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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国

同盟国是由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组成的战时联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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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由德国和奥匈帝国主导的联盟,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随后加入。其对手是协约国,主要成员包括法国、俄国、大英帝国、意大利,以及1917年参战的美国。同盟国的英文名称意为“中央列强”,主要指德国和奥匈帝国位于欧洲中部,处在东西两面的主要敌国之间,并不意味着所有成员国都位于同一个地理中心。

同盟国既不是一个统一国家,也不是由一份全面的创始协定建立起来的联盟。它是在战前条约和战时各项单独承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各成员国保留着各自的政府、军事体制和领土野心。德国提供的工业和军事资源最多,但其盟友追求的目标有时与德国优先考虑的事项大相径庭。从比利时、波兰到高加索、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尔干半岛,各地战事的进程都受到同盟国合作的影响。

同盟国取得过重大胜利,包括1915年击败塞尔维亚、1916年使罗马尼亚在军事上溃败,以及促成俄国于1917—1918年退出战争。然而,旷日持久的战争、海上封锁、物资短缺、军事损失,以及对手日益充裕的资源,逐渐削弱了同盟国继续作战的能力。1918年的战败终结了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秩序,并深刻改变了欧洲和中东的领土格局。

战前联盟体系中的起源

同盟国源于1914年以前数十年间形成的欧洲外交体系。1879年10月7日,德国与奥匈帝国缔结了德奥同盟,这是一项主要针对俄国潜在进攻的防御协定。双方承诺,一旦一方遭到俄国进攻,另一方将提供军事援助;若一方与其他强国交战,另一方则应保持善意中立,除非俄国支持其对手。对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而言,这项协定有助于保障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的安全。对哈布斯堡王朝而言,在其与俄国因东南欧问题而关系日趋紧张之际,这项协定为其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伙伴。

1882年,意大利与德国、奥匈帝国结成三国同盟。这一安排是战时同盟国的重要前身,但两者并不相同。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围绕意大利语地区的领土归属和亚得里亚海的影响力展开争夺,削弱了双方的伙伴关系。1914年战争爆发时,意大利政府宣布中立,理由是同盟条约规定的防御义务并不要求其参与由奥匈帝国挑起的冲突。意大利最终于1915年5月加入对奥匈帝国的战争,并于1916年8月对德国宣战。

罗马尼亚也于1883年与奥匈帝国建立了秘密同盟关系,并得到德国支持,但在1914年仍保持中立。罗马尼亚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抱有领土诉求,与这一同盟关系相冲突。1916年8月,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这些事例说明,不能仅凭战前的外交结盟关系,就断定各国在战时的阵营归属。

与之对立的阵营则逐步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的法俄同盟、1904年的英法《友好协约》以及1907年的英俄协定。这些安排所规定的法律义务和军事承诺各不相同,但仍加深了德国对遭到战略包围的担忧,使其预期一旦欧洲大陆爆发大战,就可能需要同时与法国和俄国作战。与此同时,奥匈帝国日益将塞尔维亚的扩张和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视为对其多民族帝国的威胁。

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使这些紧张关系演变为一场国际危机。7月初,德国给予奥匈帝国强力支持,通常被称为“空白支票”。维也纳政府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并于7月28日宣战。俄国的军事动员、德国对俄国和法国宣战,以及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使冲突进一步扩大。英国于8月4日对德国宣战。同盟义务固然重要,但各国政府的决策、军事行动时间表,以及对战略机遇窗口即将迅速关闭的判断,也都是推动局势升级的关键因素。

成员及联盟的扩大

德国与奥匈帝国参战时已是盟友,而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的加入则各有其考量。四国均为君主制国家,但制度差异很大。德国是由德皇威廉二世统治的联邦制帝国。奥匈帝国实行二元君主制,奥地利与匈牙利两部分共奉一位君主,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并拥有共同的武装力量,同时各自保留独立的政府。奥斯曼帝国仍以苏丹为君主,但国家大政日益由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领导人掌控。保加利亚则是斐迪南一世统治下的王国。

奥斯曼政府于1914年8月2日与德国签订秘密同盟条约。其领导人希望借此抵御俄国的威胁、摆脱外交孤立,并寻求机会恢复在此前冲突中丧失的影响力。当时,德国军事顾问在奥斯曼陆军中已具有重要地位。德国军舰“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于8月抵达,随后转入奥斯曼海军服役,但仍保留德国舰员,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军事联系。两舰的指挥官威廉·苏雄出任奥斯曼舰队司令。

