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 · aiwiki.page

穆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被尊称为"圣雄"（梵语意为"伟大的灵魂"）甘地，是一位律师、政治领袖和道德思想家。他通过被称为"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运动，领导了印度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他先在伦敦接受法律训练，之后在南非生活了约二十年，于1915年返回印度。此后三十年间，他成为印度国大党以及更广泛的争取自治斗争的核心人物。他在宗教、伦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的见解，与其政治策略在他的公共角色中同样重要。

他的方法包括抵制、大规模公民不服从、绝食以及1930年的食盐进军，影响了亚洲和非洲的反殖民运动，也对美国的民权运动产生了影响。在印度，他被广泛称为"国父"，他的生日10月2日在印度受到纪念，并于2007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非暴力日"。他的政治生涯还引发了一些持久的问题，涉及民主、去殖民化、人权，以及道德说服在政治中的局限。

本词条大致按时间顺序叙述他的生平，从家庭背景和法律训练，到南非岁月、非暴力抵抗的形成，再到1915年返回印度以及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群众运动，随后讲到二战、印巴分治，以及1948年1月他遇刺身亡。接着，词条较深入地探讨他的著作和思想，梳理学界关于他的历史记录的主要争论，最后讲述他的遗产与纪念。

早年生活与家庭背景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于1869年10月2日出生于波尔班达尔。这是一座位于卡提亚瓦半岛上的港口城市，当时是英属印度卡提亚瓦机构之下的一个小型土邦。该城现属古吉拉特邦，也曾被称为苏达马普里。他的父亲卡拉姆昌德，人称"卡巴·甘地"，大半生都在土邦政府任职。他曾于1847年至1874年担任波尔班达尔的首席大臣（diwan），此后又在拉杰科特任职。他于1847年至1874年在波尔班达尔任首席大臣，之后又在拉杰科特担任首席大臣，直至1885年。甘地家族的几代父系亲属也都曾在土邦行政机构中任职。卡拉姆昌德接受的正规教育很少，但他被公认为一位能干的行政官员，只是脾气急躁，这一点人所共知。他的正规教育极为有限，但凭借知识和经验，他是一位出色的行政官员，不过有一个缺点：脾气不好。

他的母亲普特利芭伊是卡拉姆昌德最年幼的妻子，也是对这个男孩影响最大的人。她虔诚的信仰体现在每天去寺庙礼拜和经常禁食之中。她信仰极其虔诚，每天都去寺庙礼拜。这个家庭信奉毗湿奴派，即崇拜毗湿奴神的印度教传统。作为一个印度教徒，他遵循毗湿奴派，即崇拜印度教神祇毗湿奴。他童年时期与耆那教朋友和邻居的往来也塑造了家中的宗教氛围，不过资料只是笼统地描述了这一影响。一出关于哈里什昌德拉王的戏剧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国王历经巨大苦难仍坚守真理，最终得以胜利。在一出戏中看到哈里什昌德拉王为坚守真理而受苦，最终却获得胜利，这是他早年生活中的另一个强大影响。

1883年5月，当时大约十三岁的甘地与年龄相仿的女孩卡斯图尔拜·马卡吉通过包办婚姻结为夫妻。资料对这对新人的确切年龄说法略有出入。1883年5月，十三岁的莫汉达斯与十四岁的卡斯图尔拜·马卡吉结婚，这是按照当地习俗安排的童婚。婚礼在波尔班达尔家族的老宅举行。事后回想，甘地记得那一天主要是新衣服、甜食和与亲戚玩耍的日子，他并不真正理解婚姻意味着什么。甘地后来回忆说，对这对年轻人来说，婚礼那天只意味着一天的快乐。在后来的著述中，他转而谴责童婚，这一立场使他与当时的许多习俗相去甚远。

甘地的学业始于波尔班达尔，全家迁往拉杰科特后又在那里继续。他先在波尔班达尔读小学，后来在拉杰科特进入中学，但他并不特别出众，也不爱与人交往。他的成绩平平。他在波尔班达尔的初中和拉杰科特的高中都只是中等水平的学生。婚姻也打断了他的学业。十三岁时的童婚严重影响了他的学习。

转折出现在1885年11月父亲去世之后。卡拉姆昌德于1885年11月16日在拉杰科特去世。1887年，他通过了孟买大学的入学考试（matriculation）。随后，他于1888年1月进入巴伐纳格尔的萨马尔达斯学院就读，从古吉拉特语改学英语令他感到吃力。他觉得复杂的课程难以跟上，于是退学。他一度对医学感兴趣，但家人的期望指向法律。甘地本想学医，但家中世代习法。一位家族朋友提议，去英国接受大律师培训，便可以接替父亲的职位进入政府任职，这一建议确定了通往伦敦的道路。

伦敦的法律学习与在印度的早期执业

1888年9月4日，甘地从孟买启程前往英国学习法律，以取得大律师资格。同年11月6日，他被接纳为内殿律师学院的学员。内殿律师学院是四大律师学院之一，英国大律师都在这些学院接受培训。他还进入伦敦大学学院，修读印度法和法理学课程。他发现大律师资格考试的难度低于预期，但自己的英语水平不佳让他忧心。于是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他报考了伦敦大学入学考试，希望借此提高语言能力和普通知识水平。

甘地在伦敦的生活受到了宗教信仰的影响。学生每学期须出席规定数量的正式晚宴。甘地曾对母亲发誓戒食肉类、饮酒并远离女色，因此他必须想办法在餐桌上信守这些承诺。他阅读了多种宗教的经典，结识了素食主义团体、神智学会的成员，并读到了《薄伽梵歌》的英译本。这些接触使他进一步思考印度教的信仰与伦理问题。卡提亚瓦地区的两位同乡，律师特里安巴克莱·马宗达和潘吉万·梅塔博士，与他结为密友，后来还给予他帮助。一位伦敦的房东为他提供住处，那里成为他在伦敦的第一个家。因此，在他返回印度之前，素食主义和阅读经典已经是他伦敦生活的一部分。

1891年6月10日，甘地获准成为大律师，次日便登记入籍英格兰高等法院，随后启程回国。回到印度后，他在孟买开业。他接手的第一个案子是小额诉讼法庭的一桩小案，收费三十卢比。孟买的执业并不顺利。他在法庭上羞于发言，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他无法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大约六个月后，他迁往拉杰果德，靠替当事人起草诉状勉强维持生计。但他与一名英国官员发生冲突后，这份工作也宣告结束。甘地later曾评论说，取得大律师资格很容易，真正执业却很难，因为他学了法律，却没有学会如何执业。

转折点来自一桩商业纠纷，而不是他在印度的前景。1893年4月，他接受了达达·阿卜杜拉公司的聘请。这是一家来自波尔班达尔的穆斯林商号，在纳塔尔的德班设有分支机构。合同为期一年，公司承担他的差旅和生活费用，另付酬金105英镑。他的工作是协助律师处理公司与一家竞争商行之间的一桩大额诉讼，负责英文函件，并翻译古吉拉特文文件。案件将在比勒陀利亚审理。1893年5月24日，他抵达德班。甘地最初只把这份工作看作短期的临时差事，没想到它竟开启了随后数年的南非岁月。

南非岁月与纳塔尔的印度社群

1893年，甘地前往德班，为阿卜杜拉商行处理一桩商业案件，不久又被派往德兰士瓦的比勒陀利亚。他在德班刚为阿卜杜拉的工作安顿下来，就被要求前往德兰士瓦的比勒陀利亚处理这起法律纠纷。1893年6月7日夜间，一名白人乘客反对一名持头等车票的印度人乘坐头等车厢，甘地在彼得马里茨堡被赶下火车。各方记述在先后顺序上有出入。据称他被要求转到三等车厢，但他拒绝了。一种不那么正式的说法是，次日火车继续行驶时，他被迫坐在车夫旁边，而他拒绝坐到脚踏板上，结果遭到殴打。

