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关注人们用以组织生活的、通过后天习得的实践、意义、制度与关系。其核心概念文化涵盖语言、知识、道德期望、宗教实践、技术和日常习惯,但并不预设这些要素构成一个完全整合或恒定不变的整体。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场域从家庭、村落延伸至实验室、政府机构、金融市场和网络社群。其独特贡献在于,将对具体个人生活的细致关注,与有关人类多样性及共同能力的比较性问题联系起来。
这一领域尤其与民族志密切相关:这是一种研究与写作方式,以在研究对象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中与他们持续交往为基础。它既考察人们明确表达的解释,也探究其心照不宣的假设,追问制度在实践中如何运作,以及人们如何延续或挑战既有安排。尽管这门学科在历史上受到欧洲殖民扩张和北美定居殖民社会的塑造,但它已对这些历史条件展开了深入批判,也日益吸纳来自多种思想传统和地区传统的学术成果。
“文化人类学”作为学科名称,在北美最为通行。“社会人类学”在英国及其他一些学术传统中历来占据主导地位,而“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则常常表示两者的融合。这些名称背后仍存在学科建制上的差异,但在社会关系、意义、不平等和历史变迁等研究方面,它们的研究内容有很大重合。
研究范围与学科边界
文化人类学探究的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世界中理解人类行为。例如,一顿饭可以同时从营养、家务劳动、宗教仪式、经济交换以及归属感表达等角度加以考察。人类学的任务不只是罗列习俗,而是弄清各种实践如何获得意义、如何组织起来,以及会产生什么后果。因此,人类学的解释需要往返于个体经验、人际关系、制度与更广泛的历史进程之间。
北美人类学的四分支模式将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生物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并列。考古学通过物质遗存重建人类活动;生物人类学研究人类演化与生物变异;语言人类学则将语言作为社会行动来考察。这些划分既非普遍适用,彼此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例如,对食物生产的研究可以结合考古发掘、环境证据、口述历史以及对当代耕作活动的观察。文化人类学家也与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合作,但学科边界因大学和国家而异。
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上强调具有一定模式的关系,如世系群体、政治权威、婚姻联盟和法律义务。相比之下,美国文化人类学更关注后天习得的意义、历史特殊性,以及文化与人格之间的关系。这两种传统内部都并非整齐划一:英国研究者也研究象征与阐释,美国研究者也考察社会组织与政治经济。到二十世纪末,相较于双方共同重视的田野调查和情境分析,这些差异已不再那么关键。
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还应与日常用语中指精英艺术成就或国民性格的“文化”区分开来。人类学家既不将文化局限于文学、博物馆或正式传承的传统,也不认为每个国家内部都只有一种同质的文化。职业、代际、宗教归属、阶级、迁徙史以及其他社会位置因素,都可能在同一地方形成相互交叠乃至彼此冲突的观念与行为取向。
这一领域也研究那些通常被视为普遍适用或在文化上保持中立的制度。科学实验室、会计准则、医院和法院,都被作为具有特定历史的、有组织的实践来考察。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发现或法律判决只是任意形成的信念,而是说,它们的产生、传播和权威本身也可以成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因此,文化人类学既关注陌生的实践,也系统考察那些研究者或读者可能视为理所当然的制度。
学科的历史形成与对进化等级观的摒弃
十九世纪的人类学是在帝国扩张、传教活动、博物馆藏品采集以及对人类起源日益浓厚的兴趣中发展起来的。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原始文化》于1871年出版,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则于1877年问世。两人都试图提出一套宏观的发展序列,认为人类社会会依次经历其中的各个阶段。他们的研究推动了文化和社会制度成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但其进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以欧洲历史为标准,对不同民族划分高下。早期的许多理论建构依赖旅行者的见闻记录,而非直接、持续的研究。
