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是英美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流派,主要将文学作品视为有组织的语言结构,而非作者生平的记录、历史境况的表现或激发读者情感的媒介。它于二十世纪初逐渐形成,并在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美国大学中产生了尤为显著的影响,使细读成为文学阐释的核心方法。新批评家考察措辞、意象、声音、语调、含混性和结构关系如何共同构成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尽管新批评经常被描述为一个统一的学派,其成员的哲学立场与批评方法却各不相同。
起源与发展
新批评的兴起,部分源于对某些研究方法的反对;这些方法着重于文学渊源、作家传记、历史背景或泛泛的赏评。新批评的倡导者认为,这类方法可能导致作品的语言和组织方式得不到充分考察。他们试图将批评确立为一种严谨的活动,使其拥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并以文本证据为基础建立论证标准。
几位英国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先例。T·S·艾略特强调诗歌的非个人性,以及单部作品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他的批评促使人们关注情感如何体现于文学形式之中,而不只是关注诗人个人的感受。他的影响也使新批评与现代主义产生了联系,不过新批评偏爱的文本远不止现代主义作品。
I·A·理查兹在《文学批评原理》(1924)和《实用批评》(1929)中,推动了细致分析方法的发展。在后一本书所讨论的实验中,读者需要解读未署作者姓名、也未附历史背景说明的诗歌。他们的反应揭示了一些反复出现的困难,包括先入之见、程式化的情绪反应,以及对语言缺乏关注。不过,理查兹从心理学角度解释文学体验,这不同于后来某些新批评家对文本自主性所作的更强断言。
威廉·燕卜荪在《含混七型》(1930)中,展示了语言的复杂性所带来的阐释可能。他的著作影响深远,但他始终关注作者意图与社会环境,因此,若将他简单视为美国新批评运动的代表人物,就会造成误解。
在美国,重要人物包括约翰·克罗·兰色姆、艾伦·泰特、罗伯特·潘·沃伦、克林斯·布鲁克斯和W·K·维姆萨特。其中数人与美国南方的文学文化有关,包括“逃亡者”诗人群体。这些相互交叠的联系,并不意味着他们持有同一种批评立场或政治立场。
兰色姆的《新批评》(1941)推动了这一流派名称的确立。布鲁克斯与沃伦合著的教科书《理解诗歌》(1938),以及随后出版的布鲁克斯的《精致的瓮》(1947),使新批评的方法在教学与阐释中广泛传播。《肯庸评论》和《南方评论》等刊物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平台。
作为有组织整体的文学作品
新批评在方法上的核心主张,是通过文学作品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作品。一首诗的意义并不等同于其题材,也不是某种可以从中提取出来的陈述;意义产生于词语、声音、意象和视角的特定安排。
这种方法往往以有机统一的观念为基础。在一部成功的作品中,看似相互冲突的要素,被认为共同参与构成了一个统摄全篇的结构。因此,语调的转变、出人意料的意象或某种矛盾,都可能是不可或缺的,而非偶然出现。阐释所要揭示的,正是这些特征如何相互限定、彼此调节。
新批评的分析通常关注:
- **措辞与句法:**词语的内涵、排列方式以及语体的变化。
- **文学意象与比喻性语言:**感官描写的模式,以及通过比较建立的关系。
- 声音与诗体结构:节奏、押韵、诗歌格律与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
- **语调与视角:**言说者所呈现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与作品整体组织之间的关系。
- **含混与矛盾:**多种意义的共存,而这些意义无法用单一的字面陈述充分表达。
这并不只是一套辨认文学手法的程序。批评家的任务,是解释这些手法共同发挥了什么作用。
关于作品自主性的主张,强弱不一。有些表述将诗视为基本自足的语言客体,另一些则允许在有助于澄清文本时引入历史或语言方面的信息。其典型的优先原则体现在方法上:阐释应由作品的语言与结构来证成,而不应由外部信息来裁定。
悖论、反讽与释义的限度
新批评家特别重视悖论、含混、张力与反讽。这些术语描述了文学语言容纳相互竞争的意义或态度的方式。
在布鲁克斯看来,悖论是诗歌表达的核心,因为诗歌往往借助某些陈述来传达意义,而普通的论述性语言会认为这些陈述自相矛盾。这样的矛盾能够揭示某种关系,而直截了当的命题反倒可能将其遮蔽。同样,反讽也涉及语境所产生的限定作用,而不仅仅是说反话。
布鲁克斯关于**“释义的异端”**的论述,质疑了这样一种假定:诗歌具有一种可从中剥离的散文式意义,而形式不过是附加在意义之上的装饰。概要可以指出一首诗的情境或论点,却不能替代原有语言所带来的体验及其组织方式。改变词语、节奏或排列方式,就会改变意义赖以产生的关系。