甘地在车站候车室里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夜晚。他在自传中回忆说，他没有去要行李中的大衣，因为怕再受侮辱。此后他将这一事件描述为自己接受了为争取权利而斗争的个人责任的转折点。原本他打算在一年合同期满后离开南非，但他选择留下来，反抗种族歧视。车站上的一块纪念牌匾称他的积极非暴力始于那一夜，甘地本人的记述也支持这一说法。历史学家大多将这一事件视为转折点，但其重要性的主要证据来自甘地本人后来的文字。

甘地借以申诉这些不满的组织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关于它的成立时间，资料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其正式成立于1894年8月22日，目的是对抗纳塔尔殖民地和省份中针对印度人的歧视，另一种说法则称甘地于1894年5月协助组建了它。直接导火索出现在一次告别晚宴上，甘地在那里得知纳塔尔立法议会打算剥夺印度人的选举权。社群请他推迟离开，领导这场运动，他当晚便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达达·阿卜杜拉出任首任主席，甘地担任名誉秘书。

该组织早期的成员范围很窄。在初创时期，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成员主要是有能力缴纳会费的受过教育的商人，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印度商业业主的利益。尽管如此，甘地仍将此称为印度人第一次自己组织抗议运动，而不再只是参与他人发起的运动。曾经的契约劳工及其后代也热情地参与其中，他们会说英语，字也写得工整，承担起抄写和请愿等工作。该组织的目的是把来自不同地区、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移民团结在一个世俗组织之下。

甘地的律师业务主要依靠印度裔客户，法庭也成为他抗争歧视性措施的场所之一。1899年10月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后，他试图借这场冲突推动争取印度人权利的诉求。当时印度人不被允许作为战斗人员参军，因此志愿者提出担任担架兵。这一提议起初遭到拒绝。但布勒将军后来意识到需要援助，出面干预，推翻了这一决定。甘地相信，对帝国的明显忠诚或许能软化种族壁垒。该救护队有300名自由身份的印度人和800名契约劳工。1899年12月，救护队抵达奇夫利的战地医院，并从科伦索战役中搬运伤员。甘地后来因这项工作获得了英国颁发的勋章。

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印度居民面临的法律限制日益收紧。印度居民大多是契约劳工或小商贩，他们遭受法律上的隔离，被剥夺选举权，被禁止在指定区域拥有土地，还经常遭遇随意搜查或行动限制。在纳塔尔，1894年的选举法剥夺了大多数印度人的选举权；1895年的一项法律进一步限制移民，并对仍留在当地的前契约劳工征收年度税。在德兰士瓦，1885年的第3号法律把亚洲人的居住和经商限制在指定区域，并要求登记和领取营业执照。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回应包括请愿、抵制和派遣代表团。这些方法在不断升级的限制面前接受了检验，也为下文讨论的萨提亚格拉哈运动奠定了基础。

萨提亚格拉哈的起源与含义

萨提亚格拉哈运动始于1906年的德兰士瓦。当时，殖民政府开始加强对亚裔人口的控制。萨提亚格拉哈这一术语及其作为一种明确方法的首次实践，是在南非发展起来的，源于对1906年拟议的《亚洲人登记法》的抵抗。该法案要求德兰士瓦所有八岁及以上的亚裔人士接受指纹采集并进行登记，违者将受到严厉处罚。

这一方法于1906年9月11日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次群众大会上首次付诸实践。当天上午十点起，所有印度人经营的商铺都已关门，下午两点大会在帝国剧院举行。甘地在会上呼吁同胞们违抗这项新法律，并甘愿接受由此带来的惩罚，而不是以暴力手段抵抗。当天这一名称尚未确定。该运动最初被称为"消极抵抗"，古吉拉特语的术语是后来才确定下来的。有一种说法认为该词创造于1907年11月；另一种说法则指出，马干拉尔·甘地提议的"Sadagraha"被甘地改进为"Satyagraha"，以使其含义更加清晰。

该词由两个梵语词根构成：satya，意为真理；agraha，意为坚定或坚持。甘地用多种方式诠释这一复合词。他将其描述为坚守真理，因此称之为"真理之力"；他也称之为"爱之力"或"灵魂之力"。他进一步主张，真理蕴含着爱，而坚定则是力量的同义词。

与消极抵抗的区别

甘地拒绝使用"消极抵抗"一词，部分原因在于它暗示软弱。他和其他人开始用"萨提亚格拉哈"取代这个早先的术语，因为后者似乎暗含软弱，且完全源自英语。一位批评者将该运动描述为"弱者的武器"，甘地对此予以反驳，坚称萨提亚格拉哈需要道德上的力量。更具分析性的区别在于：萨提亚格拉哈以真理为导向，而消极抵抗以权力为导向。消极抵抗是一种非暴力的强制手段，旨在迫使对手违背其意愿行事；萨提亚格拉哈则并非有意强制，它寻求说服对手去做正确的事。由于目的在于感化而非强迫，萨提亚格拉哈者会谨慎选择与此目的相符的方法。甘地还把非暴力视为一项原则问题，而非策略问题：萨提亚格拉哈者即使在受到挑衅时，也必须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避免暴力。因此，在他的思想中，非暴力（Ahimsa）与消极抵抗被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南非的斗争方法

南非的运动采用了一系列不合作策略。抵抗者拒绝登记，并且在1908年的一次行动中，他们在公开集会上焚毁了约2000份官方居留证，并主动争取入狱。规模最大的阶段出现在1913年，当时重新发起的运动针对的是3英镑人头税，以及不同省份之间的迁徙限制。妇女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跨越省界。1913年10月13日，甘地在纳塔尔的纽卡斯尔发起运动，反对向前契约劳工征收的3英镑税。几周之内，4000至5000名矿工加入了罢工。出乎意料的是，沿海糖业地区的15000名印度工人也加入了，使纳塔尔各地的工业陷入瘫痪。

随后的游行是这一阶段记录最为详尽的事件。1913年11月6日，2037名男子、127名女子和57名儿童从纽卡斯尔出发，向德兰士瓦边境进发。游行者故意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跨越省界，以此作为针对移民限制的公民不服从行动。关于人数的记载各不相同，一种来源称工人人数超过6000人，因此这些数字应谨慎看待。甘地在四天之内三次被捕，最终被判处九个月的苦役。当局并未能迅速瓦解罢工，直到政府在罢工和甘地盟友斡旋的双重压力下，运动才以和解告终。

自我受苦、绝食与伦理界限

甘地将自我受苦置于萨提亚格拉哈的核心。在他看来，追求真理不允许对对手施加暴力；对手必须通过耐心和怜悯而离开错误，因为对一方而言为真的东西，对另一方来说可能看起来是假的。他得出结论，这一学说的意思是：捍卫真理的方式不是让对手受苦，而是让自己受苦。

绝食和个人的困苦被用作施压的手段。在1913年的斗争中，发生逮捕和家庭遭受对待之后，甘地立下了三重自我受苦的誓言：穿着如贫穷劳工般的衣服，赤脚行走，并且每天只吃一顿饭，直到人头税和其他不公正的做法被废除。

他所设定的伦理界限意义重大。对对手施以暴力被排除在外，目标是改变对手的想法，而非以武力击败他。这些界限并未避免批评。一些同时代的人指责甘地自私，并且激怒了白人群体，尤其是因为他此前并未支持反对3英镑税的早期运动。后来的历史学家一直在评估他所提出的原则在实践中被落实到何种程度，这一评估将在下文的史学部分讨论。