弗朗茨·博厄斯质疑了可以将各个社会排列在同一条进化阶梯上的假设。自十九世纪末起,他在北美开展研究,强调历史考察、语言记录以及对特定文化形态的研究。他的方法通常被称为历史特殊论,主张将社会之间的相似之处视为有待调查的问题,而不是不加考察地将其当作普遍发展阶段的证据。博厄斯还反对根据种族分类推断人的智力或文化能力。他的学生包括阿尔弗雷德·克罗伯、罗伯特·罗维、爱德华·萨丕尔、露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他们的研究将人类学拓展至语言、人格以及生活模式的比较等领域。
在英国,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开展的研究,成为深入田野调查的典范,影响深远。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将对仪式性交换的分析与对日常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描述结合起来。阿尔弗雷德·雷金纳德·拉德克利夫-布朗则提出了另一套研究纲领,借鉴埃米尔·涂尔干的思想,考察制度如何维系持久的社会关系。两人的研究取向后来被统称为功能主义,不过,马林诺夫斯基关注的是人的需求,拉德克利夫-布朗着重探讨的则是社会结构。
人类学的形成与殖民条件密不可分。研究者有时依赖殖民地的交通设施、行政许可,以及通过强制手段建立的政治秩序。他们的著作可能一面挑战种族偏见,一面仍将被殖民者描绘成仿佛置身于当代历史之外的人群。殖民官员也会利用人类学知识,不过,研究者与殖民行政当局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异。
这门学科并非只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马塞尔·莫斯参与塑造了法国民族学;费尔南多·奥尔蒂斯研究了古巴非裔群体的历史与文化变迁;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则于1939年出版。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原住民学者发展出了各自的研究传统,其关注重点不能简单归结为殖民宗主国学术界的论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进一步改变了这一领域:新独立的国家、大学和思想运动开始质疑,谁可以研究谁,又由谁拥有解释社会生活的权威。
主要理论取向
人类学理论的差异,在于各自将什么视为最重要的解释问题。结构功能主义考察亲属制度、政治权威和仪式等制度如何维系社会系统内部的关系。其长处在于细致分析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当以均衡为导向的描述遮蔽了冲突、殖民统治或历史变迁时,这一理论的局限便尤为明显。后来的研究者保留了它对社会组织的关注,却不再认同各项制度必然有助于维持整体稳定的假设。
结构主义尤其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联系在一起,力图探寻人们组织意义所依据的深层关系。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于1949年出版,此后他又对神话开展了广泛的比较研究。结构分析常常考察生与熟之类的对立关系,以及连接不同叙事或分类体系的转换关系。其目的不只是识别反复出现的主题,而是探究可观察到的种种差异背后的形式关系。批评者则质疑,这类模型能否充分解释历史事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或具体个人的选择。
解释取向将关注点转向公共意义。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于1973年出版,使“深描”这一表述产生了广泛影响。眨眼之类的身体动作,不能仅靠记录肌肉活动来理解:其意义取决于惯例、意图和情境。因此,解释人类学并不将文化主要视为机械地引发行为的原因,而是将其视为行动获得意义的背景。维克多·特纳的仪式研究同样强调象征、冲突和社会地位的转变。
