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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国际人道法

国际人道法规制武装冲突,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并保护未参与或已停止参与敌对行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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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规范武装冲突中的行为,并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它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保护平民、伤病战斗员、被俘人员、医务人员,以及其他未参与或已停止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其主要条约基础包括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以及规范特定武器和作战方法的协定。其中许多规则也构成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

国际人道法的适用不取决于诉诸武力是否合法。行使自卫权的国家与实施侵略的国家,在军事行动中承担同样的人道义务。诉诸武力法(jus ad bellum)规范诉诸武力的行为,战时法(jus in bello)规范作战行为;二者的区分确保了人道保护不以交战任何一方在政治或法律上提出的作战理由为前提。

国际人道法既包含详尽的条约规定,也包含区分、比例、预防措施和人道待遇等一般原则。其适用部分取决于冲突属于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但基本保护在两类冲突中均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涉及武装部队、国内主管机关、人道组织、国际机构和刑事法院;其成效不仅取决于法律规则,也取决于培训、行动决策、能否接触受害者,以及责任追究。

历史发展与编纂

限制战争行为的规则见于许多宗教、军事和法律传统,包括限制杀害俘虏、规定救护伤员的义务,以及限制毁坏财产等。这些做法差异很大,不应将其视为一个单一且一脉相承的法律体系。现代国际人道法是在十九世纪国家间协议、军队职业化、人道组织的发展,以及工业化战争破坏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

1859年的索尔费里诺战役是一个关键转折点。瑞士商人亨利·杜南目睹了战后的惨状,并在1862年出版的《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中描述了伤兵的苦难。他提出成立志愿救护团体,并缔结保护伤员的国际协定,这些建议促成了一个组织于1863年成立,该组织后来发展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864年通过的第一部《日内瓦公约》以条约形式确立了对战地伤兵以及照护他们的人员和机构的保护。

与此同时,规范军事行为的规则也在发展。1863年颁布、供美国军队遵行的《利伯法典》是一份国内军事训令,而非国际条约,但它影响了后来的法律编纂。1868年的《圣彼得堡宣言》禁止使用某些爆炸性弹丸,并阐明了一项原则:削弱敌方军事力量的目的,并不能成为使用徒增痛苦的武器的理由。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涉及陆战、占领、中立及其他事项。传统上,规范敌对行动的“海牙法”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法”有所区分。这一区分仍有助于理解历史,尽管这两类规则如今已广泛交融。

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既有保护制度的重大缺口。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发展了有关战俘的法律,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规模杀戮、驱逐以及平民遭受的苦难,则推动了四部《日内瓦公约》于1949年8月12日通过。这四部公约分别涉及陆上武装部队的伤者和病者;海上武装部队的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战俘;以及平民。第四部公约为受保护平民,尤其是被占领土上的受保护平民,提供了全面的条约框架。

《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框架。1977年通过的《第一附加议定书》发展了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则,其中包括关于攻击的详细规定。同年通过的《第二附加议定书》加强了对某些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受难者的保护。2005年通过的《第三附加议定书》确立了一个新增的特殊标志——红水晶。专门性武器条约和国际刑事判例也不断推动着国际人道法的发展。

渊源、解释与义务结构

国际人道法主要源于条约和国际习惯法。各项条约在各自的适用范围内对其缔约方具有约束力。四部《日内瓦公约》已获得所有国家的普遍加入,而各国加入附加议定书和武器条约的情况则不尽相同。因此,确定适用法律时,需要考虑有关国家是否为条约缔约方、所作保留、冲突的分类,以及某项规则是否也作为习惯法独立存在。

国际习惯法源于被接受为法律的一般实践。相关证据包括军事手册、作战指令、国内立法、外交声明、司法判决及国家行为。实际发生的违反行为未必能否定一项习惯法规则:将某种行为辩称为合法,与否认、谴责某种行为或将其视为例外,在法律意义上有所不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2005年发表的习惯人道法研究汇集了大量材料,并归纳出161项规则。这项研究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参考文献,但其本身并不是创设法律的文书,且其中一些结论受到了一些国家和学者的质疑。

条约解释遵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体现的一般原则,包括依照条款用语在其上下文中的通常含义,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善意解释条约。司法判决、准备工作资料、军事实践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评注有助于解释条约,但它们的法律权威性各不相同。法院作出的解释可能在特定诉讼中具有约束力,却不当然意味着该问题对于所有国家和所有情形都已有定论。