社区实验：凤凰村、托尔斯泰农场与道场

凤凰定居点（1904）

甘地的第一个公社式尝试源于他的报刊工作。他借助周刊《印度舆论》（Indian Opinion，1903 年 6 月 6 日首次出版）宣传他的消极抵抗哲学——萨提亚格拉哈（satyagraha，即“坚持真理”的非暴力抵抗）。1904 年，他把报刊的运作迁到德班附近的一块土地上。这处房产以附近同名火车站命名为“凤凰农场”。该场占地 100 英亩，位于德班以北约 20 公里处。

定居点的经济建立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报社工人享有土地及任何利润的一份权益，自己种粮食，并共同工作以出版《印度舆论》。奶牛场和菜园为社区提供供应，定居点的每个人都必须参加集体活动，包括甘地本人倡导的每日祷告和赞美诗吟唱。这个社区在实践中也是多信仰的。英国籍同伴艾伯特·韦斯特（Albert West）曾描述过这样的场景：不同宗教的信徒聚集在一起，用各种语言吟唱和诵读经文。定居点为参加萨提亚格拉哈运动者的家属提供住宿、膳食和教育。

托尔斯泰农场（1910–1913）

托尔斯泰农场建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由建筑师赫尔曼·卡伦巴赫（Hermann Kallenbach）与甘地共同创办，卡伦巴赫当时已成为甘地的亲密同伴。关于土地的取得方式，各方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卡伦巴赫将一处 1100 英亩的农场赠予甘地；而一份地方史料则记载，1910 年 5 月 30 日，卡伦巴赫以 2000 英镑从约翰内斯堡市议员 L. V. 帕特里奇（L. V. Partridge）手中购得该地。卡伦巴赫以列夫·托尔斯泰为名，以此向这位对他的世界观影响深远的作家致敬。农场的目的是培训新的消极抵抗者，为入狱者的家属提供庇护，并检验公社式生活与多宗派祷告的可行性。

农场的建筑包括住所、工坊和一所学校。居民亲自承担全部劳动，农场没有仆人，从做饭到清扫，所有工作都由居住者自己完成。教育是其中的核心关切。六至十六岁的儿童平均每天约八小时从事体力训练，一到两小时读书学习。男孩和女孩一同受教育，甘地还进一步引入职业培训，以促进全面发展。卡伦巴赫本人在此期间也接受了甘地的简朴生活方式、素食饮食和平等主义政治理念。关于该公社的结束时间，记载并不统一：一种说法是它成立于 1910 年，解散于 1913 年；另一种说法则是，甘地和卡伦巴赫在 1914 年后离开南非前往印度时将其关闭。

萨巴尔马蒂萨提亚格拉哈道场（1915 年起）

甘地回到印度后，延续了这一模式。1915 年 5 月 25 日，他在科赫拉布（Kochrab）设立了萨提亚格拉哈道场；1917 年 6 月，这个小型社群迁至萨巴尔马蒂河畔。该地以集体信托的形式持有，成员从最初的 25 人增长到近 300 人。

居住者受一套誓约的约束。他们承诺遵守十一项被视为促进普遍福祉所必需的戒律：真理、非暴力、独身、节制饮食、不偷盗、不占有、体力劳动、经济独立、无畏、消除贱民制度、宽容。日常生活同样是共享的：所有人穿着简朴的制服，在公共厨房一同用餐。道场延续了南非时期的各项实验，包括农耕、多信仰礼拜、践行独身，以及另类教育。

共同脉络：自给自足与基础教育

在这三处地方，粮食生产、体力劳动与学习被结合在一起。在凤凰村，菜园使定居点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在托尔斯泰农场，体力劳动与每日授课相结合。这些安排为此后的道场生活方式，以及甘地在印度推行的纳伊塔利姆（基础教育）计划奠定了基础。十一项誓约也把体力劳动确立为一项正式义务，体现了塑造早期公社的同一逻辑。

回到印度与早期的大规模运动

甘地于1915年1月回到印度，此前他已在南非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的政治导师戈帕尔·克里希纳·戈卡莱建议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游历全国，在此期间不公开表态，也避免就政治问题发言。甘地听从了这一建议。这一年使他直接了解了次大陆各地乡村和城镇的状况，也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区别于既有国大党领导层的人物。他首次重要的公开露面是在1916年2月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开学典礼上。1917年，他的修行所从艾哈迈达巴德附近的科赫拉布迁到了萨巴尔马蒂河畔的一处地址。

1917年的占帕兰运动是他首次持续动员印度农村不满情绪的行动。事情起于靛青种植者拉金库玛尔·舒克拉请他调查比哈尔邦占帕兰县农民的处境。按照蒂卡蒂亚制，佃农必须在其耕地的固定比例上为欧洲种植园主种植靛青，这一比例通常为15%。殖民当局起初阻挠他的调查。争端最终以一项和解告终：蒂卡蒂亚义务被废除，种植园主非法索取的部分款项也被退还。

1918年，甘地转向他的家乡古吉拉特邦，介入了两场性质与占帕兰不同的争端。第一场是艾哈迈达巴德纺织工人的罢工，始于1918年3月，争议焦点是能否继续发放瘟疫津贴。在这里，印度工人与印度厂主对立，因此问题属于国内的工业公正，而非直接反对殖民国家。应劳工领袖阿努苏娅·萨拉巴伊的请求，甘地于3月15日开始绝食。几天之内，厂主同意将此事提交仲裁，裁决结果是加薪35%，远高于厂主原先提出的20%。这次绝食通常被视为他最早将绝食作为萨提亚格拉哈（非暴力抵抗）形式之一的运用。

第二场古吉拉特运动是克达运动，农民们因饥荒和瘟疫导致作物歉收，拒绝向政府缴纳全额土地税。甘地在其中主要扮演精神与战略指导者的角色，日常工作大多由当地组织者承担。这场运动是一场针对国家的抗税运动，结果是政府同意只向确实有能力缴税的人征收税款。

综合来看，这三次事件将乡村的土地斗争、城市的工资斗争和农民的税收斗争纳入同一种非暴力施压的方法之下。它们使甘地得以与耕种者和产业工人都建立联系，也向国大党的积极分子表明，一场有纪律的运动无需武力便能争取到让步。他在印度国大党中的地位随之上升，从一个主要因在南非的工作而为人所知的人物，成长为拥有全国追随者的领袖。1919年的罗拉特法案争议引发了下一节所述的全国性运动，而它正是直接建立在这一声望之上的。

罗拉特萨提亚格拉哈与不合作运动

《罗拉特法案》（罗拉特法案）把战时紧急权力延续到了和平时期。该法实际上授权英国殖民政府，可以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将任何居住在英属印度、被怀疑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监禁长达两年。甘地把这项法案视为在全国范围内检验大规模萨提亚格拉哈（非暴力抗争）的时机。1919年3月1日，他发表誓言，拒绝服从《罗拉特法》，并号召全国停止经济活动。他设立了专门的萨提亚格拉哈会，总部设在孟买，因为他不认为现有机构能够驾驭这样一种武器。该运动的第一项重大行动是全国性罢市（哈塔尔）。印度人被要求以禁食和祈祷的方式度过一个屈辱与祈祷日，并和平地违抗法律。

1919年4月8日，甘地试图前往旁遮普，却遭到阻拦。他在前往德里的途中被捕，原因是他拒绝服从禁止他进入旁遮普和德里的命令，随后被押送回孟买。在旁遮普，动荡迅速演变为暴力事件。当地领袖赛义夫丁·奇奇鲁和萨特帕尔在阿姆利则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一群五千人的人群冲进阿姆利则的民政区，焚烧了市政厅，军队开火，造成30人伤亡。该城实际上被置于戒严状态，指挥权交给了雷金纳德·戴尔准将。4月18日，甘地亲自宣布停止罗拉特运动，并称这次群众行动是一个由于缺乏充分训练而犯下的"喜马拉雅级错误"。

