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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structuralism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一组通过关系系统而非孤立要素的内在属性来解释语言、文化与思维的研究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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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人类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二元对立能指与所指音系学亲属关系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一组将现象视为有组织系统中的要素来加以研究的思想进路。其核心主张是,一个要素的身份、意义或功能取决于它与其他要素的关系,而不是孤立考察时所见的属性。例如,一个词之所以具有特定的价值,是因为它与同一语言中的其他词有所区别;一种社会实践之所以能够得到理解,可能在于它在某个分类、交换或对立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因此,结构主义将关注的重点从个别对象和自觉意图,转向使它们得以成立的关系与规则。

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几种形态源于语言研究,随后扩展到人类学、文学批评、精神分析和社会理论等领域。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尤为盛行,但它从来不是一种统一的学说,也不是一个有正式组织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在科学解释、历史、人的主体以及他们所揭示的结构究竟具有何种地位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

“结构主义”一词在心理学、数学、哲学和经济学中也有各自不同的含义。这些用法都关注组织方式或关系,但并非全都源自同一场思想运动。因此,要理解结构主义,就必须区分其普遍的分析立场与不同学科中发展出的具体方法。

关系、系统与结构性解释

结构主义分析首先质疑这样一种假设:可以先独立地识别对象,再将它们置于各种关系之中。在许多系统中,关系本身就参与构成了对象。国际象棋的棋子便能说明这一点:一枚棋子在棋局中的身份,主要取决于它被允许的走法及其与其他棋子的关系,而非它是木制的还是塑料制的。同样,一个语音之所以能发挥区别性单位的作用,是因为它在某种语言所承认的对立关系中占据了特定位置。

因此,结构并不只是可见组成部分的排列,而是关系的组织方式,它制约着各组成部分可以成为什么,以及它们可以如何组合。结构主义者往往区分可观察的现象与用来解释现象的模型。例如,一组故事可能有许多不同的人物和事件,却在禁令、违禁、惩罚与秩序恢复之间保持着相似的关系。所提出的结构关注的是这些关系,而不只是相似细节的反复出现。

结构主义研究中反复出现两种分析操作。第一种考察组合关系:哪些要素可以共同出现,以及它们以何种顺序出现。第二种考察替换关系:哪些要素可以占据同等的位置。在语言中,“孩子读书”中的词构成一个序列,而“孩子”“教师”和“学生”可以在某个特定的语法位置上相互替换。这两个维度通常分别称为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将它们推广到语言之外,使研究者得以考察服饰、膳食、叙事和仪式实践中的序列与备选项。

结构主义者也经常考察二元对立,包括自然与文化、生与熟,或生与死。提出一种对立,并不一定意味着断言现实中只有两类事物;它也可能是在描述某个群体用来组织经验的一种分类区分。中间形态、模糊类别,以及对立位置之间的转化,在分析上可能与两极本身同样重要。核心问题在于,差异如何构成一个可理解的系统。

因此,结构性解释不同于简单地宣称“一切皆有联系”。有效的分析必须明确相关要素、要素之间的关系、允许的转换,以及能够将其模型与其他模型区分开来的证据。对于由此得出的结构究竟是社会现实的属性、人类心智的运作方式,还是分析者的建构,结构主义者之间存在分歧。对于在一个领域中建立的模型可以合理地应用到其他领域的何种范围,他们也有不同看法。这些分歧是结构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对某种公认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偏离。

语言学基础:索绪尔与布拉格传统

结构主义在语言学上的主要起点是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在其去世后出版。夏尔·巴利和阿尔贝·薛施蔼在阿尔贝·里德林格的协助下,主要依据学生在日内瓦听索绪尔授课时所做的笔记,编成了这本书。该书的编纂经过值得重视,因为出版的文本并非索绪尔亲自撰写的手稿,却成为他的思想影响后世学术的主要载体。

索绪尔区分了“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前者是社会成员共同使用的语言系统,后者则是具体的言说行为。他还区分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前者考察语言在某一特定时期作为系统的状态,后者探究语言随时间发生的变化。这并不意味着否认语言的历史,而是明确指出,解释一个系统如何运作,与解释它如何发展而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19世纪的比较语言学高度关注历史关系;索绪尔则将语言系统的组织方式确立为核心研究对象。

