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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land-tenure

土地权属制度

土地权属制度是规范土地获取、使用、控制、权益转移及继承的规则与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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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权属制度是由规则、权利和制度构成的体系,个人与组织据此获取、使用和控制土地,并转移与土地有关的权益。它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围绕土地形成的关系,而不只是对某一地域的实际占有。这些关系可以通过成文法律、习惯法、合同、宗教规则或社会认可的惯例确立。土地权属制度决定谁可以耕种田地、居住房屋、放牧牲畜、采集林产品、收取租金、排除他人使用土地,或将权利传给继承人。

土地权属制度是农业生产、住房供给、投资、公共财政收入以及财富和权力分配的重要基础。它还影响着原住民族的地位、共有资源的管理,以及政府建设基础设施或保护生态系统的能力。所有权只是土地权属安排的一种形式:承租人、牧民、遵循习惯法的社群、公共机构以及土地使用权持有人,都可能对同一块土地享有正当权益。

无论是公有与私有、正式与非正式,还是个人与集体,任何单一维度的划分都无法完整描述土地权属。要理解一种土地权属制度,就必须考察权利的内容和存续期限、承认这些权利的机构、权利附带的义务,以及这些权利在实际行使时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保障。

权利、权益与权属保障

土地权属通常被视为一组产权,而非单一、不可分割的权利。这组权利可以包括进入、占用、耕作、资源开采、管理、排除他人使用、出租、出售、继承和抵押等权利。这些权利不一定归同一人所有。社区可以将农田分配给某个家庭,同时保留对土地转让的决定权;佃户可以耕种土地,而土地所有者收取租金;公共机构也可以在不拥有地块的情况下对其建设活动实施监管。

权利还可以按资源种类、季节、深度或期限加以划分。地表所有权不一定涵盖矿产、石油或地下水。耕地在收获后可能开放供集体放牧。建筑物与其下方的土地也可能分属不同主体。这类安排不一定是不完整的所有权形式,也可能是为兼顾不同活动和使用者而有意设计的制度安排。

财产权与主权之间也有区别。主权涉及对领土的统治权,而财产权涉及领土范围内获得法律或社会认可的权益。国家可以监管私有土地、对其征税,或为公共目的征收土地,而不必将所有土地都视为国家财产。反过来,国有企业可以将土地作为资产持有,却并不对其行使主权。

权属保障是指权利人对已获认可的权利能够得到尊重和保护、免受任意干预的信心程度。它取决于权利的预期存续期限、权利内容的明确程度、权利获得认可的正当性,以及权利执行的有效性。权属保障并不要求永久所有权。一份能够得到可靠执行的二十年租约,在实际中可能比一纸所有权证书提供更有力的保护,尤其是当证书所涉土地位于难以诉诸法院、或相互竞争的权力机构将同一块土地重复分配的地区时。

因此,法律地位、主观感受到的权属保障以及实际经历需要分别评估。未经登记、依习惯持有的土地,在稳定的社区中可能享有稳固保障;而正式登记的地块也可能面临诉讼、胁迫或强制征收。权属保障还因具体权利及其持有人而异:所有者的所有权可能稳固,承租人的占用权却仍不稳定。同样,一个家庭对土地的权利主张可能得到广泛认可,但家庭中的某个成员在离婚或丧偶后,却未必享有受保障的继续居留权。

主要土地权属安排

自由保有权通常指期限可能不受限制的所有权权益,但其确切含义因法域而异。这种权利仍受税收、土地使用管制及其他公权力的约束。在英国法中,现时占有的绝对单纯地产权是与通常意义上的所有权相对应的主要地产权形式。这套术语无法与大陆法系中的概念完全对应;在大陆法系中,所有权通常被表述为对某物享有的全面权利,但须受法律限制。

租赁权赋予权利人在约定期限内、依照特定条件占有或使用土地的权利。农业租约可以规定作物种植、土壤养护、租金以及土地改良责任;城市租约则可以规范住宅、商业或工业用途的占用。租期固然重要,但续租权、租金调整、终止程序以及改良补偿也可能同样重要。可被任意解除的长期租约可能几乎无法提供保障,而受到有力法律保护、可以续期的短期租赁,反而可能保障稳定占用。

