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现代深具影响力的道德与宗教思想家。他出生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的贵族家庭，曾服役于高加索地区并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随后发表的自传体三部曲以及《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为他奠定了文坛声誉。他的两部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将前所未有的心理深度与对历史、家庭生活及人生意义探索的宏大视野融为一体。其后期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和《复活》等作品以及诸多随笔，更将他对道德真理的关切延伸至信仰、暴力与社会不公等问题。
托尔斯泰晚年的创作与思想重塑了他的公众形象。在经历1870年代末的精神危机后，他摒弃了东正教会的权威，对《福音书》发展出以非暴力和简朴生活为核心的个人解读。他在《什么是艺术？》中提出的艺术理论，以作品传达情感的能力作为评判标准；而关于国家、财产与农民阶级的著述，则使他成为俄罗斯帝国晚期最具影响力的异见之声之一。1901年圣诺德（最高宗教会议）将其开除教籍、他投身赈灾救荒的行动，以及1910年最终以病逝于小火车站收场的离家出走，均引发了举世瞩目。他的思想对圣雄甘地以及后来的和平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词条探讨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家庭、早期创作与代表巨著、晚期小说及文体创新、宗教、伦理与美学思想、社会与教育活动、晚年岁月，以及后世对其接受与思想遗产，并以围绕其作品和声誉至今仍存的争议作结。
早年生活与贵族背景
1828年9月9日（俄历8月28日），托尔斯泰出生于图拉省的家族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该地位于莫斯科以南约200公里处。他在家中五名子女中排行第四，一生大部分岁月都在这座庄园度过。其母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于1830年去世，当时托尔斯泰年仅两岁；其父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亦于1837年离世。此后，孩子们先后由数位女性亲属抚养。寄居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表亲塔季扬娜·叶尔戈利斯卡娅，后来被托尔斯泰回忆为对其童年影响最深的人。1841年，幸存的孩子们被送往伏尔加河畔的省城喀山，随一位姑母生活。
他所受的正规教育断断续续。起初，德国和法国家庭教师在家中为他授课，这使他熟练掌握了外语，并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持久的兴趣。1844年，他考入喀山大学，起初出于从事外交职业的考虑而就读于东方语言系。因感到学业负担过重，他转入法律系，但成绩依然平平。1847年，他未取得学位便离开了大学。同年，他在分家继承父母遗产时分得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原本打算自学成才、经营庄园，并改善庄园农奴的处境。然而，这些设想很快便遭遇挫折。他对农民的治理方式笨拙生硬，加之长期流连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社交周旋，极大地阻碍了他作为改革派地主的努力。
他所生活的世界属于俄国土地贵族阶层，农奴的劳作维系着这一阶层悠闲甚至常常是放荡的生活方式。托尔斯泰也沉湎于这类享乐。他嗜赌成瘾，输钱之多以至于不得不变卖部分庄园产业。他同样酷爱音乐与戏剧，经常出入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精英名流的社交圈。日后，无论在私人日记中，还是在取材于年轻时代的虚构作品里，他都对这类行径进行了严厉的审判。
托尔斯泰早年最独特的习惯是写日记，始于1847年春在喀山一家诊所几乎与世隔绝的一个月间。他将日记视为道德自我纠正的工具。最初的篇目列出了一套发展自身才能的规划，配有规则表格并记述了未来的打算。不久，他又增添了更多的记录手段。他开辟了一本“缺点日记”，分栏记录懒惰、优柔寡断和放纵情欲；他还拟定了几本守则笔记本，其中包括一本“处世则”和另一本旨在磨练意志的规则簿。此外，他还记每日流水账，将前一天为次日制定的计划与实际所作所为加以对照，并从道德层面上评判自己的过失。其结果展现了一位极具自我批判意识、虚荣、懒惰且嗜赌的年轻人的真实记录。这种深刻的自我反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托尔斯泰极其认真秉持的一项信念：道德的提升既是可能的，也可以通过严格自律的努力得以实现。这种自我完善的伦理观，日后始终是他关于伦理学和宗教思想的核心所在。
服役与高加索时期
托尔斯泰的军旅生涯始于1851年，当时债务缠身与家庭关系促使他南下。历史学者指出，他追随兄长尼古拉参军，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巨额赌债。他所前往的地区当时刚被征服不久，俄军正在全力镇压反叛的车臣部族。托尔斯泰起初在一个外省定居点滞留了数月等待批准文书，随后被派往捷列克河畔斯塔罗格拉多夫斯卡亚村的一处炮兵连服役。
在高加索，托尔斯泰初次近距离接触了哥萨克人的生活方式。他把大量时间花在与一名叫叶皮什卡的哥萨克人一同狩猎上，此人后来成为托尔斯泰小说中叶罗什卡的原型。高加索的见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851年至1854年身处高加索期间，他深受哥萨克风俗的触动，萌生了创作《哥萨克》的构想。这部中篇小说历经十年修改，直至1863年才得以出版。小说着力展现了教养良好的俄国军官与扎根乡土、质朴纯真的哥萨克群体之间的反差，这种构思便源于这几年，不过其确切的自传成分在学界仍存争议。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也起步于此。在服役期间，他开启了自己的文学生涯；1852年，他的处女作《童年》以匿名形式发表于《现代人》杂志，并赢得了广泛赞誉。
克里米亚战争与塞瓦斯托波尔
1854年，托尔斯泰申请从高加索调往克里米亚前线。当时正值克里米亚战争，联军正在围攻克里米亚，托尔斯泰因而申请转调该地。他于11月7日抵达塞瓦斯托波尔。他担任炮兵军官，参与了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多次损失惨重、人员与物资消耗触目惊心的战斗。围城战本身自1854年10月17日持续至1855年9月11日，托尔斯泰亲历了其中最为凶险的战事，包括1855年4月在臭名昭著的第四棱堡坚守作战，以及8月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
这段经历促成了《塞瓦斯托波尔纪事》的诞生。这三部互有关联的作品写于1855年至1856年之间，并在《现代人》杂志上分三期连载。作品取材于毫不浪漫的真实细节：战地医院的巡查、对军人心理与虚荣心的审视，以及两兄弟相互交织的命运，深刻揭示了武装冲突带来的惨重伤亡与战争本身的荒谬无意义。这些故事还在叙事手法上进行了探索，其中的诸多速写片段后来成为《战争与和平》中许多情节的基石。托尔斯泰对这场战争的心理触动极为强烈。尽管他在军中表现英勇且称职，但他对战斗的暴力与血腥深恶痛绝，战争一结束便离开了军队。
早期欧洲之行
托尔斯泰战后的首次出国旅行始于1850年代中期。这些旅行起初并非为了文化考察：他离开了圣彼得堡的文坛，直奔巴黎的赌场。在巴黎挥霍殆尽后，他不得不返回俄国。1857年客居巴黎期间，他还亲眼目睹了一场公开死刑，这一幕常被认为与他日后对国家暴力的抵触态度密切相关。随后他又在1860年至1861年间再次赴欧旅行。托尔斯泰晚年作品中流露出的对西方文明进步论的怀疑态度，通常被追溯至这几次经历；然而早期的文献对他当时思想的记载并不连贯，因此这种关联应当被视为一种阐释，而非确凿无疑的事实。
赌博、债务与转向文学
