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法是国际法中的一类规范,由国际社会全体国家接受并公认为不得减损的规范。具有这一地位的规范不能通过国家间的协议予以排除,只有具有相同性质的后续一般国际法规范才能加以更改。其名称源自拉丁语,通常译为“强制性的法律”。强行法在国际法内部确立了效力层级:某些基本规则优先于原本有效的法律安排,包括与这些规则相冲突的条约。
定义与法律依据
条约中对强行法的主要定义见于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该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相冲突的,无效。就该公约而言,此类规范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属于一般国际法规范。
- 由国际社会全体国家接受并公认为不得减损的规范。
- 只有具有相同性质的后续一般国际法规范才能加以更改。
强行法与任意法(jus dispositivum)相对,后者是国家可以通过协议变更或排除的规则。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允许国家自行安排彼此的权利义务。强制性规范则限制了这种自由,不受有关个别国家是否同意的影响。
规范不得减损这一要求涉及的是其法律地位。这并不意味着每一项重要的国际规则都具有强制性,也不意味着强制性规范没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某项行为是否落入一项禁令的范围,仍须通过解释该禁令来确定。
历史发展
协议不能凌驾于某些更高法律原则之上的观念,在罗马法和自然法思想中已有先例。这一观念的现代国际法形态,是在一个传统上以国家主权和同意为核心的法律秩序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禁止侵略战争、国际刑事责任的发展以及人权保护,为承认强制性规则提供了重要背景。这些发展并未自动使所有相关义务成为强行法,但支持了某些国际规范不能通过协议予以排除的主张。
国际法委员会将这一概念纳入其条约法编纂工作。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采纳了这一概念,为强行法提供了明确的条约法依据,但公约并未列举哪些规范属于这一类别。
2022年,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识别和法律后果的结论草案,并附评注和一份非穷尽性附件。这些结论本身并非条约。它们为评估强行法理论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框架,但其中的具体主张仍须结合国家实践和司法判决加以评价。
强制性规范的识别
识别强行法,需要区分一项法律规则的存在与其优越地位获得接受这两个问题。
一般国际法
一项规则首先必须构成一般国际法规范。国际法委员会指出,国际习惯法是强制性规范最常见的基础。条约规定和一般法律原则也可以成为其基础。
一项获得广泛批准的条约可以提供重要证据,但仅凭广泛参与,并不能证明其中每一项规定都具有强制性。同样,将某项规则描述为基本规则,或认为其在道德上具有强大约束力,也不足以证明其法律地位。
对不得减损性质的接受与承认
相关的接受与承认必须针对规则的强制性,而不仅是其通常的约束力。根据委员会的框架,需要有绝大多数且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接受,但不要求每一个国家都接受。
证据可包括:
- 官方声明和外交函件。
- 政府法律意见和国家出版物。
- 国内立法和国内法院判决。
- 条约规定和国际组织通过的决议。
国际法院和法庭,特别是国际法院的裁判,以及相关专家研究成果,可以帮助判断是否存在这种接受。
一国不能仅通过提出反对,就使自身免受一项已确立的强制性规范约束。持续反对者规则可能影响某些普通习惯规则的适用,但不适用于强行法。
获承认的实例
国际法委员会2022年的附件以非穷尽清单的形式,列出了委员会此前曾认定具有强制性的下列规范:
这份清单并不意味着与这些领域相关的每一项规则都具有强制性地位。尤其是,提及国际人道法的基本规则,并不表明规范武装冲突的每一项规定都是强行法。
司法上的承认是在具体争端中逐步发展的。在2006年“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中,国际法院承认禁止种族灭绝是一项强制性规范。在2012年“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比利时诉塞内加尔)”中,国际法院认定,禁止酷刑属于国际习惯法,并具有强行法地位。
具体强制性规范的准确表述和适用范围仍然十分重要。承认一项广泛的禁止性规范,并不意味着无需进一步分析,就能认定所有相关的程序义务或执行义务都具有相同地位。
法律后果
条约的无效与终止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区分了两种情形:
- **条约缔结时即存在冲突:**第53条规定该条约无效。第44条排除了在此情形下分割条约条款的可能,因此不能依据该条,仅将冲突条款剔除而保留条约其余部分。
- **新的强制性规范出现:**第64条规定,现有条约如与新出现的强制性规范相冲突,即成为无效并终止。公约规则允许在特定情形下分割条约条款。
第71条规定了相应后果。对于依据第53条无效的条约,当事国必须尽可能消除依据冲突条款实施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并使彼此关系符合该强制性规范。
条约因新的强制性规范出现而终止时,先前产生的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势,只有在维持它们本身不与该规范冲突的范围内,才可以保留。
其他国际法律行为
强行法理论的适用不限于条约。根据国际法委员会2022年的结论,如果一项习惯规则会与现有强制性规范相冲突,该习惯规则便不能形成;现有的非强制性习惯规则,则在与新出现的强制性规范冲突的范围内不再存在。
这些结论还涉及国家单方面行为和国际组织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它们在与强行法相冲突的范围内不能创设义务。判断是否确实存在冲突,需要仔细解释有关行为及相关规范。
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法对强制性义务规定了特定后果。某些情形原本可以排除行为的不法性,但不能据此为违反强制性规范所产生义务的行为辩护。
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国家责任条款》还专门规定了对此类义务的严重违背,将其界定为责任国严重或系统性地不履行该义务。对于此类违背,条款规定,各国必须通过合法手段合作,制止违背行为。各国不得承认由此类违背所造成的情势为合法,也不得为维持该情势提供援助或协助。
这些后果并不授权采取不受限制的强制行动。作为回应而采取的措施,仍须遵守其他适用的国际规则,包括《联合国宪章》。
与对世义务的关系
强行法与对世义务,即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密切相关,但二者并不相同。
这两个概念回答的是不同问题:
- 强行法涉及规范的优越地位及其不得减损的性质。
- 对世义务涉及义务是向谁承担的,以及其他国家对于该义务得到遵守所具有的法律利益。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框架,强制性规范产生对世义务。但反过来并不必然成立:证明一项义务是对国际社会承担的,本身并不能证明其具有强制性。
对全体缔约方义务(erga omnes partes)则是另一独立类别,指由于某一条约的所有缔约方在履约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而向所有这些缔约方承担的义务。基于条约的集体利益,本身并不能确立强行法地位。
管辖权、豁免与执行
强制性地位并不会自动赋予法院管辖权。国际法院和法庭通常需要另有法律依据,才能裁决争端。在2006年“刚果诉卢旺达案”中,国际法院区分了禁止种族灭绝的强制性与国家须同意其管辖权这一要求。
强行法也不会自动排除一切程序规则。在2012年“国家管辖豁免案(德国诉意大利)”中,国际法院裁定,在其审理的民事诉讼中,所称遭违反的实体规则具有强制性,并不排除国家豁免的适用。法院区分了两类问题:一国法院能否对另一国行使管辖权的程序问题,以及相关行为在实体上是否合法的问题。
该判决并未解决关于豁免的所有问题,包括针对个人的刑事诉讼所涉及的全部问题。这类问题需要分析相关豁免的类型、审理法院和适用法律。
同样,强行法本身并不确立普遍刑事管辖权,不会在所有国内法律体系中创设私人赔偿请求权,也不会免除某一特定法庭的可受理性要求。一项禁止性规范的地位,与可以用来执行它的机制,是两个独立的法律问题。
局限与尚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强行法理论为法律效力层级提供了框架,但确定其具体内容仍是一项要求很高的工作。《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提供了定义,却没有给出权威而完整的清单;证明各国接受某项规则的证据,往往比证明各国承认该规则不得减损的证据更为明确。
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已获承认规范的确切范围、确立新规范的门槛、这些规范在国际组织内部的运作方式,以及它们与程序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承认强行法不能仅仅断言某项规则十分重要,而必须有证据证明该规则的特定法律地位已获接受与承认,并另行分析其在具体案件中产生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