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书》**是一份国际法律文件,国际联盟依据该文件,委托英国管理原属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该文件于1922年7月24日获国际联盟行政院批准,并于1923年9月29日生效,要求英国在保障全体居民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同时,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创造条件。战时军事占领结束后,英国已于1920年7月开始实行文官统治。委任统治于1948年5月14日结束时终止。
这一名称通常也用来指称被称为英属巴勒斯坦的政治体制及其领土。不过,委任统治的法律框架与直接作为巴勒斯坦管理的领土之间,有必要加以区分。这一框架也涵盖约旦河以东的外约旦;英国在那里不实施有关犹太民族家园的条款,并支持由埃米尔阿卜杜拉领导的独立行政当局。关于英属巴勒斯坦的叙述,大多涉及约旦河以西的领土,包括后来成为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地区。
委任统治将英国的帝国行政管理、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一个名义上以发展自治机构为宗旨的国际体系交织在一起。其实施改变了移民、土地所有权、公共行政和经济生活,却始终未能促成当地阿拉伯社群与犹太社群就宪制安排达成共识。委任统治的最后几年,局势逐步演变,最终引发了1948年阿以战争、以色列建国,以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大规模流离失所。
战时起源与委任统治的确立
委任统治源于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及其统治的瓦解。战前,后来作为巴勒斯坦加以管理的领土并非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统一行省。耶路撒冷是一个单独管理的行政区,其他地区则隶属于行政中心位于更北方的较大省级单位。英军于1917年12月占领耶路撒冷,并在1918年完成了对其余领土的征服。最初,军事管治通过敌占区管理局实施。
战时的数项外交承诺影响了后来的争端。在1915至1916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英国与麦加谢里夫侯赛因讨论了支持阿拉伯独立的问题。通信中关于哪些地域不在承诺范围内的表述,后来引发了相互冲突的解释,尤其是巴勒斯坦是否属于获承诺独立的领土。与此同时,1916年5月签订的秘密《赛克斯—皮科协定》设想在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土上划分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并对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实行国际共管。这两项外交安排均未确定最终的委任统治区边界。
1917年11月2日发表的《贝尔福宣言》,为委任统治令中的特殊条款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这份由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致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宣言表示,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宣言同时规定,不得损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群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也不得损害其他地方犹太人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宣言既未界定“民族家园”的含义,也未明确其边界,更未明确承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在1920年4月的圣雷莫会议上,主要协约国决定由英国对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并将落实《贝尔福宣言》纳入拟议的安排。英国任命赫伯特·塞缪尔为首任高级专员,文官政府于1920年7月1日开始运作。此时,国际联盟尚未正式批准委任统治令,该令也尚未生效。这一时间差十分重要,因为从法律上的时间顺序来看,英国自1920年开始的行政管理,并不等同于1923年起正式实施的委任统治。
经过英国、其他列强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参与的谈判,国际联盟行政院于1922年7月批准了委任统治令文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此前已通过代表大会、请愿和派遣代表团表达反对意见,但未能促使民族家园条款被删除。最终形成的法律文书,既载有对某一特定民族建国事业的承诺,也规定了对当地现有人口的义务,而当地占多数的阿拉伯人普遍反对这一事业。构成委任统治核心政治难题的,正是这两者的结合,而不只是行政管理权从奥斯曼官员向英国官员的转移。
法律框架与国际监督
该托管令属于《国际联盟盟约》第22条所确立的制度。该条将原由战败国统治的各民族的福祉与发展称为“文明的神圣信托”。对于原属奥斯曼帝国的各共同体,该条设想暂时承认其为独立国家,同时给予行政方面的指导和援助,直至其能够自立。巴勒斯坦通常被归入这类甲类委任统治地,但其托管令所载的义务,使其有别于邻近的委任统治地。