赌博一直是左右托尔斯泰服役与文学抉择的持续压力。他沉迷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不得不变卖财产来偿还，甚至变卖了家族庄园的部分地产。其中最为惊人的一幕是卖掉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主宅：1855年，在遭遇沉重赌博亏损后，庄园的主宅被拆解运走，售得5000卢布；而到了1855年1月，他便将这笔卖房所得的5000卢布输得一干二净。
债务同样影响了他的出版决定。为了偿还未清的赌债，并带着收支平衡的账目步入婚姻生活，他发表了断断续续构思创作了十年的小说《哥萨克》。从军人向职业作家的转变是循序渐进的。关于托尔斯泰退役的时间，一些记载认为是1855年，另一些记载则定在1856年。当他于1856年退役并定居圣彼得堡时，他在文坛已享有盛誉，并积极投身于各类文学圈子。因此，他的军旅岁月不仅为他的早期创作提供了素材，更以沉重的经济压力促使他将这些作品付梓出版。
早期文学创作
19世纪50年代初，还在军队服役的托尔斯泰便在文坛崭露头角。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自传体三部曲。二十多岁时，他凭借半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1852—1856）以及《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1855）初获文坛赞誉。1852年，他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童年》，并寄给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这部三部曲讲述了贵族地主家男孩尼科连卡从童年步入青年、再进入大学生活的心路历程，着重刻画他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情感演变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小说延续了俄国年轻贵族尼科连卡从童年向青年过渡的故事，深入挖掘了他日渐增强的自我认知、情感发展以及对社会的观察）。该作的新颖之处不在于情节设计，而在于对主人公内心动机、情感与自我欺骗的持续剖析，将内心世界变为了叙事的核心主题。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取材于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服役经历。在塞瓦斯托波尔期间，他创作了这部作品，它被广泛视为托尔斯泰初次探索后来在《战争与和平》中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文学手法的试水之作。这些故事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仍在进行之际便陆续刊载于《现代人》月刊，大大激起了大众对作者的浓厚兴趣。这三篇特写于1855至1856年间出版，大胆融合了纪实报道与叙事文学，在俄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故事集将战争描绘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是一种反人性的存在。托尔斯泰的技法独树一帜：第一篇直接以第二人称向读者倾诉，宛如向导一般带领读者穿行于该城伤兵、截肢者和临时野战医院之间（在《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托尔斯泰运用第二人称叙事——使用代词“你”——引领读者领略塞瓦斯托波尔城内的生活）。以1855年5月和8月为背景的第二篇和第三篇，则转向对英雄主义心理和普通士兵命运的探讨，并抨击休战不过是虚伪的人道表象（托尔斯泰借持续不断的破坏，探讨了战争的心理层面以及激发英勇行为的精神内核；他指责停战纯属虚伪的人道姿态，因为交战双方注定会重新燃起战火）。
随后，托尔斯泰移居首都。1855年11月21日他抵达圣彼得堡，随即融入了《现代人》杂志社的文人圈子，并受到了热烈欢迎。身为该刊主编兼所有人的涅克拉索夫尤其渴望拉拢他。在19世纪50年代，《现代人》是自由主义与进步文学的主要阵地，其核心圈子汇聚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和格里戈罗维奇等名家。尽管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最终都退出了该杂志，但《现代人》在1861年的发行量仍达到了7126份。
《哥萨克》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部重要力作。该书始作于1852年，历经十年才得以完成。小说描绘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俄国贵族奥列宁在与野性未驯的哥萨克人共同生活后，转而鄙弃文明社会的心路历程。作品将奥列宁养尊处优、虚饰矫情的上流世界，与在他眼中与大地融为一体的哥萨克聚落形成了鲜明对照。这部中篇小说于1863年发表在广受欢迎的文学杂志《俄罗斯导报》上。屠格涅夫称其为自己最喜爱的托尔斯泰作品，反映出当时文坛同侪对该作的高度推崇。
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的关系最为重要，也最不稳定。抵达圣彼得堡的第一天，屠格涅夫就带托尔斯泰拜访了涅克拉索夫，但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起初的亲密交情很快便因性格冲突而出现裂痕。托尔斯泰对进步与文明的怀疑态度，使他在这一群体中显得格外格格不入、处处引人侧目；他对文学圈的冷漠最终演变为1861年与屠格涅夫的一场激烈争吵，托尔斯泰甚至向对方提出决斗挑战，不过事后向其致歉。两人此后整整17年互不理睬，但两家之间的家族往来却未曾彻底断绝。托尔斯泰与《现代人》圈子的分歧亦具有思想层面的根源。该刊日趋激进的立场，使那些对政治淡漠或在个人情感上反感革命知识分子的作家渐行渐远。托尔斯泰退出杂志社，以及他对整个文坛主流的冷淡，标志着他与城市文学圈长久疏离的开端。
婚姻、家庭与庄园生活
托尔斯泰于1862年与索菲亚·贝尔斯结婚，当时他三十四岁，索菲亚十八岁。两人于9月中旬订婚，一周后便在莫斯科举行了婚礼。索菲亚与托尔斯泰相识于1862年，当时她年仅18岁，而他已有34岁，两人相差16岁。婚礼举行前，托尔斯泰将自己的日记交予未婚妻阅读，其中记录了他与农妇的风流韵事，以及庄园里一名农妇为他所生的私生子。这一坦白奠定了一种兼具坦诚与不安的基调，这种阴影始终未曾从两人的婚姻中彻底消除。
索菲亚共育有十三个孩子。其中数人幼年夭折，八人活至成年。位于图拉省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远离医疗援助，家中的接生与患病照料皆在此进行。十三个孩子中有五个在婴儿期夭折，部分原因正是雅斯纳亚·波利亚纳无法获得及时的医疗救治。
索菲亚的角色远不止于为人母。她抚养和教育子女，打理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的各项事务，同时还担任托尔斯泰的抄写员。托尔斯泰的手稿修改繁复、字迹难以辨认，索菲亚常在深夜誊抄出整洁的清样。她甚至多在烛光之下，将整部《战争与和平》的手稿手工抄写并编辑了七遍之多。她的编辑工作更进一步深入：1886年，她成为托尔斯泰作品的出版人，推出了托尔斯泰文集的八个版本以及多部单行本。她对手稿的悉心守护，也使得许多本可能佚失的草稿得以完好留存。
庄园本身对托尔斯泰而言，既是经济压力的来源，也是道德焦虑的根源。这处产业是通过家族谱系与遗产继承传给他的。1847年，他继承了一处拥有330名农奴的产业；1860年长兄去世后，他又继承了另外300名农奴。托尔斯泰年轻时财务状况极不稳定。到1862年结婚时，他为偿还赌债已变卖了一半的土地以及主宅。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他部分依靠小说的收入重建了家族财富。到1891年土地在妻子和子女之间分割时，他已将其产业的价值翻了五倍，达到50万卢布。
