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是一种用于哲学、阐释与批评的研究进路,主要与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1930—2004)相关。它探究文本、概念和制度如何确立言语与文字、自然与文化、法律与正义等区分,以及这些区分在运作中如何使其所支撑的等级关系复杂化。解构式阅读并非仅仅从外部否定某种立场,而是考察其语言、预设与运作程序内部的张力。它所提出的典型问题是:某种被视为次要、派生或遭到排除的事物,何以反而成为被视为首要之物不可或缺的条件。
解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在文学研究中产生影响,随后扩展至法学理论、女性主义思想、后殖民批评、建筑学等领域。它既不是一套单一的学说,也不是一种标准化的阐释技术。德里达反对用定义将解构化约为一种可以移用于不同对象的方法,而批评者与实践者则发展出了具有鲜明特征的解构分析形式。因此,解构的历史既包括德里达本人的具体哲学论证,也包括一场范围更广、有时方向各异的国际思潮。
解构通常并不意味着摧毁,也不是要证明一切皆不存在,或宣称所有阐释都同样有效。它更具体地关注那些使意义、身份认同与权威得以成立、同时又使其无法完全自足的条件。围绕解构的分歧主要在于:这种探究究竟是阐明了哲学与政治之基础的限度,还是削弱了知识、判断与批评的依据。
思想渊源与兴起
解构兴起于二十世纪欧洲围绕意识、语言及哲学史展开的论争。一个重要起点是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它力求严谨地描述经验,以及对象借以获得意义的结构。德里达在其1962年出版的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法译本导论中,探讨了理想对象如何能够超越特定个体的经验而持续存在。几何学需要可重复的意义和历史传承;因此,书写并非仅仅是对那些已在思想中完成的发现所作的外在记录。它也参与促成了这些发现持久的客观性。
另一个主要思想来源是马丁·海德格尔。他提出对存在论历史进行“拆解”(Destruktion),意在松动承袭而来的概念框架,重新揭示被这些框架遮蔽的问题。德里达使用“解构”(déconstruction)一词,部分是对这一术语的回应,但他的工作并非只是延续海德格尔的思路。他还质疑:诉诸某种关于存在的本源经验,是否真能摆脱其试图取代的那些哲学上的优先地位。弗里德里希·尼采对真理与解释的批判,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无意识过程的论述,同样为质疑自我意识的透明性提供了思想资源。
解构兴起时最直接的思想背景是结构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在语言、人类学和文学分析中的应用。结构主义的解释着重于系统内部的关系,而非孤立的实体或个体的意图。德里达认可差异关系的重要性,但质疑一个系统能否围绕某个中心组织起来,而这个中心本身却不受这些关系的制约。1966年,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成为这一问题的重要论述。演讲中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讨论,也帮助德里达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关注。
1967年以法文出版的三部著作——《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和《声音与现象》——为解构提供了奠定其早期面貌的关键论述。这些著作处理的材料各不相同,分别涉及语言学理论、文学与哲学文本,以及胡塞尔的符号理论,但都在追问:为何具有自我在场性质的意义被预设为享有优先地位。后来的著作,包括同于1972年出版的《播撒》和《哲学的边缘》,进一步发展出独特的细读方式与概念创造方式。
“解构”一词的流传范围超出了德里达本人的用法。英语译本、大学教学和文学批评,使解构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美国尤为引人注目。此后,后结构主义这一标签将德里达与其他几位在不少方面各不相同的思想家归为一类。作为对接受史的概括,这种分类有其用处,但它也可能掩盖这些作者之间的分歧,毕竟他们并未组成一个统一的学派。
对在场与概念等级秩序的批判
解构的一个核心批判对象,是德里达所说的“在场形而上学”:哲学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偏好,即追求某种被认为自身即可完全呈现的本源、意义或基础。在场可以采取不同形式,包括直接的意识、最初的意图、稳定的本质,或被认为独立于其表达方式的真理。德里达并不是说所有哲学家都持有同一套学说。他考察的是,具体论证如何反复赋予某种直接性以优先地位,同时将中介与差异视为次要的复杂因素。
他提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概念,描述了赋予某种奠基性“逻各斯”的权威;这里的“逻各斯”可以是理性、言辞、意义或组织原则。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术语是“语音中心主义”,指的是言语相对于书写所享有的优先地位。言语似乎更接近思想,因为说话者仿佛在说出话语的同时,就听见并理解了它。相比之下,书写可以脱离作者而流传,也可能在脱离原初情境后遭到误解。解构追问的是:言语是否真的不具有那些被归于书写的特征——可重复性、时间上的间隔以及被误解的可能性?