其他权益则对土地的收益和用途作更细致的划分。用益权通常允许权利人在保全财产本体的前提下使用财产并享有其收益,但各国法律对其范围的界定有所不同。地役权可以允许权利人利用他人的土地通行、排水或进行其他特定用途。使用许可通常只是准许某项活动,并不像租赁那样创设同类的财产权权益;不过,其法律后果取决于所在法域和安排的实质,而不只是名称。

公共土地权属包括国家政府、地方自治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持有的土地。有些制度区分不可转让的公产与可以出租或出售的公共资产,前者包括某些道路、岸滩或水道等。集体土地权属则将权利赋予某个群体,这个群体可以是村落、宗族、合作社、原住民族或具有法人资格的社团。在集体治理的地域内,各个家庭也可以享有界定明确的耕作权。

共有产权必须与开放获取相区分。共有产权制度明确哪些群体有权使用某项资源,并就成员资格、资源分配、监督和排除外部使用者作出规定。如果对进入或资源采集缺乏有效限制,则属于开放获取。因此,设有季节性准入规则的村庄牧场,并不等同于不受监管的放牧区。同样,集体所有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人享有同等的使用机会:成员资格、居住地、血缘、牲畜所有情况及性别,都可能影响特定个人所享有的权利。

历史形成与变迁

土地权属制度是在定居、征服、征税、继承和政治权威等因素的不同组合下发展起来的。从共有土地到私人所有,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历史演进路径。仅凭田地或聚落的考古证据,无法确定支配它们的法律关系;而有历史文献记载的社会,往往同时存在家庭耕作、集体资源管理、精英阶层的地产,以及公共权力对土地收益的索取。

罗马法区分所有权与占有,并承认对他人财产享有的若干权利,包括用益权和役权。这些区分影响了后来的欧洲法律体系,但中世纪和近现代的制度并非罗马实践的简单延续。在中世纪的西欧,土地保有往往涉及领主权、服役、租金、继承和司法管辖等多层次关系。耕作者的权利主张与领主的上级权利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块土地上。英格兰于1290年颁布的《土地买卖法》(Quia Emptores)限制了通过转让完全保有地产来设立下级封地的做法,推动了土地保有结构的重塑。

在英格兰,圈地运动历经数个世纪,整合或重组了敞田和公地上的各项权利。议会圈地在18世纪和19世纪尤为重要,但除它之外,协议、购买、诉讼以及更早的土地利用变化,也都是推动这一过程的机制。圈地可能改变田地边界、消灭公地使用权,并重新分配土地。其后果因各家获得的补偿、此前行使的权利,以及是否依赖公地放牧、采集燃料或小规模耕作而有所不同。

殖民行政当局通过土地测量、土地授予、赋税制度和法律分类,改变了土地权属制度。在英属印度,1793年的永久地税制固定了国家向孟加拉及相关地区的柴明达尔征收的地税额,而其他地区的莱特瓦尔制和马哈尔瓦尔制则以不同方式安排纳税义务。这些制度不仅仅是征税程序:它们还参与界定哪些土地持有者获得认可,以及纳税人、耕作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殖民地,即使土地上已有居民占用并利用资源,季节性使用或缺乏书面凭证的土地仍被归类为无主地或可供分配的土地。

20世纪的变革包括土地再分配、国有化、集体化、产权归还和私有化。日本在1945年后的农业改革中,将大量出租农地转归耕作者所有。在中国,农村集体化之后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维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同时,扩大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苏联解体后,各继承国采取了不同的制度组合,包括产权归还、份额分配、租赁和私人所有。这些历史解释了为何看似相近的土地权属名称之下,可能隐藏着截然不同的制度。