马尔顿条款最初载于1899年海牙陆战公约序言,针对的是具体条约条款未予涵盖的情形。其后来的表述提到,应依据源于既定习惯、人道原则及公众良知要求的原则提供保护。该条款对法律论证产生了影响,但其确切的独立法律效力仍有争议。它并不意味着,对某种武器或某项行动提出的任何道德异议,都会自动构成法律上的禁止。

人道法义务的结构并非简单建立在对等基础之上。《日内瓦公约》共同第一条要求缔约方在一切情况下尊重并确保尊重各公约。交战一方的违法行为,通常并不赋予另一方放弃保护受保护人员或无视基本规则的权利。关于报复措施的具体规则各有其历史沿革和条约适用范围,但报复不能成为攻击平民、实施酷刑或从事其他被禁止行为的一般正当理由。

武装冲突与适用范围

是否存在武装冲突,首先是一个事实和法律问题,并不取决于政府是否宣战或使用这一称谓。当国家之间诉诸武力时,通常即构成国际性武装冲突。《日内瓦公约》共同第二条也适用于已宣战的战争,以及对缔约一方全部或部分领土的占领,即使这种占领未遭遇武装抵抗。国家间的敌对行动一般无须达到构成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所要求的强度。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涉及政府部队与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的战斗,或此类团体相互之间的战斗。认定此类冲突,通常要求暴力达到足够强度,且非国家当事方具备足够的组织程度。判断指标包括战斗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所用武器的种类、指挥结构、行动协调情况,以及履行人道义务的能力。暴乱、零星暴力事件和内部动乱本身并不足以达到这一门槛。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1995年对塔迪奇案作出的管辖权裁定中,提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表述,指出政府当局与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或此类团体相互之间的持续性武装暴力可构成武装冲突。

不同条约条款规定了不同的适用门槛。共同第三条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第二附加议定书》的适用范围则更窄:除其他条件外,它所涉及的是国家武装部队与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武装力量或其他武装团体之间的战斗,且这些武装力量或团体须对领土拥有足够的控制,能够开展持续、协调的军事行动并执行该议定书。它不适用于仅发生在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其较高的适用门槛并不限制共同第三条的独立适用。

同一地域内可能同时存在数场在法律上各自独立的冲突。外国干预可能在国家之间引发国际性武装冲突,而政府与某个武装团体之间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仍在继续。某一团体的行为是否可归属于外国,以及外国介入是否改变冲突的分类,可能需要针对不同目的适用不同的法律判断标准。因此,必须根据各方之间的具体关系判断冲突的性质,而不能不加区分地对整场政治危机作出统一分类。

法律的适用也有时间和地理上的维度。实际战斗结束后,某些义务仍然持续,尤其是涉及被俘人员、失踪人员和刑事诉讼的义务。只要构成占领的条件依然存在,占领法就继续适用。反过来,武装冲突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任何地方发生的每一起暴力行为都受敌对行动规则管辖。有关行为、当事方与冲突之间的联系,在法律上仍具有重要意义,在跨国行动中尤其如此。

区分、比例与攻击中的预防措施

区分原则要求冲突各方区分平民与战斗员,并区分民用物体与军事目标。攻击只能针对合法的军事目标。《第一附加议定书》通过两个必须同时满足的要件,界定了物体构成军事目标的条件:该物体因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而对军事行动作出有效贡献;在当时的情况下,将其摧毁、夺取或使其失去效能能带来明确的军事利益。仅具有广泛的经济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自动符合这一定义。

平民享有免受直接攻击的保护,除非且仅在其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期间。对于平民传递目标指示信息、操作武器或通过数字系统支持军事活动的情形,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含义尤为重要。一般性的政治支持、普通经济活动,以及对战争行动的间接贡献,并不会自动使平民丧失保护。如何具体认定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的身份,以及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界限,仍是法律解释所涉及的问题。

武装冲突中的比例原则禁止发动预计会附带造成平民死亡、受伤或民用物体损害,且此类损害相较于预期取得的具体、直接军事利益而言过度的攻击。该原则并不允许蓄意以平民为攻击目标,也没有为平民生命与军事收益设定数值上的交换比率。评估应立足于攻击前的判断,以当时可合理获得的信息为依据,而不能仅以事后记录的伤亡数字为依据。不过,实际结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可用来证明攻击所涉及的信息、规划及预防措施。