托尔斯泰的农业经营以及他改善与农民关系的尝试，始终与这笔财富交织在一起。1861年农奴解放后，他出任本地区调解农民与地主纠纷的仲裁人，但经历了一段短暂且充满纷争的任期后便辞去了该职。他还在庄园为农家子弟创办了一所学校。然而，随着托尔斯泰日益坚信私有财产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些努力与他的理念产生了难以调和的抵触。到1880年，托尔斯泰已认为财产所有权乃是一种恶行。这一坚定信念与庄园的继续存在之间的鸿沟，成为他晚年生活中最主要的冲突之一。
家庭生活也滋养了他的小说创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订婚场景——列文让年轻的未婚妻阅读自己过去的日记——正呼应了托尔斯泰婚前的坦白。小说中关于育儿、持家以至土地管理等大量家庭生活细节，均取材自他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日常观察到的生活琐事。
进入1880年代及以后，家庭的经济生活成为冲突的焦点。托尔斯泰希望放弃1881年之后所写作品的版权，让这些作品自由传播。索菲亚对此表示反对，因为版税是维持整个家庭开销的重要支柱。两人最终达成妥协，索菲亚保留1881年之前所有作品的版权与版税。随后订立的数份遗嘱使事态更加复杂。托尔斯泰的最终遗嘱将所有手稿遗赠给幼女亚历山德拉，并嘱咐她公之于众；后来亚历山德拉遵照父亲的意愿，从母亲和兄长手中买下庄园并分给了农民。围绕这些安排引发的纷争属于他晚年岁月的记述，但其根源正始于此处所述的家庭生活。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与结构
从十二月党人小说到1805–1820年的框架
该创作计划始于1863年，但最初的构想并非后来出版的那部史诗巨著。他的初衷是写十二月党人——这批革命者于1825年企图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代之以君主立宪制。对这批军官的研究促使托尔斯泰将目光投向更早的岁月。追溯这些人的青年时期，使他回到了他们成长时经历的拿破仑战争时代。以1856年和1825年为背景的早期篇章最终被放弃，留下的时间框架跨越1805年至1820年，并随着滋生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思想开始传播而收尾（以1856年和1825年为背景的部分从小说的最终稿中被剔除）。
连载、修订与索菲娅的作用
小说最初以杂志连载形式与读者见面。开篇部分于1865至1866年以《1805年》为题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后续部分则于1868年和1869年以六卷本图书的形式出版。托尔斯泰对杂志连载的版本并不满意。他虽允许部分章节在1867年以不同的结局刊出，却在1866年至1869年间重写了整部小说。反响平平的评价加上他不断修改的习惯，促使夫妇俩放弃了期刊连载，转而出版单行本。索菲娅的辛劳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在托尔斯泰认为书稿可以付印之前，她将整部手稿誊清了多达七次。
私人生活与1805–1812年的战争
小说的结构将家庭故事与战争故事两条主线交织在一起。小说跟随着罗斯托夫家族与博尔孔斯基家族的脚步，贯穿了1805年至1812年拿破仑与俄国的战争。皮埃尔·别祖霍夫则以军事指挥系统之外的身份将这些线索联系在一起。他身穿便服出现在博罗季诺战场上，在炮弹呼啸落下的四周漫步，试图理解眼前的景象。这些虚构的家族在真实的危机中起伏沉浮。这些家庭及其内部的悲欢离合虽属虚构，但围绕他们的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却真实不虚；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和库图佐夫都取材于回忆录和档案史料。正是这种将虚构人生与纪实历史熔于一炉的手法，构成了小说检验其历史因果律观念的机制。
历史论述与历史理论
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在全书中反复出现，但他历史哲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出现在第二部尾声中，他在那里直接向读者阐发己见。这篇终篇论述由几个板块构成：第一部分批判现存的各类历史编纂学说；第二部分审视权力的本质与民族的运动；第三部分则提出了一种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其批判的核心靶子是英雄史观，即认为统治者主导了历史事件的走向。托尔斯泰主张，历史是无数人出于各种不同缘由行动的合力产物，而非少数几个起决定作用的人物所造就。他还试图调和个人意志与必然性，认为二者相互包容而非对立。这一论调在当时遭遇了军界读者的抵触：托尔斯泰在刚出版的新书开篇数章中以论说形式阐述的历史理论，遭到了军界评论家的反对。
拿破仑、库图佐夫与重大战役
小说对主要人物的刻画体现了这一理论。拿破仑并未被塑造成战略天才，他装腔作势、沾沾自喜，将自命不凡误当作改变因果的力量。在博罗季诺，他的命令传到前线时为时已晚，根本无法左右战局，但他仍自以为在指挥全局。库图佐夫则体现了截然相反的特质：他深谙权力的局限，行事耐心而克制。
几场重大战役在小说中承担着不同的功用。1812年9月的博罗季诺战役是拿破仑侵俄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小说并未给它一个传统的定论。俄军实力遭受重创，但叙述者指出博罗季诺战役可以被视作俄国精神上的胜利。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安德烈公爵的负伤则带来了不同的表现效果：安德烈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托尔斯泰借此展现了战场的迷雾与混乱。
《安娜·卡列尼娜》与社会现实主义
《安娜·卡列尼娜》由两条一同连载且仅在少数节点交汇的情节线构成。第一条线围绕安娜·卡列尼娜展开，她是彼得堡的一位贵族妇人，困于与官员阿列克谢·卡列宁毫无爱情的婚姻中；她与骑兵军官沃伦斯基的婚外情招致了社交界的放逐、对儿子抚养权的争夺，并最终导致她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处火车站自杀。第二条线则聚焦于地主康斯坦丁·列文，他向基蒂·谢尔巴茨卡娅求婚遭拒，随后试图按照新的原则经营农庄，同时探寻能够赋予生活意义的信仰。列文的求婚被拒后又在日后重提并获接纳，这两条线索互为对照：安娜拥有一个即将失去的家庭，而列文则渴望建立一个尚未寻得的家庭与人生目标。托尔斯泰所引用的题记——“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将第一条情节线框定为一种道德审判，然而小说并未对此作出简单草率的裁决。
小说对俄国上流社会的描绘基于一种鲜明的双重标准。只要处理得足够隐秘，斯季瓦·奥布隆斯基的不忠就会被视为其所在阶层寻常且可被容忍的行径；而安娜倾注真情且公开展露的私情，却得不到社会的宽恕。卡列宁拒绝准予离婚构成了情节中的核心法律事实。在俄罗斯正教会的规约下，离婚受到极其严苛的理由限制，而证实通奸行为本身也会带来诸多后果，包括子女抚养权的归属问题。卡列宁利用这些桎梏来惩罚妻子并维护自身声誉，他拒绝离婚的决定切断了安娜通往新生活的任何合法途径。托尔斯泰由此揭示了法律与社会舆论如何合力限制女性的生路，而身处同一环境的男性却拥有大得多的自由度。
托尔斯泰的结构依赖对比而非单一的因果事件链。开篇第一句指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揭示了全书通过两条主线展开的主题：安娜一家与奥布隆斯基一家各有其具体的不幸，而小说展现的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中，也并不存在稳定婚姻的单一典范。陶丽的婚姻经历了背叛与隐忍，正是对这一主题最直接的注脚。托尔斯泰在各章节中游走于不同人物的视角之间，平行情节让他得以将列文的内心求索与安娜在公众眼中的沉沦并置，而无需让两者互为因果解释。