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阐释将能指与所指联系起来:大体而言,两者分别指音响形象与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任意性,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某种自然的必然性,要求用特定的声音序列表达特定的概念。不过,这种关系具有社会约束力,并非每个说话者都能自由选择。语言价值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差异。索绪尔将法语的 mouton 与英语的“sheep”相比较,说明了这一点:英语中还有“mutton”一词,因此两种语言对相关语义场的划分并不相同。

成立于1926年的布拉格语言学会发展出一种独具特色的结构主义研究取向,在音系学领域尤为突出。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和罗曼·雅各布森通过语音在语言内部的对立关系及其功能来研究语音。例如,英语单词“pat”和“bat”就展示了语音对立如何区分词语。结构主义音系学将这种对立视为一个有组织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把所有可测量的声学差异都看作同等重要。雅各布森后来推动了基于区别特征的分析方法的发展,使语音能够被表示为一组具有区分作用的属性的组合。

其他语言学结构主义流派则沿着部分独立的路径发展。路易·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力求以高度形式化的方式描述语言关系。在美国,伦纳德·布龙菲尔德于1933年出版的《语言论》,体现了一种强调分布描写和明确分析程序的研究传统。美国语言学结构主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后来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潮。不过,这些传统都有志于系统研究具有规律的关系。自20世纪50年代起,生成语法的发展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些重要假设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在解释与语言习得方面,但这并未使结构分析退出语言学研究。

亲属关系、交换与结构人类学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结构主义拓展到人类学领域的尝试最具影响力。战争期间旅居纽约时,他与雅各布森的接触,帮助他形成了对语言学方法如何阐明社会生活的认识。他于1945年发表的关于语言学与人类学中结构分析的论文明确提出,人类学可以借鉴音系学的研究转向:从有意识的现象转向其背后组织成系统的深层关系。

1949年出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将这一研究取向应用于亲属关系与婚姻。列维-斯特劳斯并不只把亲属称谓视为一套用来命名生物学关系的名称,而是考察群体建立联盟所依据的规则。乱伦禁忌是其论证的核心:禁止具有某些关系的人通婚,同时也将婚姻引向群体之外,由此在群体之间建立关系。这一解释将关注点从单纯的世系转向交换与联盟。

列维-斯特劳斯区分了限制性交换与广义交换:前者涉及两个群体之间相互对等的婚姻关系,后者则由婚姻联系构成更大的循环。在理想化的广义交换体系中,A群体向B群体提供配偶,B向C提供配偶,C再向A提供配偶。这些是分析模型,并不意味着每一桩实际婚姻都会遵循某种简单的图式。其目的在于说明,特定规则如何能够在个别伴侣之外生成具有一定模式的关系。他还区分了“基本”体系与更复杂的体系:前者明确规定可以通婚的类别,后者的规则则主要禁止某些结合,而不完全指定婚配对象。

这一研究进路不同于与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类学家相关联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者通常考察制度与持久的社会关系如何有助于一个社会的组织和延续。列维-斯特劳斯则更关注形式关系、变换以及制度背后的认知原则。这两个传统都使用“结构”这一术语,但提出的问题不同,采用的解释方法也不相同。

联盟理论也招致了大量批评。它将女性呈现为群体之间交换的对象,可能会重现其所描述的制度中以男性为中心的预设,同时未能充分关注女性的自主决定、政治权威以及其他形式的亲属联结。后来,女性主义人类学与亲属关系研究开始质疑,婚姻交换能否作为社会组织的普遍基础。生物学联系与文化所承认的亲属关系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日益重要。这些争论并未使联盟研究退出人类学,而是限制了它对普遍适用性的主张,并促使研究者更细致地考察特定模型得以适用的历史与社会条件。

神话、分类与转换

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研究,将结构分析从制度扩展到了意义系统。他在1955年的论文《神话的结构研究》中提出,不能将神话简化为按时间顺序展开的情节,也不能将其归结为单一的象征性信息。相反,分析者应当比较神话各组成单位之间的关系,并考察这些关系如何在不同版本中反复出现或发生变化;这些组成单位通常被称为“神话素”。神话的意义可能来自多个变体的组织方式,而非某个被认为具有原创性和权威性的文本。

他对俄狄浦斯神话材料的解读展示了这一分析过程。他将情节分组,考察其中对血缘关系的过分重视与过分轻视等关系,继而将这些关系与人类起源问题联系起来。这一论点并非仅仅认为俄狄浦斯代表了个人的心理冲突,而是认为一组神话关系对某种无法直接化解的矛盾起到了中介作用。这项分析之所以产生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它明确展示了比较材料的编排方式;但它也因证据的选择,以及将情节归入不同类别时所允许的解释空间过大而受到批评。