习惯土地权属与权威的交叠

习惯土地权属是指其权威主要源于社区惯例和制度,而非完全源于立法或登记文件的土地关系。这类权属形式多样,并随历史不断变化。权利可能源于最初定居、开垦、权威机构分配、世系、居住、婚姻、购买或长期使用。习惯制度既可能承认个人权益,也可能承认家庭、宗族、村庄及地域群体的权利。

亲属关系往往影响土地分配和权利承继,但习惯土地权属不能简单归结为血缘世系。迁入者可以通过与原有居民达成协议获得耕作权;配偶可以通过婚姻获得权利;个人也可以依照当地认可的条件转让树木、土地改良成果或田地。在一些地方,土地权利通过母系继嗣关系传承;在另一些地方,权利则沿父系传承,或遵循更灵活的家庭安排。任何权利持有者的实际处境,既取决于相关规则,也取决于能够执行这些规则的权威。

多种法律秩序相互交叠的现象通常被称为法律多元主义。同一场纠纷可能涉及传统领袖、经选举产生的地方当局、土地登记机构、宗教机构和国家法院。对于谁有权分配土地、转让是否有效,或何种证据足以证明占有,各方规则可能相互冲突。当事人可能出于费用、便利程度、预期结果或可获得的救济类型等考虑,向不同机构寻求解决。在当地获得认可的和解,仍可能无法约束登记机构或外来买方。

对习惯土地权属的正式承认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立法可以承认习惯权益而不要求登记,可以允许社区领地办理登记,也可以将某些权利转化为法定土地权利。坦桑尼亚1999年《村庄土地法》为村庄土地和习惯占用权确立了制度框架。莫桑比克1997年《土地法》承认通过习惯占用及符合条件的善意占用取得的某些土地使用权,并未将正式权属文件作为权利的唯一来源。这些做法表明,法律保护不必完全依赖逐宗地块的个人所有权。

然而,承认习惯土地权属仍会引出代表权和内部问责问题。将某一位领袖认定为社区土地的所有者或社区的唯一代表,可能使原本承担管理职责的职位转变为个人控制的工具。如果只记录已耕种的地块,就可能遗漏森林、休耕地、取水通道和季节性通行路线。因此,要准确描述习惯土地权属,就必须关注整个地域、不同类别的使用者,以及成员据以质疑以群体名义作出的决定的程序。

登记、地籍记录与证据

土地登记记载具有法律意义的土地权益,而地籍则用于识别空间单元及其相关信息,通常包括界址、面积、用途和价值。这两项职能可以整合,也可以分别管理。宗地图不一定能够确立所有权,法律登记簿也可能只描述权益,而不提供经现代测量确定的界址。税务记录、规划图和公用事业账户可以作为有用的证据,但本身并不构成权属凭证。

登记制度通常按其主要记录契据还是登记权属加以区分。契据登记制记录交易及相关文书,由使用者自行审查其法律效力以及此前历次转让的权利链条。权属登记制则明确登记权利人及相关权益,通常具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效力和例外情形。1858年在南澳大利亚引入的托伦斯制,是权属登记的一种重要模式。其核心目标是使土地交易更直接地以登记簿为依据,而不必反复查验历史文书。

建立登记簿不仅仅涉及测量。确权程序决定哪些权利主张将被登记,公告为提出异议提供机会,相关程序则用于处理相互冲突的证据。占有、继承、口头证言、历史文书和社区认可都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确权过程将承租人、配偶、不在场的所有权人或季节性使用者排除在外,那么即使界址在技术上十分准确,也仍可能固化错误的权利分配。因此,首次登记究竟能消除不确定性,还是会将既有的不平衡正式化,取决于其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

界址制度也各不相同。固定界址制依靠精确定义的线或点,而概略界址制则可能标明法律界址与墙体、树篱等可见地物之间的大致关系。适宜的精度取决于土地价值、争议风险、地形和行政成本。卫星影像、航空摄影和定位设备可以加快测绘,但坐标无法判定谁享有正当权益。开放查阅、提供便捷的申诉渠道以及记录相互重叠的权利,仍是制度层面需要承担的任务。