问题并不在于言语和书写在所有实际层面都毫无区别,而在于,那些被用来使书写处于从属地位的特征,也有助于言语发挥作用。一个说出的词必须能够在不同场合被辨认出来;它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独一无二、只有说话者本人才能理解的事件。同样,经验中的当下也并非一个不可分割的瞬间。理解一句话,需要保留刚刚说过的内容,并预期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内容。看似直接的在场,已经包含了与当下并未呈现之物的关系。
因此,许多解构分析会考察具有等级秩序的对立:原本与摹本、自然与文化、同一与差异、心灵与身体,或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这些成对概念不只是在进行分类。其中一项往往被当作规范,另一项则被视为相对于它的偏离、补充或欠缺。解构分析追问:这种等级秩序发挥了什么作用?处于优先地位的一项,是否依赖于从属的那一项?
德里达有时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双重运动:颠倒等级秩序,并移置支撑这一秩序的概念格局。仅仅宣称书写优于言语,只会保留原有结构,同时将其中的价值高低倒转过来。移置则试图提出一种阐释,使对立双方都无法维持先前各自声称具有的自足性。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区分都失去了用处,而是改变了它们的地位:它们不再是绝对的基础,而是处于特定历史情境、内部相互依存的安排。
因此,这一批判关注的是概念权威如何建构起来,而不是揭露日常意义上的虚伪。即使一位思想家态度真诚、逻辑严谨,其论证仍可能依赖某些预设,而论证自身的运作却又动摇了这些预设。解构将这类张力视为文本中能够产生哲学洞见的特征,而不只是必须在真正的论证开始之前清除的错误。
延异、踪迹、增补与可重复性
德里达发展出一套术语,旨在揭示各种关系与依存,而不是用另一种终极基础来取代它们。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延异(différance),它结合了法语动词 différer 的两重含义:差异与延宕。这个词虽然改变了拼写,但在普通法语发音中却与 différence(差异)无法区分。因此,它既让人注意到一种只能由书写标示、却无法由言语呈现的区别,也指称使意义成为可能的空间与时间上的分化。
这一概念的语言学背景包括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符号观:符号通过系统内部的差异获得价值。词语并不以自足实体的形式拥有意义,而是通过与其他词语及用法的关系发挥作用。德里达将这一问题扩展到静态网络之外。意义也在时间中展开,并始终有待进一步限定。一个定义会引入其他术语,一句话会改变其开头词语的效力,而后来的语境则可能改变先前陈述的意义。延异并不意味着交流永远无法成功,而是说,成功的交流并不需要一种终极的、完全自我在场且不再依赖其他关系的意义。
“踪迹”指的是一个要素与非其自身之物保持关联的方式。一种同一性之所以能够被理解,是因为它区别于其他同一性,其中也包括那些缺席或被排除的可能项。因此,踪迹并不只是某种曾经完全在场之物留下的可见残余。它质疑这样一种假定:完整的在场必定在先,缺席只能随后出现。同样,德里达的“原书写”指的是一种普遍的差异化与可重复性结构,而不是关于文字在历史上先于口语出现的假说。
“增补”这一概念尤其是在对让-雅克·卢梭的解读中发展起来的,它指认这样一种事物:表面上,它被添加到一个已经完整的原本之上;但与此同时,它也填补了原本内部的欠缺。书写可以被描述为言语的附加物,但书写对于保存和交流的必要性又表明,言语原本就不是自足的。增补的双重作用动摇了可有可无的附加物与不可或缺的支撑之间的清晰界限。与此相关的另一项分析涉及柏拉图《斐德若篇》中的希腊词 pharmakon:书写在其中既与解药相联系,也与毒药相联系,因而无法简单地将有益的记忆与有害的外在辅助截然划分。