另一些取向则将物质条件置于首位。莱斯利·怀特强调能源和技术,朱利安·斯图尔德则发展了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生态学,考察特定的社会文化安排如何在与环境及生计实践的相互关系中形成。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劳动、剥削、财产以及不同生产形式之间的衔接。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年)将那些常被描绘为与世隔绝的社群,与不断扩张的商业体系和殖民体系联系起来。
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力求克服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之间的僵硬划分。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英文版于1977年出版,探讨了内化于身体的性情倾向如何在社会经验中形成,以及这些倾向如何在无须持续进行有意识权衡的情况下,再生产不平等关系。女性主义人类学揭示了女性活动在研究中遭到排除的现象,并质疑那些被用来描述性别和家庭生活、却被认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范畴。
当代人类学并不存在单一的主导范式。解释取向、历史取向、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及其他取向经常被结合运用。它们是否有用,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解释仪式的象征意义、追溯商品链,以及探究官僚体制中的排斥机制,需要不同类型的证据和不同的分析侧重点。
民族志田野调查与研究方法
文化人类学的标志性方法是参与观察:研究者持续参与社会活动,同时观察和记录这些活动的组织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理解。参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与农民一起劳作、参加宗教聚会、接受职业培训,或在网络社群中与人互动。这种方法的价值在于揭示正式规则、事后叙述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研究者也借此了解哪些问题对当地人而言重要,而不是预先认定自己原有的分类足以描述研究场域。
长期田野调查通常持续数月乃至数年,但时间长短本身并不能保证研究质量。语言能力、接触不同社会群体的机会、历史知识,以及察觉情势变化的能力,同样重要。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成为在一个边界相对明确的地方长期居住开展研究的典范,而当代研究项目则可能跨越多个地点,追踪人员、物品或机构。乔治·马库斯于1995年提出的多点民族志,阐明了如何研究那些仅从单一聚落或组织出发便无法理解的联系。
观察通常与访谈、生命史、谱系研究、文献分析以及影音记录结合使用。访谈的形式从非正式交谈到反复进行的结构化提问不等。生命史将个人的人生轨迹与土地改革、产业就业或迁移等更广泛的变迁联系起来。谱系方法有助于重构关系及其伴随的义务,不过,研究者必须区分记忆中的祖先世系、法律认可的世系关系,以及通过照料实践建立和维系的关系。日记和家庭调查可以记录时间分配、支出或反复发生的事件,而这些往往是日常观察容易遗漏的。
民族志是定性研究的一种主要形式,但文化人类学并不限于使用定性证据。研究者也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网络分析、地理信息系统或统计学方法。例如,研究非正规信贷,既可能需要有关信任的叙述,也可能需要借贷的数值记录。方法的选择应以研究问题为依据:为呈现不同经历而选取的访谈样本,并不意味着它也能支持对某种现象在总体人群中普遍程度的估计。
田野笔记是核心的分析材料,而不是对现实不加中介的实录。它记录事件、对话、感官印象、不确定之处,以及逐渐形成的解释。研究者会区分直接观察、他人提供的信息和事后的推断,并随着新证据的出现,重新审视初步解释。
研究者进入田野和获取资料的机会并不均等。性别、国籍、年龄、财富及所属机构,都会影响研究者能够观察到什么,以及他人如何回应。因此,一部有说服力的民族志会交代其证据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它不会声称某一位交谈对象能够代表整个群体,也不会认为短暂融入他人的生活,就能完整理解对方的经历。
文化、比较与阐释问题