登记簿还必须持续更新。如果转让、死亡、宗地分割、租赁或抵押未被登记,官方记录就会逐渐偏离实际权属状况。高昂的费用、距离遥远的办事机构、冗长的程序和限制性的交易规则,都可能促使人们进行未登记的交易。数字系统可以改善信息获取并减少重复记录,但也会带来网络安全、未经授权的修改以及数据隐私方面的风险。准确的数字化能够保留原始证据的质量,却不会自动消除这些证据本身的缺陷。

农业生产、投资与土地市场

土地权属制度通过激励、风险、议价关系和资源获取影响农业决策。预期能够继续保有土地并从土地改良中获益的农民,可能更愿意种植多年生作物、在坡地修筑梯田、维护灌溉设施或恢复土壤肥力。然而,这些影响取决于投资的性质及其所处的经济环境。仅有稳固的土地权利,并不能带来水源、劳动力、道路、信贷或有利可图的市场。

不同的租佃安排以不同方式分配生产风险。在定额租佃制下,佃农通常无论产量多少都须支付约定的租金,并保留缴租后的剩余收成。在分成租佃制下,地主与耕作者按约定比例分配产出,有时也分担生产投入。分成租佃契约可以降低佃农因歉收而承担的风险,并将土地获取与信贷或设备的提供相结合。但这类契约也可能引发有关劳动投入、生产资料投入、产量计量和销售的争议。不能仅凭收成的分配比例来判断其影响。

抵押贷款通过赋予债权人可依法强制执行的财产权益,将土地权利与借贷联系起来。正式的产权凭证可能有助于这一过程,但贷款的发放还需要可靠的估值、成本可承受的执行机制、借款人的收入,以及可供抵押物出售的市场。即使产权明晰,银行也可能拒绝以价值较低或地处偏远的农田作为抵押发放贷款。一些习惯性或集体土地制度限制抵押权的执行,以防止土地永久转归他人;这改变的是可采用的融资形式,而非简单地消除金融关系。

土地市场可以将土地使用权转移给拥有劳动力、资本或经营管理能力的人,但买卖市场与租赁市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租赁允许在不永久丧失所有权的情况下作出暂时调整,也能将年迈或不从事农业的土地所有者与实际耕作者联系起来。土地买卖可以促进土地整合或使新经营者进入农业,但买方获得融资的能力可能反映的是其现有财富,而非耕作能力。交易税、信息缺口、地界不明和转让限制也会影响谁能够参与市场。

实证研究必须将土地权属制度的影响与其他因素的影响区分开来。生产率高的农场可能更有可能取得权属凭证,而土地登记项目也可能同时改善道路或纠纷解决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开垦土地或种植树木能够强化对土地的权利主张,因此,权利不稳固可能会促进某些特定投资,而非抑制投资。因此,经济学分析会区分投资激励、维护权利所需投入的减少、可转让性的提高以及抵押效应,而不是将“所有权”视为单一且性质一致的解释变量。

城市土地权属、住房与公共开发

城市土地权属及住房占有形式包括自有自住、私人和公共租赁、合作住房、长期租赁、公寓单元产权,以及许多尚未得到法律充分认可的安排。在公寓楼中,住户对各自单元的专有权,与其对走廊、屋顶、地基及其他共有财产享有的共同权益并存。对这些共同权益的治理,包括维护义务、表决规则和储备基金,都是权属安排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楼宇管理事务。

快速的城市化可能导致区位便利的土地需求与配套设施齐全、依法可开发地块的供应之间失衡。非正规住区可能占用公有土地、私有土地、习惯法土地,或同时占用这几类土地。一些居民持有购地收据或租赁协议,但地块分割或建筑物本身仍违反规划规定。因此,非正规并不等于没有交易或完全没有权利:一个住区即使缺乏获认可的开发许可,也可能已在社会层面获得承认,并有活跃的商业活动。

权属正规化可以赋予占用证明、租赁权、集体权利或个人产权。其后果取决于所赋予的权利及相关成本。取得产权可以增强对抗其他权利主张的保障,但也可能带来税负、登记费用或出售压力。租户受到的影响可能与业主不同,尤其是在环境改善导致租金上涨,或重新开发导致现有租赁关系终止时。权属正规化、基础设施配套以及达到建筑规范要求,是彼此独立的过程,即使它们由同一个住区改善项目统筹实施也是如此。