1919年4月13日，戴尔的部队向聚集在阿姆利则贾利安瓦拉巴格（Jallianwala Bagh）封闭公园里的人群开火。戴尔曾禁止公开集会，但这一禁令并未广泛传达。部队封锁了主要出口，持续射击约十分钟，火力集中在人们试图逃命时挤过的狭窄大门上。伤亡人数的估计各不相同：一种说法为379至700人死亡，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官方调查机构亨特委员会谴责戴尔的行为"令人发指"，但未对他施以刑事或纪律处分。这场惨案改变了甘地的政治判断，从根本上动摇了他对英国政府是为印度利益而统治的信念。此前，他曾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希望以此换取让步；1919年之后，他则开始要求完全独立。

1920年，不合作运动随之兴起。该运动与哈里发问题相关联，因为哈里发运动旨在维护奥斯曼哈里发国；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因英国政府对他们的问题漠不关心而团结起来。1920年9月，国大党在加尔各答的特别会议上批准了这一运动，同年12月的那格浦尔会议予以确认。该运动的纲领要求印度人退出英国所设立的体制，包括交还爵位和荣誉职位、辞去地方机构职务、抵制1919年法案下举行的选举、抵制政府的各项仪式活动、抵制法院、政府开办的学校和学院，以及抵制外国商品。甘地还将推广国货（斯瓦德希）、手工纺纱和废除贱民制度纳入同一纲领。由于与哈里发运动合流，该运动达到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高峰。

运动的终结源于戈勒克布尔专区的乔里乔拉暴力事件。各方资料对事件的具体日期说法不一，分别给出1922年2月4日或5日。约两千五百人的人群向集市行进时遭到警察开枪，三名示威者死亡，愤怒的人群随后放火烧毁警察局，约二十二名警察被困在里面。甘地对这些死亡事件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担心整个运动可能堕落为警察与暴民之间的暴力狂欢。他判断，运动并未充分践行不杀生（阿希姆萨）的原则，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叫停了这场运动，日期记为1922年2月11日或12日。他还进行了为期五天的绝食，以示忏悔。这一决定使国大党发生分裂。莫蒂拉尔·尼赫鲁和C. R. 达斯等领袖反对暂停运动，认为此举只是因为零星暴力事件而做出的。1922年3月，甘地被捕，并被判处六年监禁。

食盐进军与1930年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以食盐专营为目标

根据1882年的《盐法》，殖民政府独揽食盐的生产与销售，购买者只能从持证来源获取食盐并缴纳税款，这一负担以穷人承受得最为沉重。甘地认为，这一不公正关系到每个家庭，因为食盐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他判断，违反这项法律无需特殊技能，因此许多印度人都能以非暴力方式予以抗拒。食盐问题由此为更广泛的非暴力抗争运动提供了一个具体而普遍的诉求，能够吸引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民众参与。

从萨巴玛蒂到丹迪的进军

1930年3月2日，甘地致函总督欧文勋爵，告知他和其他人将在10天后开始违反《盐法》。他于3月12日率领78名他信赖的志愿者出发。进军全程387公里（240英里），从萨巴玛蒂修道院一直走到丹迪，这是今古吉拉特邦沿海的一个村庄。每晚队伍都会在不同村庄停留，甘地在那里向聚集的群众讲述这种税收对穷人的不公，沿途也有新成员加入。队伍于4月5日抵达丹迪。各种资料对日期的记载略有出入：有的文献将4月6日作为制盐之日，即当天早上在海岸上进行。甘地和追随者在海岸边拾起一把把盐，由此在技术上制出了盐，也就违反了法律。当天没有任何抗议者被捕。

大规模公民不服从与殖民政府的回应

这一行动本意是让人效仿。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甘地继续他的非暴力抗争运动，敦促其他印度人通过公民不服从行为违反盐法。抵抗行动蔓延到沿海和内陆各地区，公民不服从运动在全印度爆发，很快有数百万印度人参与其中，英国当局逮捕了六万多人。被捕者中也包括一些知名人士：这次非暴力进军及其他类似的游行导致近六万人被捕，甘地本人也在其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也是被监禁的数千人之一。对于总人数的统计时间各有说法，有一种资料称，到当年年底被捕人数已超过六万。

政府内部对如何应对意见不一。负责镇压印度民族主义的欧文勋爵并不乐于扮演这一角色，而由英国人掌控的印度文官系统以及商界则主张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甘地–欧文协定与圆桌会议

甘地与欧文共举行了八次会谈，总计24小时。最终达成的协议于1931年3月5日公开宣布。根据协议条款，国大党承诺停止公民不服从运动，并参加下一届圆桌会议。作为回报，政府同意释放政治犯，允许民众为家庭自用而制盐，并取消部分镇压性限制。甘地本人认为这些条款未达到他所设定的停战最低要求，不过仍予以接受。

甘地随后前往伦敦，以国大党唯一官方代表的身份出席1931年9月至12月举行的第二届圆桌会议。会谈在教派问题上陷入僵局，即为穆斯林、锡克教徒、被压迫阶级及其他群体分配单独选区的问题，甘地空手而归。会议在教派代表权问题上的失败，后来影响了下文所述的少数群体权利之争。有关会议的更多内容，可参见圆桌会议词条以及印度国民大会党词条。

不可接触制、哈里真运动与浦那协定

甘地认为，废除不可接触制是种姓印度教徒社群必须为自身完成的改革，而不是一项单独的政治诉求。他的立场与代表被压迫阶层发言的B. R. 安贝德卡博士发生了正面冲突，争论焦点是这些阶层应当如何获得代表权。

《公共奖项》与耶拉瓦达绝食

冲突始于1932年8月的《公共奖项》，该方案授予被压迫阶层单独的选区。安贝德卡主张，出身高种姓的改革者无法代表被压迫阶层，这些阶层需要自己的领袖。甘地则持相反看法。他认为单独选区会割裂印度教社会。1932年9月20日，他在浦那附近的耶拉瓦达中央监狱开始绝食至死。这次绝食针对的是英国政府宣布的单独选区安排。

绝食迫使各方迅速展开谈判。安贝德卡、马丹·莫汉·马拉维亚、M. C. 拉贾、特杰·巴哈杜尔·萨普鲁等领袖参与其中，甘地则在牢房中接受咨询。

浦那协定

协定于1932年9月24日签署。其核心变化是以设有保留席位的联合选区取代单独选区。根据协定，有选举资格的被压迫阶层选民组成一个选举团，由该选举团从被压迫阶层中选出四名候选人。议席数量也大幅增加：各省立法机构中的保留席位从约71个增至148个。在中央立法机构中，原本分配给英属印度普通选区的席位中有18%被保留给被压迫阶层。

只有在协议达成之后，甘地才结束绝食。9月26日，在泰戈尔在场的情况下，他停止了绝食。此前，印度教和被压迫阶层的领袖已在他面前签署了协议。

立场分歧

这项协定并未让所有利益相关者满意。包括安贝德卡在内的被压迫阶层领袖对浦那协定并不满意。他们的反对理由是，联合投票使达利特候选人依赖种姓印度教徒的选票，削弱了安贝德卡所追求的独立政治声音。相比之下，甘地的支持者将这项协定视为维护印度教社会团结的途径，并认为它为被压迫阶层争取到了比原先方案更多的席位。这些不同的评价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成为持续的争议点，相关讨论见史学部分。

寺庙入口、哈里真服务会与周刊《哈里真》

协定签署后，甘地转向社会改革。1932年9月30日，他创立了全印反不可接触联盟，该组织后来更名为哈里真服务会（Harijan Sevak Sangh），意为"哈里真社会的仆人"。该组织旨在通过教育、社会工作以及争取进入公共场所的运动来消除不可接触制。1933年1月8日被定为"寺庙入口日"。