小说还将城市现代性与列文试图建立的农耕世界对立起来。彼得堡和莫斯科是充斥着沙龙、流言、仕途与时髦角逐的场所，铁路则象征着它们的速度与冷酷无情的渗透力。安娜在火车站之死是全书对这一意象最为重要的运用之一。相比之下，列文的庄园是一个关乎劳作、气候、时令农活以及土地管理争端的世界。他试图将理性方法应用于农业经营，却不得不向实际干活的农民学习，因而他的改革经受了现实经验的检验。乡村与城市世界并未被呈现为非黑即白的道德对立：列文本人的怀疑与挫败感属于乡土，正如安娜的烦躁不安属于都市一样。通过这些对照，《安娜·卡列尼娜》使俄国生活的社会结构本身成为了小说的主题，而不仅是个人故事上演的背景板。
晚期小说与中短篇小说
在19世纪70年代完成几部巨著之后，托尔斯泰越来越转向篇幅较短的体裁，其晚期虚构散文作品与主导他晚年岁月的道德和宗教问题紧密交织。其中有四部作品尤为突出：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篇小说《克罗采奏鸣曲》、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以及长篇小说《复活》。
《伊凡·伊里奇之死》出版于1886年。其主人公是一位圣彼得堡的官员，身患绝症迫使他重新审视自己从未怀疑过的事业与家庭生活。托尔斯泰描绘了主人公身边的形形色色之人，包括家人、同事和仆从，比起他的痛苦，他们更在乎自身的便利与前程晋升。唯一真诚对待他的人是农仆格拉西姆；这位朴实村民与圆滑世故的社交界之间的鲜明反差构成了小说的核心。这部中篇对死亡的沉思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平庸顺从的世俗生活完全可能仅仅浮于表面，直到死亡降临才暴露出其彻底的空虚。
《克罗采奏鸣曲》出版于1889年，结构设定为一趟火车上的对话，一名乘客在其中叙述了自己杀害妻子的经过。叙述者通过这段自白主张，性欲会腐蚀婚姻，禁欲才是唯一恰当的出路；他还将这一观点与对贝多芬同名小提琴奏鸣曲的解读联系在一起。该书出版后几乎立刻在俄国遭到审查，其对性观念直言不讳的探讨令当时的读者大为震惊。作品中最严厉的批判落在了婚姻制度以及宽容婚内性关系的社会习俗上，该故事被视为托尔斯泰当时禁欲主义思想的直接表达。
《哈吉穆拉特》则是另一种风格的作品。托尔斯泰在1896年至1904年间创作了这部小说，并于他逝世后的1912年出版，但全本直到1917年才得以面世。主人公是一位阿瓦尔人统领，为了营救家人，他同伊玛目沙米尔决裂并投奔俄军，最终却遭到昔日盟友的追杀而牺牲。小说以高加索战争为背景，描绘了俄国帝国扩张的残酷暴力，并将尼古拉一世统治下朝廷的官僚腐败与山地战士旺盛的生命力进行了对比。托尔斯泰本人对这部作品的态度颇为矛盾。他主要在暗中进行创作，因为其题材与他所倡导的和平主义教义并不完全契合；尽管他对文学本身的价值心存疑虑，但仍将该作的最后几章视作个人的艺术成就。哈罗德·布鲁姆后来更是将其赞为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之一。
《复活》出版于1899年。核心人物是贵族德米特里·涅赫柳多夫，他在担任陪审员时，认出被告席上的女子卡捷琳娜·玛斯洛娃正是自己多年前诱奸后遗弃的姑娘。小说追溯了他的负罪感与试图弥补过错的历程，并延伸为对俄国国家法庭、监狱和官僚制度的广泛批判。作品对财产和社会阶层的反思，与托尔斯泰在同一时期的政论文中所阐述的伦理主张息息相关。此外，这部长篇还记录了托尔斯泰的心愿：将出版稿酬全部捐助给杜霍博尔派——一个希望移居海外但备受迫害的和平主义教派。
纵观这四部作品，叙事重心已从早期长篇小说的全景式历史画卷，转向了对个人良知与社会制度的审视，不过《哈吉穆拉特》依然保留了早期小说中对具象历史细节的关注。
叙事手法与风格
心理现实主义与内心独白
托尔斯泰的小说因细致描摹人物的内心世界，常被冠以心理现实主义之名。批评家指出，他对犹豫、自我辩解以及转瞬即逝的感知等内心体验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俄国批评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被认为是最早指出其自传体三部曲首部《童年》中存在内心独白的人，尽管这一技巧通常更多与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联系在一起。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人物不断向自己复述动机、记忆与计划，安娜在踏上终局之旅途中的内心自语便是典型一例。在托尔斯泰晚期的小说中，这种手法被用来揭示自我欺骗。《伊凡·伊里奇之死》和《安娜·卡列尼娜》的读者得以实时目睹种种自我合理化的心理防御如何形成并走向瓦解。
自由间接引语与叙事距离
在这些技巧中，最微妙的是自由间接引语：第三人称叙述者在不作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悄然采用某个角色的词汇和语气色彩。这使得叙事能够在对同一场景的客观描写与人物主观感知之间自如切换。这一效果也使作者的态度评价变得更加复杂。加里·索尔·莫森指出，《安娜·卡列尼娜》中借自由间接引语表达的许多浪漫观点，实际上出自安娜本人，小说是以讽刺笔法加以呈现的，而非代表托尔斯泰本人的赞同。这一解读展现了叙述者如何在进入人物意识的同时，依然与其保持审视批判的距离。
陌生化与具象细节
托尔斯泰对具象世界的处理与“陌生化”概念密切相关。这一术语由俄国形式主义先驱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在1917年的论文《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提出，该文主张艺术能使司空见惯的事物显得陌生，从而让人重新感知它们。什克洛夫斯基在其著述中屡次将托尔斯泰作为践行该手法的典范。《霍尔斯托梅尔》的叙述者是一匹马，这种动物视角的切入让财产等人类社会制度显得荒诞古怪。在《耻辱》中，托尔斯泰刻意避开惯用的法律和社会术语，转而用直白纯粹的肉体感受来描写鞭刑。
托尔斯泰对身体细节的关注同样别具一格。他倾向于将人物的内在状态与其外在神态、动作和感官体验联系起来，且常常用一到两个生理特征来界定人物。批评家将这种写法称为心身描写法，即思想与情感皆被具象化为身体细节。
叙事声音与作者介入
除了这些沉浸式的叙事手法，托尔斯泰的叙述者还经常从故事中抽身而出。《战争与和平》中的历史与哲学议论打断了情节发展，就因果关系、指挥权力以及历史事件的本质展开争辩。这种公开说理的作者声音，与虚构情节中紧贴人物视角的细腻叙述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语域的切换是整部作品结构的深思熟虑之笔。
对后世小说的影响
托尔斯泰的创作手法深刻塑造了全欧洲的现实主义小说。俄国小说激励着欧洲各地的作家去追求更深邃的心理挖掘与更切实的社会关怀。俄国现实主义对内心世界的聚焦，也使之成为现代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文学的先声。到了20世纪，福克纳和海明威等美国作家的创作均被认为与托尔斯泰的笔法存在渊源，而他对具体细节和平民日常生活的关注，也持续启迪着后世的小说家。
精神危机与宗教思想
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源于一场中年危机。在完成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后，他陷入了深刻的存在主义危机，在死亡面前质疑生命的意义。他在记述这一时期的《忏悔录》中，描述了自己无法单凭理性完成的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他曾向科学、宗教和哲学领域的思想巨擘求索生命的意义，却一无所获，未能从中找到能赋予生命意义与价值的答案。书中记录了他一度产生自杀念头的情形。危机的化解最终来自另一个方向：他发现，只有当自己观察并融入从事日常劳作的普通百姓的信仰之中时，内心的疑虑才得以纾解。该作于1882年首次在俄国流传，而其最初试图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上发表的内容，大部分因东正教会的审查而被删节。
此后，托尔斯泰对基督教的理解逐渐脱离了体制化的教会。神圣宗教会议后来的指控总结了他当时所持的立场：他宣扬推翻东正教教条，否定三位一体，质疑圣母玛利亚的童贞，并拒绝接受所有圣礼，嘲弄圣餐礼。神迹也是被他弃置的传统要素之一，他转而专注于耶稣的伦理教导，尤其是“登山宝训”。据他后来的记述，正是其中一段决定性的经文为他解开了整部《圣经》的奥秘，平息了他的存在焦虑。他以此为基础，依据《马太福音》第5章第39节提炼出了“不以暴力抗恶”的教义。他还指出，教会宣称人类无力为善、必须依赖救赎的教义正是其核心谬误所在——否则基督为何要在登山宝训中吩咐人去做不可能之事？