人类学对文化概念的运用强调学习与传承,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只是被动地吸收一套内部一致的体系。技能的习得不仅依靠明确的教导,也通过模仿、纠正、身体实践和参与来实现。儿童通过社会化学习言谈举止的方式,成年人则继续通过工作、迁移、宗教皈依和技术变革获得新的能力。因此,文化的延续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其中也可能包含分歧与创新。
民族中心主义主要依据评价者自身所处环境中的预设来评判其他生活方式。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正是为纠正这一倾向而发展起来的:对于各种习俗与实践,应当首先结合其所处情境和当地意义加以理解,而不是立即将其置于文明的等级序列之中。这一方法论原则有别于认为不可能进行任何跨文化判断的哲学主张。理解某种制度存在的理据,本身并不能证明该制度在伦理上是正当的。
肯尼思·派克在20世纪50年代借用语言学分析中的术语,提出了主位与客位研究取向的区分。主位描述关注那些对参与者而言有意义的区分,客位描述则运用旨在促进解释或比较的分析范畴。这一区分虽有用,却并非绝对。参与者自身也会产生分歧、进行转译、概括和分析;研究者则可能采用当地概念,从而改变比较框架。例如,一项关于疾病的研究,既可以考察当地认可的某种病症,也可以考察诊所使用的生物医学分类。
比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研究者可以比较相邻社区,追踪某种制度随时间的演变,也可以考察相距遥远的不同环境中的相关过程。乔治·彼得·默多克的《社会结构》(1949年)运用编码资料,体现了系统性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1949年建立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为研究者查阅民族志资料、开展比较研究提供了支持。这类方法能够识别反复出现的关联,但研究发现是否有效,取决于各类范畴是否具有可比性,以及原始描述资料的质量。
一个持续存在的难题是,各个案例并不总是相互独立的。相似的制度可能源于共同的历史或文化传播,而不是对相似条件各自作出的回应。这一问题通常被称为“高尔顿问题”,得名于弗朗西斯·高尔顿1889年在有关泰勒比较研究的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社会”或“宗教”等宽泛标签,也可能掩盖其内部的显著差异。
因此,阐释需要在当地的区分方式与更广泛的解释性问题之间往返。无论是宣称每个案例都独一无二,还是假定某些范畴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同等意义,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人类学比较要发挥最大效力,就必须明确比较的对象是什么、案例为何具有可比性,以及哪些历史联系或差异限制了推论的范围。
亲属关系、住户、性别与人格观
亲属关系一直是人类学的核心研究主题,因为通过出生、婚姻、世系和照料而确立的关系,往往决定着人们获取资源和获得社会认可的方式。早期研究者比较亲属称谓和世系规则,例如区分父系继嗣与母系继嗣制度。这些分类描述的是确认亲属联系的方式,并非对社会生活的完整描述。母系继嗣制度未必意味着女性掌握政治权力,而继承规则本身也无法说明日常支持由谁提供。
婚姻同样是一种形式多样的制度,而不是同住、性关系排他性、生育和共有财产的普遍组合。这些特征可以分散在不同的关系之中。人类学家考察了聘礼、嫁妆、婚后居住安排以及群体之间的联姻关系。与婚姻相关的交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购买:其意义取决于权利、义务、劳动、子女以及家庭之间的关系。同时,当地人的解释并不意味着无需考察其中是否存在强迫或议价能力不平等。
在分析上,住户既不同于亲属关系,也不同于家庭。人们可能同住却不被视为亲属,近亲也可能分居数国。住户内部也可能存在利益冲突。有关收支和劳动的研究表明,将一个住户视为单一决策主体,可能会掩盖其成员在食物、收入、教育或闲暇获取上的不平等。季节性迁移、家政雇佣以及住房成本的变化,也会进一步改变哪些人共同居住,以及哪些人提供资源。
女性主义学术研究质疑了男性的公共活动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生活这一假设,从而改变了这些讨论。米歇尔·罗萨尔多和路易丝·兰菲尔合编的《女性、文化与社会》于1974年出版。此后的研究对将男性与女性、公共领域与家庭领域、自然与文化视为普遍对立范畴的做法提出了挑战。女性主义不仅影响了研究主题,也促使人们审视研究者如何进入田野、选择交流对象,以及如何呈现权威。
戴维·施奈德在《亲属关系研究批判》(1984年)中提出质疑:人类学家是否将欧美社会关于生物学亲缘关系的假设强加到了其他社会情境之中?后来的研究探讨了喂养、命名、收养、共同居住和共同经历如何构建亲属联系。辅助生殖和代孕进一步将遗传物质的提供、妊娠、法律上的亲职身份以及照料职责分离开来,使旧有模型常常混为一谈的差异显现出来。
