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知识、理论和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科。它考察人们的日常活动、制度、环境和认知如何影响政策、服务、技术及发展项目的成效。从业者的工作场所包括政府机构、社区组织、企业、博物馆和大学。他们的工作涵盖识别需求、评估项目、设计干预措施,以及支持社区参与影响自身的决策。
范围与主要特征
应用人类学主要以其实践导向来界定,而非以某一研究主题或方法来界定。一个项目可能调查某项公共服务为何难以获得、拟议的发展项目会如何影响生计,或某种产品是否适合人们实际使用它的情境。研究旨在为行动提供依据,不过研究者未必能够左右最终的决策。
应用人类学的独特贡献在于情境分析:将行为置于社会关系、制度安排、历史条件和物质约束之中加以解释。应用人类学家不会仅仅将问题归结为个人态度或信息不足,而是考察文化意义、资源分配不均、组织惯例及相互竞争的利益如何塑造问题。
这一领域并不局限于研究规模较小或地理位置偏远的社区。医院、工厂、数字平台、行政机关和科研组织也都是研究场所。应用人类学也不假定社区内部是同质的:年龄、性别、职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差异,可能使同一群体内部形成彼此冲突的优先事项。
与其他人类学形式的关系
区分“应用”人类学与“学术”人类学有一定意义,但这种区分并非绝对。实践研究可以产生理论,而理论研究即使并非受委托为政策服务,也可能影响政策。
一些相关术语强调这类工作的不同方面:
- 执业人类学通常指职业性的人类学工作,尤其是传统学术职位以外的工作。
- 公共人类学强调与更广泛的公众交流并参与公共讨论,不一定涉及具体的干预措施。
- 介入式人类学或行动主义人类学突出合作、倡导,或对特定社会抗争的投入。
- 行动人类学指一种与20世纪中叶社区工作相关的方法,旨在将学习与援助相结合,同时让社区对自身目标拥有较大的决定权。
应用人类学可以借鉴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和考古学。在美国,它有时被称为与上述四个分支并列的“第五领域”,不过这种分类并未得到普遍采用。
历史发展
人类学知识长期以来被用于行政管理、贸易、传教活动和治理。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殖民当局有时会委托开展研究,或利用研究来了解其统治下的民众。这些关系后来成为批判的核心议题,因为知识生产可能为强制性管理、种族分类,或缺乏当地民众实质参与的政策提供支持。
早期的实践工作并非都服务于同样的目的。人类学家也记录了土地和财产遭剥夺所造成的影响,质疑以种族解释社会差异的观点,并从事教育和社区福利工作。尽管如此,这一领域与殖民统治的联系,至今仍是讨论由谁委托研究、研究服务于谁的利益时的重要问题。
20世纪,应用人类学逐步形成了更正式的组织体系。1941年,应用人类学学会在美国成立,为面向实际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制度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学家从事的工作涉及营养、军事行政管理,以及解读卷入战争的各个社会。战时及此后与安全事务有关的工作,也引发了有关保密以及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负责任的讨论。
战后,国际发展、卫生项目、工业研究和社区规划等领域的工作机会不断增加。自20世纪后期起,对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的批判,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参与、不平等和地方自主权。相关工作日益关注原住民族权利、流离失所、环境管理和组织变革。近年来,数字服务和技术设计也成为重要的就业领域。
这段历史在不同国家各不相同。职业称谓、学科边界,以及大学、国家与社区之间的关系,都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方法与实践流程
在具体情境中调查问题
民族志是一种核心研究取向。研究者通过参与观察、访谈和持续深入的接触,调查人们在特定情境中说些什么、又做些什么。这可以揭示正式程序与日常实践之间的差异,例如工作人员如何解释资格规定,或家庭如何综合利用多种支持来源。
应用项目通常将定性研究与问卷调查、行政记录、人口资料、制图或其他定量证据相结合。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问题、可用时间,以及判断错误可能造成的后果。短期、聚焦的研究可以为紧急决策提供依据,但也可能遗漏季节性模式、历史关系或不易受到关注的群体。
一项重要做法是比较不同方法和视角所得的证据。例如,仅访谈服务管理者,并不能确定那些不愿使用服务或被排除在服务之外的人对该服务有何体验。
合作与干预
一个典型项目可能包括以下环节:
- **界定问题:**确定谁认为某种状况存在问题,以及不同群体对问题的界定是否不同。