他对这些观点最系统的阐述见于1894年出版的宗教哲学著作《天国在你们心中》。书名典出《路加福音》第17章第21节。全书的核心主张是基督教伦理要求非暴力。托尔斯泰认为，当基督说“转过另一边脸”时，其用意在于彻底废除暴力——即使是防御性暴力也不例外——并放弃复仇。因此，他反驳了为战争和暴力辩护的传统理由，坚称此类行径与基督的教诲背道而驰。该书还抨击了体制化的教会，托尔斯泰认为，充斥着教条、等级制度与仪式体制的建制化基督教在本质上是反基督的。由于这些内容，该书最初在俄国遭到查禁，于1894年在德国出版。这部著作随后成为托尔斯泰主义运动、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运动以及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核心文献。
神圣宗教会议的回应于1901年初出台。其决议签署日期为1901年2月20日至22日，并下令于2月24日在帝国境内的每座教堂张贴该法令。法令开篇称托尔斯泰为“新的伪导师”，并在结语中宣布：教会在其悔改并恢复与教会的共融之前，不再视其为会友，亦不能视其为会友。历史学家指出，该敕令并未在形式上将他处以绝罚（正式开除教籍）：宗教会议的措辞极为审慎，严格来说托尔斯泰并未被正式逐出教会，而是被认定为自行“脱离”了教会。托尔斯泰于1901年4月4日作书面答复，在致宗教会议的信中，他直言“在我看来，将基督视为上帝并向他祈祷，乃是莫大的亵渎”。
公众的反应与宗教会议的初衷背道而驰。教会原本希望这项法令能震慑托尔斯泰的潜在追随者，结果反而激发了大众对其观点更强烈的兴趣。在1901年3月的一次艺术展览上，伊利亚·列宾所绘的托尔斯泰肖像前摆满了鲜花。审查机关下令禁止印制托尔斯泰的宗教著作。此后，学者们评价该法令或许是俄国教会高层在与托尔斯泰的抗争中所犯下的最严重的一次失算。
伦理学、非暴力与社会哲学
晚年的托尔斯泰通过细读《福音书》，尤其是基督教的“登山宝训”，构建了自己的道德观。他将这种阅读提炼为一组简明的诫律：爱仇敌、不发怒、不以恶报恶、不起淫念、不起誓。托尔斯泰对何为基督徒的理解由登山宝训所界定，并被概括为五个简单的命题。这种解读孕育了他的和平主义思想，主张拒绝战争、兵役和一切形式的暴力。托尔斯泰认为，转过另一边脸由人打的诫命意味着甚至要放弃防御性暴力和复仇，并驳斥了早期神学家所给出的受限解读。当基督要求人转过另一边脸时，托尔斯泰坚信基督的本意是废除一切暴力（哪怕是自卫性质的暴力）并放弃复仇。他拒斥了试图限制其适用范围的罗马和中世纪学者的解释。他对这些观点最系统化的阐述见于《天国在你们心中》，这部极具影响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哲学著作最初在俄国遭到查禁，后于1894年在德国出版。
他对强迫行为的反对不仅局限于战争，还延伸到了推行强迫的体制机构。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反对利用宗教民族主义为国内的政治镇压和国外的帝国主义压迫辩护。托尔斯泰反对以俄罗斯宗教民族性作为俄国内部政治压迫和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托词。他还反对死刑，并认为国家对军队、法庭和赋税的依赖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形式，基督徒应当拒绝参与其中。
托尔斯泰的伦理观也延伸到了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中。他改为素食饮食，并从伦理角度为其辩护。1885年，他与两个女儿一同成为素食主义者。他在1891年的散文《第一步》（"The First Step"）中将禁绝肉食视为道德发展的起点，并把饮食与他反对杀戮的更广泛立场联系起来。受他启发的运动同样坚持这一点，提倡过禁欲且简朴的生活，推崇素食、戒烟、禁酒与节欲。从事单纯的体力劳动、放弃奢靡享受以及摒弃贵族青年的生活习惯，是他这一理想的核心，这也让他与自身出身的地主阶级的特权划清了界限。
他对私有财产和权威的批判，使人们广泛将他称为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晚年是一位狂热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和平主义者，他的著作常被视为现代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经典文献。他拒绝承认国家和教会是合法强迫权力的来源，认为道德权威存在于以爱为指引的个人良知中，而非体制机构中。他还批判土地和物品的私有制。在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传统中，他的立场通常被描述为将对国家权力的拒斥与个人克己放弃的伦理相结合。这种结合究竟能否被称为无政府主义，是后来的学术研究以及宗教思想部分中所探讨的问题。
托尔斯泰的思想引发了波及数国的托尔斯泰运动。在俄国，革命前的几十年间建立了许多公社定居点。1886年在格连吉克附近建立的克里尼察（Krinitsa）公社存在了约四十年，成为托尔斯泰主义者参与的规模最大、经济上最成功的公社定居点。这些社区大多在1920年代末遭到摧毁。在1920年代末的集体化运动期间，这些独立的托尔斯泰主义公社最终被苏联政府取缔摧毁或接管。托尔斯泰主义团体也在海外建立，在保加利亚、英格兰等地都曾出现过托尔斯泰主义社区。在美国，欧内斯特·霍华德·克罗斯比（Ernest Howard Crosby）支持了佐治亚州哥伦布的“基督联邦殖民地”（Christian Commonwealth Colony）。该公社建立于1896年，不仅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还受到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亨利·乔治和爱德华·贝拉米等人观点的影响。后来，莫罕达斯·K·甘地（即后来的圣雄甘地）于1910年在约翰内斯堡附近建立了托尔斯泰农场。这些运动在存续时间与教条主张上各不相同，受到当地具体环境的影响与托尔斯泰本人著作的影响同样深远。
美学理论与《艺术论》
托尔斯泰在《艺术论》（What Is Art?）中对其美学理论作出了最详尽的阐述。该书的俄文版于1897年定稿，但由于遭遇俄国审查制度的阻碍，直至1898年才率先以英译本形式出版。该书摒弃了将“美”视为艺术本质的传统观点，提出凡是能够传达情感的事物——从小笑话到宗教仪式——都属于艺术。托尔斯泰给出的定义是：艺术并非一种手工技艺，而是艺术家所体验过的情感的传达。他将艺术与语言作了区分：语言向他人传达思想，而艺术则传达情感。因此，当听众或观者感受到了创作者经历的情感时，作品便是成功的；若未能产生这种感染作用，作品便是失败的。评判艺术作品可依循两个维度：其传播情感的充分程度（感染力），以及所传达情感的价值（真或善）。
道德标准对托尔斯泰而言至关重要。在他构想的未来中，唯有那些传达能使人们在兄弟情谊中团结一致的情感，或是能够联合全人类的普遍情感的作品，才应被采纳与传播。至此，他的论述转向了对阶级艺术的批判。托尔斯泰认为，有教养的精英阶层的艺术已经脱离了共有的民间传统。上层阶级的艺术一旦与普世艺术脱节，便催生出一种偏见：认为艺术即使不被大众理解，也依然是艺术。在他看来，此类作品复杂的结构和高超的技巧纯粹是在迎合富人的享乐，其过度繁复的表现形式对普通的劳动大众而言根本难以理解。他所倡导的替代方案，是一种人人皆可领略、并能通过激发手足之情与爱意来促进人类道德演进的艺术。
书中提出的艺术评判也是其争议最大的特质。在全书中，托尔斯泰展现出一种“毫不妥协的道德至上主义”，依据其激进的基督教伦理来审视艺术作品，并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众多公认的艺术大师，包括贝多芬、瓦格纳、莎士比亚和但丁。其中瓦格纳遭受的攻击最为详尽，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针对瓦格纳的歌剧展开了极为细致且广泛的批判。对于莎士比亚，他则采取了更具概括性的论述：他指出，若严格推行艺术必须通俗易懂的要求，诸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作品都将无法及格；而由于此类作品早已进入公认的正典行列，他便断言这一要求本身并不合理。相比之下，他对象征主义者的评价较为复杂：他在一处断言波德莱尔、魏尔伦及梅特林克等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荒谬且晦涩难懂；但在另一处，他对后者的论述又显得相对宽容，将其视为对写实主义泛滥的一种合理反弹。因此，读者对于该文本对现代主义诗学究竟抱有多大敌意，历来存在不同看法。