“可重复性”指的是使一个标记、一句言说或一种实践能够在不同场合发挥作用的可重复特征。一个签名必须能够被辨认为同一个签名,但这种可辨认性也使模仿成为可能。一个表达可以在原说话者不在场的情况下被引用、搬演或重新使用。这些可能性并不只是某种原本纯粹的交流偶然遭到的破坏;它们本就属于使交流成为可能的可重复结构。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术语 aporia(疑难),指的是这样一种僵局:一些必须满足的要求无法通过一条简单明了的规则得到调和。这些术语并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不确定性的别称。每个术语都将注意力引向一种特定结构:关系性的意义、构成性的缺席、相互依存的增补、伴随变化的重复,或彼此冲突的要求。
阅读实践与阐释的地位
解构式阅读通常从持续关注某一具体文本入手,而不是套用一套普遍适用的核查清单。它考察定义、隐喻、例子、语法结构、被排除的内容,以及看似无关紧要的限定。一个脚注或边缘性的例子,如果揭示了主要论证所遮蔽的依赖关系,就可能变得重要。对细节的这种关注,既解释了这一进路为何与阅读中的细读实践相契合,也解释了其评论文章为何往往篇幅很长。
一种典型的做法是,先厘清某一论证明示的概念组织方式,再考察文本的实际运作如何使这一组织方式复杂化。如果作者将自然的直接性置于人为的中介作用之上,解读便可能追问:要辨认出这种直接性,需要借助哪些再现、惯例或替代?其目的不只是找出某个孤立的矛盾,而是揭示这种张力为何产生于该论证自身的可能性条件。
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对卢梭的解读,展示了这一做法。卢梭的论述将书写与缺席以及鲜活言语的衰弱联系起来,然而书写也保存了言语,使跨越缺席的交流成为可能。这种起补充作用的手段威胁着它所支持的东西,同时又支持着据称没有它也已完整的东西。这一阐释的关键,在于卢梭明言的价值判断与其描述所发挥的概念作用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不能被简化为一种心理层面的判断,仿佛是在断言卢梭内心暗自相信什么。
备受争议的表述 il n’y a pas de hors-texte,常被译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提出的。它并非直接否认物理实在或历史事件,而是拒绝诉诸一种纯粹的、未经阐释的外部,仿佛它自身无须置于语境中理解,就能确定文本的意义。德里达扩展了“文本”一词的用法,使其涵盖指涉网络、制度、实践与历史差异,而不局限于印刷文字。
不过,阐释仍然受到约束。词汇、句法、文献证据、体裁、历史情境以及论证的组织方式都很重要。忽视这些特征的解读,不能仅靠诉诸不稳定性来证明自身合理。解构式阐释通常主张,其结论来自对所读材料格外细致的关注。
这里仍然存在一种实质性的方法论张力。如果解构不是一种可重复运用的方法,就很难预先说明,什么才算一次成功的解构。然而,若把每一种富有创意的重新阐释都视为解构,这个术语就几乎失去了内涵。更准确地说,解构所指的解读,要揭示一种概念组织或文本组织如何依赖于它无法充分承认或掌控的关系。这既不同于一般的挑错,也不同于不受约束的重新阐释。
文学批评与制度性传播
解构在文学研究中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在这一领域,修辞语言、叙事权威和阐释限度等问题原本就处于核心位置。解构的接受过程与此前的细读实践有所交汇,但它质疑这样一种预期:成功的阐释应当化解作品内部的张力,使其成为连贯的统一体。相反,文学文本可能揭示出一种持续的冲突:它表面上所说的内容,与其修辞组织所开启的意义可能性之间,并不一致。
保罗·德曼是这一发展的核心人物。在《盲视与洞见》(1971)和《阅读的寓言》(1979)等著作中,他考察了语法、修辞与指涉之间的张力。一个在语法上可以理解的表达,未必足以确定某个句子究竟是在按字面、以比喻还是以反讽的方式发挥作用。他的阅读着力寻找这样的时刻:文本借以提出某项主张的语言,同时也阻碍了对该主张作出稳定的判定。他对修辞的侧重,有别于德里达对哲学制度与概念史更为广泛的探究。
在耶鲁大学,德曼、J. 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鲁姆尽管彼此存在重大差异,仍被归入后来所谓的“耶鲁学派”。1979年出版的论文集《解构与批评》收录了这四位批评家以及德里达的文章。不应将这一归类误认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纲领:布鲁姆的诗歌影响理论、哈特曼的阐释实践与德曼的修辞分析并不相同。不过,这一依托学术机构形成的标签,仍有助于使解构成为英语文学研究中一种辨识度鲜明的思潮。