人类学对人格观的研究同样追问:个体主要被理解为自主独立的单位,还是被理解为通过关系与义务而形成的存在?这类对照是分析上的可能视角,而不是固定的文明类型。人们可能在某种情境下强调个人选择,在另一种情境下强调关系中的责任,尤其是在处理继承、医疗决策、迁移或家庭冲突时。
交换、劳动与经济生活
经济人类学考察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如何嵌入社会关系之中。它探讨人们如何界定价值、分配劳动、确认所有权,以及区分哪些交易可以接受、哪些不能接受。这些问题与经济学有所重叠,但人类学家往往从那些难以纳入市场模型的实践入手,例如无偿照护、仪式性馈赠、互助劳动、家庭生活物资的筹措,或对祖先与后代承担的义务。
马林诺夫斯基对库拉交换体系的记述,描述了贝壳珍宝在西太平洋各岛屿之间的流转。这些物品并非只是作为可相互替代的财富被消费或积累。它们的流转有助于建立声望和持久的伙伴关系,而航行也涉及实际的贸易活动与政治关系。马塞尔·莫斯于1925年首次发表的论著《礼物》,运用比较材料分析了给予、接受和回报的义务。礼物交换表明,看似自愿的转让行为,也可能带有强大的社会与道德约束力。
20世纪中叶的论争主要围绕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两种取向展开。形式主义者认为,关于稀缺条件下如何作出选择的概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实质主义者则以卡尔·波兰尼为主要代表,强调不同经济具有不同的制度组织方式,不能全部通过价格形成市场的模型来理解。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年)中,将自我调节市场视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建构,而非一切经济生活的自然形态。
马歇尔·萨林斯后来区分了广义互惠、平衡互惠和负向互惠,将其作为分析上的几种倾向。广义互惠指不明确期待即时回报的转移行为,某些照护关系便是如此;平衡互惠涉及更为明确的回报;负向互惠则涉及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谋取收益的企图。这些概念并不是给整个社会贴上的永久标签。同一个共同体内部,不同关系可能依照截然不同的预期来组织,而同一笔交易的参与者也可能对它作出不同的解读。
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将日常交换与雇佣劳动、财产制度、金融机构和商品生产联系起来。西德尼·明茨的《甜与权力》(1985年)追溯了糖与加勒比地区种植园奴隶制以及英国工人阶级消费之间的联系。这项研究展示了一种常见食物如何将口味、劳动纪律、帝国与工业转型联系在一起,同时避免将消费者和生产者视为彼此孤立的文化群体。
当代研究追踪汇款、债务、数字支付、企业会计和供应链,也考察物品如何在不同身份之间转换:家传物品可以成为拍卖品,神圣物品可以成为博物馆藏品,无偿提供的知识可以成为受专利保护的资源。这些转变揭示,经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那些能够界定所有权、保障权利主张得到落实,并决定哪些劳动获得认可的制度。
政治权威、法律与不平等
政治人类学研究权威如何确立、行使、受到争议以及受到制约。其研究对象不限于正式的政府,还涵盖议事会、亲属群体、宗教组织、武装团体、公司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关系。早期的比较研究区分了不同的政治组织形式,其中包括没有中央集权国家的社会。迈耶·福蒂斯与 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于1940年主编的《非洲政治制度》在这一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后来的学者批评了这类研究在呈现政治安排时未充分考虑殖民历史的倾向。
关于国家的研究探讨,一个看似统一的机构是如何通过分散的实践形成的。身份证件、税额核定、学校、检查站和福利办事机构,使国家所划定的类别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实际影响。人们通过官员和办事程序与国家打交道,而这些官员的行动与程序的执行可能并不一致。例如,阿基尔·古普塔的《繁文缛节》(2012年)考察了印度的官僚体制与结构性暴力,将日常行政过程与其给贫困人口带来的不平等后果联系起来。
