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确信(opinio juris)是指接受某项实践体现法律义务、权利或许可,而不只是习惯、便利、礼节或政治偏好的结果。在国际法中,它是确立国际习惯法规则所必需的两个要素之一,另一个要素是一般实践。这一拉丁语表述通常完整写作 opinio juris sive necessitatis。尽管法律确信常被描述为认为某种行为在法律上具有义务性的认识,但这一概念也适用于允许某种行为或赋予权利的习惯规则。
在国际习惯法中的地位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乙)项将国际习惯表述为“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这一表述构成了通行的两要素方法的基础:
- **一般实践:**主要由国家实施的、足够广泛、具有代表性且一致的行为。
- **接受为法律:**有证据表明,遵循或承认某项实践是因为其具有法律性质。
法律确信构成第二个要素。仅仅反复实施某种行为,并不能使其转化为法律。国家可能一贯给予外交礼遇、协调行政安排或遵循礼仪惯例,却并不认为自己在法律上有义务这样做。
这两个要素必须分别评估,尽管同一材料可能同时为两者提供证据。例如,正式外交抗议本身就是国家实践的一个实例,也可能表达对适用法律的立场。
国际法委员会在2018年关于国际习惯法识别的结论中重申了这一方法。这些结论提供的是方法论框架,而不是创设约束性规则的条约。
接受为法律的含义
法律上的确信,而非个人信念
法律确信有时被称为习惯的“主观”或“心理”要素。这些描述旨在将其与可观察的实践区分开来,但并不要求探究个别官员的私人想法。在法律分析中,是否接受为法律,是通过可归于国家的证据来确定的,包括官方声明、外交往来、国内裁决及其他相关行为。
国家不必使用这一拉丁语表述,也不必明确宣称某项规则具有习惯法性质。其法律立场可以从措辞和具体情境中显现出来。反之,仅仅将某种行为描述为可取、审慎或在道德上必要,并不能证明其接受了一项法律规则。
义务、权利与许可
传统表述强调对法律义务的认识。这适用于要求采取行动或保持克制的规则,但习惯法也包含权利和许可。
例如,一个国家主张其依习惯法有权采取行动,并不意味着它必须认为自己有义务行使这项权利。相关问题在于,所主张的权利以及其他国家相应的法律地位,是否被接受为法律上的事项。
不行使所主张的权利,不一定意味着否认该权利的存在。同样,如果国家仅以例外情形或其他法律依据来解释某种行动,那么反复采取该行动也不能证明存在法律上的许可。
与政治或道德赞同的区别
声称某种行为应当成为法律要求,与声称它已经是法律要求,并不相同。前者是在倡导法律发展,后者则可能为现有的法律确信提供证据。
这一区别在宣言、谈判和决议中尤为重要。表达愿景的措辞可能体现政策承诺,而并未主张存在一项现行规则。道德谴责可能伴随某种法律立场,但仅有道德上的反对并不等同于接受为法律。
证据与识别方法
法律确信可以从多种材料中推断得出:
- 政府官方声明和外交函件。
- 政府机关出具的法律意见。
- 在国际法院和法庭提出的诉状与论证。
- 国内立法和国内法院的裁决。
- 条约规定及有关其法律意义的声明。
- 就国际组织决议所采取的立场。
- 对另一国行为的反应,包括抗议、认可,以及在适当情形下的沉默。
没有任何一种证据形式在所有情况下都具有决定性。其证明力取决于措辞、背景、一致性,以及与所考察的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
声明与行为
明确的法律声明可能特别有助于判断,但必须仔细解读。一国政府可能将其行为解释为遵守条约、国内法、政治承诺或一般国际法。这些解释未必支持对习惯法作出相同的结论。
国家也可能同时出于多种原因采取行动。如果该国同时接受某项实践具有法律意义,那么战略优势或经济利益并不排除法律确信的存在。
对于相互矛盾的声明和行动,需要结合背景进行评估。官方言辞与实际行为,任何一方都不能自动凌驾于另一方之上。
沉默与不作为
沉默有时可以支持接受的推断,但并不自动等于同意。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的方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有关国家当时有条件作出反应,而且当时的情形要求其作出反应。