甘地还采用了"哈里真"一词，他将其解释为"上帝之子"，用以取代"不可接触者"和"被压迫阶层"等称呼。包括安贝德卡在内的一些达利特活动人士反对这一用法，认为该词带有居高临下的家长式意味，也没有触及其中涉及的政治和社会权利问题。英文周刊《哈里真》由甘地于1933年2月11日在浦那创办，旨在推动反对不可接触制的社会改革。R. V. 沙斯特里在甘地的直接监督下担任该英文周刊的首任编辑。该刊于1933年至1955年间出版，其间在20世纪40年代的"退出印度"运动期间曾中断。

卡迪布、斯瓦德西与乡村经济

甘地的经济思想与其政治策略密不可分。他认为，英国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印度工业的控制，而纺织业是最明显的例子。斯瓦德西（意为偏好本地制造的商品）成为抵制进口布料运动的框架。卡迪布，即手纺手织的布料，成为这一运动的日常象征。1922年，甘地请求印度国大党设立卡迪布部门；1924年，一个半独立的全印卡迪布委员会成立，负责协调各省和各县的相关工作。

全印纺纱者协会（AISA）于1925年成立，由甘地担任创始人。该协会的结构旨在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纺纱和织布工作，甘地还督促国大党成员自己纺纱。1929年，他还举办了一场小型便携纺车的设计竞赛，使纺车（charkha）更便于在家中和监狱中使用。纺车与其说是一种生产机器，不如说是一种让道德与政治承诺在日常生活中得以显现的手段。

经济层面的论证建立在农村家庭之上。甘地认为，大多数农业家庭常常长期无事可做，纺纱既能增加收入，又能让妇女和农村民众参与国家经济。他还将纺车视为减少财富从印度外流的一种方式。同样的逻辑也延伸到其他手工业。1934年，甘地在瓦尔达成立了全印乡村工业协会，旨在建立一种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由乡村作坊满足基本需求。他的亲密合作者J. C. 库马拉帕把这些思想发展为"永续经济"，强调服务、节制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该计划还以两项原则为框架。第一项是受托人制度：富人应为社会持有其剩余财富，而不是将其视为绝对的私人财产，并将财富用于社会福利。甘地相信财产所有者可以被说服接受这一角色，因此他反对以阶级斗争作为实现正义的主要途径。社会主义者批评这一理念偏袒地主和资本家。第二项原则是"面包劳动"，即每个人都应通过体力劳动来赚取食物。甘地从托尔斯泰和《薄伽梵歌》中汲取了这一思想，并以此挑战对体力劳动的轻视，以及受过教育者与生产性工作之间的割裂。

甘地的经济思想招致了持续的批评。经济学家和工业界领袖认为，机械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和国家计划对发展必不可少，而乡村工业本身无法提高生活水平。尼赫鲁称卡迪布为"自由的制服"，但同时推动工业化和计划性发展，国大党后来的经济政策也朝这一方向转变。批评者还指出了一些现实问题：手纺纱线通常比工厂纱线更昂贵，且质地不够均匀，织工也往往更偏好机织线。后来的学者一直在争论甘地经济学究竟是一套切实可行的纲领、一种对市场社会的道德批判，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也在讨论其自给自足与平等的目标能否与现代经济的需求相协调。这些争论在史学研究部分有进一步讨论。受托人制度与经济学理论仍是这些争论中的核心比较对象。

《印度自治》与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甘地于1909年用古吉拉特语写成《印度自治》，当时他正从伦敦乘船返回南非。这本书于1909年在从伦敦驶往南非的船上仅用十天写成，后来成为甘地政治思想的奠基性文本。全书采用对话体，由代表甘地的"编辑"与一位"读者"展开对谈。它从来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论著，其目的是澄清印度人对自由所抱有的混乱观念。

甘地的批判对象比英国统治更宽泛。书中，他把铁路、受西式训练的医生和律师，以及工业机器视为新秩序的主要象征。他对铁路的反对既有经济层面的理由，也有社会层面的理由。他认为，铁路使人们把粮食卖到集中的市场上，从而导致饥荒。他还认为铁路实际上把疾病传播到了印度各地。他的批判还延伸到议会制政府、公共教育、现代医学和司法制度。其核心主张是道德层面的：甘地认为，物质进步并不等同于人的完善。用他的话说："印度正在被压垮，压在它身上的不是英国人的脚，而是现代文明的脚。"

学者们对于这一批判应当做字面理解还是别的理解，看法并不一致。甘地自己也使用铁路和医药，批评者因此指出他的立场存在张力。他的著作表达了对技术的拒斥，但这种拒斥在他的实际生活中并不总是体现出来，他仍然使用铁路等现代发明和现代医药。另一些读者则强调，他反对的是特定的社会后果，而不是机器本身。按照这种解读，他反对的是那些排挤工人、集中财富、削弱乡村经济的技术。两种读法都依据同一文本，而书的对话形式又使人难以把每一句话都归到甘地确定的观点上。

这本书最有影响力的观念是它对"自治"（swaraj）的阐述。这个词字面意思是"印度的自我统治"。甘地反对那种只会复制殖民国家的自治方案。他警告说，可能会出现一个"没有英国人的英国式统治"的印度。他把作为政治状态的自治与作为个人和道德状态的自治区分开来。在第二种意义上，原则是："当我们学会统治自己时，就是自治。"这种意义上的自我统治，指的是对心智、不洁的念头与行为的控制。对甘地来说，仅仅在形式上摆脱英国统治是不够的。如果个人没有改变，政治变革也只会让印度继续处于同一种文明之下。这一概念把本书与他后来关于自立以及通过道德改造实现去殖民化的运动联系在一起。

这本书并未得到一致的接受。殖民当局很快就对它采取了行动。英属印度政府于1910年依据《出版法》以"煽动性"内容为由，查禁了甘地的《印度自治》。书中，甘地还对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温和派领导层表明了立场。书中的"读者"轻视温和派，而"编辑"则为他们辩护。"编辑"称戈帕尔·克里希纳·戈克利是自治运动的支柱之一。在国大党领导人中间，这本书的反响不一。有人接受了其中的部分观点，也有人拒绝了其论证的某些部分。甘地本人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没有收回其核心论点。尽管孟买的英国当局立即查禁了此书，甘地却从未收回其核心论点。

宗教观与伦理实践

甘地的伦理思想源自印度教经典，尤其是《薄伽梵歌》。他把这部作品读作内心冲突的寓言，而不是对战争的历史记述。他写道，早在1908至1909年初次研读《薄伽梵歌》时，他就觉得书中描写的是人心中持续进行的斗争，书中的战争场面是为了让这种内心斗争更加鲜明。他对这部经典的核心解读是"无私行动"的教义：人应当履行自己的责任，但不执着于结果。在其《无执瑜伽》注释中，他主张追求无私者必然要践行非暴力，因此阿希姆萨（ahimsa，意为不伤害）是包含在无私之中的必要前提。他还写道，若不在各个层面完全遵守阿希姆萨，就不可能做到完美的弃绝。

他的伦理实践建立在几项基本原则之上：阿希姆萨（非暴力）、萨谛亚（真理）、梵行（禁欲）、无所有（不占有）、素食、斋戒与祈祷。甘地把真理与非暴力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不可分割，并相互强化。他为道场居民制定的誓约体现了这一融合。前五条，即真理、非暴力、禁欲、不偷盗和不占有，直接取自耆那教僧侣与在家信徒世代奉行的"五大誓愿"。他对不占有的要求尤为严格，认为拥有的东西越少，越能显示对神的信仰。素食源于他的成长经历：他对母亲的顺从，后来发展成为终生的素食伦理承诺。斋戒与祈祷同样自童年起便是他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二者在他后来的公共行动中依然居于核心。

