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形式主义是兴起于1910年代俄国、在1920年代蓬勃发展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运动。其参与者通过考察语言、叙事和艺术惯例的组织方式,解释一部作品何以成为文学,而不是主要将文本视为作者生平的表达或社会状况的反映。这一运动尤其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设在彼得格勒的诗歌语言研究会密切相关,在文学性、陌生化、叙事构造和文学变迁等方面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理论。它并非一套统一不变的学说:其方法从对单个手法的分析,逐渐发展为将作品和文学传统视为变化中的系统加以研究。
起源与主要人物
俄国形式主义是在有关文学研究方法的争论以及现代主义作家的实验中发展起来的。它对主要通过传记、心理学、哲学或思想史来解释文学的研究路径提出了挑战。它也反对与文学象征的某些阐释相关的一种观念,即认为诗歌主要可以被理解为借助意象表达的思想。
两个组织为这一运动提供了主要的学术活动平台:
- 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立于1915年,汇集了关注语言学、民间文学和诗歌语言的学者。罗曼·雅各布森是其中的核心成员。
- **诗歌语言研究会(OPOYAZ)**于1916年在彼得格勒成立。其核心人物包括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鲍里斯·艾亨鲍姆和尤里·梯尼亚诺夫;奥西普·布里克也是重要成员。
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及其他学者也参与构成了更广泛的形式主义学术网络。这些人物之间的差异不容忽视:有人专注于声音和诗体,有人侧重散文构造、文学史,或语言系统与文学系统之间的关系。
与未来主义和艺术先锋派的接触,促使形式主义者关注语言实验。不同寻常的声音、打破常规的句法,以及刻意引人注意的构造方式,都展示了语言有别于日常交际的运作方式。不过,形式主义研究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当代实验性写作,也涉及经典作家和较早的文学体裁。
“形式主义”往往是反对者赋予的标签。这个名称容易让人以为它只关注外在形式,而被归入这一流派的学者通常将形式理解为作品整体的组织方式,其中也包括题材所发挥的功能。
文学性与诗歌语言
形式主义的核心问题不只是“什么是文学?”,而是“是什么使某种特定的语言运用具有文学性?”雅各布森将这一研究对象称为文学性,即使语言作品作为文学发挥作用的那些特征与关系。
由此,分析的重心从作者的意图或作品传达的信息,转向作品中可以观察到的构造方式。在诗歌中,这种构造可能涉及声音的重复、节奏、诗歌格律、句法,或诗行边界与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在散文中,它可能涉及叙事顺序、文体上的重复、框架设置或信息的安排。
诗歌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区分十分重要,在形式主义早期研究中尤其如此。实用语言常被描述为以高效交流为导向,而诗歌语言则使自身的组织方式变得可感知。这是一种分析上的对照,并不意味着诗歌不传递任何信息,也不意味着日常言语没有艺术效果。
后来的发展使寻找一套固定文学属性的尝试变得更加复杂。一种手法并不会在所有情境下始终具有文学性:其效果取决于惯例、它与其他要素的关系,以及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陌生化
这一运动最广为人知的概念是陌生化,它与什克洛夫斯基1917年的一篇论文密切相关,该文通常译作《作为技巧的艺术》或《作为手法的艺术》。俄语术语 ostranenie 也被译为“使之陌生”或“疏离化”。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习惯性的感知会变得自动化。人们能够辨认熟悉的事物和行为,却不再充分体验它们。艺术可以通过出人意料的呈现方式,延缓感知过程或使之复杂化,从而打断这种自动化。
陌生化可以来自不同寻常的描写、生僻的词汇、被打乱的叙事顺序,或不提供通常解释的观察视角。在讨论列夫·托尔斯泰时,什克洛夫斯基考察了人们如何能够将熟悉的制度和行为描写得仿佛初次遇见一般。这种写作使读者留意到那些通常被习惯性命名所遮蔽的东西。
因此,陌生化比单纯追求新奇或晦涩更为具体。它关注的是艺术构造与感知之间的关系。曾经使事物显得陌生的方式,最终可能成为惯例;有效的创新也可能因反复使用而失去力量。
尽管什克洛夫斯基的概念可以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戏剧中使用的技巧相比较,但不应将其等同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两者的理论语境及其对艺术目的的解释有所不同。
手法、动机化与构造
形式主义分析往往从手法入手:手法是可以辨识、并对作品效果有所贡献的操作方式。手法包括重复、叙事延宕、视角转换、平行结构,以及对预期模式的打断。
早期的一些论述将作品描述为手法的组合。后来的形式主义者则越来越强调,不能孤立地理解某个要素。它的功能取决于它在作品内部的各种关系。例如,一句反复出现的话,可能用于组织节奏、标示人物惯常的说话方式,也可能因其出现的位置而产生喜剧效果。
动机化指作品如何使某种手法的存在显得合乎情理。一组嵌套故事可以通过人物彼此讲故事来获得解释;信息迟迟未被揭示,可以归因于某个人物所知有限。这类解释将艺术构造融入作品所呈现的世界。