奥斯曼帝国的参战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非以一次宣战为标志。1914年10月29日,奥斯曼海军袭击了俄国的黑海港口。俄国于11月2日宣战,英国和法国随后于11月5日宣战。奥斯曼领导人由此开辟了对俄国和大英帝国作战的新战线,而海峡的封锁也限制了俄国与其西方盟友之间的海上交通。奥斯曼帝国的参战还使同盟国的势力范围延伸至东地中海、西亚及苏伊士运河周边地区。

保加利亚加入较晚。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失败,使保加利亚政府决意收复领土,尤其是马其顿地区,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塞尔维亚控制。两大阵营都曾争取保加利亚的支持,但同盟国能够以牺牲塞尔维亚领土为代价作出许诺,这是协约国难以匹敌的。保加利亚于1915年9月6日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缔结协定,并于10月14日进攻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参战对攻占塞尔维亚的战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打通了中欧与奥斯曼帝国领土之间的陆上通道。

并非所有与德国合作的国家或运动都属于同盟国的核心联盟。1918年,在原属俄国控制的地区成立的一些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德国的军事保护。一些反英和反俄运动也得到了德国或奥斯曼帝国不同程度的支持。这些关系并不意味着它们在联盟体制中与四个主要成员处于同等地位。同样,也不应将同盟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轴心国混为一谈,后者是在不同的政权、协定和战略形势下形成的。

领导、协调与相互冲突的战争目标

同盟国从未拥有统一的政府、财政体系,也未建立起始终统一的最高统帅部。各成员国通过条约、外交使团、军事代表以及针对特定战役达成的协议进行协调。德国凭借更大的经济体量和军队规模,影响力日益增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不受限制地控制盟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可以抵制德国的意愿,而奥匈帝国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伙伴,德国不能无视其内部稳定。

战争期间,德国军事领导层发生了重大变化。1914年9月,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接替小赫尔穆特·冯·毛奇。1916年8月,保罗·冯·兴登堡出任德国总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担任第一军需总监。两人的搭档关系对军事战略、经济动员和政治决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奥匈帝国,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一直担任总参谋长,直到1917年3月,皇帝卡尔任命阿图尔·阿尔茨·冯·施特劳森堡接替他。奥斯曼帝国的战事与陆军大臣恩维尔帕夏密切相关,不过各战区指挥官也承担着相当大的作战责任。

随着盟国越来越需要援助,德国在战略上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德军帮助哈布斯堡王朝稳住了对俄战线,参与征服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并支援奥匈帝国对意大利作战。1916年9月达成的安排,将同盟国大部分军事协调工作置于兴登堡领导之下。即便如此,各地的作战指挥权仍未得到一致整合,欧洲以外尤其如此。铁路运输能力、语言差异、相互竞争的指挥体系以及对优先事项的分歧,都限制了整合程度。

各国的战争目标同样各不相同。德国领导人谋求保障本国安全,防范法国和俄国,但提出的方案还包括吞并领土、扩张殖民地,以及在中东欧建立由德国主导的经济圈。帝国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于1914年拟定的《九月纲领》,记录了当时讨论中的扩张性目标,包括削弱法国,以及使邻国在经济上依附德国。这并不是一份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得到各机构一致认可、未经修改且具有约束力的统一蓝图。“中欧”(Mitteleuropa)这一概念同样涵盖了谋求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的不同方案。

奥匈帝国最初希望消除塞尔维亚这一战略威胁,并维护君主国的大国地位。然而,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军方和外交部门的领导人,在吞并领土及如何治理由此新增的南斯拉夫人口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保加利亚优先考虑的是马其顿及巴尔干其他争议领土。奥斯曼帝国领导人则谋求帝国存续、收复此前丧失的领土,并寻求在高加索地区拓展的机会,同时抵制任何威胁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各省控制权的安排。围绕被占领的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地区、波兰和高加索产生的争端表明,胜利非但未必能消除同盟国内部的紧张关系,反而可能使其加剧。

欧洲大陆战役,1914—1917年

战争伊始,德国力求先在西线速战速决,再集中兵力对付俄国。德军经卢森堡和比利时推进,深入法国腹地,但1914年9月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阻止了德国在战争初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企图。此后的作战形成了一条从北海延伸至瑞士、基本连续的战线。堑壕战、火炮、机枪、铁丝网以及日益复杂的防御体系,使军队即使突破防线,也难以扩大战果。德国占领了比利时大部分地区和法国东北部的重要工业区,但这些占领并未使法国战败。