甘地的宗教思想受耆那教的影响，比仅凭其印度教成长背景所能推断的要更为直接。他在古吉拉特邦长大，那里耆那教的文化影响力很强，他时时接触耆那教的教义。对他影响最大的耆那教思想，来自耆那教哲学家兼诗人室利·拉杰昌德拉（Shrimad Rajchandra），甘地称其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从耆那教思想中，他汲取了阿希姆萨的理念：它是一种延伸到一切有生命存在的普遍之爱，而不仅仅是避免身体上的伤害。他还吸收了"真理多面性"（anekantavada）的教义。

他的宗教对话同样广泛。在南非时，他阅读《圣经》，尤其是《登山宝训》，同时也读印度教典籍和托尔斯泰的著作。他在《登山宝训》中发现了一种不以恶报恶的教导，并认为它与印度的阿希姆萨传统相通。1926年11月，他在《青年印度》（Young India）上连载了一系列关于《登山宝训》的文章，称其为完美法（dharma）的定义。他还借鉴了伊斯兰教经典，并将《薄伽梵歌》、《登山宝训》、《古兰经》和耆那教伦理都视为道德洞见的正当来源。晚年他在德里比尔拉宅邸（Birla House）举行的每晚祈祷集会上，会诵读《薄伽梵歌》、《古兰经》、《圣经》和《古鲁·格兰特·沙希卜》（锡克教圣典）的经文。甘地并不认同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他对《登山宝训》的理解在很多方面独立于传统的基督教诠释。

甘地把禁欲视为一种自我克制的修行，这使其成为他晚年最具争议的方面之一。1940年代教派暴乱期间，他决定通过与圈子中的女性同睡一床（裸睡但不发生身体接触）来检验自己的意志。这些做法的记述见于当事女性的日记和回忆录中。甘地的一些同僚强烈反对。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来信表示担忧，并称这种安排有违达摩（dharma），甘地回复说，对他而言这是一项道德义务。尼赫鲁则认为他提出的已婚夫妇婚后应禁欲的建议不合常情。历史学家对这些事件的评价各不相同：有人强调，没有人指称甘地有过不当的性接近；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严重的判断与同意问题。当事人后来的证词，例如苏希拉·纳亚尔（Sushila Nayar）在甘地去世多年后所作的叙述，称她并未产生性欲，却感觉像是在与母亲同床。这些证词本身也是持续讨论的一部分。

国大党政治与印度教徒—穆斯林关系

甘地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对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影响力，与其说来自担任职务，不如说来自他对该党群众基础和工作委员会的掌控。1924年12月，他主持了在贝尔高姆召开的国大党会议，但其权威主要通过忠于他的追随者来行使，这些人控制着党的执行机构的决策。

哈里发问题是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联合在同一场运动中的最明显尝试。这一问题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合作，也使甘地及其非暴力抗议技术（萨蒂亚格拉哈）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这一联盟建立在一个明确属于穆斯林的诉求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哈里发国的命运。甘地将这一事业视为联合反抗英国统治的途径，哈里发运动随之与不合作运动合流。然而这一合作关系很快破裂。1922年2月初，一伙暴民在乔里乔拉纵火焚烧警察局，导致局内警察丧生。甘地深感震惊，随即取消了计划中的不服从运动。1924年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使该运动失去了核心目标；眼见群众热情消退的哈里发运动支持者也陷入幻灭。此前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住的社群摩擦，在随后几年以反复发生的骚乱形式重新浮现，两个社群之间的合作也随之削弱。

甘地与苏巴什·钱德拉·鲍斯的关系则暴露出国大党内部更深的裂痕。1937年鲍斯回到印度后，他对甘地保守经济政策以及对独立采取审慎态度的批评愈发尖锐。1938年鲍斯当选国大党主席。1939年的选举中，甘地属意的候选人是帕塔比·西塔拉马雅，但鲍斯击败了他，再次当选国大党主席。票数差距很小，甘地公开将这一结果视为个人的挫败，并表示这次失败更多是他自己的，而非西塔拉马雅的。随后鲍斯力主对英国采取更加对抗的路线，而仍由甘地支持者主导的工作委员会则抵制他的计划。问题的症结在于策略分歧，而不仅仅是个性冲突，这使双方的合作无以为继。1939年4月，鲍斯辞去主席一职，随后创立了全印前进集团。

在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下的全印穆斯林联盟则朝相反方向发展。1940年3月22日至24日，联盟在拉合尔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并通过了《拉合尔决议》。该决议呼吁英属印度西北和东北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对宗教少数群体给予保护。真纳在演讲中主张，穆斯林是有别于印度教徒的独立民族，在统一的印度中其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后世史学家将这一决议视为通往分治的决定性一步，尽管决议的措辞并未明确提出建立某一个国家。在这一时期，甘地始终反对印度分裂，坚持国家应当保持统一。进入1940年代后，一些国大党领袖逐渐接受分治，将其视为获得独立的代价，这使甘地在这一问题上日益孤立。他的立场与联盟立场之间的鸿沟，塑造了1947年分治之前的政治僵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退出印度运动与被囚禁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总督未与中央立法会议或各省立法会议磋商，便宣布印度作为英国的盟国参战。国大党同情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国家，但拒绝无条件支持战争努力，并要求英国明确承诺战后允许印度实现自决。1939年10月17日总督发表的声明被认为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只承诺战后会考虑宪制改革，却没有提出立即移交权力。国大党随后下令其各省政府辞职，到1939年底，八个省份的政府已经辞职。甘地对辞职的热情不如尼赫鲁，他担心这会壮大穆斯林联盟，并让英国得以放手将印度军事化。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欢迎这一举动，并称辞职之日为"解放日"。

甘地在当时拒绝发动群众运动。他认为大规模运动可能演变为暴力，并可能使正与德国交战的英国陷入尴尬。于是他在1940年发起了"个人非暴力抵抗运动"（个人萨提亚格拉哈）。该运动的目的不是要求立即独立，而是要确认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具体而言，即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反对印度卷入战争的权利。参与者经过精心挑选，以确保运动严格保持非暴力，第一位参与者是维诺巴·巴维。该运动刻意规模很小，因此是一场有限的抗议，而非全国性的起义。1942年的克里普斯使团提出战后给予自治领地位，但不立即移交权力，未能赢得国大党的同意，运动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1942年8月8日，全印国大党委员会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要求结束英国的统治。决议通过后数小时内，甘地和几乎整个国大党领导层被捕。8月9日黎明前，甘地已被关押在浦那的阿迦汗宫。当局的策略是通过拘捕领袖来斩断运动的指挥核心，结果适得其反：拘捕非但没有削弱运动，反而加剧了民众的愤怒，使原本可能受到控制的抗议演变为全国性的自发起义。被拘留人数的估计各不相同；一种依据政府档案的说法认为，运动期间被监禁者超过10万人。

1942年8月至1944年5月，甘地被关押在这座宫殿中，妻子卡斯图尔巴和秘书马哈德夫·德赛与他在一起。其他被拘留者还包括萨罗吉尼·奈杜、皮亚雷拉尔、医生苏希拉·奈亚尔和米拉贝恩，因此这座宫殿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领导层的拘押中心。这一时期也伴随着个人的重大损失。德赛于1942年8月9日上午被捕，六天后在与甘地一同被拘于宫中时因严重心脏病发作去世。甘地视他如子，深感悲痛，德赛的遗体在宫殿的场地上火化。1943年2月，甘地还进行了为期21天的绝食，以打破总督与印度领袖之间的僵局；卡斯图尔巴为支持他，也限制了自己的饮食。

