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中的反身性,是系统考察研究如何受到研究者自身、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关系,以及知识生产所处的思想和制度条件的塑造。它关注各种预设、社会位置、方法、情绪和决策如何影响哪些材料被视为证据,以及这些证据如何得到解释。反身性在定性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尤为突出,也同样适用于调查、实验、统计分析和计算研究。
反身性将研究者视为知识生产的参与者,而不是完全置身于所研究的社会世界之外的观察者。其目的不只是披露个人特征或承认可能存在的偏差,而是考察这些因素对具体研究论断有何影响。
含义与范围
研究涉及一系列选择:哪些问题重要,使用哪些类别,征询哪些人的叙述,以及什么样的解释才有说服力。反身性探究将这些选择,以及使这些选择显得合理的条件,都纳入考察范围。
以下三个问题概括了反身性的大部分关注范围:
- 研究对象是如何被构成的? 一项研究可能将“家户”“社区”或“就业”视为不言自明的单位,但这些单位的边界实际上取决于理论预设、行政定义和当地的意义体系。
- 研究关系如何塑造证据? 参与者对研究者的权威、所属机构或意图的理解不同,回应方式也可能不同。
- 解释与再现如何塑造研究发现? 编码、引文选取、翻译、统计建模和写作都涉及决策,而这些决策会影响最终呈现的论述。
反身性与反思有关,但两者并不相同。反思可以指回顾某段经历,或评估某项程序是否奏效。反身性则更具体地指将探究转向使观察和解释成为可能的关系与条件本身。这一区分具有实用价值,但并非普遍统一的标准。
反身性也不同于反应性,后者指人们因受到研究而发生的行为变化。讨论反应性时,人们经常提到霍桑效应;而反身性关注的影响范围更广,其中包括研究者进入研究场域之前,以及数据收集结束之后就已存在或仍在起作用的影响。
思想发展
反身性并无单一源头,而是有多条思想脉络。解释取向的研究质疑:如果不考察行动者赋予社会行动的意义,是否就能理解这些行动?符号互动论强调意义在互动中形成,有助于确立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接触本身的重要性。
在民族志中,持续的参与观察使研究者的人际关系、进入研究场域的条件及其解释角色格外显著。后来,人类学界的争论进一步审视了民族志写作的权威、对田野经历的选择性呈现,以及许多研究接触所处的殖民背景。詹姆斯·克利福德与乔治·E. 马库斯主编、于1986年出版的《写文化》,是民族志再现问题争论中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挑战了这样一种观念:知识可以完全脱离认识者的社会位置。关于情境知识的研究强调,知识产生于特定的位置和关系之中,但同时反对由此推断所有论述都同样充分。后殖民主义取向也考察了沿袭下来的分类方式及不平等的研究关系如何影响对其他社会的再现。
皮埃尔·布迪厄发展出一种反身社会学,考察研究者在学术机构中的位置、其思维倾向,以及他们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在这一取向中,仅有自传式的自我认识并不足够:学术知识生产的社会组织方式本身也必须受到考察。布迪厄与洛伊克·瓦康于1992年共同出版的《反身社会学导引》,是这一立场的重要论述。
常人方法学中的特定含义
在与哈罗德·加芬克尔密切相关的常人方法学中,反身性有更为特定的含义。人们对社会情境的描述,并不只是描绘某种独立存在的秩序;这些描述也使该秩序变得可辨认,并在实际行动中可以理解。
例如,将一次聚会描述为“正式会议”,有助于确立应当如何理解参与者的行动。这种构成性的反身性是日常社会实践的一项特征,而不只是研究者有意识的自我审视。它与方法论反身性有关,但不应将两者等同起来。
主要维度
不同作者对反身性的分类有所不同。以下维度往往相互交叠。
个人与位置反身性
这一维度关注研究者的个人经历、价值立场、经验、情绪及其位置性,即研究者在相关社会关系和等级结构中的位置。性别、阶级、族群性、职业、语言和机构归属,都可能影响进入研究场域的机会、信任关系与解释过程。
这些特征并不会机械地决定研究者的理解。它们的意义取决于具体情境,以及参与者如何解读这些特征。研究者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内部人,在另一方面却是外部人,而且这些关系可能随着项目的推进而改变。
关系反身性
关系反身性考察知识如何在互动中产生。例如,访谈中的叙述,是对特定的人在特定情境下提出的特定问题的回应。它们并非储存在参与者那里、随后原封不动地转交给研究者的信息。
因此,需要关注的还包括融洽关系、分歧、沉默、参与者感知到的期待,以及研究过程中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一次气氛异常融洽、受访者处处表示赞同的访谈,可能反映相互理解、顺从、策略性的自我呈现,也可能同时包含其中几种情况。
认识论与方法论反身性
这一维度关注有关知识的预设,以及研究技术所产生的影响。它追问:理论框架、抽样决策、研究工具和分析程序,如何使某些现象显现出来,同时遮蔽另一些现象?