人类学对法律的研究,将成文规则与处理争端、认可权威的实际过程区分开来。法律多元主义描述的是多种规范秩序或法律秩序并存的情形,例如国家法律、宗教法、习惯规则和组织程序。这些秩序不一定具有同等权力,其管辖范围也未必界限分明。一场土地纠纷可能涉及村民证词、殖民时期的档案、国家法令和发展机构,而各方对证据和所有权的界定各不相同。
对不平等的研究既关注资源分配,也关注社会认可的模式。阶级、种姓制度、族群性、种族、性别和公民身份,都可能影响人们获得土地、教育、流动机会和法律保护的途径。人类学考察这些区分如何通过制度和日常互动不断再生产,而不是预设不平等会自然而然地由文化差异产生。它也研究某些类别在历史中如何形成,而这些类别后来却显得天然如此或亘古不变。
权力并不限于明确的命令或武力。皮埃尔·布尔迪厄考察了占主导地位的分类方式如何被人们接受为正当,而米歇尔·福柯的著作则影响了有关规训、专门知识和人口治理的研究。人类学家运用这些视角考察监狱、发展项目、工作场所和公共卫生运动。这些研究必须以具体实践的实证分析为依据,而不能把“权力”本身当作足以解释一切的答案。
政治人类学还考察集体行动,包括劳工组织活动、土地运动、宗教动员以及争取认可的运动。研究者追踪各种诉求如何在公共领域获得可信度、代表他人的权威如何受到质疑,以及地方斗争如何与跨国机构建立联系。这些研究表明,受制于政治安排的人们也会对这些安排作出解释、展开协商,有时还会改变它们。
宗教、仪式与道德世界
宗教人类学研究与某些存在或实在有关的实践、体验、制度及主张;这些存在或实在被视为神圣的、超越性的、祖先性的,或在其他意义上超出普通人的能动性。没有任何一种定义能够适用于所有情境。宗教、巫术和世俗生活等范畴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将它们套用于其他地方,可能会遮蔽当地自身的区分。因此,人类学家既研究宗教实践,也研究国家、法院、传教士和社群据以判定何者属于宗教的过程。
仪式之所以成为一个核心议题,是因为模式化的行动能够建立关系、标示转变,并使原本抽象的区分变得具体可感。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1909年)中指出,围绕身份变化举行的仪式包含分离、过渡和融入三个阶段。维克多·特纳进一步发展了对阈限性的分析,即在过渡状态中,日常的分类可能暂时失效或被重新安排。这些模型已被用于分析成年礼、朝圣、葬礼及其他事件,但并非所有仪式都遵循相同的阶段顺序,也并非所有仪式都能促成社会团结。
埃米尔·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强调了宗教分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后来的研究则考察了仪式如何也可能展示等级秩序、加剧冲突,或无法实现预期效果。同一场仪式对于主礼者、出资者、参与者以及被排除在外的旁观者,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关注筹备工作、经费来源、身体训练以及有争议的诠释,有助于避免将仪式简化为脱离实际情境的象征性脚本。
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的《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1937年)揭示了对不幸的解释如何能够在特定推理体系内自洽,因此产生了广泛影响。解释一座建筑物为何倒塌,与解释为何偏偏是某些人在那个时刻受到伤害,并不一定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人类学分析区分这些不同的解释任务,而不是将所有陌生的因果主张都视为逻辑错误。它可以研究这类主张如何组织证据、划分责任,而不必认同其超自然前提。
道德人类学考察人们如何培养德性、判断义务,以及应对不同善之间的冲突。它既关注特殊的两难困境,也关注日常行为,例如照顾亲属、恪守宗教戒律、处理金钱事务,或决定哪些事情可以宽恕。道德期待可能体现于习惯和关系之中,而非表述为正式原则。
有关皈依、改革和世俗主义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宗教世界会随着迁移、媒体传播、学校教育和政治斗争而变化。对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及其他传统的研究,着眼于其多样的地方性与跨国性机构,而不是将它们视为内部整齐划一、其经典能够直接决定行为的体系。
语言、象征与物质表达
语言不仅是传达文化知识的工具,也是人们建立关系、实施制度的主要手段之一。承诺、指控、问候或官方声明,都可能改变人们的预期和社会地位。因此,文化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密切交叉,共同考察言语如何组织、谁有资格发言,以及说话方式如何与智力、体面、真实性或归属感联系起来。
