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设国际法院(PCIJ)**是在国际联盟推动下设立的国际司法机构,负责裁决国家间的法律争端,并就国际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其《规约》于1920年通过,1922年在荷兰海牙和平宫举行首次开庭,1946年正式解散。作为国际法院(ICJ)的前身,常设国际法院为现代国际司法裁判的机构架构、程序和判例法奠定了基础。
起源与设立
常设国际法院的诞生,源于以有组织的和平解决争端方式取代或补充外交谈判与战争的努力。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已经推动了国际仲裁的发展,但仲裁通常依赖为特定争端临时组成的仲裁庭。常设法院则具备常任法官队伍、既定规则,以及更具连续性的法律论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盟约》第14条责成国联行政院拟订设立常设国际法院的方案。一个法学家咨询委员会于1920年拟订了规约草案。国联大会于当年12月通过据此制定的《规约》;在获得所需批准后,《规约》于1921年生效。首批法官于1921年选出,法院于1922年2月15日正式开庭。
常设国际法院虽然与国联关系密切,却并非只是该组织的司法部门。其《规约》以一项单独的国际文书为依据,国联会员国并不自动成为《规约》的缔约国。反过来,参与法院相关安排的国家也并不严格限于国联会员国。
“常设”一词主要指法院作为机构的持续存在及其常任法官队伍,并不意味着法院自动对所有国际争端享有管辖权。
组织与司法独立
法院最初由11名法官和4名候补法官组成,后来改为15名法官,不再另设候补法官。法官任期通常为九年,可以连选连任。
法官候选人由与国际仲裁制度相联系的各国团体提名,须经国联大会和行政院分别投票选举。这一安排力求兼顾专业法律资历,以及主要法系和主要文明形式的代表性;后两种表述沿用了当时的用语。
法官以个人身份任职,而非本国政府的代表。《规约》要求法官保持独立,并禁止其从事与司法职务不相容的活动。这些规定有助于在国际层面将司法独立制度化。
参与案件的国家,如果审判席上没有本国国籍的法官,可以在规定条件下指定一名专案法官。这一机制回应了各国对程序平等的关切,同时并未改变法官应当独立裁判的原则。
法院设有书记官处,自行选举院长和副院长,并可为某些类别的案件组成分庭。其正式语言为英语和法语。书面诉辩、口头审理、附有理由的裁判,以及公开发表的个别意见或反对意见,使直接当事方以外的人也能了解法院的工作。
管辖权与职能
常设国际法院有两项主要职能:裁决诉讼案件和发表咨询意见。
诉讼管辖权
只有国家才能成为诉讼程序的当事方。个人、公司及其他私人实体不能直接向法院提出请求,不过,涉及其利益的争端有时会通过国家提出的请求提交法院。
法院的管辖权以国家同意为基础。这种同意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表达:
- 订立特别协定,将已经发生的争端提交法院。
- 在条约中订立条款,规定以司法方式解决该条约项下产生的争端。
- 根据《规约》第36条作出相互接受强制管辖权的声明,通常称为任择条款。
任择条款允许国家预先接受法院对特定类别法律争端的管辖。其效力取决于声明的具体条款,包括保留和互惠条件。因此,常设国际法院并不因其存在本身而拥有普遍的强制管辖权。
法院可以裁定自身是否对某一案件具有管辖权。它也有权指示临时措施,以便在作出最终裁判之前保全当事各方各自的权利。
咨询管辖权
法院可以就国联行政院或大会提交的争端或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与诉讼案件不同,这类程序不会产生对诉讼国具有约束力的判决。不过,咨询意见可以阐明法律义务,并为国联处理国际问题提供依据。
法院始终有责任维护其工作的司法性质。在1923年的“东卡累利阿地位”咨询意见中,法院拒绝回答所提交的问题,因为该问题涉及与苏维埃俄国的争端,而后者并未同意参与程序,且查明必要事实也存在困难。这一事件成为探讨咨询管辖权、国家同意和司法适当性三者关系的重要参照。
适用法律与判决效力
《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列明了法院应适用的主要法律依据:
- 确立有关国家所承认规则的国际公约。
- 国际习惯法,即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 各国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规约》在此使用了“文明各国”这一历史性表述。
- 司法判例及最具权威的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规则的辅助手段。