这一立场并非认为一切释义都毫无用处,而是区分了暂时性的解释辅助与对文学作品的充分说明。新批评的阐释常常在局部使用释义,同时拒绝将其视为批评的最终成果。
意图与读者反应
两项影响深远的论证,进一步阐明了新批评对批评证据的理解。
意图谬误
在《意图谬误》(1946)中,维姆萨特与哲学家门罗·C·比尔兹利反对将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作为阐释或评价作品的主导标准。意图谬误,就是将作者意欲达到的效果与作品实际取得的效果混为一谈。
依照这一观点,作者的自我说明并不能自动解决阐释上的争议。已发表的作品存在于公众可以接触和理解的语言之中,关于作品的主张,需要以这种语言及其惯例中可获得的证据为依据。
这一论证并不是说写作没有意图,也不要求排除一切与作者有关的事实。它所作的核心区分,在于作者个人的意图能否作为判定意义或成败的权威标准。
感受谬误
在《感受谬误》(1949)中,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批评了以作品引发的情绪效果取代对作品本身分析的做法。当对文本的判断主要建立在它给特定读者带来的感受之上时,就产生了感受谬误。
这一立场并不否认文学会激发情感,而是试图区分文本内部对情感的组织与个人心理反应的报告。后来,读者反应批评质疑了将文学作品与阅读活动如此截然分开的做法是否妥当。
批评实践与教学
新批评在制度层面最持久的成就,是使细致的文本分析成为文学教育中的常规做法。其方法使学生无须先掌握作者生平或大量历史档案,也能展开论证。关于语调、重复或意象的判断,可以对照课堂上人人都能看到的段落加以检验。
典型的解读可能从一个表面上的不一致之处入手:言说者在赞美某物,却使用了削弱这种赞美的意象。批评家会追踪相关的语言模式,区分言说者的陈述与整部作品的意蕴,并解释这种不一致如何参与构成更大的意义结构。
短篇抒情诗歌尤其适合这一程序,因为在有限篇幅内就可以对一部完整作品进行深入考察。新批评的方法也被用于戏剧和虚构叙事,但抒情诗往往充当了这一流派关于文学组织方式的隐含模型。将这一模型用于长篇小说,可能会导致对叙事的时间跨度、社会生活的广度或出版史关注不足。
新批评也影响了文学经典的构成。其特有的关注点,使它偏爱那些适于从语言的密集性、反讽以及相互平衡的张力入手分析的作品,包括玄学派诗歌和某些现代主义文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新批评家都推崇相同的作家,或以相同方式评价他们。
与其他方法的关系
新批评与俄国形式主义都将注意力投向文学形式,但两者是在不同的思想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研究手法、文学性与文学演变;新批评家则更常专注于单部作品的阐释与评价。
细读本身的范围比新批评更广。它在新批评兴起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在那些拒绝文本自主性的方法中仍居于核心地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后殖民批评,都可以在细致分析语言的同时,将其与社会关系和制度联系起来。
后来的文学理论从多个方向挑战了新批评的假设。解构保留了对语言复杂性的高度关注,却质疑矛盾能否消解为稳定的有机统一。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作品参与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话语与权力网络,而不是自主独立的客体。读者反应理论则将阅读活动与阐释共同体置于意义生成的核心位置。
批评意见与持续影响
针对新批评的一项主要批评是,它对内部结构的强调可能遮蔽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历史条件。当阐释被限制在单一文本内部的关系之中时,阶级、种族、性别、帝国、出版与读者群体等问题就可能显得次要。
它对统一性的偏好也受到质疑。如果批评预先认定每一处重要矛盾都有助于形成一个成功的整体,就可能将连贯性强加于那些始终破碎、悬而未决或刻意拒绝封闭结局的作品。当作品被预设的卓越性用来保证其统一性,而这种被认定的统一性又反过来证明其卓越性时,这一方法就可能陷入循环论证。
新批评关于客观文本证据的说法还带来了另一重困难。读者仍须判断哪些细节重要、哪些语境相关,以及各部分之间怎样的关系才具有说服力。对文本的关注能够约束阐释,却不能消除阐释所依赖的预设。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新批评逐渐失去其在英美文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然而,它的实践仍深深融入课堂讨论、考试和学术论证之中。细读得以延续,并非作为某一学派的专属方法,而是作为一种与历史研究、理论分析以及对读者和制度的考察并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