序言纳入了《贝尔福宣言》,并承认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第2条规定,英国负责创造建立犹太民族家园所必需的政治、行政和经济条件,并发展自治机构。该条还要求保障所有居民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不分种族或宗教。第4条承认一个适当的犹太机构为公共团体,负责向行政当局提供咨询并与之合作;这一职能最初由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履行,扩充后的犹太事务局于1929年成立。
第6条要求行政当局在确保其他居民群体的权利和地位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适当条件下为犹太移民提供便利,并鼓励犹太人在土地上密集定居。第7条要求制定国籍法,其中须包含便利永久定居的犹太人取得巴勒斯坦公民身份的条款。其他条款涉及宗教自由、教育、古物、公共工程、经济平等及进入圣地的权利。第22条将英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定为官方语言。
托管令并未明确设立与犹太事务局相对应的阿拉伯民族机构,也未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当占多数的阿拉伯人反对英国履行其国际义务所必需的核心政策时,自治应如何运作。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强调多数统治与民族独立;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则强调托管令对犹太民族家园的明确认可。英国官员多次寻求既能维持托管当局权力,又不致让代议制立法机构推翻民族家园承诺的安排。
监督通过英国提交年度报告以及国联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的审查来实施。该委员会可以审查政策和审议请愿,但不负责管理巴勒斯坦。第26条规定,英国与另一国联成员国如就托管令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且谈判未能解决,则应将争端提交常设国际法院。1924年开始的“马夫罗马蒂斯巴勒斯坦特许权案”诉讼,体现了这一国际司法层面的作用。然而,国际监督并未提供有效机制,以解决围绕民族自决及该地区未来政治性质的根本冲突。
领土、边界与外约旦的分离
委任统治地的边界是通过多项协议逐步形成的,并非沿袭某个既有地理单元的界限。在南部,与埃及接壤的边界大体沿用了1906年划定的奥斯曼领土与英国控制下的埃及之间的界线。在北部,英国和法国通过谈判划分各自的委任统治地。1920年12月的英法公约,以及此后与波莱—纽康布委员会相关的划界工作,最终形成了1923年确定的边界。这些安排将加利利海划入巴勒斯坦,并将边境村庄和水源分划给巴勒斯坦与法国的委任统治地。
东部领土则需要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在1921年3月的开罗会议上,殖民地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及其他英国官员拟定了由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主政的安排。此后,委任统治书第25条授权英国,在获得国际联盟批准后,可在约旦河与巴勒斯坦东部边界之间的领土上暂缓实施或不予实施部分条款。1922年9月16日,国联理事会批准了英国提交的相关备忘录,将有关犹太民族家园的条款排除在外约旦的适用范围之外。
因此,外约旦在英国监督下形成了独立的政府、法律体系和政治认同。它并未被纳入约旦河以西的常规行政区体系。英国仍对其财政、国防和对外事务保有重大影响,但行政上的分离日益巩固。外约旦于1946年正式独立,后来成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因此,不应将其发展历程与1948年英国在巴勒斯坦统治的终结混为一谈。
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面积约为26,000平方公里。其主要地理区域包括地中海沿岸平原、中央高地、约旦河谷和干旱的南部地区。耶路撒冷是行政首府,雅法、海法以及迅速扩张的特拉维夫则是主要的商业和城市中心。南部行政区包括内盖夫,这片地区幅员辽阔,但人口相对稀少,土地主要用于放牧。
边界的划定不仅改变了外交层面的地理格局,也影响了经济与社会关系。原本同属奥斯曼帝国更广泛区域网络的村庄、牧场、贸易路线和水资源,如今分处国际边界两侧。海关管制和移民法规使这一新领土单元在行政上日益具有独立性。与此同时,跨越其与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及外约旦边界的宗教、家族、商业和政治联系仍在延续。这些边界影响了后来的争端,但1948年后的停战线则是由战争及其后续协议形成的另一套界线。
行政、公民身份与代议机构
由英国王室任命的高级专员领导行政当局,行使广泛的行政权和立法权。1922年《巴勒斯坦枢密院令》奠定了宪制框架的主要基础。布政司及中央各部门负责监督地方行政、警务、财政、公共工程、教育及其他公共事务。尽管英国将其统治描述为临时托管,官员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仍是帝国国家的行政管理方式,而非民选的国家内阁。
设立代议制立法机关的提议屡次未能实现。1922年的宪制安排设想成立一个由民选议员和官守议员组成的立法委员会,但阿拉伯领导人反对在保留《贝尔福宣言》政策的宪制下参与其中。1923年尝试举行的选举未能产生一个能够运作的委员会。此后的提议,包括1935年提出的方案,也未能取得必要的政治共识。因此,始终没有出现覆盖全境的民选立法机关,高级专员主要通过颁布法令实施统治。市政委员会为选举和地方行政提供了一个范围较小的平台,但并未解决全国层面的政治代表权问题。