爱德华·萨丕尔和本杰明·李·沃尔夫的研究,推动了有关语言范畴与习惯性思维之间关系的问题成为研究议题。认为语言完全决定使用者能够思考什么的强决定论主张,并未被接受为普遍解释。更具体的研究则探讨:语言中的区分是否会引导注意力、在特定条件下影响记忆,或使某些描述更容易表达。多语现象、翻译以及语言内部的差异,都使得将一种语言与一种世界观简单等同的做法难以成立。
戴尔·海姆斯关于交际能力的研究强调,掌握一种语言,也包括知道特定表达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对什么人使用才合适。亚历山德罗·杜兰蒂等语言人类学家对社会互动中的语言进行了细致分析。这类研究能够揭示,社会地位如何通过话轮交替、敬语、叙事惯例和纠正行为得以再生产。它们也表明,看似微小的选择——如口音、代词或称谓——可能在就业、学校教育或公共行政中产生实际影响。
象征性表达并不限于言语。服饰、建筑、食物、身体动作和图像,都能传达差异,并为行动提供条件。物质文化研究考察物品如何被制作、使用、修补、继承、展示和丢弃。例如,安妮特·韦纳的《不可让渡的财产》(1992年)探讨了某些物品所承载的价值形式:即使这些物品进入流通,它们仍与特定个人或群体保持着重要联系。物质事物之所以能够成为记忆和权威的依托,恰恰是因为它们并未被视为可以完全相互替代的商品。
视觉人类学和感官人类学将研究拓展到文字描述之外。影片、摄影、录音,以及对触觉、动作或嗅觉的分析,能够记录仅靠访谈无法捕捉的社会生活层面。这些媒介并不是中性的窗口:取景、剪辑、录制条件和受众预期,都会影响其呈现效果。因此,需要追问的不仅是记录呈现了什么,还包括记录的制作过程如何在记录者与被呈现者之间建立关系。
博物馆是语言、物品与权威交汇的重要场所。分类与展示可能使一件物品脱离其实用或仪式情境,并赋予它作为艺术品、证据或遗产的新身份。关于博物馆及来源与流传记录的研究考察这些转变,包括谁的描述被奉为权威,以及归还诉求如何改变馆藏的意义。
环境、技术与健康
人类学的环境研究考察生计、知识、产权与政治权力如何塑造人们同土地、水、植物和动物的关系。文化生态学曾探究生计实践与环境条件之间的联系,但后来的研究质疑了这样一种解释:将社区视为适应固定自然环境的孤立系统。例如,能否进入森林并利用其资源,可能既取决于地方生态知识,也同样取决于国家授予的特许经营权、自然保护规定和商品价格。
政治生态学将环境变化与资源控制权和决策权的不平等联系起来。它追问:谁从水坝、种植园、保护区或采矿项目中获益,谁又承受流离失所或生态损失的代价?一片被规划者描述为闲置的土地,可能承载着正式地图未予记录的季节性放牧、采集活动或仪式义务。因此,人类学证据能够解释一些不能简单归结为环境意识差异的冲突。
关于传统知识的研究记录了人们对土壤、物种、天气和耕作的细致认识,同时避免预设这些知识一成不变,或为所有人共同掌握。专门知识因职业、年龄、性别和经历而异,也会随着试验和交流而改变。气候变化研究同样将全球性过程与生计、基础设施、流动性和责任方面的变化联系起来,而不同群体对这些变化的体验并不相同。地方知识与科学测量可以分别回应不同尺度的问题,不必将二者视为相互排斥。
医学人类学在社会和历史背景下考察健康、苦痛、疗愈及医疗机构。一种广泛采用的区分是:从病理过程理解的“疾病”,与作为切身生活体验来理解的“病痛”。阿瑟·克莱曼的《文化语境中的病人与治疗者》(1980)发展了对“解释模式”的分析,即患者、亲属和医疗实践者如何理解某一健康问题的成因、发展过程及适当的应对方式。这些模式未必能与“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对立一一对应。
健康结果还受到工作、住房、歧视、食物获取条件以及照护组织方式的影响。保罗·法默根据在海地开展的研究写成《艾滋病与指控》(1992),将疾病体验与政治经济史联系起来。这类研究推动了一些研究取向的确立,考察不平等的社会安排如何使特定群体系统性地面临健康风险,并限制其获得治疗的机会。如果把健康差距归因于信念,却忽略物质障碍,那么文化层面的解释就并不充分。
技术本身也是民族志研究的对象。对实验室、生殖技术、供水系统和数字记录的研究,考察技术设备如何重新分配专业知识与责任。例如,医疗数据库的运作依赖于有关分类、资格条件和记录要求的决策。人类学探究这些决策在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既不预设技术决定社会变迁,也不认为技术性能独立于社会组织。
迁移、城市与数字互联的生活
人类学家越来越多地研究关系跨越国界的社会世界。人口迁移能够重塑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照护、婚姻、财产、宗教权威和政治成员资格。早期的一些模型将迁移视为从一种边界分明的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过渡。跨国研究取向则考察人们如何通过探访、汇款、沟通以及参与组织,在不同地点之间维系具有重要影响的关系。
