此,必须区分联盟成员身份、战场参与、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和和会代表资格:这些范畴虽有重叠,却不能混为一谈。

战争目标与内部政治分歧

协约国有着击败敌人的共同近期目标,却对战后和平秩序没有统一的构想。法国谋求收复1871年被德国吞并的阿尔萨斯—洛林,并获得防止德国再次入侵的安全保障。英国谋求恢复比利时的独立,阻止德国称霸欧洲大陆,同时保护海上交通线和帝国利益。俄国则力图扩大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并通过1915年的《君士坦丁堡协定》,使协约国伙伴同意:若战争获胜,俄国将获得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

领土交易有助于吸引并留住盟友。1915年4月签订的秘密**《伦敦条约》**承诺让意大利获得大片领土,包括特伦蒂诺、南蒂罗尔、的里雅斯特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部分地区。协约国承认罗马尼亚对奥匈帝国境内一些领土、尤其是特兰西瓦尼亚的要求后,罗马尼亚于1916年参战。这类协议反映了一种讨价还价的过程:以预期的军事贡献,换取对领土诉求的支持。这些协议也造成了盟友之间的冲突,以及所承诺的疆界与当地居民意愿之间的矛盾。

协约国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规划暴露出尤为复杂的矛盾。**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设想在奥斯曼帝国的部分阿拉伯行省划定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与控制区,相关安排也涉及俄国。英国与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的往来书信讨论了阿拉伯独立问题,却未能明确解决领土范围上的争议。1917年11月的《贝尔福宣言》表示,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同时规定应保护当地现有非犹太社群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这些承诺各不相同,面向不同的交涉对象,其含义和影响日益引发争议。

这一联盟成员的政治制度同样各不相同。实行议会制的英国和实行共和制的法国,直到1917年都与专制的俄国并肩作战。因此,战时关于捍卫自由的宣称,并不意味着这完全是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日益受到重视的民族自决原则,也未能一贯适用于殖民地民众。民族主义运动在削弱敌方帝国时可能得到支持,但在挑战协约国的帝国时则会受到压制。

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公布了“十四点原则”,提出了一项得到广泛宣传的美国方案,强调更公开的外交、领土调整、限制军备以及建立普遍性的国际联合组织。这一方案成为与德国谈判的重要基础,却并未消除协约国先前作出的承诺。围绕海洋自由、赔款、殖民地要求和安全安排的分歧,一直延续到和平会议期间。

联盟战略与军事协调

战争初期,协约国各国通过各自的国家指挥体系作战。法国统帅约瑟夫·霞飞、英国统帅约翰·弗伦奇爵士以及俄国各指挥官,均向本国的政治和军事当局负责。地理条件使协调尤为困难:俄国与西方盟国之间隔着敌方领土,而奥斯曼帝国对海峡的控制又限制了进入黑海的通道。通信、运输能力、动员时间安排以及军事学说的差异,都制约了同步行动的可能性。

在西线,1914年9月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遏制了德军向巴黎的推进。此后的作战形成了一条从北海延伸至瑞士、设防严密的连续战线。堑壕战意味着,协同作战不只是选定进攻日期,还必须集结足够的火炮、弹药、训练有素的后备部队和运输力量,以维持攻势。俄军的进攻能够牵制德军,迫使其向东调兵,但这种压力何时发挥作用、能产生多大战略效果,取决于俄国的能力以及同盟国自身的决策。

协约国通过召开盟国间会议,试图加强行动协调。1915年12月,各国军事代表在尚蒂伊同意了于1916年协同发动攻势的原则。然而,实际战局打乱了这些计划。德国于2月进攻凡尔登,迫使法国投入大量兵力进行防御;7月开始的索姆河攻势中,英国承担的任务则比最初设想的更重。俄国于6月发动的勃鲁西洛夫攻势使奥匈帝国损失惨重,并迫使敌方向东线增援。这些行动既表明多条战线同时施压可能带来重大价值,也显示出按共同时间表实施作战的困难。

各国政治领导人对于在哪个战场能够取得决定性成果,也存在分歧。一些人强调西线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主张经东地中海或巴尔干半岛发动进攻。1915年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作战,目标包括削弱奥斯曼帝国、改善与俄国的交通联络等。远征部队未能强行突破海峡,最终撤离。1915年开辟的萨洛尼卡战线多年来牵制了敌方兵力,最终在1918年为击败保加利亚作出了贡献。