当地法律制度融合了沿袭下来的制度与新引入的要素。奥斯曼法律仍然十分重要,在土地事务方面尤其如此;与此同时,英国颁布的法令和司法实践又增添了与普通法相关的特征。民事和刑事法院与宗教法庭并存,后者对特定的个人身份事务行使管辖权。穆斯林伊斯兰教法法庭以及获承认的犹太教、基督教宗教法庭,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处理婚姻和离婚等问题。由此形成的法律多元格局,并非只是对英格兰法律的简单移植。
1925年《巴勒斯坦公民身份令》确立了单独的巴勒斯坦公民身份,对原奥斯曼臣民的身份及归化途径作出规定。居住要求以及旅居国外者的具体处境,可能使移居海外者在寻求身份承认时遭遇困难。公民身份是一种法律地位,并不意味着统一的民族认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可以拥有相同的国籍,却提出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护照、官方文件、货币和邮票,使这片委任统治领土作为一个行政实体更加清晰可见;1927年,巴勒斯坦镑取代埃及镑,成为当地货币。
各社群机构的发展并不均衡。犹太社群,即“伊舒夫”,拥有民选机构、犹太民族委员会、政党,以及广泛的教育、经济和福利组织。1921年成立的最高穆斯林委员会管理穆斯林宗教捐产及相关机构,哈吉·阿明·侯赛尼于1922年出任主席。该委员会并不是代表全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府。穆斯林—基督徒协会、阿拉伯人大会、市政领导人以及后来成立的政党,则提供了其他形式的领导。由此,英国所治理的这片领土上,各民族社群的组织程度日益提高,却始终缺乏一个共同的代议政治中心。
人口、移民与土地占有
人口变化是委任统治时期政治的核心议题。1922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757,182名居民,其中穆斯林590,890人、犹太人83,794人、基督徒73,024人,此外还有人数较少的其他宗教群体。1931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1,035,821名居民。据官方估算,1945年人口约为176万,其中犹太人约55.4万。这些数字表明,阿拉伯人口和犹太人口都大幅增长。不过,不应将宗教类别视为民族认同的精确对应:大多数基督徒是阿拉伯人,但官方分类与政治归属并不完全吻合。
犹太移民提高了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但移民速度的变化相当大。20世纪20年代的移民来自东欧等地,而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后,寻求避难的人数急剧增加。官方数据显示,1935年约有62,000名犹太移民入境,为委任统治期间年度最高纪录。自然增长也是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阿拉伯人口的增长主要源于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此外也有移民的影响,但其规模及应如何解读一直存在争议。
委任统治当局通过许可证和分类制度管理移民,类别包括劳工、受扶养家属、学生以及自有资金者。1922年《丘吉尔白皮书》强调“经济吸纳能力”原则,将劳工移民与官方对就业及经济状况的评估挂钩。犹太复国主义机构参与了移民的组织工作和移民名额的分配。巴勒斯坦阿拉伯反对者认为,移民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因为它可能改变这片土地的政治未来。限制收紧后,未经许可的移民活动及阻止此类活动的行动日益成为重要议题。
土地转让同样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解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私人买家通过与当地及不居住于当地的地主交易来购置土地。犹太国民基金形成了一项制度性政策,即持有土地供犹太人定居使用。阿拉伯人的反对主要针对土地转让在民族层面产生的累积后果,以及佃农因此失去耕地的问题。耶斯列谷等地区的土地收购成为引人注目的例子,因为大地主出售土地可能影响到并非交易当事人的耕作者。不过,直到委任统治结束时,犹太人拥有的土地仍只占全部领土的一小部分。
土地权属问题不能简化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私人所有权之间的划分。奥斯曼时期的土地分类区分了私有财产、国有土地、宗教捐赠地产及其他权属形式,而耕作权和村庄惯例又使登记工作更为复杂。英国的地籍测量和土地确权厘清了部分地区的产权,但并未完成全国范围的登记。尤其在内盖夫,贝都因人的土地占用和习惯性使用方式未必符合官方登记类别。因此,围绕所有权、占用和民族领土的争议相互交织,却并不等同。
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与文化生活
委任统治时期的经济在阿拉伯人兴办企业、犹太人的投资与移民、英国推动的公共工程,以及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壮大。农业仍占重要地位,尤其是谷物、橄榄和柑橘种植。雅法橙成为主要出口商品,阿拉伯和犹太种植者均有生产。柑橘种植需要资金、灌溉、包装设施和海外市场渠道,因此容易受到信贷状况和航运中断的影响。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地主、佃农和小农之间,农村经济状况也存在显著差异。
海法成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中心。其深水港于1933年启用,改善了海运条件,并巩固了海法作为工商业城市的地位。连接基尔库克油田与海法的输油管道于1935年投入运营,随后在这一年代的后期又建成了炼油厂。公路、铁路、发电设施和电信网络使境内各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服务于英国的战略目标。与平哈斯·鲁滕贝格密切相关的巴勒斯坦电力公司建设了发电和配电设施,其中包括1932年投入运营的纳哈拉伊姆水电站。
