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民族志是一种民族志研究取向,探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体验、使用数字技术,以及如何赋予其意义。它将与参与者的持续接触、结合情境的解释以及对社会关系的关注,与适应数字媒介环境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这些环境可以包括社交媒体、即时通信服务、网络游戏、工作场所,以及使用数字设备的实体空间。数字民族志并非简单地收集网络内容:其核心关切是在具体情境中理解实践及其意义,包括数字活动与屏幕之外生活的联系。
研究范围与思想基础
数字民族志借鉴了人类学、社会学、媒介研究及其他定性研究传统。与其他民族志研究取向一样,它力求通过深入接触来理解社会生活,而不是认为可观察到的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
其研究对象可以是以数字媒介为纽带的群体,例如游戏社群,但不一定是边界明确的网络社群。研究者也可以在多个场景中追踪某种实践、关系、机构、物品或争议。例如,一项关于家庭沟通的研究,可能会把即时通信中的交流与家庭日常安排、迁移经历及设备共享联系起来。
“数字”一词可以指研究中若干相互重叠的层面:
- **研究对象:**数字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本身就是研究对象。
- **研究场景:**互动部分或主要通过数字媒介发生。
- **研究方法:**研究者利用数字工具进行观察、沟通、记录和分析。
- **社会处境:**即使数字媒介并非参与者明确关注的焦点,它也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仅仅使用数字录音设备或开展视频访谈,并不足以使一个项目成为数字民族志研究。反过来,即使研究包含大量面对面的观察,只要它考察的是数字技术如何组织日常实践,也可以属于数字民族志。
一个核心前提是,不应理所当然地将线上与线下生活视为彼此分离的世界。关系、不平等、制度以及物质文化中的物品都会跨越这一区分。设备需要电力、维护、资金和实体空间;线上参与则可能取决于工作时间安排、照护责任、语言及网络连接条件。
历史发展与相关研究取向
数字民族志在计算机媒介沟通与互联网研究中发展起来,同时也与历史更悠久的技术和媒介民族志研究相伴而行。20世纪80至90年代,研究者考察了电子公告板系统、讨论组、基于文本的虚拟环境,以及新兴的网络社群。这些研究挑战了这样一种假设:民族志田野工作必然要求研究者与参与者在同一地理位置共同在场。
克里斯蒂娜·海恩的《虚拟民族志》(2000年)推动了互联网研究方法论讨论的形成,其中包括研究者如何界定田野地点的边界,以及如何理解经由媒介进行的互动。此后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将互联网使用视为嵌入日常惯例的活动,而非一个独立领域。莎拉·平克及其同事在《数字民族志:原则与实践》(2016年)中,阐述了一种关注日常体验、多样化媒介以及数字与非数字实践之间联系的研究取向。
目前仍有几个相关名称在使用:
- 虚拟民族志通常强调对互联网媒介环境的民族志考察,但其范围并不固定。
- 在线民族志通常以线上互动为主要研究场景。
- **网络民族志(Netnography)**与罗伯特·科齐内茨密切相关,是一套专门发展出来、用于研究线上社会互动的研究取向,最初在消费者研究和市场营销研究中较为突出。
- 数字人类学是一个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关注数字技术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数字民族志是其主要研究取向之一。
- 多点民族志跨越不同地点追踪关系或过程;当数字活动横跨多个平台与实体场景时,这种取向往往很有帮助。
这些术语有所重叠,但并非在所有文献中都能互换。它们的含义取决于研究者所持的方法论立场及具体研究项目。
建构田野
民族志的“田野”不一定等同于某个网站、应用程序或平台。它是研究者根据分析需要界定的一组关系、实践与情境,与研究问题密切相关。
研究者可以跟随参与者,在公开讨论论坛、私密聊天群、工作场所和线下聚会之间移动。也可以专注于某一场景,同时考察它与更广泛制度的联系。边界如何划定,决定了哪些参与者、时间段、活动以及缺席现象能够进入研究视野。
数字环境从多个方面增加了田野工作的复杂性:
**在场由媒介实现。**研究者可以通过文字、语音、视频、虚拟化身或共享文档参与其中。每种媒介都会让互动的某些方面变得可见,同时遮蔽其他方面。
**互动具有不同的时间性。**直播与语音聊天同步展开,而论坛帖子与录制视频可能在数天乃至数年间持续引发回应。研究者接触到存档材料时,其最初的受众或语境可能早已改变。
**可见性具有选择性。**搜索结果、推荐系统、内容审核、隐私设置及账号历史都会影响研究者所能看到的内容。个性化信息流并不是对某一人群的中立概览。
**边界并不稳定。**参与者可以在不同账号和平台之间流动;群组可能关闭、分裂或迁移;服务可能改变功能,也可能消失。
这些条件使研究者进入田野的途径也成为研究证据的一部分。例如,研究必须区分:哪些材料是在日常参与中接触到的,哪些是通过平台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获取的。
方法与研究过程
参与和观察
参与观察仍是许多数字民族志研究的核心。研究者可以加入讨论、参加虚拟活动、玩游戏、合作开展项目,或观察家庭及工作场所中的日常技术使用。参与能够揭示隐含的惯例、情感期待、技术技能与社会规范,这些往往难以仅凭留存的消息推断出来。