城市规划和用地分区管制对允许的用途和开发强度作出规定。拥有所有权,通常并不意味着可以建造任何建筑物或开展任何活动。公共通道、遗产保护、防洪措施和环境限制,都可能对开发权施加限制。反过来,规划中指定某种用途,也不一定意味着公共机构取得了指定土地的所有权。落实道路预留用地,可能仍需通过购买、协商转让或强制征收来取得土地。

强制征收,通常称为征收权,允许为法律授权的公共目的取得土地或特定权益。其中的主要问题涉及公共目的的范围、通知、提出异议的机会、估价、补偿和搬迁安置。市场价值未必能反映搬迁成本、生计损失、社会关系网络的损失,或租户与非正规占用者的特殊处境。土地增值收费、经协商确定的开发义务,以及公共机构出租土地,也是政府介入土地增值的其他方式。这些方式的法律依据及其对利益分配的影响,与征收有所不同。

分配、继承与土地改革

土地权利的分配影响财富、政治权力以及生计来源的获取。土地集中可以体现为所有权、经营控制权或优质土地获取机会的集中,而这些指标未必一致。大土地所有者可能将土地出租给众多小农,而一家农业企业也可能经营从众多所有者手中租来的土地。进行比较时,还必须考虑土壤质量、水源条件、区位和土地改良情况:面积相等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机会相同。

土地改革包括对土地权利分配或制度结构的调整。再分配改革将土地或相关权益转移给新的持有者;租佃改革调整租金、租佃保障或购买权;土地返还则归还财产,或对过去遭剥夺土地的情形给予补救;土地整合则重新整编零碎地块。这些措施针对不同的问题。土地整合可以改善地块布局,却不一定减少所有权分配的不平等;再分配可以扩大土地获取机会,却未必能解决基础设施或融资不足的问题。

改革的实施往往取决于受益资格、估值和机构能力。改革方案必须明确受益者是否包括佃农、无地劳动者、依托家庭关系从事耕作的妇女,或被迫离开当地的人。补偿规则会影响公共支出及原权利持有者所获的待遇。土地细分可能使地块规模过小,不适合某些生产方式;集体取得土地则需要切实可行的管理和收益分享安排。转让限制可以保障预定受益者持续获得土地,但也可能限制后续调整。

继承是土地权属得以代际延续的重要机制。分割继承可能使土地逐渐碎片化;由单一继承人继承则可能保全经营单位,但同时需要为其他家庭成员作出安排。遗嘱、家庭协议、宗教规则和法定继承法律可能相互作用。土地所有者去世后,由于登记费用高昂,或继承人尚未就分割达成一致,土地可能继续处于共有状态。这种共有本身并不意味着运作失灵,但份额和决策权限不明确,可能使出租、投资或出售变得复杂。

土地权属中的性别平等要求关注所有权、使用权、继承权、管理权以及交易所得。妇女可能耕种土地,却没有可以独立主张并获得执行的权利;也可能拥有已登记的权益,却在实际中无权决定土地的用途。婚姻、离婚和丧偶都可能改变这些关系。联名权属文件可以使权益得到明确记载,但其效果取决于夫妻财产制度、同意要求、继承法律以及获得救济的途径。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有保障的土地权利、妇女对农业用地的所有权或有保障的权利,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区分开来。

共享资源与环境变化

权属制度确立了管理森林、牧场、湿地及其他相互关联资源的激励机制与权力配置。生态过程很少止步于地块边界:水流向下游,野生动物不断迁徙,而水土流失的源头可能位于受影响地块之外。因此,个体权利必须与集体管理规则及公共监管相衔接。无论是私人所有权还是集体权属,单凭其本身都无法保证资源得到保护;实际成效取决于所赋予的权利、监督机制、激励措施,以及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环境。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1990年)对一种假设提出了挑战,即共享资源必然只能走向私有化或由国家集中控制。她通过比较研究,考察了资源使用者用以划定边界、制定因地制宜的规则、监督规则遵守情况、实施分级制裁和解决争端的制度。这些研究发现针对的是受到治理的共有资源,而不是不受限制的开放使用情形。研究也表明,制度安排必须适合具体资源及其使用者,而不能套用一种普遍模式。