在1962年出版的《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斯特劳斯反对将非西方社会的分类思维视为智力不足的表现。关于动物、植物、材料及感官属性的细致知识,能够支撑起复杂的区分体系。他以“修补术”(bricolage)这一概念,描述利用手边可用的材料和传承下来的要素进行的智识建构。神话思维可以重新组合这些要素,以应对新的问题,而不必采用围绕专门仪器和概念设计的科学项目的运作方式。

1964年至1971年间出版的四卷本《神话学》,通过对美洲原住民神话的广泛比较,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研究取向。这一系列以《生食与熟食》开篇,追踪涉及烹饪、食物、动物、身体过程及宇宙观中各种区分的转换。一个叙事可能将另一叙事中的某种关系颠倒过来,以动物替换人,或将食物制备中的一组对立转置为天体之间的关系。其组织原则是转换,而不是某个孤立符号被认为具有的普遍意义。

对分类的结构性解释影响了对仪式、宗教及日常生活中各种界限的研究。例如,玛丽·道格拉斯1966年的《洁净与危险》结合分类系统考察了污秽与禁忌,强调那些无法纳入既有类别的事物所具有的扰乱意义。这类研究使象征秩序成为一个需要认真解释的问题,同时也带来了方法论上的困难:一种结构上精巧的解释,可能掩盖参与者之间的分歧、历史变迁或实际考量。因此,广泛的比较仍须接受民族志证据的检验,包括分类在具体情境中实际上如何被使用、受到质疑或遭到忽视。

文学、叙事与符号学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将关注点从作者个人的创作意图,转向使文本得以被理解的惯例与关系。其思想背景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后者研究文学手法与作品的组织方式,而不把文学主要视为作者生平的反映。弗拉基米尔·普罗普于1928年出版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从选定的一组俄国神奇故事中辨识出反复出现的叙事功能。他提出的三十一种功能涉及禁令、违禁、离家、认出等行动,而不是一套固定的角色名单。

普罗普的分析表明,看似各异的故事可以具有共同的、有序的模式。同一种叙事角色可以由不同类型的人物承担,而同一个人物也可以参与多种功能。后来的结构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对表层变化与深层组织的区分。例如,阿尔吉达斯·朱利安·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以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收者、助手与对手等关系位置来组织叙事。行动元不一定是人:机构、欲望或抽象力量都可以占据某种结构性位置。

叙事学将这类分析扩展到讲述故事的组织方式。茨维坦·托多罗夫推动了这一术语的确立;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则对时序、时长、频率、语式和语态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区分。该书的法文原版于1972年作为《辞格三集》的一部分首次出版。这些范畴使研究者能够区分事件本身与事件被叙述的次序,区分叙述者与决定信息呈现视角的人物,也能区分事件所占的时间与文本用于叙述这些事件的篇幅。由此,结构分析为此前讨论得较为笼统的文本特征提供了精确的术语。

罗兰·巴特将结构分析与符号学分析运用于日常文化形式。在1957年出版的《神话学》中,他考察了物品与表征如何获得看似自然或不言自明的意识形态意义。一个符号可以在更高一层的意指系统中成为能指。他后期的作品不再那么坚持稳定的结构模型,但其早期分析推动了符号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确立,使广告、照片、时尚及其他文化材料能够与文学文本一样成为研究对象。

这些方法的吸引力在于,它们易于移用到不同领域,并且能够作出明确的区分。研究者可以通过序列、角色、视角和符码来研究叙事,而不必假定其意义存在于某个唯一的隐秘信息之中。当分析范畴被误认为足以解释一切时,这些方法的局限便显现出来。体裁惯例会发生变化,读者的理解各不相同,而文本效果也依赖于历史知识与出版制度。尽管如此,结构主义仍为文学、电影和大众传媒研究留下了经久不衰的方法,即便后来的研究已不再追求建立一套涵盖文化生产全貌的语法体系。

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去中心化的主体

结构主义最具深远影响的主张之一是:有意识的个体并不能完全掌控其思考与行动所依凭的系统。语言先于个别言说者而存在;亲属关系范畴先于具体婚姻而存在;文化符码则塑造了哪些事物能够被识别为有意义的。这一立场常被称为主体的“去中心化”。它并不必然否认人能够行动,但它质疑这样一种解释方式:以自主的个体为出发点,并认为个体的意图是透明而自足的。