形式主义对戏仿的关注尤为重要。戏仿可以通过夸大惯例,或将惯例置于陌生环境中,使其显露出来。那些通常显得自然而然的手法,由此暴露为手法。这使戏仿既有助于分析个别作品,也有助于解释文学惯例的变化。
故事与情节
俄国形式主义对叙事学最有影响的贡献之一,是对故事与情节的区分。
- **故事(fabula)**通常指按照时间和因果顺序重新建构的叙事事件。
- **情节(syuzhet)**指这些事件在作品中的安排与呈现方式。
英语译法并不统一,通常以“story”对应 fabula,以“plot”对应 syuzhet。由于“情节(文学)”所对应的英语词“plot”在英语文学批评中具有多种含义,使用这些对应译词时需要谨慎。
一篇叙事可能从一桩罪案被发现写起,再回溯较早发生的事件,并推迟揭示作案者的身份。故事将事件放入重新建构的顺序之中;情节则安排读者如何以及何时接触这些事件。因此,闪回、重复、省略和延后解释,并不只是附加在一个已经完整的故事之上的装饰。它们参与构成了作品的艺术组织及其效果。
什克洛夫斯基对劳伦斯·斯特恩《项狄传》的研究,着重讨论了离题叙述以及对预期叙事进程的打断。其他形式主义者则对叙事材料和构成方式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类。他们使用的术语并不完全统一,后来的叙事理论又拓展并修正了这些区分。
作为系统变迁的文学史
俄国形式主义有时被描述为漠视历史。这种说法既不符合所有形式主义者的实际研究,也不符合这一运动的发展历程。在1920年代,梯尼亚诺夫等人越来越倾向于将文学视为一个变化中的系统,其中的要素通过相互关系获得功能。
作品通过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组织起来,而文学史则涉及体裁、风格和惯例之间关系的变化。在某个时期处于从属地位的特征,可能在另一个时期成为核心。先前被视为边缘的体裁,可能获得新的声望,并重塑既有形式。
主导因素这一概念在形式主义传统中发展起来,并经雅各布森作出重要阐发,用以指认支配或改变其他要素的首要组织成分。主导因素不一定是作品的主题,也不一定是出现最频繁的特征;它所涉及的是结构中的层级关系。
梯尼亚诺夫关于文学演变的论述,也考察了文学与其他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在1928年有关文学与语言研究的论纲中,梯尼亚诺夫和雅各布森主张将历史变迁与系统分析结合起来。
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将文本视为社会的被动反映,而是要追问:外部条件如何与文学实践的特定组织方式及其不断变化的功能相互作用。
批评与组织性衰落
俄国形式主义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专注于手法可能使文学被简化为技巧,忽略其伦理和情感意义,或将文学与社会生活截然分开。早期对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分,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文学性是否能够脱离读者、制度和历史惯例而得到界定。
在苏联,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论争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质疑形式主义对文学自主性的解释,要求说明文学与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形式主义者以不同方式作出回应,其中包括修正自身的历史研究方法。
到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政治和学术机构层面日益加剧的敌意,严重限制了形式主义作为有组织运动的活动。这个词也变成了一种更宽泛的指控,用于批判那些被认为不够符合官方要求的艺术与学术实践。应将这种论战性用法与历史上那个特定学派区分开来。
这一运动的解体并非发生于某一单一事件。一些学者在变化后的机构和思想环境中继续工作,而移居国外的学者则帮助将相关思想传播到其他地方。
影响及与其他流派的区别
雅各布森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帮助将形式主义的问题意识带入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和结构主义。后来的翻译和学术阐释扩大了这一运动的国际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如此。其概念对叙事理论、文体学,以及关注剪辑、叙事组织和技巧可感知性的电影研究路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俄国形式主义与新批评都强调细察作品本身,而非依赖作者传记。不过,两者仍是不同的运动。新批评常常强调阐释上的统一性、含混性以及意义之间的关系;俄国形式主义则更重视手法、诗歌语言、叙事构造,以及惯例的历史变化。
尽管同样关注叙事组织,俄国形式主义也不同于弗拉基米尔·普罗普对民间故事的结构分析。普罗普对反复出现的人物功能和行动序列的分类,是与形式主义研究并行发展的成果,而不只是对其方法的重述。
这一运动最持久的分析贡献,在于坚持认为:要解释文学效果,就必须说明作品是如何构成的。它尚未解决的问题——如何区分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如何将技巧与社会意义联系起来,以及如何解释惯例效力的变化——在后来的文学理论中仍居于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