采取预防措施的义务要求始终注意避免平民和民用物体受到损害。策划或决定攻击的人必须采取可行措施核实目标,选择能够避免或尽量减少附带损害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并在目标并非军事目标或预期损害将会过度时,取消或中止攻击。对于会影响平民的攻击,必须事先发出有效警告,除非情况不允许。警告不会使留下的平民成为合法攻击目标,也不会免除攻击方的其他义务。

军事必要性仅允许在国际人道法规定的限度内,采取实现正当军事目的所必需的措施;它并非可以普遍用来突破明文禁令的例外。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包括无法针对某一特定军事目标的攻击,或其影响无法按法律要求加以限制的攻击。防御方也负有义务,包括采取可行的预防措施,防范攻击造成的影响,以及不得使用人体盾牌。防御方违反义务,并不免除攻击方独立承担的义务。

战斗员身份、战俘及其他被拘留者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战斗员身份通常意味着有权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并在被俘后享有战俘地位。冲突一方武装部队的成员,除医务人员和随军宗教人员外,通常都是战斗员。《日内瓦第三公约》还列明了有权获得战俘待遇的其他类别人员,包括某些随军平民及符合条件的民兵成员。《第一附加议定书》对受其约束的各方所适用的部分规则作了修订和发展,其中包括有关与平民居民相区别的条件。

战斗员豁免是指,敌方通常不得仅将合法的战争行为视为普通国内犯罪而予以惩处。这种豁免不适用于战争罪。反之,丧失或不享有战俘地位,并不意味着处于法律保护的真空之中。有关人员仍可能受到《日内瓦第四公约》、基本保障、共同第三条或其他适用法律的保护。根据《日内瓦第三公约》第五条,在该条规定的情形下,若对被俘人员是否有权获得战俘保护存在疑问,必须由主管法庭作出裁定;在裁定作出之前,该人员应受到公约的保护。

战俘必须受到人道待遇,并受到保护,免遭暴力、恐吓、侮辱和公众围观。禁止为获取情报而施加酷刑或胁迫。《日内瓦第三公约》对住宿、饮食、医疗、纪律、劳动、通信和司法程序作出了规定。战俘是否受到公约保护,不取决于其是否配合审讯。实际战事停止后,通常必须立即释放并遣返战俘,但须遵守有关刑事诉讼和刑罚的具体规定。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条约法通常不赋予战斗员豁免或战俘地位。因此,武装团体成员即使其行为符合人道法规则,仍可能因参与敌对行动而受到国内法起诉。不过,共同第三条仍要求给予人道待遇,并禁止谋杀、残伤肢体、残酷待遇、酷刑、劫持人质及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判刑和执行死刑,必须以依法组成、并提供不可或缺的司法保障的法庭所作判决为依据。《第二附加议定书》还载有关于拘留和公正审判的进一步规定。

出于安全原因的拘留涉及法律授权、允许拘留的理由、审查和释放等不同问题。《日内瓦第四公约》仅允许在符合特定安全条件的情况下拘禁受保护平民,并要求设立审查程序。非国际性冲突中有关拘禁的条约框架较为简略,由此引发了关于人道法、国内立法和人权法之间相互关系的争论。在存在遭受酷刑或其他被禁止待遇的相关风险时,不驱回原则也可能限制人员移交。任何移交安排都不能免除审查适用保护措施的必要性。

伤者、医疗服务与死者

无论属于己方还是敌方部队,伤者、病者和遇船难者都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冲突各方必须在情况允许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搜寻和收集这些人员,保护他们免遭抢劫和虐待,并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照护。救治的优先次序必须以医疗需要为依据,不得基于国籍、效忠对象或类似因素作出不利区别。对于丧失战斗力的人,例如因投降、被拘禁或伤重而失去作战能力者,在符合法定保护条件时,不得加以攻击。

医务人员、医疗单位和医疗运输工具因履行人道职能而享有特别保护。根据适用的条约框架,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是用于识别的特殊标志。这些标志的保护性使用,表明有关人员和设施有权获得保护;其标明性使用,则表明与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医疗单位未展示可见标志,并不自动使其丧失保护;而展示标志,也不能使将设施不当用于军事目的的行为合法化。