翻译是另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传播渠道。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翻译的《论文字学》英译本于1976年出版,并附有一篇长篇译者序,影响了英语读者接触和理解德里达著作的方式。芭芭拉·约翰逊的《批评的差异》(1980)展示了解构式阅读如何在探讨文学文本的同时,审视批评者自身的预设。由此,文学批评不再只是哲学的应用领域,也成为解构获得不同研究对象与操作方式的场所。
这一进路也改变了人们处理作者、体裁和文本边界等范畴的方式。作者意图仍是相关证据,却不再充当不容置疑的最终权威。序言、标题、译本及其他框架性要素,能够参与塑造一部作品之所以为该作品的特性,而非仅仅围绕在一个业已完整的对象之外。叙事声音和修辞语言,也不再只是有待分类罗列的特征,而成为关乎意义如何生成的问题。
解构在学术体制中地位的上升,引发了围绕教学与学科宗旨的争议。支持者看重它对阐释预设的揭示,以及艰深文本所要求的精确性。批评者则质疑,繁复的修辞分析是否挤占了历史解释的位置,或鼓励了不接受纠正的阅读方式。这些争论不仅涉及哲学命题,也关乎大学文学研究应当教授什么,以及应当以何种证据为依据。
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及精神分析的交汇
解构对等级化二元对立的考察,使其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非整齐划一,也并非毫无争议。对男性与女性、理性与情感、公共与私人等对立的分析,可以追问那些被视为中立的范畴是否暗含了性别预设。德里达以“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一词,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对再现体系中男性特权的探究联系起来。问题不只在于女性被排除在一个原本完整的普遍性框架之外,还在于这一框架对普遍性的宣称本身,可能恰恰依赖于这种排除。
女性主义思想家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方案,而非单一的解构立场。例如,露丝·伊里格蕾的《他者女人的窥镜》(1974年)审视了哲学与精神分析对性差异的再现。她的思想不能被归结为德里达思想的一个分支,但它参与了一场更广泛的争论:沿袭下来的概念语言,能否表达那些被它自身建构为从属者或他者的存在。另一方面,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质疑,动摇“女人”这一范畴是否会削弱集体政治诉求的基础。由此产生的分歧,涉及对身份范畴的批判与这些范畴的实际运用之间的关系。
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斯皮瓦克将解构式阅读与马克思主义及女性主义分析相结合。《底层人能说话吗?》(1988年)探讨了再现、殖民知识,以及边缘化主体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被主导性制度理解等问题。其论点并不是说受支配者确实无法开口说话,而是追问:当政治与认识层面的既有安排将他们的话语转化为既定范畴时,这些话语能否获得被认可的能动性。
这类研究将关注点从抽象的不稳定性转向档案、教育、翻译及殖民行政等具体问题。一份殖民时期的文献可能保存了某一行动的证据,却又通过某些范畴来界定参与者,从而歪曲他们的意图。阅读这样的记录,既需要进行历史考证,也需要关注它得以成为记录所凭借的概念框架。在这种情境下,解构并不取代实证研究,而是追问证据与权威性描述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德里达对精神分析的探讨,同样涉及中介结构与分裂的能动性。在首次发表于1966年的《弗洛伊德与书写场景》中,他考察了弗洛伊德关于记忆与铭写的模型。记忆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单纯储存完全在场的经验的仓库,而是一个由痕迹、差异及后续重构所塑造的系统。这与解构对透明的自我在场的批判形成了呼应。