在东线,同盟国起初有胜有败。1914年,德军在坦能堡和马祖里湖区击败俄军,而奥匈帝国则在加利西亚损失惨重,也未能征服塞尔维亚。这些截然不同的战果暴露了两个盟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奥匈军队中经验丰富的官兵大量损失,削弱了其后续作战能力,德国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支援哈布斯堡王朝的战线。

1915年5月,在德国将领奥古斯特·冯·马肯森指挥下发动的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突破了俄军阵地,迫使俄军开始大规模撤退。德国和奥匈帝国军队收复了加利西亚大部分地区,并占领了俄属波兰及俄罗斯帝国西部的其他领土。同年晚些时候,德国、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军队攻占塞尔维亚。然而,塞尔维亚军队经阿尔巴尼亚撤出,随后在协约国援助下重组,因此这场战役并未使塞尔维亚退出战争。

1916年的战事表明,同盟国难以通过大规模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德国于2月向凡尔登发动进攻,战事随后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英法联军从7月开始发动索姆河攻势,进一步加重了德军兵员和预备力量的压力。6月,俄国发动布鲁西洛夫攻势,给奥匈帝国造成巨大损失,迫使德国出兵干预。奥匈军队在特伦蒂诺向意大利发动的攻势,也未能取得决定性成果。同盟国屡屡不得不在一条战线上的胜利与其他战线的危机之间权衡取舍。

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加入协约国参战,起初对奥匈帝国东南部的防御态势构成威胁。同盟国军队随即协同发动攻势,于12月6日攻占布加勒斯特,并占领罗马尼亚大部分地区。不过,罗马尼亚和俄国军队仍在摩尔达维亚维持着一条战线,罗马尼亚的抵抗也延续至1917年。1917年10月,德国和奥匈帝国军队在卡波雷托再次取得重大胜利,将意大利军队击退至皮亚韦河。这些胜利带来了领土、物资和俘虏,却未能迫使英国、法国或意大利退出战争。随着战争对物资的需求不断增长,同盟国仍深陷于多条消耗巨大的战线。

奥斯曼战线与战争范围的扩大

奥斯曼帝国的参战改变了战争的地理格局。战火蔓延至高加索、达达尼尔海峡、美索不达米亚、西奈、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这些战区对奥斯曼帝国的存亡绝非无关紧要:它们关系到帝国首都、重要行省以及关键交通线的防卫。对德国而言,这些战场也提供了将协约国兵力从欧洲牵制出去、威胁英帝国各地联系的途径。然而,远距离运送德国人员、武器和技术援助始终困难重重,尤其是在塞尔维亚战败、连续的陆上通道打通之前。

高加索战役对奥斯曼军队而言以灾难性的失败开局。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恩维尔帕夏在萨勒卡默什向俄军发动冬季攻势,最终遭遇惨败;战斗、严寒、疾病和补给不足都造成了人员损失。俄军随后挺进安纳托利亚东部,并于1916年攻占埃尔祖鲁姆和特拉布宗。1917年俄国革命后,俄军指挥体系瓦解,战略形势随之逆转。1918年,奥斯曼军队收复失地,并进一步深入高加索,但这些进展也使其与德国在势力范围和资源问题上产生了新的分歧。

1915—1916年的加里波利战役是同盟国最重要的防御胜利之一。协约国试图强行突破达达尼尔海峡,继而通过两栖登陆控制半岛,但未能打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通道。在包括奥托·利曼·冯·桑德斯在内的德国顾问和指挥官支持下,奥斯曼军队守住了海峡门户。穆斯塔法·凯末尔作为奥斯曼军队的一名师长,在此战中崭露头角。到1916年1月,协约国已撤出其余阵地。这场胜利使奥斯曼帝国保住了对首都的控制,并阻止了通往俄国的直接海上补给线迅速恢复。

在美索不达米亚,奥斯曼军队于1916年4月迫使一支英国率领的军队在库特阿马拉投降。此后,英国重整部队和后勤体系,于1917年3月攻占巴格达。在埃及边境,奥斯曼军队于1915年和1916年试图威胁苏伊士运河,均告失败。随后,英国率领的部队穿越西奈,向巴勒斯坦推进。他们在加沙受挫后,于1917年12月攻占耶路撒冷,并于1918年9月在米吉多取得决定性胜利。