- **调查现有状况:**考察实践活动、资源、制度约束和以往的干预措施。
- **提出方案:**将研究发现转化为可能的改进方案,最好让受影响者参与其中。
- **支持实施:**观察干预措施如何运作,并识别意料之外的障碍。
- **评估成效:**评估预期收益、非预期影响,以及它们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
这些阶段往往相互交叠。研究发现也可能要求重新界定最初的问题。
一些项目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让参与者协助确定研究问题、解释研究发现,并将探究与行动联系起来。参与的程度可以从征求意见到共同决策不等;仅仅冠以“参与式”之名,并不意味着决策权已经得到重新分配。
研究成果与评估
研究成果包括政策简报、评估报告、服务建议、展览、培训材料和设计规范。成果是否有用,部分取决于研究发现能否以决策者和参与社区可以使用的形式传达。
评估需要区分实施情况与实际成效。一个项目可能按计划执行,却未产生预期效果;也可能使某些群体受益,却增加了另一些群体的负担。民族志证据有助于解释这些差异,但仅凭此类证据,并不一定能够确立因果关系。有力的因果论断可能需要比较研究设计或其他证据的支持。
主要应用领域
卫生与社会服务
在公共卫生领域,人类学家研究制度、生活条件、信任、沟通和地方认知如何影响服务的可及性,以及人们对卫生举措的反应。这类工作可以发现正式程序与人们实际利用这些程序的能力之间的差距。
研究还考察专业人员与服务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家庭内部的照护,以及服务提供的组织条件。人类学研究发现是对临床或流行病学证据的补充,而非替代。
发展与环境变化
应用人类学家调查发展项目如何影响生计、社会关系和资源控制权。研究议题包括农业、水资源管理、移民安置、自然保护,以及适应气候变化。
有关土地权属的研究,可能揭示正式所有权记录未能体现的交叠权利与义务。关注传统知识可以为环境工作提供参考,同时也会引出有关同意、所有权以及知识可以在何种条件下共享的问题。
分配是一个核心关切:某项干预即使被描述为总体上有益,也可能使特定家庭或群体承担高昂代价。
教育、迁移与城市生活
在教育领域,应用研究考察课堂互动、语言实践、制度期望,以及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它有助于解释为何形式上相同的政策会在不同情境中产生不同的实际运作方式。
有关人口迁移的工作调查定居、就业、服务可及性和跨境关系。应用人类学对城市规划的贡献,包括对住房、交通、街区变化和公共空间使用的研究。
商业、组织与技术
企业聘用人类学家,研究工作实践、消费者活动、组织关系和技术使用。这类研究将产品和服务放在日常生活惯例中考察,而非仅仅依赖人们口头表达的偏好。
数字民族志将研究扩展至网络社区、平台中介的工作,以及横跨实体与数字环境的互动。商业研究可以为设计提供参考,但当详尽的行为知识被用于侵扰性的精准定向或操纵时,也会引发伦理问题。
遗产与考古
应用考古工作包括评估拟议的开发项目、调查遗址,以及参与有关保护的决策。涉及文化遗产的项目,也可能处理藏品、阐释和社区获取与使用等问题。
这些活动可能涉及对权威的相互竞争的主张:专业知识、法律上的所有权,以及社区与某件物品或某个地方的关系,并不总是一致。
伦理、权力与问责
应用人类学家往往同时对多方负有责任,包括雇主、资助者、研究参与者、专业同行,以及受干预影响的群体。各方的利益可能相互冲突。
知情同意要求参与者切实了解参与研究的含义、可预见的风险,以及信息的拟议用途。在长期开展或不断变化的项目中,可能需要重新确认同意,而不能将其视为一次签字即告完成的程序。社区领袖或机构的许可并不能自动取代个人同意。
如果信息可能影响就业、法律身份、福利获取或人身安全,保密和数据隐私就尤为重要。在小型社区或特征鲜明的工作场所中,即使删除姓名,也未必能防止身份被识别。
其他反复出现的问题包括:
- 参与者能否拒绝参与,而不失去服务或机会;
- 谁拥有研究材料,谁控制研究成果的发表;
- 商业保密是否妨碍研究发现接受审查;
- 如何呈现社区内部的分歧;
- 建议是否强化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或威胁人权。
社会研究中的反思性,是指审视研究者的立场、假设、资金来源和机构关系如何塑造研究。它并不能消除这些影响,但能使其成为可供检视的对象。
局限与争论
应用人类学对情境的深入把握,有时难以与快速提供标准化答案的要求相协调。一个情境中的研究发现未必能直接用于另一个情境,而短期合同可能限制建立信任或评估长期成效的机会。
研究也可能被选择性地利用。某个组织可能采纳有关沟通的建议,却忽视关于资源不足或排斥性规则的研究发现。因此,人类学家不能假定,仅凭理解的加深就能带来制度变革。
这一领域也在讨论如何平衡独立分析与倡导。倡导可以强化对受影响群体的责任,但必须明确所推动的是谁的诉求,以及如何处理相反证据。反过来,声称保持中立,也可能掩盖接受雇主对问题的界定所产生的政治后果。
专业公信力有赖于区分证据、解释和建议,报告不确定性,并明确哪些决定仍不在研究者的控制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