在特定情况下,如果医疗单位被用于实施超出其人道职责、对敌方有害的行为,其医疗保护可能终止。在规定须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只有在发出警告、规定合理期限而警告仍未得到遵守之后,保护方可终止。救治敌方伤员、持有用于自卫或保护患者的轻武器,或在医疗单位发现从伤员身上收缴的武器,本身均不构成此类有害行为。即使特别保护已经丧失,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要求仍然适用。

医疗道德受到法律保护。《第一附加议定书》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禁止因任何人从事符合医疗道德的医疗活动而予以惩罚,无论受益者是谁。两项议定书也在各自条款规定的范围内,保护有关人员不受强迫实施违反医疗道德的行为。禁止攻击平民的一般规则、医疗照护方面的特别规则,以及对人道救援人员的保护规定,应同时适用。救护车和医疗后送安排并非可以免受一切检查或管理,但不得利用管控措施架空适用的保护义务。

冲突各方还对死者和失踪人员负有义务,包括搜寻和收集死者、防止遗体遭劫掠、记录身份识别信息,以及以尊重的方式对待遗体。《日内瓦公约》规定了设置信息局以及通过中央寻人机构开展工作的安排。《第一附加议定书》承认家属有权知悉亲人的下落。身份确认、坟墓登记和信息交换工作可能在敌对行动结束后持续很长时间,从而将战场上的义务与法医学工作、家属权利以及对涉嫌犯罪行为的调查联系起来。

平民、人道救济与弱势群体

对平民的保护不只限于使其免遭攻击。人道待遇规则禁止暴力、酷刑、性暴力、劫持人质、掠夺和集体惩罚。禁止以在平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威胁或暴力行为。不得因受保护人未曾亲自实施的违法行为而对其施以惩罚。这些义务与更为专门的条约规则并行适用,不因有关民众的政治倾向或控制他们的当局的行为而有所不同。

人道救济受有关需求、公正性、同意、准入及管控的规则约束。《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分别针对被占领土、占领情形以外的国际性冲突以及非国际性冲突规定了不同安排。冲突各方可对救济物资实施合法管控,包括核查和运输路线要求,但适用规则要求允许并便利符合条件的救济活动。有关同意的条件并不赋予任何一方任意阻挠救济的无限权利。人道救援人员和救济物资必须得到法律规定的保护。

禁止将使平民饥饿作为作战方法。附加议定书保护平民生存所必需的物体,包括食品、农业区、农作物、牲畜、饮用水设施和灌溉工程,但须遵循其中的具体规定及例外。因此,摧毁供水网络或阻断粮食供应,可能引发直接规范攻击行为的规则以外的法律问题。围困作战并非一概受到禁止,但围困仍须遵守有关饥饿、平民保护、救济以及寻求离开者待遇的规则。

儿童享有特别保护,包括有关照料、教育、疏散、家庭团聚和招募的规定。1977年的两项附加议定书依各自的具体表述,禁止招募未满15岁的儿童或让其参与敌对行动。《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确立了额外义务,包括将强制征募的最低年龄定为18岁,并对非国家武装团体规定更为严格的规则。《罗马规约》将特定的招募和使用未满15岁儿童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些不同的年龄门槛不应混为一谈。

流离失所是另一项重大关切。除非基于平民安全或迫切的军事需要等法律规定的理由,否则禁止下令使平民流离失所。即便疏散得到法律允许,也须履行有关住所、卫生、健康、安全及家庭团聚的义务。境内流离失所者仍在本国境内,并不自动成为难民;跨越国界的人则还可能受到难民法及联合国难民署职权范围的涵盖。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既受到一般规则的保护,也受到针对其特殊需求的相关条款的保护。

军事占领与领土管理

当领土实际上置于敌军权力之下时,即构成军事占领;占领范围限于该权力已经确立且能够行使的地区。这一核心定义见于1907年《海牙章程》第42条。占领是一种事实状态,不以占领国承认、存在武装抵抗或发布公告为前提。如果占领权力以间接、间歇方式行使,或通过当地机构行使,占领状态的认定就可能变得困难。

占领并不使主权转移至占领国。法律将占领者视为临时管理者,赋予其广泛责任,但其改变被占领土的权限有限。《海牙章程》第43条要求占领者采取措施,恢复并确保公共秩序和社会生活,同时尊重现行法律,除非确实无法做到。《日内瓦第四公约》进一步对刑事立法、法院、拘禁、必需物资供应、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受保护人的待遇作出规定。

