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民族志是一种民族志研究取向,它跨越两个或更多相互关联的场域来考察社会现象,而不是将单一地方视为自成一体的田野。研究者追踪涉及人、物品、观念、实践或机构的关系、流动与变化。这一取向的关键特征不只是走访地点的数量,而是通过与特定问题相关的联系来构建研究田野。这些场域可以横跨多个国家,也可以位于同一座城市之内,或将实体地点与网络环境结合起来。
思想背景
人类学中的民族志通常与长期居住于特定社区、学习当地语言,以及通过参与观察研究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这类研究使研究者能够细致描述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然而,将地方作为主要研究单位,可能会使迁移、贸易、殖民行政和机构决策等重要过程落在直接观察的范围之外。
跨越相互关联地点的研究,早于“多点民族志”这一术语的出现。人类学家此前就已追踪迁移者、考察区域网络,并研究社区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取向既是对既有研究关切的方法论概括,也突破了田野工作中的某些惯例。
乔治·E.马库斯在1995年的论文《世界体系中的/关于世界体系的民族志:多点民族志的兴起》中,对这一取向作出了颇具影响力的阐述。他描述了一种跨越既定边界、考察文化意义、物品与身份流通的研究方式。研究者不必先研究某个地方社区,再另行交代其更广泛的背景,而是可以选取当地实践与其他地方的机构之间的某些联系加以考察。
随着学者开始研究跨境生产、人口迁移、媒体传播和科学研究网络,这一论述产生了广泛影响。它也推动了社会学、地理学、教育学和组织研究中的方法论讨论。
作为一组关系的田野
在多点研究中,田野不一定是在调查开始前就已划定的地域,而是一组在分析过程中构建起来、由所研究现象联结的场域。研究者通过观察、访谈、文献资料,以及参与者或物品的流动轨迹,识别并修正这些联系。
例如,一项关于某种贸易农产品的研究,可以将农场、加工设施、认证机构和零售企业联系起来。其目的不仅是分别描述各个地点,更是考察定价、标准、劳动安排和分类方式如何在这些地点之间的关系中形成。
以下几项原则体现了这一取向的特点:
- 依据关系选择研究地点。 选择地点,是因为地点之间的联系对研究问题具有意义,而不只是因为它们能够提供相互对照的案例。
- 关注流通与变化。 研究者考察人、物品或意义在不同场域之间流动时如何发生变化。
- 关注不同尺度之间的联系。 家庭实践、组织惯例和国际安排可以通过具体互动来考察,而不是被预先划归为彼此分离的解释层次。
- 明确界定田野边界。 一项研究追踪的是经过选择的联系,而非围绕研究对象的所有关系。
一个“点”可以是社区、工作场所、行政办公室、定期举行的会议、实验室或网络群组。其边界取决于所考察的活动。因此,多点民族志并不要求跨国旅行;仅有地理距离,也不足以使一项研究在严格的方法论意义上成为多点研究。
追踪联系的策略
马库斯概述了构建多点研究的几种方式。这些是研究策略,而非固定的分类,一项研究可以将它们结合使用。
追踪人
研究者跨场域追踪人,或考察将他们所在地点联结起来的关系。迁移研究可以将出发地、中转地和定居地联系起来,考察就业、亲属关系和责任义务如何跨越距离而得以维持。
追踪人并不一定意味着始终跟随同一批个体,也可以是考察由身处不同地方、彼此关联的参与者组成的网络。
追踪物
研究者追踪物品的生产、交换、使用和处置。这一策略尤其适用于商品、物质文化和收藏品研究。
同一物品在流转轨迹的不同阶段,可能被归入不同类别:原材料、商品、礼物、遗产物件或废弃物。考察这些变化,可以将物品的流动与制度及价值评定体系联系起来。
追踪隐喻与叙事
研究可以追踪隐喻、类别、故事或寓言在不同场域之间的流传。重点在于意义如何被转译、争议和调整,而非实体物品的移动。
例如,一项研究可以追踪某个政策类别如何在国际组织、政府部门与地方项目之间流转。仅仅使用相似术语,并不能证明彼此存在联系;分析必须识别出这一类别流通所依赖的渠道与实践。
追踪人生历程与冲突
生命史与传记可以揭示地方和机构之间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从单一地点出发往往难以发现。一位参与者的人生轨迹,可能将求学、就业、迁移和家庭关系联系起来。