在经历多次危机之后,协约国才建立起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机构。意大利在卡波雷托战败后,协约国于1917年11月成立了最高战争委员会,以加强战略磋商。1918年德国发动春季攻势期间,斐迪南·福煦受命负责协调协约国在西线的军事行动,随后又获授更广泛的权力,担任该战区总司令。不过,各国军队仍保留各自的行政管理体系,并向本国政治当局负责。美军统帅约翰·J·潘兴同样反对将美军部队永久分散编入英法两国军队,尽管应急安排曾暂时提高了美军与英法军队的整合程度。

帝国的参战与全球战场

协约国的战争动员远不限于欧洲各国的军队。英法两大帝国提供了军队、劳工、粮食、原材料、港口和运输网络。印度为战时服役提供的军人和劳工远超一百万人,印度部队先在法国和比利时作战,随后又以更大规模投入美索不达米亚、东非、埃及和巴勒斯坦战场。法国则从北非、西非、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调遣军队。这些人员的经历因征募制度、军事职责、种族等级以及服役战场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

英国各自治领以各自的部队建制作出了重大贡献。加拿大军队参加了索姆河战役、维米岭战役以及1918年的最后几次攻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先在加里波利作战,随后转战西线和中东。南非军队则在德属西南非、东非和欧洲作战。这些战役在若干国家对这场战争的公众纪念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不过,后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有时淡化了这些部队当时所隶属的帝国指挥体系。

日本的主要军事行动以德国的海外据点为目标。1914年11月,日英军队攻占中国青岛;与此同时,日本占领了太平洋赤道以北由德国控制的岛屿。日本海军还为航运提供护航,并从1917年起在地中海执行此类任务。协约国在其他地区的行动则导致德属萨摩亚、德属新几内亚、多哥兰、喀麦隆和德属西南非被占领。德国在东非的抵抗一直持续到欧洲停战之后,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

对奥斯曼帝国作战的各条战线,将帝国战略与地方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英国主导的军队于1916年4月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库特遭遇重大挫败,但于1917年3月攻占巴格达。在巴勒斯坦,埃德蒙·艾伦比指挥的部队于1917年12月进入耶路撒冷,并于1918年9月在米吉多取得决定性胜利。1916年,在谢里夫侯赛因领导下爆发的阿拉伯起义,协助了在汉志及更北地区打击奥斯曼交通通信体系及其统治的行动。阿拉伯领导人追求的政治目标,与英国或法国的计划并不完全一致。

协约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争行动,很大程度上依靠并未充当战斗士兵的人员。中国劳工在西线后方修筑道路、装卸物资,并承担其他不可或缺的工作。在铁路和机动车运输不足的地区,非洲搬运工支撑着各场战役的进行。征募方式既有自愿应征,也有经济压力和强制手段,具体做法因殖民地和时期而异。疾病、疲惫、粮食短缺以及农业生产遭到破坏,造成了广泛的苦难,仅凭战场伤亡总数无法充分反映。

工业、金融、海权与经济战

协约国能否支撑长期战争,取决于能否将经济资源转化为可用的军事力量。英国和法国拥有发达的工业体系,其殖民帝国和海外贸易关系则提供了粮食、燃料、金属及其他物资。俄国人口众多,生产资源丰富,但在运输、工业产能和行政协调方面面临严重制约。美国在参战前就已成为至关重要的物资供应国,参战后更成为信贷和工业产品的重要来源。

英国的海上力量既有助于将这些资源联系起来,也限制了敌方能够获取的资源。英国皇家海军保护海上交通线,并对德国实施日益全面的封锁。通过控制航运、检查货物、向中立国贸易施压,以及限制被列为战时禁运品的货物流通,德国获取海外物资的渠道逐渐收窄。封锁不仅依靠军舰,也通过商业和外交手段实施。封锁的实施引发了有关中立国权利和国际法的争议,同时与德国国内分配失灵及其他战时因素一道,造成德国平民物资严重短缺。