依照公约规定,占领者必须尽其现有手段所能,确保食品和医疗物资供应,维持医疗机构、医院及公共卫生。如果居民的物资供应不足,占领者必须同意开展救济计划,并为其提供便利。因此,占领法不仅禁止虐待行为,还规定了积极的行政管理义务。当地行政管理的延续,并不能免除占领国因其实际行使权力而承担的义务。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9条禁止将受保护人从被占领土个别或集体强行转移或驱逐出境,但受到严格规定约束的临时疏散除外。该条还禁止占领国将本国部分平民人口驱逐或迁移至其占领的领土。除非军事行动绝对必要,否则不得毁坏财产。《海牙章程》另行规定了私有财产、征用、公有财产,以及占领国作为某些公共资产管理者和用益权人的地位。

不得因吞并、制度变更,或地方当局与占领者之间的协议,而剥夺受保护人依公约享有的保障。长期占领使临时管理、人权与民族自决之间的关系面临复杂问题,但占领持续时间本身并不会使保护终止。占领是否结束,取决于相关的事实和法律条件,包括敌对一方有效控制的终止,而非仅取决于政治协议所使用的措辞。

武器及对作战手段的限制

选择武器的权利并非不受限制。人道法的一般规则禁止使用性质上会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以及本质上具有滥杀滥伤性质的武器。专门条约则进一步规定全面禁令、技术限制、核查制度和清除义务。因此,一种武器是否合法,既取决于一般规则,也取决于有关国家承担的具体条约义务。即使某种武器本身并未受到禁止,在特定攻击中使用它仍可能违法。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和细菌作战方法。1972年开放供签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在无和平用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储存、获取和保有生物剂及毒素,并禁止相关武器和运载工具。1993年开放供签署、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对化学武器作出了更广泛的禁止规定,并建立了国际核查制度。该公约还禁止将控暴剂用作作战方法。

1980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采用议定书框架,分别针对特定武器作出规定。这些议定书涵盖无法探测的碎片、地雷和诱杀装置、燃烧武器、致盲激光武器以及战争遗留爆炸物等事项。第四号议定书禁止专门设计用于使未借助视力增强装置的视觉永久失明的特定激光武器,而非禁止所有军用激光器。第三号议定书对燃烧武器的限制因武器和使用情形而异,这说明准确界定条约中的概念十分重要。

1997年《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禁止缔约国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并要求依照公约规定予以销毁和清除。2008年《集束弹药公约》对其定义范围内的武器规定了类似的禁令和义务,同时订有援助受害者的条款。这两项条约均未实现普遍加入。战争遗留爆炸物在战斗结束数十年后仍可能造成平民伤亡,因此,测绘、清除、风险教育和援助成为这些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核武器涉及人道法、裁军与具体条约义务之间的相互关系。国际法院在1996年的咨询意见中指出,以核武器相威胁或使用核武器通常违反适用于武装冲突的规则,尤其是人道法规则;但对于国家生存受到威胁的极端自卫情形,法院未能作出确定结论。2017年通过、2021年生效的《禁止核武器条约》为缔约国确立了全面禁令。该条约尚未实现普遍加入。

海战、空中作战与数字能力

海战既受人道规则约束,也受涉及军舰、商船、中立船舶、封锁和海域的专门规则约束。1907年海牙诸公约仍是重要的条约渊源。1994年《圣雷莫手册》是一份具有影响力的专家法律重述,而非条约。商船的法律地位取决于其性质、行为、所处位置及其他情形;仅凭商船身份,既不能认定所有此类船舶都免受攻击,也不能据此允许对商船进行不分皂白的攻击。

海上封锁须符合适用规则所规定的宣布、通知、有效性和公正实施等要求。不得利用封锁使平民人口陷于饥饿,也不得以封锁剥夺其生存所必需的物品。人道救援准入和平民损害始终是核心的法律限制因素。临检、搜查、改道、拿捕和攻击是不同的措施,各有不同的适用条件。海上人道法还与中立法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互关联,但不能归结为其中任何一者。

即使没有全面的空战条约适用,空中作战也受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要求的约束。1923年《海牙空战规则》从未被通过为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但影响了后来的讨论。空中轰炸、遥控驾驶航空器和远程导弹都不能成为平民保护规则的例外。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从遇险航空器上跳伞的机组人员在下降过程中受到保护,不得成为攻击对象;这与为实施敌对行动而空降的部队不同。