雅克·拉康借助语言学、哲学及其他思想资源,重新阐释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学说。他提出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将注意力引向能指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把无意识材料看作一组具有固定意义的隐秘意象。拉康借鉴雅各布森的思想,将隐喻和转喻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凝缩和移置机制联系起来。这一论点关注的是无意识过程的组织方式,而不只是声称无意识思想是等待说出口的普通句子。

拉康对象征界的论述,强调了个体所进入的语言、法律以及由社会确立的差异所构成的秩序。他更广泛的理论框架还包括想象界和实在界,不能将它们简单等同于通常所说的幻觉、表象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区分。拉康参与了结构主义的思想讨论,其《文集》于1966年出版,但他的思想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在临床和理论上的主张,不应被视为从索绪尔语言学直接推导出的结论,也不应被视为所有结构主义者共同持有的立场。

路易·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提出了另一种去中心化论证。在同于1965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他反对将历史视为某种普遍的人类本质或单一集体主体之表现的解释。他强调经济实践、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的相对自主性,并将社会形态描述为结构化的整体,其矛盾无法归结为一种简单的对立。他用“多重决定”概念说明,历史矛盾如何受到多种相互作用的条件的塑造。

阿尔都塞于1970年发表的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文,考察了学校和家庭等制度如何参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他提出的“召唤”概念,描述了意识形态将个体构成为主体的过程。这些论点影响了有关教育、文化和政治权威的讨论。批评者质疑,这些论点是否为有意识的行动、制度冲突以及历史偶然性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尽管拉康和阿尔都塞处理的对象大不相同,两人都将主体对先在系统的依赖置于解释的核心,从而挑战了对意义与社会行动的人本主义解释。

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及其国际传播

结构主义在战后法国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思潮,但其根源具有国际性。瑞士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中欧音系学、法国人类学以及跨大西洋的学术交流,都为其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动荡使学者们进入了新的学术机构环境,尤其是在纽约,欧洲流亡学者之间的交往推动了语言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联结。后来法国的结构主义运动整合了这些资源,而非独力开创了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结构主义为那些以切身经验、意识和个人介入为中心的研究进路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最后一章中对让-保罗·萨特的批评,尤其鲜明地体现了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之间的关系。双方的分歧涉及历史的地位、赋予特定历史意识形式的优先地位,以及能否通过那些无法完全为自觉反思所把握的系统来研究人类生活。这并不只是一场接受历史的学者与拒斥历史的学者之间的争论。

1966年成为了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出版年份。与拉康的《文集》同年问世的,还有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后者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得以组织起来的条件如何变化。福柯经常被归入结构主义者之列,但他并不认为这一标签足以描述自己的研究计划。他的著作体现了一个更普遍的分类难题:当时的出版商、记者和评论家往往将一些思想家归拢为一场思想运动,而这些被归入其中的人,并不认为彼此之间具有外界所说的那种一致性。

结构主义的国际传播依赖于翻译、大学教学、期刊和学术会议。196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举办了题为“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的研讨会,使多位法国思想家有机会面向美国学术界阐述观点。雅克·德里达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质疑了以稳定中心来组织结构的观念。这次会议后来被视为与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不过,这一标签是事后追溯使用的,并不意味着当时所有与会者都认可发生了一次界限分明的转变。

结构主义进入不同学术体系的过程并不均衡。在文学系中,它往往与符号学以及后来的法国理论一道传入;在人类学中,它则遇到了早已确立的田野调查与社会分析传统。1968年的政治动荡,使人们更迫切地追问结构性解释能否说明集体行动与急剧变革,但这些动荡并未使结构主义研究骤然终止。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结构主义”一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称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而它所提出的许多分析性区分,仍在不以认同结构主义学派为前提的情况下继续流传。

批评、修正与持续影响

一个长期存在的批评涉及结构与历史的关系。共时分析可以阐明各个要素如何相互配合,却未必能解释这种配置是如何形成或发生变化的。一个模型或许能够表明两个神话互为转换形式,却无法据此确立两者之间存在历史上的传播关系。结构主义者并非一概忽视历史,但他们那些形式上最有说服力的比较,有时会将征服、迁徙、经济变迁或制度斗争等机制暂置一旁,而所考察的材料恰恰是在这些机制的作用下形成的。