经济机构往往按族群分别组织。成立于1920年的犹太总工会不仅是一个工会联合组织,还负责组织企业、医疗服务、建筑业和定居活动。优先采用“希伯来劳工”的政策旨在建立经济上能够自立的犹太社群,也可能将阿拉伯工人排除在某些工作场所之外。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商会、企业、专业协会和劳工组织也逐渐发展起来。两个社群的经济仍通过贸易、就业、运输和共同市场相互联系,但其机构上的分立增强了各自独立开展政治动员的能力。
公共服务由政府、社群和私营体系共同提供。公立学校主要面向阿拉伯学生,犹太教育网络则在获得公共资助的同时保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资源分配和服务可及性并不均衡,城乡之间、男女学生之间尤为如此。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于1925年开办,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学院于1924年开始授课。阿拉伯学生也前往本地区其他地方及海外的院校接受高等教育。政府卫生部门、传教医院、市政服务机构和犹太医疗组织共同参与公共卫生服务,其中包括防治疟疾的行动。
文化创作既反映了共同的城市生活体验,也体现出日益分化的民族建构事业。1911年创办于雅法的阿拉伯文报纸《巴勒斯坦报》,以及1919年创办的希伯来文报纸《国土报》等,将地方事件与更广泛的政治讨论联系起来。巴勒斯坦广播电台于1936年开始使用当地三种官方语言播音。考古发掘、文物管理、博物馆、文学社团和宗教机构使历史阐释成为一项引人注目的公共活动。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不断发展,与此同时,各方也竞相将当下的政治诉求与这片土地的古代及近世历史联系起来。
族群间暴力、阿拉伯起义与政策调整
暴力事件一再暴露出英国试图调和彼此不相容的政治诉求这一做法的薄弱之处。1920年4月耶路撒冷和1921年5月雅法发生的骚乱,既涉及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也包括范围更广的冲突,事后均开展了官方调查。1921年的海克拉夫特委员会认定,阿拉伯人因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而产生的政治与经济忧虑,以及由此引发的敌意,是骚乱的深层原因。此类调查成为委任统治时期反复出现的治理方式:委员会调查暴力事件,查明结构性不满的根源,并提出政策调整建议,但这些建议通常无法获得两个族群的共同接受。
1929年8月的暴力事件发生前,围绕耶路撒冷西墙的出入及相关权利的冲突日益加剧。袭击蔓延至城外,希伯伦和萨法德均发生犹太人遭杀害的事件;也有阿拉伯人在冲突中或被安全部队杀害。通常引用的死亡总数为犹太人133人、阿拉伯人116人。肖委员会对骚乱展开调查,霍普-辛普森调查则考察了移民、定居与发展问题。1930年的《帕斯菲尔德白皮书》提出了限制措施与改革方案,但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在1931年的一封信中,以更能让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安心的措辞阐明了英国政策。
1936—1939年阿拉伯起义构成了更为持久的挑战。起义始于一场总罢工,诉求包括停止犹太移民、禁止向犹太人转让土地,以及建立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政府。1936年4月成立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协调了这场政治运动中的重要行动。罢工于10月结束后,武装反抗在1937—1939年间进一步升级。起义者袭击英国军队、基础设施及犹太人目标,而内部派系争斗也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
英国在镇压起义时采取了大规模军事部署、拘押、宵禁、拆毁房屋、集体惩罚和处决等手段。犹太辅助警察和哈加纳协助了英国的部分治安行动,而伊尔贡则对阿拉伯人发动袭击,其策略有别于哈加纳正式奉行的克制政策。起义造成数千名阿拉伯人死亡,严重削弱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领导力量与组织能力。镇压起义的过程,也使犹太社群中的部分力量积累了更多军事经验,并扩充了可供其使用的军事基础设施。
皮尔委员会于1937年7月发表报告,认为委任统治所承担的根本义务无法调和,因而提议将巴勒斯坦分割为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同时由英国继续控制某些地区。其建议还考虑了人口迁移,包括在万不得已时实行强制迁移。此后并未实施分治。1939年的白皮书转而提出,在十年内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将五年内的犹太移民人数限制在75,000人,此后的移民则须以阿拉伯人的默许为前提。1940年又出台了土地转让条例。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拒绝接受这一政策,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也予以拒绝。国际联盟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未能就该政策是否符合委任统治书达成一致意见;战争爆发使国联盟理事会未能就此问题作出最终决议。