否则,未提出抗议可能只是反映出不知情、资源有限、态度不确定,或决定不使争端升级。同样,不从事某项活动,并不能证明国家认为该活动受到禁止。
国际组织的决议
联合国大会决议本身并不创设习惯规则。不过,它可能提供接受为法律的证据,或有助于一项规则的发展。
相关考量因素包括决议的措辞、表决情况、投票解释及后续实践。投赞成票可能是在支持某个政治目标,而非承认一项现有法律义务。弃权或反对票可能只针对文本的一部分,因此投票解释尤为重要。
通过国际裁判的发展
若干国际裁判塑造了对法律确信的现代理解。
“荷花号”案
在1927年的“荷花号”案判决中,常设国际法院审查了各国不进行某些刑事起诉的意义。法院解释说,只有当国家因认为自己在法律上负有不进行起诉的义务而不采取行动时,这种不作为才能支持存在习惯法上的禁止。
该案说明,如果不审查不作为在法律上的解释,就不能将一种不作为模式等同于法律上的禁止。
北海大陆架案
在1969年的“北海大陆架”案判决中,国际法院强调,频繁或惯常的行为并不足够。有关行为必须显示出一种认识,即某项法律规则使该行为成为义务。
法院还审查了条约规定能否成为习惯规则。其分析区分了参与条约制度与接受同一规则作为独立适用的习惯法这两种情况。
尼加拉瓜诉美国案
在1986年“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的实体判决中,法院澄清了规则与不符合该规则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习惯法的存在并不要求行为完全符合规则。
如果国家将偏离规则的行为视为违反规则,而非行使一项新主张的法律权利,那么这些偏离行为未必会削弱该规则。同样,一国试图援引例外来证明其行为正当,即使这一理由不成立,也可能表明它接受了该例外所针对的基本规则。
核武器咨询意见
在1996年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法院审查了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威慑实践以及大会决议。其分析表明,如果各国持有不同的法律立场,而且有关行为存在相互竞争的解释,那么长期不使用核武器以及反复通过决议,并不一定能确立所需的法律确信。
与条约及其他法律概念的关系
条约义务与习惯规则
条约法和习惯法可以包含内容相同的规则,同时保有各自独立的法律基础。因此,遵守条约并不能自动证明接受了相应的习惯法义务。
条约规定可能编纂既有的习惯规则,使正在形成的规则定型,或促进新的习惯规则的发展。每种可能性都需要考察一般实践及其是否被接受为法律。无论是广泛参与条约,还是将某项规定纳入条约,单独而言都不足以确立所主张的具体习惯规则。
持续反对
根据持续反对者规则,一个国家如果在某项习惯规则形成过程中明确表示反对,并持续维持这一反对立场,就可能不受该规则约束。这与否认该规则对其他国家而言存在,是两回事。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识别的结论不影响有关强行法的问题;持续反对并不是摆脱此类规范约束的途径。
特别国际习惯法
习惯规则可能适用于有限的一组国家,而非普遍适用。确立特别习惯法,需要有证据表明,有关国家之间存在一般实践,而且它们在彼此关系中接受该实践为法律。仅凭共同的地理位置、反复合作或参与某一机构,并不能确立这种法律上的接受。
方法论上的困难与争论
一个核心困难是习惯法形成过程中看似存在的循环:如果国家必须先接受某种行为为法律,该行为才能成为习惯法,那么新规则如何产生?对此的解释强调,法律主张、支持这些主张的行为、各方反应以及逐步扩大的接受范围之间会相互作用。识别一项已经确立的规则与解释其历史形成过程,是相关但不同的任务。
另一个困难是证据分布不均。有些国家公布了大量法律立场,另一些国家参与国际法律辩论的方式则不那么显著。因此,可获取的记录可能使某些国家的立场显得过于突出。评估实践是否具有代表性,需要关注参与情况和背景,而不能仅仅统计已公布的声明数量。
声明与实际行动各自应占多大权重,也存在争论。声明能够准确阐明法律立场,却可能与行为不符;行为可能产生重要后果,却在法律意义上含糊不清。两要素方法要求同时具备实践和接受为法律,而不是允许仅凭口头赞同或反复行为就确立习惯。
这些困难使得拟议规则的表述至关重要。支持某项宽泛原则的证据,未必能确立一项更具体的义务、例外或程序要求。法律确信必须结合所主张的具体法律命题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