这套理论同样适用于托尔斯泰自己的创作。他将自己的绝大部分作品也归入“劣质艺术”之列，仅有的例外是短篇小说《神看见真相》（God Sees the Truth）与《高加索的囚徒》（Prisoner of the Caucasus）。这种甚至将自己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一并否定的评判，成为了后来批评家检验其理论内在一致性的关键焦点之一。
该书面世后引发的评价褒贬不一。有评论家指出其“分类法常常令人困惑”，且对核心概念“情感”缺乏明确界定。另有学者认为，《艺术论》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其正面提出的论断，而在于其颠覆了当时美学理论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多预设。批评家们也对其摒弃“美”作为评价标准的做法提出异议，不过该书通常仍被视为对传统艺术观念的一次重大挑战。
该书在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相关论争中的重要地位，正根源于这种挑战。现代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倾向于捍卫艺术的自主性，将形式的复杂与晦涩视作其自身的价值所在，这恰恰是托尔斯泰所反对的立场。与此同时，他坚持艺术应当属于普通人的主张，先验地触及了后来关于大众文化、高雅与低俗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流行度是否是艺术价值的标志等一系列探讨。因此，托尔斯泰的美学理论至今仍是这些论争双方反复引用的重要参照。
社会活动、饥荒救济与教育实践
1890年代，托尔斯泰最引人注目的公共活动发生在1891年至1892年饥荒期间。1891年夏天的农作物歉收波及俄国大片地区，到秋天，发生大规模饥荒的传闻四起。托尔斯泰离开自己的主要庄园，前往位于丹科夫斯基区的地产，在那里详细记录了各家各户的需求，随后组织开展救济工作。他开办了每日提供两餐的公共施粥点，并在冬季分发柴火。这一救济网络迅速扩大：截至1891年底，他已开办了72所施粥所；到1892年4月，这一数字增至187所；到了7月，他报告已设有246所，为约1.3万人提供食物。他还设立了124处“儿童之家”，向大约3000名幼童提供牛奶粥。在他的妻子索菲娅发出募捐呼吁后，善款纷纷涌来，救济规模也随之扩大。援助物资不仅包括粮食，还包括牲畜所需的饲草料。
他对政府的批评同样持续不断。托尔斯泰指出，官员们既不了解这场危机的起因，对农村的实际状况也缺乏准确把握。他呼吁开展系统性的入户调查、兴修大规模公共工程、管制粮食贸易、禁止囤积面粉，并在受灾村庄设立免费餐室。他还抱怨说，救济排除了壮年劳动力以及拥有牛马等牲畜的农民，而且粮食屡遭盗窃或任由霉烂。他在一篇报纸文章中将饥荒归咎于富裕阶层的财富积累，并建议从国外进口粮食；对此，政府向该报发出了正式警告。虽然官方的救济规模庞大，约有1100万人领到了国家发放的补充口粮，但托尔斯泰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之不理。他声称无人饿死的说法遭到历史学家的质疑，学者们对死亡人数以及疾病在其中的影响仍有争议。当时的人们对他的救灾工作评价两极：一些观察家予以赞赏，另一些人则认为有害；甚至有些农民也对志愿者的援助心存疑虑，四处散播针对组织者的谣言。
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教育实践始于1859至1860年前后，当时他在庄园里为农民子弟开办了一所免费学校。起初，家长和村民将信将疑，开学第一天只来了22个孩子，但在几周之内学生人数就增加了两倍。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以学生为自由主体”。大约7至13岁的孩子不被强迫出勤，去留完全自由，也没有任何家庭作业。授课被设计成交谈而非正式讲授，学生也不会因为行为不良或学业落后而受到惩罚。托尔斯泰亲自为高年级学生上课，通常采取讲故事的方式，而非机械死板的练习。他认为，学童与成年人一样拥有自身的需求与理性思维，给予他们尊重就能让他们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接受纪律。学校的教师们将由此产生的“表面上的无法无天”视为营造自由环境所必须承受的代价。
托尔斯泰将这些教学方法记录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杂志以及1862年撰写的著作《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中；该杂志由他在1860年代初自费创办，刊登了多篇教育文章。到了1870年代，他重新燃起了对启蒙识字教育的兴趣。识字课本《初级读本》起草于1868年，完成于1871至1872年，并于1872年11月出版；修订后的《新初级读本》随后于1875年问世，并附有一套分级读物。各方史料对这些书籍的反响记载不一：一种说法称教育部将修订后的课本推广到了俄国公立学校；另一种说法则称其遭遇了广为人知的失败与令人失望的评价，从而促使托尔斯泰重返文学创作，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的作品还曾与国家审查机制发生冲突。出版于1889年的中篇小说《克鲁采奏鸣曲》几乎立刻遭到俄国当局的审查与查禁，而这一禁令反而增加了该小说的吸引力：在任何合法版本面世之前，手抄本就已在民间和私宅中流传。1890年，美国邮政部禁止邮寄连载该作节选的报纸，这一禁令得到了美国总检察长的确认。这一插曲反映出一种普遍现象：国家严格限制托尔斯泰关于性、教会及社会制度的著作出版，而他的教育读物和小册子则通过学校和非官方渠道流传到读者手中。
晚年、出走与逝世
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十年，因财产与著作权问题而与索菲娅陷入长期的争执。索菲娅曾协助抄写、编辑并出版他的手稿，同时主持着家务和庄园的各项事务。而托尔斯泰则渴望放弃自己的财产与特权，并于1891年宣布放弃1881年以后所创作作品的版权。索菲娅为自己争取到了唯一的例外，即保留了《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版权。除此以外，1881年以后的其余作品均脱离了她的掌控，不过托尔斯泰直至去世一直保留着早期作品的版权。在1891年的财产分割中，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被划归索菲娅和他们最小的儿子。他与索菲娅的争端还涉及他的日记，这些日记在她与托尔斯泰主义领袖弗拉基米尔·切尔特科夫之间几度转手。托尔斯泰希望继承人将他的作品全部公之于世，但这一遗愿从未以双方都能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1910年之后，切尔特科夫作为遗嘱执行人，就存放于莫斯科一家博物馆的手稿文献与索菲娅对簿公堂。
1910年10月28日（俄历；公历11月10日）凌晨，托尔斯泰悄然离开了雅斯纳亚·波良纳。他在私人医生杜尚·马科维茨基的陪同下，瞒着家人秘密动身。他从一个小火车站登上火车，一行人途经沙马尔季诺，他的妹妹玛丽亚正在那里的修道院出家。年轻的秘书布尔加科夫后来在记叙这些事件时提及，托尔斯泰出走后，正是他阻止了索菲娅的一次自杀企图。旅途中，托尔斯泰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到了10月31日，他已病重到无法继续前行，被安置在莫斯科东南约250英里处的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宿舍内，而这支队伍原本打算前往高加索。索菲娅于11月2日赶到阿斯塔波沃，但被拒绝进入站舍，只能住在附近的一节火车车厢里。