卡斯图尔巴在1942年被捕前健康已经恶化。1944年1月，她两次心脏病发作，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起。1944年2月22日，她在浦那的阿迦汗宫去世，享年74岁。她的死与德赛的死一样，发生在被拘留者仍被羁押期间。随后，当局释放了甘地。英国当局宣布，甘地自1942年8月起被关押在该宫殿，现因医疗原因被无条件释放。这将是甘地一生中最后一次被拘押。

分治、教派暴力与最后的绝食

1946年的内阁使团试图在松散的联邦框架下维系印度的统一，但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在中央应掌握多少权力，以及各省如何在实践中分组等问题上意见相左。1946年7月下旬，穆斯林联盟撤回了对该方案的接受，并号召发动“直接行动”以争取建立巴基斯坦。联盟于1946年8月16日发起的罢工，即直接行动日，本意是展示实力。在加尔各答，当时由穆斯林联盟主导的省政府执政，这一天之后爆发了持续四天的暴力冲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群众相互攻击。死亡人数的估计从约4,000人到10,000人不等，无家可归者超过10万人。

1946年10月，甘地得知东孟加拉诺阿卡利县发生了针对印度教徒的杀戮和强迫改宗事件，该地区穆斯林占绝大多数。1946年11月，他途经加尔各答前往东孟加拉，于11月6日抵达诺阿卡利，此时比哈尔邦已因报复性骚乱而爆发冲突。他没有留在城市，而是步行前往。他与少数随行人员赤脚穿行于各个村庄，在该县停留了约四个月。那个冬天，他走访了47个村庄，举行祈祷集会，并努力重新赢得两个社群的信任。这一努力代价高昂：随着时间推移，参加其祈祷集会的人越来越少，他既遭到部分印度教徒的反对，也遭到部分穆斯林的反对。

比哈尔骚乱从1946年10月下旬持续到11月，印度教暴徒袭击穆斯林家庭。甘地宣布，如果骚乱不停止，他将绝食至死。这一威胁属于一种更广泛的模式：他利用绝食迫使各社群走向和平，这一方法他自南非时期起便已使用。1947年9月，独立之后，他身在加尔各答时开始绝食；这一行动被广泛认为终结了该市的骚乱。

1947年8月15日，英属印度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获得独立。甘地反对分治，也没有参加官方的庆祝活动。分治伴随着数百万人的流离失所、大规模杀戮，以及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从西旁遮普逃离、穆斯林从印度许多地区迁离。据多数估计，有数十万人死亡。甘地往返于德里与动荡地区之间，呼吁平息局势。1948年1月13日，他开始了此后被证明是最后一次的绝食，他表示宁死也不愿看到印度被毁灭，并希望其各社群能够和睦共处。1948年1月，他的绝食使德里市在羞愧中达成了教派停火。

1948年1月30日，甘地正走向新德里比拉宫（Birla House）院内的傍晚祈祷集会，纳图拉姆·戈德塞（Nathuram Godse）从夹道的人群中走出，朝甘地胸部连开三枪。戈德塞是印度教大会党（Hindu Mahasabha）成员，与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有联系，他认为甘地对穆斯林的妥协立场有害于印度教徒的利益。此前，在经历数次暗杀图谋之后，甘地曾拒绝对戈德塞提起刑事指控，这一政策使戈德塞得以获释。在随后的审判中，戈德塞与纳拉扬·阿普特（Narayan Apte）被判处死刑，其他同谋者被判终身监禁，维纳亚克·达莫达尔·萨瓦卡尔（Vinayak Damodar Savarkar）则被判无罪。戈德塞于1949年11月被绞死。甘地的遗体在德里的拉杰ghat（Raj Ghat）火化，该地现为他的纪念地；他的忌日在印度被定为“烈士日”（Martyrs' Day）。

著作、新闻业与出版物

甘地的新闻业工作始于南非。《印度舆论》（Indian Opinion）以四种语言出版，即英语、印地语、古吉拉特语和泰米尔语，其创刊号日期为1903年6月4日，但直到6月6日才得以发行。实际工作由多人分担：纳塔尔印度大会的秘书M. H. 纳扎尔和印刷商马丹吉特·维亚瓦哈里克负责报纸制作的具体事务。当时在约翰内斯堡执业的律师甘地则从远处制定报纸的方针、撰写文章，并将自己蒸蒸日上的律师业务收入挪出来维持报纸的运营。1916年，他派儿子马尼拉尔前往南非主持报纸的古吉拉特语版和英语版。

回到印度后，他的编辑工作转向了全国舞台。1919年10月7日，一份古吉拉特语刊物问世，由甘地主持。次日，《青年印度》（Young India）开始出版。甘地同时担任这两份刊物的编辑。古吉拉特语刊物为文学类刊物《Navajivan》，英文版《青年印度》则以英语向古吉拉特以外的读者传达相同的运动主张。两份刊物都用来阐释萨提亚格拉哈、不合作运动和建设性工作。《哈里真》（Harijan）于1933年2月1日创刊，有英语、古吉拉特语和印地语三种版本，该报一直延续到1948年。起初它的关注点是不可接触制度，后来则转向乡村事业和农村的建设性工作。

他的自传，英文通常称为《我对真理的实验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实际上是用古吉拉特语写成的，而非英语。它的写作源于斯瓦米·阿南德和甘地其他亲密同事的坚持，他们鼓励他解释其公共运动的背景。自传以每周连载的形式写成，于1925年至1929年间刊登在他主办的刊物《Navjivan》上。甘地共写了166期，先在《Navajivan》连载，英译本随后刊登于《青年印度》。文本结束于1921年，而非他去世之时，并于1929年2月完成。它以对真理的“实验”记录为框架，塑造了读者对其公共生涯的理解，使萨提亚格拉哈等运动被呈现为个人道德考验的延伸。该书后来的声誉体现在它被一个由全球灵性与宗教权威组成的委员会列为“20世纪100部最佳灵性书籍”之一。

甘地著述的主要汇编是《圣雄甘地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简称CWMG）。它收录了M. K. 甘地的大部分著作，共100卷，总计逾5万页，由印度政府出版。各来源对首版的时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为1958年和1994年，另一种为1960年和1994年。每一卷都经过细致编辑，均附有序言、附录、年表、资料来源列表和索引。后来的版本更具争议。1998年的第二版将卷册划分改为与甘地生平的特定月份相对应，经研究者和甘地追随者的多次批评后，印度政府停止了第二版的出版。文本所用语言也各不相同：自传以古吉拉特语写成，他在南非主办的报纸则以多种语言印刷，因此这套文集反映的是一批多语种著作，编辑者必须对其加以翻译和核校。

这些产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助手。长期担任甘地秘书的马哈德夫·德赛将自传从古吉拉特语译成英语，值得一提的是，译文还得到了甘地本人的修订。德赛于1942年与甘地一同被关押在阿迦汗宫期间去世。另一位长期担任秘书的普亚雷拉尔·纳亚尔承担了类似的角色，负责记录和编辑甘地的言行，后来还撰写了一部多卷本的甘地生平详述。他们在翻译、编辑和记录方面的工作，是甘地著作得以留存并以多种语言触达读者的核心所在。

史学、批评与争论

关于甘地形象的各种观点

历史学家对甘地究竟是哪种人物并无共识。有人主要把他看作政治策略家，认为他组织了群众运动，并选择时机向殖民政府施压。也有人认为他的伦理著作才是其一生的核心。还有人把他视为民族象征，认为其形象的塑造与其说来自他本人的事迹，不如说更多来自后世的纪念与宣传。较早的民族主义史学把他置于独立运动叙事的中心。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开创的庶民研究，质疑这种以精英为中心的叙述，并追问农民和低种姓群体如何按照自身的逻辑行动，他们的行动往往独立于国大党领导层之外。