军事网络行动带来的问题是,既有概念应如何适用于数字环境中的影响。造成死亡、受伤或有形损害的行动,可能属于规范攻击行为的规则的适用范围。争议较大的问题包括:在未造成有形损害的情况下使系统失灵是否构成攻击,平民数据在何种情况下属于物体,以及应如何评估相互连接的民用与军用网络。针对军事服务器的行动可能波及医院、供水或电力系统,因此,可预见的间接影响也须纳入法律评估。

《塔林手册》等专家项目分析了国际法对网络行动的适用问题,但这些成果并非条约,本身也不能确立国家间的共识。适用人道法也不意味着每一次恶意网络行动都构成武装冲突或合法使用武力。定性、归责、禁止使用武力以及敌对行动实施规则,仍须分别考察。类似的区分也适用于外层空间的军事利用;在这一领域,对卫星的攻击可能给平民造成广泛影响,并产生跨境后果。

与人权法及其他法律制度的关系

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有所交叉,但在适用范围和结构上存在差异。人道法专门适用于武装冲突,而人权义务通常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均适用。某些人权条约允许在公共紧急状态下依照正式规定的程序克减部分义务;另一些条约则规定了不得克减的保障。武装冲突本身并不导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或其他适用人权文书的效力中止。

国际法院已确认,人权法在武装冲突中仍然适用,包括在其1996年关于核武器的咨询意见和2004年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咨询意见中。有时,人道法为评判行为提供更为具体的规则,这种关系通常通过特别法原则加以讨论。但这并不是一项只要发生敌对行动就排除所有人权义务的普遍规则。拘留、执法、司法保障以及被占领土的管理,可能都需要兼顾这两个法律体系。

区分敌对行动与执法尤为重要。针对合法目标的军事交战与逮捕嫌疑人的警务行动,在使用武力方面受到不同法律框架的约束。武装部队的存在并不自动使每一项安全行动都成为战场交战。领土控制情况、威胁的性质、所涉各方以及适用的条约义务,都会影响法律分析。人权法上的域外管辖权问题也必须依据相关文书加以解决。

难民法旨在保护身处本国境外且符合适用法律标准的人。人道法规制冲突期间的流离失所及人员待遇,但其本身并不决定每一项庇护申请的结果。国际刑法规定个人对特定犯罪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战争罪要求与武装冲突存在相应关联,而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并不一定以存在武装冲突为前提。同一行为可能同时符合多个法律类别,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类别可以相互替代。

其他法律制度则保护特定利益。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议定书涉及武装冲突中的文化遗产,涵盖保护措施、与占领有关的义务以及专门的保护安排。在人道法有关环境损害的规定之外,环境条约和一般环境法也可能继续适用。中立法规制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间的关系。这些相互交叠的法律框架需要得到审慎协调,而不能假定人道法是战争期间唯一适用的法律。

国内实施与人道监督

许多人道法义务要求各国在冲突开始前就做好准备。各国必须传播《日内瓦公约》,培训武装部队,制定必要的刑事法律,保护特殊标志,并为战俘和受保护人员建立行政管理机制。要有效实施人道法,就必须将法律教育与军事条令、目标选择程序、拘留制度、医疗服务、采购及指挥体系相衔接。如果实际运作体系无法适用条约,仅仅对条约有所了解并不足够。

《第一附加议定书》要求缔约方在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新武器、作战手段或作战方法时,确定适用的国际法是否禁止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使用该武器、手段或方法。这通常称为第三十六条武器审查。审查既涉及针对特定武器的禁令,也涉及一般规则。审查武器本身在法律上的特性,与评估某次具体使用是否符合目标选择规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军事指挥官有责任在适用法律的框架内,预防、制止和报告违法行为。法律顾问协助指挥官开展工作,包括提供作战规划和条约解释方面的意见。交战规则可以出于政治或作战需要,施加比国际法更严格的限制,但不得授权实施国际法禁止的行为。国内立法和军事手册同样旨在落实国际义务,而不能凌驾于这些义务之上。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具有条约认可的独特人道作用。在国际性冲突中,《日内瓦公约》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可探视战俘和受保护的被拘禁平民。在非国际性冲突中,共同第三条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公正的人道机构提供服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对话通常以保密方式进行,目的是便利其接触有关人员并促进法律得到遵守。保密并不意味着其法律立场就是具有约束力的司法裁定,也不排除其根据自身机构程序公开介入。

