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是社会与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术语,指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个人或群体。这一概念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尤具影响力,着重关注那些利益、行动和知识遭到主导政治制度与表述体系边缘化的人群。它的主要思想背景包括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述、研究南亚历史的庶民研究路径,以及与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相关的再现与代表问题之争。这些思想传统对该术语的用法各不相同:它可以泛指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也可以更狭义地指这样一种处境,即通向获得认可的政治发言与代表渠道的道路受到结构性阻碍。
词源与葛兰西的用法
英语中的 subaltern 一词,最终源自表示从属地位的拉丁语词汇。在被引入社会理论之前,它在军事术语和传统逻辑学中已有固定用法:在军事语境中,它指低阶委任军官;在逻辑学中,它描述命题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这些含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的用法有所区别。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被监禁期间撰写的《狱中札记》中,发展了庶民社会群体这一概念。他讨论的是受支配阶级的主动作为与权威制约的群体;这些群体的历史往往以零散片段呈现,而非关于自主政治组织的连续叙述。
对葛兰西而言,从属状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匮乏,还涉及政治权威与文化霸权的组织方式,即支配群体借以确立领导地位、获取认同并实施强制的过程。学校、宗教组织和报刊等公民社会机构,都可能帮助维持这种领导地位。
庶民群体并不必然是被动的。他们能够反抗、组织起来、结成联盟,并发展独立的政治方案。然而,他们的行动往往仍然受到主导制度以及从属群体内部各种分歧的限制。因此,葛兰西将庶民性视为一种历史与政治关系,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身份。
庶民研究与南亚历史
通过庶民研究这一学术计划,该概念在历史研究中获得了独特的应用。这个计划最初与拉纳吉特·古哈密切相关。《庶民研究:南亚历史与社会论集》第一卷于1982年出版。
早期参与者质疑那些主要将政治主动性归于殖民统治者、受教育的精英或民族主义领袖的印度历史叙述。他们试图从农民、工人、部落社群及其他从属人群自身的处境与逻辑出发,考察其政治活动。
其中一个核心论点是,民众动员不能总被解释为精英观念自上而下传播的结果。乡村起义及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也可能产生于地方关系、宗教观念、社群制度和受剥削的经历。庶民研究质疑将此类行动仅仅描绘为自发、非理性或政治上不成熟的做法。
早期研究路径区分了精英政治领域与相对自主的庶民政治领域。“自主”并不意味着完全隔绝:民众运动会与精英组织、市场和殖民行政机构发生互动。这一论断强调的是,民众运动的目标与组织形式不能被化约为精英领袖的目标与组织形式。
随着时间推移,参与者及相关学者日益重视话语、文化差异与知识生产。这一转向使庶民研究与解构及后殖民文学批评展开了更密切的对话,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经济关系和物质剥削在历史解释中应占何种地位的争论。
再现、代表与《庶民能说话吗?》
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在《庶民能说话吗?》中,对这一术语提出了一种更为严格且影响深远的解释。该文广受讨论的一个版本发表于1988年。她考察的是:当某些人的自我叙述难以在主导知识体系中得到承认时,知识分子与机构如何声称自己能够代表他们。
文章标题并不只是问处于从属地位的人能否开口说话。它关注的是,他们的言说能否获得承认,而不被更有权势的阐释者所强加的范畴取代或重新塑造。一个人或许能够发言、反抗,或留下表明自身意图的证据,但保存与解释这些证据的机构却可能无法识别其中的含义。
斯皮瓦克借鉴了政治代表与再现之间的区分:前者指代他人发言或行动,后者指描绘或阐释。当学者认定自己的描述能够透明地传达研究对象的利益时,这两种活动就可能纠缠在一起。
她对殖民时期印度寡妇殉夫之争的分析,探讨了殖民统治的辩护话语与本土父权主张如何都可能排挤女性自身的视角。因此,性别在她的论述中居于核心地位:一个人在被殖民人口中处于从属地位,同时也可能在家庭和社群内部处于从属地位。
按照这种更严格的用法,庶民不能与所有受压迫或受歧视的情形等同起来。一个拥有成熟组织、能够参与受认可的政治辩论的弱势群体,与那些诉求无法进入这些渠道的人,可能处于不同的位置。人们对斯皮瓦克论点的解读并不一致,尤其是在结构性排斥与政治能动性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上。
适用范围与相关概念
庶民性与若干概念有所重叠,但并不等同:
- 贫困:贫困涉及资源匮乏。庶民分析则追问,权力如何同时塑造组织方式、认可机制以及生产知识的权威。经济匮乏可能促成庶民处境,但不能完全界定它。
- **社会阶级:**阶级分析强调人们与生产、财产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庶民研究路径还可能考察阶级与种姓制度、性别、族群性及殖民地位之间的相互作用。
- **边缘化:**这是对被排除在资源或制度之外的更宽泛描述。庶民一词的某些用法,指向政治代表渠道受到阻断这一更具体的情形。
- **少数群体地位:**人数较少的群体不一定处于从属地位,而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也不一定是人数上的少数。
- 被殖民人群:殖民定居是这一概念许多应用中的核心问题,但被殖民社会内部也存在自身的等级结构。因此,不能想当然地将被殖民社会中的精英与从属人群视为处于同一位置。
这一术语表达的是一种关系,而非普适的人口分类标签。一个群体可能在某种情境中处于从属地位,却在另一种情境中行使权威。其地位也可能随着政治组织、经济转型或进入制度渠道的机会而改变。
证据与研究方法
庶民研究路径影响了史学史、人类学、文学批评,以及有关性别和殖民知识的研究。一个反复出现的方法论难题是,留存下来的记录往往出自官员、地主、雇主或其他权威人士之手。
例如,警方报告与法庭记录可能保存了民众行动的证据,却将其归类为犯罪、骚乱或迷信。因此,研究者不仅考察这些文献记载了什么,还会追问它们为何形成、服务于谁的目的,以及遗漏了什么。
其他证据可以包括口头传统、歌曲、请愿书、自传性叙述和实物。民族志研究有助于揭示官方记录中缺失的意义。但这些材料都无法提供完全未经中介的声音:证言取决于其产生的情境,记忆会随时间改变,而翻译也可能改变意义。
因此,社会研究中的反思性十分重要。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使用的语言、所处的制度位置以及编辑取舍,都会影响人们的叙述如何转化为学术知识。发掘被忽视的证据与承认解释这些证据的局限,是彼此相关但并不相同的任务。
批评与争论
一种批评针对这一范畴过于宽泛。将农民、工人、受压制种姓及其他人群统合于同一术语之下,可能掩盖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不平等。关注性别的批评也同样质疑那些将社群视为统一政治主体、却忽略其内部等级结构的叙述。
另一场争论涉及自主性。强调独立的民众政治,可以纠正以精英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但也可能夸大精英与从属群体各自政治世界之间的隔阂,或将反抗浪漫化。
对后期后殖民研究路径持批评态度者认为,对话语的关注可能挤占对资本主义、劳动和物质不平等的分析。支持者则认为,如果不考察人口群体借以受到治理和再现的那些范畴,就无法充分解释经济权力。
这一术语在地理范围上的扩展也引发了问题。将其应用于南亚以外的地区,开辟了比较研究的空间;但在某一历史情境中形成的概念,可能遮蔽其他地区在征服、种族化、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组织方面的不同历史。它是否具有分析价值,取决于能否明确指出,在特定情境中,究竟是哪些制度、关系与排斥形式使某个群体成为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