德国的潜艇战威胁着协约国赖以维系的这套海上运输体系。1917年开始实施的无限制潜艇战造成商船重大损失,也是德美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英国于同年扩大护航制度,将商船编组,置于海军保护之下。护航舰艇、组织改进、航线调整、船舶建造以及其他反潜措施,有助于减轻这一威胁。护航并未消除损失,却使跨大西洋的持续增援和补给更有保障。

金融是联盟成员相互依赖的另一个方面。英国向盟国提供大量信贷,并从海外采购大批物资。法国在国内筹借资金,同时越来越依赖外部支持。美国参战后,美国政府贷款帮助维持协约国的采购,并缓解了此前融资安排所承受的压力。然而,获得信贷并不能自动解决短缺问题:航运能力、港口拥堵、铁路分拨,以及对煤炭和钢铁的相互竞争的需求,始终构成制约。高效的物流将资金资源转化为实际的持续作战能力。

各国政府广泛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通过新建工厂、国家监管、劳资协议以及增加女性产业工人的雇用,军需品生产得以扩大。配给制和各类管制措施试图对稀缺的粮食及物资进行分配。宣传鼓励民众参军、认购公债、投身工业生产,并继续支持战争;审查制度则限制军事信息和某些异议言论的传播。包括1917年末成立的协约国海运委员会在内的盟国间机构,力求更有效地分配稀缺的运力。这些安排使经济协调日趋系统化,但并未形成统一的协约国经济管理当局。

1917年联盟的转变

1917年对联盟战略平衡的改变,比此前任何一年都更为深刻。在俄国,二月革命——按公历发生于三月——终结了君主制。临时政府起初仍继续作战,但在土地、粮食、政治权力以及士兵诉求等问题上,面临日益激化的冲突。夏季攻势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政府的地位。俄国的困境不仅源于战场损失,也源于运输系统瘫痪、通货膨胀、物资短缺,以及日益加深的国家权威危机。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这场革命按公历发生于十一月。新政府致力于结束俄国的参战状态,并于1917年12月与同盟国达成停战协议。1918年3月3日签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迫使苏维埃俄国在领土和经济方面作出广泛让步。这一和约使东线战事不再是德国眼前的主要军事负担,德国因而得以将大量部队调往西线,不过占领任务仍牵制着一部分兵力。

美国参战在长期上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威胁到美国船舶及人员的安全,而齐默尔曼电报的公布则加剧了美国对德国政策的敌意。美国国会于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并于同年12月对奥匈帝国宣战。美国并未向所有同盟国成员宣战。美国最初在财政、航运、物资供应及海军协作方面的贡献尤为重要;组建和部署一支大规模陆军则需要更长时间。

因此,美国的兵力无法立即取代俄军对德国施加的军事压力。1917年5月的《选择性兵役法》为征兵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新兵仍需要训练、装备、军官和运输保障。截至停战时,抵达欧洲的美军人员最终超过两百万。然而,在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协约国指挥官制订计划时,都必须考虑俄国局势恶化与美军形成决定性兵力之间的这段空档。这一时间差也是促使德国决定于1918年春季在西线寻求重大胜利的因素之一。

其他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不确定性。尼维尔攻势失败后,法军中出现了大范围的集体违纪行为,不过多数涉事士兵仍继续坚守防御阵地。菲利普·贝当在采取纪律措施的同时,也改善了休假、休整和服役条件。意大利于10月在卡波雷托战败,被迫撤退至皮亚韦河,并得到英法两国增援。希腊全面参战和巴西宣战扩大了联盟,但联盟能否维系,与其说取决于成员数量,不如说取决于能否保持主要成员国军队及国内后方的凝聚力。

胜利与1918年的停战协定

德国于1918年3月21日发动春季攻势,趁美军尚未完成大规模部署之际,投入从东线调来的兵力。这些进攻夺取了大片领土,给对手造成了惨重损失,却未能摧毁英法两国的军队,也未能在战略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德军各部伤亡惨重,随着部队向饱受战火蹂躏的地区推进,补给困难日益加剧,经验丰富的官兵也在攻势中消耗殆尽。协约国的预备队、更有效的协同以及不断壮大的美军力量,帮助稳定了战线。