1916年6月,麦加谢里夫侯赛因领导的阿拉伯起义在汉志爆发,并在英国支持下挑战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包括袭击汉志铁路,以及配合协约国向叙利亚推进。奥斯曼帝国呼吁穆斯林团结一致,并于1914年11月宣布发动圣战,但这些举措并未像部分德国战略规划者所期望的那样,引发针对协约国各帝国的普遍起义。双方都有大量穆斯林士兵参战,而地方政治利益往往比泛泛的宗教号召更具影响力。

封锁、海上战争与经济动员

同盟国拥有雄厚的工业资源,德国尤为突出,但在海外贸易渠道方面处于严重劣势。英国海军及其盟友逐步限制食品、原材料和其他货物运往同盟国。封锁通过控制航线、截查货物以及向中立国贸易施压等方式实施。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军基地或被占领,或遭孤立,不过德属东非的抵抗一直持续到欧洲停战之后。奥匈帝国海军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于亚得里亚海,奥斯曼帝国的海上行动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黑海和东地中海的局势。

德国公海舰队仍是一支重要力量,却无法扭转英国在海上的优势。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的日德兰海战中,德国舰队给予对方的舰船和人员损失超过自身所受损失,但未能改变战略态势。英国继续控制北海出入口,并维持封锁。因此,德国日益倚重潜艇,试图在无需赢得常规舰队交战的情况下打击协约国的补给线。

潜艇战使军事目标与对中立国关系之间产生了冲突。1915年5月7日,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造成近1,200人死亡,其中包括128名美国人,加剧了德国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德国曾暂时限制部分潜艇行动,但于1917年2月1日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德国领导人预计,商船的大量损失能够迫使英国在美国干预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前求和。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此后,协约国的护航制度及其他应对措施削弱了潜艇战的成效。

经济动员的范围不断扩大。德国自1914年起便组织原材料调配,1916年的“兴登堡计划”则力求大幅提高武器和弹药产量。1916年12月颁布的《辅助勤务法》规定,大多数年龄在17至60岁、尚未服役的德国男性必须承担勤务义务。女性有偿就业的规模有所扩大,不过各行业、各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依靠科学技术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进口中断造成的缺口;例如,哈伯—博施法提供了化肥和炸药制造所必需的合成氨。

粮食供应问题造成的危害尤为严重。进口减少,农业劳动力和役畜被征用于战争,化肥短缺,分配体系也日趋恶化。德国1916至1917年的“芜菁之冬”成为平民生活困苦的象征。奥匈帝国在协调帝国两部分之间的物资供应以及保障城市人口供给方面面临严峻困难。奥斯曼帝国的物资短缺源于军方征用、运输能力不足、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以及区域性灾害。被占领的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可以提供粮食、石油及其他资源,但运输困难和当地抵抗限制了占领者能够获取的数量。封锁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困境,但其影响也与国内政策、歉收、军事需求和行政管理薄弱等因素相互交织。

国内战线、军事占领与针对平民的暴力

四个成员国都扩大了国家对平民生活的干预。各国政府实行审查制度,推销战争公债,管制物资供应,并利用宣传维持士气。政治参与并未消失,但军事需要往往凌驾于正常程序之上。在德国,战争初期各主要政党暂时搁置冲突的局面,通常被称为“城堡和平”(Burgfrieden),随着物资短缺和伤亡增加而逐渐瓦解。奥匈帝国的多民族结构,使语言、地区利益和民族政治问题的影响尤为突出。奥斯曼帝国的战时统治则将集权措施与针对被视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群的强制手段结合起来。

占领统治的实际情况因地区和管理当局而异。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德国当局征用物资、限制人员流动、强加经济负担,并利用当地工业资源。1914年入侵比利时和法国期间,德军杀害了平民,此类行为往往源于对平民抵抗的恐惧。从1916年起,比利时工人被强行迁往德国从事劳动,引发国际社会谴责。在东部领土,由“东部最高统帅部”(Ober Ost)实施的德国军事管理强征劳役、限制人员流动,并对经济生活实行广泛管制。这些做法既服务于眼前的军事资源攫取,也与重塑该地区的长期计划相结合。

被占领的塞尔维亚被划分为奥匈占领区和保加利亚占领区,两区的行政目标各不相同。镇压、拘禁、征用,以及旨在压制塞尔维亚政治和文化机构的政策,都影响了平民生活。保加利亚当局在其认定属于保加利亚的地区推行同化政策,并在1917年镇压托普利察起义期间广泛使用暴力。在被占领的罗马尼亚,粮食和石油被掠取以满足同盟国的需要,但不同当局之间的权力竞争和优先事项分歧,使管理更加复杂。在各占领区,征用和军事行动加剧了人口流离失所、饥饿和疾病蔓延。