冲突提供了另一条组织研究的线索。例如,一场围绕土地权属的争议,可能将居民、行政机构、法院和倡议组织联系起来。追踪争议,可以展示各项主张与证据在不同场合之间流转时如何发生变化。
研究设计与方法
多点民族志是一种研究设计取向,而非单一的资料收集技术。它通常将参与观察与访谈、生命史、文献研究,以及实物或数字记录分析结合起来。
选择研究地点与设定边界
研究地点的选择通常始于一个研究问题和最初的田野进入点。当参与者提及另一家机构、文献揭示其他地方的决策过程,或观察到的某项实践依赖于初始场域以外的活动时,后续研究地点便可能随之浮现。
由此形成的研究设计可以不断迭代,而不必流于随意。清晰的方法论说明应解释为何纳入每个地点、考察了哪些联系,以及调查止于何处。网络中的每个去向,都不必成为开展完整田野工作的地点。
分配时间与把握深度
研究者不必在每个场域投入相等的时间。一项研究可以在一个主要地点长期深入开展工作,同时在其他地方进行较短期、有针对性的调查。也可以由团队在多个地点持续开展研究。
这种投入上的不均衡会影响解释。研究者需要区分:哪些结论建立在长期观察之上,哪些主要由访谈、记录或短暂走访支持。增加研究地点的价值,在于其对分析的贡献,而非数量本身。
分析关系
分析不能止于确认主题上的相似性。证明存在联系的证据,可以包括共同参与的人员、资金或物资的转移、文献线索、组织程序,或经不同场域的资料相互印证的参与者叙述。
差异和未能建立的联系同样具有启发性。一项标准可能得到传播,却未被落实;一个迁移者网络可能排斥某些人;一项政策也可能在不同办公室中获得互不相容的含义。这些发现有助于避免将流通视为自动发生或毫无阻碍的过程。
社会研究中的反思性十分重要,因为研究者的流动能力、语言能力、机构归属和进入条件,会影响他们能够构建怎样的田野。
应用与相关取向
多点民族志被用于迁移与散居群体、生产网络、政策执行、科学合作、环境争议和文化流通等方面的研究。
在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研究中,它可以将收藏机构与藏品来源社区、展览、市场及归还争论联系起来。在数字民族志中,它可以追踪网络平台、工作场所、家庭与线下聚会之间的关系。当参与者的活动跨越线上与线下的边界时,这两类场域便被视为相互关联的场域。
这一取向与比较民族志有所重叠,但并不相同。比较研究可能因为多个场域具有共同特征,或能够提供有意义的对照,而对它们展开调查。多点研究则强调场域之间的关系。如果一项研究既考察相互关联的地点,又系统比较其差异,那么它可以同时属于比较研究和多点研究。
它也不同于简单地为单点研究补充背景信息。单点民族志同样可以相当深入地分析远方的影响。多点研究则将这些影响发挥作用所经过的某些场域,纳入实证调查本身。
局限与方法论争论
广度与民族志深度
一个核心顾虑是,在不同地点之间移动,可能削弱理解语言、关系和日常实践所需的持续投入。短暂进入田野,可能使研究过度依赖官方说法,或格外容易流动的参与者。
支持者认为,追踪具有重要影响的关系,可以带来局限于单一地方时无法获得的理解。问题不在于单点研究或多点研究是否天然更优,而在于所选设计能否为其论断提供充分证据。深描仍然是可能的,但它可能聚焦于特定关系或过程,而不是全面描述一个社区。
流动与权力不平等
过分关注流动,可能遮蔽那些无法流动的人、维持流通所需的劳动,以及阻碍流通的机构。护照、经费、语言和组织身份,也使研究者获得进入机会的能力存在差异。
因此,不能将能否追踪某种联系,等同于这种联系是否重要。无法进入的机构和中断的轨迹,可能恰恰是解释的关键。
边界与解释性论断
网络可以无限扩展。如果没有明确边界,“追踪”可能变成一连串联系松散的接触。有说服力的论述,应解释所选联系为何重要,并区分实际观察到的关系与针对整个体系提出的更广泛论断。
多点研究的证据并不会自动确立因果关系、统计代表性,也不会自动构成对全球过程的全面说明。其优势在于解释具体情境中的关系与机制;结论的适用范围取决于收集到的证据。
跨关联场域的伦理问题
跨地点研究可能带来独特的数据隐私风险。在一个场域中看似匿名的细节,与另一场域的信息结合后,可能足以识别个人身份。参与者也可能隶属于彼此对立的机构,或在同一网络中处于不平等的位置。
在一个地点获得进入许可,并不自动意味着有权在其他地方进行观察或披露信息。因此,伦理评估不仅必须考虑各个地点本身,还要考虑将不同地点的信息关联起来所产生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