这些交汇也显露出跨学科借用的限度。关于文本意义的论证,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对经济剥削、性别关系或心理发展的解释。因此,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与精神分析对解构的运用各不相同,具体取决于它们还结合了哪些历史、社会与理论解释。
法律、正义与政治责任
解构进入法理学领域,部分源于围绕解释以及法律区分的不稳定性展开的争论。与批判法学运动相关的学者考察了法律推理如何将个人自主与社会责任等相互对立的原则组织起来,却无法在每个案件中都给出政治上中立的解决方案。解构式阅读提供了一些途径,用以探究某个法律范畴如何依赖于其正式表述所置于从属地位的例外或对照范畴。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判断都同样合理,也不意味着法律制度不受任何实际约束。
德里达在《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中直接讨论了这些问题。这篇文章于1989年首次以演讲形式发表,随后以不同形式出版。他将可解构的法律与正义区分开来,并将后者描述为不可解构的。法律由历史上确立的规则、程序、分类以及可强制执行的裁决构成。这些都可以被解释、批判和改变。正义则指向一种要求,它既无法与任何现存法律秩序完全等同,也无法被化约为一套定型的公式。
这一区分涉及判断中的一种结构性难题。规则必须具有足够的普遍性,才能适用于不同案件;但公正的裁决也必须关注眼前具体的人与情境。仅仅套用既定程序可能会延续不公;完全无视规则又会使裁决流于任意。负责任的判断必须兼顾这两项要求,却无法获得任何终极保证,确认自己已充分做到了这一点。在此语境中,“不可判定性”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而是指一项决定若要超出机械执行的层次,就必须经历的处境。
德里达关于好客、宽恕与民主的著作中也出现了相关论述。无条件的好客意味着不预设限制地接纳来者,而现实中的制度则会设立边界、身份以及准入条件。如果只有在惩罚、偿还或悔过已使过错变得可以宽恕之后,才给予宽恕,那么宽恕在概念上就会陷入困境。这些分析区分了无条件的要求与集体生活所必需的有条件安排,而非提供直接明了的政策指引。
同样,“将至的民主”这一说法并不是对某种未来政体的预测。它表明,民主秩序始终必须回应进一步包容与批判的可能性,而现有制度终究无法穷尽这些可能性。《马克思的幽灵》(1993年)将这一关切与遗产继承、对逝者及尚未出生者的责任,以及苏联式政权崩溃之后正义诉求的持续存在联系起来。
这些论证能否提供充分的政治指引,至今仍有争议。支持者强调,让法律与制度始终向批判开放十分重要。批评者则追问,无条件的要求如何能够帮助人们在相互竞争的政策之间作出取舍,或解决紧迫的冲突。这一分歧涉及对责任的哲学阐释与制度性判断所需的具体标准之间的关系。
建筑、视觉文化与翻译
解构与建筑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尤为显著。建筑师与理论家探索了打破常规的几何形态、结构与装饰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以及统一建筑构图之外的其他可能。彼得·艾森曼和伯纳德·屈米直接与德里达的著作展开对话,德里达也参与了有关设计的交流。他们的合作与分歧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建筑形式能否挑战既有的秩序观念,而不只是在建筑中表现哲学思想。
1988年,菲利普·约翰逊与马克·威格利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划了“解构主义建筑”展,推动解构主义建筑成为一种建筑流派的名称。展览展出了弗兰克·盖里、丹尼尔·里伯斯金、雷姆·库哈斯、彼得·艾森曼、扎哈·哈迪德、蓝天组及伯纳德·屈米的作品。它汇集的是多种不同的实践,而非同一哲学运动的成员。展览名称还呼应了俄国构成主义的传统,因此,“解构主义建筑”所指的内容,比笼统地将德里达思想应用于建筑更为具体。
破碎的表面、错位的网格以及看似相互冲突的体量,都可以与解构主义建筑设计联系起来,但单凭视觉上的破常规效果,并不足以构成哲学意义上的解构。一座建筑看起来可能并不稳定,却仍然依赖有关功能、作者身份或城市组织方式的常规假设。反过来,一项建筑干预也可能质疑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分,而不采用显眼的破碎形式。因此,两者在历史上的联系确实存在,却不能简化为一种共同的视觉风格。