第二个问题在于分析所依据的证据究竟具有何种效力。当许多关系都可以被重新描述为倒置、替代或中介时,模型就有可能几乎适用于任何例子。因此,分析者必须解释:为什么某种单元划分方式更为可取,什么样的比较才算相关,以及哪些观察结果会削弱所提出的模式。当研究者仅凭少量叙事材料就对普遍的心智结构作出论断时,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单凭形式上的优美,并不能证明解释是充分的。

针对能动性的批评触及了一个相关的难题。个人并非凭空创造语言或社会制度,但他们会解释规则、随机应变、拒绝既有分类,并追求相互冲突的目标。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尤其是他在1972年出版的《实践理论大纲》中提出的论述,试图避免将行为视为对某种形式化编码的机械执行。他提出的“惯习”概念,强调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在实际情境中发挥作用的性情倾向。这类研究取向保留了结构性条件的重要地位,同时质疑将分析模型转化为据称每个参与者都会遵循的规则。

德里达的解构质疑了这样一种假定:意义可以通过稳定的对立或享有特权的组织中心得到确定。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研究也对某些范畴的普遍性提出质疑,因为这些范畴可能再生产性别或殖民等级秩序。这些批评并不相同。有些针对特定的二元分类;另一些则考察观察者的权威、历史中某些声音受到的排斥,或知识生产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其中一些研究保留了结构主义对意义之关系性的强调,同时拒绝封闭的系统和企图穷尽一切的模型。

因此,结构主义的持续影响是选择性的。当代研究者经常区分叙事层次、考察关系性分类,并通过对照来分析意义,却并不接受一门普遍适用的文化结构科学。结构主义与认知科学的联系同样是局部的:对心智组织方式的关注使二者有所交集,但结构主义对神话的解释,并不等同于经过实验检验的认知机制。一个始终存在的方法论问题是,如何将形式模式与关于认知、社会实践和历史过程的证据联系起来,而不是假定某一层面的成功会自动证实另一层面的论断。

结构主义的其他含义

爱德华·B. 铁钦纳的结构主义,与索绪尔语言学和法国社会理论有着不同的历史脉络。铁钦纳试图通过经过训练的内省,将意识经验分析为基本成分,并研究这些成分的组合方式。尽管他曾师从威廉·冯特,但不应将他的研究纲领视为对冯特更为广泛的心理学思想的完整阐述。他于1898年发表的论文《结构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将结构心理学与主要关注心理功能的研究进路作了对照。

这种心理学结构主义受到的批评,主要针对内省报告的可靠性及其适用范围。行为主义质疑意识作为心理学首要科学研究对象的地位,而格式塔心理学则反对这样一种假设:只要把基本感觉相加,就足以解释经验。格式塔理论家强调有组织的整体,因此其立场也注重关系,在表面上可能与后来的结构主义相似。不过,这些学派的历史、方法和理论立场各不相同。

让·皮亚杰提出了另一种以结构、转换和发展为核心的理论。他在1968年的《结构主义》中,以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来刻画结构。他的发生认识论考察知识形式如何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而不是从一个已经完成的符号系统出发,将其起源另作讨论。因此,皮亚杰的研究表明,结构性解释并不必然是静态的:一种有组织的思维方式如何发展为另一种,本身就可以成为核心问题。

在数学哲学中,结构主义虽有不同表述,但都主张数学研究的是结构及其中的位置,而非具有独立内在同一性的对象。例如,数字二可以通过它在自然数结构中的位置来理解。布尔巴基学派的数学实践同样强调群、拓扑空间和有序集等结构。它与文化领域的结构主义之间,存在某些共同关切,偶尔也有思想交流,但二者并不能简单等同。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早期对婚姻制度的分析就曾得到数学方面的协助。

经济结构主义也有其独特含义。包括劳尔·普雷维什和塞尔索·富尔塔多在内的拉丁美洲结构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历史形成的经济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异、生产结构以及外部制约来分析发展问题。他们使用“结构”一词,所指的是专业化分工模式、制度和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而非主要指语言符号或无意识的分类。在建筑领域,结构主义又指另一组研究与设计进路,其代表人物包括阿尔多·凡·艾克和赫尔曼·赫茨伯格,强调关系配置、重复出现的单元以及供社会交往使用的空间环境。这些不同学科中的含义需要分别讨论:名称相同,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解释可以相互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