其他机制包括保护国、国家人道法委员会、事实调查机构和国际监督。《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九十条设立了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其权限取决于相关法律条件和同意安排。联合国可以设立调查委员会或其他调查机制,而人道机构则通过谈判争取实际准入。不存在一个有权强制进入所有战场的普遍性监督机构,而且人道监督在法律上有别于刑事调查。

国家责任与刑事问责

当某一行为可归属于国家,且违反了对该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义务时,违反人道法可能引起国家责任。其后果可包括停止违法行为、在适当情况下保证不再重犯,以及作出赔偿。归属规则涵盖国家机关,并在特定条件下涵盖其他行为体。国家是否须为某一武装团体的特定行为承担责任,与该国是否违反了预防、规制或应对此类行为的义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符合战争罪构成要件的严重违法行为适用个人刑事责任。并非每一种违反人道法的行为都必然构成国际罪行。《日内瓦公约》针对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若干特定的严重犯罪,确立了“严重破约行为”制度,要求各国搜查涉嫌犯罪者,并将其交由本国法院审判,或依照条约规定的条件移交审判。国内起诉也可依据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军事管辖权,或在可适用的情况下依据普遍管辖权进行。

1993年设立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1994年设立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为国际刑事判例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两者的裁决涉及人道法在国内冲突中的适用、性暴力、指挥体系,以及各类国际罪行之间的区别。各国法院和其他国际化法庭也作出了贡献,不过其规约与管辖权依据各有不同。

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依据《罗马规约》开始运作。该法院起诉的是自然人,而非国家,其管辖权受到规约中有关领土、国籍、时间、事项及移交等条件的限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可在规约框架内向法院移交情势。该法院对各国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案件是否可予受理,部分取决于相关国内诉讼是否切实处理该案。它并不是对全球所有被指控的暴行都自动拥有管辖权的法院。

指挥责任涉及上级未能防止或惩处下属犯罪时,依据适用的法律标准应承担的责任。它并不意味着某人仅因身居高位便自动承担责任。有效控制、相关的知情标准,以及未采取必要措施,是其中的核心要件。刑事诉讼还须保障公平审判,具备可靠证据,并证明被指控罪行的各项构成要件。相比之下,国际法院处理其管辖范围内的国家间争端,不对个人进行刑事审判。

当代适用与解释问题

城市战将军事活动置于联系紧密的平民环境之中。对变电站的攻击可能影响供水、污水处理、通信和医院服务。这些后果在法律上的意义,取决于其可预见性、可获得的信息,以及适用的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规则。因此,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重型爆炸性武器,引发了对爆炸冲击效应、破片、精确度以及基本服务所受累积损害的广泛关注。2022年关于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政治宣言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承诺,并非一项新的武器禁令。

长期冲突会造成累积性问题,单次目标打击评估无法充分反映这些问题。反复发生的破坏可能削弱医疗卫生体系、粮食生产、学校教育和住房保障,而流离失所则使家庭离散,并阻碍人们获取档案或服务。人道法规定了相关义务,但间接影响及因果链条的证据可能难以确立。法律评估必须区分特定行为的可预见后果与更广泛的社会状况恶化,同时不能预设间接损害无关紧要。

自主武器系统引出了目标选择、可预测性、人类判断和责任归属等问题。无论系统采用自动化流程还是人工智能,现行人道法均适用。法律争论关注的是:特定系统能否可靠地区分目标,其效果能否得到充分限制,以及是否需要制定额外的条约规则。对于自主性尚无普遍认可的定义,并不免除有关武器审查、攻击规划和指挥责任的义务。

分散的武装团体和跨国网络使冲突方的识别及义务的传达更加复杂。组织结构、领土控制、招募方式,以及政治派别与军事派别之间的关系,都可能随时间变化。武装团体虽然无法像国家一样成为《日内瓦公约》的缔约方,但仍受适用于它们的人道法规则约束。特别协定、单方面承诺和实际接触有助于促进遵守规则,而不一定意味着给予政治承认或改变法律地位。

卫星影像、视频、通信记录和开源调查等数字证据,扩大了对涉嫌违法行为的记录范围。其价值取决于真实性核验、背景信息、妥善保存,以及可靠的证据保管链。一段影像可能证明发生过爆炸,却无法证明指挥官当时掌握了哪些目标信息、武器操作人员的身份,或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主观要件。调查人员还必须区分经过核实的材料与遭到篡改的媒体内容,并保护那些可能因材料公开而暴露身份或位置的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