奥斯曼帝国在战时对境内亚美尼亚人口的毁灭性迫害,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群体暴力行动之一。1915年,当局逮捕亚美尼亚社群领袖,下令大规模驱逐人口,并组织或纵容杀戮及财产剥夺。沿着通往叙利亚沙漠的驱逐路线,人们遭遇屠杀、饥饿和疾病。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导致约100万至150万亚美尼亚人死亡。亚述人和希腊基督徒群体也遭受了大规模杀戮、驱逐和迫害。这些事件必须与一般的战时迁徙或附带造成的平民伤亡区分开来:它们涉及专门针对平民社群的政策。

战俘所受待遇也存在显著差异。被俘人员面临强迫劳动、住所简陋、疾病和食物短缺等困境,在某些地点及强制转移过程中,死亡率尤为高。有关占领和俘虏待遇的国际规则提供了评判行为的标准,但执行情况参差不齐。因此,对同盟国的研究不仅涵盖战场行动与外交,也涉及国际人道法、强制劳动制度、人口流离失所,以及军事占领与大规模暴力之间的关系。

和平倡议、革命与东部和平安排

联盟各成员国对于无限期继续战争的意愿并不一致。到1916年末,日益惨重的伤亡和经济压力促使各方开始讨论通过谈判实现和平。1916年12月12日,同盟国在罗马尼亚取得军事胜利后提出了一项和平倡议。然而,这项倡议没有提出可作为和解基础、为对方所接受的具体条款,协约国也对此心存疑虑。这一事件表明,交战双方都难以调和公开的和平表态与各自的领土野心及军事期望。

1916年11月继承弗朗茨·约瑟夫皇位的卡尔皇帝尤其担心,继续战争可能导致奥匈帝国覆灭。1917年,他通过妻子的兄弟——波旁—帕尔马家族的西克斯图斯亲王和克萨维尔亲王——开展秘密接触。这些磋商探讨了单独媾和或全面和平的可能性,但未能达成协议。领土争端、意大利的要求以及奥匈帝国对德国的依赖,都是主要障碍。1918年,这些接触被公之于众,损害了卡尔的外交地位,也加强了德国对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影响。

俄国的革命为同盟国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使其有望通过谈判促成一个主要对手退出战争。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君主制,但临时政府仍继续参战。布尔什维克于公历11月夺取政权后,新政府寻求停战。此前,德国曾为弗拉基米尔·列宁从瑞士经德国领土返回俄国提供便利,指望革命引发的动荡削弱俄国的战争能力。双方于12月签署停战协定,随后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展开谈判。

1918年3月3日签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迫使苏维埃俄国在领土和政治上作出广泛让步。俄国放弃了对西部大片领土的主权要求,这一安排为德国在东欧大部分地区占据主导地位铺平了道路。2月9日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单独签署的一项协议,则将对该国的承认和军事支持与其预期提供的粮食供应挂钩。在高加索地区,和约规定奥斯曼帝国收回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1918年5月7日签署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对罗马尼亚施加了苛刻条件,但斐迪南国王并未批准该条约。

这些和平安排标志着同盟国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但也暴露了其局限。占领辽阔领土需要投入军队和行政资源,而乌克兰交付的粮食数量又未达到德国的预期。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展开竞争,争夺的利益包括获取巴库石油的机会。民族自决诉求与军事占领现实之间的反差,削弱了德国所支持的政治安排的吸引力。与此同时,美国正动员力量支援协约国,因此东线的胜利并不能保证整体力量对比有利于同盟国。

军事失败与1918年的停战协定

俄国退出战争后,德国将大量兵力调往西线,试图在美国的实力形成压倒性优势之前赢得战争。1918年3月21日,春季攻势以“米夏埃尔行动”拉开序幕。德军凭借突击战术深入敌方阵地,造成重大杀伤,却未能将英法两军分割并予以决定性击败。快速推进也带来了补给难题,而惨重伤亡则消耗了德国训练最精良的突击部队。到夏季时,德军虽然占领了更多土地,却已没有足够的预备兵力和后勤能力将这些战果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利。