7月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标志着德国在西线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的失败。随后,协约国发起反攻,开始持续向德军施压。8月8日打响的亚眠战役,将步兵、炮兵、坦克和飞机结合起来,发动了强有力的突击。在规模更大的百日攻势中,英国及其帝国部队、法国、美国、比利时和其他协约国军队在不同地段发起进攻。美军主导的默兹—阿尔贡攻势于9月26日开始,其他军队也在多处突破了德军的防御体系。

胜利并非仅在一条战线上取得。9月,协约国从萨洛尼卡发动的攻势击溃了保加利亚的抵抗;保加利亚于9月29日签署《萨洛尼卡停战协定》。英国主导的部队在巴勒斯坦取得胜利,并向大马士革推进,促使奥斯曼政府决定于10月30日签署《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在意大利,维托里奥·威尼托战役进行之际,奥匈帝国在政治上也正加速瓦解。《朱斯蒂别墅停战协定》于11月3日签署,次日生效。

德国军事领导人认识到战争已无取胜可能,德国因而寻求停战。谈判进行之时,帝国政治权威正在崩溃,海军发生兵变,革命爆发,德皇威廉二世退位。11月11日在贡比涅签署的停战协定于当天上午11时生效。协定要求德国撤出被占领土,允许协约国占领莱茵河以西的指定地区及东岸的若干桥头堡,并交出大量军事装备或将其交由扣押。这份协定结束了对德作战,但其本身并非和平条约。

协约国的胜利不能归功于任何一个国家的贡献或某一种武器。海上通道、工业生产、信贷、人力以及战场作战方法的改进共同发挥了作用。同盟国日积月累的损失和内部弱点也同样重要。停战协定也没有立即终结原战区各地的暴力冲突:帝国崩溃、内战、边界冲突以及协约国的干预仍在继续。对于获胜的协约国而言,眼前的任务已从协调作战转向执行停战条款,并在利益已开始分化的各伙伴之间协商战后安排。

和平安排与联盟的解体

1919年1月开幕的巴黎和会(1919–1920),将战时的优势地位转化为一套影响力分配不均的外交体系。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被确认为主要协约及参战国。有关中欧的和平安排,大部分由威尔逊、乔治·克列孟梭、戴维·劳合·乔治和维托里奥·奥兰多谈判决定,四人通常被称为“四人会议”。协约国中的小国虽然提出了各自的诉求,也参与了各委员会的工作,却无法平等地参与主要决策。俄国没有参加和会的主要审议。

1919年6月28日与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对德国施加军事限制,规定其赔款义务,并通过委任统治制度重新分配德国的殖民地。其他和约则针对战败的各帝国及其继承国家:1919年与奥地利签订《圣日耳曼条约》、与保加利亚签订《纳伊条约》,1920年与匈牙利签订《特里亚农条约》、与奥斯曼政府签订《色佛尔条约》。土耳其独立战争后,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和平安排于1923年被《洛桑条约》取代。因此,和平的确立是一连串谈判与冲突的结果,而非一次性达成的全面安排。

各种争端暴露了战时团结的局限。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地区的要求,与南斯拉夫人的诉求及威尔逊的立场相冲突。中国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因为和约将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而非直接归还中国;这一问题是五四运动的核心议题。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条款未被纳入《国际联盟盟约》。殖民地人民的请愿与独立诉求,得到的认可远少于欧洲许多民族的诉求。

国际联盟体现了一种尝试:以持续运作的集体安全与国际合作框架,取代临时性的联盟协调机制。《国际联盟盟约》是和平安排的组成部分,国际联盟于1920年开始运作。美国参议院未同意批准《凡尔赛条约》,美国也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而是在1921年分别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签订了单独的和约。美国未加入国际联盟,使谈判期间设想的制度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

协约国并未成为永久性的军事同盟。占领安排、赔款机构、协约国之间的债务以及围绕条约执行的争端,延续了各国的合作,却也造成了摩擦。英国各自治领和印度分别在和约上签字,并参与国际联盟,反映出它们在国际代表权方面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宪制地位相同。战时有关中东的承诺,后来演变为委任统治制度和备受争议的领土安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是后来在不同背景下形成的联盟;意大利和日本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站在了对立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