《规约》还允许法院在当事方同意的情况下,依照公允及善良原则(ex aequo et bono)作出裁判,即以公平为依据,而非严格适用法律规则。后来的《国际法院规约》基本保留了这一框架。
根据第59条,判决仅对当事方及该特定案件具有约束力。因此,常设国际法院的裁判并不构成对所有后续争端均有正式约束力的法律先例。不过,其论证对后来的国际诉讼和法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判决为终局判决,不得上诉,但《规约》规定了判决解释程序,以及在限定条件下的复核程序。法院没有独立的执行机构。判决能否得到遵守,最终取决于各国及相关的外交与制度安排。
重要裁判与法律贡献
法院审理的案件涉及条约解释、领土权力、航行、国籍、少数群体保护,以及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温布尔登号”案
在“温布尔登号轮船”案(1923年)中,法院审查了德国根据《凡尔赛条约》就基尔运河通行承担的义务。法院认定,德国拒绝该船通过运河,违反了条约义务。
判决区分了行使主权与不受国际义务约束这两个概念: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承诺,本身就是主权的一项属性。该案成为反驳“主权必然使国家无法接受对其行为的法律限制”这一主张的重要论据。
“荷花号”案
在“荷花号轮船”案(1927年)中,法院审查了以下问题:一艘法国船舶与一艘土耳其船舶在公海相撞后,土耳其起诉一名法国船员是否违反国际法。法院认定,相关国际法并未禁止土耳其提出该项起诉。
该判决后来被视为体现了一种较为宽松的国家行动自由观:在无法确立禁止性国际规则的情况下,国家享有行动自由。其论证一直颇具影响,但也备受争议。后来的条约改变了公海碰撞事件刑事管辖权的相关规则,因此不能将该案结论视为对现行海事法的完整表述。
“霍茹夫工厂”案
在“霍茹夫工厂”案(1927—1928年)中,法院发展了有关国家责任及国际不法行为赔偿的原则。法院在1928年的实体判决中指出,赔偿应尽可能消除不法行为的后果,并恢复至若未发生该行为便很可能存在的状态。
这一表述成为国际法中有关恢复原状、补偿和损害赔偿的重要依据。
“马夫罗马蒂斯”案
在“马夫罗马蒂斯巴勒斯坦特许权”案(1924年)中,法院阐明了一国如何代其国民向另一国提出请求。法院还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争端定义:争端是指在某一法律或事实问题上的分歧,或法律观点或利益上的冲突。
该案推动了外交保护法的发展,也有助于明确国际法院可以裁判哪些争端。
局限与历史背景
常设国际法院的运作依赖于它无法控制的政治环境。各国接受管辖权的程度始终参差不齐,并可通过保留限制其承诺,或拒绝将缺乏适用管辖依据的争端提交法院。美国从未成为法院《规约》的缔约国。
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也影响了诉诸司法的机会。当时世界上许多地区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殖民地人民一般不具备独立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资格。尽管一些裁判涉及少数群体保护和委任统治制度,常设国际法院并不是一个具有一般管辖权的人权法院,也不对个人行使刑事管辖权。
20世纪30年代国联的衰弱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法院实质性的司法活动走向终结。法院最后一次公开开庭是在1939年12月。1922年至1940年间,法院共处理了29起诉讼案件,并发表了27项咨询意见。
解散与继承
联合国的成立促成了一个新的世界法院的设立。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将国际法院确立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与常设国际法院和国联之间的关系不同,这一安排明确将其继任法院纳入了新组织的根本制度架构。
常设国际法院于1946年4月18日正式解散。国际法院继承了其大部分机构模式,包括以和平宫为所在地、《规约》的基本结构,以及许多程序惯例。然而,国际法院是一个具有独立法律基础的新法院,而非仅仅更名后的常设国际法院。
有关既有条约中的法院指称及接受管辖权声明的规定,进一步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延续性。国际法院在解释和适用国际法时,也继续援引常设国际法院的裁判。因此,常设国际法院已公布的判决和咨询意见,至今仍是国际法院和法庭实际运用的判例体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