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住区法》**是南非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核心工具之一,授权政府将特定区域划归指定种族群体居住、使用及拥有地产。该法最初以1950年第41号法颁布,随后由1957年和1966年整合修订的法律取代。因此,这一名称既指最初的法律,也指由其发展而来的整套法律制度。这套制度通过按种族实行用地分区管制、限制财产权和强制迁移,重塑了南非的城镇格局,通常将区位优越的地段留给白人居民,同时把其他社群迁往实行种族隔离的聚居区。该法于1991年废除。
历史背景
南非的居住隔离早于《集体住区法》。殖民政府和南非联邦政府此前已限制非洲人持有土地,设立隔离的城市居住区,并限制印度裔居民拥有和使用地产。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和1923年的《原住民(城市地区)法》是这一早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民党在1948年大选获胜后,其政府将种族隔离扩大为一套更系统的施政纲领。《集体住区法》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产所有权和使用权之种族空间分布的控制,其适用范围也包括那些被归入不同种族类别的人长期共同生活、并肩经商的街区。
该法与1950年的《人口登记法》配合实施,后者建立了全国性的种族分类制度。官方类别包括“白人”、“原住民”(在后来的种族隔离法律中通常称为“班图人”)和“有色人种”,此外还有更细的分类和行政区分,包括适用于印度裔南非人的分类。这些都是国家强加的法律类别,而非对生物学上不同人群的中性描述。
立法演变
共有三部主要法律以此为名:
- **1950年第41号《集体住区法》:**确立了按种族分类管制地产取得和使用的最初框架。
- **1957年第77号《集体住区法》:**将原法及其修正案整合为新法,并取而代之。
- **1966年第36号《集体住区法》:**再次整合相关法律,并一直作为集体住区制度的主要法律,直至废除。
该法的实施有赖于修正案、规章、区域划定公告及相关立法。这套法律制度是在数十年间逐步形成的,而非通过一道全国性的迁移令建立。
《集体住区法》也只是种族隔离空间体系的一部分。非洲人在城市的居住还受到通行证法和人口流入管制的约束,另有法律为农村土地剥夺和“家园”制度提供依据。因此,种族隔离时期的强制迁移并非全都依据《集体住区法》实施。
制度的运作方式
按种族划定区域
该法授权政府宣布某些区域的地产只能由特定种族群体拥有、使用,或同时拥有和使用。它也对管制区域内的地产交易和使用作出规定。
因此,一个人能否拥有某栋建筑、居住于某处住宅或经营生意,可能取决于其官方种族分类是否符合该区域的指定类别。所有权和使用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问题:拥有地产,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权继续在其中居住或使用该地产。
集体住区委员会负责调查拟议的区域划定方案,并向政府提出建议。虽然行政程序提供了陈述意见的机会,但受影响社群并不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来决定结果。
迁移与地产转移
一旦某一区域被划归另一种族群体,原有居民和商户就可能被要求在规定期限后迁出。许可证和豁免可允许某些原本受到禁止的居住或使用行为,但并不赋予普遍的留居权。
实施过程涉及强制征收、地产出售、驱逐,以及在其他地方兴建或分配住所。相关开发法律和国家机构则协助征地、清理土地及重新开发。
补偿未必能够弥补被迫迁移者的损失。受限的市场和强制搬迁可能压低地产价值,而替代住房和营业场所又可能带来额外费用。租户、非正规居住者,以及生计依赖本地顾客的人所遭受的损失,仅靠地产补偿无法解决。
违法者可能受到刑事处罚。警察、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执法。
强制迁移与受影响社群
这一制度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并不平等。某些具体的区域划定也可能影响白人居民,但总体而言,它保障了白人取得高价值城市土地的机会,并迫使被归类为非洲人、有色人种或印度裔的人口迁移。
著名案例包括:
- **开普敦第六区:**这是一个人口密集、社会构成多元的街区,1966年被划为白人集体住区。随后,逾6万名居民被迫迁出,其中许多人被安置到开普平原,街区内的大部分建筑也遭到拆除。
- **德班卡托庄园:**该地区有大量非洲人和印度裔居民,在多项相互叠加的种族隔离措施下经历了大规模迁移,其中包括集体住区政策。
- **约翰内斯堡佩奇维尤:**这一街区尤其以印度裔居民和商户聚居而闻名,在被划为白人居住区后,原有居民被迫迁离。
这些案例在法律机制、时间进程和重新开发结果上各不相同。例如,第六区在拆除后多年仍有大片土地未获开发,说明强制迁移未必会迅速带来当局用以证明迁移合理性的重新开发。
社会与空间后果
集体住区制度将种族分类变成了城市规划的主导原则。不同种族的居住区之间,常以工业区、主要道路、铁路走廊或未开发土地相隔。
许多被迫迁移的居民被安置到距离就业地点和商业中心更远的地方。路途延长增加了交通费用和出行时间。搬迁也破坏了学校、宗教团体、邻里组织和家庭互助网络。
对营业地点的限制所造成的影响并不限于住房。商户可能失去原有顾客、供货渠道和具有商业优势的营业场所。地产所有者失去了中心城区土地升值所带来的机会,而被迫迁移的家庭在积累和传承地产财富方面也受到限制。
因此,该法不仅影响了土地权属,也影响了经济机会的分配。它对实体空间的影响固化在道路、住宅开发项目、公共设施和大都市聚居格局之中。
反对与抵抗
受影响社群通过请愿、公众集会、在行政程序中提出异议、提起诉讼以及抵制迁移等方式,反对集体住区划定方案。政治组织、宗教团体、公民协会和居民个人也对这一制度的不同方面提出抗议。
法律挑战有时围绕程序要求、官员权限或特定财产权展开。但由于议会主权原则的存在,加之缺乏可强制执行、足以使种族隔离法律本身失效的宪法种族平等保障,这些诉讼的整体作用受到限制。
抵抗方式因地点和时期而异。有些居民试图彻底阻止某项区域划定;另一些则协商争取延期、豁免、补偿或替代住所。无视限制而继续留居原地,也可能构成一种抵抗。
废除与持续影响
**1991年第108号《废除基于种族的土地措施法》**废除了《集体住区法》,这是拆除种族隔离土地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废法取消了法定的种族限制,却没有自动归还地产、重建遭拆毁的街区,或为被迫迁移的居民提供返迁资金。
南非向民主制度转型后,1994年的《土地权利返还法》建立了索赔框架,适用于1913年6月19日以后因种族歧视性法律或做法而遭受土地剥夺的情况。救济措施可包括归还土地、金钱补偿或其他补救。南非宪法有关财产的条款,也承认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获得返还或公平补救的权利。
集体住区政策塑造的地理格局,比相关法律本身更为持久。在后来经济和人口变化的共同作用下,人们获得区位优越的住房、就业、交通和基础设施的机会仍不平等,继续反映着种族隔离时代的聚居格局。曾经受到影响的街区也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纪念项目,以及围绕地产返还和重新开发产生争议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