在视觉艺术与美学领域,解构促使人们关注框架、边界、标题、签名以及展示机构。德里达的《绘画中的真理》(1978年)探讨的问题之一是“附饰”(parergon):它看似只是作品的附属物,例如画框或装饰,却又参与确立作品作为作品的身份。这一问题与“增补”问题相似,但它是通过有关审美判断的具体问题展开的。作品在哪里结束、其语境从哪里开始,往往无法在不考察划定边界的装置本身的情况下确定。
翻译提出了一个相关问题:如何在差异中维持同一性。译文必须保留某种可辨识的东西,同时又改变它赖以呈现的语言关系。具有重要哲学意义的术语,可能承载着互不相容的含义、历史联想或文字游戏,任何单一的替代词都无法将这些全部再现。“延异”(Différance)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解释可以传达它在概念上的作用,但通常的翻译无法再现它在法语中独特的书写与发音关系。
因此,解构取向的翻译观既拒绝透明对等的观念,也不认同翻译在实践中不可能实现的结论。它们考察文本通过哪些选择得以进入另一种语言,以及这些选择带来了怎样的转变。这一关切同样适用于解构自身在国际上的接受过程:法语哲学词汇在英语世界的文学研究、法学研究与文化批评中获得了不同的含义。
批评与持续的哲学争论
一种反复出现的反对意见是,解构削弱了自身主张的有效性。批评者问道:如果意义从来都不是完全稳定的,那么关于意义不稳定的陈述又如何能够被断言为真?如果每一种概念区分都可以受到质疑,为什么解构自身所作的区分就应当被接受?辩护者回应说,依赖语言和语境并不妨碍提出有充分理由支持的主张;它所排除的,是这些主张成为绝对自我奠基的可能。争论的焦点在于:批评是否需要终极基础,还是可以依据可修正、植根于具体处境的理由展开。
另一场争论涉及语境与意图。德里达发表于1972年的《签名、事件、语境》考察了J. L. 奥斯汀对施为话语的论述,并主张可重复性——包括被引用的可能性——是日常交际本身的特征,而非仅仅存在于例外情形之中。约翰·塞尔在1977年的回应中,捍卫了他认为遭到德里达曲解的若干区分,其中包括涉及意图以及语言的非严肃使用的区分。德里达以《Limited Inc a b c …》作答;这些交锋后来连同补充材料一起收入《Limited Inc》(1988)。
这场分歧并非简单地发生在一位相信意义存在的哲学家与一位不相信意义存在的哲学家之间。它关乎应当如何解释有意图的交际,偏离日常用法的情形是否可以被视为外在于日常用法的基本结构,以及一种语言理论需要将语境明确到何种程度。双方交锋中的论战语气有时遮蔽了这些实质性问题,同时也强化了人们对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存在鸿沟的印象。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中提出了另一种批评。他质疑那些似乎将文学批评或修辞批评扩展为对理性的全面批判的进路,认为社会批判需要可辩护的有效性标准。德里达的辩护者既反对这种对其著作的解读,也反对解构消除了理性区分这一假定。这场争论将阐释问题与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批评如何能够挑战承袭而来的理性形式,同时又不放弃批评自身赖以展开的根据。
对解构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指控仍然十分常见,但这些指控需要加以区分。解构质疑概念体系能够完全封闭的主张;在逻辑上,这并不意味着证据无关紧要、所有信念都同样有效,或一切都毫无意义。不过,具体的解构式阅读仍可能因证据薄弱、文字游戏牵强、历史语境交代不足,或未能区分说服力较强与较弱的阐释而受到批评。这类反对意见针对的是论证的质量,而不只是笼统地贴上一个标签。
解构究竟主要是一种阅读实践、一种关于意义的哲学论述,还是一种面向既有范畴所排除之物的伦理取向,对此的争论也仍在继续。德里达的著作将这些维度联系起来,却没有把它们化约为单一的系统理论。因此,评价一个解构式论证,需要辨明它的具体对象:是关于某一段落的主张,是对语言可重复性的阐释,是对法律判断的分析,还是要求某个机构向那些尚未得到其充分承认的人保持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