散居群体未必拥有共同的身份认同或政治取向。代际、阶级、法律身份、宗教以及离乡原因的差异,都可能使人们与故土形成不同的关系。人类学家研究人们如何通过饮食、纪念活动、语言教学、商业网络和家庭义务来践行归属感。他们也考察边境管制和公民身份规则如何影响流动的可能性,使流动能力成为一种分配不均的资源,而非全球化中人人共有的特征。
城市人类学早在数字全球化之前就已发展起来。与罗得西亚—利文斯通研究所和曼彻斯特学派相关的研究,考察了非洲南部和中部的劳动力迁移、城市中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J. 克莱德·米切尔的《卡莱拉舞》(1956年)通过分析北罗得西亚铜带地区的一种舞蹈,探究族群性与城市社会关系。这类研究挑战了这样一种观念:城市只会消解既有的归属关系,或以单一的现代城市文化取而代之。
当代关于城市化的研究关注住房、交通、警务、非正规就业以及服务的可及性。不能仅将非正规住区理解为缺乏规划的地方:其中可能存在围绕租赁、建造、供水以及争取认可而形成的复杂安排。有关基础设施的研究考察道路、电力、管道和通信网络如何在创造机会的同时,使故障、延误与排斥的影响不均等地落在不同人群身上。
数字人类学探究数字技术如何融入既有关系,并促成新关系的形成。研究主题包括网络游戏、社交媒体、平台劳动、远距离亲属关系,以及跨越距离维系社群的实践。汤姆·博尔斯托夫的《在〈第二人生〉中成长》(2008年)表明,虚拟世界可以作为具有意义的场域接受民族志研究,而不应被视为面对面生活的不真实替代品而遭到忽视。其他研究则追踪屏幕互动与线下制度之间的联系。
数字研究也改变了观察的条件。可检索的帖子、算法推送的信息流以及平台内容审核,都会影响哪些事物能够进入研究视野;而内容可供公众访问,并不意味着伦理问题就此消失。自动化系统可以对劳动者、顾客或福利领取者进行分类,而受其影响的人往往难以审视这些分类方式。人类学详细描述人们如何体验、协商应对这些分类,并将其纳入日常决策,同时也分析设计和部署这些系统的组织。
再现、伦理与人类学知识的运用
人类学写作不只是传递研究发现:它还选择呈现谁的声音,编排事件,并决定谁显得可信。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于1967年在其身后出版,使学界围绕个人态度与权威性民族志描述之间关系的争论更加激烈。詹姆斯·克利福德与乔治·马库斯主编的《写文化》(1986年)探讨了民族志权威在文学与政治层面上的建构。这些争论并未使田野调查失去意义,而是要求人们更仔细地审视证据如何转化为公开发表的叙述。
反身性是指考察研究者的立场、人际关系和阐释选择如何影响知识生产。它并不只是个人的自我坦白。相关问题包括:研究者如何通过协商获得进入研究场域的机会,哪些群体始终无法接触,翻译如何影响意义,以及机构资助是否影响了研究的方向。协作研究与共同署名的研究可以重新分配阐释工作,但协作并不能消除资源、法律责任或发表控制权方面的差异。
研究伦理包括避免伤害、获得实质性的知情同意、保护敏感信息,以及说明研究结果可预见的用途。美国人类学协会于2012年通过了修订后的专业责任声明,将这些义务置于突出位置。同意是一种持续的关系,而不只是一张签署过的表格;当项目改变方向,或看似普通的细节变得足以识别个人身份时,尤其如此。保护数据隐私可能需要更改地名、个人经历细节、存储方式和访问安排,但在规模较小或联系密切的群体中,匿名化仍可能不彻底。
与原住民族的关系还涉及集体权威、研究优先事项、文化规约和知识所有权等问题。2007年通过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承认了与文化遗产、传统知识和文化表现形式有关的权利。原住民族研究方法论强调,社群并不只是数据来源。有关获取、阐释、署名和未来使用的问题,可能既需要个人同意,也需要集体协商。
应用人类学将人类学研究运用于教育、公共卫生、发展、环境管理和组织设计等领域。应用人类学学会成立于1941年。应用研究可以查明,为什么某个机构未能服务到其目标用户,或为什么一项技术上看似可行的干预措施会与既有的义务和实践相冲突。商业与设计领域的研究同样考察产品和服务的实际使用方式如何超出其创造者的设想。
参与实践也会带来责任上的冲突。委托研究的组织可能寻求参与者不愿分享的信息,或者某个项目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排斥。历史上,人类学曾被用于殖民统治、战争和监控,因此,知识最终由谁使用始终是一个伦理问题。合同、征求同意的程序、发表安排,以及对数据访问的限制,决定了具体项目如何处理这些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