1910年11月7日（俄历；公历11月20日），托尔斯泰因肺炎在此逝世。他的死演变为一起举国震动的事件。各路记者、摄影师、百代公司的纪录片摄制组以及成群的村民纷纷聚集在站舍周围，随后还引发了学生示威。据历史学家威廉·尼克尔记载，警方密探对托尔斯泰的家人和造访者进行了严密监视，唯恐他的离世会助长围绕托尔斯泰思想形成的运动势力。早在1901年就已将他逐出教会的正教会，则公开争论他临终前是否已重返信仰。关于他的临终遗言众说纷纭，其中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言论是他对医生说的：世上有那么多人受苦，为何偏偏有这么多人围着他转。
关于葬礼的记载在细节上各有出入。托尔斯泰曾要求不要神父、不要十字架，也不要任何宗教仪式符号；鉴于他已被逐出教会，葬礼确实未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一种说法称，棺木于俄历11月8日离开阿斯塔波沃运往雅斯纳亚·波良纳，次日托尔斯泰被安葬在一座没有十字架的简易墓穴中，数百人在政府密探的注视下出席了葬礼。另一些记载则描述了规模大得多的聚会，有三千多人肃立于道路两旁，护送灵柩的人群更达数千之众。农民们举着横幅，上面写着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农民成了“孤儿”。这些数字反映了不同观察者对人群规模估算的差异，也折射出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声望。
托尔斯泰逝世的情形已成为俄罗斯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尼克尔将阿斯塔波沃发生的事件描述为一场国家、教会与新闻界激烈争夺话语权的国家叙事。除了一抔素土外别无标志的墓地座落在庄园附近的树林中，如今雅斯纳亚·波良纳每年接待约25万名访客。阿斯塔波沃车站本身在苏联时期更名为“列夫·托尔斯泰镇”，现已辟为博物馆，成为人们瞻仰追思的胜地。
接受史、遗产与影响
早期接受与西方经典
托尔斯泰在俄罗斯的崇高声望奠基于《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以及多部宏伟巨著，但围绕他的评价从未尘埃落定。自1880年代起，他的宗教与道德论著在读者中引发了严重分歧，保守派与激进派都出于各自的目的拉拢或贬斥他。在国外，他的小说被翻译为欧洲各大文学语言，成为衡量现实主义小说雄心的标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他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与日俱增，同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更将他奉为艺术真实性与道德严肃性的典范。充满公共情怀与人道主义精神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开始对世界文学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对于秉持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的外国作家而言，托尔斯泰是精神崇高与坚韧力量的化身，其作品亦是艺术真实的楷模。
作家群体与现代主义者
托尔斯泰对后世小说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道德层面，也往往深入到技巧之中。托马斯·曼将托尔斯泰视为仅次于瓦格纳的对其艺术成长影响最深的人，他从托尔斯泰那里不仅领悟了史诗般的格局，也汲取了对细节近乎苛求的关注。曼尤其推崇托尔斯泰对博罗季诺战场的深入考证，正是这种扎实的准备工作塑造了小说对战争的生动描摹。安东·契诃夫虽然赞赏托尔斯泰对社会细微差异的敏锐洞察，但私下里更倾心于屠格涅夫文笔的典雅。在美国，海明威将托尔斯泰与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列为自己的俄罗斯文学导师，评论界也在福克纳的作品中发现了托尔斯泰式现实主义的印记。相比之下，现代主义作家对内心世界和零碎感知的关注，通常与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手法相关，而非源于他们对托尔斯泰哲学的认同，毕竟许多现代主义者并不赞同他的哲学观点。参见现代主义与意识流。
甘地与非暴力政治
托尔斯泰在文学界之外产生最深远影响的接受者当属甘地。1894年读罢《天国在你们心中》之后，甘地深受启发，开始立足于自身的宗教传统探求真理与非暴力之道。1910年在南非，甘地以托尔斯泰的名字命名了自己的定居点（托尔斯泰农场），这里后来成为德兰士瓦反歧视印度人非暴力抵抗运动（萨蒂亚格拉哈）的指挥中心。两人在1909年至1910年间保持通信。甘地受到托尔斯泰《致印度人的信》的深刻鼓舞，该文主张印度应当通过爱与非暴力、而非武装起义来实现独立。这位追随者对先师的继承十分明确但也兼具选择性：甘地认同托尔斯泰对暴力与强权的唾弃，但他接纳了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并愿意做出妥协，而托尔斯泰则对任何形式的建制化政府都抱有彻底的不信任。
托尔斯泰主义运动
托尔斯泰的信徒在俄国及海外建立了公社并创办刊物，关于托尔斯泰主义运动的详细内容参见专门条目。其在俄国的分支经历了数次分阶段的清洗与压制。自1920年代末起，针对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清算运动取缔了他们最后一个合法组织，其报刊杂志亦遭封禁，只能转入地下非法流传。抗拒集体化的公社迁往西西伯利亚，其中坚持最久、规模最大的新库兹涅茨克附近“生活与劳动”公社于1938年被彻底摧毁。在1970和1980年代，苏联的反主流文化地下群体重新发现了托尔斯泰的宗教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将其视作抵制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替代选择，但并未重组起制度化的运动。
苏联文化政策
193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国家政权将托尔斯泰重塑为民族经典作家，而非和平主义者。在斯大林统治下，苏维埃政权将沙俄时期的文学经典纳入官方意识形态，并将《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和《战争与和平》标榜为表现俄罗斯士兵英勇无畏的明证。到1930年代初，国家垄断了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经典作家的排他性出版权，能够全权决定作品的发行与删节。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于1930年代末重新向公众开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托尔斯泰被完全奉为国家象征，而他早年主张的和平主义以及对国家权力的反抗，在官方记忆中大多被搁置不论。
国际声誉
托尔斯泰作为道德严肃性代表的声誉，也曾跨越政治阵营受到不同维度的诠释与争夺。在1958年纪念其诞辰一百周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苏联发言人着重强调了他晚年对农民生活方式的向往，并淡化了他的宗教无政府主义倾向；而西方参会者则将他描绘为个体自由的捍卫者，而非资本主义的拥护者。
翻译、改编与文化影响
翻译史
英语读者最初是通过一系列体现不同编辑意图的翻译版本接触托尔斯泰代表作的。克拉拉·贝尔根据法语文本转译的版本于1885至1886年间面世；康斯坦丝·加内特1904年的译本则成为早期流传最广的英译本。加内特翻译了七十多卷俄语散文作品，引领了大量英语读者走入俄国小说世界。后世批评家指责她抹平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风格差异，拉丽莎·沃洛霍恩斯基将这种同质化效果戏称为“托尔斯妥耶夫斯基”。