关于甘地早年生活的史料，其可靠性也存在问题。早期传记多由他的朋友和崇拜者撰写，其中对南非岁月的一种叙述被认为带有圣徒传式的美化。关于南非时期的回忆，写于1920年代，被批评完全出自记忆。一位研究其自传的史学家也认为，该书“并非可靠的历史史料”，这一观点使他本人的回顾性叙述成为有争议的文献。

安贝德卡尔与种姓问题

对甘地最系统的批评来自B. R. 安贝德卡尔（B. R. Ambedkar）。1936年，安贝德卡尔为一次改革派印度教会议准备了演讲稿，但会议取消了演讲，该稿后来以《消灭种姓制度》（Annihilation of Caste）为题出版。1936年7月，甘地在其周刊《哈里真》（Harijan）上以“为种姓制度辩护”（"A Vindication Of Caste"）为题撰文，评论安贝德卡尔的讲稿。甘地主张，安贝德卡尔所引用的经典并不可靠，而且评判一种宗教，应看其最好的信徒，而不是最差的信徒。安贝德卡尔1937年的版本增加了一篇回应甘地的文字。安贝德卡尔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不拒绝《天启经》（shastras）的权威，种姓制度就无法通过改革加以根除。

后来的学者对甘地的立场是否代表了真正废除种姓制度的意愿，看法不一。阿伦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为该书所写的导言质疑了对甘地的神化，并质疑他所设想的独立印度是否包括对所有人的解放。一种批判性的解读认为，甘地从未明确、坚决地谴责种姓制度；而当他确实批评种姓制度时，他提议以“瓦尔纳”（varna）取代它，而安贝德卡尔认为正是瓦尔纳制度导致了种姓的产生。甘地的辩护者则反驳说，他在实践中反对不可接触制度和基于种姓的不公，他的社会改革工作是真诚的，即便他的理论与安贝德卡尔不同。

南非时期的著述与非洲人

学界的注意力也转向了甘地早年在南非关于非洲人以及印度人相对地位的著述。有一种解读认为，他的态度随时间有明显转变。一项对其著述的分析指出，种族色彩的强烈程度逐年加重，并得出结论：应将他对非洲黑人的看法判定为种族主义。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强调历史背景：E. S. 雷迪（E. S. Reddy）指出，早年的甘地与非洲人几乎没有接触，也不理解他们的感受。阿尼尔·瑙里亚（Anil Nauriya）承认，一些早期备忘录包含了反映当时流行偏见的言论，但同时认为，随着他逐渐了解非洲人，他克服了最初的偏见。瑙里亚还指出，甘地并未把非洲人纳入其运动之中，部分原因在于影响非洲人的法律与影响印度人的法律并不相同。此前，斯旺（Swan）在1985年就质疑过一种史学观点，即把甘地视为南非印度人政治能动性的唯一来源。近期的传记也拓宽了研究框架，不再把南非视为其印度事业的序幕，而是视为其思想形成之地。

具体事件中的非暴力

非暴力的效力及其局限，通过若干具体事件而受到争论。最明显的例子是乔里乔拉事件（Chauri Chaura）。1922年2月4日，抗议者放火焚烧一座警察局，局内人员全部遇难。该事件导致三名平民和22名警察死亡。1922年2月12日，甘地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不合作运动。一些国大党成员认为这一决定专断，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显示出判断失当，批评者普遍惋惜，印度似乎因此离独立更远了。甘地回应说：“乔里乔拉终究只是一种加剧了的症状。”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这次暂停究竟是一种出于原则的道德行动，还是一次战略上的损失。

印巴分治期间的暴力提出了一个与此并行的问题。甘地在1946至1948年间的绝食与巡行，旨在制止社群之间的杀戮。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他的在场是否减少了某些地方的暴力，还是他的非暴力方法根本无法遏制1947年那种规模的社群暴力。

遗产、纪念与国际影响

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

甘地的影响远远超出印度，其中记录最为详尽的一条途径经由马丁·路德·金。两人从未见过面，因为甘地遇刺时金只有19岁。不过，金通过阅读甘地的著作以及1959年的印度之行，吸收了甘地的方法。他写道，在蒙哥马利公交抵制运动进行期间，印度的甘地是我们非暴力社会变革手段的指路明灯。同次访问中，他在拉杰格哈特为甘地的骨灰献上花圈，并会见了甘地的家人。在最高法院裁定蒙哥马利的公交隔离违宪之后，金在公开演讲中提出，基督教指明了道德之路，而甘地则在实践中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

其他美国活动人士也借鉴了甘地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末，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的约翰·刘易斯在活动家詹姆斯·劳森主持的非暴力工作坊中学习甘地的理念。更早之前，神职人员霍华德·瑟曼参加了1935至1936年的一个赴印代表团，民权运动史学者常将其视为甘地思想进入美国议题的一条途径。这些联系通常被视为甘地在美国遗产的核心，但历史学家仍在争论他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被直接移植过来。

向其他非暴力运动的传播

甘地的方法在许多其他场合被采用。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的大规模动员理论成功启发了欧洲、北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众多政治运动。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甘地的思想常与纳尔逊·曼德拉联系在一起。曼德拉在非国大早期运动中坚持非暴力，这一立场通常被追溯到甘地在南非所确立的传统。学者还指出，甘地在20世纪初至1910年代领导的南非运动，提供了一种大规模拒绝合作和自我牺牲的模式，后来的活动人士将其加以调整，用于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

国际非暴力日

2007年6月1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A/RES/61/271号决议，正式将10月2日定为国际非暴力日。该决议由印度提出，获得140个国家联署。这一日期是甘地的诞辰，但决议的意义不止于纪念某个人：它重申“非暴力原则具有普遍意义”，并呼吁会员国通过教育和公共宣传传播非暴力的理念。在印度，同一天也被称为甘地诞辰纪念日（Gandhi Jayanti）。

纪念设施与国家纪念

甘地的实体纪念地主要集中在印度。德里的拉杰格哈特位于河边，是他1948年1月遇刺后火化之处，现已成为最重要的国家纪念地，金等来访的重要人物都曾在此献花圈。艾哈迈达巴德附近的萨巴尔马蒂修道院是他1930年食盐进军的出发地，保存着他晚年生活和工作的居所，现已作为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对外开放。甘地的肖像也印在印度的纸币上，使他成为日常国家生活中最为醒目的人物之一。一些人批评这些纪念方式，认为这种图像化的呈现将一段复杂的政治与道德生涯简化为单一形象。

诺贝尔和平奖

甘地曾多次被列入诺贝尔和平奖的考虑范围，但从未获奖。关于提名次数，各种来源的说法并不一致：一种说法称，甘地曾于1937年、1938年、1939年、1947年以及1948年1月遇刺前几天被提名。另一种来源则报告，这五年间共有12次个人提名。1948年，他在去世前不久获得了六次个人提名。委员会此后没有追授该奖。1948年11月18日，委员会正式解释称，当时“没有合适的在世候选人”。人们通常将委员会的这一考量与印巴冲突、甘地1947年祈祷会上的言论（该言论似乎暗示他可能放弃非暴力立场），以及追授奖项缺乏先例等因素联系起来。2006年，委员会常务秘书盖尔·伦德斯塔德称，这一遗漏是该奖项历史上最大的失误。1989年，委员会主席称，授予达赖喇嘛的奖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圣雄甘地的纪念”。

持续的全球争论

甘地的声誉至今仍存在争议。崇敬者看重他在全球范围内的象征意义，而批评者则审视他的政治策略，他对种姓、宗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以及大规模运动所带来的后果。这些分歧在本文的史学研究部分有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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