不主动参与互动的观察也可以成为研究的一部分,但仅仅被动接触内容,并不会自动带来民族志意义上的理解。研究者仍需厘清情境、审视自身位置,并考虑自身的在场或不被察觉会带来哪些伦理影响。
访谈与参与者生成的材料
访谈可以面对面开展,也可以通过文字、音频和视频进行。参与者可以讲述自己使用特定技术的经历,描述不易被看见的实践,或讨论某些选定帖子和互动的意义。
其他技术包括:
- 记录媒介使用、感受或日常惯例的日记。
- 由参与者主导的应用程序与设备操作演示。
- 屏幕共享,以及在引导下对平台使用过程的讲述。
- 照片、语音备忘、绘画或其他由参与者制作的记录。
- 对选定研究材料的共同解读。
这些方法能够揭示平台记录中未被保留的实践,例如选择不发帖、共用账号、删除草稿,或改用其他渠道沟通。
记录与解释
研究材料可以包括田野笔记、访谈转录文本、屏幕截图、录音录像、界面描述,以及选定的互动历史。研究者需要区分参与者的陈述与自己的观察和解释,同时记录材料产生时的具体情境。
分析通常是一个反复推进的过程:逐步形成的解释会为后续观察和提问提供方向。编码与主题比较有助于识别模式,但民族志解释还依赖于互动的先后过程、关系、制度历史及其中的矛盾。
深描将可观察的行动与使其能够被理解的意义和情境联系起来。同一个表情符号、一次沉默或一次转发,在不同场景中可能表达亲近、反讽、异议、义务或排斥。
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等计算技术可以帮助发现模式,或帮助研究者梳理大规模材料,从而对民族志形成补充。但这些技术的输出结果,不能替代对某种联系、某个类别或某句反复出现的话语对参与者而言意味着什么的理解。
伦理与责任
数字民族志在研究设计、田野工作、分析和发表的全过程中都会涉及伦理问题。技术上能够获取,并不等于伦理上获准使用。
知情同意与情境中的预期
一条可公开访问的帖子,原本可能只是面向一个规模较小或彼此熟悉的受众群体。参与者未必预料到,它会被收集、长期保存或转载到学术成果中。因此,公私之分虽有参考价值,却不足以单独作为判断依据。
知情同意的程序取决于研究场景、材料的敏感程度、研究者的介入程度及可预见的后果。群组管理员的许可,不一定代表每位成员都已同意。在持续开展的田野工作中,随着研究目的或参与形式发生变化,可能需要重新讨论知情同意。
隐私与可识别性
保护数据隐私不仅仅是替换用户名。逐字引文可能被搜索到;屏幕截图可能暴露脸部、账号名、时间戳、位置,以及未参与研究者的相关信息。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组合起来,也可能识别出某个个人或群体。
可采取的保护措施包括限制收集范围、删除可识别身份的细节、转述能够被搜索定位的材料,以及限制对已存储记录的访问。这些措施也可能减少可供分析的细节,从而在保护参与者与透明呈现解释依据之间形成张力。
有关个人数据的法律义务,包括在适用情况下须遵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与伦理评估是不同层面的问题。遵守平台条款或适用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与潜在伤害有关的问题。
研究者的位置与权力不平等
社会研究中的反思性要求研究者审视自身身份、技术技能、人际关系和机构位置如何影响研究的进入途径与解释。研究者账号收到的推荐内容或受到的对待,可能与参与者账号不同。
权力也通过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内容审核决定及数据访问控制发挥作用。因此,伦理分析不仅关注个体用户,也关注机构与平台。研究者遭受骚扰或接触令人痛苦的材料,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长期田野工作中尤其如此。
应用
数字民族志被用于研究身份认同、归属、工作、消费、教育、宗教、娱乐及政治参与。研究可以考察散居群体如何维系跨国关系,劳动者如何通过即时通信系统协调工作,或人们如何学习某个网络群组的惯例。
在设计与组织研究中,数字民族志能够揭示产品预期用途与实际实践之间的差异。为某一用途设计的工具,可能转而成为非正式协调、互助或监控的手段。
数字民族志也考察参与机会的不平等。数字鸿沟不仅涉及网络连接条件,也涉及设备获取、技能、可支配时间、语言、无障碍使用条件及机构支持等方面的差异。民族志对不使用和间歇性使用的关注,能够揭示那些被高度可见的线上活动所遗漏的体验。
局限与方法论争论
数字民族志的研究发现通常依赖具体情境,而不具备统计代表性。高度活跃的用户、容易进入的群体和长期留存的记录,可能比沉默的参与者、封闭网络或转瞬即逝的互动更容易研究。最显眼的材料,未必最具社会意义。
对平台的依赖也带来更多限制。界面变化、数据访问受限、账号停用、内容删除和服务关闭,都可能中断田野工作,并限制后续核查。自动化账号、共享账号及化名身份可能使解释更加复杂,但使用化名本身并不意味着社会互动不真实。
一个持续存在的争论是:研究者需要投入到什么程度,研究才算民族志。下载帖子并对其内容进行编码,可以构成有价值的定性研究;但要将其称为民族志,通常需要展现出对实践、关系及情境的理解。研究时长本身并非决定因素;投入的深度及其与研究问题的相关性同样重要。
另一场争论涉及证据的透明度。公开分享原始材料可能有助于接受审查,但也可能与保密要求、知情同意或参与者的预期相冲突。详细说明方法、审慎选择节选,并明确讨论进入田野的途径及解释的局限,可以让研究具备可评估性,而不必预设所有基础记录都应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