世界大战、难民迁徙与联合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成为英国重要的军事基地和补给中心。轴心国可能经北非或高加索地区推进,使区域防御成为迫切需要应对的问题。许多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英军中服役,犹太旅也于1944年成立。犹太政治领袖普遍支持对纳粹德国作战,同时继续反对1939年实行的移民限制。这两种立场并不矛盾:他们既合作对抗轴心国,也致力于推翻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策。
纳粹大屠杀彻底改变了犹太移民所处的环境。纳粹的迫害与大规模屠杀摧毁了欧洲的犹太社群,而幸存的流离失所者在1945年后仍面临前途未卜的处境。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加大力度,绕过移民许可证制度将移民送往巴勒斯坦,这项行动通常称为“阿利亚乙”。英国的拦截和拘留政策引发了重大的国际争议。自1946年起,许多遭到拦截的移民被关押在塞浦路斯的营地中。1947年,“出埃及记号”遭到拦截,其乘客被强行送回欧洲,尤其引起了广泛关注。
针对英国的武装冲突也不断升级。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在政治倾向、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上各不相同,但在1945至1946年间曾短暂地在犹太抵抗运动框架内合作。其行动包括袭击交通基础设施和英国设施。1946年7月22日,伊尔贡炸毁了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的南翼,那里设有政府和军方办公机构;爆炸造成91人死亡。英国的搜查、逮捕和限制措施既未促成稳定的政治解决方案,也未能平息叛乱。
外交努力同样陷入停滞。英美调查委员会于1946年建议立即接纳10万名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并提出更广泛的政治保障措施,但其方案并未作为解决办法付诸实施。1947年,英国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展开调查,并提出了多数派和少数派方案。多数派支持分治,少数派则主张实行联邦制。阿拉伯代表拒绝接受分治这一前提,而犹太事务局则与该委员会合作。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第181号决议。决议建议将巴勒斯坦分为阿拉伯国和犹太国,两国以经济联盟相联系,耶路撒冷则置于国际管理之下。犹太事务局接受分治,将其作为建国的基础;阿拉伯领导人则予以拒绝。该决议只是一项建议,并不会自动实现主权移交,英国也拒绝以武力推行这一解决方案。随着英国逐步撤离,阿拉伯与犹太武装力量之间的战斗愈演愈烈。
终止及制度遗产
英国宣布,委任统治将于1948年5月15日结束,并着手撤出行政机构和军队。《1948年巴勒斯坦法》及相关法律文书为终止委任统治提供了英国国内法框架。5月14日,在委任统治于午夜届满之前,戴维·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布以色列国成立。次日,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进入原委任统治地,使原有的族群间战争扩大为国家间冲突。
委任统治的终止并未带来第181号决议所建议的政治秩序。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但拟议中的阿拉伯国家并未建立。到1949年各项停战协定签订时,以色列控制的领土已远超分治建议划归犹太国家的范围。约旦控制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埃及则管辖加沙地带。耶路撒冷被分割,而非按原提议置于国际管理之下。通常称为“绿线”的停战分界线,既不同于委任统治地的对外边界,也不同于分治方案中的界线。
在1947至1949年的战争期间,约7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离家园或遭到驱逐。巴勒斯坦人将这场流离失所铭记为大灾难;这一过程在委任统治结束前便已开始,之后仍在持续。家园、财产、社群和政治机构的丧失,造成了一个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难民问题。战争期间,一些地方的犹太社群也被迫迁离,包括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区。这些事件是一场在英国撤离前后持续发生的冲突所造成的后果,而非终止委任统治这一单一行政行为的结果。
尽管如此,委任统治时期的制度仍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以色列通过《1948年法律与行政条例》暂时保留了大量既有法律,此后再加以修订或废除。在后续当局的治理下,奥斯曼帝国时期及委任统治时期的立法也继续影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法律体系。土地登记记录、法院惯例、市政边界、公共基础设施及个人身份事务安排,仍具有重要影响。英国统治时期引入的某些紧急条例尤其长期延续,不过,其后续运用取决于后来的政府及法律秩序。
委任统治留下的文献资料异常丰富:英国各部门档案、国际联盟报告、请愿书、人口普查资料、地籍记录、委员会证词、阿拉伯语及希伯来语报刊,以及各社群的档案,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其运作情况。对这些资料所使用的分类,需要进行批判性解读。人口普查中的宗教归属不等同于民族归属;登记在册的产权并不能涵盖所有土地利用形式;行政当局的治安报告也无法完整呈现平民的经历。因此,历史分析须区分作为国际法律文书的委任统治令、作为治理实践的英国行政管理,以及在其中不断变化、发展出彼此冲突的民族建国诉求的各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