调查中的某个类别可能将不符合其回答选项的经历排除在外。统计模型可能通过合并具有不同模式的群体,使某种关系显得稳定。访谈研究可能更有利于那些善于进行长篇口头叙述的参与者。这些问题将反身性与认识论联系起来,但它们要求考察具体的方法论后果,而不能仅停留在哲学立场的宣示上。
制度与学科反身性
资助重点、发表惯例、职业激励和学科传统,都会影响研究者提出哪些问题,以及哪些研究发现得以传播。制度反身性考察这些条件,包括政策要求或资助方采用的类别如何塑造研究项目。
它也关注学术描述所具有的权威。研究中的类别可能进入公共行政或日常语言,并改变其所描述的实践。这使反身性与有关施为性及知识的社会影响的讨论联系起来。
贯穿研究过程的反身性
反身性可以贯穿整个项目,而不是只在最终报告的“局限性”一节中出现。
| 阶段 | 反身性问题 | 可采用的记录或程序 |
|---|---|---|
| 研究设计 | 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问题由谁界定,其界定方式又是什么? | 设计备忘录、类别审查、征询受影响群体的意见 |
| 场域准入与招募 | 谁能够参与,谁被排除在外,进入研究场域又取决于什么? | 招募记录、有关把关过程及拒绝参与情况的记录 |
| 数据生产 | 情境、问题和研究者的行为如何塑造回应? | 田野笔记、访谈备忘录、程序变更记录 |
| 分析 | 哪些预设引导了解释,哪些材料对这些预设构成挑战? | 分析备忘录、考察不符合既有解释的案例、比较其他可能的解读 |
| 写作与传播 | 谁的声音得到了呈现?发表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 说明引文选择的理由,关注匿名性与解释权威 |
反身性日志可以记录预期、情绪反应、出乎意料的情况,以及解释的变化。它的分析价值在于将这些观察与研究决策联系起来。例如,记录访谈中的不适感,如果有助于解释研究者为何回避某个问题、过早作出某种解释,或改变了与参与者的关系,就具有了方法论意义。
团队讨论和同行评审能够揭示个别研究者难以察觉的预设。参与者的反馈可以帮助发现误解,但参与者表示认同,并不意味着每一项分析论断都自动得到验证。参与者之间可能意见不一,对社会过程的解释也不必与行动者自身的叙述完全一致。
在定性研究之外的应用
反身性并非解释性方法所独有。在定量研究中,它可以包括考察概念如何被操作化、缺失数据如何产生、为何选择特定比较,以及建模选择如何影响结果。这类考察是对测量、估计和不确定性方面的形式化检验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在数字研究和机器学习中,反身性问题涉及数据集的来源、标签的构建、经由平台获得数据的条件,以及可获得的数据与所研究总体之间的关系。大型数据集可能保留了制度性的分类方式或排斥模式,而不是提供一份未经中介的社会生活记录。
例如,关于某项公共服务的投诉记录,不仅取决于服务质量,还取决于人们能否使用投诉渠道、对制度是否有信心,以及行政记录的具体做法。反身性分析会区分记录的生成过程,与这些记录意在衡量的现象。
客观性、伦理与质量
反身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客观性。在许多研究取向中,它通过使相关预设和决策接受审视,让知识更经得起检验与问责。另一些取向则更强调,所有论述都具有局部性和情境性。这些立场虽有差异,但在逻辑上都不要求将每一种解释视为同样可信。
承认认知偏差只是反身性的一部分。证据质量、其他可能的解释,以及论断与方法之间是否契合,仍然十分重要。位置性声明不能代替对解释如何从研究材料中得出的论证。
反身性也与研究伦理相互交织。它可以揭示正式知情同意程序未能充分涵盖的依赖关系、相互冲突的责任或风险。不过,关于信息披露的决定仍须顾及数据隐私:即使隐去了姓名,对关系和田野场景的详细描述仍可能暴露参与者的身份。履行伦理责任,并不要求将研究接触的每个方面都公之于众。
局限与争论
一种反复出现的批评是,反身性可能沦为仪式化的披露:研究者列出个人特征,或承认这些特征会产生影响,却不说明它们对研究设计或解释有何后果。这样的声明或许表明研究者具备某种意识,却没有真正探究知识的生产过程。
另一种风险是过度关注自我。对研究者感受的冗长叙述,可能挤占对参与者经历或所研究社会过程的讨论空间。个人材料具有分析价值,是因为其相关性得到了说明,而不只是因为它坦诚。
反身性也受到自我认识局限的制约。研究者不可能完全识别塑造其工作的每一项预设或制度影响。因此,将反身性视为完全透明,反而可能造成一种误导,仿佛研究者已经掌握了自身工作的全部条件。集体批评、方法过程的记录,以及对修正保持开放,有助于应对这一局限,但不能将其消除。
最后,目前并不存在普遍认可的量表,用于衡量一项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反身性。通常,更有力的评价不是简单统计研究者表达自我意识的次数,而是考察反身性分析是否改变了具体可辨的论断,或为其加上了必要限定,是否揭示了具有重要后果的决策,以及是否澄清了研究发现在何种条件下成立。