埃尔默·莫德与路易丝·莫德夫妇于1922至1923年推出了《战争与和平》译本。埃尔默曾在莫斯科生活，托尔斯泰曾亲自授权他撰写传记并翻译其作品，因此莫德译本带有作者的认可，长期被视作衡量其他译本的标准。该译本现已进入公有领域，艾米·曼德尔克于2010年推出了修订版。随后问世的还有罗斯玛丽·埃德蒙兹（1957年）、安·邓尼根（1968年）、安东尼·布里格斯（2005年）以及理查德·佩维尔与拉丽莎·沃洛霍恩斯基夫妇（2007年）的译本。布里格斯的译本以流畅、现代的行文见长；佩维尔与沃洛霍恩斯基则追求字面直译，保留法语段落并配以英语脚注，但也因偶有晦涩生硬而受到批评。翻译界争论的核心在于：译者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保留托尔斯泰的重复用词、长句结构和多语言质感，又应在多大程度上为了可读性而将英语润色通顺。《安娜·卡列尼娜》也经历过类似的重译历程。
影视改编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根据托尔斯泰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每一部都深刻影响了观众对书中人物的想象。其中规模最为宏大的是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执导的苏联版《战争与和平》。该片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于1961至1967年间摄制，并在1966至1967年间分四部上映；军方调派了数千名士兵作为群演，参与拍摄包括博罗季诺战役在内的战争场面。邦达尔丘克自导自演，亲自饰演皮埃尔，整部影片聚焦于皮埃尔、安德烈和娜塔莎。该片荣获196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并在1969年第41届奥斯卡金像奖上斩获最佳外语片奖，成为苏联电影史上造价最为昂贵的作品之一。
好莱坞早期的改编电影——金·维多执导的《战争与和平》（1956年）——以及诸如201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连续剧等后来的版本，在爱情、战争与历史议论等元素上各有侧重。《安娜·卡列尼娜》也曾多次被搬上银幕，其中尤以葛丽泰·嘉宝（1935年）、费雯·丽（1948年）以及乔·赖特执导版本中凯拉·奈特莉（2012年）的演绎最为著名。各部改编作品在处理原著的双线结构时各有取舍，通常倾向于突出通奸情节，而淡化列文在乡村的叙事线。
歌剧与音乐
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与词作者米拉·门捷尔松合作创作的歌剧《战争与和平》，是对该小说最著名的音乐改编，也是唯一进入国际常备剧目的作品。作曲家在德国入侵苏联期间动笔，战时背景深深影响了创作：拿破仑入侵被视作对抗德国侵略的历史呼应，俄罗斯的英雄主义成为核心主题。该剧上半部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列宁格勒上演，但在总彩排后，当局叫停了下半部的演出，尤其对库图佐夫同意放弃莫斯科的场景提出异议。1953年普罗科菲耶夫逝世后，该剧历经进一步的修改和删减，全本才得以完整亮相。史料对具体细节的记载有所出入：13场版于1953年5月在佛罗伦萨上演，而未删减版则于1959年12月登上莫斯科大剧院，不过也有记载称更早前莫斯科就已举行过全本演出。该歌剧于2002年在大都会歌剧院上演。普罗科菲耶夫还将剧中的圆舞曲改编成了音乐会作品《圆舞曲组曲》。
学校课程、大众文化与国家记忆
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文学正典中占据核心地位，其小说节选长期被纳入学校的文学课程，学生们在课堂上认识到他是一位民族史诗的作者和道德思想家。走出课堂，他的小说被视作俄罗斯民族认同的试金石，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等地也已成为朝圣之地。在俄罗斯境外，《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名句与《战争与和平》的宏大规模，使这两部作品的书名成为大众文化中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但往往与小说本身的道德与哲学议题脱节。广为人知的书名与相对陌生的内容之间的脱节，正是翻译与改编至今仍持续决定新读者如何认识托尔斯泰的原因之一。
学界争论与未决问题
历史、决定论与道德抉择
《战争与和平》结尾的几篇历史随笔主张，历史事件源于无数个人的合力，而传统上被称为“伟大人物”的个体，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贴在并非由其主导的运动上的标签。这种论述似乎将人类行为置于无人能够撼动的法则之下，但托尔斯泰又坚称人们能真切体会到自由，且道德责任切实存在。以赛亚·伯林的论文《刺猬与狐狸》（1953）将这种张力视为阐释的核心问题，指出这位想象力如狐狸般多姿的作家，骨子里却执着于刺猬式的单一历史理论。一些批评家认为这些随笔是小说手法的失败；另一些学者则将其解读为一套自洽的历史哲学，其中自由与必然借由微小的个人意志单元达成了调和。
基督徒、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二者兼具
托尔斯泰从《天国在你们心中》起的一系列宗教著作，使人们很难对其立场进行归类。他拒绝承认东正教会的圣事、教条和等级制度，把“登山宝训”视作实用的行为指南；但他并未自立教派，依然是一位借用基督教话语体系展开工作的道德改革者。他反对国家强权、私有制和建制化权威，这让许多论者将他描述为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否定暴力革命；学者们对他究竟代表了一种带有无政府主义导向的宗教伦理，还是借由宗教语汇表达的无政府主义，依然各执一词。列宁在1908年撰写的将托尔斯泰视为俄国革命“镜子”的文章，代表了一种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解读，将其学说视为农民阶级矛盾抗争的反映，这一评断在随后几十年里深刻塑造了苏联学界的定论。他的思想究竟属于宗教、政治哲学还是伦理学，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婚姻、日记与索菲娅的角色
生平研究中的争议集中在索菲娅·托尔斯泰娅身上。她曾数次抄录他的主要小说手稿，操持家务和出版事务，后来又对托尔斯泰关于版权的决定提出异议。1883年，托尔斯泰宣布放弃1881年之后所写作品的版权，这一决定遭到其妻反对，并引发了他与门徒弗拉基米尔·切尔特科夫之间争夺手稿控制权的长期纠纷。托尔斯泰从青年时期起一直坚持记日记，内容往往带有严苛的自我批判，这些日记成了后世记述其婚姻的主要材料；但索菲娅也有自己的日记，对两人的冲突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记录。传记家们对于日记究竟是真实记录了婚姻现状，还是记录者戏剧化自我呈现的结果，以及索菲娅的编辑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流传后世的文学遗产，始终存在分歧。这些问题与探讨婚姻和产权同样休戚相关，亦深刻关联着文学史。
知行落差与晚期艺术评判
批评家长期追问：一位谴责奢靡与私有财产的作家，何以能维持一座庞大的庄园，依赖仆人与家人的劳作，并从早期的虚构作品中获利？他在1910年出走雅斯纳亚·波利亚纳，有人视其为由衷的弃绝，有人则看作对家庭冲突的逃避；对于理想与实践之间的脱节究竟是动摇了他的道德教诲，还是仅仅反映出一段未能企及的宏愿，历史学家看法不一。相似的争论也围绕着他的晚期美学展开。《什么是艺术？》（1897）对莎士比亚、瓦格纳和象征主义诗歌作出了严苛的评判，而他晚年对莎士比亚的言论也沿用了这套标准。学者们质疑，以普遍情感和易理解性为基准的艺术定义，能否公正评估归属于其他传统的作品，以及这些评判究竟揭示了论题所指的作品本身，还是更多展现了支撑评判的学说体系。这些争论对美学以及艺术史的研究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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