7月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标志着德国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的失败。此后,协约国的反击和百日攻势迫使德军不断后撤。8月8日的亚眠战役对德军的士气和信心打击尤为沉重。协约国在人力、火炮、坦克、飞机、运输和协同指挥方面的优势日益形成合力。此时,美军也已大规模参战。德国的处境不断恶化,但同盟国阵营的瓦解,首先始于其在欧洲东南部军事局势已无法维持的一个成员国。

9月,协约国从萨洛尼卡战线发动攻势,突破了保加利亚在多布罗波列的阵地。战争造成的疲惫与国内动荡,使战场失利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保加利亚于9月29日签署《萨洛尼卡停战协定》,次日生效。保加利亚的退出为协约国向巴尔干地区推进打开了通道,也打乱了其余同盟国之间的战略联系。10月3日,斐迪南退位,由其子鲍里斯三世继位。

协约国在米吉多战役中获胜并随后向叙利亚腹地推进后,奥斯曼帝国的战局也随之崩溃。保加利亚退出战争,使君士坦丁堡面临更大的威胁。奥斯曼政府于10月30日签署《穆德洛斯停战协定》,战事于次日停止。与此同时,奥匈帝国面临军事失利、物资短缺以及帝国权威迅速瓦解的局面。意大利在维托里奥·威尼托战役中获胜之际,帝国内各民族纷纷宣布独立,权力也转移到各民族的政治机构手中。《朱斯蒂别墅停战协定》于11月3日签署,11月4日生效。

德国军事领导层承认战争已无获胜可能后,德国于10月初寻求停战。当局试图通过宪制改革建立一个能够与协约国谈判的议会制政府,但革命的爆发使帝制迅速走向终结。海军中的骚动演变为更广泛的动乱,威廉二世退位的消息于11月9日公布。《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于当日上午11时终止了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战斗。协定要求德军撤出占领区,交出大量军事装备,并由协约国占领指定的桥头堡和莱茵兰。同盟国最终以各成员国分别投降、而非集体投降的方式走向终结。

战后和约与历史解读

巴黎和会对各战败国分别作出了安排。1919年6月28日与德国签署的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须割让领土、限制军备、承担赔款义务,并丧失海外殖民地。与奥地利签订的《圣日耳曼条约》和与匈牙利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则处理了原哈布斯堡君主国各继承国的相关问题。《纳伊条约》对保加利亚施加了领土及其他方面的条件。这些条约构成了战后和平安排的一部分,这一安排还创立了国际联盟,但各国的参与程度和条约的执行力度始终参差不齐。

对奥斯曼帝国的战后处置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1920年8月签订的《色佛尔条约》拟对其领土进行大规模瓜分,并置于外国控制之下,但未能按原定方案实施。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拒绝接受该条约,并发动了土耳其独立战争。1923年7月签订的《洛桑条约》取代了《色佛尔条约》所设想的安排,使新土耳其国家的主要边界获得国际承认。因此,这一战时联盟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战胜国最初提出的和平条件在所有地方都得到了直接贯彻。

帝国的崩溃催生了新国家,也使一些既有国家扩大了疆域,其中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及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然而,新国界并未与各族人口的分布完全吻合。民族自决原则影响了谈判,却未得到一致或普遍的贯彻。在原属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英法两国的委任统治并未带来即时独立,而是将新形式的帝国统治制度化。边界争端、少数族群问题、难民迁徙以及相互冲突的主权诉求,成为战后秩序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历史研究区分了几个不同的问题:战争爆发的责任、战争的进行方式、战败的原因,以及和平安排的后果。围绕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展开的争论,尤其是在他于1961年出版研究德国战争目标的重要著作之后,着重强调了德国的扩张目标,以及精英阶层野心的延续性。其他研究则考察了各大国的决策过程、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的自主作用,以及七月危机中受偶然因素影响的局势演变。这些研究路径并不要求将联盟各成员视为实力相等,也不意味着它们对联盟的每项决策都负有同等责任。

对战败原因的解释同样不能归结于单一因素。协约国获取全球资源的能力、英国的海上力量、美国的参战,以及同盟国较小的经济基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战略选择的失误、农业和运输方面的困难、军事损失以及平民信心的衰退,也同样不可忽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坚持作战四年这一事实,也使那种认为它们注定会迅速崩溃的描述难以成立。比较两国的制度及其战时调整,既能看出它们相当可观的动员能力,也能揭示其严重局限;同时,还须区分作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同盟国联盟,与其四个成员国各自统治下的不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