牧业权属尤其能说明流动性的重要性。在旱地,降雨和牧草供应随季节及年份变化,因此,在不同放牧区、水源点和旱灾备用牧地之间转移,在经济和生态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相关权利可能体现为通行廊道、相互准入、季节性优先使用权和经协商获得的进入权,而非对边界紧凑地块的排他性占有。即使直接转让的面积很小,围栏的设置或对关键位置水源的分配,也可能扰乱规模大得多的生产体系。

森林权属同样涉及土地、树木、木材、非木材林产品及经营管理决策等不同方面的权利。承认社区森林权属可能增强地方的管理权威,但实际成效取决于赋予社区哪些商业利用权,以及社区能否阻止外来者越界。保护区的划定也可能与既有权属发生重叠。设立保护区本身并不能说明居民是否仍可进入和使用资源、是否获得补偿,或是否参与管理;相关限制对耕作者、狩猎者、采集者和邻近聚落也可能产生不同影响。

气候变化通过干旱、洪水、火灾和海平面上升带来额外压力。搬迁会引出迁出后土地的权属状况,以及迁入地权利能否长期得到保障等问题。碳项目进一步引出了其他问题:谁有权就碳收益签订合同、相关义务持续多久,以及土地所有者、习惯权利持有人、承租人和资源使用者之间如何分配款项。碳权可以独立于土地所有权加以界定。因此,清晰的权属对气候项目十分重要,但这种清晰必须涵盖相互重叠的权益,而不能仅仅确定一个签约主体。

争议、流离失所与国际标准

土地争议可能涉及边界、继承、欺诈性交易、相互冲突的分配、欠付租金、资源获取或代表群体的权限。土地记录与实际占有情况不一致时,也会产生争议。在承认逆权占有的法域,符合成文法规定条件的占有,可以导致所有权变更,或阻却原所有人的权利主张。相关要求和例外差异很大,包括涉及已登记土地、公共土地、许可、通知以及占有期限或性质的规则。

争议解决兼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法院可以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判决、禁令和赔偿裁决,行政机关则可以更正记录或审查土地分配。调解和社区内部程序可能成本更低,也更便于当事人使用,但协商结果可能反映出各方议价能力的不平等。公平的程序需要重视通知、代理、证据、公正性和可执行性。如果受理争议的机构对争议所涉权利没有管辖权,或者其决定不被另一机构理会,那么即使该机构便于求助,其价值也很有限。

战争、迫害和流离失所会造成尤为棘手的举证问题。占有人可能未携带文件便逃离,记录可能遭到毁坏,土地也可能在此后几经转手。返乡、财产返还、赔偿以及对现占有人的保护,可能涉及利益冲突,常规的不动产转让程序难以妥善解决。联合国一个小组委员会于2005年通过了《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住房和财产归还原则》,通常称为《皮涅罗原则》,为处理此类权利请求提供了具有重要影响的框架。

国际文书通过多种法律途径处理土地权属问题,而非依靠一部普遍适用的土地法典。世界人权宣言第17条涉及财产权,以及防止财产遭任意剥夺的保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保障适足住房权、食物权以及其他与土地获取有关的权利。2007年《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涉及土地、领土、资源和补救。1989年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规定了批准国应承担的土地相关义务。

2012年《国家粮食安全背景下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获得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核可。该准则涵盖公共、私人、共有、土著、习惯和非正式权属,强调承认正当权利、管理透明、保障措施以及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它属于自愿准则,而非条约。准则对正当权属权利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将关注范围从登记所有权扩展到其他人群:他们的权益可能已获得社会认可、可以依法获得承认,或尚未得到现行行政体系的充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